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的去中心化民族主义

Ⅰ 民族主义的好处是

民族主义的好处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解放与平等，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源泉。

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1)扁平的去中心化民族主义扩展阅读：

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观念扩及亚洲。在印度，民族主义鼓动着终结英国的统治。印度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与甘地密切相关，另有许多当地领袖涉足其中。

在中国，民族主义始创建立现代国家的信念，与过去天下一家的帝国观点并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卓异论相结合，形成了帝国主义，正如极端民族主义通常引致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导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因美国之对抗古老帝国而受激励，也因为法国希望将德国与奥地利孤立为一连串托管的国家。

民族国家纷纷成立的结果导致多民族的帝国解体。帝俄亦因之丧土失地。凡尔赛条约，基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企图承认民族主义的原则，使得大部份的欧洲分解为多个民族国家，婉言称之为维持和平的尝试。然而多民族与多人种的国家依旧存在，更新出现了两个多族合组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

Ⅱ 民族主义是自大还是自卑

梁文道：说到这种民族主义的东西，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人的，怎么能够让外国人进来开呢？有一回我去演讲，就很多人问我说，作为香港人感不感到骄傲？说你们香港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去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陈冯富珍嘛。后来我就反过来说一句话，我说这当然是很高兴，很值得骄傲。但是回过头来，假如有一天，我们中国银行的行长或者中国某个超级大国企的CEO不是中国人，是个南美洲人，是个日本人，是个美国人，我觉得这也很骄傲。这意思就表示我们已经开放到这样一个程度了，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国了，全世界只要最顶端的人才我们中国都欢迎。许子东：中央台现在英语频道的播音员都请香港翡翠明珠的鬼佬上去播了，以前播音员是机密工作，要严格审查的，根本不能容外人，你有海外关系都不行。现在索性请外国人在这里报。窦文涛：星巴克这个事最早还就是中央台一个英语主播在自己的博客上反对，觉得星巴克侮辱我中华，引起很多人响应，才形成这么大声势。香港报纸有一篇文章讲，这个星巴克当时进法国的时候，一开始也有法国人反对。因为法国人对咖啡的品位等于咱们对茶叶了，所以当时法国有人说，星巴克那咖啡就是臭袜子泡水里喝的，对人星巴克也不尊重。但是最后星巴克也在法国开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许子东：我在维也纳的市中心去看两家咖啡馆，一家是他们当地最有名的做巧克力蛋糕的，那是贵族，你进去大衣就有人帮你挂的。对面就有一家星巴克，还比那家生意好，而且也不便宜。后来一想什么道理呢？去那个比较贵族的里边就是穿得比较好，而那星巴克呢，大家坐在地上，还有想认识大学生的人就在里边。所以大家也各有各的销路，维也纳的那个巧克力蛋糕是最有名，可是照样也容许你这个粗俗的美国咖啡在那里混混，它就是咖啡界的麦当劳。梁文道：现在中国这个民族讲开放，我们中国盛产一种电视节目，但在外国是极少看到的。就是请一堆老外留学生上来，穿个唐装说相声唱京剧，声调怪怪的，偶尔有点准的，大伙就很高兴，你看这老外学我们学得很像。但是我很少在美国、在法国、在英国、在日本看到人家弄这种电视节目，说你看这人装日本人装得很像，这人装意大利人装得很像。这种节目就有点像耍猴戏，就这猴子长得像人嘛，而且这个节目恰恰反应出来我们的那种自卑感。许子东：表面上是自大，其实是自卑的。梁文道：我们就有这种自卑感，你没有这个自卑感，怎么会搞那种节目叫老外去，意思就是说，你看老外也欣赏我们中华文化，很羡慕我们，想学我们。真的非常有自信的民族不需要这样。许子东：慢慢来，中国总体的经济实力很快要超过德国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以后都是美国人请中国人表演了。窦文涛：我们英勇无敌的河南商人买了德国的飞机场，知道吗？梁文道：了不起。窦文涛：有人就说，中国买了德国的机场，就是为中国人争光，骄傲。但是好像德国人也没有游行抵制你中国人买我们的。许子东：是，中国多少好地被外国人买去了，中国人也不知道啊。梁文道：其实最近几年全世界也都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比如说欧洲原来有个最大的钢铁公司，一个印度富商要收购，买了之后印度就是全世界老大，欧洲老二。老大要去并购老二，结果欧洲各国政府出来说不干，说这牵涉到我们欧洲的民族利益。许子东：好像美国也是，中国要买它的港口，它也不干。梁文道：其实各国都有这种。这种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除非是特别敏感的，比如涉及国家机密，要不然的话没什么问题，要卖就卖，这种事不要看得太紧。有时候中国人对这个事情看得比全世界都紧，就特别计较，我们自己的东西就都得留着给自己。窦文涛：民族主义情绪过去感动过我，大多数人都是真心真意的。但我现在我有点怀疑，反日的是真的吗？游行的是真的吗？有时候闹事的队伍里，有一部分人是看热闹的，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些人喜欢出事。梁文道：鲁迅不就写的，看客。窦文涛：刘索拉说北京人非常可爱，比如说下了大雨，街道那水都堵了，卖菜的那个菜都漂起来了。她说要在美国老百姓都不干了，下水系统怎么回事？政府怎么搞的？我的菜怎么办？她说有一部分北京人，哪怕他自己的菜也漂起来了，他高兴，什么叫穷开心？下大雨了！出事了！发大水了！许子东：反日游行的时候有个细节我印象最深了，有一个面店，平常老是在那里装模装样学日文，那天就贴出个牌，“我们是台湾资金，不是日本的面店”。够窝囊的，我们台湾资金，日文全没了。

