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阳虚拟货币
Ⅰ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如何评价这次改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大量使用货币的国度之一，形制规范的商代"海贝币"的不断面世，即是实物证明。中国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属铸币的国家，始见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列国并存，故当时的金属铸币因国别呈现为币制不一、品类繁多。秦兼并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铸行"半两"流通天下，但时间短暂。在中国货币史上，真正使金属铸币币制不二通行天下，实行中央王朝统一铸行，实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B. C118年）铸行"五铢"币到其彻底进行币制改革之后。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 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 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载曰："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 马一匹则百金"〔6〕。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的对策，史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7〕。这种抑商的对策，对重农固本虽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正如史书所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
西汉文帝时，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腾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
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的实物资料，近年也屡见出土，如博兴辛张村1982年出"榆荚"钱范时，同出"四铢半两"钱范五件、"榆荚"范和"四铢半两"合体范二件。就"四铢半两"范看，"钱模径2.2、穿宽0.6-0.7厘米。钱模的穿两边阴刻篆书’半两’二字"。其中的"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每件范体一面刻"榆荚"钱模，一面刻"四铢半两"钱模〔9〕。此地所见这批钱范，出土地点明确， 时代特征明显，尤其是"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的发现，史料价值甚高，佐证了汉文帝时实行通货紧缩、币量改制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
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时，其货币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此令诏行前后，曾有执政大臣已意识到此令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10〕的谏议，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纳，故而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流通货币的骤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当时的实况却是"以美贸恶，以半易倍"〔11〕，"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为日嚣。商业活动日繁，货币需求量大增，铸币有重利可图，加之"除盗铸钱令"诏行，致使社会中又重现了"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的"弃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铸、私铸、资铸风行，流通货币中币质好、恶并行，币量轻、重相杂，"……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14〕，加剧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由于流通货币中出现的弊端，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汉的政治统治。为缓和经济矛盾，重农固本，汉文帝曾数次下诏劝农归田，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务本。……力田，为生之本也。"〔15〕在劝农归田的同时，对放铸之令时有收禁，或行币量改制，但铸币获利丰厚，虽有收禁，但结果则为："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汉初期，货币混乱局面的形成，其弊难以根除，除了汉初统治者对货币本身存有片面认识所导致外，尚有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因素所致。汉高祖刘邦汲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17〕之鉴，为稳固其封建统治并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18〕，前后九人封为各地封国诸候王。但后来封国发展则有违高祖本意，各地封国，大都地处关东，经济发展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另外封国诸候王全面掌握封国内官吏任免、赋税征收、货币铸行的权柄，为封国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独立王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随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渐为恢复和有所发展，各地封国的经济势力也日益膨胀，逐步形成了"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宝百官，同制京师〔19〕"的割据局面。这种"尾大不掉"割据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铸币权的拥有，使诸候王借此聚财敛富，经济上自成一统，则是经济因素中之首要。如吴王刘濞的封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资源丰饶，史载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有富饶"〔20〕，"……是时，吴以诸候即山铸钱，富埒天子"〔21〕，其铸行的钱币广泛流通西汉王朝域内。再如刘邦的庶长子刘肥就国于齐，"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22〕，后虽"众建诸候而少其力"〔23〕，将齐国一分为七，但齐国之域仍掌握于刘肥一系手中，其经济基础并没发生大的变化，故齐地诸封国的经济势力仍居各地封国的前列。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文景时期齐地各封国的铸币实物，也屡有所见。自1976年-1987年间，临淄出土西汉初期的"四铢半两"钱范4次，计14件， "钱模均无郭"，为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范实物〔24〕；今博兴境内也出土过"四铢半两"范；青岛楼山后亦曾发现汉初的"半两"范〔25〕；莱芜铜山遗址曾出土"四铢半两"钱范七件〔26〕；近年山东地区出土的文景时期的钱币实物，更为多见，其中仅昌邑境内一次发现窖藏"半两"钱币，量达十万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时期齐地铸币地点东西南北均有之，其规模及铸币量亦是相当可观。
