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去死狂人

Ⅰ 比特币为何会跌破1万美元

关于此次比特币跌破1万美元的原因有多种观点，有业内人士侃称：“也许是主力为了提前纪念94事件准备的一出好戏”。更多的观点认为Defi（去中心化金融）挖矿将场外资金抽走，可能是造成本轮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此次比特币下跌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庄家砸盘导致。

Coinmarketcap网站显示，9月3日凌晨，比特币短线暴跌逾10%，一度跌破10000美元关口，最低跌至9960美元，刷新7月27日以来新低，24h跌幅为9.98%，目前反弹至10302美元。与此同时，加密货币集体走低，市值前十的热门币种，除稳定币之外，多数下跌幅度超过10%。

不过由于此次比特币下跌的日期较为特殊，且在前两日已有跌幅铺垫，有业内人士侃称：“也许是主力为了提前纪念94事件准备的一出好戏”。据悉，币圈94事件来源于2017年9月4日，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正式叫停ICO（首次代币发行）融资，该日被视作中国数字货币投机史中的重要分水岭。

不过，逢节必跌并非币圈传统。就此次比特币下跌，更多的观点认为Defi（去中心化金融）挖矿将场外资金抽走，可能是造成本轮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此次比特币下跌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庄家砸盘导致。

有名为数字货币趋势狂人的分析师KOL指出，近期交易所出现了大量的砸盘式卖单，当币价在11770-11800美元附近，交易所大户以500BTC为单位，挂在11750美元甩货，所有挂单都被搬砖机器人瞬间吃掉，大概砸了4000个币左右。

(1)数字货币去死狂人扩展阅读

Defi（去中心化金融）挖矿将场外资金抽走是造成本轮下跌的观点

比特币钱包币信创始人吴钢就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称，大盘下跌系DeFi类（去中心化金融）项目“吸血”，并举例近期暴涨百倍的Sushi项目。

火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康律之对界面新闻分析称，近期数字货币的热点并不在比特币市场，而是受以太坊生态和波场生态中的去中心化金融市场逐步繁荣所引起整体数字货币市场的兴旺。

从去中心化交易所成交量已经到达主流交易所成交量的6%可见一斑。此外，9月初去中心化交易所 Uniswap 的24小时交易量达到了 4.41亿美元，更是首次超过了头部中心化交易所 Coinbase Pro。

Ⅱ 3000万柴犬币兑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

一柴犬币兑换人民币的最新价值来估算，3,000万柴犬币差不多等于5862块人民币可能很多人对于所谓的柴犬币会非常的陌生。其实柴犬必也是一种虚拟货币，柴犬币是继狗狗币之后的又一款受到人们追捧的虚拟货币，柴犬币之所以受到人们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款虚拟货币的发行量竟然在1000万亿。

这也是为什么这款货货币在兑换人民币的时候那么不值钱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发行量实在太大了，既然发行量这么大那为什么还有被投资的价值呢？我们知道投资虚拟货币的狂人马斯克曾经在狗狗币以及比特币上都收益颇丰而在一次经济峰会上马斯克曾经这样评价过柴犬币。

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人们要投资柴犬币的话，还是应该谨慎小心理性购买因为这种发行量超过千万亿的虚拟货币。很可能会一瞬之间让人们一夜暴富，但是也很可能一夜之间会让人倾家荡产，虚拟货币不能够作为正常货币进行交易虚拟货币的购买是有一定风险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Ⅲ 鲁迅的时代背景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凭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

早在1923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161—164页。）

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账。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账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

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1912—1936）》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1923．8—1926．2）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1926．9—1927．12）》，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鲁迅的经济来源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时，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他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8块银圆的路费（当时1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300文（相当于3角银洋，即今人民币30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2两银子（当时1两＝一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500文（5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合同上注明千字2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他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10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5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500元）。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一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陈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200多圆，后来增加到300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1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1. 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时间长达14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60银圆，不久
月薪定为200银圆，后来增加到300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增加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1920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发给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2. 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之久。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1927年9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

在鲁迅一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之所得。

3.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490两，相当于今人民币44万元，平均每年11万元左右。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1932年初被国民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

4. 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1932年“教育部编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北京时期（1912—1926）

周树人于1912年5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教育部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31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24年一贯（1922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1959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涵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

