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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治化去中心论

发布时间: 2021-04-18 20:05:57

Ⅰ 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是什么概念

意思就是要给少数民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各个民族之间也就经济,习俗或者宗教方面上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动不动就上升到政治问题上来,因为政治牵涉到站队问题,等于把对方放到敌人立场了,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个民族应和谐相处。
【补充】:
都永浩研究员在《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评民族“去政治化”与“文化
化”》一文中,强调了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作者通过对马戎所列举的前苏联、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民族政策的分析,得出了完全不同于马戎的观点。作者认为,
“民族”与政治属性是同质的,“去政治化”就是去“民族”,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未来解决民族问题的目标应该是建构完全的公民国家,而不是“创造”一个与国家同质的“大民族”。对于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尽管不会十全十美,但也无需推倒重来,而应该是基于本国国情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资料链接】:
http://wenku..com/link?url=ZB58zw3dbR4ob8rYbsd___qnbS7

Ⅱ 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什么意思,怎么具体阐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伦理是合二为一的,政治即伦理,伦理即政治,而这充分体现在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互动过程中。而“所谓伦理政治,既不是伦理与政治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伦理的政治,或政治的伦理,而是伦理与政治相融合、胶连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原理与社会意识形式。其特征是:伦理与政治直接同一,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伦理的原理直接构成政治的原理;政治具有伦理的形式与原理,伦理具有政治的结构和功能;对统治者来说,这种政治是伦理,对被统治者来说,这种伦理是政治。”

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据《尚书·康浩》记载:“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我区夏。”此处德已具有道德之含义,并直接反映在施政问题上。孔子则明确提出以仁义道德治天下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远者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把孔子的仁义学说进一步移植到施政上,把仁学政治化,提出“仁政”学说,认为统治者即掌权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并进一步加以阐述,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而国定矣。”(12) “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后来者如董仲舒、朱熹等人则把这一互动过程实质化,真正把伦理政治规范化。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诸多范畴,既是伦理范畴更是一个政治范畴。就拿“礼”来说,作为伦理范畴,它是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是道德规范的核心范畴,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另一方面,“礼”作为政治范畴,它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荀子曰:“国无礼则不正。”“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同时,在很多地方,“礼”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伦理范畴还是一个政治范畴,如作为五常之“礼”就是指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即君主为得民心、天下应当具备的品德,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荀子曰:“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关其民者也。”而汉代的“举孝廉”则更能说明这一过程。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如此情况之下谈什么伦理政治,谈什么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互动,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不错,我们知道伦理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神经质背景是政治专制以及法律不完善的人治的君主及少数官僚主观或任意决定一切的社会,但是千万别走极端,因为传统的并不都是恶的,例如伦理政治强调的掌权者的道德要格力量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同志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人格力量的重塑对今天的反腐败有重大意义,因为反腐倡廉,光靠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道德教育,注重淳化社会风气提高掌权者的个人修养,而这些我们均可以从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伦理政治对掌权者的人格要求中得到许多启示,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那么,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伦理政治对掌权者提出了哪些人格要求呢?

第一、爱国保民。古之爱国,大多以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就“忠” 于国家而言确实有可取之处,而这恰恰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论语·颜渊》云:“子张问政。子曰:‘君之无倦,行之以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尚书》云:“德维善政,政在养民。”下面一段话则深刻地揭露了为官的实质,“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故府州县官以知为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谓地方之事,府州县当无所不知也。百姓称官曰父母,自称曰子民,谓民间苦乐,府州县当无所不关切如一家矣。”郑板桥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难道这不能值得那些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掌权者们反思吗?当这些人在贪污堕落、损害人民国家、社会利益之前,为什么不学学古人呢?

第二、自律自爱。这是传统文化中儒家由“内圣”而“外王”到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并且是官吏即掌权者道德修养之根本。《论语》关于为政者的人格修养、自律自爱的论述甚丰富,此处略举一二。孔子强调掌权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面对金钱的诱惑,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何抵制各种欲望的侵蚀,孔子强调“无欲则刚”,《公冶长》篇记载:“子曰:‘ 吾未见刚者。’或对曰:‘ 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孟子进一步引伸为著名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能真正做到如此之自律自爱,今日之某些所谓的“公仆”、掌权者们又岂会贪图“坐的桑塔那,玩的‘二五八’,吃的乌龟王八,搂的十七八”呢?某些领导干部又岂会晚节不保,而大谈“提拔重用老了点,离休退休早了点,在职时间还剩点,抓紧时间捞点”的人生哲学呢?

第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乃为官之根本,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强调的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李元弼指出:“为政之要,当须远嫌疑,罢张设,广闻见,杜谗佞,审情伪,察弊病,示信令,省追呼,戢人吏,抑豪强,拯孤危,奖孝友。”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是对掌权者的起码要求,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几点人格要求是一致的,其实质是要求掌权者在行使用权力时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朱熹指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王夫之强调“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清人刘锡鸿更有深刻之语论之:“且夫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古人讲求治道,必先整饬士风,职是之由也。”今之某些掌权者如能了解这些,何故堕落为贪官污吏,遗臭万年呢?

