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

㈠ 后现代派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
1．主体消失。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倒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
2．深度消失。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
3．历史感消失。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距离消失。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应该看到，由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原因，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地是理念上的启迪。 后现代文化在文学上，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无选择技法、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叙述的过程呈发散形，意义的中心被消解、发散到文本的边缘地带。
受它的影响，我们的身边既出现了孙甘露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也产生了消费者文学及其代表“王朔现象”。
现在来看，现在断言后现代主义是否能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尚为时过早，但应看到，全然取消精神衡量指标和存在维度，消解历史意识已渐成为一种风尚。
排除几个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定义。第一，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风格概念。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的观念，之所以不能成立，乃是因为，不管以什么样的风格术语来界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发现两者其实难于区分，或者，后者只不过是前者早已拥有的某些风格的强化或变调而已。人们早已指出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区别性特征（如“不确定性”、“内在性”等等），根本不能成立。以风格或语言来界定后现代主义，还会导致某个作品的某些部分是现代主义，另一些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的荒谬结论（例如认为《尤利西斯》的意识流部分是现代主义，而其戏拟或滑稽模仿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又比如认为埃森曼的建筑语言是现代主义的，但其空间却是后现代的，等等）。正如查博特（C. B. Chabot）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主义〕作家。”1）
第二，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时期概念或一个艺术运动的概念。因为，其一，它首先错误地将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有时间性的艺术运动（比如从1860年到1960年），这种错误会产生将“所有”1960年以后的艺术都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荒唐结论；其二，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在詹明信那里），就是建立在某些断言“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的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里亚，以及大多数低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又如查博特所说，“人们甚至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定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的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意见。”2）这种独断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以其先知般的口吻为人所恶。桑托尔（F. F. Centore）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以诸如激进的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名，当下的正统教义教导人们现代世界（1600－1946），已随着上帝的分崩离析与客观科学一道，永远地过去了。应该代之以一种更具流动性的不定形的过程的世界，因此它呼吁一种更加激进的解释模式。它坚持每一种东西只是现实的一个隐喻或象征，而现实并不存在。每一种事物都是历史的功能；所有的文化与宗教都只是时间性的、暂时的与神话的。创世的不是上帝的言，而是解释学——中途与终结当然也不例外。”3）
第三，后现代主义不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现实，它只是、并且始终只是一种观念形式，一个批评概念或美学概念。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某些天真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我们“已经进入”某个划时代的时期，在这儿，一切皆“后现代”了。而在中国，由于一些更加天真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介绍，以及自始就乱轰轰的“后现代理论研究”，以至于在日常意识中，人们产生了“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我们该怎么办？”式的无端焦虑，或是“我们应该绕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式的乌托邦狂想。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绝非西方一种社会现实，甚至不是一种思想现实。说它不是社会现实，是因为，正如贝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与19世纪下半叶相比，经济、技术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一样：私人资本对集体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尽管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意义不断增长，追求最大利润仍是社会生产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在解释当下变化时务须小心谨慎，不能幼稚地把它们估价为划时代的转变的迹象。”4）说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思想事实，是因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后现代主义就一直处于西方有识之士的批评与反驳之中。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正如查博特所说：“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有似真性。我已经提出了一些论据来支持我的论点：（1）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与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存在；（2）被称作后现代的许多东西其实直接来自现代主义；（3）对它的存在的大多数论辩主要都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枯竭的概括，特别是通过一种忽视了其作为第二级别的概念的性质的概括，来获得其最初的似真性的。”5）
最后，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媒介概念或艺术样式的概念。因此，比方说，我们不能说架上绘画是现代主义的，而装置艺术（installation）、视像艺术（video art）等等，却是后现代主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不是媒介或材料，或具体样式的分别，而是观念的分别。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们得稍微绕一个弯。

㈡ 后现代主义思潮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最直接的是青少年，从年龄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从初中到大学的青少年中的学习落后者、性格偏激者、心理残疾者等弱势群体。从区域上看，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其具体表象，从观念上看，主要表现为反传统、反权威、破坏规矩、反理

