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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去中心化

发布时间: 2021-04-22 16:53:15

Ⅰ 张瑞敏的水式管理哲学具体包括什么

水式管理哲学总共应用于三个层面:
战略与组织层面:在组织的管结构上去中心化,取消繁冗复杂的层级关系,在组织结构上改造升级,打破组织边界走平台化转型之路。张瑞敏在为湖畔大学讲授《管理百年》课程中提到的“世界就是我的人力资源部,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就体现了无界的思维方式,在此指导下,平台以共享,协作的形式整合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极大的提高了运营效率。
管理与商业模式层面:张瑞敏开创性的提出海尔的员工是具有决策权,用人权,和薪酬权的“自主人”。该思想集中体现了张瑞敏的水式管理哲学中自由的思维方式,实现员工价值最大化。为此海尔利用物联网技术搭建吸引全球创客的平台。

心智模式层面:张瑞敏提出,“物联网时代是情景感知的,个性化定制的体验迭代”。以连接的思维方式将技术思维应用于管理,可以指导企业建立物联网时代下万物互联的心智模式。

Ⅱ 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哲学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首先在德法产生,于80年代末进入美国,90年代后进入第三世界,席卷整个世界。其势头凶猛,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后现代革命,影响了世界人的思想观念。本文对其四大主要流派及主要反现代思潮作一简单梳理归纳。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后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认为对象是由成分组成,成分之间有存在着一定的结构,要了解对象或成分的性质,就必须首先了解其整体结构的性质。后结构主义原是哲学领域里对传统形上学的一种颠覆(即解构主义),后扩展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德里达首先在哲学上发难,反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那里指的是一种以“在场”为中心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将某种外在的绝对参照物作为基础、本源、中心和出发点。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以二元对立逻辑为基础。为了从根底上摧毁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德里达提出了被他称之为“新概念”的新工具,即“分延”,“痕迹”和“增补”。解构主义后来延伸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美国的“耶鲁学派”。其“解构”式阅读,把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主要任务看作是对于作品文本的“解构”,不再考虑原作者及其文本同写作时期社会脉络的联系,将文本当作有独立生命的文字作品。

新解释学

新解释学是指由海德格尔奠定基础并由伽达默尔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德里达、福柯、阿佩尔、哈贝马斯以及罗蒂也各自从不同立场对新解释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新解释学并未有意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展开后现代话题,但它被看作是后现代的,并被看作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内容之一,后现代解释学对传统解释学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五大内容。一是对传统主体的消解。传统解释学极力推崇人,主体、自我、人以及人性构成传统解释学的基础性的概念。在后现代解释学家看来,既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自我,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性,抽象的人的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二是对传统解释对象(本文)的改造。在对本文的外延的理解上,传统解释学认为只包括科学理论、历史文献、法律条文、文学、音乐、艺术、绘画、建筑艺术等在内的体现作者主观精神的东西。在后现代解释学那里,本文几乎是覆盖了一切的,泛指在任何时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统。在对本文的内涵的理解上,传统解释学指作者意图与思想的表达。后现代解释学家否定了作者意图以及本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三是对“成见”正名。传统解释学为了达到把握作者本意的目的,对“成见”采取了一种无情否弃的态度。后现代解释学公开为“成见”正名,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四是对传统解释目的的否弃。五是对传统真理观进行批判。

新实用主义

指实用主义复兴产生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产生于1970s的美国,在20c上半叶获得了重大发展。但在二战后,由于受涌入美国的欧陆形而上哲学,特别是与人道主义关系紧密的存在主义的冲击,实用主义在美国曾一度式微。20c 下半叶,后现代主义传到美国,产生了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把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和欧陆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后现代哲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最为彻底,与传统哲学的决裂也最为坚决。他于1979年发表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被誉为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经典。罗蒂把20c初到中期的实用主义进行改造,使之适应后现代主义语境,并缔造了以新实用主义哲学为主导话语的“后哲学文化”。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20c下半叶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在态度和立场上与欧陆德法后现代主义一致,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80s末90s初,在对新实用主义的不满和回应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冲击,在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格里芬和科布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对西方上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摧毁的话, 那么,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在激进后现代主义开辟的空间中从事建设性的耕耘。顾名思义,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建设性。

非中心化

非中心化思潮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其理论基础是非中心化论。非中心论又分为极端的和温和的两种形式。温和的非中心论主张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指导人生的原则,极端的非中心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实体性的,不存在什么中心。温和的非中心论者着重消解各式各样的“中心”,如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的命题,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对人的消解和对历史概念的发难,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视人为“无意识的主体”,博德里拉提出“超现实”概念等等。极端的非中心论者(以德里达为代表)直接向“中心”概念本身发难,试图一劳永逸地断绝人们对中心的追求。

反基础主义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主义和20c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基础主义都主张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正是这一为知识大厦寻求绝对不可动摇之基础的信念首先遭到了反基础主义的攻击,反基础主义者志在将人们从对基础的沉迷中解放出来。基础主义对基础的信念,被反基础主义者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反基础主义者进一步摧毁了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式的基本概念(理性概念、真理概念、实在概念等)以及基础主义的“等级”观念。

