全球价值链区块化

1. 2021年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背景下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哪些建议

摘要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以及在这些行业拥有专长的地区：东亚、北美和西欧。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均深度参与到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之中，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展创新活动。相比之下，非洲、拉美和中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嵌入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把重点放在加工装配等低端、有形的制造业生产活动上。

2. 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别和联系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对区域价值链的主导权提出了要求。若"一带一路"战略在经济上可行,中国将从嵌入欧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转换为自我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本文基于WIOD数据和KPWW方法,利用RCA指数、RGVCA指数和价值链位置指数等指标,从价值链转换的条件以及转换后的影响这两个角度,探讨这一可行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互补性均强于竞争性,且中国占据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具备主导区域价值链的条件。

3. 为什么说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定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优势各自凸显，在全球价值链上形成了互利互补的经贸关系，有着共同的经贸利益。从贸易结构来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而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两国间贸易遵循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资源配置市场化原则，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广泛覆盖基础制造业的各项产品（机电产品、家用电器、文体用品、纺织品等），美国对中国则保持了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出口优势（飞机、汽车、集成电路等），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产业结构来看，作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中国既是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的“世界工厂”，又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优质人力资源，形成了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制造产业。而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总体的中低端位置相比，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先发优势，使其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实力和服务产业竞争力，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中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中国低价优质、门类齐全的商品则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能力，弥补了美国传统制造业外移、高消费低储蓄带来的经济结构缺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高度互补的贸易关系，既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基础，更是两国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强劲驱动力。
中美贸易逆差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敏感问题。特别是美方统计显示2017年对中国贸易逆差达到再创历史新高的3752亿美元，使得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但对此问题我们亦应客观理性地加以分析。从根本上讲，美中两国间的贸易逆差是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必然结果，是由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单边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美中两国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产业优势的显著差异带来两者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垂直位差。美国居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位于中低端位置，基础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产品供应链完整。中美两国互相进口商品的互补性十分明显，美国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制成品，两国在双边贸易投资中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中美贸易顺差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而美国则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均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而且，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改善，中美间货物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需要说明的是，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占比高达61%。由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差异，相较于中国在低端加工环节中赚取的低附加值，美国在高端的设计、市场和零部件供应环节获得了巨大的产业和商业利益。另一方面，美元既是世界强势货币也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消费结构使得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成为常态化现象。而大量来自中国优质低价商品满足了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对美国目前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在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的同时，对于美国控制通胀水平和完成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客观实际情况是，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顺差虽然在中方而获益却是两国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美国在其能源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对中国长期采取严格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由此可见，中美间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国际分工基础上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客观结果，既不应以“零和游戏”的规则加以评判，更不应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的借口。

4. 如何全面理解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现象其对全球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什么

全球价值链分工，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5. 求助：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KOOPMAN等提出的