后现代主义的表现 (1张)
性、反教育、公德差。从心理上看，主要表现为追求舒适，寻找感觉，内心焦虑，好发泄。从行为上看，追赶时髦，玩世不恭，好表现，强调自由，不愿拘束，甚至触犯刑律。 更具体的则表现为“无厘头”式的特征：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承诺，没有年龄感，不为健康牺牲嗜好，对喜欢的东西不计较价钱，特别喜欢“追新”，无法停止幻想，思维具有跳跃性，时不时人间蒸发，老找不着东西，夏天找麻辣烫，冬天寻冰淇凌，还嫌不过瘾，懒得存钱，认为晚上比白天好，喜养宠物，喜欢自由自在，天马行空，勇于藐视权威，看淡功利，不愿思考、追求享受、讲派头、打扮怪异、言谈失礼、故作幽默、盲目模仿、追星、沉湎于卡通、游戏和网上聊天、互叫绰号、纹身等。 所有这些，对当前的学校教育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已经使学校正统教育陷入困境，使部分青少年在信念、意识、伦理、品行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㈢ 请具体解释"后现代主义"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

1．主体消失。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倒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

2．深度消失。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

3．历史感消失。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距离消失。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后现代主义”的含义：
http://www.kuanye.net/Article/Print.asp?ArticleID=1323
“后现代主义”的来源：
http://ke..com/view/847.htm

㈣ 高分悬赏 后现代主义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或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对我国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教育管理要有创造性，要事实与价值并重，要注重教育组织的特性和差异性，要以人为本。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postrnodernism)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而此前西方社会则被“现代主义”(modernism)所统治。对于“现代性”，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现代性表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它由启蒙信念驱使、维持着，确信理性和科学的进步，确信技术能够征服自然，并坚信运用科学技术于社会改造，便能控制……人类的状态”。“现代化”的基本假设是：现实的世界存在着某些潜在的逻辑模式和固有秩序，只有运用“科学方法”(实证、实验、量化等)，才能发现这些潜在的逻辑模式和固有秩序。人们通过这些发现便可控制事物的发展变化，对于运用“科学方法”以外的任何方法获得的知识则不屑一顾。
后现代主义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理智和文化信条进行质疑的一种方式”。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福科(Foucault．Michel)、德国的德里达(Derrida，Jacques)和伽达默尔(Gadamer．Hans—Geor)等，他们属于解构性(deconstructive)后现代主义一派，主张对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和颠覆，他们“消除了中心与主体，摧毁了本质与基础，否定了规律……割裂了历史”。另一派偏重的则是建构(construction)，被称为建设性(reconstructive)的或“重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为罗蒂(R．Rorty)、格里芬(D．R．Griffin)，他们主张保留现代概念的精华，用理性来反思现代主义世界观中的种种不是，力图以此建构一种整体的、有机的后现代世界观。
后现代主义产生以来，在西方出现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教育管理的思潮，涌现出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我国的教育管理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教育管理要有创造性

倡导创造性是后现代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里芬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在格里芬看来，创造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规定，这就是说教育管理不断进行创造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要求。
福科认为，知识的形成是以局部的、情境性的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是人们正确理解知识的基础。福科运用系谱学”’对知识与学科(discipline)进行了分析，认为知识不仅是建构在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而且学科就是“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它使“某种角度的知识”不断得以再生。这就是说知识不是普遍的、中立的、客观的，而是境域化的(eontexualizational)。可见，知识和真理不是必然的，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创造，即“知识永远是某种角度的知识”。总而言之，知识的情境性甚于其普遍性。既然知识是情境的，就意味着一种非确定性。对教育管理而言，非确定性要求教育管理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因为稳定而确定的状况是不会有创造性的。
综观我国教育管理的现状，不难发现，存在着许多与创造性格格不久的东西：
●在管理思想上，严字当头，强调统一性、服从性、计划性；
●在管理内容上，满足于人、财、物的管理，忽视时间、信息与知识的管理；
●在管理战略上，缺乏整体性、长远性，形不成独特的办学理念，千校一面；
●在管理方法上，推崇量化管理，学校各部门被分割成块，管理靠表格，教师缺乏主人翁精神；
●在管理质量上，停留在浅层次，满足于已有教育资源的一般性守业型管理，忽视对教育资源的充分开发与利用；
●在人才质量上，仅停留在全面发展的口号上，显然这种管理现状重在“守”，忽视了“创”；
●在目前教育组织所处环境从相对稳定变为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重“守”的教育管理思想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
后现代主义思想启示我们，教育管理要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才能永葆活力。