由于各地封国经济自成一统，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强大经济势力，后在中央皇权与封国王权政治矛盾加剧之时，终于酿成关东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但封国敢于叛逆的基础，则是封国经济自成一统的发展，构成了叛逆的经济实力，正如吴王刘濞叛后自称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28〕。"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29〕。依此称铸币等权柄旁落于诸候王手中，是构成叛逆封国经济实力中之首要因素，当不为过之。 二、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过程、结果
武帝即位后，鉴于汉兴以来的种种变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为加强皇权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强化策略，在经济方面推行了平准、均输、盐铁专营、统一货币的重大举措。在流通货币方面，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建元元年下诏废文、景两帝时的"四铢半两"，改铸"外形无郭"的"三铢"币，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此种"三铢"，存世较少，但近年亦有实物面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半两钱35枚，另有一枚三铢钱。……另外，汉武帝之时的"三铢"钱范，在山东莱芜铜山遗址1973年也见有实物出土"〔30〕。
汉武帝建元五年罢废"三铢"，改铸"半两"，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庞大，另有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使得略有好转的国家财力储备又出现入不敷出的枯竭状态，史载："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印给县官，县官空虚"〔31〕。在西汉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而许多豪商巨贾则乘机利用货币不一的混乱，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史书记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32〕。"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衣食皆仰给于县官。……县官大空，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大量铸行"半两"币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举反而引发民间私铸、盗铸货币风潮再起，虽对私铸、盗铸者重治严惩，但因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货币中官铸、私铸、盗铸混杂，真假难辨，社会中出现了"钱益多而轻"〔34〕的局面，货币贬值，物价腾涨，社会经济再度陷入混乱，西汉中央财政危机依然。
"更始钱币的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5〕。汉武帝决心进行币制的再次改革。此举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后的铸币之利，填补国家财力储备的亏空；二是借新币铸行、旧币废止之机，清除豪商巨贾利用货币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铸行新币，尽量减轻或消除私铸、盗铸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极大危害。
汉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币值昂贵的白金三品币和以白鹿皮为质的皮币；罢铸"半两"币，新铸"重如其文"的"三铢"投入流通，收缴熔毁在此之前的各种铸币，并再次严令禁止私铸。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币值昂贵，流通不便，新铸"三铢"，盗铸者无甚不便，前述弊端难以消除。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币量改制，改"三铢"为"五铢"。始铸行的"五铢"币，整体郭圆方正，币量轻重适宜，外郭相应加宽，防止盗铸者磨损而取铜料，这种新铸"五铢"的币形，为稳定其币值，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铢"币铸行之后，其币形、称量虽已定制，但除中央王朝铸行外，各地郡国官署亦可铸行，称之为"郡国五铢"。郡国官署所铸"五铢"的实物，屡有报道，在山东地区1979年3 月诸城昌城镇出土铜质五铢范23方，其年代当属汉武帝时期〔36〕；1965年莱阳古城亦出土铜质钱范13件，年代亦属武帝时期〔37〕。因各地郡国官署铸"五铢"币时，时有减重、掺杂而牟利的现象发生，史载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38〕。为防止上述弊作，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铸的"赤仄五铢"料精工细，一枚等同郡国五铢五枚之值，前所铸行的白金三品币及"重如其文"的三铢币罢废。"赤仄五铢"币存世较少，近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247枚〔40〕， 蒋若是先生论此即是"赤仄五铢"无疑〔41〕。
由于"赤仄五铢"比价高于"郡国五铢"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铢"而获罪者史载有之，"（曲城）候臬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索隐谓：不用赤侧为赋。案：时用赤侧钱，而汝南不以为赋也"〔42〕。"郸候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 颜师古注曰："赤侧当收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43〕。另外，因"赤仄五铢"价高，盗铸获利更厚，私铸、盗铸转而为之，史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44〕。由于上述原因，赤仄五铢铸行二年时，因"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45〕。
汉武帝鉴于数度币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铸币权的分散，是产生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为消除弊症之源，汉武帝委重任于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币制的彻底改革。汉武帝元鼎四年诏曰："……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46〕。此时专铸之五铢，史称为"上林三官钱"。此钱为专司铸造，故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故"上林三官钱"铸行后，"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47〕。因此，汉兴以来私铸、盗铸钱币之弊一时衰竭，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数度改革，至此才终获成功。 三、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条件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从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 C140 年）至元鼎四年（B. C113年）前后历时27年，其改革几经变化， 至铸行"上林三官五铢"时，才称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条件（或原因），概括说来，当有下列几条：
自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时有80余年，其间经翦除异姓诸候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推恩"，西汉中央皇权专制统治已趋稳固。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族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用兵和镇抚，有助于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自汉高祖始，在统治思想上是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史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48〕。汉高祖以来的"无为而治"的统治得到了更广泛地实施，"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民间得到了更多的宽松。国内外局势的相对稳定，西汉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
