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去社保中心怎么走

⑴ 我在天津上大学，后来又在天津工作，之前学校给办过社保卡，我自己工作后，缴纳社保，现在领取社保卡，说

不用啊 只要拿着社保卡去激活 就能用了

⑵ 谈谈康德的著作

关于康德的著作的讨论

康德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康德是一个蓄水池，前两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安倍能成（日）

从近代启蒙运动到整个20世纪，在哲学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康德思想的足音——

康德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影响

赵敦华：首先对《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的出版表示祝贺。康德全集的出版已经是哲学界盼望已久的事情了。在西方哲学史中，如果要选出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外，康德毫无疑义应是其中之一。在今年康德逝世200周年之际，学术界要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这反映了中国学者认识到了康德哲学对我们中国今天的意义。康德哲学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在康德之前，虽然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很充分，但是近代哲学一直都缺乏对启蒙运动的深刻的哲学总结。反映在当时，以上帝的一元统治为核心的神学价值观到了17世纪时并没有多大改变。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把以前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这样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理性和非理性或是反理性的对立。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即仍然认为有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最高原则。为什么说康德哲学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呢？因为康德首先实现了价值领域的多元化。这个多元化，至少是康德哲学的三大批判实际上确立了三个不同的价值领域，即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包括宗教领域），还有就是审美领域，但它们实际上都属于价值领域。每个价值领域都有不同的原则，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实现途径。这一点正是现代主义的最核心的地方。如果把西方的现代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它的灵魂就是康德的思想。从现象或表层来分析，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一样，但是在深层次上来分析，那么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康德的批判哲学。

邓晓芒：康德被他的中国引进者梁启超称之为“近世第一大哲”，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以为康德是西方理性精神在近代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批判哲学”阶段。西方理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古希腊“逻各斯”的提出，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奠定了西方理性精神的基础。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论体系使理性成了一个从低向高不断超越的无限有序系统。再就是近代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使理性达到了自我意识。康德的第四阶段不仅是怀疑，而且是“批判”。批判使理性成为了能动的自我超越的主体。康德的所有的批判者都是康德的后继者，康德的理性批判成了康德哲学永远的光荣。自从康德以后人类思想就进入了“批判的时代”，直到今天和永久。批判不再只是某个人或时代的特征，而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必要的基本素质。

李秋零：康德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发展已暴露出自身的矛盾：理性和自由这两个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开始对立起来。这个对立在启蒙运动最高潮时体现为伏尔泰和卢梭之间的对立，两人甚至到了互相挖苦的地步，启蒙运动的两大原则都出现了困境。一方面，休谟的怀疑论虽然不会影响科学的实用价值，但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动摇了科学的基础，使科学只剩下了或然性。另一方面，法国启蒙哲学的主调是机械决定论。它把自然因果律推广到人类社会乃至人自身，人不过是一架更精密更复杂的机器而已。这样，不仅自由失去了存身之地，就连人自身也失去了特有的价值和尊严。因此，理性与自由、科学与道德是相互矛盾的。康德把启蒙运动从这种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他一方面通过对理论理性的批判保证了科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保证了自由的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康德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可以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概括 “康德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总结”。对康德来说，就是对前期的启蒙运动进行一次再反思，或者说再推动。但康德不是拿着别人开刀，理性不是像手电筒一样只照别人，而是返回来照自己。实际上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往往愿意扮演教师的角色，去教导别人。而对康德来说，每个人都要自己去思考，这应该是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真正推动。

人们常说自由是康德哲学的主旋律，我觉得不完全，因为在历史上高唱自由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并不完全是康德的真正的特色。我认为对康德来说，自由虽然是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但自由真正起的作用在于它是自律的一个前提，是自我批判的前提。因为理性只有是自由的，它才能够进行自律，进行自我批判，而同时，尽管他是自由的，他也要批判自己，也要自律。如果理性是自由的，而又不进行自我批判，不进行自律，那么这个理性很可能就会绝对化，实际上康德之后的发展，到黑格尔，恰恰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整个康德哲学都体现了一种自我批判和自律的精神。西方人可能还是没有完整地去理解康德，更不用说贯彻康德精神，继康德之后，至少从德国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虽然大家都还是非常强调批判这个词，但大多数又像启蒙运动那样转回去批别人了,而很少有人去批自己。