第四、忧患意识。这也是伦理政治对为政者的人格要求,只有常具忧患意识才能不断对自己进行反省,才能做到爱国保民、自律自爱、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充分体现了忧患与爱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忧患意识还能激励人不断向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论语·学而》有这么一句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即说明了忧患意识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周易》有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亦所谓也。孔子云:“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优而仕虽不被今人倡导,但仕优则学却是至理名言,掌权者只有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学习才能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才能廉洁奉公。基于此,“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所谓真理才能不攻自破。有了忧患意识,才能居安思危、防危杜渐,所谓“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以上是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伦理政治对掌权者的几点人格要求,另外,伦理政治还有助于淳化社会风气。有人认为腐败现象的出现还应归因于社会风气的败坏,有就是说社会存在许多“抬轿”之辈,如果人人皆知廉耻,皆“善养浩然之气”,则何来行贿之徒,即使某些掌权者想“乘轿”的话也无轿可乘。

Ⅲ 什么是大众文化去政治化

大众文化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图景被一种简单的“快乐经济”所替代,形成了一种“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并通过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达成隐形的政治功能。通过景观化的快乐政治来遏制传统大众文化悖论性的现实批判冲动,大众文化的“快乐”变成人们想象中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
 
新世纪十年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浸在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娱乐之中,并且把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快乐”,作为一种生活幸福的计量指标。于是,在中国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快乐”成为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大众文化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不仅各类艺术活动皆可以纳入到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之中,就连各种大型社会活动也变身为仪式化的大众文化产品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传统的娱乐文化的生产方式被新兴的、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所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大众文化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图景被一种简单的“快乐经济”所替代,形成了一种“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

Ⅳ 泛政治化是什么意思

泛政治化(pan-politicalization ),指过分政治化,泛指泛滥,滥用。不是政治的问题也提到政治层次,好像中国过去的政治拔高一样。比如去美国买台计算机,他说涉及国家安全不能卖,你就可以说这只是庄生意和政治无关,不要泛政治化,,,,

Ⅳ 什么是信仰去政治化

伊斯兰国家就是这样、政教合一。

Ⅵ 军队“去政治化”后能带来什么优势

当兵的这样价值观就变强了,加快转变了战斗力生成

Ⅶ 一个人要想进入政治中心参与政治,有哪些必经之路

在古代,如果人们想参与政治,进入政治中心,那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依靠贵族的力量;

二、凭借容貌和才能掌管后宫,控制幼帝;

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

四、在行军打仗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手握重权;

五、凭借自己家族与皇家之间的亲戚关系,进入朝野。

由此可见,无论外戚有多么强大,其终究战胜不了自己的外甥,因为,外甥才是真正继承皇位的人,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力量。

Ⅷ 何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政党的代表性与阶级性在哪里

政治化的政治叫斗嘴玩。它之外的政治叫经济政治、军事政治、法律政治等等。只要和生活挂上钩,斗嘴的对错就是闹玩。谁玩的起穷光荣?谁也玩不起,何况一国?

Ⅸ 如何理解媒介"去中心化"的理论

“媒介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的激辨 媒介理论的一个特征,就是各种观点的广泛歧义性.在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上,争论的一个焦点即为“媒介中心”(Media-centric)与“社会中心” (Social-centric)的理论激辩.两种理论的分歧基于不同的立足点,从不同的分析模式出发,强调自身的“宰制性”.其一,“媒介中心”的观 点,偏重于媒介本身的活动领域,认为大众媒介受到传播科技发展不可抗拒的驱动力影响,已经形成超越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自主力量,大众传播具有自身的运作方式 和逻辑,突出强调了媒介的自主性和影响力;“社会中心”的观点则将大众媒介视为政治、经济力量的反映,认为媒介正像它的本意一样,只是资讯传播的载体,因 此,媒介理论只不过是更宏大的社会理论的特殊应用而已.其二,“媒介中心”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具有“涵化”和“培育”社会的能力,并且将大众媒介视为社会 变迁的主要策动者;“社会中心”理论则认为媒介始终处于社会力影响的范畴内,它隶属于社会,并对社会负有特殊责任.①不难看出,由于立足点不同,理论之间 的分歧不可调和.

Ⅹ 去政治化是什么意思

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一方面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政治相结合。正是由于这种结合,它们才能够发挥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去政治化就是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摆脱政治的影响单独存在。
其表现在教育领域是:关注学生社会生活品德培养,要求道德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分离,而与国际“接轨”。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以弱化、淡化或试图直接“去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定位于一种文化价值活动或中立性的社会工作。
大众文化领域是: 以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是传统娱乐文化的生产方式被新兴的、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所替代,大众文化呈现出“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躲避崇高”、“告别革命”剥离其政治功能,被一种简单的“快乐经济”所替代 形成了一 种 的文化样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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