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由于政治先决条件的左右，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史载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9〕。在社会经济相对好转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财能力得以强化，国家财力储备增加，实则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经济基础条件。
西汉初期，是中国封建货币思想发展较为活跃的阶段。汉武帝即位时，货币思想已从先秦"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50〕，单纯强调货币本身职能作用的"轻重"货币意识，发展为："（铸币）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51〕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国家权力体现的认识阶段，这表明中国封建的货币思想已渐趋成熟。可以认为，渐趋成熟的封建货币思想，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导条件。
汉武帝在其统一币制的改革中，大胆、正确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汉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此举一是为了改除朝廷要职非先朝功臣担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袭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贾或子弟学管当时的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重大经济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是因才用人。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筹划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权柄三十余年，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贡献。史载其执政期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53〕，为"汉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备受后人推崇，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说，汉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则构成了其统一币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条件。
四、结语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55〕。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之因果，从中可得一历史的借鉴，即：社会政治的稳定、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政治的统一、稳定。两者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偏倚不得，而社会流通货币的币制统一与否，其价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确运用，则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两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这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一点。
Ⅱ 满汉全席值多少人民币
说满族是蛮夷？楼上太肤浅了吧。你不是也跑到蛮夷的地方去了么？有什么可待的。英国一个馒头加肉（汉堡）就要两胖子30块钱吧。
这有一个满汉全席的菜单，提问的朋友先看下。
108道～满汉全席起兴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书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
满汉全席，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汇集满汉众多名馔，择取时鲜海错，搜寻山珍异兽。全席计有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计肴馔三百二十品。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华丽，用餐环境古雅庄隆。席间专请名师奏古乐伴宴，沿典雅遗风，礼仪严谨庄重，承传统美德，侍膳奉敬校宫廷之周，令客人留连忘返。全席食毕，可使您领略中华烹饪之博精，饮食文化之渊源，尽享万物之灵之至尊。
满汉全席(一) 蒙古亲藩宴
此宴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亲族所设的御宴。一般设宴天正大光明殿，由满族一、二品大臣坐陪。历代皇帝均重视此宴，每年循例举行。而受宴的蒙古亲族更视此宴为大福，对皇帝在宴中所例赏的食物十分珍惜。《清稗类钞*蒙人宴会之带福还家》一文中说：“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值颁赏食物，必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汤汁所沾需，淋漓尽，无所惜也。”
茶台茗叙 ：古乐伴奏-满汉侍女敬献白玉奶茶
到奉点心 ：茶食刀切 杏仁佛手 香酥苹果 合意饼
攒盒一品 ：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 （随上乾果蜜饯八品）
四喜乾果 虎皮花生 怪味大扁 奶白葡萄 雪山梅
四甜蜜饯 蜜饯苹果 蜜饯桂圆 蜜饯鲜桃 蜜饯青梅
奉香上寿： 古乐伴宴-焚香入宴
前菜五品： 龙凤呈祥 洪字鸡丝黄瓜 福字瓜烧里脊 万字麻辣肚丝 年字口蘑发菜
饽饽四品： 御膳豆黄 芝麻卷 金糕 枣泥糕
酱菜四品： 宫廷小黄瓜 酱黑菜 糖蒜 腌水芥皮
敬奉环浆： 音乐伴宴-满汉侍女敬奉贵州茅台
膳汤一品： 龙井竹荪
御菜三品： 凤尾鱼翅 红梅珠香 宫保野兔
饽饽二品： 豆面饽饽 奶汁角
御菜三品： 祥龙双飞 爆炒田鸡 芫爆仔鸽
御菜三品： 八宝野鸭 佛手金卷 炒墨鱼丝
饽饽二品： 金丝酥雀 如意卷
御菜三品： 绣球乾贝 炒珍珠鸡 奶汁鱼片
御菜三品： 干连福海参 花菇鸭掌 五彩牛柳
饽饽二品： 肉未烧饼 龙须面
烧烤二品： 挂炉山鸡 生烤狍肉 随上荷叶卷 葱段 甜面酱
御菜三品： 山珍刺龙芽 莲蓬豆腐 草菇西兰花
膳粥一品： 红豆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信阳毛尖
满汉全席(二) 廷臣宴
廷臣宴于每年上元后一日即正月十六日举行，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固兴宴者荣殊。宴所设于奉三无私殿，宴时循宗室宴之礼。皆用高椅，赋诗饮酒，每岁循例举行。蒙古王公等皆也参加。皇帝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而同时又是廷臣们功禄的一种像徵形式。
丽人献茗：狮峰龙井
乾果四品：蜂蜜花生 怪味腰果 核桃粘 苹果软糖
蜜饯四品：蜜饯银杏 蜜饯樱桃 蜜饯瓜条 蜜饯金枣
饽饽四品：翠玉豆糕 栗子糕 双色豆糕 豆沙卷
酱菜四品：甜酱萝葡 五香熟芥 甜酸乳瓜 甜合锦
前菜七品：喜鹊登梅 蝴蝶暇卷 姜汁鱼片 五香仔鸽 糖醋荷藕 泡绿菜花 辣白菜卷
膳汤一品：一品官燕
御菜五品：砂锅煨鹿筋 鸡丝银耳 桂花鱼条 八宝兔丁 玉笋蕨菜
饽饽二品：慈禧小窝头 金丝烧麦
御菜五品：罗汉大虾 串炸鲜贝 葱爆牛柳 蚝油仔鸡 鲜蘑菜心
饽饽二品：喇嘛糕 杏仁豆腐
御菜五品：白扒广肚 菊花里脊 山珍刺五加 清炸鹌鹑 红烧赤贝
饽饽二品：绒鸡待哺 豆沙苹果
御菜三品：白扒鱼唇 红烧鱼骨 葱烧鲨鱼皮
