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虚拟货币税收风险分析

1. 关于互联网货币风险的案例

据财新网报道，在美国证监会（SEC）宣布将对ICO（initial coin offerings，首次公开售币）纳入监管、新加坡金管局提醒ICO风险后，在虚拟货币的交易热土——中国，有关监管部门也将对ICO采取行动，在监管、法规体系准备好将ICO纳入之前，甚至不排除直接取缔的可能。

财新称，从多位监管人士处获悉上述消息，是否取缔的方案正在研讨之中，央行、证监会均参与其中。这一行动的法律依据来自1998年颁布的国务院3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该办法明确指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2. 虚拟货币的现实风险

虚拟货币作为电子商务的产物，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越来越和现实世界交汇。然而，在虚拟货币日益长大的同时，相关法规却相对滞后，埋下了不少隐患。 对于以Q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是否冲击人民币的讨论自2004年以来一直被各方人士所关注。但官方对此一直没有明确说法。虚拟货币的交易方式也由此迅速扩张。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虚拟货币的关注。人们纷纷对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虚拟货币会对人民币产生冲击，应该采取强制措施禁止虚拟货币的发行；也有人持保留的态度，认为虚拟货币不会对人民币产生冲击，不应该过早扼杀了商业组织的发展活力。华为集团的张洁便是这样认为的。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支付(包括电子货币)在改变人们支付习惯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促进消费信贷的扩大。对这种新兴事物，密切关注其形式的创新，性质的演变，运作方式的差异以及对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等可能造成的冲击，适当加以监管，自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给市场主体相应的发展空间，避免在市场发展初期扼杀相应商业组织的发展活力。因此，对待电子货币最好的方法是静观其变，加强研究。在面对类似“Q币冲击人民币金融市场”的言论时，需要在认清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懂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设计相关政策，鼓励电子货币等电子支付工具的发展，而非暴炒虚拟货币、电子货币的危害，呼吁加强监管。

3. 如何警惕虚拟货币潜藏金融风险

目前，ICO（首次代币发行）已被纳入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呼吁会员不参与任何与所谓“虚拟货币”相关的集中交易或为此类交易提供服务。杨东认为，无论是对ICO的清理整顿，还是关闭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实施系列严监管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打击非法集资、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

4. 如何才能规避虚拟货币交易的风险啊

你可以找toobi就可以啊，出入金安全

5. 不知道虚拟货币这个风险大不大啊

(一)价格稳定风险
理论上讲，如果网络货币的存在影响到了对央行负债的需求,进而干扰了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行为,就将对一国的货币政策和价格稳定产生影响。但从实际看，网络货币影响价格稳定的前提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1)从对货币数量的影响分析，虽然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难以分析网络货币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创造货币。（更好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尽在“币汇”）
然而，大多数网络货币系统以预付费模式运作，即在换入真实货币时发行网络货币,在换出真实货币时回笼货币，其带来的影响有限。在著名的网络货币方案中，货币供应处于稳定状态且供应量不大，但仍需警惕其是否能确保货币供应将在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以及网络货币与真实货币兑换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2)从对货币流通速度、现金使用、货币统计的影响分析，目前网络货币方案带来的技术革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尚不明确。
作为一个网络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跃的网络货币方案用户数量。若网络货币被广泛接受，将会对央行真实货币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减少交易中的现金使用。在此情况下，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将缩减，其影响短期利率的能力也将被削弱。央行将需要通过对网络货币计提最低准备金等方式对抗风险。替代效应将加剧货币统计难度，并将影响货币统计量与通胀间的关系,不利于实现中长期价格稳定。另外，网络货币在央行以外发行且虚拟信用可扩张，将对央行利率决定在经济中传导产生影响，削弱央行货币控制权。
(3)从网络货币和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情况分析，网络货币可充当真实商品交易媒介，对真实GDP产生影响。
网络货币对真实货币供应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虚拟经济对真实经济的替代效应;二是网络货币对真实货币的挤出效应，即：随着网络货币总量增加，公众在现实生活中持有现金量减少，导致现金/存款比下降，货币乘数上升。从现实看，网络虚拟货币方案在现阶段并不会对价格稳定带来影响,货币流动速度在中短期内也不会受到重大影响。然而，网络货币和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
(二)金融稳定风险
网络虚拟货币方案在银行体系外运作,最主要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在于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即兑换汇率及汇兑市场。很明显，封闭的网络货币方案和单向流动的网络货币方案不受影响，应重点关注双向流动的网络货币方案。双向流动的网络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汇兑市场上货币供给及需求水平。网络货币与真实货币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网络货币方案并不以国家或货币区域为依托，虚拟经济强度、贸易或产能对其汇率影响有限。虚拟货币价格及其波动取决于5大因素：
(1)货币供应情况及货币发行人采取的其他行动。例如:通过干预市场实现固定或半固定的汇率。
(2)网络货币方案显现出网络外部性，其货币价值依赖于参与的用户和商户数量。随着消费者和商家数量增加，其货币价值将相应提升。另外，交易量小的网络货币汇率波动更大。
(3)拥有清晰透明政策以及先进安全措施的虚拟社区更易提振信心，货币也更强劲。
(4)网络货币发行人在履行承诺方面的信誉。虚拟社区并不存在任何“最后贷款人”，发行人获得的信任对网络货币汇率至关重要。
(5)对网络货币未来价值的投机活动及虚拟社区受网络攻击的情况。由于系统不成熟、交易低迷、投机活动及网络攻击等因素，双向流动的网络货币方案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目前这些网络货币成交量小且与实体经济关联度低，金融体系的稳定系不会受影响。然而，若今后网络货币成为了传统货币的替代品，将会给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会扭曲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网络货币系统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跃用户数量、愿意接受虚拟货币进行真实交易的商户数量。另外，虚拟货币只有交换价值、没有使用价值。通常网络货币不以具有内在价值的资产为基础，且没有央行信用做支撑。目前，这些网络货币系统并不允许借出或贷入资金，所以尚不能对金融系统稳定构成威胁，但应密切关注其发展，若未来发生改变，无疑将对金融系统造成影响。