Ⅲ 什么叫民族主义国家

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既民族至上上的观念。
民族与民族主义
要想了解民族主义,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民族.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认同自身的为一个团体的稳定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开化的社会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最近则着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与相异的方法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ethnicity)，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乐、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因民族国家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国家政府(state)。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国家大多诉诸文化与历史神话以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
民族主义者认可“非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针对帝国，诸如奥匈帝国之类。梵谛冈是为了天主教的领导权，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权国家；而伊斯兰教徒寻求于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发为另一个非民族国家的例子。
具民族认同，并以民族国家为法统之任何人皆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依此理念，大多数成年人皆为“消极性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如今所谓之“民族主义”一词涉及以政治活动（或涉及军事）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中或包含分离主义、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以及军国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包含“种族清洗”。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区别
首先要区分民族和国家的差别,国家主义是以国家之上(例:苏联).而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至上.
民族与民族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一词并非空穴来风,民族共同体指多个民族在同一地域(既国家),同一政治经济生活下发展出的团体,而各民族之间没有过多的文化上的联系.
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不可否认民族也以血缘的形态呈现,但他们的差别太大,种族主义指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属于一种极端偏激的思想,也是掌权者对外族隔离压迫的工具.
民族主义与民族观念的差别
虽然民族主义的理论诞生于并不代表我国历史上没有民族这两个词.民族主义只是让民族观念系统化,理论化.
欧洲民族主义的诞生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与相异的方法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ethnicity)，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乐、民族文学( 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国家政府(state)。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国家大多诉诸文化与历史神话以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
民族主义者认可“非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针对帝国，诸如奥匈帝国之伦。梵谛冈是为了天主教的领导权，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权国家；而伊斯兰教徒寻求于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发为另一个非民族国家的例子。
具民族认同，并以民族国家为法统之任何人皆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依此理念，大多数成年人皆为“消极性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如今所谓之“民族主义”一词涉及以政治活动（或涉及军事）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中或包含分离主义、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以及军国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包含“种族清洗”。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形的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发展
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诞生的.在清帝国民族压迫赤裸裸的暴露在被奴化的汉人眼前,越来越多的汉人醒悟了.但最后,"三民主义"变成了"新三民主义",把民族改成了民族共同体,这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消失.
对民族主义的争论
民族主义的一般性定义极为广泛，其争议遍及古今。民族主义的例子极其多样，论及民族主义不时引致极端性的情绪，使得表述并定义民族主义极为困难。一个反覆发生的争议是，人们以自身地区性的经验来定义民族主义。对布列塔尼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国家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争为论战焦点；对其他地区而言，其间的差异或无关紧要。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经常担忧，因民族主义冲突所产生的负面结果、种族冲突、战争、与内政上的冲突，会归结至民族主义本身，导致旁人以负面角度看待民族主义的一般性观点。他们认为经由最负面的观点看待民族主义为扭曲原意。过份强调争端，定将对一般性争论的注意力转移至民族国家的特征等个案。
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不一定声称自己的国家优于他国。他们或者就是主张，一个民族在容许自治的情况下，最好能够分离，即民族自决之原则。然而，这经常承受来自有不同身份认同与法统的“敌对阵营”作意识型态上的攻击。在以巴冲突中，双方皆主张对方并非真正的民族，故无权建国；沙文主义(chauvinism)与极端爱国主义(Jingoism；主张对外实行战争政策)过份主张民族间的优越性；民族性的刻板印象极为常见，多具侮辱性。以上这些都是民族主义运动者抬头的现象，也值得注意，但不足以成为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理论基础。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者几乎全然自认为本国优于他国，而最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会寻求摧毁非我族类的文化，导致种族灭绝以及世界性的浩劫。
编辑本段民族主义的理论之争
首次对民族主义之研究为民族主义运动者的整体性的历史论据。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对民族主义运动所提供的政治性分析，后来活跃于中欧与东欧。民族主义大部分的社会学理论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若干的民族主义理论为民族主义者自身所顾虑之争议，如属不属于同一民族，以及“归属”一词的确切意义。新近的一般性争议专注于潜在性的争议，以及国家民族孰先孰后的问题。民族主义运动者自认代表现存之民族，与民族主义基本教义派相互一致，将民族—至少是族裔团体—视同两千年前的社会现实。
现代主义理论暗示，在公元1800年之前，并无人对居住地以外之处效忠。在欧洲，民族认同与国家一统为因应经济与社会现代化所需，自上而下所强加。据此，民族主义冲突为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较新的民族主义理论受后现代主义所影响，强调民族为社会结构现象。潘乃迪克·安德森将民族表述为“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恩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评论道：“民族主义并非民族自我认知的觉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处虚构出(invent)各民族。”（安德森与盖尔勒的“想像”与“虚构”等词为描述用的中性用法，并非暗示民族为虚构或者想像。）现代的理论则视印刷术与资本主义等事物为民族主义之所必需。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则提出综合传统与后现代的观点。据史密斯所言，形成民族的先决条件为（现存或历史上的）确定的祖国、高度自治、具敌意的环境、争斗的记忆、宗教性的核心、语言文字、特殊的习俗、历史记录与想法。史密斯认为民族经由全体人民（非仅精英份子）、法制与政治体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国际承认、与划界等条件的汇聚，而形成。
编辑本段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

