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锻件
❶ 蒙阴恒煜矿机有限公司怎么样
蒙阴恒煜矿机有限公司是2005-04-08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蒙阴县常路镇五里桥村。
蒙阴恒煜矿机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371328773180242R，企业法人田钟亮，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蒙阴恒煜矿机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矿山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锻件毛坯、钢材销售，货物进出口服务、日用废旧杂品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蒙阴恒煜矿机有限公司对外投资1家公司，具有0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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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什么是链轮轴组购买链轮轴组过程中应注意那些问题
由链轮和连接滚简构成链轮组件，它是刮板输送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还是输送机受扭矩最大的零件，因此在购买链轮轴组过程中要考虑很多问题，必须非常小心谨慎，这样才能够选到优质的链轮轴组，延长链轮轴组的使用寿命、提高工作效率，否则的话，在使用过程中就容易出现事故，造成劳民伤财，那么购买链轮轴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链轮轴组价格又是怎样的?
购买链轮轴组过程中应注意那些问题：
随着煤炭机械的发展和国家对中小煤矿的整改与合并，大型的综采设备在煤矿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对于刮板输送机来说，为了不断适应运输量的提升，其规模逐渐向大型、重型刮板输送机发展，同时刮板机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并且各大煤机厂家生产的型号也各不相同，作为刮板输送机的主要易损件链轮轴组并不能通用，造成选购时不容易确定，那么在选购链轮轴组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我们总结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链轮轴组主机厂家。由于刮板输送机的厂家众多，每个厂家的链轮轴组不能通用，所以在选购时，首先要确定链轮轴组所适用的刮板输送机的厂家是那个。目前国内最重要的刮板输送机生产厂家主要有中煤张家口煤机厂，宁夏天地奔牛，山东矿机，山西煤机厂和郑煤机等。
第二，链轮轴组图号的确定。就算是同一个刮板输送机生产厂家，同一刮板输送机型号所适用的链轮轴组也未必相同，因此，就要确定链轮轴组的图号，每一个链轮轴组只有一套图纸，只要找到该链轮轴组的图号，有相应的图纸，就可以确保生产出来的链轮轴组不会出错。
第三，链轮轴组的材质选择。由于刮板输送机的功率越来越大和运输量越来越大，所以对链轮轴组的韧性和强度都有很大的要求，如果材质选择不恰当，链轮轴组就会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事故，影响生产进度，甚至发生安全事故。目前较常用的材质有42CrMo和45CrNiMnMu等材质，在选用时，要根据运输量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材质。
第四，链轮轴组的制作工艺。由于对链轮轴组的韧性和强度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制作工艺也不能马虎，目前而言，链轮轴组的制作工艺主要有锻造，铸造和焊接。小型的普采刮板输送机可以选择铸造和焊接的链轮轴组。对于大型的综采链轮轴组为了保证其性能的要求就只能选择锻造链轮轴组，并且对其进行热处理调质等工艺加工。
在购买链轮轴组时注意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选择，基本上这个链轮轴组就基本能够满足当前刮板输送机所需要的性能，但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在刮板输送机运行时，一定要随时关注链轮轴组的磨损情况，以免发生意外。
济南鑫桥矿山机械厂供应链轮轴组
起批量：1件起
价格：￥26000
河南光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供应矿用刮板机链轮40T630/320链轮锻打件链轮链轮轴组刮板机配件
起批量：1件起
价格：￥10000
洛阳远见矿山设备有限公司100/06LL链轮轴组张家口煤机刮板机系列链轮轴组链轮组件厂家
起批量：1件
价格：￥88000
以上就是有关购买链轮轴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及链轮轴组厂家价格介绍，在这里小编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购买链轮轴组一定要非常谨慎，了解完所有情况后再做决定，以及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贪小便宜哦，购买高质量的产品才是王道。同时在使用链轮轴组要经常查看链轮轴组的磨损情况，做好防范措施，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助到你!
