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支持去中心化
Ⅰ 为什么朱熹认为儒家经典是不可改变的
因为儒家思想提昌的是做人本质是礼义道德。
Ⅱ 儒家文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人推崇儒家文化,但却有人妖魔化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崇尚道德的传统,而严格说来,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矛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和道德自觉的人,也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他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儒家所论道德,它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一定都切合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但中国作为文明之邦,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却万万不能舍弃。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创新。
但是,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切实地从人出发,从每一个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儒家文化之所以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纲常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照顾到了各种身份地位和文化层次的人的实际需要,三纲五常强调人伦关系互动,强调人的德性,不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德性面前人人平等,国君也得有德,无德的君主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暴君、昏君,会受到批判和挞伐。儒家文化以理智的眼光看待人伦关系,是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文化。孟子甚至提出 “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说,如果君主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可以让给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品。可惜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文化背负了太多的历史负担,满清结束以后,儒家文化被迅速妖魔化,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将本来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儒家文化推到了先进文化的反面,受到整个民族的口诛笔伐,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儒家文化更是属于被扫除的牛鬼蛇神。
Ⅲ 儒家思想的优点和缺点
一、优点:
1、道德精神:“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朝闻道,夕可死”的精神追求,坚毅的人格、积极的人生态度,尊老尚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人生准则。
2、现代价值: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和为贵”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礼让为先、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使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
二、缺点:
1、“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迷信思想。
2、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维系专制统治与等级社会,压抑人性,钳制思想,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总之,我们应吸取精华,剔其糟粕,传承中华文化。
(3)儒家不支持去中心化扩展阅读:
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
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
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兴起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而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已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所代表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Ⅳ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主要在于:
任何僵化的东西都不可能长久的影响,不断的丰富和加入新的内涵才是儒家学说长盛不衰的原因。
儒家讲究兼容并蓄,中庸之道,是核心理念。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Ⅳ 儒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主流
(一)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
参考资料一.从新加坡看儒家文化:
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同时更加重视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实,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新加坡的整个法律结构是英国留下来的,并在它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现在的法庭审判中法官仍然戴英国法官式的帽子,新加坡的法制结构恰恰是英国的价值结构,是欧洲法制精神的结果。
正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
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李光耀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叫学而优则仕。而美国只改了一个字,叫学而优则商。
因此,新加坡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化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限定的“西方科技”,而是包括哲学、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国家,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外国人。新加坡以海纳白川的精神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新加坡文化也是一种混沌文化。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中国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看不到中国式管理的痕迹。
尽管在新加坡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文化,但主导新加坡企业的却是西方管理制度。新加坡有着亚洲最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而支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是背后的西方哲学。因此,新加坡企业管理模式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的结果,而不是以单纯的儒家文化为根基。
参考资料二:儒家文化与法制、文明、自由的冲突。
当今世界是民主、自由、法治的世界,我们的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日本人改变自己适应了,所以日本人现在就是比我们发达。而我们在这一点上还存在着许多心理与制度上的障碍,所以还是不及人家。你可以有权讨厌人家,但是,这是没有用的。你还得比人家强,自己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有生存上的威胁。这不是什么自卑,正是自信才有这样的勇气。一个有强烈自卑情绪的人,是不敢承认自己的缺点的,只有充满自信的人才敢大方地说出自己的缺点,才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才会努力向人家学习。一个宽容的人、善于学习的人,正是有十足的底气的人,是充满自信的人。那种说西方人开始向中国文化寻找归宿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自欺欺人的。这个说法,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著名儒家学者梁潄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里已经说过。说我们的文化是精神的,外国文化是物质的。外国开始要向我们中国文化学习了。当时就被胡适先生批驳了。这些说法并不新鲜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容易健忘的。其实我们越是一个贫弱的民族,这样急于得到人家西方认同的心理就越强。这正是民族自卑情结的表现。
Ⅵ “儒学”为什么就不能“实用主义”
不好意思哦,不管能不能“实用主义”。孔子的儒学本来就是实用性质的,而且有很多实用的建议、原则。
子都说了,不语怪力乱神,原因就是没有现实意义呀!所以学习真正的孔子,你在现实中就会有很多相应的实践、行动。不过,这恐怕难了,没几个人能有这觉悟。当然更多的人是只看他人解读儒学的著作,所以理解不到孔子的原意。
举一个《论语》里的例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
虽不是孔子亲口说的,但可能窥见儒学的实用性质。哪怕你能做好这一条,都是个牛人了!你说实用不实用。
Ⅶ 为什么在古代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主流的思想,道教为什么成为不了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儒家所倡导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它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尚书》《易》《诗经》这些书是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周公的周礼也是华夏社会的行为已经标准化,孔子组织和系统化了这些思想,并将其从官方传播到民间!因此,从官方到私人,实际上儒学有着广泛的基础。如果中国人真的想彻底抹去儒家思想,他们大概只能依靠废除汉字,让中国人无法了解自己的历史书籍并相信外国人。然而,当时可能有理由说他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
Ⅷ 儒家那套社会制度是否还适用于当今社会如果不行,请说明理由。谢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儒家的社会制度肯定是不适合现在发展的。任何一种当时的制度只针对于当时,不可能用其来维护现在的社会发展。问题是,儒家当年所倡导的制度不适合,但是不能说明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不适合。因为儒家思想的 本质是不变的,那就是仁爱,忠义。但儒家所主张的制度实际上是不断发展的。
比如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的核心内容是“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但其相应主张的政治制度是“礼”,是维护周礼,是其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到了战国的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孔子的政治见解明显就有不同了。孔子主张周礼,孟子主张民贵。是一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西汉的董仲舒又对此加以发展,取百家之长,融会贯通出了新儒学,其主张的政治思想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又出现了新的政治主张,即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士族贵族的统治地位。因为那个时候的士族事实上市不断的消灭的趋势。
宋代以后,理学出现,他主张“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但是也算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发展。
