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国际分工中国

Ⅰ 国际分工发展的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16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地理大发现等因素祖师社会分工进一步提高
(2)形成阶段(1 8世纪60年代至1 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发生了以英国为中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的形成。
(3)发展阶段(1 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二次工、业
革命，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的迅速发展。
(4)深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兴起，各个殖民地走向独立，资
本输出形势发生变化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并参加国际分工等..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变化。

Ⅱ 中国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
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
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
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
----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
，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
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
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
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
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
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
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
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
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从
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
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
、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
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
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
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
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
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
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
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
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
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
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
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
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
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
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
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
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
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
。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
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
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
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
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
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
。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
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
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
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
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
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
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
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
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
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
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
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
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
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
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
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
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
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
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
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
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
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
，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
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
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
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
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
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
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
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
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
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Ⅲ 为什么中国企业国际化

1、扩大出口，开拓海外市场。过去20多年来，开拓国际市场始终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要动机。近年来，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各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和加工贸易大发展的有利条件，通过海外投资办厂，带动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改变了我们以往主要依赖产品贸易出口的模式。我国已有不少企业在东欧、东南亚、拉美和非洲设厂生产纺织品和服装。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特别是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立，每年形成的出口和产能转移规模更大。

2、促进产能转移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近年来，我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当地需要的成熟技术，转移部分产能，既解决了国外市场的需要，又提升了我国和东道国产业结构，实现双赢。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按照“立足国内，发展海外，实施国际化经营”的战略目标，积极参与海外石油资源的开发，初步形成了中东及北非、中亚及俄罗斯、南美三大战略区，这其中我国的技术和设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加强境外资源能源开发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取得新进展。我已与30多个国家建立资源能源长期合作关系，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沙特、苏丹、澳大利亚、印尼等国的大项目和中长期合作取得突破，在西欧、北非、南美、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海外战略区域建立了年产百万吨以上的原油生产基地；铁、铜、铝、铬、锌等矿种均在境外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另外，我企业在境外开展森林资源合作开发、渔业合作也取得较好成效。

4、加快形成中国的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近年来通过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显现，全球竞争、销售网络正在构建。中海油成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者之一，海尔、联想、华为、中兴、TCL、海信、万向等研发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高端产业领域的制造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逐步形成了国际品牌，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影响力和品牌价值。

5、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6、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目前巴基斯坦海尔家电经贸合作区及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两个合作区已经揭牌运行，泰国罗勇经贸合作区等其他合作区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7、追求互利共赢，实现国际化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我企业在周边、拉美、非洲以及南太一些国家的拓展，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巩固和发展同这些地区国家的关系、寻求双方利益交汇点的重要途径。我与有关国家在重大项目上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解决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需要加大企业国际化力度

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是能源、资源、环境和土地等方面的严重制约。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靠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也需要加大推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力度，更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参与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程度。

第一，缓解国内能源资源约束需要更加大开发海外资源的力度。我国是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如我国人均拥有石油、天然气不到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8和1/20，在已探明的45种主要有色金属资源中，我国人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一些重要大宗能源资源供给矛盾加剧，对国际市场依赖加深。未来，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相当一段时间内重化工业的扩张，能源资源矛盾可能还将持续或加剧。需要推动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强海外资源的合作开始与利用。

第二，是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推动产业升级的需要。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中，投资扩张加大了产能过剩，据估计目前制造业产能闲置率已经较高，需要加大参与全球产业重组和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同时，我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在不断加强，具有多元化的比较优势，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是产业升级的需要。

第三，是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的需要。我国已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未来，在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较长时间持续条件下，国内市场竞争还将不断加剧，我国制造业特别是消费品对国外最终需求的依赖也将持续，企业迫切需要开拓国际市场，但却遭到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束缚。而推进企业国际化经营、加大对外投资合作力度，有利于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积极贡献，有利于缓解与有关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是化解贸易摩擦的重要途径。