非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是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所发轫的哲学思潮。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自立为王,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自居,理性的这种地位是不合法的。早期非理性主义者从认识论角度,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把理性抬到无所不能的、绝对的高度,排斥、抹杀、扭曲了非理性的东西。在颠覆理性的这种权威性后,非理性主义者把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东西推到了前台,他们是权力意志(尼采)思(海德格尔)、欲望、本文(德里达)、异(列维那)、历史(福柯)、机器(德利兹)等。战后非理性主义者从政治上揭露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他们认为理性等同于权力。非理性主义对西方理性的另一个弹着点是理性方法,认为作为方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这样一种有限的、极成问题的认识方法夸大成唯一的、无限的认识方法。在挑战了理性方法的局限性后,一些非理性主义者赋予情感以方法论的意义(如克尔凯郭尔),一些非理性注意者用直觉和体悟对抗传统的理性方法。

后人道主义

后人道主义是以批判传统人道主义为己任的一股哲学思潮。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主,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尊严,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后人道主义首先围剿了“人”的概念,宣告了人的“死亡”。在后人道主义那里,人不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也不是心理-精神世界的中心。其次,“人性论”是传统人道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人性论的一个共同理论前提是肯定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亘古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后人道主义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一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认为传统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念、人的本质观念应该抛弃。福柯对各式各样的人的本质观进行了批判。再次,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人道主义坚信人具有天赋的、无限的认识能力,思想可以绝对地认识一切事物的真理。后人道主义则通过怀疑主义颠覆了人道主义的这种自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人道主义的“人类进步”的观念。

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一步是摧毁客观性思维。将客体还原为“视角的客体”,将存在还原成“为我的存在”。视角主义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一旦进入人的思维中,就不得不被“本质化”,因此,纯之又纯的存在是不存在的。梅洛-庞蒂认为视角是对象本身的一种属性,“存在”对于我所具有的唯一意义是“为我存在”。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二步是将“绝对的主体”多重化,认为康德以来形形色色的“主体性哲学”为了拯救世界的统一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而建构的“一般主体”是不存在的,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在前两步的基础上,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三步是强调视角的多面化、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

多元主义方法论

由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发起的与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密切相连的一种后现代理论。他在1975年出版的《反对方法》中,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以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多元主义方法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唯一性、普遍性;他提出的著名的“理论增生原则”或“理论繁衍原则”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费耶阿本德虽然拒斥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原则,但并无意取消所有规则、标准和方法论,而是旨在将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容纳进来。利用多元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对认识论中的理论与事实相符的符合论和根植与科学与非科学的科学沙文主义进行了发难。

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挑战对象是传统哲学史。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揭露了传统哲学史观的缺陷:一是传统哲学史观过分强调了哲学的思想特征,忽略了哲学的修辞特征。二是传统哲学史观的再现观念和再现主义标准。三是它的非历史性。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进而对传统哲学史的原著概念和作者真实意图观念进行了摧毁和瓦解。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的大致轮廓:1,它的主旨是用哲学史编纂学取代传统的哲学史。2,它否弃传统的连续性、进步观念,坚持知识型中的断裂对于历史本身是本质性的。3,它强调哲学史是解释的历史。认为哲学文本只有在解读和解释的氛围中才有意义。4,强调哲学的修辞特征。

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存在美学,对美学的典型的态度是绝口不谈,保持沉默。而事实上,后现代美学也是一种美学。后现代美学首先向美学霸权主义发动了挑战,其次消除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然后对传统美学的“再现”理论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因为“再现”假定了本源的存在。后现代美学的折中主义否定存在统一的审美标准,其实它是一种多元论。后现代美学对不确定性的追求可以从内容上和形式上两方面来看。与传统的美学对总体、一致、秩序、理性的追求相反,后现代美学对恢复理性的、不确定的次序这一信念表示怀疑。形式上,后现代美学摈弃了美学所给定的形式美概念。

虚拟货币体现什么哲学悖论

比如,货币要有流通性,有流通性就必须满足通胀经济模式,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主流经济模式就是通胀,所以有上限的货币就不是真的货币。
而增发货币只能是由中心来增发,而虚拟货币是要去中心化,所以去中心化无解。

虚拟货币要去中心化,但又说人可以有不同量的财富,结果是财富多的人成了新的中心,那么新的去中心化又会开始。
虚拟货币的价值目前挂钩中心化货币,从去中心化的角度讲,应该持有虚拟货币,而不是换成中心化货币,所以凡是换成中心化货币的,都是进步的罪人。
太多了,懒得想了