明代中期,王阳明又提出了新的儒家主张,“心学”。虽然说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我不同意其走向了儒家思想的极端。因为其适合当时明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形式,当时城市化已经很高了,人们物质文化需求也很高。单纯强调理学的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本身就是教条主义。我认为心学在当时是适合明代社会的。
明末清初,思想家辈出。比如李贽,他指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比如黄宗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再比如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由上面儒家思想发展之历程来看,基本上也是在不断的适应社会变革而发展的。只不过是核心思想没有变,一脉相承地主张仁爱,信义等等。而变化的只是其思想中的表象,是为了适应社会而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当世之社会生活而变。
所以你上面说的儒家那套社会制度,肯定是不适合现在社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用当时的一种制度去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评价。很多人一提到恢复儒家思想就是要恢复封建礼教。我觉得太可笑了,儒家思想在那个年代是封建礼教,但现在的儒家思想只要经过革新是一样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况且儒家思想从古至今也是在维护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不断的改良的。
我可以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30岁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穿自己三岁时候的衣服。因为那已经不和我们的身体和审美了。但是30岁的衣服和3岁时候的衣服都是衣服。其功能没有变,材料和制作方法可能业没有变。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公元前35X年进行的,对秦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基础。但那也是1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后来的秦统治者在统一六国后还保持着100多年前的商鞅变法的老思想不放,没有与时俱进的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
我举上述两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儒家思想其实和我讲的那个“衣服”和商鞅变法的情况是一个道理。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人,如果抱着老旧传统不放,布置改良,和秦国后来的统治者思维就差不多了。一言以蔽之,僵化而已。另一部分骂儒家思想是封建遗毒的人,在我看来就像30岁的人咒骂自己3岁时候穿过的衣服一样,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搞笑呢??其实不是衣服不顺眼,只是你现在的一切情况变了。衣服还是要的,但要适合现在的自己。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是需要恢复的,核心思想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仁爱等等。但其过去的主张的政治制度,自然是不可能恢复的。只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才能更好的指导社会的进步。只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儒家思想,中国的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Ⅸ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利弊影响
利: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3.“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4.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5.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弊: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大致这些吧。
Ⅹ 回复: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儒家
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份守已,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伦理观∶「仁」是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份;「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观∶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份,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阶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著「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份,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代表人物: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史记所说,他生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年),卒於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生於周郝王二年(公元前年),卒於秦始皇九年(公元前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於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的。他的思想记载於《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於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观∶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人生观∶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
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不详,一说生於公元前年,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於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於存活於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生卒於约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於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著有《庄子》一书,大旨本於《老子》,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墨家讲求刻苦、节俭,「兼爱」比「仁爱」更难遵从,又因记载较少,所以日后发展不大。
代表人物:
墨子
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於约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
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於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於《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於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於楚、越。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擅於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於《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於》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臣、掌握、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代表人物:
韩非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於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於公元前年。韩非口吃,不善於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於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於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於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商鞅
商鞅(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姓公孙,名鞅,秦孝公时封於商邑,故名商鞅,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於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与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国推行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
商鞅在秦国前后实行了两次变法,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制度,实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时期第一等强国。其后,商鞅本人却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诬陷,被处以车裂极刑。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於「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代表人物
公孙龙
公孙龙,赵国人,或曰魏人,有传字子秉。约生於周显四十四年,死於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公孙龙因为是「专决於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
惠施,生於公元前年(或公元前年),传卒於公元前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於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阴阳家
阴阳家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显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代表人物:
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於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夫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纵横家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
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
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称苏秦和张仪为最著名的纵横家,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学说多散见於史书之中,而少有专著。
代表人物:
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相六国,归居於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
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
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张仪
张仪是魏国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於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於秦。当年,张仪为秦相。
惠文君於十三年(公元前年)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於魏,更元八年,又相於秦。
十二年,张仪相於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於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亡佚。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