靳希平：康德著作出版之时，德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在一些邦国里边，康德的书被列为禁书。有一个哲学家和黑格尔是对头，叫Jacob Friedrich Fries.中学读书时，有一位老师是康德的追随者，讲康德的伦理学，他听了以后很感兴趣，于是利用放假到柏林买了康德的三大批判。结果学监知道后，马上就把它们没收了。康德成了气候之后，90％的德国哲学家都说自己是康德的后继者。叔本华是，Fries是，贝内克也是，洪堡也是，施莱尔马赫也是，舍勒也是，1870年以后，新康德主义成势之后更是如此，他们都说自己是康德哲学的发展。还有人则因为他是康德主义者，坚持发展康德某一方面的学说，甚至被逼得投河自尽，如贝内克，心理主义的代表。现在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他是跟黑格尔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他本来课讲得不错，敢在柏林大学和黑格尔一争高下，但是政府出面干预：讲康德，宣传自由思想，不允许你上课，就被开除了。后来他到处写信，比如给弗莱堡大学，信里说，你那里是不是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允许我做康德的研究，没人回信。后来政治情况好一些，才慢慢地有了在外地大学讲课的机会，但年薪拿不到在柏林大学讲课的谢林的十分之一。后来到哥廷根做教授，那边有一条河，有一天去上课就再也没有回来，两年之后在河里发现一具尸体，就是他的，投河自尽了。新康德主义盛行之前的那些思想家，为了宣传康德的思想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

江怡：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指英美部分），康德的影响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它重新在康德那里接受了一个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形式的精神科学的观念，这是现代整个分析哲学从康德那里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整个英美哲学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主要还是以反对黑格尔起家，首先是反观念论，反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在此过程中，他们接受的是康德的思想。他们是把康德和黑格尔捆绑起来，然后打一捧一。第二个作用是他们接受了康德对思想领域划界的概念。给理性划定一个界限，为理性制定一个标准，即什么东西是可以在理性中来讨论的，什么是不能来讨论而只能在其他领域来讨论的。这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基本任务。当代哲学里维特根斯坦对此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把这个界限划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不是划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或者是理性的界限之间。这种为理性划界的观念是整个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思路。这个思路对现代哲学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韩水法：20世纪过去了，大思想家也差不多都与之俱逝了，新的还没有出现。他们都是康德时代的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试图超越康德，超越启蒙，企图从理性主义之中突围出来，并且如果有谁找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理论或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这个人就应当是福柯，我认为福柯做了许多颇有创造性的工作。福柯苦苦追求现代之后的出路，寻找与整个传统的知识不同的道路，但在头上却压着一座大山，这就是康德。所以，福柯在康德写了《什么是启蒙》整整200年之后，也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认为康德将启蒙理解为出路这是不够的。他要重新论述启蒙，要消解启蒙。我认为这篇文章至关重要，蕴涵了福柯其它著作里的核心思想。对福柯来说，如果康德的问题无法解决，也就是消解，就意味着后现代无从谈起。就像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上来就说要推翻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认识论传统，然而不用读康德的整本书，就前两三页他就把自己给推翻了。我们再看远一点，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中的一位，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他读《纯粹理性批判》读了很多次，但每次都读不完，因为读了几页后，就觉得自己有许多想法，要把它写出来，然后再来读，接着又再写。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规定，是一个经典的规定，他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康德。哈贝马斯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在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这也就是说，康德哲学是20世纪那一代哲学家的思想渊源和背景。

现在情况还是这样，西方每年有关哲学家研究的文献里面，研究康德的文献的数量总是第一位的，超过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研究文献。这自然也说明问题。