❸ SAE8620与SAE8620H的区别
SAE8620是美国标准规定的一种合金结构钢的牌号。
SAE8620与SAE8620H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保证淬透性，带H表示保证淬透性。
执行标准：SAEJ404
SAE8620化学成分如下：
质量分数（%）：
碳C：0.18～0.23
硅Si：0.15～0.35
锰Mn：0.70～0.90
硫S：允许残余含量≤0.035
磷P：允许残余含量≤0.035
铬Cr：0.40～0.60
镍Ni：0.40～0.70
钼Mo：0.15～0.25
铜Cu：允许残余含量≤0.30
SAE8620标准信息如图：
向左转|向右转
❹ 河南嘉硕起重配件有限公司怎么样
河南嘉硕起重配件有限公司是2017-05-11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长垣县南蒲区司坡村。
河南嘉硕起重配件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410728MA40YKXA68，企业法人董阳阳，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河南嘉硕起重配件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电动葫芦及配件、起重电器、机电设备、缓冲器、夹轨器、橡塑制品、塑料制品、聚氨酯配件、滑线、卷扬机、矿机配件、农机配件、电动平车、悬臂吊、电磁吸盘、电缆卷筒、锻件、制动器、电缆线、行车遥控器、吊钩组、车轮组、卷筒组、联轴器、导轨货梯、升降平台、减速机、电机、汽车零部件、起重配件制造及销售；机床加工；设备维修及维护；起重机整机、钢材、铸件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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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8620钢相当于国产的什么钢材
AISI 8620是美标合金钢牌号里的一种，是美国的牌号，对应国标牌号20CrNiMo，对照表如下：
❻ 无锡亚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怎么样
无锡亚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是2001-03-26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裕村村。
无锡亚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32021172738309XM，企业法人吴曙升，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无锡亚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矿机设备、机械加工；非标金属结构件的制造、销售；铸件、锻件、金属材料、橡塑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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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沈鸿的业绩
沈鸿负责主持的重大工程项目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简介其中的几项。最早而最重要的是12000吨水压机，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有无，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基础工业如军工、钢厂设备等制造能力。1958年沈鸿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写信给毛主席建议：“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自己设计、制造符合中国情况的12000吨水压机”得到批准。万吨级水压机在原理上结构上并无奥秘，难处在于它的零件非常大，因此制造它所需的设备也非常大，在1958年时，中国原来没有生产12000吨水压机的条件。但那时，对于一种新的焊接方法—电渣焊已被比较成熟地掌握了。沈鸿看到了这里有一个机会，便考虑用拼焊方法，将我们不能做的零件先做成较小件，然后将它们用电渣焊拼合起来。沈鸿这一想法，是一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不但万吨级水压机提前几年出现了，而且对全国科技界、工业界都有很大启迪和鼓励，并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但要实现这一方案工作是极其艰巨的。以水压机的四根立柱为例，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大钢锭和锻造能力。想了多种方案，最后决定用锰钒铸钢筒体八段，电渣焊接成为长18米的大钢柱，每根净重80吨，这四根擎天柱是12000吨大水压的最关键件。这一关过了，其他许多高压容器、高压缸等等都迎刃而解了。沈鸿常说这种种方法可以说都是依靠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老技术工的创造而我自己只是参加讨论和最后决策而已。其实这台全焊接结构的万吨大水压机的制造成是一个相当复杂过程，任何一个步骤中如有失误，都会为以后造成极大的困难。沈鸿和他助手林宗棠在这工作中从设计到工艺安排，直到施工安装，每一环节都亲临前线指挥。为了检验设计，先制造了一台1/10的1200吨试验机来验证和修改设计。12000吨全焊接结构的制成完全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外力，增强了中国机械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决心。