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账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1912年，5—12月共收入11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60圆；8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125圆，到10月定为月俸220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137．5圆。

1913年（其中6月19日—8月7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2586圆，为教育部薪俸。本年2月以后薪俸增为240圆，但到12月仅发给九成即216圆。平均每月收入215．5圆。

1914年共收入3146圆，皆教育部薪俸。1月—6月仍发给九成，7月恢复全薪240圆，8月以后月薪增加为280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262．17圆。

1915年共收入3263．1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6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271．93圆。

1916年共收入3276．4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3月以后月薪增为300圆。（12月3日至下年1月7日为母亲60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11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圆。（陈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100元＝银洋75圆，甚至最
低到60圆。）

1917年共收入3650圆（其中11月发给银洋150圆，兑换券200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100元＝银洋75圆）。平均每月收入304．2圆。

1918年共收入3600圆，平均每月收入3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1） 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2） 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2月1日记：“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内银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100元兑换券＝银洋59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1919年共收入3600圆。月薪300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1银洋＝1．6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圆。

1920年共收入2640圆（因教育部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220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分别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1921年共收入2578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88圆，教育部薪俸2490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32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214．83圆。

1922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圆。……（陈注：由上下文估计1922年鲁迅应该收到教育部薪水数目为从1921年6月七成210圆到1922年9月上半月150圆，共计456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1923年共收入2304圆（其中稿酬69圆占3％，讲课费141圆占6．1％；两者合计占9．1％，教育部薪俸2094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192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其间7月7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100圆，8月3日收讲课费并川资200圆。）本年共收入2611．78圆，其中讲课费826．5圆占32．5％，稿酬版税703．28圆占26．9％，教育部薪俸应得3600圆，实得1095圆，因教育部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圆。

1924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56％，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44％，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1925年共收入2832．5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圆，占58％，讲课费705．5圆占25％，稿酬475圆占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9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1926年共收入4257．12圆，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圆，占13．6％，稿酬1177．3圆，占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401．82圆，占9．4％，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2100圆，占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1926年7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100圆和月薪400圆后，于8月26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

1926年8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见端倪。

Ⅳ 比特币是否是个大骗局

比特币就是一个骗局，所以投资理财一定要谨慎。

即便是被称为“硬通货”的黄金，金价也不会只涨不跌。黄金本身没有泡沫，但价格过高，就有泡沫了，而泡沫最终都会破灭，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同样如此。通用虚拟货币越多，比特币的价值越接近于0。

这种纯粹运算出来的数字符号的货币，没有任何资产支持，没有财务收支，没有现金储备，没有使用价值，本身只是一个流通符号而已，一旦失去了信用保证，就是一堆印刷漂亮的废纸。投资者应该警惕，这个世界没有所谓安全的投资，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文严厉整治上述行为，明确代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随着一些虚拟币交易平台转向境外，投机炒币行为也转为“地下”。面对不断翻新的行为，政府部门在继续严监管的基础上，更应不断升级监管手段和能力，持续加大宣传科普和打击力度，避免群众上当受骗。

(4)数字货币去死狂人扩展阅读：

投资虚拟货币更多的是一种投机行为，投资者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在未确认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不要涉及金钱往来，不要轻信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尤其不要随意加入未经核实的投资理财群，这些往往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投资理财最好在子女的陪同下进行购买，并且要从官方的、权威的渠道去了解，当发现被骗时及时向警方反映。妥善保护好各类账号密码、身份信息等，不要轻易告知他人。凡是提到需要转账汇款，都应引起高度警惕，多找信得过的熟人商议。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揭秘疯狂的比特币：每个800元 新的庞氏骗局？

人民网-三男子设比特币骗局获利15万余元被判刑

人民网-人民网评“解析区块链”之三：如何避免脱实向虚

Ⅳ HitCoin币值得入吗

不值得，新币HIT暴涨暴跌。

一个币种在最近3天时间里跌去52.47％，似乎已不是什么新闻，因为整个市场都处于一个极其快速的下跌过程中，大市值币种跌幅也比较惊人。

但在昨日，8月7日，处在在下跌途中的新币HIT却一直占据着数字资产行情网站MyToken热搜榜的首位。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在8月4日，即HIT在火币上线后的次日，暴涨了114％，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关注。