编辑本段1900年之前
1815年至1870年间，各个独立公国逐渐统一为意大利国大多数的民族主义理论皆假定欧洲为民族国家之滥觞。虽有争议，一般通常认为现代国家始自1648年之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该条约开创威斯特伐里亚系统式的国家，即彼此互相承认主权与领土。签约国中，如荷兰合省邦联（Dutch United Provinces，当时的称呼）被视为民族国家，但德国并无对等情况，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几乎据有当时全体说德语的国家。1648年，多数欧洲强权尚非民族国家。其他的看法为拿破仑启动民族主义，并使民族主义达到预料之外的程度。
许多人，但非全部，认为民族国家最主要的转变源自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自浪漫式民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开始，民族主义运动者于欧洲遍地兴起，当中有些为反对大帝国的分离主义者，另有寻求一统分隔零散的领土，如德国与意大利。这些运动促进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且获得成功。19世纪末，人们多数接受欧洲划分为多个民族，且自我认同于其中之一。奥匈帝国与鄂图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加速了民族国家之形成。
依据标准观点，十九世纪之前，人们有乡土性、区域性、或宗教性的效忠，但无国家观念。典型的欧洲国家为皇室所统治的朝代国家，若高于区域性之效忠，则为由统治性家族所有之君主制。朝代国家可由皇室联姻取得土地，又因分割继承而失地—现今看来十分荒谬可笑。远古时期，古希腊称所有非希腊人为蛮族，但希腊的各城邦又经常为统治地位相互作战。民族主义引入各民族领土范围明确的观念，并更进一步的应用于索求其他民族的土地。原则上，民族国家并不寻求克敌取地，然而，民族主义运动者们罕对边界之划定意见一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者之勃兴，也为欧洲带来了领土纷争。
民族主义运动也决定了19世纪的欧洲政治。在民族为帝国一部之处，民族解放的奋斗同时也是为抵抗先前的专制独裁而奋斗；在民族国家巩固先前君主政体之地，如西班牙，民族主义自身成为保守及保皇势力。民族主义运动大多始自对抗现有的安排，但到了20世纪，亦有政体(regime)自认为民族主义者。
19世纪民族国家起源之标准理论颇受争议。其中之一在于南美洲人的独立奋斗，以及美国独立革命先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有些国家，如荷兰与英国，似于19世纪之前即有清楚之民族认同。而意大利之统一，为基于人种／语言之民族主义运动范例。
编辑本段20世纪的民族主义
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观念扩及亚洲。在印度，民族主义鼓动着终结英国的统治。印度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与甘地密切相关，另有许多当地领袖涉足其中。在中国，民族主义始创建立现代国家的信念，与过去天下一家的帝国观点并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卓异论(Japanese exceptionalism)相结合，形成了帝国主义，正如极端民族主义通常引致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导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因美国之对抗古老帝国而受激励，也因为法国希望将德国与奥地利孤立为一连串托管的国家。民族国家纷纷成立的结果导致多民族的帝国（鄂图曼帝国与奥匈帝国）解体。帝俄亦因之丧土失地。凡尔赛条约，基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企图承认民族主义的原则，使得大部份的欧洲分解为多个民族国家，婉言称之为“维持和平的尝试”。然而多民族与多人种的国家依旧存在，更新出现了两个多族合组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占人口43%的捷克控制一切）与南斯拉夫（由塞尔维亚人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启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浪潮，肇因于战前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以及欧洲各殖民帝国于战后主张独立。最戏剧化的去殖民化出现于非洲，自欧洲的殖民禁脔转变为民族国家。其中数国合乎欧洲“单一人种，单一语言”以及固定领土的理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符合此一准则的索马里解体了。
苏联解体于1990年左右在欧洲引致无预期的民族运动复兴，使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现代史上第二次独立。
20世纪下半，若干潮流的出现或显示了民族与民族主义之弱点。欧盟看来大大地将权力自国家转移至次国家(sub-national)与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层次。非难全球化者通常诉诸民族认同情感、文化、与主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等自由贸易协定，与贸易市场持续国际化，看来损害了国家经济，引致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之复苏，及反对全球化负面因素的激烈抗议行为（参见反全球化）。
并非所有反全球化者皆为民族主义者，但民族主义持续主张民族主义以顺应潮流。民族主义政党持续于选举中获胜，而人们大多对民族感有强烈的认同。且全球化主义与欧洲联邦主义并不全然反对民族主义。例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中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清楚表明，中国因鼓励国际与多边组织贸易，国力潜在性增长，而非降低。曾有一次，加泰隆尼亚自治论者(Catalonian autonomist)与威尔士民族主义者(Welsh nationalism)等次国家的权力中心支持强大的欧盟，希望分为大区的欧洲可以约制现有的民族国家。然而，随着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遍及欧盟，这项改革已不再存于政治日程内。
编辑本段语言与民族主义
共同的语言为民族的特征之一。例如说，在法国革命之前，法兰西当地说的是布列塔尼语和奥克语，两者彼此不能互通。标准法语通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且为主要语言，但在革命之前无以成为非法语区的民族语言，像布列塔尼就禁用凯尔特语命名。形成民族国家并在独立之后巩固自身，一般伴随着以政策限制、取代、或弃绝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由此加速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注意到的趋势，即地位高的语言取代地位较低者。参见法国语言政策。
若干理论家相信，民族主义于19世纪成为显学是因识字能力(literacy)提高而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统一工具。更多的人阅读报纸、书籍、小册(pamphlet)等等，阅读能力因印刷术广为散播而提高，首次于历史上得以发展出对本乡本土以外的广泛文化认同。语言间的差异也在同一时候固定下来，裂解为方言，不同语群之间并且相互排斥。
自爱尔兰至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者推广教学、保存、及使用凯尔特语、希伯莱语、北印度语等传统语言。参见语言复兴(Language revival)。
美国向来是一个欢迎多民族移民的国家，对英语以外语言的歧视仍显而易见。其中，德语是个鲜明的例子，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于美国境内几遭连根拔除；而法语与意大利语也几乎从日常生活中绝迹。今日，西班牙语在美国很多地方是第二语言。有些政治人物，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因害怕传统制度受侵蚀，曾有意的反对西班牙语兴起为美国的第二语言。
阿拉伯世界在殖民时期，曾依不同程度被强迫学习土耳其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殖民时期结束后（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一段“阿拉伯本土化”(Arabisation)的过程，以复兴阿拉伯语作为一统阿拉伯国家并促进受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所推动的广泛阿拉伯认同。阿尔及利亚与西撒哈拉从事大规模的阿拉伯本土化，各自由法国化与西班牙化转为阿拉伯化。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有些民族主义份子企图摆脱官方语言并以传统阿拉伯语为外语，与名义上的阿拉伯国家—政治上阿拉伯化，但在语言文化与人种上则未必见得—之文盲人口通常不能互通。这项政策由埃及学者兼民族主义人士Ahmad Lutfi al-Sayyid于20世纪中期于埃及境内推广，他称埃及官方语言为埃及人的母语。晚近的埃及语言学家兼埃及古物学学者Bayoumi Andil以民族主义的角度研究他认为与阿拉伯话“无关”的“现代埃及语”。他主张，是继承自Coptic语的第四期古埃及语于句法(syntax)、形态以及音韵上，涉及阿拉伯语。
类似于强调少数民族语言与阿拉伯语言互不相关的是，努比亚语(Nubians)自埃及与苏丹中划分而出，较成功的例子为柏柏尔诸语言(Berber，又称Amazigh或Imazighen)自摩洛哥中划出。
请采纳。