万吨水压机的工程还没有脱手，沈鸿又接受了领导“九大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更艰巨的任务。如果说，万吨水压机之役还只是沈鸿亲率一支精兵，在上海打了一场攻坚战，那么，“九大设备”之役便是以全国为战场，打了一场重型机械制造的攻坚战。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际环境严峻。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以大大加强国防。所需的新型原材料必须立足于国内。1961年5月党中央批准研制的“九大设备”就是为生产这些新型材料而研制的重大机器设备。
“九大设备”不是九台大设备，而是九套大型成套设备，包括840种，1400多台，总重量45000吨的复杂、精密的重大机器设备。这九套设备是：
第一套：30000吨模锻水压机；
第二套：12500吨卧式挤压水压机；
这两套共有298种、460台，总重量24750吨的机器设备，主要用于飞机、导弹的翼梁、壁板、型材、鼻锥的锻造和挤压。
第三套：辊宽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
第四套：辊宽2800毫米铝板冷轧机；
这两套共有221种、303台，总重10000吨的机器设备，用于轧制飞机、导弹用的大铝板。
第五套：直径2~80毫米钢管轧机；
第六套：直径80~200毫米钢管轧机；
这两套共有189种、318台机械设备，总重3800吨，用于轧制飞机、导弹及其他尖端技术用的薄壁耐高温钢管、不锈钢管等。
第七套：辊宽2300毫米薄板冷轧机；共有106种、222台机器设备，总重6220吨。
第八套：辊宽700毫米、20辊特薄板轧机。
这两套用于轧制宽而薄及特薄的耐高温钢板和不锈钢板。
第九套：10000吨油压机。
主机2种、2台，总重1500吨，用于压制玻璃钢导弹鼻锥。
在这些机器设备中，重百吨以上的大工件18件，最大的工件重约160吨。
这一大战役，涉及中央10个部委，上百家工厂，1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1万多名工人，进行了100多项重要的试验研究。原定1966~1967年完成交货，但正在交付设备的高潮中，“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干部受迫害，工作被搞乱。幸经聂荣臻元帅亲自检查督促，才在1969年最后完成。历时近9年完成的“九大设备”，当时世界上全部拥有的只有二三个国家。这些设备适用、可靠、造价低。对外开放以来，美、日、联邦德国等国专家参观之后，对60年代中国已研制出这样的成套设备无不表示惊异和赞佩。这九套设备在本文脱稿时仍是国家命脉，举一个例便可说明此事。第一套30000吨模锻压机在不久前还为波音飞机公司生产钛合金客机用起落架锻件。这可能是世界上要求最严峻的工件。
沈鸿并不是从一开始便领导这项工程的，而是在参加各方统一不了指导思想，工作路数不清，要求又很紧迫的困难局面下受命的。
沈鸿于1962年1月2日到任，首先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他了解到，各方想法不一致，工作已陷入僵局，总进度定不下来。
沈鸿了解到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之后，以他一贯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精神，亲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九大设备已不可能按原定总进度完成，至于究竟何时能完成，请求给我几个月时间调查研究后，另报。”报告短短几十个字，却一语道破了大家心中明白、却不敢说出来的真实情况。面对这位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新领导，参与这一工作的干部们一方面感到工作可以落到实处，心情振奋；另一方面也感到工作作风必须脚踏实地、大帽子压人、空话连篇不行了。
沈鸿向有关各方强调，九大设备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必须以大局为重，团结协作，工作中实行多种三结合，集思广益，避免片面性。九大设备中的八套，用户是冶金部的工厂。沈鸿商请冶金部党组同意派冶金部徐驰副部长专职领导这项工作。沈鸿与徐弛在延安时期就曾密切合作，两人都是技术专家，都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和顾全大局、相互支持的风格。以后的重要设计审查会都由沈鸿与徐驰两人共同主持，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加上他们准确的分析判断，过去僵持不下的问题，一个一个很快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裁定解决。由于两位部长在上面以身作则，并对所属基层单位做思想工作，机械、冶金两部从上到下很快形成了团结合作的良好气氛。两部工程技术人员对口结合，共同学习、考察、研究、讨论，许多原来有分歧的技术问题，逐渐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沈鸿把他在万吨水压机研制过程中创造的“七事一贯制”和“四个到现场”的工作方法也传授给了九大设备的设计队伍。沈鸿和徐驰针对有关各方的思想倾向，为九大设备的设计和制造规定了总的指导原则：既不应单纯为了可靠而选用现成老设备拼凑成套，也不能片面追求“先进”而采用些不是十分必要，一时还没有把握的新技术，拖住整个工程进度。