康德的现代主义纲领被超越还是被误读———

后现代视野中的康德

赵：我们现在再来看现代西方的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说明康德的哲学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对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康德，如果把他作为一个启蒙运动的总结或者他提出的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纲领，那么后现代认为西方现代社会中或思想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现代主义的毛病，所以他们要批判、要超越、要怀疑、要否定，或者要解构等等。但我认为，现在西方所出现的问题恰恰也是价值观的混淆。它把康德所区分的三大价值规律混淆起来，企图用其中的一种价值原则来统摄另外两种价值原则。这就产生了西方现代主义或者现代性的危机。那么第一种混淆就是用科学主义来代替道德的价值判断和审美的价值判断。认为科学的价值可以统摄一切，就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讲的工具理性。第二种倾向就是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倒退，虽然科学技术发展到了尖端，但道德的堕落，物质大洪流都成了他们眼里的罪恶。所以他们要用纯洁的道德理想来拯救这个社会。但如果这种泛道德主义和一种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危险，就会产生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第三种就是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家的浪漫的想法，它强调个性化、个人的独特的体验，强调自己的创造性。这在审美艺术领域，是完全行得通的，也是必须的，但放在科学上就是不行的。放在道德上也是不行的。但后现代主义把这个混淆起来了。

总之，西方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证伪了康德的现代主义，恰恰是认为康德的现代主义纲领没有被贯彻到底，或是被人们忘记了。

李秋零：赵教授刚才说的一句话，恐怕还要继续往下想一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例如我前面说的康德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应当说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现代性还没有发展到它的极端状态，他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了。实际上，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在重复康德已经做过的工作。如果康德的纲领能够真正得到贯彻，也许后现代就用不着那么起劲地批现代了。

邓晓芒：康德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最终可以归结为“人类学”，他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先驱。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在今天虽然遭到多方面的抨击，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支配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主干。它意味着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现在有许多人把自然主义和“环境保护”原则与人本主义原则对立起来，这种理解并不能归之于康德。康德的的实践理性是高于理论理性的，认识和科学在他看来并不是人对待自然的最高态度，相反，他主张必须通过审美和自然目的生态链向人的道德过渡，把自然看作是向人的道德生成的。人的道德素质表现为全部自然历史的最终成果，人的真正自由不是体现为科学技术，而是体现为道德。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体的这一立场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为这种观点：“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本主义”。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自身，因为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康德的“世界主义”对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也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毕生不愿迈出哥尼斯堡的康德却具有“世界公民”的眼光，承认现实世界中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在“文明冲突”的今天，康德的这些观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江怡：我的想法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文化或西方思想里的一种新的启蒙。康德所说的启蒙，实际上是对整个中世纪或整个近代哲学以前的一种反思。他写的那篇《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当时是为了答复另外一篇文章而写的。在卡洪编的一本文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他就把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放在文选的第一篇。放在第一篇的目的是说明现代主义是从康德开始的，但后来的发展又出现很多变化，一直到现在的后现代。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理性的重新反思，是对康德提出的设定一种界限的重新反思，所以才引申出了所有的什么反基础、反中心、反客观、反绝对等等。这是一种新的启蒙。当然这一套理论的出现，也有它的文化背景在里面。只要以人为中心，人的理性活动本身就有它的非确定性的东西，这在我们过去的理性哲学是不谈的。因为理性就是寻求确定性，追求非确定性是没有把握的。然而，过去我们不说这个东西现代哲学就要谈这个东西，就要把这个东西抓出来。从弗洛伊德开始，一直到戴维森，也说到一个非理性的东西，连现在被人认为是真正的分析哲学家，或者真正纯粹的理性传统中的哲学家也要说非理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谈，怎么谈，谈的方式，以及他们谈论的内容，肯定会引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关注。因为，它实际上是涉及到对整个理性重新反思的问题。所以，我把他界定为或解释为带有启蒙性质的一种新的思潮。

读康德可以训练你什么叫分析，什么叫批评，什么叫严肃认真地思考问题，什么叫哲学———

康德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到底应该是搞科学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要选择、争论、碰撞。在这一点上，今天在我们中国更值得来纪念康德，学习康德，领会他的精神实质。一方面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经验，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康德那里直接吸收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所需要的价值观。

江怡：哲学所里有个学术论坛，里面有个研讨班在读《纯粹理性批判》，用的版本很多。比较版本之间的区别，这其实是在读不同文化之间在理解康德的过程中出现的那种差异，出现的交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学习康德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哲学。现在人们在争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实际上在告诉你至少西方哲学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康德哲学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框架就叫什么是如何可能的。这就是一般学康德首先得知道的命题。什么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可能就是可能性条件，而这种可能性条件在现代哲学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就体现在强调一种形式的概念，就是逻辑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它广义的理解，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逻辑或者是现代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活动的一个基本模式。你要按照这个模式走，在这个模式里讨论问题，你这个才叫哲学。不在这个模式里，你不能叫哲学。哲学一定有一套它自身的方法，有自身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做事情，我们才能叫哲学。