烧烤二品：片皮乳猪 维族烤羊肉 随上薄饼 葱段 甜酱
膳粥一品：慧仁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珠兰大方
满汉全席(三) 万寿宴
万寿宴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内廷的大宴之一。后妃王公，文武百官，无不以进寿献寿礼为荣。其间名食美馔不可胜数。如遇大寿，则庆典更为隆重盛大，系派专人专司。衣物首饰，装潢陈设，乐舞宴饮一应俱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六十大寿，于光绪十八年就颁布上谕，寿日前月余，筵宴即已开始。仅事前江西烧造的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吉祥喜庆图案的各种釉彩碗、碟、盘等瓷器，就达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余件。整个庆典耗费白银近一千万两，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丽人献茗：庐山云雾
乾果四品：奶白枣宝 双色软糖 糖炒大扁 可可桃仁
蜜饯四品：蜜饯菠萝 蜜饯红果 蜜饯葡萄 蜜饯马蹄
饽饽四品：金糕卷 小豆糕 莲子糕 豌豆黄
酱菜四品：桂花辣酱芥 紫香乾 什香菜 暇油黄瓜
攒盒一品：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 随上
五香酱鸡 盐水里脊 红油鸭子 麻辣口条
桂花酱鸡 蕃茄马蹄 油焖草菇 椒油银耳
前菜四品： 万字珊瑚白菜 寿字五香大虾 无字盐水牛肉 疆字红油百叶
膳汤一品： 长春鹿鞭汤
御菜四品： 玉掌献寿 明珠豆腐 首乌鸡丁 百花鸭舌
饽饽二品： 长寿龙须面 百寿桃
御菜四品： 参芪炖白凤 龙抱凤蛋 父子同欢 山珍大叶芹
饽饽二品： 长春卷 菊花佛手酥
御菜四品： 金腿烧圆鱼 巧手烧雁鸢 桃仁山鸡丁 蟹肉双笋丝
饽饽二品： 人参果 核桃酪
御菜四品： 松树猴头蘑 墨鱼羹 荷叶鸡 牛柳炒白蘑
烧烤二品： 挂炉沙板鸡 麻仁鹿肉串
膳粥一品： 稀珍黑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茉莉雀舌毫
满汉全席(四) 千叟宴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即席赋诗三壬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丽人献茗：君山银针
乾果四品：怪味核桃 水晶软糖 五香腰果 花生粘
蜜饯四品：蜜饯桔子 蜜饯海棠 蜜饯香蕉 蜜饯李子
饽饽四品：花盏龙眼 艾窝窝 果酱金糕 双色马蹄糕
酱菜四品：宫廷小萝葡 蜜汁辣黄瓜 桂花大头菜 酱桃仁
前菜七品：二龙戏珠 陈皮兔肉 怪味鸡条 天香鲍鱼 三丝瓜卷 虾籽冬笋 椒油茭白
膳汤一品：罐焖鱼唇
御菜五品：沙舟踏翠 琵琶大虾 龙凤柔情 香油膳糊 肉丁黄瓜酱
饽饽二品：千层蒸糕 什锦花篮
御菜五品：龙舟镢鱼 滑溜贝球 酱焖鹌鹑 蚝油牛柳 川汁鸭掌
饽饽二品：凤尾烧麦 五彩抄手
御菜五品：一品豆腐 三仙丸子 金菇掐菜 溜鸡脯 香麻鹿肉饼
饽饽二品：玉兔白菜 四喜饺
烧烤二品：御膳烤鸡 烤鱼扇
野味火锅：随上围碟十二品
一品 ： 鹿肉片 飞龙脯 狍子脊 山鸡片
野猪肉 野鸭脯 鱿鱼卷 鲜鱼肉
刺龙牙 大叶芹 刺五加 鲜豆苗
膳粥一品：荷叶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满汉全席(五) 九白宴
九白宴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初定蒙古外萨克等四部落时，这些部落为表示投诚忠心，每年以九白为贡，即：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以此为信。蒙古部落献贡后，皇帝高御宴招待使臣，谓之九白宴。每年循例而行。后来道光皇帝曾为此作诗云：“四偶银花一玉驼，西羌岁献帝京罗。”
丽人献茗： 熬乳茶
乾果四品： 芝麻南糖 冰糖核桃 五香杏仁 菠萝软糖
蜜饯四品： 蜜饯龙眼 蜜饯莱阳梨 蜜饯菱角 蜜饯槟子
饽饽四品： 糯米凉糕 芸豆卷 鸽子玻璃糕 奶油菠萝冻
酱菜四品： 北京辣菜 香辣黄瓜条 甜辣乾 雪里蕻
前菜七品： 松鹤延年 芥茉鸭掌 麻辣鹌鹑 芝麻鱼 腰果芹心 油焖鲜蘑 蜜汁蕃茄
膳汤一品： 蛤什蟆汤
御菜一品： 红烧麒麟面
热炒四品： 鼓板龙蟹 麻辣蹄筋 乌龙吐珠 三鲜龙凤球
饽饽二品： 木犀糕 玉面葫芦
御菜一品： 金蟾玉鲍
热炒四品： 山珍蕨菜 盐煎肉 香烹狍脊 湖米茭白
饽饽二品： 黄金角 水晶梅花包
御菜一品： 五彩炒驼峰
热炒四品： 野鸭桃仁丁 爆炒鱿鱼 箱子豆腐 酥炸金糕
饽饽二品： 大救驾 莲花卷
烧烤二品： 持炉珍珠鸡 烤鹿脯
膳粥一品： 莲子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洞庭碧螺春
满汉全席(六) 节令宴
节令宴系指清宫内廷按固定的年节时令而设的筵宴。如：元日宴、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乞巧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皆按节次定规，循例而行。满族虽有其固有的食俗，但入主中原后，在满汉文化的交融中和统治的需要下，大量接受了汉族的食俗。又由于宫廷的特殊地位，逐使食俗定规详尽。其食风又与民俗和地区有着很大的联系，故，腊八粥、元宵、粽子、冰碗、雄黄酒、重阳糕、乞巧饼、月饼等仪器在清宫中一应俱全。
丽人献茗：福建乌龙
乾果四品：奶白杏仁 柿霜软糖 酥炸腰果 糖炒花生
蜜饯四品：蜜饯鸭梨 蜜饯小枣 蜜饯荔枝 蜜饯哈蜜杏
饽饽四品：鞭蓉糕 豆沙糕 椰子盏 鸳鸯卷
酱菜四品：麻辣乳瓜片 酱小椒 甜酱姜牙 酱甘螺
前菜七品：凤凰展翅 熊猫蟹肉 虾籽冬笋 五丝洋粉 五香鳜鱼 酸辣黄瓜 陈皮牛肉
膳汤一品：罐煨山鸡丝燕窝
御菜五品：原壳鲜鲍鱼 烧鹧鸪 芜爆散丹 鸡丝豆苗 珍珠鱼丸
饽饽二品：重阳花糕 松子海罗干
御菜五品：猴头蘑扒鱼翅 滑熘鸭脯 素炒鳝丝 腰果鹿丁 扒鱼肚卷
饽饽二品：芙蓉香蕉卷 月饼
御菜五品：清蒸时鲜 炒时蔬 酿冬菇盒 荷叶鸡 山东海参
饽饽二品：时令点心 高汤水饺
烧烤二品：持炉烤鸭 烤山鸡 随上
薄饼 甜面酱 葱段 瓜条
萝葡条 白糖 蒜泥
膳粥一品：腊八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先说下菜谱是转载的哦
可以说满汉全席是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的美食之大成，而且还包含着很大的政治智慧（缓解满汉官员不合的状况）
如果你真想吃上一次的话可以致电北京仿膳饭庄，还有中国美术馆的对面有条胡同里一家饭馆承办满汉全席，现在好多的菜由于材料已经没有办法获得比如象鼻豹胎猩唇什么的会便宜些，但是全下来应该不少于20万人民币。
还有什么疑问咱们可以继续探讨，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Ⅲ 怎么换硬币
一些小摊点、自行车棚、公厕等地方都有大量的零钱需要换成整钱。
不行的话——
1、建议你每50个用透明胶带裹好。
2、最好到一个你开户的地方去存入，不要直接换。
3、和该储蓄所的人打好关系，并且每次更换提前通知，或有更换需求直接通知你。
4、该储蓄所附近最好有超市、面向农村的车站或各种零售小店，这样该所一般收的零钞都比较多。
最好要说的是，银行做该业务都是亏本的，没有任何利润，又不收取任何费用，作为市场经济的商业化股份制银行，也希望客户体谅银行的难处，毕竟谁也不愿意亏本做生意。
Ⅳ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如何评价这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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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师古注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见食货志。」这次改革使铜铸币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恢复一致。这一措施，第一次改变了“半两”这一相沿下来的货币单位名称。
第二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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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改革后，因为其时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等价流通，再加上盗铸盛行，故三铢未能坚持流通。因此，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史载：“有司一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两‘“。这与文帝四铢钱不同的地方是它铸有外郭，故被钱币学家称为“武帝半两”。