第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目前，发达国家都是充分利用外部智力资源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进入新世纪以来，芬兰、瑞典等新经济典范其自主创新也都是建立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基础上，如芬兰只有500万人口却拥有一个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跨国公司诺基亚。我国也必须走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之路，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通过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设立产品设计和研发中心、开展海外并购等，提供利用外部智力和研发资源的水平，招揽国外高端人才，锻炼培育自己的国际化人才队伍。

第五，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工厂，但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非价格竞争力不强。要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关键是提高产业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一是可以学习借鉴国外企业的现代经营模式，在全面深化外部分工作基础上优选培育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业务环节，走上基于创新的差异化竞争之路；二是学习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建立健全供应链管理体系，实现资源在国内国际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三是通过对外投资合作与并购，建立自己的海外营销网络，既改变目前单纯依赖国外中间商的局面，更为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设计和研发体系创造条件。

第六，稳步开展服务业国际化经营，加快服务业发展与升级。“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特别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今年出台的国务院7号文件对加快服务业发展与升级做了全面部署，并将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发展服务业的重要途径。为了适应世界服务业信息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新趋势，我国在着力推动服务业引进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走出去”。要逐步创造条件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引入国外服务供应商先进的管理系统、经营理念、软硬件技术以及新的业态，提升服务业创新能力，加快服务业现代化。

第七，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在国际贸易、投资、研发、技术交流以及国际生产要素重组与产业转移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而国际知名品牌则是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要加快从经贸大国向强国的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必须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相应的战略和政策，不断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在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过程中提高跨国经营企业的实力、能力，孕育培育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名品牌。

第八，加快企业国际化步伐也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到今年三季度末已超过14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直接投资项目净流入是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来源。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直接投资项目净流入减少的阶段，已有能力和条件逐步加快企业国际化步伐，以企业为主体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达到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流动性过剩的效果。

Ⅳ 当代国际分工有哪些新特点、这给中国和亚太国家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最好条理一点~~

