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数字货币
1.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美国政府希望人民升值,一可以抑制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二可以将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2万亿贬值,而中国政府,采用稳妥渐变形式,逐渐的去适应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又采取一种新的,换位思考的策略,主动发行6000亿美元纸币,对美国经济总量没有什么影响,大概有3000亿是针对中国的,在美国没有发行6000亿之前,笔者研究,美元在人民币升值至4.95以后(时间应该是2012年),大量热钱一定会回流,那个时候也是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明显复苏的时候。这是经济规律。但是其政治目的,如果我们国家政策调整不能及时适应,就会出现苏联的结局,资金大量外逃,人民币通货膨胀,一麻袋钱买不了一袋大米。买国债,其实就是历史上的纳贡。因为我们的金融和政治不能主宰世界,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无法规避金融崩溃的风险,使得我国经济政策,走出一种缓慢的适应,渐变、践行路线,美国人已经瞄准到我们的决策方式,这次的突发性6000亿印钞,是针对20国峰会,逼人民币迅速升值。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是让世界为美国经济买单,更主要的是让中国人民买单,勤劳的中国人勤奋劳作,美国只要决定发行个数字,如果有指令和方向的向中国投资免息,就会有很多金融炒家借贷,投向中国,每一个美元就要对应6.6圆的人民币,会颠覆我们的金融经济,这就是后现代战争学说讲的远程金融经济战。不用一兵一卒、一枪一炮。是战争掠夺付出,而达不到的掠夺效果。美联储发行一个数字,就抢走了中国人的劳动实物财富!!!
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应该到了警醒的时刻???掌管好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血汗,遇有突发事件,就是经济和政治的量变拐点,掌好舵!会掌舵!用一颗赤诚的公心为民掌舵。可能会渡过难关,因为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也是人的文化性决定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去调整社会结构的问题?
2. 如何看待数字货币人民币的启动呢
一、数字货币人民币究竟是什么?
互联网科技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全球涌现出不少所谓的“虚拟货币”,如近年来争议较大的比特币、莱特货币等。
作为M0(指流通中的现金,即在银行体系之外流通着的现金)的替代品,央行数字货币与比特币这类虚拟货币的区别在于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而央行将要推出的数字货币是中心化的。
央行数字货币是基于国家信用、由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它和人民币现钞完全一样,与现钞等价。
可以预见的是,数字人民币时代即将到来。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来讲,基于数字货币将会衍生出更多的数字信贷、数字资产和数字负债等创新。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后能提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丰富货币政策手段。
而且发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使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并在数据脱敏以后,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分析,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手段。
三、数字货币的影响
1、短期内,数字货币的推出对汇率的影响很小
由于“数字人民币”目前似乎旨在对流通中的货币进行部分数字化(因此将会有零利率薪酬、100%准备金要求和有限弱化金融中介,又称“脱媒”),且考虑到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限制(特别是对资本外流的限制),数字货币的推出短期内不太可能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太大影响。
推动人民币的因素仍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投资组合资金流动、收益率优势和估值。由于第二波疫情爆发,美国资金出现外流。这也应该在短期内提振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2、“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数字人民币”结算技术的设计得非常复杂,且变得无处不在(通过充分利用中国手机和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以及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长远上看可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及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样化。
总结: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更多的是着眼于国内因素,一者是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二者在于数字货币确实有诸多优势。而人民币国际化,更多时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货币,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都是一场重大的货币体系变革。
3. 1960年--1985年中美贸易的相关数据
中美贸易统计数据为何差异巨大?