第三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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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又下令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为了抑制盗铸，汉武帝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此次改革是汉武帝历次币制改革中动作较大的一次。在第三次改革前，由于汉武帝内兴功利，外事四夷，连年征伐，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膨胀，很快便耗尽了文景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造成“县官大空”。在这个背景下汉武帝开始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史记·平准书》载，“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闲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裏取鎔，钱益轻薄而物贵，则逺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即皮币的实行，主要是为王侯宗室朝觐聘享之用，使他们向中央政府的纳贡不受劣钱影响。
币制改革的汉五铢
由於少府多银锡，“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荖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白金三品币值介於三铢与黄金之间，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比过去更加复杂的货币体系。中央政府通过手中积累的此前并非货币的银锡，定以高价，即可借机剥夺大商人的财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汉武帝还“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这是继第一次改革後，再次试图以三铢代替半两的举措。
可见，汉武帝这次币制改革内容主要是：一，销半两钱铸半两钱；二，发行大额虚币皮币与白金。而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是，这次币制改革及禁民盗铸之令并没能在根本上遏制民间铸钱，币值较高的白金三品的推行反而刺激了民间盗铸行为。“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对於皮币的实行，有的大臣也有不同意见。大农颜异便是其中之一。“上与汤旣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
第四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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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五年（前118年），仅仅在上次改革一年后，汉武帝又开始进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改革内容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半两也被明令废止，“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当时的盗铸铜钱者往往通过磨取得到铜屑，再将铜屑鎔铸为钱。“周郭其下”的五铢钱因为有郭为保护，难以被磨取铜屑，故能够有效防止盗铸。
五铢钱轻重适中，比较适合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情况及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故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乃至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等朝代均有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仅在西汉，“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元狩五铢
元狩五年的这次币制改革，汉武帝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称“郡国五铢”，或称“元狩五铢”。
改铸五铢钱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上树立货币信誉，以稳定金融，使私铸者因无利可图而自动放弃私铸，从而彻底解决私铸问题。但是，由于铸币权在地方诸侯各国手中，各地铸币的技术水平及铜矿的成分参差不齐，再加上各地官吏对命令的了解与奉行不一，所以所铸钱币[12] 的差别很大。有的郡国五铢与原来的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或肉厚。总而言之，这些质量差的郡国五铢基本上都有偷工减料使钱重达不到五铢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钱越铸越轻，越铸越粗劣。郡国官吏旧习难改，通过这种手段中饱私囊。这令五铢有可能重蹈汉半两、三铢的覆辙。
《汉书·食货志》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师古曰：「守，郡守也。相，诸侯相。」）”
第五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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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扭转上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13] 的被动局面，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今钱见有赤侧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隐曰锺官掌铸赤侧之钱。韦昭云「侧，边也」，故晋灼云「以赤铜为郭。今钱见有赤侧者」。钟官赤侧，一称赤侧五铢，因《汉书·食货志》将“赤侧”作“赤仄”，故也称赤仄五铢，汉书音义曰：「俗所谓紫绀钱也」。新铸的“赤仄五铢”质量上乘，一枚等同于郡国五铢五枚之值。
“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白金终废不行。”故在此之前铸行的白金三品由此罢废。
赤仄五铢正面有轮无郭，背面轮郭兼备。外径约26毫米，内穿直径约9.5毫米，厚度达2毫米以上，重约4克。外郭线高而细，明显高于钱文，整体比较整齐，没有错位的现象。钱文的笔画较细，书体随意但工整，字有高有低，“五铢”两字中“铢”的“金”字头矢镞形较大，右侧“朱”头方折，上下长短相差不多。
第六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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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赤仄五铢的比价是郡国五铢的五倍，在流通过程中产生诸多不便，而且因为其盗铸获利更多，故吸引了私铸与盗铸者铸赤仄五铢。赤仄五铢铸行二年后，因为“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
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对五铢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所谓“三官五铢”或“上林三官钱”便是该次改革后铸造的五铢。《史记·平准书》裴骃集解：“汉书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锺官、辨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如曰是，则上林三官指钟官、均输、辨铜令，乃水衡都尉的属官，统管铸钱。水衡都尉是中央政府为推广均输法而新设的官职，其办公地点为长安上林苑。三官五铢的边郭工整且重量准确、钱文秀丽，是质量上乘的铜钱，其盗铸成本较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Ⅳ 清朝货币兑换法