国际分工新特点：
1、发达国家之间的工业分工得到迅猛发展。发达国家是国际分工的主流，如果不加入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以前帝国主义靠殖民地，现在科技分工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流。 2、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的主流地位已经让位于水平型的国际分工。所谓垂直型国际分工就是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分工体系。水平型国际分工就是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协作，而且是有层次的。 3、 产业部门之间的国际分工日益转变为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逐步转变为以生产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也就是水平型国际分工分为三个层次。产业间分工：国际分工在不同产业间进行，如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间的分工。发达国家生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资金劳动密集型产品。产业内分工：一是同类产品差异化分工，体现为档次和水平的不同。二是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营销环节。比如研发在发达国家进行，生产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营销又回到发达国家。比如耐克鞋。产品内分工：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进行。比如生产一架飞机，各个部件由不同国家的生产部门来承担。要形成产品的一条价值链。
现在的分工越来越按照要素来分工，而不是按产业来分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启动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新布局，国际化的产业分工更为细致，随之服务外包也冲破国界限制，形成了“全球化的第二波浪潮”。服务外包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为这个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了离岸外包战略。为此，“服务外包”也被《哈佛商业评论》称为75年来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和经营理念。那么企业外包的原因是什么？与生产的全球化相比又有什么特点呢？在21世纪的合作远景中有哪些“新看点”呢？这一新型的合作模式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为此，记者采访了业界权威人士――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国际外包中心全球董事郑雄伟。
记者：除了读者较为熟悉的IT外包外，服务外包的主要领域是什么？
郑雄伟：总体上，根据服务外包的业务内容和行业特点，可将服务外包分为IT外包、业务流程外包(主要包括销售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物流外包、财务管理外包、呼叫中心外包、资产管理外包与行政管理外包)、知识流程外包（KPO，主要包括研发外包、咨询外包、培训外包等)及其他服务外包(金融业务外包、医疗外包以及延伸至公共部门的公用事业外包)。基本来看，可以说这一分类是最为全面和最为科学的，也是我们国际外包中心所认可的分类。另外对于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的服务外包市场每年将以30%～40%的速度增长，并且类型将不断细化。而根据美国信息产业咨询公司加特纳Gartner的相关预测，2009年全球IT服务市场年平均增长率将超过6%，全球BPO市场的年平均增长率将超过9%。预计2009年全球IT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4322亿美元，全球BPO市场规模将达到1720亿美元。
记者：服务外包能为我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郑雄伟：对于服务外包能为我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这方面，我们还缺乏权威的预测数据。我们可以拿印度作一比较，印度是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承接目的地，据统计2008年承接服务外包金额422亿美元，是我国的9倍，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是我国的4倍。按照商务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规划目标，我国力争在未来5年内新增100万大学毕业生就业。而根据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的战略规划，我们认为当前的服务外包将给我国带来6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以后每年将新增25万就业岗位。总体上，这一就业岗位是知识型的就业岗位，需要大量熟悉外语、懂得管理、熟悉知识产权保护、懂得国际贸易、掌握计算机编程、掌握网络管理、网页制作和动漫制作、掌握信息管理、数据库原理及应用等方面的各式各样的人才。
记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及其对实体经济侵害的加重，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何种走势？中国的服务外包受到的冲击大不大？
郑雄伟：短期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尚未完全消除，美国经济振兴缓慢，欧洲及日本的国内需求增长减弱，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美元汇率下跌，这些都增强了世界经济短期走势的不确定性，使得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短期压力不小。特别是一些发包企业在此次危机之下经营效益持续不佳，发包量有所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认为，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产品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在普通的服务进行外包的同时，属于跨国公司总部服务功能的研发服务外包的趋势正在增强，服务外包正向纵深产业链发展，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长期潜力较大。根据美国信息产业咨询公司加特纳(Gartner)的预测，到2010年，发达国家中25%的传统工作将转向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另据统计，在全球1000强企业中，仅有1/3企业参与了离岸服务外包，还有2/3的企业未参加到服务外包的浪潮中。因此可以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长期潜力较大。
对于中国而言，一些接包企业受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企业业务量增速缓慢，甚至下降，但我国又有许多企业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发展较好，业务量不降反增，呈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景象。
此外，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部分发包方仍在考虑进一步降低成本进行外包。也就是说，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生存成为一个考验的时候，一些发包方对外包的需求反而越是会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些潜在的客户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提供了新的机遇。
记者：汇率变化对我国的服务外包有何影响？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像对外向型制造业一样，对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造成压力？