为贯彻这原则，沈鸿不顾自己已是近60岁的人，不辞辛劳，几乎跑遍全国，到设计、试验、制造、使用单位调查研究、审查方案，督促检查。他所到之处，不是先听少数领导同志汇报，而是看图纸、模型、计算书，亲临现场，把情况和问题弄得一清二楚。遇到关键疑难问题，他常常夜晚自己查资料、计算、绘图，第二天早上带着图纸、资料，到会上参加讨论。“部长出差必带绘图器”，一时传为美谈。
九大设备的研制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研制九大设备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重大工程项目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由沈鸿主持的重大工程还有很多，其中不少属于关系国家命脉的要害项目，他都以满腔热情、创新的精神，团结各方，给予了圆满的解决。
1961年，三门峡水电站15万千瓦大型水轮机组的组装遇到了难题。这个分为两块，合起来直径达5米多的水轮机转子是某大国卖给我们的，1959年便已运到工地，按照合同，把两块焊接好，才算交货。然而，风云突变，对方专家撤走了，屡催不应。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向周恩来总理建议派沈鸿去处理这个难题，总理同意。沈鸿毅然受命，他说：“既然对方不干了，怎么也得自己干嘛！”他先与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助手林宗棠商量请上海江南造船厂老焊工唐应斌，及全国100多位冶金、机械、焊接专家先后到工地观察研究，制订了焊接方案。施工之前，通过考试选了10名最好的焊工，沈鸿请他们在工地先养精蓄锐一个星期，睡好，吃好。当时大家生活困难，没有肉吃，沈鸿却要保证10名焊工每人每天半斤肉。因为他知道，焊这个大件至少要连续工作二昼夜，如果焊工体力不支，现场昏倒，就会误了大事。施工时，沈鸿与水电部冯仲云副部长现场指挥。10月3日开工，10月5日顺利完成。10月8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到三门峡水电站参观，看到大水电机已焊好，非常高兴，便同沈鸿及在场工作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1962年春天，沈鸿又投身于打破同一大国封锁的另一场战斗—自制火车车轮轮箍。轮箍是机车大车轮上的箍套，也叫火车头的“靴子”。本来对方答应供给我们。关系紧张之后，突然宣布停供，中国几万公里铁路面临停运的威胁。中国在大跃进时期已准备自造。由于冶金、机械两部的设计制造要求不协调及厂址的不能确定等原因而停下。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自力更生，赶紧自已做。铁道部同志问沈鸿能不能快一些做轮箍轧机，沈鸿说：“大力协同一定能”。于是，一机部、冶金部、铁道部立刻组织起来，建造自己的轮箍轧机，建设马鞍山车轮厂。为了把轮箍轧机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工作做好，1962年4月至1965年11月之间，沈鸿在各有关单位之间往返奔波，察看现场，审查设计，检查进度，检验质量，其中仅马鞍山钢铁厂就去了7次。1963年11月18日22时45分，中国自制的轮箍轧机终于轧出中国第一个车轮轮箍。以后沈鸿又多次到马鞍山帮助解决轧机存在的问题。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机器的质量是好的，轮箍轧机的产品包括轮箍、盘件、环件不但满足了国内需要，还有一部分出口。
1972年11月，周恩来总理指定沈鸿参加长江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对此，他恪尽职责，船闸大闸门每扇高34米，宽19.7米，重600吨。在设计过程中发生了“拉门”与“人字门”之争和“液压启闭”与“机械启闭”之争。为了掌握实际运行情况，1975年3~4月，沈鸿亲赴江浙两省，对三十多座船闸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76年1月，在追悼周总理的大会上，他因悲痛休克，住院抢救二天，出院后立即又研究起闸门启闭机问题来了。3月10日，他又因过度劳累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会议上昏倒。这次住院八天，但出院次日，他就召集一机部重机、电工、矿机三个局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如何保证葛洲坝发电、通航等问题。对于葛洲坝电站的水轮发电机组的大小又发生了争论。四川东方电机厂设计制造了17万千瓦机组，水轮机转子直径11.5米，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葛洲坝电厂的技术负责人，认为不大可靠。沈鸿说：首先不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是可靠、耐用和经济效果。他请当时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建南组织研究设计了12.5万千瓦机组，各方都很满意。这时又有人主张完全放弃17万千瓦机组。沈鸿则主张把17万千瓦机组做完，安装上，作为试验机组。一则减少浪费，二则保护设计制造人员积极性，三则取得对大机组的经验。葛洲坝电站因此安装了17万千瓦机组2台，12.5万千瓦机组19台。经多年来的运行考验，证明两种机组都是好的，1986年双双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早在60年代，沈鸿就考虑为中国机电技术人员编纂一套既广收中外理论知识，又实用、便查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1965年11月他将这一想法报告周恩来总理，立即得到肯定。