文章来源:新京报
2000亿美元!——本月1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该国9月份贸易收支统计数据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期对华贸易逆差年度数据。在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14日于美国驻华使馆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美方再次把这个数字公布了一番。然而,倘若与中方统计数据对比,那么就大相径庭了。根据我国海关统计,今年9月我国对美贸易顺差112亿美元,1—9月累计对美贸易顺差813亿美元,折合年率为1084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方预期对华贸易逆差数据的一半。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出入问题再次以一种极为鲜明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出入问题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比较明显,如1982年我方统计对美贸易逆差20.8亿美元,而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顺差为4.03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5倍。在美方贸易统计上,从1990年开始,对华贸易逆差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此后一路上升;在中国海关统计上,从1993年开始,对美贸易从原来的逆差转为顺差,且顺差额节节攀升,两国对应统计数据的差异随之也越来越大。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正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规模空前增长的时代,2004年其货物贸易逆差达6655亿美元,预计今年全年货物贸易逆差将再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将超过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90年代以前两国贸易统计数据出入问题主要只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话,那么,现在美国显然并不仅仅是将其当作学术问题对待了。
归根结底,中美贸易失衡根源在于双方储蓄——投资机制失衡,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而必然出现庞大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中国国民储蓄过高、消费过低而必然出现巨大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根治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美方应提高其国民储蓄,而中国需要努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但在分担调整负担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受益与成本对应的原则,片面要求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买单”不仅堪称荒谬,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毕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与提高东亚(中国内地除外)投资率、促进日本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等其他候选方案相比,美国降低其财政赤字是解决全球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美国国民储蓄率如能提高1个百分点,其经常项目赤字将减少相当于0.5%GDP的数额,效果最为显著。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4. 美国的Fintech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有何不同
在美国,没有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只有Fintech这个词。主要指互联网公司或者高科技公司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开展的低门槛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和银行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是颠覆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
美国Fintech公司的发展现状,近距离观察和比较了中美互联网金融与Fintech的发展环境与内部机理,与银行同业交流了面对金融科技脱媒压力而主动创新转型的做法和经验。本文是一个框架性的描述。
1.中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环境比较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在近三年发展得如火如荼。究其机理,主要原因是金融抑制带来的普惠金融供给不足,还有就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包容监管的环境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监管套利。而在美国,没有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只有Fintech(金融科技)这个词,主要指互联网公司或者高科技公司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开展的低门槛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和银行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是颠覆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
从美国的金融竞争环境看,金融供给还是比较充分的。unbanked(没有被银行服务覆盖到的客户或市场)的缝隙,被Fintech所弥合。而且美国的金融监管框架是矩阵式的,既有OCC(货币监理署)、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SEC(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些传统的功能监管机构,还有在金融危机后新成立的FSPB(金融服务专业委员会)等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既有联邦一层的伞形监管,又有地方州政府一层的区域监管和协调监管。所以,美国并没有给Fintech太多的套利空间,而是靠一系列有效、严密,呈矩阵式的监管条例,来规制金融科技公司不能无序竞争和侵害消费者权益。
2.美国大银行网点转型和全渠道协同的借鉴
美国大型银行在金融危机后,基于成本压力,确实在收缩零售网点。但是从趋势看,网点并没有因为千禧一代的崛起,数字技术、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脱媒压力而呈消亡趋势。比如,花旗银行在美国的零售网点收缩到六个重点城市,并且出售了中美洲和欧洲的部分零售资产。但是,花旗对现有的网点进行了有效的流程再造和服务模式升级。