邓晓芒：康德哲学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蓄水池”，集中地体现了西方理性精神的传统，在他身上可以很鲜明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我们以往的康德和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往往侧重于两者的相同之处，这种研究的意义有限，因为既然相同，不研究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已经有了。我主张今天我们研究康德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考察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相异甚至相反的因素上，对之抱同情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吸纳世界文明中的各种不同营养，以补充我们固有文化的不足。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原原本本地翻译康德的著作，其意义也就在此。靳希平：康德的三大主要著作包括前期的、后期的都是以哲学著作中最难读的著作而知名。德文并不难，我现在正在给同学上课，学生问我自发性是什么意思，把我问住了，我1981年上课就学过了，但还没有真正懂，只得打电话问韩水法教授。所以康德著作非常难懂，德语不难，但思想非常难。现在国外关于康德的注释方面的书不断在出版，因此我们可以说，《康德全集》的出版是为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的训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比如通过前期的著作，看康德感性论当中的一些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感性论和早期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学校，一个训练班，让中国对哲学，对理性感兴趣，或者一般对理论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通过读康德，让他们懂得什么叫分析，什么叫论理，什么叫批评，什么叫严肃认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什么叫哲学。你读康德没这点能力根本就念不明白。我自己有此感受。读康德你自己头脑不清醒的话，尽管文本只有一两页，但就是读不明白。 韩水法：就中国来说，康德研究当然很早就开始做了，比如引进和翻译康德的著作。康德研究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北大也是中国康德研究的中心。蓝公武、牟宗三，齐良骥都出自北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中国有影响的思想家多数也做康德研究。像牟先生，他不仅研究康德，而且还独自把三大批判都翻译了出来，当然，《纯粹理性批判》没有翻完。当年蓝公武先生在北大讲《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班上才有4个人，如牟宗三先生，齐良骥先生。今天情形已经不一样了，我是说听康德课的学生比那时多多了。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在中国学界，关于康德的研究还相当不够。一般来说，研究是翻译的前提，现在我希望翻译能够促进研究。

谢地坤：还有王玖兴先生那个本子，他们催他快点出，但因为有好几处存疑，如DASEIN，王玖兴就写了七八个词在旁边，如在场、此在、存在、定在等，他最后也没有敲定，人家催他，他说我翻不出来呀，后来，包括王太庆先生也有很多存疑，翻译很不容易。

当然翻译本来就是在一个研究的基础上，这不仅仅是译者的研究，还有其他人面上的研究。这很重要。因为这些本子都在这样的研究的基础上做的。在中国康德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继续推进，现在还很弱，尤其是三大批判的纯粹理性批判。欧美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每个字都研究过，而且在重复地研究，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在专门研究方面，像专门研究他的感性论、分析论等现在还缺少，所以在出这么多译本的同时我想我们应该出些专门性的专家性的著作，这很重要。这种研究要建立在你对西方主要文献的研究和掌握的基础上。在研究康德问题上，会涉及到哲学史中的很多问题，康德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这些研究是我们要大大加强的。谈到康德哲学的现实性意义，它在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在谈现代性时应当区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这是第一层意思。二，我们现在谈论的不少内容也是可以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如价值理论、文化哲学，它们对我们应当是有启发的。

⑶ 康德乐大药房可以刷社保卡吗

一般大型的连锁药店都是可以刷社保卡！

不过还是建议你去康德乐大药房官网或者
致电问下他们的客服吧！

⑷ 康德乐大药房是可以用社保卡

药店都是可以用医保卡的吧，具体可以问下康德乐大药房的客服呢！

⑸ 康德是做什么的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生于1724年4月22日，1740年入哥尼斯贝格大学。从1746年起任家庭教师4年。1755年完成大学学业，取得编外讲师资格，任讲师15年。在此期间康德作为教师和著作家，声望日隆。除讲授物理学和数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18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1764）、《把负数概念引进于哲学中的尝试》（1763）、《上帝存在的论证的唯一可能的根源》（1763）。所著《视灵者的幻梦》（1766）检验了有关精神世界的全部观点。1770年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同年发表《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从1781年开始，9年内出版了一系列涉及广阔领域的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短期内带来了一场哲学思想上的革命。如《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1793年《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出版后被指控为滥用哲学，歪曲并蔑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于是政府要求康德不得在讲课和著述中再谈论宗教问题。但1797年国王死后，他又在最后一篇重要论文《学院之争》（1798）中重新论及这一问题。《从自然科学最高原理到物理学的过渡》本来可能成为康德哲学的重要补充，但此书未能完成。1804年2月12日病逝。