Ⅳ 吉尔·德勒兹的哲学成就

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Deleuze,1925-1995)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1925年1月18日出生在法国首都巴黎,194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致力于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对欲望的研究,并由此出发到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攻击。
吉尔.德勒兹是法国影响巨大的后现代哲学家,是六十年代以来法国复兴尼采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德勒兹正是通过激活尼采而引发了对差异哲学和欲望哲学的法兰西式的热情。如今,德勒兹的影响遍布人文科学的各个角落,他的《反俄狄普斯》和《千座高原》业已取得世界性的声誉。鉴于德勒兹还远未在我国学术界获得应有的重视,我们特意刊发以下文章,以期引起知识界对德勒兹的兴趣和重视。 德勒兹早期的主要哲学工作(先于他同瓜塔里的合作)可以简单地总结为系统地将经典形而上学中“同一”和“差异”的关系反转。经典形而上学中,差异源于同一:“x不同于y是因为具有固定本性的x和具有固定本性的y的本性之间有差别”。德勒兹认为,所有同一性都由差异性所成。同一并不逻辑或形而上地先于差异,“自然界中属同一类的物体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差异出发来分类出“同一性”的。显然同一性是由无尽的差异构建出的:“大X为各种小x的差异集合体,小x为各种x'的差异集合体……”面对现实世界,德勒兹认为,我们必须抓住存在的真实所是,而分类法意义上的概念无法达至内在的差异,“如果哲学要确实直接关乎物,就必须是‘关于抓住物本身,达至物之所是,达至物之同他物差异所在,达至物的内在差异性’的哲学”
如康德和柏格森,德勒兹认为传统时空观是立足于主体的位置、运动的。他认为,纯粹的差异是“非时空性”的,差异是一种“the virtual”(虚拟)的概念。“the virtual”(虚拟)在此不是“虚拟现实”的“虚拟”,而是有关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对“过去”的定义:“real without being actual, ideal without being abstract” 。(中译本作“现实而非现时,理想而不抽象” )德勒兹说的“虚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德勒兹的“虚拟”是如同“过去”之于“当下”那样一般的“一种前在于物的非实体”。德勒兹的“虚拟”是当下真实经验的前在环境条件,是物本身内在的差异性,“从中构建出的概念同概念所指之物是一体的” 。德勒兹有关差异的说法不是实践的空谈抽象,它是一套确实起作用的系统——差异物之关系结构,这个系统构建出了真实的空间、时间和感知。 同时,德勒兹认为存在之物、概念是单义的,也就是说,所有感知是从“一”得证的。在此,德勒兹借用了中世纪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单义性”理论。中世纪关于上帝的争论中,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众多著名哲学家认为,当说“上帝是好的”时,上帝的“好”只是在修辞学意义上类似于人类的“好”。而司各脱则认为,当说“上帝是好的”时,上帝的“好”跟说“珍妮是好的”中的“好”是同一意义的“好”——两个“好”不只是类似,而是根本一致——两者只在程度上有区别。当说到“好”、“有力量”等属性概念的时候,这些概念都是被单义地应用的,不管是应用于上帝、人还是虫子。
德勒兹将单义性理论应用于“存在是单义地差异的”,“这不是说差异本身必然,而是说存在绝对(单义地)是差异的,因为存在是具有差异这个属性的。进一步说,不是说我们‘单义地’(绝对)是某个同我们差异的存在,而是说我们、我们的个性特质所在绝对(单义地)是差异着的(多义的)” 这里,德勒兹呼应和反转了斯宾诺莎的论点:“所有存在之物都是‘一’的变形”。德勒兹认为,没有“一”,只有永远差异的流动过程。德勒兹将此总结为“一等于多” 。
《差异与重复》是德勒兹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最为坚持和系统性的著作。他的其他著作中则发展了相似的概念,如《反俄狄浦斯》中的“无器官身体”、《什么是哲学》中的“内在性的平面”和“混沌”等。 德勒兹不寻常的形而上学需要一套不寻常的认识论与之配套,这个认识论他自己称之为“‘思想之象’(the image of thoughts)的转向”。 德勒兹认为,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胡塞尔等经典理论中的思想之象将思维误认为是一种毫无以为的行为:真理或许很难获得,但是思维是定然有能力获得正确的事实和概念等的;上帝之眼、中立角度或许很难达到,然而那是我们理性思维的理想目标;确定性的真实和感知的有序延伸。德勒兹通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流动”(flux)拒绝了经典认识论,他认为,真实的思维是一种对现实的暴力对抗,是一种对有序性的无意识破裂。真实世界能够改变和调整我们的思维。德勒兹认为,与其说思维能够认识真实世界,不如说我们的思维是“无象之思”——一种不是出于主动解决问题,而是被问题所决定的思维进程。“所有作为前提的符码、定理等等,它们并非偶然而生,却也并非自在有理的。它们就像神学:你信,它就是,它的理性逻辑就运作。理性永远是一种从非理性中雕刻出的信仰:它不是隐藏于非理性中的某种原理,而是穿插于非理性元素之间、仅被定义为非理性元素之间的特定关系。所有理性之下,都存在疯癫和流动。”
从他独特的认识论出发,德勒兹对哲学史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阅读哲学著作不再是寻求一个确定解释,而是呈现哲学家试图抓住真实的困难尝试。“哲学家介绍新概念,解释它们,但不会告诉我们这些概念是对问题的回应……哲学史不应只是重复哲学家的话,而应关注哲学家未说的潜意识和暗示。”
同样,德勒兹认为,与其说哲学应当被看作对真理的寻求,不如说哲学是对概念的创造。对于德勒兹来说,概念不是固定的前在条件或命题,而是被形而上地构建出的、对一系列思考(如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等等)的定义。一种哲学概念“在其被创造之时即断言了概念及其对象”。德勒兹认为,哲学因此就更像是一种实践性或艺术性的作品,而不像洛克、蒯因说的那样是用科学语言可以描述的前在实体世界的附属品。
在他后续的作品中,德勒兹将艺术、哲学和科学区别为三种不同的规范,每种都有其自己不同的解读世界的方式:哲学创造概念,艺术创造感知的特定表现方式,科学创造基于元点、函数元素的专项理论。德勒兹认为,这三种规范并没有高下之分,他们是解读和组织形而上的流动的不同方式,“”。例如,德勒兹不认为电影是对外在真实的表现,而认为它是一种创造新的运动、时间组织方式的本体论实践(见《电影I:运动-影像》)。哲学、科学和艺术是平等且本质地具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因此,比起“它是真的么?”、“它是什么”这些经典问题,德勒兹建议我们提出具有功能性和实践性的问题,如“它做了什么?”、“它如何起作用”。 德勒兹的解释方法
德勒兹对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研究是蓄意异端性的。在《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就宣称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重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尝试,虽然尼采根本没有提及这些,而《道德的谱系》里有关道德的章节也同康德关注的内容相差甚远。同样,德勒兹宣称单义性是斯宾诺莎哲学的组织原则,虽然斯宾诺莎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德勒兹有次特别地将他解释哲学家的方法描述为“鸡奸(buggery)”:一种偷偷摸摸地采用某作者的理论衍生成一种怪异且不同的理论的方式。 德勒兹在这些著作中,不是在如实地呈现尼采、斯宾诺莎的思想,而是提炼和光大他认为有用的亮点。德勒兹重述其他哲学家思想的方法并不是一种蓄意误解,而是对他坚称的“哲学内在创造性”的实践。同样,在德勒兹看来,用他自己的数学和科学语言来说:“我不是说雷乃(Resnais)和伊利亚·普里戈金(Prigogine)、戈达尔(Godard)和R·托姆(René Thom)做的是同一件事。我是指出,方程的科学化和图像的电影化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同样作用于哲学概念,因为这些空间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概念。”