而8月4日的市场是惨淡的，比特币当天大跌5.5％，持续反弹的声音戛然而止，山寨币进一步走低。相比之下，有投资者则将HIT称之为熊市的一个意外小惊喜。

“狂人研究院”认为，“HIT团队技术扎实、行业资源丰富、投资人与顾问顶级等等这些因素，都是其优势。但社区建设之后，活跃度低，代码更新活跃度较低，质量一般，是目前团队需要解决的点。因此给出B+评级。”

Ⅵ 请问大学语文填空题

1.离骚
2.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3.道德经
4.胡适的《尝试集》 鲁迅的《狂人日记》
5.明,清之际的张岱可谓是一位小品文集大成者.他吸收了晚明诸家特别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长处,矫正了小品文在发展过程中的流弊,以深厚救浅薄
6.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听说“双溪”那地方的春色还很美，我也想划只小舟去看看。但又当心“双溪”这地方勾勒起我对往昔美好时光的回忆，那种小小的舴艋舟，载不动我这内心许许多多的忧伤情愁。
这句是作者李清照为重回“双溪”这个地方勾忆起自已的一丝丝乡愁而作。
有人理解为乡愁,有人理解为"遗憾的青春，灰暗的童年。怎耐的过今天的失落" 对时光流逝的感叹,但是毕竟是作者的心境,我们只可意会,
武陵春
7.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生于图尔一资产者家庭。学过法律。1819至1829年是他文学事业上的探索阶段，他练习写作和了解社会。1829年发表《舒昂党人》，这是总称为《人间喜剧》（1829－1848）的第一部作品。《人间喜剧》被誉为“社会网络全书”，通过96部（原定写137部）篇幅不等的小说，两千多个人物，展示了19世纪前半期整个法国的生活画卷。《人间喜剧》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其中风俗研究为主体，又分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村生活六个场景。作者采用分类编排和人物再现的方法，将众多小说联成一个整体，构成世界文学史上一座规模空前的宏伟纪念碑。
巴尔扎克是法国以及世界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巴尔扎克很高的评价，认为《人间喜剧》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8.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因此也可以说是“唐二家，宋六家”。