⑹ 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东方康德家园的暂住证到哪里办

你好！
三林镇社保中心（长清路2188号）
打字不易，采纳哦！

⑺ 康德为什么是哥白尼的革命

当在18世纪末从事写作的时候，康德是会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阐述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哥白尼引发了天文学中的一场革命。而且，到那个时候，人们已相当普遍地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概指科学、审美以及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进变革。那时，“革命”还很渺茫。因此，考虑到康德在哲学史中的突出地位，他关于革命、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对于我们研究18世纪的这些概念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学中的创新归之为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兴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话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权威著作《世界图像的机械化》（1961，299）中断言，“自康德以来，‘哥白尼革命’这个概念一直是对某种见解或看法的根本改变的一个确定的表达，而且在科学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纪与近代之间分界的实际日期”。大量论述康德思想和哲学史的著作都认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一场哥白尼革命相比较。几年前，开放大学（这是英国电视台在群众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一项大胆尝试。它给予那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到某所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人相当于学士的学位）节目“第二水平线”开设了“革命的时代”这一课程。其中两个主要的单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思辨哲学”，另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道德哲学”。在第一个单元中，作者（维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学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从未明确把这个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创造。在第二个单元（汉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说，“康德本人并未明确把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努力与‘哥白尼革命’相比较，正如他并没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此相比一样。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人们也经常这样说），这个比较既适用于前者，同样也适用于后者。”
既不熟悉有关康德的文献，也不通晓哲学史的读者不可能知道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确信是如何近于普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著作家中间）。下面是我们随便选择的几个例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谈到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中所计划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革命与哥白尼发动的革命相比较。（佩顿1936，1：75）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当康德声称引发了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发动的革命那样的哲学中的革命时他的含义了。（布罗德1978，12）

康德将这种设想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较。（林赛1934，50）
他坚持认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损害经验世界的经验现实，就像日心说也不改变或否认经验世界的现象一样。（科普尔斯顿1960，6：242）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与哥白尼相比，并且说他已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5，707）
康德说他自己已经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8，9）
康德进行比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在两个假说中发现了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很久以前无人表示异议的基本假设的彻底修正。在一种情况下，假想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另一种情况是观察者的被动性。（韦尔顿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标志着他自己认为是作为一场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外，在其中没有什么哥白尼的东西……因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场革命来说，严格地讲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亚历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一个思想为“哥白尼革命”。（波普尔1962，180）
康德相信，他对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学中一场事实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哥白尼革命’，从而对问题作了简洁的陈述。（卢卡奇1923，11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将称他的哥白尼革命的东西……（谢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学说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个伟大的、个人的哲学成就。关于这一点，康德本人曾几次提到。（奥伊泽尔曼1972，121）
关于康德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兹1971，22－23）
康德对自己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而高兴……——这场革命可以与哥白尼在宇宙论和数学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动，他的“哥白尼革命”。（维尔莱明1955，358）
我们所作的这一系列引证使人们对哲学家的中间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更确信无疑了：（a）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认为他自己在哲学中的根本创新，是那场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哥白尼革命，或者说像一场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时的时间随便翻阅一下图书馆的书架，就可以发现至少几十个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并且发表在由我们第一流的学术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网络详编》（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谓第15版《不列颠网络全书》的一部分，被形容为“详解”；1973，10：392）的权威说法是：

康德骄傲地宣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由于把恒星的运动部分地归之于观察者的运动从而解释了恒星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康德则通过揭示客体与心灵相符合——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而证明了心灵的先天原则如何适用客体。