Ⅳ 如何克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

多民族国家中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的腐蚀剂。就我国来看，以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客观存在。我们党在民族工作中历来坚持反对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错误倾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是最成功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防止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倾向仍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我党在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真对待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斗争，有必要弄清楚二者的含义，并需要进一步研究克服它的一些办法。

大民族主义，是强大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从世界历史上看，大民族的统治阶级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把本民族利益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宣扬“本民族优越”论，实行民族利己主义。他们对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压迫、剥削、歧视少数民族，谋求和维护民族特权，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民族纠纷，镇压各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对外，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镇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阶级压迫制度和民族压迫制度已被消灭，大民族主义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但是在民族关系上，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和残余依然在部分人头脑中存在。它的主要表现是: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不信任甚至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不尊重他们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民族差别、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看不到少数民族的长处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注意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不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不注意积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千部，等等。这种大民族主义思想如不克服，就要损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也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民族主义，也称作狭隘民族主义，通常指少数民族或小民族中的民族主义。相对大民族主义而言，它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在对待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大家庭内其他民族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狭隘的排他性的思想观点，是剥削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其特点是孤立、保守、排外。而在对待本地方内的比本民族小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则又表现为大民族主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民族压迫制度被废除，各民族内部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地方民族主义也已丧失其阶级基础，但是它的思想残余将长期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忽视各民族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性，力图在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各自为政;不适当地强调本民族的局部利益，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过分夸大本民族的特点，或以此为借口，对于适用于本民族地区的中央的统一方针政策，不去积极贯彻执行;固步自封，忽视大民族和其他民族帮助的意义，对有利于各民族互相亲近的东西，不是采取欢迎的态度，而是强调人们的民族成分，力图使民族差别巩固下来。

一般说来，大民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处理。防止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或影响，以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思想战线上的长期任务。

随着我国各地区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种民族主义残存影响的长期性及其现实危害性。因此必须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注意克服两种民族主义的影响，正确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那么，如何继续防止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呢?