6. 数字货币存在哪些风险

数字货币简称为DIGICCY，是英文“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的缩写，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数字金币和密码货币都属于数字货币（DIGICCY） 。
数字货币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数字化的货币，通常由开发者发行和管理，被特定虚拟社区的成员所接受和使用。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价值的数字化表示，不由央行或当局发行，也不与法币挂钩，但由于被公众所接受，所以可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电子形式转移、存储或交易。
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境内没有批准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根据我国的数字货币监管框架，投资者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数字货币交易的自由。

温馨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在投资之前，建议您先了解一下项目存在的风险，对项目的投资人、投资机构、链上活跃度等信息了解清楚，而非盲目投资或者误入资金盘。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应答时间：2020-12-11，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https://b.pingan.com.cn/paim/iknow/index.html

7. 虚拟货币的风险有哪些

一、常见虚拟货币分析

(一)比特币方案

比特币是由日本程序员中本聪(化名)在2009年设计和创造，是当前最成功也最具有争议的网络货币。比特币方案基于p2p网络构架产生，现已在全球范围中运作，可用于各类虚拟和真实的商品服务交易。

二、网络虚拟货币的现实风险分析

(一)价格稳定风险

理论上讲，如果网络货币的存在影响到了对央行负债的需求,进而干扰了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行为,就将对一国的货币政策和价格稳定产生影响。但从实际看，网络货币影响价格稳定的前提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1)从对货币数量的影响分析，虽然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难以分析网络货币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创造货币。

然
而，大多数网络货币系统以预付费模式运作，即在换入真实货币时发行网络货币,在换出真实货币时回笼货币，其带来的影响有限。在著名的网络货币方案中，货币
供应处于稳定状态且供应量不大，但仍需警惕其是否能确保货币供应将在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以及网络货币与真实货币兑换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2)从对货币流通速度、现金使用、货币统计的影响分析，目前网络货币方案带来的技术革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尚不明确。

作
为一个网络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跃的网络货币方案用户数量。若网络货币被广泛接受，将会对央行真实货币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减少交易中的现金使用。
在此情况下，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将缩减，其影响短期利率的能力也将被削弱。央行将需要通过对网络货币计提最低准备金等方式对抗风险。替代效应将加剧货币统
计难度，并将影响货币统计量与通胀间的关系,不利于实现中长期价格稳定。另外，网络货币在央行以外发行且虚拟信用可扩张，将对央行利率决定在经济中传导产
生影响，削弱央行货币控制权。

(3)从网络货币和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情况分析，网络货币可充当真实商品交易媒介，对真实gdp产生影响。

网
络货币对真实货币供应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虚拟经济对真实经济的替代效应;二是网络货币对真实货币的挤出效应，即：随着网络货币总量增加，公众在现
实生活中持有现金量减少，导致现金/存款比下降，货币乘数上升。从现实看，网络虚拟货币方案在现阶段并不会对价格稳定带来影响,货币流动速度在中短期内也
不会受到重大影响。然而，网络货币和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