许多论述康德或哲学的著作都包含有关于“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1962，180）的章节。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讲座期间，在谈到“寻求确定性”时大胆地断言：“康德声称从有知识的主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从而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演变[原文如此，应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后相当不谦虚地把他本人对哲学的贡献评价为与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样重要的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又在他的《猜想与反驳》重新发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在此引证了康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获得它的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对此，波普尔评论说：“这个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个思想”（p．180）。一本专门论述《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维尔莱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的已经出版的文献汇编中，至少有三篇论文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论文的标题就是“休谟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们谈了这么多之后，如果再说康德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较，无论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对于我本人来说，看来肯定是令人惊讶的。而且我肯定读者会充分理解为什么在最后编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时的德文本以及现在流行的三个英译本L．J．M．D．米克尔约翰，1855；马克斯·缀勒，1881；诺爱·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许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确信，在至少三种语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权威可能使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继续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讲座的听众中，是否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对他的错误的注意？在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上，就没有一个康德学派的学者曾经用德文或英文阅读康德的著作，并记得他实际上说的什么吗？在1974年以“科学与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的哥白尼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斯特奈克，1975）对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较（C．科恩，1975）。有一篇学术评论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克罗普赛，1975）。这篇评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卡尔·〕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学说成是一场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产物”（105），但是评论者没有纠正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位读者这样做。
那些论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实际公康德的所谓类比提供了根据的作者让读者参看《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于1781年）。我们一会儿将看到，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对科学（数学和实验物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知识发展中的革命进行了讨论。关于哥白尼康德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引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页，即Bxvi页）：

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以“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之假定，不能说明天体之运动，哥白尼乃更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以试验其是否较易成功（《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13页）。

这里，人们不必是一位德国学者，甚至也无需对德国语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引的这段话中，康德所说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图”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场革命而言”。在今天人们公认可靠和权威的译本中，诺曼·肯普·史密斯将康德所说的“哥白尼的最初设想”改为“哥白尼的基本假设”。这也许可以提供对康德的意图的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完全背离了康德本人简单的和明确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给原来德文中的短语加了一个脚注。他的译文是：

因此我们恰恰应当依据哥白尼的基本假设[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进行。由于依据“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这个假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天体的运动，因此他作了这样一个尝试：假若让观察者旋转，而星球静止不动，那么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释（1923）中，读者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写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中，人们假定，行星表面运动的所有复杂性都是现实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中，人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有一部分是由于观察者在一个运动着的地球上的位置而产生的。比较早的形而上学也作了类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征（现象）都具有超出认知心灵之外的一种现实性，正如行星运动的复杂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家看来也具有现实性一样。然而，康德的新观点设想：我们知识的对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们的心灵与我们感觉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康德对‘物自体”（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
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区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传统观点，因为在天文学和数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未遭非议的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基本设想的彻底修正”（韦尔顿1945，77）。也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假定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设想的是观察者的被动性”。许多哲学家指出，康德的所谓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贝特兰·罗素（1948，9）所说，“康德说他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说完成了一个‘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会更准确些，因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从此推翻人的权威地位的中心”。
无论康德的实际意图如何，他显然而且肯定不是说他完成了（或将完成）形而上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一整段话（B xvi）不包含任何这样的说法，而且它既没有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提到在形而上学中的任何革命（无论是实际上的或是即将来临的）。但是，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却存在形而上学中发生一场革命的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没有提及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开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识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陈述康德的革命观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两个地方——它们都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个注释中。在这个注释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释了“天体运动的根本规律”——大概是开普勒的法则——如何“给予哥白尼最初仅假定为一种假说的东西以已证实的确实性，且在同时又产生出联结宇宙的无形力量（牛顿的引力）的证明。”康德又说，假若“哥白尼不敢于在观察者中而不在天体中探求所观察到的运动”，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将永远木会被发现”。在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发现康德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即他相信曾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它们甚至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是到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方发生了一场革命。这些句子确实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认为的“与[哥白尼的」这个假说相似的观点的转变”的作用。就[哥白尼的」这个假设而言，康德“在这个序言中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它总是假设的）的这些最初的尝试的特点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断言——这个假设将“在《批判》本身之中，从我们关于时空之表象的性质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证明其为必然的，而非假设的”。
在康德的论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时以及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段落中出现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与革命的观念无关。简而言之，一场自称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历世纪末所谓的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样，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尽管在著名的杂志上至少有三篇学术文章试图告诉广大的哲学家们康德并没有把他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罗斯，1937；汉森，1959；恩格尔，1963），但是，著名的哲学家们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仍然给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个显著的位置。