Ⅶ 论述再后来的中国不能成为发明创造大国的原因（1000字）

一看你的问题我就知道咱们的公选课是一样的 .下面的自己拿去改改吧。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编辑本段]解答一：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编辑本段]解答二：
中西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导致社会发展进程不同，进而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编辑本段]解答三：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造成本土中国人在智力上显得如此愚笨？！在创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与挫伤呢？！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谓民主无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点，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及其自明清以后实施的愈来愈严酷的“连带保甲制度”，从思想行为上限止了人们的自由，使中国人不敢动、不敢说、甚至不敢想，更别说由此使中国人有发明创造的动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虽然也有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星点民主思想，但做为儒家提倡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由此才造成了象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历史悲剧，更造成“棒打鸳鸯两离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等等不讲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爱”并不是无私的“博爱”，而是一种由爱已而爱家人，由爱家人而爱亲戚、朋友，从而直至爱民族、国家的一种由已推人的思想，这种以自私为起源而企图使国人爱国的企图与封建家阀等级制度，实际上造成的是中国人自己乃至亲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从而疯狂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拉帮结派，而当大多数中国人在高喊爱国的时候，实际上内心所想的只不过是爱自己最多爱自己的亲友罢了，所以中国才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许多中国人出了家门才想到亲人、出了家乡才想到老乡、出了国才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各朝各代总是汉奸、卖国贼辈出的怪现象，这也是中国人“一人是条龙、两人是条虫、三人是头猪”，一盘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儒家违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纲五常”，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抛弃孔孟之道、特别是自宋朱熹以来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的“兼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思想意识导致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 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发明，中国很多仁人志士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象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愤而弃医学文，为什么？就在于中国人面对自己同胞被外国人处死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还热情地去围观，所以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说到“狂人”总是能在那些所谓的儒家经典的字里缝间总是能看到“杀人”二字的缘故。五四运动中称民主与科学为“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时中国人就意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说只有科学的产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国人要想求得科学社会的发展不能说只要表不要里，只要科学社会发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旧思想、旧观点。清洋务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是叫彻底从里至外学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个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宪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结果还是没教会抱残守缺的中国人学会民主，导致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进步的迟滞与破坏。现在又说什么“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我看这些所谓新儒家们是嫌中国人思想意识还落后得不够，嫌老实的、耽于安逸的、散漫的、特别惰于思考的中国人想得太多，再“和谐”一下才好，这岂不正合了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也许某些人要使中国人都成了一大群不会思想的猪才会满意吧？！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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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xg回 goujun1994您强调文化的作用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说明的是：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goujun1994 回 lz.xg ——
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编辑本段]解答四：
中国特有的学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科学发展的桎梏。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其实，无数的学者也提出过相同的质疑。很多研究已经表明我们中国人的IQ是居世界第一级的。然而，看看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汽车、飞机、计算机…..几乎被美国人包揽。为什么聪明的人搞不出惊世骇俗的重大发明、科研成果？当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公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环境。这里更多指的就是你所提到的人文环境。据了解，在美国，科研人员有相对宽松而自由的科研环境，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明争暗斗，专家们往往能够发挥能动性与创造力。
其次，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问题就是你所提到的所谓“权威”的意见！本人曾经研读过多国文化沟通。用文化的尺度来说叫power distance，即社会等级的森严程度。中国的文化教会人们学会“顺从”：要尊重长者、专家的意见；然而美国的文化培养你“创造力与挑战力”。
在中国，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我们中有多少人曾在学生时代对老师的传授、教科书的观点提出过异议、质疑？学校、单位从XX机构请来了所谓的专家，我们是不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聆听“专家”们的谆谆教导？当然，向他们学习是应该的，然而我们有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从不同的侧面去考虑问题？经常能听到学生这么说：“我们老师XXX说，书上XXX说。。。。。。
然而，约五年前在2002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接触一本美国编著的心理学入门教材时，我就感受到了颇为不同的口吻。清楚记得有那么几句话，大意如此：“科学家从来对媒体的报道持质疑的态度，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去实验。。。；“我们探索世界靠什么？现成的理论？观察的结果？权威的观点？，你要知道的一点是这些可能都会有偏差。。。。。。怎么办？用实验的方法去论证科学的假设。”
或许在这么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老外更多利用现有知识不断提出并论证科学假设；而我们不断努力学习“权威”们的科学理论。。。。。。中、美科学类教科书读起来感觉布局非常之不同！说通俗点，国内教科书试图传授你真理；老美的书不断给你摆现象，不厌其烦的争论！有点也很烦，似乎遵循着这样的模式：A说了XXX理论，B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最近C又反驳他们的理论，A、B又急了说出了C的问题。。。, 最后针对于此现象标准的科学解释是：没有！自己想吧！当然这只是一些有争议的论题。
有一点说得很对，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权威、专家的话并未句句真理；也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比如当年的哥白尼！
也许只有当我们摒弃了权威、专家意见=永恒的真理，这个沉重的包袱时，才可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两年前，当我说出达尔文竟化论的存在着一些过时的观点时，受到多少网友的抨击！他们告诉我，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怎会有错？？然而，对达的竞化论的修改在很多国家数年前就已经完成！还有，在与国内很多热爱心理学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进行交流时，他们总是爱提到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大师、荣格大师。。。。谈着一百年前他们的理论与见解！说来惭愧，接触心理学五个春秋，学习过浏览过的专业书籍保守估计在三十本以上。弗大师的大名还是以前女朋友告诉我的，后来在一本心理学史中终于找到了他老人家，当然精神分析也多次被点名，不过一带而过！