什么是价值链?理论上“价值链”这一概念，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是无处不在的，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行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用波特的话来说：“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由一连串企业内部物质与技术上的具体活动与利润所构成，当你和其他企业竞争时，其实是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竞争，而不是某一项活动的竞争。”（深圳商报记者袁磊综合整理）作者:深圳商报记者袁磊综合整理/szsb/20040531/ca960122.htm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卡洛斯·马格利尼奥斯：本地工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2004年05月31日04:29深圳商报当今全球企业面对的新兴企业环境是个什么样？也许最恰当的回答是生产的高度全球化。飞速的技术进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国际规章制度的强制执行都推动了全球价值链（GVCs）和生产网络（GPNs）的逐步延伸。这一全球商业场景增加了提高收入和提供就业的机会，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利用全球市场来挣的外汇，将出口产品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能够因此而掌握新技术，并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这也将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产业环境置于更大的竞争压力下，迫使它们改善物质的基础设施并改善营商环境。此外，小企业和新企业一般不具有比较优势，更容易受到强化的竞争压力的伤害。亚洲国家与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及其生产商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从而为更大的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东亚和中国，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在这里讨论涉及到三个部门：纺织品、电子产品和汽车。它们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中有典型意义。纺织产业方面，整个制造过程中部分环节的迁移，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是从北美和西欧转移到日本。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香港、台湾和韩国成为成衣生产中心。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全球纺织品和成衣的大半转移到中国大陆和若干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南亚国家进入了这一行列，而同时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份额则在下降。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在美国成衣进口中占的比重从1983年的8％，上升到2001年的12％（东南亚），以及中国的8％到14％。如果以成衣出口量10亿美元为基准，1980年的全球主要出口国家地区是香港、韩国、台湾、中国大陆及美国。到1990年则要增加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到2000年，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也进入了这一行列。在电子产业方面，亚洲国家参与全球生产体系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企业向中国台湾、香港和韩国发放许可证，最初是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和手持计算器。从60年代后期起，美国和西欧的企业将劳动力密集的半导体组装工序转移到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泰国。从此亚洲国家地区参与全球生产的程度一直在加深。例如，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硬盘驱动器的生产一直在美国进行。现在，东南亚主导了这一产品的生产，其产品占全球总量的70％。希捷作为全球硬盘生产的领先企业，其全球的22个生产企业中，在2000年有64％的工厂位于亚洲。亚洲生产在该公司的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在1990年是35％，而到1995年就上升为61％。亚洲员工在希捷的员工总量中同期从70％上升到85％。汽车工业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以促进这一产业方面的国内生产份额。从90年代起，贸易自由化开始改变并形成这一产业的国际化生产组织。现在汽车工业被看作是所有工业中最全球化的一种，其制造过程和产品广泛分布在全球进行。尽管亚洲国家参与这方面的分工的数量，以绝对数量来看尚为有限，但是其趋势是在上升的。东盟国家在全球的汽车单车销售量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1.7％，攀升到2001年的4％。东亚国家，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中国，虽然单独计算份额都不大，但是市场扩张都很快，是推动全球汽车产业在90年代扩张的主要因素。对上述三个领域的评估，也显示出中国参与全球生产过程的程度日益加深，特别是在价值链中劳动力密集的部门。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产生了很大的竞争压力，由此而导致了公共和学术的辩论：中国加入WTO是否会严重损害一些国家的竞争地位？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它将如何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邻国的产业分工？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受到中国产业竞争力威胁的各有关国家，应该将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看作是新机会，而不是对自己发展的威胁。政策性建议有两个层次，一是产业层次，另一个是国民经济层次。在产业层面上，各国应该重视中高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这需要通过提升教育来提高技术和技能而提高生产效率，并将本地的产业与外国产业之间架起有机的前向和后向的联系。在国民经济层面上，发展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提升的要素至为关键。这包括了改善基础设施（内陆港、出口加工区、财政优惠）、劳工法律改革、政府职能和体制改革、创立或扩大区域间的贸易集团等。事实上，外来投资者也乐意报答这些政策努力，因为它们不愿意只依赖中国，或者在超出一定限度后继续依赖中国，因为这牵涉到战略风险。因此，在风险和投资多元化战略下，亚洲地区或其他地区的产业和投资政策的改善，将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者。简而言之，这些政策将有助于这些国家先减少因为投资者到中国的投资多元化造成的影响；其次也增加自己向中国的出口。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本身很可能会通过提升技术含量来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提高效率。如此中国就会增加生产更先进的产品，在价值链上向上攀升。这样，对有关国家来说，中国只可能影响到没有能够实施产业和技术提升以加强与中国竞争的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改进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使企业在单一生产活动中改善效率，或改变一揽子活动结构（通过关联或扩展到另一个网络），或者整体扩展到另外一个价值链。由此可以看到四大类改进：一、过程改进，即内部过程的优化，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如降低库存成本或损耗）；或者改进价值链内部的关联（如多次而小量的及时送货）。二、产品改进，即产品的质量或性能价格比的改进，以及更灵敏应对市场（比竞争对手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快）。这关系到内部的产品开发过程改善，以及价值链上与其他关节点的联系。三、功能改进，通过改变内部活动结构来提升增加值。四、价值链间的改进，企业活动移向价值量更高的链条，比如台湾从生产半导体收音机依次转向生产计算器、电视机、电脑监视器、笔记本电脑，现在正在转向生产WAP手机。两种不同的价值链根据研究，全球价值链有两种。一种是购买者拉动的，另一种是生产者拉动的。这种区别值得分析，因为两者的动力机制，即它们所产生的关系及互动，是各不相同的。两者带来的机会也不同。一般而言，方便的技术往往促进购买者拉动的价值链而生产者拉动的价值链需要掌握难度较大的技术，因为它牵涉到紧密的协调以及自有产权的技术等等。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大买主，因为有品牌和营销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设立这些价值链和网络。它们日益组织起来，强化协调并控制生产、设计及营销活动以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目标市场的需求。这种价值链组合的是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比如在农产品和食品产业、纺织、服装和鞋子、玩具、家具等产业。对于有品牌的生产者来说（比如雀巢的食品饮料价值链），最重要的是获取因产品的研发营销而带来的尽可能多的价值。因此它们非常在意维持品牌的价值并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阻止仿冒。它们的强势市场地位来自全球品牌和对区域市场开发的品牌的总和。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这种链条上的主要生产者控制关键技术，而这种技术对于价值链适配于最终产品市场方面非常重要。它们协调各价值链及网络，帮助供货商和自己的客户提高效率。这种链条主要存在于中高技术产业，如汽车、电子产品和通讯等产业。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多是成为劳动力密集的购买者驱动链的一部分。例外只是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日益介入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产业，它们正在从购买者驱动链转向生产者驱动链（汽车、电子和通讯等）。产业政策和制造业竞争力：亚洲的经验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不仅有选址良好的运输基础设施，也需要灵活的进出口程序。东亚经济的成功，其重要特点是努力改善对于竞争力的驱动。联合国工发组织的有竞争力产业指数（CIP）显示，1980年到2000年间，大部分东亚国家地区的指数都在持续改善，香港和日本除外。所谓〃驱动〃，即结构因素，东亚国家地区在二十年中都有了改善和提高。这些因素包括了广义的技术（国内技术和通过外资带入的外国技术以及专利许可）、基础设施、人的技能（尤其是技术教育）等。另外一个共性是，它们都善于扶持能够支持企业的中介组织。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设立了投资促进机构，而中国设立了许多科技开发区，以提供有活力环境给企业去发展。新加坡的生产力和标准署则与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起配合，保证企业按照合乎国家、国际和行业标准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来。台湾也设立了质量监察机构，以确保企业生产的是满足出口质量需求的产品。亚洲国家地区的经验是双重的。首先，产业政策的制订是因国家地区而异的，各国各地区制订出适合自己的战略来，决定采取那些配套的机构措施和制度来配合产业战略。在这方面，国家的创新和学习系统受到重视是非常关键的。其次，扶持驱动竞争力提高的要素，以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也非常重要