康德对于科学中革命的看法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是值得注意的。18世纪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以及在科学中产生某种全新东西或直到那个时候才存在的某种东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飞跃，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康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所谈到的第一场革命是找们知识的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场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词的新的含义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这个术语而言，严格地说，康德是一个新思想家（现代人）而不是一个传统拥护者；他所说的“革命”不是指某个循环的变革或某个盛衰，或回到从前的某个更理想的状态，而是与过去进行完全而彻底决裂的一个根本的、前进的步骤。
在康德看来，第一个革命发生在数学之中并且在于把一种陆地测量的经验知识转变成一个演绎体系。“真实的方法”如同“在论证等边三角形性质的第一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显现的”“新的光明”而被发现。关于这件事，康德说（1929，p．19＝B xi-xii）：

他所创建的真实的方法，并不在检验他在图形中或在图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见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图形之性质，而在发现所必然包含于“他自身先天地构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现此先天的事物于他自身的构成方法，以把它表现于图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确实性而认识任何事物，那么，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之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这里把“科学的荡荡大道”与“盲索”作了对比。这个对比或差异并不总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从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说，在逻辑中，理性仅论究其自身，但在科学的几何学中，理性则被用于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几何图形——尤其是等边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于认识到，“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对概念的分析都无助于我们证明任何数学的真理”（佩顿，1937，366）。仅用眼睛观察，或者依靠检查以确定等边三角形的性质是不够的，考察关于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运用……康德所说的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天地展示与我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觉。”因此，“康德认为最早的数学家的发现似乎是”（同上）：
必须依据他本人思索的并先天地展示出来的合乎概念的东西构造图形；而且，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识，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认为（1929，19＝B xi），几何学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必定是由于某一个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这个人指出了“这门科学必须进入的途径，遵由这个途径，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展中的确实的进步。”
康德坚持认为，“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远比发现绕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线要重要得多”。然后他又提到“这场革命的纪念”。所以，在一页之上几行文字之中对革命有三种不同的提法（两次是作为“Revolution”，一次是作为“Veranderung”提出来的）（p．19＝B xi）。
在紧接在后面的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建立于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自然科学花费了比数学长得多的时间才进入“科学之大道”的。康德说，“只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培根才“部分地开始”这个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经走上”创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道路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新的生气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饰地“推溯实验方法史的正确途径”。在此，他仅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尔这几个人的实验以为例证。他断言，物理学经历了一场“其观点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对于康德来说，“物理学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据的‘幸运的思想’是，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的渊流而不能知而只能从自然学习的东西，理性必须在这个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的东西作为其指导”。正是在这方面，“自然研究在数世纪的冥行盲索以后才进入科学的坚实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话的起源