这个没法确切计算，类似金银之类自古至今一直在贬值，而纸币也大多处于在缓慢贬值的状态。再有从购买力来说各朝各代都不一样，金银是硬通货，耐用金属，不会消失而不断开采必然是处于缓慢贬值的状态。而有时的一些历史事件也会导致金银升值，例如清朝后期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导致白银价值猛增。
我们常常看到古装戏里用银两做钱的单位，那么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也很想知道，于是到网上查了一下，得出了初步的答案。不过，这里声明，笔者不是学历史的，只是利用从网上查到的讲历史的文章，做一个大致的推算，获得一个感性认识罢了。
基本单位
我国古代货币单位很多，各朝不同，特别是秦汉以前。这里只讨论三种基本单位：
一文制钱（即一枚标准的方孔铜钱）
一两白银
一两黄金
以上单位虽然各朝各代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后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可信的数据的。
兑换关系
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是常常变动的，不像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
根据以下描述：
“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
可知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
再有：
“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时候, 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来,银价猛涨,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制 钱两千二三百文之多。”
可知正常情况下，1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1500文铜钱，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
金属价格
由于金银铜制成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而且理论上货币的价值就应该等于金属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金属的价格来回答“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的问题。
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这个重量单位虽有不同但大约都是40克左右，而“斤”则大约是700克左右。每枚铜钱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银铜的价格（人民币）如下：
黄金：100元/克
白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推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值4000元
1两白银：约值8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 约值0.1元
粮食价格
很多历史专著中都通过粮食价格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虽然单独考虑粮价并不很准确客观，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晓林在网上查到了如下记载：
“上白米(石) 九钱五分
Ⅵ 不好意思，我没币了。。能帮我免费解答吗
网上最多可以订到2月6号的票，因为18号当天也算的。还有就是网上订票的话有时间段放票的，十点、十一点或者是三点，具体要看你的火车线路，买票的时候动作要快，几秒钟的功夫就会被抢完的。
电话订票基本上不靠谱，一直忙线。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谢谢！
Ⅶ 如何评论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大量使用货币的国度之一，形制规范的商代"海贝币"的不断面世，即是实物证明。中国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属铸币的国家，始见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列国并存，故当时的金属铸币因国别呈现为币制不一、品类繁多。秦兼并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铸行"半两"流通天下，但时间短暂。在中国货币史上，真正使金属铸币币制不二通行天下，实行中央王朝统一铸行，实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B. C118年）铸行"五铢"币到其彻底进行币制改革之后。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 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 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载曰："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 马一匹则百金"〔6〕。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的对策，史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7〕。这种抑商的对策，对重农固本虽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正如史书所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
西汉文帝时，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腾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
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的实物资料，近年也屡见出土，如博兴辛张村1982年出"榆荚"钱范时，同出"四铢半两"钱范五件、"榆荚"范和"四铢半两"合体范二件。就"四铢半两"范看，"钱模径2.2、穿宽0.6-0.7厘米。钱模的穿两边阴刻篆书’半两’二字"。其中的"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每件范体一面刻"榆荚"钱模，一面刻"四铢半两"钱模〔9〕。此地所见这批钱范，出土地点明确， 时代特征明显，尤其是"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的发现，史料价值甚高，佐证了汉文帝时实行通货紧缩、币量改制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
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时，其货币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此令诏行前后，曾有执政大臣已意识到此令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10〕的谏议，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纳，故而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流通货币的骤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当时的实况却是"以美贸恶，以半易倍"〔11〕，"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为日嚣。商业活动日繁，货币需求量大增，铸币有重利可图，加之"除盗铸钱令"诏行，致使社会中又重现了"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的"弃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铸、私铸、资铸风行，流通货币中币质好、恶并行，币量轻、重相杂，"……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14〕，加剧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由于流通货币中出现的弊端，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汉的政治统治。