郑雄伟：在目前这一阶段，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这一问题引起高度关注。总体上，我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服务外包的发展有利有弊，并且可以说是“弊”稍微大于“利”。就“利”的方面来看，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推动接包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改进服务档次，推动其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获得发展。人民币适当升值也有助于缓和我国与一些发包国的贸易关系，从而为外包企业接包提供更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就“弊”的方面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最大不利是“影响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如果人民币升得很快，则中国许多企业在收入为外汇、支出为人民币的情况下利润率会逐步下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后国内企业接包的成本自然提高，本国服务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因而在吸引服务外包方面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太悲观。原因在于，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通货币――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在世界上其他服务外包发展较好的地区，其货币对应美元也在升值，其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同样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当前在外包已不太具有大的价格优势的背景下，服务外包企业考虑狠练内功，通过提高服务外包质量、塑造品牌促进企业发展非常重要。各类企业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采用各自的方式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记者：随着发达国家失业率的上升，服务外包如何承受政府和社会的压力？在发达国家，政府和民众对服务外包的态度是不是也不同？
郑雄伟：随着发达国家失业率的上升，向政府要工作机会成为民众重要的呼声，这也是服务外包发展的头号敌人。工作机会流失就会有人失业，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没有被充分运用，这种经济的问题最终会反映到政治上，使得贸易行为面临政府和社会的压力。而在发达国家，民选政府面对民众的问责常常需要通过各种措施解决失业问题，可以说政府是在竭力在自由贸易和解决失业问题之间平衡，其态度在不同的就业状况下各不相同。很明显，对于发达国家中那些因为业务“外包”而失去工作机会的人来说，“外包”绝对是一个讨厌的词汇，而对于那些从外包中受惠的民众则对外包非常欢迎。
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实现服务外包的同时积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缓解政府和社会的压力。应该看到，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发达国家的企业基于成本考虑的“外包”行为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措施。并且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企业也在向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服务外包，外包对于提升全球实体经济部门竞争力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是不会因为他们的态度而改变的。
记者：中国和印度正成为全球两个最大的外包地，这特别表现在软件产业上。你认为，中国在和印度的竞争中，最大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郑雄伟：当前，各个发展中国家相继展开了利用外力拉动经济发展的竞争，特别是“利用服务外包”这一方面。其中对于中国、印度两个大国来说，加快发展是两个国家的现实选择，从而新一轮的国际外包竞争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亚洲时报》2007年6月18日发文明确指出：中印在外包市场展开竞争。在利润日益丰厚的外包服务业务领域，亚洲重量级国家中国和印度持续为争夺市场份额而一较高下。另据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2月18日的报道,印度最大业务流程外包商表示，中国对印度信息技术(IT)外包业构成最大挑战。很明显，对服务业外包的争夺势必成为中印双方的焦点！而在这一竞争中，中国具有如下方面的竞争优势：政府的大力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较高，劳动力丰富，科技教育领域有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良好，具有不断成熟的企业家队伍，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稳定、内需市场庞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等。譬如，中国地方政府积极联合国际外包专业机构共同主办诸如全球外包大会的国际高层会议，可以看到，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性，并明确了目标和重点领域。但中国也有一些劣势，其中较大的劣势便是缺乏大量熟悉英语的专业人才。中国人的说、写能力较差，向服务外包价值链上端开展业务较难。
记者：在英语的应用熟练程度这方面，是不是如同很多人所说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外语熟练程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是人才的工作能力还是人才的低廉价格吸引了国际上的外包服务？
郑雄伟：可以说，外语熟练程度差是中国服务外包大规模国际化推进的一个不利之处。英语应用的熟练程度在服务外包中的作用非常关键。这是因为在合作、交易的过程中双方的通畅对话非常重要，而且许多服务外包业务的提供要求工作语言为英语，譬如呼叫中心外包。当然，我国近几年来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迅速发展，人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和中国人勤劳的精神使得中国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上具有一定的人才竞争力。在国际外包人才培养方面，国际外包中心（IOC）和亚太总裁协会（APCEO）联合实施的国际外包高级研修计划正在为全球外包高端人才培训事业，不懈地贡献智慧和力量。总之，中国人才的工作能力是不用置疑的，低廉价格也是中国的重要优势，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乃至消费市场具有的综合优势是吸引国际外包服务发包商关注的重要因素。
记者：我国各地纷纷制定鼓励服务外包的政策，您对此如何评价？请您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提些建议。
郑雄伟：2009年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20个城市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深入开展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试点。对服务外包的重视在短短的几年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行为，各个示范城市也已经全面进行对当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大力扶持，可以说，各地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已经日趋激烈。
我认为，当前及今后，随着地方政府日益看重服务外包的美好前景，其相互间的区域竞争会非常激烈。而相互间如何发掘自身优势，如何在竞争中始终处于领先、形成核心竞争力是各地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在此，我认为，各个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征合理把握发展服务外包的定位，形成一个错位竞争的局面。具体而言，一是各个地区应根据当地生产型服务外包的需要积极引进技术和培养人才，打造核心竞争力；二是对于新型服务外包，各地应努力通过区域性的合作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群，打造区域品牌。我们可以大胆设想，目前仅仅是设想，在南京，打造软件外包中心；在杭州，打造金融外包中心；在南昌,打造家装设计外包中心；在温州，打造工业设计外包中心 ……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政府积极营造服务外包发展的良好氛围，非常重要。各地政府应积极落实各项政策，积极通过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对话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记者：2008年，北京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约为20%，北京为何在服务外包领域发展迅速？
郑雄伟：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经济发达、基础设施优良，具有发展服务外包的地域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等。在基础设施方面，北京城市交通发达，信息化程度非常高，为服务外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首都的北京具有巨大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国家“211”、“985”高校有十几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名校享誉海内外；作为首都，北京地区发展服务外包的金融资本非常雄厚，市政府推动服务外包发展的各项政策也非常优惠。
这些优势也使得北京发展服务外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说，北京市“对高科技服务外包企业创业环境的塑造、吸引人才的各项优惠措施、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专项基金、有关服务外包的各种认证体系的完善、民营教育培训机构的集聚和蓬勃发展”，为我国其他地区发展服务外包提供了很好的、可借鉴的经验。