Ⅳ 如何鉴别ICO项目

ICO是全称为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数字代币公开发行的简称,模仿股票市场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而来。即项目发起方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发行初始代币的方式去获得融资,不过初始代币不能用法定货币(人民币、美元等)购买,因为这违反了各国关于融资的法律法规,而需要用比特币以太坊等流动性较好的数字资产购买。

目前,有关ICO的监管尚待完善,这就要求我们自己要擦亮眼睛,谨慎甄别I。

“其实,评价项目就那几个标准,是不是真区块链?有没有必要用区块链解决?团队是不是真的从事过区块链技术开发(很多人都是假简历,区块链技术目前还是有难度的,真正成熟的技术人员不多)?有没有实体注册(防止跑路)?”万维链市场负责人陆利华表示。

同时,一份翔实的白皮书至关重要,一般白皮书上会有简介,会用易懂的语言告诉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特殊、有什么价值、融资的代币怎么分、怎么使用代币、ICO规则是什么、团队是什么背景、是不是可以落地的项目。有趣的是,此前曾有一个ICO项目白皮书中,将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名字写成了Zhong Bencong,忽悠程度令人瞠目。

当然,即使上述要素都齐备,ICO项目仍然有风险,毕竟未来的技术需要漫长的时间考验。

Ⅵ 德勒兹的在其著作《什么是哲学》里面说"哲学家都是创造概念性质的人物

吉尔·德勒兹,1925年1月18日生于法国巴黎,194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致力于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对欲望的研究,并由此出发到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攻击。德勒兹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有在《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1995年11月4日,德勒兹因难忍肺病折磨,从巴黎住处的窗户跳楼自杀,享年70岁。
德勒兹的工作分为两部分:1 关于其他哲学家、艺术家的著作;2 由各种哲学概念阐发而生的多种哲学理论。
形而上学
德勒兹早期的主要哲学工作(先于他同瓜塔里的合作)可以简单地总结为系统地将经典形而上学中“同一”和“差异”的关系反转。经典形而上学中,差异源于同一:“x不同于y是因为具有固定本性的x和具有固定本性的y的本性之间有差别”。德勒兹认为,所有同一性都由差异性所成。同一并不逻辑或形而上地先于差异,“自然界中属同一类的物体之间也是有差异的”[1] 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差异出发来分类出“同一性”的。显然同一性是由无尽的差异构建出的:“大X为各种小x的差异集合体,小x为各种x'的差异集合体……”面对现实世界,德勒兹认为,我们必须抓住存在的真实所是,而分类法意义上的概念无法达至内在的差异,“如果哲学要确实直接关乎物,就必须是‘关于抓住物本身,达至物之所是,达至物之同他物差异所在,达至物的内在差异性’的哲学”[2]
如康德和柏格森,德勒兹认为传统时空观是立足于主体的位置、运动的。他认为,纯粹的差异是“非时空性”的,差异是一种“the virtual”(虚拟)的概念。“the virtual”(虚拟)在此不是“虚拟现实”的“虚拟”,而是有关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对“过去”的定义:“real without being actual, ideal without being abstract”[3] 。(中译本作“现实而非现时,理想而不抽象”[4] )德勒兹说的“虚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德勒兹的“虚拟”是如同“过去”之于“当下”那样一般的“一种前在于物的非实体”。德勒兹的“虚拟”是当下真实经验的前在环境条件,是物本身内在的差异性,“从中构建出的概念同概念所指之物是一体的”[5] 。德勒兹有关差异的说法不是实践的空谈抽象,它是一套确实起作用的系统——差异物之关系结构,这个系统构建出了真实的空间、时间和感知。[6]
德勒兹称自己的哲学为“先验经验主义”。康德哲学的先验唯心主义中,经验只在被组织化、概念化之后起作用。德勒兹认为,非语境化(脉络化)的概念只能生成看上去很完美实际上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命题,例如,将“因果关系”这个概念超出经验地讨论,就会讨论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样的无解的命题。德勒兹将康德的说法反转:经验的生产性使其超越概念,而这富有差异性的经验能够使得概念被生产、让我们不被分类法所桎梏,让我们不受限制地思考。
同时,德勒兹认为存在之物、概念是单义的,也就是说,所有感知是从“一”得证的。在此,德勒兹借用了中世纪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单义性”理论。中世纪关于上帝的争论中,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众多著名哲学家认为,当说“上帝是好的”时,上帝的“好”只是在修辞学意义上类似于人类的“好”。而司各脱则认为,当说“上帝是好的”时,上帝的“好”跟说“珍妮是好的”中的“好”是同一意义的“好”——两个“好”不只是类似,而是根本一致——两者只在程度上有区别。当说到“好”、“有力量”等属性概念的时候,这些概念都是被单义地应用的,不管是应用于上帝、人还是虫子。
德勒兹将单义性理论应用于“存在是单义地差异的”,“这不是说差异本身必然,而是说存在绝对(单义地)是差异的,因为存在是具有差异这个属性的。进一步说,不是说我们‘单义地’(绝对)是某个同我们差异的存在,而是说我们、我们的个性特质所在绝对(单义地)是差异着的(多义的)”[7] 这里,德勒兹呼应和反转了斯宾诺莎的论点:“所有存在之物都是‘一’的变形”。德勒兹认为,没有“一”,只有永远差异的流动过程。德勒兹将此总结为“一等于多”[8] 。