(二)金融稳定风险

网
络虚拟货币方案在银行体系外运作,最主要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在于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即兑换汇率及汇兑市场。很明显，封闭的网络货币方案和单向流动的网络货
币方案不受影响，应重点关注双向流动的网络货币方案。双向流动的网络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汇兑市场上货币供给及需求水平。网络货币与真实货币的一个很大区别在
于网络货币方案并不以国家或货币区域为依托，虚拟经济强度、贸易或产能对其汇率影响有限。虚拟货币价格及其波动取决于5大因素：

(1)货币供应情况及货币发行人采取的其他行动。例如:通过干预市场实现固定或半固定的汇率。

(2)网络货币方案显现出网络外部性，其货币价值依赖于参与的用户和商户数量。随着消费者和商家数量增加，其货币价值将相应提升。另外，交易量小的网络货币汇率波动更大。

(3)拥有清晰透明政策以及先进安全措施的虚拟社区更易提振信心，货币也更强劲。

(4)网络货币发行人在履行承诺方面的信誉。虚拟社区并不存在任何“最后贷款人”，发行人获得的信任对网络货币汇率至关重要。

(5)
对网络货币未来价值的投机活动及虚拟社区受网络攻击的情况。由于系统不成熟、交易低迷、投机活动及网络攻击等因素，双向流动的网络货币方案存在固有的不稳
定性。目前这些网络货币成交量小且与实体经济关联度低，金融体系的稳定系不会受影响。然而，若今后网络货币成为了传统货币的替代品，将会给金融体系带来不
稳定因素，甚至可能会扭曲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网络货币系统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跃用户数量、愿意接受虚拟货币进行真实交易的商户数
量。另外，虚拟货币只有交换价值、没有使用价值。通常网络货币不以具有内在价值的资产为基础，且没有央行信用做支撑。目前，这些网络货币系统并不允许借出
或贷入资金，所以尚不能对金融系统稳定构成威胁，但应密切关注其发展，若未来发生改变，无疑将对金融系统造成影响。

(三)支付系统稳定性风险

1、难以规避与支付系统相关的典型风险。

在
特定的虚拟社区，虚拟货币支付活动已演变为“真正的”支付系统，面临着与支付系统相关的典型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运行风险及法律风险等。这些风险
的性质、规模及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的设计或流动性匮乏的程度,网络虚拟货币方案很难规避或控制这些风险。从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重
要支付系统的核心原则》(cp)来看，网络虚拟货币方案并不符合cp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同时也不属于系统性重要支付系统。所以，并不会在全球金融系统引发
或传递冲击。从目前情况下，网络货币系统在这些虚拟社区外并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2、缺乏相应监督和保护机制。

在
现实经济中，央行充当着最后贷款人角色且不存在违约风险，可以在出现支付危机或无法预知的流动性短缺情况下采取行动，以避免连锁反应。而网络虚拟货币方案
中,以网络货币为结算资产并不能做到这些。由于网络货币简单地依赖于发行人信誉,并不能保证被广泛接受用作支付手段，网络货币不能被视作安全的货币。另
外，商业银行按要求接受审慎监管，降低了违约可能性,商业银行账户中的钱安全度高于网络货币。网络货币的一个根本性风险体现在：网络货币方案结算机构并不
受任何监管，没有任何机构对其行为负责，同时也不具备任何投资者/存款人保护机制，导致用户自身承担所有的风险。

(四)监管缺位风险

通
常来讲，监管滞后于科技发展。网络虚拟货币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但直到2006年，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才着手分析这些方案。由于监管缺
位，加之其交易有匿名、不可见、难追踪等特点，网络虚拟货币方案极易被恐怖活动、诈骗、洗钱等非法活动利用。当前，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在考虑是否承认或
使这些虚拟方案合法化，并将其纳入监管范畴，从而达到支持货币和支付形式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及金融稳定，同时抑制利用虚拟货币方案从事犯罪活动的目的。
目前虚拟货币方案法律地位不确定性也可能对政府当局带来挑战。

(五)货币当局声誉风险

货
币当局(央行)的声誉是决定其各项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公众对法定货币的信任程度与央行形象密切相关，央行十分关注其声誉。欧央行将声
誉风险定义为声誉、信用或公共形象恶化的风险。由于网络货币方案与货币和支付相关，大众普遍认为属于央行职责范畴，需警惕其可能给央行带来的声誉风险。虽
然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网络货币方案失败带来的影响有限,但其高度波动和不稳定性也加剧了失败的可能性,并吸引媒体广泛报道。若任由网络货币持续发展而不
进行管制,中央银行可能被认为失职而影响其声誉。