为缓和经济矛盾，重农固本，汉文帝曾数次下诏劝农归田，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务本。……力田，为生之本也。"〔15〕在劝农归田的同时，对放铸之令时有收禁，或行币量改制，但铸币获利丰厚，虽有收禁，但结果则为："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汉初期，货币混乱局面的形成，其弊难以根除，除了汉初统治者对货币本身存有片面认识所导致外，尚有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因素所致。汉高祖刘邦汲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17〕之鉴，为稳固其封建统治并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18〕，前后九人封为各地封国诸候王。但后来封国发展则有违高祖本意，各地封国，大都地处关东，经济发展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另外封国诸候王全面掌握封国内官吏任免、赋税征收、货币铸行的权柄，为封国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独立王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随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渐为恢复和有所发展，各地封国的经济势力也日益膨胀，逐步形成了"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宝百官，同制京师〔19〕"的割据局面。这种"尾大不掉"割据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铸币权的拥有，使诸候王借此聚财敛富，经济上自成一统，则是经济因素中之首要。如吴王刘濞的封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资源丰饶，史载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有富饶"〔20〕，"……是时，吴以诸候即山铸钱，富埒天子"〔21〕，其铸行的钱币广泛流通西汉王朝域内。再如刘邦的庶长子刘肥就国于齐，"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22〕，后虽"众建诸候而少其力"〔23〕，将齐国一分为七，但齐国之域仍掌握于刘肥一系手中，其经济基础并没发生大的变化，故齐地诸封国的经济势力仍居各地封国的前列。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文景时期齐地各封国的铸币实物，也屡有所见。自1976年-1987年间，临淄出土西汉初期的"四铢半两"钱范4次，计14件， "钱模均无郭"，为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范实物〔24〕；今博兴境内也出土过"四铢半两"范；青岛楼山后亦曾发现汉初的"半两"范〔25〕；莱芜铜山遗址曾出土"四铢半两"钱范七件〔26〕；近年山东地区出土的文景时期的钱币实物，更为多见，其中仅昌邑境内一次发现窖藏"半两"钱币，量达十万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时期齐地铸币地点东西南北均有之，其规模及铸币量亦是相当可观。
由于各地封国经济自成一统，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强大经济势力，后在中央皇权与封国王权政治矛盾加剧之时，终于酿成关东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但封国敢于叛逆的基础，则是封国经济自成一统的发展，构成了叛逆的经济实力，正如吴王刘濞叛后自称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28〕。"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29〕。依此称铸币等权柄旁落于诸候王手中，是构成叛逆封国经济实力中之首要因素，当不为过之。 二、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过程、结果
武帝即位后，鉴于汉兴以来的种种变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为加强皇权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强化策略，在经济方面推行了平准、均输、盐铁专营、统一货币的重大举措。在流通货币方面，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建元元年下诏废文、景两帝时的"四铢半两"，改铸"外形无郭"的"三铢"币，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此种"三铢"，存世较少，但近年亦有实物面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半两钱35枚，另有一枚三铢钱。……另外，汉武帝之时的"三铢"钱范，在山东莱芜铜山遗址1973年也见有实物出土"〔30〕。
汉武帝建元五年罢废"三铢"，改铸"半两"，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庞大，另有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使得略有好转的国家财力储备又出现入不敷出的枯竭状态，史载："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印给县官，县官空虚"〔31〕。在西汉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而许多豪商巨贾则乘机利用货币不一的混乱，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史书记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32〕。"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衣食皆仰给于县官。……县官大空，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大量铸行"半两"币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举反而引发民间私铸、盗铸货币风潮再起，虽对私铸、盗铸者重治严惩，但因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货币中官铸、私铸、盗铸混杂，真假难辨，社会中出现了"钱益多而轻"〔34〕的局面，货币贬值，物价腾涨，社会经济再度陷入混乱，西汉中央财政危机依然。
"更始钱币的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5〕。汉武帝决心进行币制的再次改革。此举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后的铸币之利，填补国家财力储备的亏空；二是借新币铸行、旧币废止之机，清除豪商巨贾利用货币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铸行新币，尽量减轻或消除私铸、盗铸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极大危害。
汉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币值昂贵的白金三品币和以白鹿皮为质的皮币；罢铸"半两"币，新铸"重如其文"的"三铢"投入流通，收缴熔毁在此之前的各种铸币，并再次严令禁止私铸。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币值昂贵，流通不便，新铸"三铢"，盗铸者无甚不便，前述弊端难以消除。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币量改制，改"三铢"为"五铢"。始铸行的"五铢"币，整体郭圆方正，币量轻重适宜，外郭相应加宽，防止盗铸者磨损而取铜料，这种新铸"五铢"的币形，为稳定其币值，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铢"币铸行之后，其币形、称量虽已定制，但除中央王朝铸行外，各地郡国官署亦可铸行，称之为"郡国五铢"。郡国官署所铸"五铢"的实物，屡有报道，在山东地区1979年3 月诸城昌城镇出土铜质五铢范23方，其年代当属汉武帝时期〔36〕；1965年莱阳古城亦出土铜质钱范13件，年代亦属武帝时期〔37〕。因各地郡国官署铸"五铢"币时，时有减重、掺杂而牟利的现象发生，史载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38〕。为防止上述弊作，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铸的"赤仄五铢"料精工细，一枚等同郡国五铢五枚之值，前所铸行的白金三品币及"重如其文"的三铢币罢废。"赤仄五铢"币存世较少，近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247枚〔40〕， 蒋若是先生论此即是"赤仄五铢"无疑〔41〕。