《差异与重复》是德勒兹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最为坚持和系统性的著作。他的其他著作中则发展了相似的概念,如《反俄狄浦斯》中的“无器官身体”、《什么是哲学》中的“内在性的平面”和“混沌”等。

Ⅶ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 Post 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发布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并无不可克服的矛盾,它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连萨特等一些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也肯定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它今后的发展不是走向另一种与之不同的哲学,而是通过更加紧密地投入现实生活和实践,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克服偏离其本身的倾向,吸取新的经验,从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最好典范。它的根本之点正是要求打破各种僵化的教条,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当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在这方面,最忌讳的莫过于把邓小平理论纳入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中,或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来对之作出解释,甚至牵强附会地去建构某种邓小平理论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把本来是开放性的、充满活力的、与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息息相连的邓小平理论扭曲成封闭性的、僵化的理论。这样作的结果必然是背离邓小平理论。
至于当代西方哲学,近期内也许不会发生重大变更。正像它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一定活力一样,西方哲学的现代思维方式还没有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它的各种思潮和流派还会通过探索和论争自觉不自觉地进一步朝着展现、甚至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方向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最正确、也最简捷的道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于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固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偏见,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走这一条路。然而,既然他们至今仍然走在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道路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必然会得到加强。他们大都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哲学上将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接近的道路。因此,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哲学发展的道路,将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Ⅷ 部落经济和老子的“无为而治”有什么联系

部落经济是一种全生态闭环的呈现,它的存在不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群体,它是属于这个自然的社会中,来自于自然同时也回归于自然。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它的中心唯有一套源自于自然的哲学文化,这个文化应用了丰玄子先生的一套“部落文化经济理论体系”,而延伸出来的一种价值呈现。

所以部落经济不以某个人为中心,它是去中心化的生态体系,中心只有一套文化思想,在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延伸出各种商业项目平台的体现,而所有的这种体现,得益于圣贤智慧的哲学文化的引领。

以道御术,顺应大道自然规律,商业只是大道规律显化出来的一种相,而这个相的显化,就是运用了一套无为而治的运营体系。

在《道德经》中,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也就是《易经》中,提出的
“群龙无首吉”,也就是中心思想去中心化。

在历史上周朝的时候,每个诸侯国、军事、政治、经济都是独立的,而统一周朝的中心唯有一套思想文化,把所有诸侯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种无为而治的体系,整个周朝延续了800年之久。

而真正3000多年的中化文化,整个周朝就占有800年,整整占据了历史进程的四分之一,说明一套无为而治的体系是最为稳定的运行结构。

国家是这样的运行体系,企业也是应当需要有着这样的运行体系,部落经济就是按照这样的一套体系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无为而无不为就是需要搭建一套自然运行的体系,让在这个自然体系里面的所有人,借用部落经济的文化思想,进行着各自独立的项目运作,成就自己人生美好的事业。