第一、要树立“三个离不开”的观点。

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我国国内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任务、共同利益。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各民族交错杂居，交往密切。汉族除了有广大的聚居区外，还和各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其他人口多的民族和人口少的民族也存在类似情况。少数民族不仅在边疆民族地区同汉族杂居而且也同内地的汉族杂居。特别是解放后，在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交往、杂居、合作更加广泛和深人了，彼此的利益更加密切得不可分割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这种交往、杂居、合作将进一步发展。

汉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统治民族的地位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又一个基本特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以致在我国消除了民族压迫制度之后，仍然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民族矛盾的一个根源。

因此，无论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看，或者从消灭各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要求来看，都必须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观点，都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必须克服妨碍搞好这种关系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第二、充分认识两种民主主义存在的长期性，但以反对哪种民族主义为主，要具体分析。

只要还存在民族问题，两种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是自然的。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或者说，无论是汉族歧视少数民族，或者是少数民族不信任汉族，都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如果任二者发展下去，都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新的隔阂和对立，甚至于分裂。这不是耸人听闻，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已经看到了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给各民族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因此，二者都应该加以克服，在涉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以谁为主的问题上，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高于国内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汉族统治者长期统治压迫少数民族，因此，全国范围内一般来说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但从某个局部地区，局部范围内，其他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可能是主要矛盾。在当前，在边境地区，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外国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搞分裂的活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族主义要做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克服和防止狭隘民族主义。这就是说，不能片面地和孤立地只反对某一种民族主义，而忽视和掩盖了另一种民族主义，更不能把非关键性的方面当成了关键性的方面。

第三、必须正确把握两种民族主义的性质，不能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旧思想残余的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都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国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但是，在过去，我们在对待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或对待犯有这方面一些错误的同志时，曾经错误地把它们当成敌我性质的矛盾来批斗、处理，甚至把少数民族干部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合理意见、反映本民族或本地区群众的正当要求，也当成地方民族主义来批判。这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恶果，虽然已被我们消除，但教训是深刻的，今后必须引以为戒。

第四、必须把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同促进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

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必须同促进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只有克服两种民族主义，才能更好地依靠少数民族地区劳动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民族平等，而且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也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行。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能更进一步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团结。离开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要求，去乱反大汉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都是不正确的，非常有害的。在解决新形势下的民族矛盾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都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断克服自己本身不利于各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切旧思想、旧观念。任何民族的人，对另一民族的人的片面指责，无限上纲或无原则地为自己护短，都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每个民族的进步。我们必须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对多民族地区人口占多数的那个少数民族来说，在同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上，也要注意克服大民族主义，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

第五、必须高度重视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两种民族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战略。其中民族、宗教、人权是他们的几张牌。这些国际反动势力和依附于他们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总不愿看到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破坏我国的民族关系，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一容易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因此，我国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都要珍惜和维护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决抵制破坏这种新型民族关系的大民族主义，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及时揭露帝国主义者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打击他们的罪恶活动，以维护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祖国的统一。

第六、大民族特别是汉族要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

为了克服两种民族主义，从思想上进行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事实来消除两种民族主义存在的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需要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地区人民的大力帮助。在现阶段，克服大民族主义(就全国范围来讲是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就有的地区来讲是指在该地区人口占大多数的某个少数民族中的大民族主义)，最好的实际行动就是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一是汉族或较先进民族要帮助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切实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二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地区人民要履行帮助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的历史责任。党和政府派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干部，必须克服轻视当地少数民族、不相信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的大民族主义残余，尊重当地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愿望，把善于联系当地人民群众的、在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中取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当地各少数民族干部提拔到民族自治机关或当地政权机关，或上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岗位上来，并要加强培养，大胆使用，保证他们有职有权。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防止和克服两种民主主义倾向，才能逐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真正使各民族都得到共同的繁荣发展，才能使团结友爱和互助合作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起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人和体制转轨进程以及民族意识的增强等，都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了新的重大影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重要性和复杂性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日益显现出来，两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也会有一些新特点和新变化。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反对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错误倾向，就显得更加重要。

Ⅳ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理解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的地位，作为价值观考虑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或运动。简单点说就是我认为不对的就批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例如，这次利比亚遭到联军的轰炸，我们不是去思考背后的真正原因，而是简单的认为就是为了石油，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就是侵略者，我们要义无反顾的去谴责，从而掀起大家对美国的仇恨，进而堵住任何企图学习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思潮。这样做有一下原因，将产生一下后果：
这种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的失真。媒体故意掩盖真实信息，把歪曲的信息发布出去。比如，全世界都知道联军攻打卡扎菲的真实原因，是卡扎菲肆意屠杀本国人民的反人类罪行导致的，遭到了本国人民的极力反抗，连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也含泪恳求联合国制裁利比亚，事实明摆在那里，但是中国媒体就是视而不见，一口认定是想掠夺利比亚的石油。由于中国人民长期遭遇愚民政治，所以绝大多数国人就相信了；再者，中国人从来不懂什么普世价值，还不懂得为了真理而不是利益而斗争的道理，所以，为石油而打仗的说法就大行其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仇恨美国人，从而为“五不搞”奠定思想基础，真可谓用心良苦。
这样做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内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会伤及中共自身。不要忘记联合国1970号决议中国是投了赞成票的，1973号决议中国弃权，实际效果等于投赞成票。你现在又在电视上大加批评联合国军，那么人们肯定会问中国为什么不投反对票，去阻止联合国军对利比亚人民的屠杀呢？是不是中国领导人太软弱，怕西方？想当年1950年我们就敢出兵朝鲜，并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当然是假的），现在难道还不如1950年？我在办公室里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并有人埋怨某某某太软弱了，当缩头乌龟了云云；而另一方面，明白道理真相的人又对我国不站在联合国军一面而愤怒，当局这样做真是两面不讨好。长期下去，极左和极右的人都会不满起来，后果可想而知。
下面，我再举一个鼓动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导致引火烧身的例子。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其真实原因是中国的错误立场导致的，然而当局把责任都推给美国，不告诉大家真相，还鼓动大学生上街游行，广州规模最大，一周后，中央立即叫停了任何反美的宣传和游行，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央发现再这样下去，有可能引发对当局的不满，伤及自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该醒悟了。
正确做法：
立即纠正错误立场，告诉国民卡扎菲就是一个杀人魔鬼，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独裁权力，肆意屠杀本国人民，所以我们投了赞成票，赢得国内开明派的支持，全国齐心协力渡过难关，用扎扎实实的改革措施解决国内矛盾，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排外的方式增强执政党的凝聚力，果乎此，实中国之大幸，还望执政者三思。