在讨论了数学以及实验的或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之后，康德转向了形而上学，“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p．21＝Bxiv）。他把这一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了比较。他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由于一场突发的革命而变得今天这样繁荣的”（pp．21－23＝B xv－xvi）在这个讨论的第三页上出现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这样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可以逐字译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这里，康德的观点显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的看法向一个旋转的观察者的观点的转换。他表明，当人们使观察者的运动脱离太阳、行星、恒星的已观察到的或表面的运动时，那么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逻辑在先而非历史连续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说哥白尼开始或创始了——天文学中、科学中或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他又为何不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前面几页，他还在讨论科学中的革命，而在这一页一开始他又谈到科学中的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没有这样说。这个事实在讨论康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被置于其中的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候，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当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开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导致注释者们认为康德提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说，他认为他的书给予形而上学以科学方法的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哲学家应当尝试模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为同样的理性知识类推于形而上学的模拟可能允许的范围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后，康德又谈到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一种成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一件不可轻视其价值的礼物”，因为“理性将因而能遵循科学的坚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没有审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说形而上学中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吗？康德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的论述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遵循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学中发动一场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纪科学家——西默尔、拉瓦锡、马拉——的行列。这些科学家都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引发和制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没有说这场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举哥白尼或天文学为证。因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说过，他对哲学的重大贡献是（或将是）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又怎么可能是如此错误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论述了形而上学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个比较长的脚注，其中谈及哥白尼和牛顿。注释者们的错误可能由于把关于形而上学中的革命的句子与前面的那个脚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康德用的是“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学家的例子，所以在我们看来，任何可能的（尽管是未必有的）联系都是与一场牛顿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联系。无论最初错误的根源如何，作者们显然是彼此以讹传讹，而没有仔细审查其来源。尽管有三个关于康德从未描述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诫，而区也没有多少人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发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这个错误在哲学文献中还是年复一年地存在了下来。
正当我完成对这一章的最后修改时，我又见到四本继续存有这个长期错误的书。一本是罗杰·斯克鲁顿写的，作为“昔日名人”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强调“康德所说的他在哲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的一部伟大的杰作（初版于1918年）。这部著作已译成英文。书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导言”（1981，vii）一开始就讨论了“康德在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在其中还读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康德把这种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描述为批判的和先验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尔特·考夫曼写道（1980，87—88）：“康德声称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个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颠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对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聋的攻击”，因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学史辞典》（1981）中有一个论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条目，它强调这个表达方式可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哥白尼“将一种日心体系引入天文学”，其二是“这样一种体系以带有开普勒所提出的椭圆形轨道的经过修正的形式在17世纪牢固地确立起来”。该条目最后评论到：“人们同康德一样，用‘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够促进思想进步的观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这同一本辞典后面有关康德的条目中，对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没有任何涉及。
把哲学或形而上学中一场自称的哥白尼革命归因于康德并非最近的发明。在1799至1825年期间，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学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讲座中——公开说，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经着手进行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法国人夏尔·德·维拉尔把大量解释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献给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击者》中一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维拉尔说道，康德对人类知识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认为在形而上学中需要一个类似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完成的革命”（p．7）。然后，维拉尔用与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时（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术语和措词，解释了康德革命的性质。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学》中（1801，PP．Viii－x），维拉尔暗示，笛卡尔、拉瓦锡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经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
十六年后，维克托·库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话题。库辛是他那个时代阅读最为广泛的哲学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书有许多版本并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持讲座期间，把康德与哥白尼革命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些讲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编者为此所写的“按语”说，这些讲演是在法国大学中对康德体系的最早介绍（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们清楚地知道，库辛在1816年也讲授过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时，他的德语水平特别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当他能够从德文原文阅读康德著作时（1：255，n．2），库辛解释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起了一场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发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讲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库辛说，“康德意识到他

⑻ 关于康德

这属于康德道德理论中的绝对主义倾向。绝对主义明显区别于客观主义，通常是指一个没有例外规则组成的道德体系。康德反复表现出支持这样的规则的倾向。在他提出的一些例子中明显表明他相信做出假承诺或故意撒谎都是错误的。
比如你提到的例子，康德认为如果一个杀手来到你家门口问他想杀害的你的朋友是否在屋里时，你应当告知他真相。（译者注：现代道德理论一般认为，诚信与不撒谎应是在权利义务中进行，例如我没有义务告诉一个唐突地问我收入状况的陌生人真实情况，对于犯罪分子或敌人，我们更是没有这样的义务）康德的哲学有一条无例外的作为绝对命令的规则，即我们绝不能去做那些我们不能希望成为全体性法则或违背“人其人”原则的事情。即使有这些尺度握于手中，怎么运用它们也不是总是清楚明了的。而且，当这些法则给了我们彼此矛盾的责任，如既告诉我们要说真话又要求我们保护生命的时候，它们并不能给我们足够的帮助以决定选择做什么。康德认为自己只是建立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尽管如此，希望一个道德理论能走得更远是完全合情理。

⑼ 什么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哥白尼的革命( Copernicus revolution)，德国康德哲学用语，喻指其批判方法在哲学上产生的影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中把他的批判方法看成是向自然提出问题，要求自然答复。这不同于以前的理性受教于自然就是理性反映自然的方法，这种批判方法从主观到客观而不是从客观到主观，就像哥白尼体系把托勒密体系中的太阳围绕地球转改成地球绕日旋转。此即他所设想的批判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哥白尼的革命用以说明批判哲学是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形而上学革命化。

(9)从康德去社保中心怎么走扩展阅读

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的原则－－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亦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评－－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识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