6.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内容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纵向维度来研究全球经济组织，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倾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组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7. 全球价值链的介绍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曾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价值链、商品链、生产网络、企业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等。

8.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范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维尔与斯特恩等人生产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结合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技术能力与企业学习等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分析框架。他们首先归纳出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按照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市场，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然后通过企业问交易的复杂程度、用标准化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对交易的标准化能力)和供应商能力等三个变量来解释五种价值链治理方式(如表1)：
市场：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时，就会产生市场治理。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模块型：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 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关系型：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双方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领导型：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它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层级制：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到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此外，格里菲还研究了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将发生变化，价值链的治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车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标准化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转向市场治理；服装行业由于交易复杂程度的降低和供应商能力的增强由领导型发展为关系型；在美国电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垂直一体化)发展为模块型。
三个变量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提高相对降低了供应商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其次，创新和标准化是一对矛盾，创新会降低标准化能力；第三，供应商的能力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学习会提高企业能力，引入新供应商竞争、新技术革命和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变化都会影响供应商的相对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目前最严谨的一个，它涵盖了目前发现的多数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种治理模式的特点，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特征变量化，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理论中的治理模式仅限于领导厂商和较高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但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体；第二，模型中的前两个变量(交易的复杂性和交易的可标准化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实际上这两个变量都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但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这两个；第三，把三个变量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可能不够准确，比如模块型中交易的标准化能力高于领导型，但低于市场型；第四，文化禀赋、公司战略、政府政策和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对价值链的治理有重要的影响，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却没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没有说明价值链中各个链节(nodes)的区位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链节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