Ⅸ 产品和用户关系之间,有着怎样的哲学

产品中是否公平对待所有用户,就会出现以去中心化、中心化等维度的产品哲学。产品中选择服务普惠的用户、边缘用户、有钱用户等维度界定的产品哲学。互联网产品运营中,中心化的思路占据主流声量。
产品哲学有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理念,但在一线运营和产品开发中会出现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是融合在互联网产品中。

Ⅹ 什么是后摇


滚乐从本世纪中叶发展至今,想想也快近半个世纪了。然而摇滚乐到底是什么?或许到目前谁都还无法用任何的描述做一完整的定论;因为有人认为摇滚乐就是从当
初的爵士、蓝调、民谣逐渐演化融合而成的混杂乐种;然而也有人认为摇滚乐当初就是禀着一种叛逆精神、生活态度或是一个观念而已。但不论如何,"Rock
Music"在经过四十余年各种类型流派的萌芽与茁壮,才使得摇滚乐在今日得以呈现出这么多样的风格与类型出来。

一般而言,摇滚乐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可说是承继了八十年代的面貌而更加茁壮丰饶,许多新衍生的音乐类型或名词接连地出现并具体描绘出属于九十年代的音乐新世代。甚至我们可以说,摇滚乐进入九十年代之后, 到处充满了未知的潜力与无法预期的新势力。

【Post-Rock名词的出现与争议】


约在95年,美国村声杂志刊载了一篇由英国乐评家西蒙·雷诺兹(Simon
Reynolds)所写的文章,而文中,这位西蒙先生主要是企图想描绘出,在九十年代中期,一群以"Drag City"、"Trill
Jockey"、"Too Pure"这几个厂牌为主的地下乐队的音乐,而他们不管是在乐风或观念上,主要是以酷派爵士(Cool
Jazz)、即兴爵士(Free Jazz)、环境音乐
(Ambient)、雷鬼音乐的混音技术(Dub)再加上七十年代的前卫摇滚(ProgressiveRock)和Kraut-Rock等多重风格来做为
他们在音乐创作实验的基本要素。而在此一大范畴下,恰好当时的芝加哥市、英美两国及欧洲各地,均有一堆当地的地下乐队符合西蒙先生的描述,而他在文中便首
次以"Post-
Rock"一词,暂时统称这些勇于突破现有摇滚乐定义的前卫团体。没想到,过没多久,一些音乐杂志便以"Post-Rock"来正式称呼这群致力于摇滚乐
新美学的新生代乐队。

不过后摇滚(Post-Rock)虽然已经先有了一个较为正式的称呼,但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许多音乐杂志对这一群人
所玩的音乐基本上都还是无法做一定论。像是滚石杂志当初在介绍这些团体时,还只是用"Instrument
Rock"一词来称呼他们,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乐队大部分都较偏向纯乐器演奏而且也没有主唱。但有的刊物又因针对其乐风或渊源,于是有人又称之为
"DroneRock"、"Space Rock"、"Out Rock"、"Neo-shoegazer-
rock"或"Kraut-Rock"等各种名词。然而,"后摇滚"这个名称被正式采用,则还是后来英国《Wire》音乐杂志持续有系统的用"Post-
Rock"一词做大幅度的介绍报导后,整个所谓的"后摇滚运动"才慢慢地传开来。只不过到现在为止,仍有许多乐评人或被贴上后摇滚乐队的团体都仍非常讨厌
或否认"后摇滚"这一名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名词卷标根本都不足以形容他们自己所玩的音乐风格;甚至被视为现今
"后摇滚"大本营之一的芝加哥,在当初的时候,当地的另类音乐刊物或乐评也几乎不提"后摇滚"这个名词来形容当时刚崛起的代表乐队Tortoise或
Sea And
Cake。更甚者,许多乐评家还认为所谓"后摇滚"这个观念根本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只是这些观念还只是蕴含在各种非主流的乐派及几个关键性乐队中,而
且那时出现的还都只是零散的创作概念构想,而现在只不过经由西蒙先生的一番介绍,才这样由媒体的运作,就俨然成为新一代的音乐种类?

【Post-Rock的基本概念】


么到底当初西蒙先生的定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所谓的"后摇滚"到底又是什么?它和所谓一般的"摇滚乐"又有何区别?如果说"后摇滚"音乐便如同"后现代
主义"相对于"现代主义"的反动,那么它主要便是企图颠覆摇滚乐的基本概念与传统架构,或是甚至针对整个所谓音乐工业的运作做一消极的反抗。譬如说,同样
是玩电吉他、鼓及贝斯的摇滚团体,但换到玩"后摇滚"的乐手中,却可能完全转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观念。简略地说,所谓"后摇滚"其实就是一种由概念
或理论去颠覆传统摇滚音乐创作的模式(如主旋律-桥段-主旋律-桥段)。而如果你听过一点"后摇滚"的音乐的话,你或许就会发现,他们所引用的理论则大都
是援用所谓"解构主义"或西洋文学理论里头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的观念。也因此,就像十年前南辕北辙的"解构主义"作品一样,现在你若去找
寻所有的 "后摇滚"乐队,那你可能会发觉他们听起来没有一个乐队是相近或相类似的风格(或许在他们的脑中,风格早已被 打破或不存在了)。