Ⅵ 由《推手》如何看待文化相对、民族主义中心价值观

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是硬币的两边，对立而又统一，而我认为，二者应当不存在对立，所谓对立，仅仅是内容的对立。 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文化的相对性与多样性，或者说，就是不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异质文化，将每一种文化都看成是人类的选择。 民族中心主义：某一民族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而歧视其他民族，就产生了民族中心主义。通过使“我们”区别“他们”而实现群体认同的文化战略，是以给自己的群体以积极评价、给其他群体以消极评价为代价实现的。 《推手》是一部反映华人美国化生活的种种文化不适应的电影。朱老先生、陈太、玛莎都是文化不适应的“重症患者”。文化对于个人可以说是一种环境的集合，在特定的环境集合下的某种行为与思维到了另一种环境下可能是不被理解的，正是因为这种不被理解，导致了这三位主要文化不适应者的困境。朱老先生、陈太生活寂寞，只有寻找最能还原中国文化小环境来改善缓解不适应症状；玛莎身处一个华人组成的家庭，处在一个小的异质文化中，也造就了玛莎的不适应。 文化环境差异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回避的。片中主要的人物矛盾在于玛莎与朱老先生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造成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语言不通，缺乏交流，我认为实质上是民族中心主义在作怪。民族中心主义是扬己抑它的，朱老先生与玛莎都感到的是自己的文化被压抑，比如饭桌上的关于吃饭肉菜比例的争论、关于孩子看动画片的争论。由于这种相互压抑与攻击，更加加速了民族中心主义在两人内心的生长。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生长，最终是两人都拒绝向对方妥协，朱老先生托词“自己老了，就这样了”，选择离家出走逃离异质文化；玛莎托词“我已经试过”，以此回避小朱的责问。 影片到最后，仍然没有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面对这种文化差异的矛盾，影片通过朱老先生和陈太的对话给出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 民族中心主义，在有的人看来，是缺乏文化相对主义的表现，就像一部分人解释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不抱这民族主义立场”一样，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本人此文的最大观点就在于：二者是差异化统一，而非矛盾统一。民族中心主义主要是文化内部起到团结与凝聚作用，形成“我们”的概念（当然也可能形成“他们”的概念）；文化相对主义是平等看待异质文化，正确理解“我们”与“他们”都是人类发展的选择之一。 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一样，“个人主义有利于个体利益的实现，是集体利益的基础，集体主义要充分肯定个人利益，才能为集体创造价值”。不同文化之间，应当利用民族中心主义的部分特点做好本文化的建设发展工作，但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存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异质文化的存在。 如果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放在人际交往中，很显然我们可以回归到“对他人的友好与善良绝对不妨碍个人的发展”。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是可以较好处理世界各文化间、各团体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前提是我们要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看二者关系，如果是站在民族主义中心价值看，则会只看见二者的非此即彼，民族主义中心的夜郎自大，文化相对主义的和稀泥。 以上为本人期末论述题 欢迎吐槽

Ⅶ 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孙中山游历西方各国，对西方的政治民主、人权平等深为向往。戊戌维新失败后，他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不可行，于是力倡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以达到政治革命的成功。为此，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以排满革命为己任，主张通过政治排满来达到民族革命的目的，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和国家，达到保国保种之目的。在孙中山看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族复兴必须以国家振兴为基础，而国家振兴则要依靠民族革命与民族运动。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屏障民族，使民族有着强力的保障与安全。“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故曰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441页。后引该书简称《全集》，不再注明版本)孙中山将建立汉民族的国家与每个汉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主张民族兴亡乃是政治国家必须担负的责任，没有政治国家，就没有民族的复兴与安全。这种国家与民族的辩证关系，是孙中山对古代华夏民族观念中国家、民族认同一致性的继承和发展。

应当说，孙中山的这种以国家为民族保卫的屏障，以此来“卫国保种”的认识，是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思想基础。在他看来，要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解决专制政治制度问题，实行政治民主、共和与民族平等、和睦。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推翻清政权，建立共和政府，来维护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和睦与团结。为此，孙中山主张高扬种族与国家的旗帜，作为排满救亡的政治与民族解放的双重口号。