可惜，筹备工作刚刚动手，便被“文化大革命”打断。时隔八年，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狂飚稍缓，沈鸿便冒着“请隐士，举逸民”的风险，聘请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将编辑工作重新恢复起来。沈鸿任两大手册编委会主任，编委会包括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冶金部、石化部、水电部、一机部等系统的知名专家。参加撰稿和编辑的人员2000多人。历时10年，终于在1982年全部完成。两大手册共25卷，3000万字，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在全国及海外发行近10万套。也引起了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的机电工程界同行的重视。
❽ 支秉渊的职业生涯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机械工业的起点很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大量的机械设备从国外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机械工业发展速度极慢，机械设备的产量提高不快。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掀起罢工浪潮，提倡国货之呼声日强。是年江浙一带连年苦旱，支秉渊等人创办的新中工程公司，开始仿制成离心式抽水机、双筒双行式抽水机、滤水缸等多种排灌设备，以减轻灾民燃眉之急。1926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举办了一届工业展览会。该会第三会场，为德商天利洋行及丹商罗森德洋行陈列的柴油机、抽水机、电动机等。支秉渊敢于与此一决高低，在天利洋行陈列品之前，设下自制8寸口径离心抽水机，同时开车抽水，以资比较。结果，新中的产品轻巧坚实，价格特别低廉，较之舶来品有过之无不及。令国人非常振奋，觉得国货能与洋货分庭抗礼很是扬眉吐气。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在洋商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倾轧排挤下处境艰难，支秉渊克服种种困难，以坚韧的毅力和不怕失败的精神，领导设计仿制的内燃机品种有：3马力煤油机、6马力、8马力（冲灯式单缸）、10马力（单缸船用）、15马力（单缸）、16马力（冲灯式双缸）、20马力（双缸）、30马力（双缸）、36马力（双缸）、45马力（双缸）、54马力（三缸），75，90，100马力柴油机作为发电厂的照明及小型动力之用，为安亭以及萧山的永安电灯公司，嵊县的开明电灯公司，嘉定的南翔电灯公司……提供的引擎装机容量达200千瓦以上，约占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售出用于电厂的引擎总装机容量的30%左右。
这时，支秉渊又敏锐看到：实用的狄塞尔（Diesel）柴油机是1897年制成的，这种柴油机的热效率高于其它内燃机。但最初它的体积大，用于固定作业。20世纪初狄塞尔柴油机的应用日益广泛，20年代中国市场上的狄塞尔柴油机都是外国产品。支秉渊不甘心受人摆布，有志于填补国内空白，于1929年，仿制成36马力双缸狄塞尔柴油机，开中国制造这种柴油机之先河。
在铁路桥梁工程中的创举和成就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关内（东三省除外）长期没有兴建铁路。当时已在修筑的铁路亦都中途停顿，铁路建设队伍几须重新建立。1933年，浙江省主办的杭江铁路开工，支秉渊深感此举为民族振兴之大计。受这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以及新中公司发展的需要，他敢啃“硬骨头”——毅然承包了金华江和衢州东迹江两座大桥的钢梁工程，钢梁共计25孔，每孔长20米，尤其是金华江，12孔桥孔，有的在深水区，有的在浅水区，有的在滩上，架梁难度很大。支秉渊善于组织和发挥起重工人的经验，在缺乏实践技术和先进起重设备的情况下，经过多次周密勘察，突出一个巧字，研究出在20米长的承接梁上铺轨，用平车装载把整个钢梁送上桥墩。由于他在工作中善于探索，不断改进，最初安放一孔需10日，最后减至3日。冬季江中无水，支秉渊充分利用这一地利条件，打破常规，将13孔上承梁全部运至河中间滩地上拼装铆合，用独脚巴杆吊上桥墩，大获成功。初战告捷，使支秉渊信心大增，建桥的劲头更足了。
翌年，他率领一支精良的技工队伍开赴崇山峻岭安营扎寨，承包了浙赣铁路玉南段（自浙江江山通过江西玉山至南昌）信河、灵溪、沙溪三座桥梁的全部工程。信河桥的上部钢梁安装架设工程，是跨度20米的钢板梁．共10孔。支秉渊研究采用新的运载工具；全长40米的承载梁。承载梁系用型钢构成的方型钢轨，事先在桥头拼装成整体后推向桥台，因长度可跨2孔桥，所以能向前推进而不致落空。承载梁在两个桥台上坐落后于上面铺设钢轨，即可将桥梁推向安装方位。然后经起重工具将桥梁顶高，让装载桥梁的平车退出并拆去钢轨枕木，将承载梁推向前方，使桥梁徐徐落在桥台位子上。此法改变了在河床或船上搭枕木架，把桥梁升上桥台的传统工艺，使桥梁与江中水情脱离关系，不受天时影响，既省时，又节约，且安全，系国内首创，亦可视为后来发展形成的架桥机的雏型和原理。
粤汉铁路株韶段樟河桥钢梁架设的施工方法，是支秉渊在桥梁工程史上的另一大创举。樟河桥位于湘粤边界，在湘东南宜章县境内。桥墩高40米，远望像一个烟囱，平时河床是干涸的，由于火车从半山腰通过，所以桥墩要高。支秉渊报价1万元，路局极为惊异，因为他们对该桥的预算是10万元。该局凌鸿勋局长特此询问支秉渊，支告以自已的施工方案，并称按此方法尚可盈利，结果使凌鸿勋大为赞赏。樟树桥共3孔，两头各有一孔20米的钢板梁，中间为一孔30米的桁梁。支秉渊定下办法，中间的方架梁在河中石滩下拼装，在桥墩上分左右安装两副双杆吊梁（A字把杆），把钢梁分二片从河底吊上桥墩。攀索栓在桥墩的顶帽上，准备将在粤汉路完成安装使命的40米装桥工具切断，安装在桥孔中间作为承载梁。照此计划，若不计装桥工具损失，安装费用不到5000元。