Ⅳ 中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国际经济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同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2、带来机遇。世界格局多极化为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为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带来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有所影响，经济全球化也给我过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某些西方大国，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

(5)去中心化国际分工中国扩展阅读：

全球化的体现: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Ⅵ 管理标准化对国际分工影响

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国际分工的执行则由国际生产关系所制约。具体说，影响国际分工发展有如下五个因素:

（一）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是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增长是一切分工发展的前提条件。分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发展对分工，包括国际分工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上。迄今为止出现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许多生产领域的状况，改善了生产工艺、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并促使新部门和新产品不断出现，从而使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形式和内容、深度和广度随之发生变化。18世纪蒸汽机时代的国际分工不同于在此之前的手推磨和手纺机时代的国际分工，19世纪铁路、轮船、内燃机时代的国际分工又不同于18世纪的国际分工，20世纪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机器人、人造卫星和航天飞机时代的国际分工也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国际分工。当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光纤通讯技术、海洋技术等的发明与应用，使国际分工的发展继续向深一层推进。

各国生产力水平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历史上，英国最先完成产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而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中心地位。继英国之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生产力迅速发展，因而与英国一起成为国际分工的中心和支配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上 取得独立，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得到逐步改善。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因而在诡计分工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二）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矿产品只能在拥有大量矿藏的国际生产和出口，某些种类的作物如天然橡胶、咖啡树、茶叶等因需要特殊气候而只能在特定的地区种植。自然条件为国际分工提供了可能性，也使国际分工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必须指出，自然条件对国际分工的发生和发展的确很重要，但决不是决定因素。自然条件只提供进行生产和国际分工的可能性，并不提供现实性，要把可能变为现实性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煤炭固然不能在没有煤矿的地区开采，但存在丰富煤矿的地区，直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彩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产业革命以前，特别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前，沉睡在地球地层下面的矿藏亿万年间未能得到开发和利用，这并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如以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过分地夸大了自然条件对国际分工所起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他们把国际分工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范畴，而不是历史范畴、经济范畴。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人口多寡、劳动规模和市场大小

人口多寡、劳动规模和市场大小制约着国际分工的发展。人口的多寡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因而影响国际分工。世界各国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分工和贸易成为必要，人口稠密的国家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别国产品相交换，而人口稀少、自然资源或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则可以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或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前一类国家的产品相交换。

劳动规模或生产规模也制约着国际分工。无论何种劳动，一旦大规模地进行，就有必要分工。若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家厂商无力单独负担研究开发和成批生产费用的程度就必然走向国际分工与协作的道路。

国际分工的实现和发展还受制于市场的大小。固然，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而是交换的基础，国际分工也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但是，市场的规模对分工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对于国际分工也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愈大，该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能性便愈大，实现国际分工的程度也愈高。