二、注重教育组织的特性和差异性

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T．B)率先把现代主义观点运用到教育管理理论中，并对教育管理科学的“理论运动”进行了一场“格林菲尔德革命”。格林菲尔德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人类发明论和自然系统论两种根本对立的组织管理观。自然系统论认为，组织管理是一个具有人类属性的可观察的实体，是一个能回应并适应其环境要求的有机体；人类发明论则认为，组织管理是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被发明的社会现实。格林菲尔德将他听建构的理论体系称之为人类发明论，即认为组织是人的创造物的理论：
格林菲尔德试图建立一种主体主义或解释主义的教育管理组织理论。他认为，“人不是在组织当中生活．相反却是组织生活在个体当中，通过个体而存在”，“组织是被意识到的社会现实，在那里人们作出决定．采取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合适的行动”。显然。在格林菲尔德看来．组织不是本体论的现实(Ootological reality)，而是人们创造的社会性存在物，既然管理组织是人创造的存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创造，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组织理论。
格林菲尔德的后现代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组织性质和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组织，具体到每个组织本身的具体情况也有其不同点。反观我国教育管理组织现状，不难发现：(1)在实践方面，我们习惯于用统一的教育管理组织理论来涵盖各种不同的学校组织，而不注重对各种具体类型学校组织的研究，用统一的教育组织理沦指导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等丰富多彩的教育管理实践。这种把教育管理组织仅局限于某一范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其僵化灭亡。而且对我国教育组织和学校的现实而言，大多移植韦伯的企业管理科层制，韦伯科层制的五个方面特征(层级结构、劳动分工、规章制度、非人格化、职业定向)在学校组织中都有反映。这是一种更多强调等级、秩序，强调程式化与组织的纪律制度的组织体系，即注重组织理性的一面，很少或没有注意到其非理性的一面：(2)在理论方面，将西方企业管理的理论简单套用到教育管理领域中，如学校目标管理便是德鲁克(P.F．Drucker)目标管理学的移植。同时，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因此，在我国教育管理组织方面，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教育组织自身的特性和差异性，这是后现代主义对我国学校管理的又一个启示。

三、教育管理要做到事实与价值并重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剑桥大学客座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霍基金森(Hodgkinson．C)也是把后现代主义运用到教育管理理论中的学者。霍基金森对教育管理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对价值问题的重视。
在霍基金森看来，科学处理的是与价值陈述截然不同的事实陈述。他明确宣称，“在管理的每一阶段．价值都在发生影响并总是自我纠缠不清”。他认为，在一个事实与价值总是纠缠不清的管理世界中，价值领域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事实和逻辑的成分则是次要的。霍基金森说：“对所有的人类组织而言，不管这些组织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的产生源于人类的愿望或价值。”管理理论的中心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与价值和道德相关的哲学问题，管理不仅要涉及实然层面．更应关注应然层面。
在这一点上，格林菲尔德有同样的观点。格林菲尔德认为，管理科学是具有价值并从属于价值的科学(a science with values and of values)，组织是建立在”观念、价值”之上的。任何决策都包含价值成分，任何决策都是一种价值综合体的象征。政策的制定不可能与价值无关，不存在“白板”状态，事实上政策的制定者是各怀先人之见进行探讨的、
后现代主父重价值的观点对我国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教育管理在研究方式上主要是以逻辑实证为基础的，逻辑实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事实的关注，把重点放在管理技术的研究上，重在用明确的数据、具体的事实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说明问题 它主张教育管理研究应是一种价值无涉(Value—free)的研究，对那些影响教育管理的价值、道德因素，应毫不扰豫地删掉。这样，学校就像所有客观现实一样，具有客观性和内在有序性，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客观的学校目标，通过奖励与惩罚，来维持学校的有序性。于是，管理人员就成了组织秩序的维护音，通过约束学校成员的任何非理性行为，防止学校成员偏离学校目标。
事实上，纯客观的原则和方法在教育管理领域是不存在的，诸如办学目标的确定、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利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都内在地蕴涵着价值因素；把价值问题排除在教育管理之外而只重视教育管理的事实，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教育管理问题简单化了，这种教育管理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在我国教育管理的研究方式和实践中，要注意做到在注重事实的同时，把目光更多地放到价值一面，做到事实与价值并重，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国教育管理的又一个重要启示。

四、教育管理要注重以人为本

后现代主义推崇“本体论的平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种思想亦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他们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其他的东西更真实，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多点或少点实在性。这种本体论上的平等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对平等的的认同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对“对话”的推崇．对话的本质不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更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最终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可见，真正的对话总是蕴涵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为使真正的对话得以进行，后现代化主义主张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
后现代主义的上述观点启示我们，在教育管理中要“强凋一种朝向人的、水平的管理风格，而不是朝向任务和功能的管理”，即管理组织应该“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尊重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在教育管理中要尊重彼此的思想与存在，要认可与尊重他人，注重人与人的平等、相互理解。总之就是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教育要求我国教育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把教职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重视与教职工的平等对话、交流和沟通，与教职工建立亲密、友好、融洽的关系，强凋学校集体目标的实现与教职工个人目标的实现是同一过程，使教职工在工作中得到满足；简政放权，注重参与，教育管理不是以领导权威强加于人，不是以呆板的教条束缚人，充分重视并发挥管理集体和教职工的主人翁作用，让他们参与到管理中去，发表意见，提出决策，突出其存在的价值和重要性，使每个教职工的奋斗目标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
后现代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也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具有复杂性，后现代教育管理观还很不成熟；另一方面，我国还远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我国的教育管理还处在由经验阶段向科学阶段的过渡时期。因此，我国教育界在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时候，要注意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