以,当初西蒙先生心里所想的定义应该是很广泛的,因为当94年芝加哥乐队Tortoise和Sea And
Cake发表同名专辑时,这两张专辑便已呈现出两种颇为不同的风格:Tortoise深受七十年代前卫摇滚乐队Can及电子乐实验乐队Kraftwerk
的理念影响,但有的作品又直承现代音乐、极简主义(如Philip Glass)或是Free Jazz大师Miles Davis、Ornette
Coleman 及Sun Ra的影响;至于Sea And Cake,则反而专注于营造漂浮低调的情感;甚至
在"后摇滚"领域较为知名的Stereolab则是大量运用流行音乐的基调,然后再加以解构重组而成另一种风貌的。

【实验运动失败的例子】


而就在几年论述交替纷沓的时候,一些情势跟着改变,Grunge或另类音乐逐渐面临衰退期,而Electronica则逐渐兴起。那时候西蒙先生视为新的
音乐创作手法的概念,如今却已经变成时下电子音乐的基本技巧与常识;从新世代青年代言人Beck到电子乐新宠Massive
Attack、Prodigy或Chemical Brothers
等,或多或少都应该受到这些"后摇滚"团体的启发与影响。结果,后摇滚运动及当初被西蒙先生所指涉的乐队,不得不朝着更艰涩前卫的方向走去,甚至导致有人
已将这个运动视为一个实验运动失败的例子。

但尽管在这样严厉的各方误解与争论下,Tortoise、Gastr Del
Sol及Tran AM等芝加哥团体
却仍还是陆续发表了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品以宣告"后摇滚"时代的来临。除了从94年开始从芝加哥独立厂牌发行的专辑外,Tortoise在96年发表的《
Millions Now Living Will Never Die》后 来被Alternative
Press视为九十年代跨世纪的经典;而冷峻精准的Gastr Del
Sol则在98年的《Camoufleur》被评为"后摇滚"新的里程碑;甚至其它较不知名的欧美团体如Dirty
Three、Labradford、Oval、Ui、Shellac、 Flying Saucer Attack、
Spiritualized、
Mogwai、U.N.K.L.E、Cul de Sac、Spectrum、Third Eye
Foundation等等也都不断有着让人激赏的佳作.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甚至连在去年推出新专辑,美国最具影响力的R.E.M.
乐队也转而开始向这些后摇滚团体学习。而其它鼻子较为灵敏的主流团体当然也是同样嗅到这样的新趋势,并看看是否能用在下一张专辑里面。当然,于是有的媒体
便预测,下一波新的潮流应该就会轮到后摇滚音乐。而这些"后摇滚"乐队也将会慢慢地浮出水面。只是,这样逐渐的被主流拉拢,对于一些坚持理想,追求前卫新
观念的人来讲,他们则又再度提出质疑与反对,认为当初这些"后摇滚"团体所实验出的方法,如今已被使用的太频繁了,也失去了当初追求革新的意义。(◆注
一)

【最后跨世纪的革命】

不过,撇开那些极端份子不谈,话说回来,诚如当初"后摇滚"的"post-"所揭
示的,许多传统摇滚乐或其音乐工业所产生的现象,在"后摇滚"的乐队里却是经常被颠覆的:例如没有令乐迷崇拜的吉他英雄、吉他乐器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重
新被定位或削减、没有歌词或是根本没有主唱、常常缺少完美的三到四分钟歌曲幅度;甚至传统唱片工业或某些创作者最终的实质目的。一首首永恒经典脍炙人口的
单曲,对这些"后摇滚"团体来讲都是兴趣缺缺。几乎所有传唱片工业所积极运作操控的模式,或是在这意识型态下的创作者态度与动机,可说是通通被逐一地打
破、颠覆及解构。

如果说,所谓"后摇滚运动"真的是相对于旧有传统摇滚乐起了某种程度上的颠覆,那么当初西蒙先生所勾勒的未来音乐世
界,其实是针对目前所谓"另类摇滚"时代的窘态而寻找或敞开另外一个新的大门:如同一个回力标沿着它的回转轨迹,在对摇滚乐发展已经到某个极限时所做的一
种历史反刍。换句话说,当与乐队逐渐玩光吉他或四至六人编制的花样后,Electronica
和"后摇滚"的先后酝让兴起,似乎便可以看成对摇滚乐发展起源的另一次大规模移转与承起。当然,若是还要寻根的话,91年由美国地下乐队Slint所发行
的《Spiderland》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若是再往前回推的话,除了前面曾提过的乐种外,八十年代的"后朋克"与1977年的纽约"NoWave
Movement"也都脱不了关系。然而,如同这两年的Electronica,早年受到现代音乐与极简主义洗礼的诸多电子与噪音实验乐队,如今又重新借
着这些后辈新秀得以翻身,而被视为当今所有新乐种的滥觞。另外,当年被许多乐评讥为四不像"前卫摇滚"或"艺术摇滚"也趁此混入许多欧洲崛起的"后摇滚"
团体当中。