走进CITIGold(“花旗金”,是花旗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客户服务中心),里面的客户经理都是持手持pad和客户友好攀谈,提供咨询和营销。厅堂内的自主服务设备(如ATM或者网银终端),不是非常花哨,布放得十分标准化,且简单易用。二楼的高端客户服务区,更像一个咖啡馆或者书吧,有宾至如归的温暖。
照花旗的理念来说,冷冰冰的高科技设备不会拉近反而会拉开与客户的距离,所以更重要的,是以营造温馨社交氛围的理念让客户在银行网点觉得舒适,在愉悦的环境中满足金融需求。网银、手机银行和平板终端,与网点之间的配合非常无缝,不刻意区分线上与线下,而是保证服务流程的衔接平滑。让客户在最合适的场景,选择最合适的服务渠道,对客户需求的响应恰到好处,感觉随时、随地、随心。花旗的渠道战略是eco-system(生态圈)建设,让客户在旗舰店、全功能网点、简易型网点、ATM和电子银行之间自由穿梭,无缝衔接服务流程。
3.跨国银行跨境供应链和支付清算业务的经验
大银行的战略十分清晰,根据公司的传统优势和市场洞察,确定主攻方向和特色业务领域,而不是全面开花。比如德意志银行,确定了不再单纯坚持全球规模领先,而是在个别地理区域的完胜;不再追求做全能银行,而是聚焦在投入产出比较高的产品线。
花旗银行的贸易金融取得市场领先者地位,所以就加大投入,把贸易金融和全球现金管理、跨境清算业务优势发挥到极致。花旗的CITIDirect企业门户,集成集团上述全球公司金融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资源,能够为客户提供全球范围快速响应、移动tablet支持、最优资金汇划路线和最佳收费模式的服务。花旗甚至把SWIFT交易数据进行挖掘,发现国际汇款收款方的结汇习惯,而采取由本行售汇,而不是白白将这部分手续费收益让渡给收款行的传统做法。
花旗贸易金融的六大支柱,不是以银行产品为中心,而是根据客户不同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阶段提供灵活组合的贸易融资产品、工具和资产配置服务方案。在跨境业务中,花旗把合规作为第一前提,在全球各国家、地区的业务拓展,必须谙熟当地的合规规制,遵循而非去尝试触碰监管红线,因为一旦违规被惩罚的成本是极高的,且将带来一定的声誉风险。
4.美国银行如何应对新兴互联网技术公司的挑战
面对Paypal、Lending Club、On Deck、MCX等互联网科技公司或者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新进入者咄咄逼人的进攻,美国传统银行一般采取三种策略应对。
一是在银行内部开展互联网新技术创新,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比如花旗银行开始把电子银行的安全认证工具,从物理的etoken更新为内置在手机上的一个APP,大大降低了机具的投入费用开支;又如银行根据客户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挖掘客户的生命周期,并主动推动消费分期的消费金融服务;再如在网银的页面上开展类似PowerBall(彩票)让客户参与博手气的营销活动,以增加银行服务的趣味性。这些内部创新,达到了提升客户体验,提高客户忠诚度的目的。
二是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达到提升服务黏性或者拓展全新客群的目标。比如,大通银行与MCX(二维码扫码支付公司)合作,将8900万个人客户开放给MCX,作为使用扫码支付pilot的天使客户,意在为自己的零售客户提供全新的支付体验,提升黏性;再如大通银行与On Deck合作,使用该公司网络贷款平台的大数据挖掘和信用评价技术,拓展自己的中小企业贷款业务,而对市场则以银行服务面目出现,内部使用On Deck的技术平台并付license费用。
三是直接投资Fintech公司,为未来的经营周期转折做准备,比如富国银行对Lending Club的股权投资。
5.美国P2P行业的业态发展和监管框架
首先,美国的P2P商业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平台型,利用网络技术撮合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方,即借贷双方。另一种则是自营模式,凭借自己上市融资或者从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自行放贷,但一般利率比银行要高。
其次,美国的P2P投资和融资双方都有监管要求,一是融资方要按规定进行必要且充分的信息披露,并遵循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各项义务;二是投资方也要进行准入,要到SEC进行登记并准入资格,成为合资格投资者。因为监管部门认为P2P交易的是收益权凭证,有证券的属性。
银行与P2P平台的接入合作,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结算与托管服务;第二种是以投资或协议合作形式,介入平台;第三种是直接收购,比如前述提到的富国银行通过收购Lending Club的股份成为股东。
5.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仅是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惟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一,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得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了成为“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
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53.300,-0.16,-0.30%)、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 ,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
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
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6. 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美国有什么好处
美元与大宗商品关系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这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增长潜力还在,有人就提出人民币要国际化,要成为世界各经济体的储备货币,别忘了世界经济老大哥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呢,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货币管制政策只要一天没改变,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现在谈这个为时尚早,而世界另一强势货币欧元这几年风头正劲,大有与美元分而治之的意思,而为它提供这样一种环境基础的是因为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相对于欧洲经济体来说,美国有更大的贸易逆差,这是长期看空美元的理由。