9. 全球价值链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唐山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一、唐山陶瓷业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唐山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与秦皇岛市接壤西与北京天津毗邻，交通发达，境内资源丰富，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唐山陶瓷行业的迅猛发展。唐山陶瓷是传统产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现聚集了唐陶集团惠达陶瓷集团、隆达、海格雷等大型陶瓷企业。
陶瓷产业是唐山支柱产业之一，唐山市陶瓷工业的产值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出口创汇。目前，唐山地区大中型陶瓷生产厂出口比例可达到70-80%，中小企业也接近50%，个别品牌知名度高的则能达到全部出口。唐山陶瓷产业集聚很早，但产业集群却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产品设计环节
唐山市陶瓷企业众多，但占大多数的是资金占有量不大的中小型陶瓷企业。由于资金和精力的限制，研发设计投入费用少，产品设计缺乏特色和个性，产品同质化、仿制严重。仅靠模仿而来的产品，其市场占有率非常之低。唐山市专业设计人才缺失，2004年北京奥组委曾征集奥运旅游纪念品陶瓷，但是唐山市200余家陶瓷生产企业没拿出一个样品，失去了分享奥运经济的机会。
（二）生产环节
唐山陶瓷出口企业大部分实行贴牌生产，唐山出口的上亿建陶制品大约有80%是贴牌生产。我国单件陶瓷产品平均换汇多年徘徊在0.20-0.25美元之间，唐山陶瓷出口也连续多年维持微利。贴牌生产虽然使唐山陶瓷制品出口量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山陶瓷业的短期发展，但是贴牌生产实质上就是把唐山众多陶瓷厂变成了贴牌商的“加工厂”，企业赚的只是低廉的加工费，高额附加值都被贴牌商拿走了，而贴牌生产的商品又在国际市场上抢占了不少市场份额。
（三）营销与分销环节
唐山陶瓷在外销的营销策略上，通过一些大型的会展来扩大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完成订单交易。唐山的大多数企业都会参加每年11月份的广交会、10月份的外销会和5月份的上海展会，唐山历年举行的陶瓷博览会也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投资者。
国内分销方式大多都是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的经销店，大规模陶瓷企业还会在大城市建立营销中心、体验店、形象店等等，例如：惠达陶瓷在2005年用2000万改造专卖店，100平米以下规模的全部取消，并在郑州建立了1000平米的超大型门店。
（四）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
唐山多数陶瓷企业在国内还没有较完善的服务体系。近年来，许多知名企业在品牌服务上不断推出新理念和新措施，无一不是创新服务的不息演绎。鹰牌陶瓷首创“家居咨询服务”体系，将传统的售后服务变革为售前服务；东鹏陶瓷全面导入TCS服务体系率先在陶瓷企业吹响服务大战的号角。唐山陶瓷若想在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则必须提升企业服务体系。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唐山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一）产品设计环节
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的各项活动环节并非都能创造价值。若想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在环节，则必须在创造价值的环节上进行价值提升。对陶瓷产品来说，出色的设计意味着高额的附加值。
对陶瓷企业来说，设计是企业远离模仿，形成差异，走向创造，创立品牌的重要途径，设计可以创造市场。唐山陶瓷企业要注重引进、培养高端专业性陶瓷设计人员，关注国际市场需求。
若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已经不能仅靠原材料和制作工艺来赢得胜利，设计已经成为引领人们购买产品的主要因素以及提升产品设计环节价值的主要手段。例如：一款鹰牌智洁釉洁具，由于样式特别售价4000元；一款普通釉面的和成洁具，因为弧形造型售价6740元，而一款同品牌超洁釉洁具售价才2200元。由此看出，款式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价位的差异。设计是企业创立品牌的重要途径，品牌在产品价值提升上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以TO-TO、科勒、箭牌、美标等为代表的几大卫浴品牌的产品售价往往是一些不知名品牌售价的几倍、个别款型产品甚至更高。
以马桶为例，一些不知名的产品仅标价几百元钱，而知名品牌、进口品牌则往往以千元计乃至上万元。提高陶瓷产品生产水平与档次，开发艺术瓷，研发新瓷种，走工业陶瓷道路，品牌陶瓷之路，是唐山陶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未来唐山陶瓷的发展方向。
（二）生产环节
唐山陶瓷需继续积极地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工艺。生产技术的提高、先进设备的引进和使用提高了产品质量，有助于陶瓷产品标准化生产和量的推广。生产率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为高档品的研发、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惠达陶瓷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一家仅有两座倒烟窑的小厂，如今已经成为唐山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进入21世纪后，企业投资4.5亿多元，将原有燃煤隧道改造成了国内断面最大的天然气窑，并建成7个精品厂，使企业高中档陶瓷生产能力达到了800万件，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称号，成为建筑卫生陶瓷行业首家同时拥有此3项殊荣的企业。
（三）营销与分销环节
唐山陶瓷业需广泛地开辟营销渠道
农村是个广阔市场，惠农政策使得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低端产品已不再是主要消费产品了。开拓这个市场，需深入调查农村陶瓷制品的需求状况，做出具体的营销方案；企业需对销售人员加以培训，培养销售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在销售部门应分配专业设计师，对顾客给予专业的销售建议。
需加强网络营销的推广和使用。互联网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交易平台，虽然唐山个别大企业有自己的网站，但网站质量并不好，产品的图示、价格等信息过于粗糙。
（四）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
对最终用户的支持和服务很重要：它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最后防线，也是保持顾客满意度、忠诚度的有效举措；企业可以从这些服务中得到客户需求的改变和改进产品的信息，有助于企业的产品设计改善和销售量的增加。