新的创作观念与录音技术不断的带入专辑作品中,乐手与乐队之间的互通有无,类型与次类型不断地开发分芽,新的摇滚美学再度重新
被定义。如果,再按照西蒙·雷诺兹(SimonReynolds)所说的,"后摇滚"简而言之就是将摇滚乐器做非摇滚目的的使用。那么回首四十年来的发
展,摇滚乐不也向来就是一种革命的音乐?不管是对当年的猫王,还是现在最前卫最先进的地下音乐,对于当时的社会及他们每个世代而言,这些勇于突破的人就都
是相对于当时最革命的音乐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即使摇滚乐跨入了后摇滚时代,摇滚乐的实践哲学的本质其实是依然不变的,而只要一天坚持现场表演的真实与物
质性,那么摇滚乐依旧是摇滚乐。而革命的种籽也继续在各角落独自发芽。

看看四十年前草莽的火爆浪子,再看看现在的数字化与电子信息时
代,当年勇往直前活泼乱跳的小鬼们依稀可辨,他们起创摇滚向前阔步迈进的精神仍未熄灭,只不过手持空心钢弦木吉他早已换成闪亮酷炫的电子设备与乐器,后现
代社会早已来临,或许这些刚开始成长的音乐,才恰好可以反映与迎接这跨世纪的时代与精神吧?!

◆注一:98年一位Paul
Dickow先生曾为文提出,现今已没有任何新的后摇滚作品足以让他感到兴奋,也目前没有新的创作者来挑战这些后摇滚团体,这让他感到忧心。于是他接着提
出三个值得思考的概念,以供未来的创作者去努力。 1、将主旋律去中心化; 2、开始采用非丰富表情的乐器来表现;
3、以最便宜的数字化机器做为每个人创作的基本。
Post Rock/Experimental

在90年代兴起的深受电声器乐摇滚影响的实验摇滚运动中,后摇滚无疑是占有统治地位的音乐类型。后摇滚音乐中集结了一大堆实验流派-Krauft-Rock、氛围音乐(Ambient)、激进摇滚(Progressive Rock)、Space Rock、Math Rock、Tape Music、简约古典(Minimalist Classical)、British IDM, Jazz (both Avant-Garde and Cool), 和 Dub Reggae,一句话简言之就是:音乐大部分架构在摇滚音乐上,但是它实质上不是摇滚音乐。
后摇滚给听众的音乐感受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乐激励情感是完全相反的,它的音乐富于使人催眠和声响低沉单调(尤见于一些以吉他为主的乐队),即使相对亮色的音乐也使人感到镇定和醒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摇滚当初就是反对摇滚的一种回应,尤其是当主流乐界对另类音乐的同化后更加如此,很多后摇滚乐队是在一个相同的意识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意识就是:摇滚乐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真正的反叛意识,并且很难从自身的陈旧模式和空洞姿态的窠穴中自拔。所以后摇滚拒绝一切与传统摇滚乐相关的东西。

后摇滚音乐着力于纯粹声响和音色远甚于对旋律和歌曲结构的沉迷,其大部分作品倾向于器乐,即使作品中有人声出现,也仅仅是作为整体音乐效果的一种附属。

后摇滚音乐基架的建立是在1991年两部竭然不同的里程碑作品的发表:Talk Talk乐队的《Laughing Stock》和Slint乐队的《Spiderland》。《Laughing Stock》是Talk Talk乐队从合成器流行乐转型后的顶峰之作,其音乐是对情境音乐(Ambient)、爵士乐(Jazz)以及简约室内乐(Minimalist Chamber Music)进行情绪化的、精巧的融合;而《Spiderland》的音乐则是充满深思的、bass-driven grooves、喃喃的诗化歌词、晦涩的结构以及极度的音量切换。这两部作品对很多后来的后摇滚乐队都产生过影响。

后摇滚一词则是由评论家所创造的。Post Rock一词最初是由Simon Reynolds在描述Bark Psychosis受到Talk Talk乐队影响的氛围音乐实验时使用,结果该词被应用于称呼那些不曾归类的从勇于打破既定传统的乐队(如Gastr del Sol, Cul de Sac, Main)到像Stereolab, Laika和the Sea and Cake这样的Indie Rock乐队(注:这其中不包括Slint乐队的仿效者)。后摇滚被公众承认是在来自芝加哥的Tortoise乐队1996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Millions Now Living Will Never Die》之后,这部作品也许是后摇滚各种实验元素所达到的最极至的融合。这样,后摇滚瞬间就为评论界提供了区分各种此类型下不同乐队(艺人)及其前辈们的方法,之后后摇滚迅速成为了同时代的独立摇滚(Indie Rock)的堂兄弟,集中在Thrill Jockey, Kranky, Drag City, 和Too Pure这些厂牌之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0年代末,后摇滚获得了千篇一律的名声,一些人发现这种音乐缺乏感情令人生厌,另一些人认为后摇滚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激进融合而变得众所周知,这其中部分原因应归咎于许多后摇滚乐队在他们的最初音乐理念上甚少变化。然而即使在这种倒退的情况下,新一轮的乐队(the Dirty Three, Rachel's, 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 Sigur Ros)以其独特的声音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赞许,暗示着后摇滚这种音乐类型毕竟还未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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