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来说,价格几乎为欧美市场所垄断,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两家交易所年成交量就占到世界期货商品交易量的近一半,无论是原油、黄金、铁矿石产品,价格无论都是美国市场说了算,有时候我们看到现货市场供需并不紧张,可以说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期价市场却有大幅上涨的情况,直接带动了现货市场价格的上涨,这是由于投资或者是通胀预期引起的。
最好的例子是去年的原油价格,从世界范围内看并未发现有大规模供应紧张的情况出现,有的也只是局部的情况,而且很快就得到缓解,但原油价格一度达到140多美元的历史高位,这时候美国政府对世界主要产油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增加产量,但欧佩克的回应说不会增加产量,从表面上看是其有意维持高油价,因为这对自己十分有利,其实不然,欧佩克给出的理由是它觉得因为经济过热投资者对原油期货市场的趁机炒作使得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矛头直指美英原油期货市场,当时双方争论不休,直到华尔街金融风暴横扫期货市场,同时原油生产国被迫减少产量,但国际油价依然跌到每桶35美元,这时候大家才看到问题所在,完全是期货市场炒作的结果,并不是原油供应不了世界的需求,按现在的原油产能,再考虑到世界工业化水平和进程,对石油的需要峰值已经过去,只要排除战争等非常态因素的影响,我估计在未来二十年内,都不会发生什么石油危机,有的只会是人祸,就像2008年那样的价格炒作或是故意囤积居奇造成人为能源危机以获取不道德暴利,特别是在新能源的应用普及化之后,人类会找到可行的办法慢慢替代石油的。
在这里面美元与大宗商品有非常紧密且微妙的关系,你可以想象资金就像流水一样,它会在美元与大宗商品之间选择,当它流向那一方的时候,那一方就会应声上涨。只要投资者都去投资大宗商品的时候,就会把手中的美元换成大宗商品,这时候对美元的需要就不怎么强烈,短期来看它会对美元造成贬值,当然美国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和贸易收支等都会对美元指数造成影响,但这些影响远远没有短期需要对美元指数的影响来得直接;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都觉得大宗商品无利可图时,这时候就需要把大宗商品换成其它资产,这时候美元和美国国债会成为最佳选择,这些都会促使美元升值,无论是不是出于避险目的,当投资者想换掉大宗商品时,第一选择就是美元。所以美元和大宗商品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只要美元涨了,大宗商品一般就是下跌趋势,美元跌了,大宗商品一般就是上涨趋势,同向运动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有也只是非常短暂的一小段时间,之后必定是分道扬镳。
其实它们之间这种负相关关系可以更直白的表达,只要经济向好时或者说预期向好时,美元就会下跌,大宗商品就会上涨,而经济陷入低谷时,美元就会看涨,而大宗商品就会看跌。这从宏观上来看也是合乎逻辑的,经济向好的时候美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这使得美元无法强势,而弱势美元从近几年来看也没有效抑制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这说明美元贬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间接证明了美国自从上世纪后半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后,没有找到新的有效经济增长点。除了实体经济的好坏对美元和大宗商品的影响外,流动性过剩使得大量资本流入金融市场也会导致通货膨胀型的商品资产泡沫,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盛宴”也可以参与享受一番;例如原油每桶35美元到现在每桶80美元,无论是因为实体经济复苏还是大宗商品资产泡沫,价值投资者都应该参与,对我们来说每桶现在为什么是80美元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桶原油值35美元。
您也许觉得奇怪,这个跟价值投资A股有什么关系,前面说过价值投资我们只管公司值不值这钱,而宏观经济只要了解大方向就可以了,不要去钻牛角尖“解读”经济,更不要去“预测”经济未来走势,这样的错误让经济学家去犯,毕竟这群人是务虚派,这是他们的工作,对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当我们了解美元与大宗商品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了解一种世界经济的宏观走向,而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比日本还要高,可以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是同呼吸,共冷暖,国内的一些统计数字有时候有太多的“中国特色”,而了解世界经济的基本状况是了解中国经济的一部份,中国越来越难走出“独立行情”,它必将溶入世界经济大潮中。
美元疲软的原因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是导致美元贬值的根本原因。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对美国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打击,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贬值趋势。
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扭转了前几任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局面,2000年甚至创造了2369亿美元的财政盈余。然而,小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采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美国政府在过去5年一直都面临巨额赤字,其中2004年财政赤字更是创下4130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在2007年10~12月,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比上年同期增加 25.6%,为1538亿美元。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政府税收增幅在2008年会有所下降,但战争开支仍然将继续扩大,因此美国政府2008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增加。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也在持续膨胀。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还维持着少量的盈余,到了2005年第四季度,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达到GDP的6.8%。2007年美国的外部失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季度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减少为GDP的5.5%。美国出现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一是因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美国消费者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习惯了借债消费,导致对进口品的需求相应增加。