（四）国际生产关系

国际生产关系决定国际分工的性质。国际分工总是和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哪里有国际分工的联系，哪里有世界市场上的联系，哪里就有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分工的性质正是由国际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国际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超出民族和国家界限发展的结果。国际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世界物质和劳务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在国际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各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重要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国际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国际间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当代国际生产关系是一个由多种性质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综合性的生产关系体系。其中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甚至有封建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在当代国际生产关系体系中，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使当代国际分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进步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剥削、掠夺和不平等的性质。其进步性是指资本主义国际分工打破了民族闭关自守状态，消除了民族隔阂，并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经济上联合起来，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剥削、掠夺和不平等性是指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下，在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追逐利润和垄断超额利润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剥夺与被剥夺、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剥削、掠夺和不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世界生产力的进步。

（五）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可推进或延缓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西方学者卡布拉尔（M.J.Cabral）认为，国际分工“是自发地形成的，不是发达国家采取某些政策的结果”。这个论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历史上，除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之外，殖民主义者所采取的武力征服政策，各种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以及自由贸易政策，对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生产专业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形成过程起了重要的作用。16世纪初期以后，亚、非、拉国家的种植园经济、单一经济以及世界农村和世界城市的分离与对立，就是在殖民主义者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手段的影响下形成的。

（六）跨国公司

从战后的情况看，新的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出现，深刻影响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物质生产状况，促进新的生产部门和新产品不断涌现，因而它仍是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影响着国际分工。而跨国公司以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直接对国际分工发生重大作用，完全是战后新出现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资产雄厚，规模巨大，控制着国际市场上的不少重要行业。它们的子公司遍及世界各地，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利条件分工合作生产，然后集中装配或实行专业化分工，并同许多国家的有关厂商保持较固定的供求关系。简言之，分布全球的子公司完全是跨国公司这个总工厂的生产车间甚至生产小组。这无疑是促使传统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直接原因之一。

上述因素决定或影响着现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种种特点，以及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中国家只有发挥或解决上述因素的优势方面或不利条件，才可能扭转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并改变不合理的现行国际分工格局