由于"赤仄五铢"比价高于"郡国五铢"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铢"而获罪者史载有之，"（曲城）候臬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索隐谓：不用赤侧为赋。案：时用赤侧钱，而汝南不以为赋也"〔42〕。"郸候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 颜师古注曰："赤侧当收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43〕。另外，因"赤仄五铢"价高，盗铸获利更厚，私铸、盗铸转而为之，史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44〕。由于上述原因，赤仄五铢铸行二年时，因"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45〕。
汉武帝鉴于数度币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铸币权的分散，是产生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为消除弊症之源，汉武帝委重任于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币制的彻底改革。汉武帝元鼎四年诏曰："……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46〕。此时专铸之五铢，史称为"上林三官钱"。此钱为专司铸造，故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故"上林三官钱"铸行后，"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47〕。因此，汉兴以来私铸、盗铸钱币之弊一时衰竭，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数度改革，至此才终获成功。 三、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条件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从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 C140 年）至元鼎四年（B. C113年）前后历时27年，其改革几经变化， 至铸行"上林三官五铢"时，才称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条件（或原因），概括说来，当有下列几条：
自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时有80余年，其间经翦除异姓诸候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推恩"，西汉中央皇权专制统治已趋稳固。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族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用兵和镇抚，有助于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自汉高祖始，在统治思想上是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史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48〕。汉高祖以来的"无为而治"的统治得到了更广泛地实施，"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民间得到了更多的宽松。国内外局势的相对稳定，西汉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
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由于政治先决条件的左右，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史载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9〕。在社会经济相对好转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财能力得以强化，国家财力储备增加，实则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经济基础条件。
西汉初期，是中国封建货币思想发展较为活跃的阶段。汉武帝即位时，货币思想已从先秦"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50〕，单纯强调货币本身职能作用的"轻重"货币意识，发展为："（铸币）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51〕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国家权力体现的认识阶段，这表明中国封建的货币思想已渐趋成熟。可以认为，渐趋成熟的封建货币思想，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导条件。
汉武帝在其统一币制的改革中，大胆、正确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汉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此举一是为了改除朝廷要职非先朝功臣担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袭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贾或子弟学管当时的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重大经济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是因才用人。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筹划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权柄三十余年，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贡献。史载其执政期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53〕，为"汉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备受后人推崇，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说，汉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则构成了其统一币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条件。
四、结语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55〕。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之因果，从中可得一历史的借鉴，即：社会政治的稳定、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政治的统一、稳定。两者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偏倚不得，而社会流通货币的币制统一与否，其价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确运用，则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两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这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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