二是美国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相对超过了欧洲和日本,这也使得其进口需求增加。此外,石油价格上涨也是导致美国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的原因之一。如果扣除掉石油进口因素,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会减少到3.5%。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导致了最近半年来美元的加速贬值。自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费带动,而消费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于收入的提高,而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但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最为繁荣的时候,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放松了贷款标准,并创造出很多“前松后紧”的贷款品种,对原本不够资格的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在头几年里,借款者还款额很低而且金额固定。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利率就会重新设定,购房者的还款压力将骤然上升。如果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那么发放次级债对于房地产金融确实是绝佳选择,一是可以赚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二是如果发生违约,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拍卖抵押房地产而收回贷款本息。然而一旦市场利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跌,次级债市场就面临灭顶之灾。市场利率上升使得购房者的压力骤然增加;房地产价格下跌使得金融机构即使拍卖抵押房地产也难以获得本金的全额偿付。
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真正结束。大批有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到2008年会进入利率重新设定的时期,估计违约率将再次大幅度提高。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很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遭受巨额损失,导致市场上流动性出现恐慌性的短缺。如果次贷危机使得很多美国家庭面临破产之虞,一定会对美国的消费带来冲击,而消费已经占美国GDP的72%。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即使美国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增速放缓几乎已经成为定局。IMF的报告认为,美国经济走势不容乐观,预计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均为1.9%,低于2007年的2.9%,比原来的预测分别降低0.1个和0.9个百分点。
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首先,美元贬值将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随着美元贬值,进口产品的价格将上升,进而有可能推高美国的整体价格水平。尤其是,全球能源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上涨,已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这些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进一步传导到制造品价格,对于美国这样的进口大国来说,通货膨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这将使得美联储处于两难选择:如果提高利率,次贷危机可能愈演愈烈,但是如果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来拯救住房抵押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又可能使得通货膨胀抬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可能再次陷入滞胀的困境。
其次,美元贬值对美国扩大出口有积极作用,但改善美国长期失衡的国际收支账户作用有限。美元贬值增加了美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出口;同时外国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更贵,从而美国会减少进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07年9 月份美国出口额增长1.1%,至1401.5亿美元;进口额增长0.6%,至1966亿美元。 9月份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较8月份收窄0.6%,至564.5亿美元。但是,美元贬值对改善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美国的进口中包括大量的原油和初级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在过去几年出现了飙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美元贬值。所以美元继续贬值,尽管可能会导致石油和初级产品的进口数量减少,但其进口总额并不一定减少或者减少有限。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尽管美国2007年10月份实现了出口增长,但贸易赤字较 9月份上升了1.2%,至578亿美元。赤字增加的首要原因就是原油进口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导致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储蓄率难以提高,这是美国存在经常账户赤字的宏观经济根源。而要根本上改变这个状况,光靠货币贬值是不行的。
美元贬值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美元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冲击。外国所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高达5万亿美元,美元贬值使各国的损失很大。在降低了投资美国各类债券的热情的同时,为了减少损失,投资主体便会抛售美元资产以降低持有比例,资金流出美国去寻找新的价值洼地。这样对美国的金融系统是一种冲击。美国财政部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8月,27个主要海外经济体中有15个净减持了美国国债。其中,日本净减持比例达到4%,为7年来最大减幅。当月,海外官方和个人对美国股票、债券及其他票据的总投资净流出为 693亿美元,为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危机以来的首次。