但本着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支秉渊和工程师钱义余根据以往用巴杆在桥头两端吊起钢梁的经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用钓鱼的方式将钢梁从空中引渡过去而下面不用承梁的想法。施工中，因为桥墩高，使用四档葫芦速度较慢，从钢梁离地到引上桥墩的整个起吊过程，需耗费13小时。于是，支秉渊决定实施新构想空渡计划，并作试验。将已运到桥头的40米装桥工具当作钢梁，从对面桥墩上扎上巴杆，模拟性地拖出桥头，引向对面桥墩。试验表明很平稳，复将它拖回原地，结果空渡获得成功。后来，粤汉铁路南萍段的钢板梁架设，基本都按此法进行，均进度超前，路局十分满意。钢梁凭空渡过桥墩的架桥新法，后在中国桥工界广为传播。
赣江大桥为支秉渊精心所造桥梁中的最大一项工程。其架梁施工工艺采用浮运法。浮运法安装桥梁，曾在1935年开工的钱塘江大桥工程中得到应用。此桥由茅以升设计，洋商承包建造。支秉渊建赣江大桥采用浮运法架梁，是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之后，加以发展而成。钱塘江的浮运工具为底平且面亦平的方船二艘，用四具千斤顶在钢梁四角同时举高的方法升上钢梁。支秉渊则采用二艘两头高起6米的平底船，因袭潜水艇的原理，将水注入舱内，利用排水船体升高的方法将钢梁举高，其效率及速度均超过钱塘江桥工程的浮运法。赣江桥钢梁的浮运，开始亦用二艘拖轮拖带方船，后因风大危险，改为在拖船上安装绞车，定位下锚后以钢丝绳连接方船，徐徐牵引到位。这是支秉渊一贯善于因地制宜，别出心裁的又一例证。
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柴油汽车发动机和煤气汽车发动机
1931年6月，沈阳民生工厂自制部分零部件，利用一些进口关键零部件，制成一辆卡车。此外，30年代初中国仅有利用进口发动机、底盘等组装汽车的尝试。发动机是汽车的关键部分，最初的汽车发动机多是汽油机，20年代后期出现了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转速超过每分钟1000转）。由于柴油较汽油价廉，用柴油汽车较汽油汽车经济。在制造柴油机过程中，支秉渊产生了试制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想法，他曾多次在外国汽车面前驻足沉思，留连忘返。由于制造这种发动机难度大，成本高，技术上无把握，在一般人看来得不偿失。但支秉渊却决心在技术上创造佳绩，甚至在试制过程中连失败的念头都未曾有过，足见是如何自信了。大约在1935年，支秉渊买了辆英国Commer牌卡车，在自己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委托工程师陆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Perkins牌发动机。Perkins牌发动机为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35马力，额定转速达2200转/分。当时它的转速是非常高的了，国内未曾试制过。支秉渊、陆景云得到的有关资料仅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其上仅有若干外型照片及简单说明。在支秉渊和魏如的精心组织下，陆景云等人经过简单的试用观察之后，将发动机拆开、逐步分析，并由支少眉、闵根荣等测绘。根据发动机结构紧凑、复杂等特点，陆景云构思各种技术方案。在构造原理方面基本上按样机测绘；在材料方面只好自己选定材料种类；在加工工艺方面也必须自己重新设计。根据参考书，陆景云得知了世界上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活塞等零件的材料种类，以及缸体材料的要求。
在缸体、缸盖等铸件方面，为了能在上海当时条件下获得最好金相组织，支秉渊通过代理商从国外进口了铁镍合金颗粒，使其熔入含矽含碳量较低的铁水中，容易促进珠光体的形成，改善铸铁的显微结构和性能，冶炼出了低镍合金铸铁，经检验分析认为金相组织（细密的珠光体）和强度符合要求，从而铸出了结构复杂，尺寸准确的气缸体、气缸盖。
除了铸件，发动机的多数零件是钢件。当时国内一般机器厂所用钢材绝大多数为普通碳钢，没有用合金钢的经验。按有关参考资料，根据零件的不同性能要求，支秉渊向洋行选购必要的合金钢。为了提高加工精度，支秉渊等人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图纸上加注尺寸配合公差；二是每个零件分别制订加工工艺，这种先进的做法在当时中国机器厂中是不多见的。
曲轴是发动机的重要零件，新中因无合用的锻压设备而不能锻造。支秉渊等人在无奈之下，动足脑筋，只好用尺寸较大的方型低镍合金钢锯成坯料，再用机床切削成形，方钢锯下的余料经切削制成连杆。他还在上海市场上购买了部分附件，如德国造的高压油泵的喷油嘴、英国造的凸轮轴传动链和张紧装置，以及活塞环，风扇皮带等等。到1936年大部分零件已完成，1937年春发动机装配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被安装在那辆Commer牌卡车上，由支秉渊亲自驾驶着向市政府公用局报告试车成功。后来，新中内迁时在上海市内运输过程中，装着自制发动机的Commer牌卡车发挥了作用。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抗口。支秉渊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迁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无险可守，若武汉失守，长沙即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似无必要，甚至极不明智。