㈤ 后现代主义是怎样界定的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

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

后现代主义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立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

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未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

(5)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扩展阅读：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坚决否认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现在所说的“形而上”，否认本体论，否认有世界的最终本原、本质存在，否认“基础”、“原则”等问题。认为“形而上”的东西只是一种假设。

传统哲学还假设人的认识又是通过语言来进行，即认为语言可以反映对象，表述或表达对象，人们也可以通过认识者对世界本质、规律的语言表达去认识、了解世界和事物。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元叙述”、一种“宏大的叙事方式”，是必须打破的。

㈥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科斯洛夫斯基[德]在《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P143提到“不是艺术应适应技术，而是技术的发展应适应文化及人文情境，这是当今所要求的”---这充分说明，后现代社会实际上在科技与人文的立场上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并力求在文化中寻求二者的平衡点，注重技术的精神含量。因此以“后工业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的研究（包括电影研究）有必要向文化研究视角转移。
首先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社会导致了功能主义的繁荣，这体现在现代建筑的简约风格与批量的廉价上，按科斯洛夫斯基的说法（P142），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尚能有广泛影响的美学风格，由于其力图摆脱历史主义的桎梏，是历史的东西（建筑的历史文脉）正在危险的丧失，今天不仅成为平庸之作，而且愈益失误”；另一方面，现代的建筑环境“使人们囿于一个技术的、远离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如香港的水泥森林），这导致人与自然的隔膜，也使科技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即“人自身必须不断去适应技术或在技术中感到自己完全是多余的”。面对科技与功能主义对人文环境的异化，后现代电影或选取历史、怀旧的场景来唤起观众对历史感的审美兴趣以承接社会文化的历史血脉，或（刻意地）着力突显影片建筑与背景环境的非人文性特征以衬出科技理性的冷漠与作者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电影与后现代建筑是殊途同归的。虽然后现代建筑倾向于在功能、审美与历史地域文脉之间追求一个平衡点以表现建筑发展的折衷，但后现代电影并不倾向于直接将这种折衷的思想映现其中，它与反衬的效果相比要单薄得多。]
另外信息与传媒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也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尔指出，新的媒体科技至少在两方面对人的社会经验与主观认识的重塑产生决定性效果。一方面，媒介信息与图像通过先进的跨区域传播平台（e.g.Internet&satellites）的过剩散布正在逐步导致时空概念的空前压缩与紊乱，并致使区域文化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趋向于淡化其原本明显的空间地域性特征（如民族特色文化）。这个趋势很容易被联系到“全球化”概念的文化领域，并由此出现了后现代电影对待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的三重态度：首先，后现代电影倾向于揭示（反对）理性的商品作为消费文化的符号对人性本真的抹杀；其次，对文化全球化采取保守（容忍）的态度，通过电影中的杂揉、并置、空间重叠等手段，打着多元文化的幌子追求帝国主义文化的全球均质，把全球文化统置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下，有多元之形而无共荣之实，这虽有利于文化（后）殖民主义的推衍，却也是揭露文化殖民本质的最佳映衬；第三个态度就是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第三世界电影所采取的去同而求和的方针，同的反义词是和，不是异，对于全球化与民族化来说，双赢的结局不是同，而是和，也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求和。
新媒介与新技术的另一方面效果体现在人对社会文化、现实观念的转变上。按照Baudrillard的阐述，我们正越发地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在这里，以信息复制和图像传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秩序正逐渐代替以劳动力和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旧工业秩序。图像和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主要来源。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复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我们无时无刻地被广告、影视、信息爆炸所笼罩着并置身于“超现实”之中（1975）。对真实的证明显得那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复制品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对于复制的概念有着广泛的理解和体现，小到对经典段落的模仿（或戏仿）（以突出其互文性的消解意义），大到对整个影片的时代背景的旧貌还原与历史追溯，甚至是夸张地再现场景与话语环境……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引导我们对现实、历史以及自身认识层面的再生产的真实性抱着一种怀疑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