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多次降低利率,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仍然维持利率不变,这会使得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利差继续缩小,投资者更倾向于抛售美元,加剧了对美元汇率的打压。同时,如果美元持续走弱,美元的强势地位将受到不断走强货币的挑战,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将受到削弱。伊朗已经宣布放弃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阿联酋也已经声称,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将考虑放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现有的国际收支失衡格局下,东亚和石油出口国将其贸易顺差大量购买美元资产,这在过去造成了全球实际利率偏低和美国消费旺盛的局面,但是,随着美元的贬值,外国投资者不会长期忍受其美国资产的低回报率,它们为美国借贷提供资金的意愿也将下降。一旦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再为美国的双赤字融资,当前全球失衡格局中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也将彻底遭到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可能会继续放任美元贬值,采取减税、降低利率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但如果民主党上台,则会倾向于采用一种强势美元的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巩固美国金融界的优势地位,改变目前的财政赤字和资本流出的现状。这也可能使得美元在2008年或2009年出现拐点。
美元贬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元贬值将直接促成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给全球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原油价格和黄金(218.75,-0.73,-0.33%,吧)价格均与美元汇率逆向而动。由于美元仍然是国际石油交易中的垄断性计价货币,美元贬值导致了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下降,这种情况下,产油国一方面在油价攀升的同时依然限产保价,从而进一步抬高石油价格;另一方面为推进投资多元化,抛售美元资产而置换其他资产,从而加剧了美元贬值。黄金历来是人们对抗通货膨胀和国际储备货币贬值的强有力工具。黄金价格飙升时期,往往是通胀压力加剧,或者美元大幅贬值时期。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带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比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带来了各国开发生物燃料的热潮,随着玉米(1760,16.00,0.92%,吧)等作物被用于生产乙醇,玉米的价格不断提高,导致了靠以玉米为饲料的牲畜价格提高。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玉米,使得种植其他农产物的耕地面积减少,于是推动了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
美元贬值和汇率波动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汇交易、汇率形成、债券发行、金融资产定价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美元持续贬值、波动频繁,首先会直接导致外汇市场交易增加和各种货币之间汇率关系的频繁调整,加剧了外汇市场的动荡;其次,美元贬值会造成美元计价资产与其他币种计价资产相对价值的变化,投资者将因此对不同币种计价资产价值和收益率进行重估,并相应地调整金融资产投资组合,从而导致金融投机交易增加和资金的无序流动,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再次,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美联储采取的降低利率和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做法使得全球市场上原本已经泛滥成灾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加,投机资本规模不减反增,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继续增加。
美元贬值对发达的经济体国家出口贸易有不利影响,可能触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比如说,美元贬值意味着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欧元国家的商品出口竞争力将受到影响。欧洲两家主要航空航天制造集团,达索航空公司和EADS也因为美元贬值使得其以欧元结算的生产成本上升,以美元售出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宣布将把旗下部分流水线迁至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地区进行生产,以削减劳资开支,缓解因欧元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增长压力,从而改变美元不断贬值带来的不利境地。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不无担心地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美元贬值引起的汇率问题,可能引发“经济战”。特别是对美国国内市场依赖比较大的企业将面临沉重的打击,日本丰田汽车的股价在美元持续贬值的预期下曾跌到了14个月以来的最低价位。
美元贬值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首先,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损失就是外汇储备缩水。由于长期对美国贸易顺差,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它们财富的“蒸发”。其次,美元贬值也意味着新兴经济体长期依赖出口发展经济的模式不再可行。由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经济体都彼此联系在一起而无法“脱钩”。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美国消费需求的降低会使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减少、增长放缓。再次,美元贬值将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寻找投资洼地。大量的外资流入将推动新兴经济体国内资产价格的飙升,滋生经济泡沫。而当美国经济复苏,美元不断走强的时候,资金又会大量从新兴经济体撤出流入美国;由于新兴经济体缺少完善的金融监管系统,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较弱,当大量资金撤出时,便会导致经济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