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说，孙中山反对满清政权；从民族主义看，他又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各民族淡化血缘而族种兼容的观念，认为只要是不妨碍政治民主革命的进程，不论何族都是朋友、兄弟。因此，他在主张要将满洲贵族与人民、满洲王室与平民相区别时，强调了民族主义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观并不排除实行同一共和国家内的多民族认同、平等。而当时为什么要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提并论，就是要倡扬一种新的民族革命观，这就是要将民族平等作为政治革命的另一目标，将国家的共和革命作为民族革命的手段，达到国家与民族的共荣，而不是族类的相互排斥与迫害。“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这样，孙中山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平等、共和，是通过民族情感、种族认同，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并不是单纯的“夷夏之别”种族主义。在孙中山的心灵深处，并不排斥满清的大众、百姓。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孙中山的种族认同，实质是在满汉对立、汉民族情感激烈时的一种倡兴政治革命的手段与舆论。而他正是通过这一民族革命的纲领，才在革命派内部取得了高度共识，对凝聚反清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成立后，高扬“中华民族”的旗帜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政权，形势的变化促使孙中山进一步思考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一体化的问题。从民族革命到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将国家认同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多元一体化认同相结合，这正是孙中山建国后的思路。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主张中华民国应当是一个新的、由大中华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全集》第二卷，第2页)五大族内部，尤其是与汉族之间实行平等原则，不仅是“为一人”，而且要“成一家”，“满、蒙、回、藏之待遇，与汉人平等”(《全集》第二卷，29页)，“今者民国成立，政尚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6页。后引简称《集外集》，不再注明版本)。孙中山还将之付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全集》第二卷，220页)，这说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已经延申到了法律与制度层面。
孙中山还主张消除国内各族间的名称与界限，认同于融合各族的中华民族。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和明确的过程，即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一体化发展，过渡到超血缘、种族而以国家为范围的民族多元一体化，也即将民族认同与新的共和国家认同相结合。在建国之初，孙中山曾主张以汉族为主体实行超血缘的种族同化政策，以达到民族与国家的同一。如1912年3月，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实行种族同化”(《全集》第二卷，160页)。其种族同化的办法是民族间杂居和推行文化政策。尽管以后孙中山仍然坚持五族共和的主张，但以汉族为中心实行种族同化政策，与他一直坚持的五族平等并非没有矛盾，并且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难以达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实际效果。

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全集》第五卷，第187—188页)1921年，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集外集》，29页)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全集》第五卷，527页)。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全集》第九卷，188—189页)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来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

孙中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的特点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1、主张民族间血缘、族别的兼容性以及与政治国家在外延、内涵上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都不能局限在自己民族狭隘的血缘族种、种姓范围内，而应当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应当泯灭过去汉族宗法制度中的“小血缘”家族、宗族思想意识，而以超越血缘种族的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合小族为大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只有树立了这样的民族思想与意识，才能合各族力量于一体，振兴与保持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团结、稳定。

2、强调国家在民族发展中的屏障与安全作用。在孙中山看来，“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所以，新的中华民国应当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外在保障，是“卫国”与“保种”相联系的主权国家。而防卫帝国主义的侵犯，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团结，是国家应当承担的职责。所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认识上应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应当在一个层面上统一起来。

3、重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是汉族自己的单一文化传统，而是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集合而成。因此，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要在民众的思想中持久地建立起来，就必须要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培养优秀的道德文明。同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道德文明是远远超越西洋文明的，“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高若干倍”。所以，他期望通过继承中华四千余年的礼义仁爱诚等道德规范，来提高民族精神素质，提高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自信，由此凝炼出一种民族精神，形成一个共同的超种族文化理念的文明。
行吗

Ⅷ 经常听到"民族主义"这个词,怎么理解以及相关的理论依据

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开化的社会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最近则着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与相异的方法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ethnicity)，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乐、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因民族国家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国家政府(state)。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国家大多诉诸文化与历史神话以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

民族主义者认可“非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针对帝国，诸如奥匈帝国之类。梵谛冈是为了天主教的领导权，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权国家；而伊斯兰教徒寻求于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发为另一个非民族国家的例子。

具民族认同，并以民族国家为法统之任何人皆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依此理念，大多数成年人皆为“消极性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如今所谓之“民族主义”一词涉及以政治活动（或涉及军事）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中或包含分离主义、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以及军国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包含“种族清洗”。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