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便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内燃机，可谓念念不忘。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支秉渊便复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离职。后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才批准陆回新中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由于经济部官员出面，杜聿明的二百师将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A．N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陆景云到厂后，支秉渊又将李培金、褚应鎏，喇华琨等技术人员集中到长沙，全面展开仿制。M．A．N发动机比Perkins发动机体积大，结构较简单，陆景云等人觉得试制更有把握。于是，支秉渊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可能是合金钢）制的，就用它来制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偏，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得低镍合金铸铁。由于支秉渊，陆景云等人有战前经验，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1943年11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桂林召开学会期间，颇多会员远道到祁阳参观新中公司，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亦特地前来视察。看到新中公司与同业和中国银行合办民生炼铁厂、炼钢厂，因炼钢电炉需要炭棒又与广西化工厂合办中华炭精厂，又因需煤日增与联资公司合组七里桥煤矿公司，又向建湘面粉厂投资，新中所发电力，供应邻厂日新电池厂及建兴器材厂，使祁阳小邑俨然成为一个工业基地，是抗战时期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奇迹。翁感到非常高兴，对支秉渊的爱国之举、强烈的创业进取精神和出色才干倍加赞赏。
M．A．N发动机试制工作从1938年夏季在长沙开始，秋季转到祁阳。到1939年存，零件加工陆续完成，开始装配。同年6月，65马力柴油汽车发动机在新中祁阳制造厂制成，装在原来的已修复的旧汽车上，试用成功。
1939年夏，去香港购买附件更加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国附件和原料供应中断，新中无法批量生产柴油机。另外，战时柴油成了十分紧张的战略物资，柴油发动机因缺油而几乎停用。支秉渊审时度势，考虑到后方生产煤炭，在M．A．N发动机仿制成功之前就着手把它改型为煤气机。这主要是把油泵换成高压线圈和分电盘，加装冷型火花塞（进口的）、煤气进气管、煤气控制阀，配制煤气发生炉，史改缸径、缸套’缸盖、气门、压缩比、活塞等。材料也有某些变更，如活塞由铝合金改成了低镍合金铸铁，飞轮由锻件变成铸件。为了以后容易造柴油机，煤气机与M．A．N型柴油机大部分零件可以通用。1939年6月以后新中开始试制煤气机，翌年初试车成功。该煤气机功率为45马力，额定转速1500转/分钟，可与发电机匹配。支秉渊以月产30部煤气机为目标，最初月产3部，后来达到月产6部。这种发动机在后方很受欢迎，被用于发电或驱动小型船舶。支秉渊下令将它和煤气发生炉装在一辆卡车上。1942年他和司机驾驶这辆汽车从祁阳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的崎岖山路，成功地驶抵重庆，开创了国产煤气发动机驱动汽车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史上的一件要事。当时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将支秉渊喻为“中国的福特”。1943年支秉渊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一辆国产汽车曾行驶于湖南黎家坪至祁阳之间，后因日军侵占祁阳而受破坏，现只保留下照片。
1943年冬，中国工程师学会为表彰支秉渊领导制造内燃机的开创性成就，在桂林决定授与他金质奖章荣誉。他成为继侯德榜、凌鸿勋、茅以升、孙越崎之后第五个获得这项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誊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科技成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支秉渊从美国考察回来后，出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基于强烈的振兴民族工业的愿望，并根据联合国救济委员会的构想，他制订了一个在中国各大省市建立18家分厂，在各县设立3000所铁工铺的宏大计划。但后来终因不合美国顾问的意图而愤然辞去总经理之职，改任中农公司下属的吴淞制造厂（现上海柴油机厂）厂长，此计划也付之东流了。虽遭此重大挫折，支秉渊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仍矢志不变。在他的领导设计下，该厂于1948年3月试造出第一批汽油机，原设计5马力，实际达到5．