Ⅷ 区块链行业舆情研究报告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发颠覆性革命的核心技术，在经历了阶段性的混乱以及泡沫期后，随着国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关监管的落实，会逐渐+B39步入正轨，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2017年区块链赫然火遍全球，成为焦点。如果说最开始区块链的出现使得业界人士激动不已，普通群众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仅是吃瓜路过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说区块链已经快速并深入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区块链这一概念由中本聪于2008年提出，它所具有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特点，吸引不少投资者投身于此。区块链逐渐走进各个行业领域，既带来了可观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分析师通过对中国区块链行业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讨论中国区块链行业发展趋势，区块链热度上升趋势明显由近半年内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网络指数走势图可以明显看出，区块链热度只增不减，到2017年末，甚至还出现爆发式上涨的情况。根据走势图可以预测，区块链网络指数增长将在近期呈现出平缓趋势。
与区块链紧密相关的数字货币网络指数，在2018年之前和区块链的网络指数相差不大，那是因为区块链的火热引爆比特币的身价，很多人趁机跟风，使得市场一度混乱。从2018年初开始，区块链的网络指数便远远超过数字货币，此般变化表明更多的人将目光投放在区块链身上，这样也将更有利于区块链技术的健康发展。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身价倍涨，ICO便顺势而生。ICO这样的融资筹款模式，既类似于又区别于传统的IPO融资方式，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打开市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由于很多人居心叵测，再加上ICO目前完全不经任何严格的审查流程，使得ICO市场乱象频发。ICO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也使得各国在面对这一鱼龙混杂的市场时，持有不同的态度。
根据部分国家对待ICO的态度信息表可以看出，态度最为分明的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全面禁止ICO项目，并定义其为非法融资行为;日本则允许ICO项目，并带头成立区块链联盟;菲律宾、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则是采取监管+发展的模式，不禁止ICO项目，并且积极构建监管体系，美国由于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态度不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和澳门对待ICO的态度和大陆是不谋而合的，而台湾则显得大相径庭，“台湾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承诺，将采取更友好的姿态，支持众企业在台湾发展和采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全国区块链平台TOP10，主要集中在北上广。
全国区块链平台TOP10显示，比特大陆、巴比特/区块元和火币网网罗了前三的位置，TOP10的区块链平台主要集中在北京，大部分上线时间比较早，多集在2016年前。总得来说，区块链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还掀起了一股创业浪潮。
区块链的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这是受区块链技术的高壁垒所影响的。北京人才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创业环境，上海有着独有的金融地位，在孵化区块链应用最成功的企业上有着最大的可能性，而广东有着浓厚的创业氛围，这些都能够吸引相关创业者，并促进相关企业落地。此外，杭州也得益于其优渥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区块链产业表现良好。随着区块链的发展，会有更多城市出现相关企业。
区块链的热度不减，也催生了大批相关的公众号。由微信公众号影响力TOP10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数字货币趋势狂人”在近七天内的预估活跃粉丝达到80多万，第二名的“王团长区块链日记”预估活跃粉丝也接近50万人，预估活跃粉丝接近40万人的“币姥爷”紧随其后，排名第三，公众号的增多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区块链行业。
区块链的风头越来越盛，其相关岗位的薪资待遇在2017年11月之前平均薪资为2.38万元，到2018年平均薪资已经达到2.58万元。根据区块链职位对技能的需求图表可以看出，最重要的还是常用的开发语言(Go，C++,Java)，此外还需要对密码学、公式算法以及智能合约等有足够的了解，此外，也有运营等门槛相对较低的岗位。总的来说，现在区块链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发颠覆性革命的核心技术，在经历了阶段性的混乱以及泡沫期后，随着国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关监管的落实，会逐渐步入正轨，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区块链在发展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泡沫，但是这些泡沫会随着区块链的健康发展而逐渐变得可控，区块链的发展前景以及能够带来的革新是不可预估的。今后，就将这个舞台交给它，静观其表演吧。

Ⅸ 马斯克持仓比特币成本仅2.5万美元，他靠此获利了多少

一说到马斯克，我们不得不对这位狂人“折服”，他不仅有着远见的目光更有一个几近疯狂的大脑。很多我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却在他那里变成了现实。这不，最近他又与比特币有联系了。

马斯克一直是比特币和狗狗币的坚定“追求者”，他的“信徒”一直追随他。但5月13日，马斯克表示将停止接受比特币买车，理由是比特币耗能太大，不环保，对比特币造成致命打击，一度跌了1万美元。

当晚，针对近期虚拟货币交易投机热潮，互联网金融协会、银行业协会、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要求会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兑换等相关金融业务，坚决抵制与虚拟货币相关的非法金融活动，不得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开户、支付结算、宣传展示等服务。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要分享的内容了。

Ⅹ 德国为什么那么憎恨犹太人

50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二是“机能论。”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一 “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占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和暴行。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的罪恶。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残酷杀害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1941年6月23日，“旺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二 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权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基本人权上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粉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3年6月23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没的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束手待毙。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旺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旺湖（又译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旺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上述史实表明：①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②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三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二战胜利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①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②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③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