Ⅸ 高晓松在一集的最后讲了三种理论，第一是民族主义理论，第二是以人为

按照《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一文，该理论是由赫尔德等人开创，由马克思发展、费正清等人集成的。而赫尔德最重要的著作是《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这本书论述的思想成为日后“狂飙猛进”的基础。
赫尔德是最早在学术和思想上提出民族主义的人。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赫尔德，全名为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8.25 － 1803.12.18) 是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成为狂飙运动的基础。
赫尔德认为人类和自然的成长与衰颓都是依循相同的法则，因此将历史视为所有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而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其中历史观中的革命运动也是历史演变不可缺少的要素。他并主张各民族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种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对赫尔德而言，“民族精神”这种概念并不表示任何民族较其它民族更具优越性；相反的，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为平等并具有其各自的价值。
附：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2014年02月08日 17:25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12年2期 作者：王四达 字号打印 纠错 分享 浏览量内容摘要：“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关 键 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冲击－反应”论；毛泽东；国情观；革命论
作者简介：王四达(1953—)，男，福建泉州人，哲学博士，华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哲学、政治学等。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12)02-0005-05
“冲击－反应论”曾经是西方学术界分析中国国情以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主流性观点。一般认为20世纪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但如果追根溯源即可发现，该观点是由赫尔德等人开创，由马克思发展、费正清等人集成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可以说是“冲击－反应”论的一个中间环节。中国革命导师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就明显受到马克思的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影响。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得出了自己的革命论，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因此，考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渊源关系，对我们认识毛泽东的国情观和革命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冲击－反应”论的来龙去脉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分别出现了前者从先行到落后和后者由后来而居上的巨大变化。在西方引领时代大潮背景下，一些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开始运用他们的思想利器——自由价值观，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重新剖析过去被理想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停滞论”即是这种重新认识的产物。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无法向工商业转移，社会没有向平等、自由转变的机会，从而导致发展停滞不前；而欧洲近代“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1](P371)。稍后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则从文化角度分析问题，批评中国文化是一种“幼年文化”，因此，“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停滞不前”[2](PP87-95)。其后，黑格尔又从“家长制”压制个人自由的角度深化了这种观点，由于个人没有任何主观自由，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他还天才地预见到“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3](P123)。此后，约翰·密尔在其《论自由》中又高度强调了自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呼吁欧洲人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要使一切人都成为一样”的“中国理想”扼杀了个人的自由、个性，“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4](P77)。不管是黑格尔所说的能促发中国“生动活泼的进步”的“若干因素”，还是密尔所说的“有所改进必定要依靠外国人”，均表明他们认为古老的中国需要异质文化的触动才能改变自身，这可以看作西方学者从“中华停滞论”到“冲击－反应论”的一个过渡。
应该承认，马克思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辈们的影响，但马克思又比他们更为高瞻远瞩，因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并通过其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来展开的。由于学术界对此已有许多研究，我们这里只勾勒出几个基本环节：第一，联系与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西方近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民族联系交往的扩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P35)。不仅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P35)。而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P541)。第二，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结合一体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由于生产结构的简单性、社会的封闭性与视野的狭隘性，印度人“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_[5](P688)。在中国，尽管它历史悠久，但几千年来却呈现出一种“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7](P114)。第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必然带来西方的冲击，促进东方社会的瓦解。他甚至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持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6](P609)。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冲击”、“反应”的字眼，但他的论述已清楚地表明，亚洲的社会变革及传统中国的解体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的。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国的核心是由独裁主义构成的。造成传统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在传统以内变”的历史观。对此，费正清提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即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8](P182)直到19世纪，“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它表现为“民族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社会文明的要素”[9](P124)。随后，列文森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然而鸦片战争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10](P42)。他反驳那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儒教继承者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推动了社会变革，“但是变革的根源则深植于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早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冲击”[10](P144)，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冲击－反应”的观点。

Ⅹ 什么是民族中心主义

民族主义跟民族中心主义显然是两个差距甚远的两个词，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而兴起的思想或者运动，应该说是一个中性词。

而民族中心主义则不是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而是指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我高于一切，有一种不可取的自我优越感，不仅不是以民族利益为中心，许多时候还起到妨碍民族发展的作用。这种自我优越感，视各国条件不同，可能会让民族自高自大，也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文化霸权主义。

在中国的角度来着，欧洲中心主义、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实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可以说都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只不过表现有所差异。

民族中心主义与该民族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面的强盛而带来的优越感是分不开的。在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中，文化间的交流、身份认同等问题是一个核心点。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认为西方所认知的东方不过是西方一厢情愿“自我建构”，西方眼中的东方根本不存在，只存在于他们的构想之中，东方只是西方想象中的“他者”，而这个他者，往往被想象成与光明、民族、先进的西方相反的国度，东方是野蛮的、落后的、不开化的、女性的、有待西方改造的一个地方。可见，欧洲中心主义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民族中心主义。萨义德也由此提出“让东方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主张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发扬本民族文化。

那么让我们用历史上抑制日货这一件事来说一下。抑制日货运动的发生具有其特写的历史环境，是政治事件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

如1908年发生的第一次抑制日货运动，后来1919年因为巴黎条约发生的运动，似乎都因为爱国情绪或爱国主义运动而起，中国人民自发的一种抵抗运动。可以说是与民族主义有关，但却不能算得上是民族中心主义，是对侵略发起的反抗运动，但是这种运动一旦过激，伤害到的不仅仅是所抵抗的对象，大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之势。如2012年因为钓鱼岛事件而引发的抵抗日货运动，日资企业、中日合资企业产品均成为抵制的对象，涉及的产业包括家电、旅游、对外贸易、汽车等，其中还发生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例如见到日本产品，哪怕是中国人民的财产，也依然打砸。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抵抗日货牵一发而动全身，日货非独与日本有关系，与本国也有很大的经济联系，自身也是会受影响的。况且许多日本品牌汽车其实是在国内生产的。过度地抵制可以说是一种暴力运动，难免带有民族中心主义性质，带有盲目的色彩，而非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行为了，所以倡导的是“理智爱国”。据所看相关论文表示，抵制效应在最初的四个月效果显著，但在这个过程也有观望效应，风波一去，受市场调节影响影响会渐渐趋平。

这些极端事件也说明抗日运动对于激发国人爱国主义、促进中国制造业有积极意义之外，还有许多负面作用，不只抵制日货，更伤害了一部分国人。抵制日货虽由民间自发形成，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而缺少政府的监督管控，造成了许多不好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爱国需要理性，暴力行为绝不是爱国，只能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中国的投资环境，让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望而却步，最终损害的还是中国的利益。我们需要的应该是理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发扬正确的爱国主义，而非爱国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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