美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美元贬值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宏观调控的难度。尽管从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累积幅度超过了10%。但是,由于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的汇率又主要是采取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相对于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而言,人民币则出现了贬值。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承担美元贬值带来的一些后果。近期人民币加快了升值步伐,美元贬值毫无疑问成了“重要的推手”。
其次,美联储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形成掣肘。一旦美国GDP骤然减速或者房地产市场加速下滑,那么美联储可能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这将造成大量短期资本流出美国,而中国正是这些资本的理想目的地。而中国当前处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的状况,理想的政策是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而一旦中国人民银行提高利率,就会造成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息差进一步缩小或倒挂的局面,引来更多的资本流入。中美息差的缩小或倒挂也会给人民币汇率造成升值压力。
美元贬值将对中国的出口构成严峻的考验。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加大,汇率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将逐渐显露。此外,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特别是从2007年7月起降低了很多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直接压缩了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最近两年,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长。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增加,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在本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2008年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考虑到2007年前三个季度中,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为40%。如果出口萎缩,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严重的影响。
从美国政策调整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来看,历史上,发达国家加息往往会造成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形成负面冲击。但是这一现象不会发生在目前的中国,当前大量“热钱”流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套取中美息差,而是冲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高收益率而来。因此中美息差的缩小或扩大并不会显著影响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格局。另一方面,如果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大幅升值,由此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会推高中国资产价格,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主要是内源性而非外生性的,流入中国的外资也大多是股权性的对冲基金,而非外债。因此无论是美元降息还是美元贬值都不会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周期。但这一切均是以中国仍然坚持严格的资本管制为前提的,如果贸然开放资本账户,使得投机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国内资本市场上将立刻“草木皆兵”。
在美元贬值的外力下,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改变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短期内,由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很强,中美贸易顺差的局面一时很难逆转,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存在。这需要两国高层不断加强谈判磋商。同时,尽管错过了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不能停下来。中国应该不断完善金融系统,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影响美元的基本面因素Federal Reserve Bank (Fed):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完全独立的制定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获得最大程度的非通货膨胀增长。Fed主要政策指标包括:公开市场运作,贴现率(Discount Rate),联邦资金利率(Fed Funds rat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主要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包括每年制订8次的关键利率调整公告。FOMC共有12名成员,分别由7名政府官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以及另外从其他11个地方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中选出的任期为一年的4名成员。
Interest Rates: 利率,即Fed Funds Rate,联邦资金利率,是最为重要的利率指标,也是储蓄机构之间相互贷款的隔夜贷款利率。当Fed希望向市场表达明确的货币政策信号时,会宣布新的利率水平。每次这样的宣布都会引起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较大的动荡。
Discount Rate: 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因储备金等紧急情况向Fed申请贷款,Fed收取的利率。尽管这是个象征性的利率指标,但是其变化也会表达强烈的政策信号。贴现率一般都小于联邦资金利率。
30-year Treasury Bond: 30年期国库券,也叫长期债券,是市场衡量通货膨胀情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市场多少情况下,都是用债券的收益率而不是价格来衡量债券的等级。和所有的债权相同,30年期的国库券和价格呈负相关。长期债券和美元汇率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但是,一般会有如下的联系:因为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原因导致的债券价格下跌,即收益率上升,可能会使美元受压。这些考虑可能由于一些经济数据引起。