5匹马力，因此称5匹半汽油机，当年就生产了50台，用它同二次世界大战“救济物资”中，美国制造的水泵配套，作为农业排灌机械的动力。同年该厂还基本完成了年产3000台5匹半汽油机所需的工艺装备。 人民政府信任支秉渊，调他到华东工业部任机械处处长，领导整理各种机器工厂的资产，重新分配任务，恢复生产。1950年5月，中央决定投资3．75亿公斤小米（折合人民币6075万元）兴建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大创举，曾轰动上海知识界并引起国际上的注目。支秉渊立即响应，以他在上海知识界的威望，不辞辛苦地走门串户，满腔热情地宣传动员。在他的慷慨陈词和细致入微的说服下，一些专家名流很快消除了对共产党尚持的视望态度，有的嫌太原风沙大，生活条件差，还有的对能否建成这么大的重机厂信心不足等种种顾虑，纷纷投入到设计队伍中来，还聘到56名技职人员和30多名技术工人。支秉渊被任命为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筹备处副主任（后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兼太原工程处处长、上海事务所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有支少炎、杨廷宝、罗士瑜等40多位上海各企业的知名工程师、大学教授，怀着对发展祖国工业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利用岗位工作之外的时间，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许多困难，只用了40天时间就完成了规划文件。支秉渊意气风发地打着上海事务所赠送的“唯我先锋”锦旗，率领一个考察小组，来到山西的太原、榆次、太谷等地进行地势考察，选定厂址。1950年10月4日，建国二周年的礼炮余音里，又响起了太原重型机器厂正式破上动工兴建的喜庆鞭炮声。它的高速建成和投产，凝聚着支秉渊等专家的高度智慧和辛勤洒下的汗水，为中国独立自主建设大型企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1954年，支秉渊被调往沈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这个“大人物”是这样平易近人——他平时吃住在厂里，经常在空余时间下车间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对于矿山机械，他一往情深，深谋远虑地构划出一副沈矿厂发展前景蓝图。消化、转化了一批苏联技术，增加了工厂主要产品品种。其中有许多技术要求较高的新产品，如鼓型过滤器、除尘搅拌机，螺旋分级机和板状给矿机等，在支秉渊的领导设计下相继问世。还有许多产品创造了中国首占产品记录，如φ2800×60000圆筒混合机，带宽650毫米电动卸料机，带宽650毫米电动漏砂机，CKP11型链式刮板运输机，直径2000毫米圆盘给矿机，FW——24型浮游选矿机，BK振动筛和Bro振动筛。BGN——15．BGN——24型周边传动式浓缩机，无活塞鲍姆式洗煤机等。其中带宽1000毫米的带式磁选机的试制成功，为中国金属选矿提供了新的先进技术装备。还有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桅杆起重机，1955年被选送到莱比锡工业展览会展出，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这众多新产品，和支秉渊培养锻炼出来的一支设计、开发选矿设备的工程技术队伍一起锦上添花，使沈矿厂充满了勃勃生机，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应有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中国机械行业开始搞标准化，支秉渊马上在沈矿厂成立了标准化科，并多次阐述它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积极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去。在他的领导下仅用了4年时间就搞了七百多个标准，在中国机械行业中最早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他还是沈阳机械学会的成立发起人之一。
支秉渊65岁时调到北京，任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为了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搬运作业机械化水平，他认真研究分析国外科技发展动态，不辞劳苦地登山下矿，考察工厂、车站、港口、码头，同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呈起讨论问题，研究方案，解决技术难题，为发展中国起重运输机械新技术、新产品作出了贡献。另外，他对科研工作不重视经济效益，很早就表现出忧虑，倡议实行研究课题有偿合同制。
1966年支秉渊患心脏病、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经两次大手术，身带残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陷害，1971年8月25日病逝于河南省信阳市，终年74岁。1979年2月，原一机部为支秉渊平反，移灵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遵照支秉渊的遗愿，夫人黄景卿及子女，将其薪金积蓄5万元，赠给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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