Ⅶ 如何利用国际分工理论分析当前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国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因此，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将中扮演什么角色，自然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向看，还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中国在新世纪最初的20年内定将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一、世界经济展现的历史机遇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趋向。中国便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势必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由18世纪产业革命开创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在二三百年间铸造了一批工业化国家，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有64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间，英国、美国、日本被先后铸造成历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厂”。20世界60年代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一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结果，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例如，在1970-1992年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从32%降到26%和从25%降到18%；在英国分别从44%降到32%和从33%降到20%；在日本则从47%降到42%和从36%降到26%。对于后工业化社会来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从过去工业化高峰时期(60%左右)降下来，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未动摇美、日、英等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倒是与制造业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历史性潮流密切有关。在这历史性的产业转移潮流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为了与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历时二百多年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相区别，我把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迟到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长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从60年代起纷纷自主地推进工业化。例如，东亚发展中地区在70年代腾起了“四小龙”，被世人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MIES)；随后东盟和中国也从80年代靠加速工业化而实行经济“起飞”(takeoff)，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以前的20年里分别取得了7%和9%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出“东亚奇迹”。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1970-2001年间，印尼的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从35.2%降至16.2%和从28.0%增至36.0%；泰国的农业和工业比重，则分别从30.2%降到8.0%和从25.7%增至44.0%；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分别从28.2%降到20.1%和从33.7%增到34.0%。马来西亚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在1980-2001年10年间，分别从22.9%降到8.2%和从35.8%增到43.1%。中国GDP中农业的比重在1970-2001年间从35.22%降到15.23%，工业的比重要同一时期从40.49%增到51.15%。总之，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正标志着东亚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相结合的，一些日益失去优势的制造业先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和中国。60-70年代进行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80年代进行家用电器、化学工业的转移；自90年代起，日本对东亚投资的增势有所减缓，而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较快，特别是在该地区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或组装的加工工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主的工业化进程跟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相结合，才有可能在像东亚之类有发展中地区铸造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中心)来。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有其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陷：(1)作为工业化进程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如果说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曾代表当时科技含量最高水平的产业，而今代表当今科技最高水平的产业则是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制造业。如今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所铸造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当年“世界工厂”的瑰丽光环，它们在科技和经济水平与垄断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2)就制造业的自身发展言，它的发展与强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科技开发力量为之开道，二是要有强大装备制造业为一般制造业作支撑。当年发达国家就是靠这两大条件来推行工业化的。如今，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科技开发力量薄弱和装备制造业滞后的条件下推行工业化的。即使像现已堪称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严重受制于这个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损(这一点本文后面将进一步阐述)。在这种经济结构制约下，制造业即使可以做大，却难以做强。即使有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但转移的多系一般制造业和一般技术。只有发展本国的科技开发力量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装备工业，才能把一个制造业大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或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并不是所有推行工业化的国家都能建成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几十个工业化国家中只有几个曾在历史上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最初的20-30年最早成为这样的新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之一，因为，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1)中国已是世界第四位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2)中国还是贸易大国，居世界贸易第6位，还有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3)近几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吸收外资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4)工业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讯等)较雄厚；(5)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技术基础虽较薄弱，但工业本身配套能力较强；(6)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每年有上百万名理工大学毕业生，有40多万名国外留学生；(7)有从沿海到西部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中国的上述优势条件，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相结合，势必给中国铸造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内外有利条件，履行我们的历史使命。二、我国工业化历史性任务的要求我国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时期，工业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历史性阶段；但我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次产业在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增到51.15%和33.62%。按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的研究，二产在GDP中所占比重达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据统计，我国有63.9%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一产占50%。以占全国一半的众多从业者只创造15.2%的商品性财富，供养着60%多的人口。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主要应从农业、农村之外找出路，即从工业化或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我国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GDP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可从目前的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即将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另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强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结构，即建立强大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科技发明的物质载体，是驱动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前奔驰的发动机。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雄厚，但毕竟技术基础薄弱，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据最近出版的一专题著作深刻指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技术开发力不强和制造加工质量水平低这两个问题。过去我们为了发展装备工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术引进，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业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反有拉大之势。”另一份调研报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世界第4位。……从总量上看，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造’的装备时，却发现了的却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这个情况值得令人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一是我们主要热衷于引进技术和设备，但在吸收、消化、创新方面投入不够，导致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二是外国企业对一般技术可以转让，但对核心技术严加限制，即使已在华投资设厂甚至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也紧紧抱住“专利权”不放。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举例说，1998年我国国内各类工业企业计797万多家，仅有3%的国内企业(即2474家)申请发明专利，共申请专利2480件，而美国一国在华企业就申请专利5433件，日本在华企业共申请专利7588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开发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国企业对技术严守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这就越发显现出建立和壮大我国自主的科技开发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把我国的二元经济建设成为现代经济，还是强化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我们都必须通过工业化阶段来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把我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为一个制造强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便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工业化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时刻都要记住工业化阶段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特别是要把上亿农民转移出来；但我们反对机械唯物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沿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上几百年，不必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走一条既尊重历史规律又结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

Ⅷ 中国应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对待“经济全球化”浪潮
着重发展重工业和第三产业
报证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不被外国资本控制
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
力求从“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创造”
坚持创新与实践相结合

Ⅸ 发展中国家如何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造成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单就国际“游戏”制度不公而言我觉得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创造一种自己的“游戏”制度 以制度对抗制度 以规则对抗规则 但是不要说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就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联合都是非常困难的 各国竞相自己的短期利益 发达国家也不会坐视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被改变
总的来说非常困难 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不过通过努力使可以逐渐改善的 不要丧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