但是,随着美国财政部的“借新债还旧债”计划的实行,30年期国库券的发行量开始萎缩,随即30年期国库券作为一个基准的地位开始让步于10年期国库券。
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一些经济指标对美元有不同的影响:当通货膨胀不成为经济的威胁的时候,强经济指标会对美元汇率形成支持;当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威胁比较明显时,强经济指标会打压美元汇率,手段之一就是卖出债券。
7. 西西弗斯推“指数”上山的一周
盘面观察
截止收盘,沪指报2885.29,跌0.63%;深成指报9626.90点,跌1.51%;创指报1679.80点,跌1.95%。从盘面上看,钢铁、融媒体、采掘服务板块居涨幅榜前列,医疗器械、无线耳机、数字货币板块居跌幅榜前列。
后市展望
今天收盘,听到有投资者说,这周又白搭,像极了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这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知道为他何受惩罚的不多。西西弗斯欺骗了冥王哈德斯,他跟冥王说他已经去世三天了,可他妻子还不埋葬他,而且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请求冥王放他返回人间教训他的妻子。冥王信了西西弗斯,结果他一去不返,后来才知道,不下葬这件事是他和妻子串通好了的。因此众神惩罚他无休止地推石头,这是前因,但不全面,更前的原因是宙斯看中了人间的美女,却被西西弗斯坏了好事,这才让西西弗斯下的冥界。很多时候一个故事,一段行情,反复被解读是最著名的桥段或者最近发生的那一段,不管前因后果。
究其原因,指数在这段时间反复其实很正常。中美关系的反复,经济数据下行和逆周期政策的交替进行,在这周也是反反复复,所以指数呈现这样的状态很正常。现在需要等待的是一个大的突破口,这可能出现在政策层面,才会突破这个反复过程。另外,故事里没有说得很清楚的地方是,石头是原路返回还是翻过了一座山?其实每座山都有个山顶。还有,故事里也没有交代西西弗斯下山的时候在想什么?下山的这个空档说不定也很惬意,很像马上要过周末的上班族。
操作策略
后续观察的重点是大金融板块是否能够企稳甚至走强,如果能,则低估值的行业如银行、保险、家电、建材等可以关注。【投资顾问 文赋,执业证书编号:S0260611050006】
8. 为什么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
我国的美元外债对于我们是两难的事,美国之所以一再让我们提高人民币汇率,他主要两个目的。第一,我们人民币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我们2万多亿的美元外汇,8·1千亿的美国国债就会缩水数百亿美元。第二,我国的出口会降低利润,从而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如果抛售美国国债,对中国显然是双刃剑,既伤人,也伤己。中国大量抛售美元资产和美国国债会加剧美元疲软,最终会迫使美联储局加息,使美国经济复甦化为泡影。但美国很可能大幅度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导致中国商品无法进入美国,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伤害,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目前中国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美国的市场。一旦出口受阻,中国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问题便会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所以,抛售美国国债这个金融核 弹,相当于同归于尽,非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手。美国就利用中国这个软肋,逼人民币升值。
9. 拜读你很多帖子,很佩服。请问你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多少才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况,理由及计算方法。
感谢您的提问,不过可能会让您失望,我对外汇的理解停留在很基本的认识上,而且对中美关系也不那么了解,所以我只能大概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这个问题最不可回答的一个用词就是真实,因为汇率是建立在非常虚无的概念上的更加虚无的概念,环球外汇网给您的答复非常课本,可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道理就没有指导意义了,因为都已经体现在价格上了。因此只能说汇率的数字本身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因为那是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对于未来的影响近乎没有了。两国之间的较量一秒都没有停止,我们能努力做的就是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能对这个较量产生什么以及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不认为我能在任何方面和程度上回答您的问题,但我能告诉您如何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若还有任何疑问敬请提出。
10. 政治课要做的时事政治播报 关于中美汇率什么关系的问题
这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表现
中美汇率是美国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将1:6点几大幅度提高
其结果就会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使美国企业扩大生产增加美国就业。
这只是表面,其实质危害(以前回答过该问题先引用)
第一,阻碍我国对外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使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发生逆转
第二,加重通货紧缩,使宏观调控面临种种陷阱。
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产品成本走低,进而对国内价格产生一种比价效应,使关联产品价格下跌;
二是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会形成输入性通货紧缩,助长使用进口投入品部门及相竞争部门的价格下跌;
三是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预期,会对市场价格产生超前的和赶浪头式的下行压力,造成市场运行的扭曲和紊乱,使通缩压力加倍放大;
四是持续强劲的本币升值压力和预期,还会通过金融和投资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间接的、有时是非常强烈的紧缩冲击,如日本在日元升值诱发的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体系背负天文数字的呆坏账,出现了持续的信贷收缩,明显加重了日本的通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