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是对产品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处理，它对其他创造价值的环节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个企业的服务体系越完善，服务水平越高，则客户反映情况就更好。现今是个网络时代，人们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印象都能体现在互联网上，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自然让客户身心愉悦，在无形中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三、从全球价值链各个价值环节的等级体系来看，任何一个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只有一个选择，即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攀升。唐山市政府需要加强对其的发展进行引导、规划、支持，利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唐山陶瓷产业集群分析，找到提升唐山陶瓷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引导唐山陶瓷产业集群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案例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温州制鞋产业转型与升级
一、国际制鞋业概况
全球鞋业生产国集中在东亚、欧洲和南美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现共有各种制鞋企业3-4万家，制鞋业及鞋材、鞋机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总计近1000万人，亚洲每年鞋产量约120亿双，占世界总产量的70%。目前全球鞋业出口仅有中国大陆及越南维持正向成长，其它地区均面临衰退局面，其中中国大陆出口的鞋产量，约占全球总出口量的53%。
全球鞋类产品主要消费市场集中在两类地区：一类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另一类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根据英国SATRA（英国靴鞋业协会）预测，2010年世界鞋类消费量将达158.0亿双；预计2010年世界运动休闲鞋的消费总量将达到24亿双，市场零售额将突破100亿美元。根据国际市场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世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预计到2010年世界胶鞋及鞋类的消费零售价会上浮。
全球制鞋业的基本格局为：欧洲（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是世界高级皮鞋的研发、制造和潮流的引领者，垄断了许多国际知名品牌，其产品附加值高，位居全球价值链高端；亚洲（尤其是中国）仍然是世界制鞋业的加工制造基地，自主品牌缺乏，很多企业做贴牌生产，产品附加值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据调查，温州现有4500多家制鞋企业，与制鞋业相关的鞋机、鞋材、皮革、合成革、皮革化工等企业2500多家，从业人员近40万，每年产量10多亿双，约占全国的25%、全球的1/8。2005年至2007年，温州制鞋业总产值、出口值和出口量保持快速增长（图1、图2），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温州鞋产品出口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以内销为主的制鞋企业生产运行状况良好。目前，温州制鞋业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以康奈、奥康、柒度鸟、木林森、红蜻蜓等为代表的内销为主的企业，以东艺、帝邦、金帝等为代表的外销为主的企业；以康奈、奥康、红蜻蜓、东艺等为代表的男鞋，以爱美高、华峰、奥康等为代表的女鞋；瑞安的赛纳集团和温州汉森为代表的外贸劳保鞋。但从总体上看，温州制鞋业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多数企业以贴牌加工为主，在国际市场走低价格路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环节。
二、温州制鞋业存在三大问题
温州制鞋业在快速发展中遇到诸多问题，如土地成本高昂、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才短缺、环境污染、贸易摩擦频繁等。本文主要探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温州制鞋业在品牌、研发和营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1.自主品牌相对缺乏。品牌是企业和产品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温州目前虽然拥有“康奈”、“奥康”、“红蜻蜓”等一批国内知名品牌，但依然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出口鞋多以贴牌加工为主，价值链中的大部分增值部分被全球采购商获取；温州营销的绝大部分鞋类产品也是面向中低端市场，与意大利、美国品牌相比，利润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
2.研发设计能力不足。在研发设计方面，温州制鞋产业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人才相对匮乏，尤其是制鞋的设计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温州中小制鞋企业制度不完善，人才培养不系统、不规范；二是温州城市人居环境欠佳，房价奇高，综合生活成本过高导致大部分专业人才流向宁波、杭州、上海等地；三是行业内存在严重的“挖人”现象，人才队伍建设不稳定，尤其是设计师的流动非常频繁。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缺乏自主创新。由于难以有效杜绝设计的模仿甚至抄袭，绝大多数温州鞋企都走模仿之路，本地企业很少能独立开发和设计出有创意、高品位的鞋样，国内模仿广州鞋，国际模仿意大利鞋，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温州鞋业自主研发、创自主品牌的重要“瓶颈”。
3.产业内部竞争过度。温州作为中国鞋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制鞋企业高度集聚和产品雷同，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国内市场上，温州的中、高档皮鞋销售基本集中在二、三线城市的市场，产品细分不够，直接加剧了制鞋企业在同一层面上的过度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一些企业为了争抢出口市场，不惜成本竞相杀价，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事件频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