(六)投资者损失风险

相
对于交换价值而言，公众对网络虚拟货币的投资价值认可度更高，也正是基于投资的交易才加速了虚拟货币市场形成。与其他投资市场一样，虚拟货币市场的参与者
也将面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政策风险带来的潜在损失。以比特币为例：2009到2010年初，比特币毫无价值;2010年夏天比特币交易开始进入黄金
时期，由于供给远小于需求，网上交易价值开始上升，到11月初，比特币在29美分处沉寂多日后窜升至36美分;2011年2月，比特币继续升值，其与美元
的兑换率达到了1:1;2013年，比特币价格实现“大爆炸”式增长，并在2013年11月29日触及1242美元，超过同期黄金1241.98美元/盎
司价格。剧烈的价格波动使市场参与者面临着巨大的投机风险。不同于股票、债券等成熟资本市场，比特币市场深度不足，且目前主要持有在大户手中，分散化程度
低，比特币价格很容易受到大户买卖行为影响，也容易被投机者操控。同时,各国对比特币态度不一，德美等国持开放支持态度,泰国、巴西等国将比特币相关活动
视为非法。各个国家对比特币的态度及采取的应对措施都将对比特币价格造成重大影响，尤其在短期内造成其价格急剧波动。

虚拟货币始终比不上真正的货币。

8. 软件企业“互联网”营销有哪些涉税风险

以下内容来自权威机关：

税务机关在对某互联网公司T公司开展检查时发现，T公司实际是一家软件企业，主要经营民用软件，范围涵盖网络社交服务、广告服务和网络游戏等，其营利方式是向终端用户提供互联网下载渠道，在用户下载软件后通过互联网提供有偿服务，其性质属于增值电信服务。

所谓增值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其实现的价值使原有基础网络的经济效益或功能价值增加。根据2008年修改后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无线寻呼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多不得超过50%.而T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无法取得经营增值电信服务的行政许可，不能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包括广告服务、网络游戏等在内的增值电信服务服务。为绕过这一限制，T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由其部分股东（均系中国公民）在境内成立多家持有对外提供增值电信服务行政许可牌照的内资企业（以下简称“牌照公司”）并安排T公司与这些牌照公司签订一系列合约安排，使T公司能够有效控制牌照公司的经营决策并在实质上享有牌照公司的经营成果。

这种基于协议控制而非股权控制的架构被称为“VIE（VariableInterestEntities或”可变利益实体“）架构”。根据T公司与牌照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T公司作为开展软件研发和市场推广的主体提供互联网增值电信服务应用内容，牌照公司提供增值电信业务运营平台，合作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由牌照公司统一收取，之后双方按一定比例结算分成（见下图），其中70%以上归T公司所有。

税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T公司发布在牌照公司业务运营平台（即网站）的软件均可无偿下载使用，且根据牌照公司网站与消费者在安装软件时签订的电子版《服务协议》，对于用户下载的软件，作为软件著作权人的T公司给予用户一项个人的、不可转让及非排他性的许可。消费者使用时需要接受T公司的有偿服务以延长使用期、拓展软件功能和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

一、涉税风险产生的原因

根据合作协议，T公司从牌照公司取得分成收入后向牌照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对部分来自网络社交的个性化定制软件和网络游戏软件取得的分成收入，发票开具品名为“软件销售”，税率为17%。上述软件均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以及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T公司因此享受了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牌照公司取得上述软件产生的收入时，开具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的发票，并适用6%税率申报增值税应税销售收入，但可以根据从T公司取得的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造成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倒挂（见下图）：
假设牌照公司取得含税收入为R，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r，则集团总体应缴纳增值税=牌照公司应交增值税+T公司应交增值税=〔R/（1+6%）×6%-R/（1+6%）×r/（1+17%）×17%〕+R/（1+6%）×r/（1+17%）×3%，经计算，如果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r>50.14%，集团总体的增值税负担为负值。例如，假定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70%，牌照公司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则：1.不含税收入=100/（1+6%）=94.33万元，销项税额=94.33×6%=5.67万元。2.T公司取得的含税分成收入=94.33×70%=66.04万元。不含税收入=66.04/（1+17%）=56.44万元，销项税额=56.44×17%=9.6万元。3.牌照公司应交增值税=5.67-9.6=-3.93万元，T公司最高应交增值税=56.44×3%=1.69万元，超出部分可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从T集团公司整体的视角看，每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增加的增值税负担=-3.93+1.69=-2.24万元，税负率=-2.24/〔100-（-2.24）〕×100%=-2.2%。

检查人员对T公司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导致集团整体增值税税负为负值的合理性存在质疑，认为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交易不属于软件销售，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T公司则认为：该公司将5种软件产品销售给牌照公司，由牌照公司使用5种软件产品向终端用户提供增值电信服务，因此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软件销售”发票并享受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是合理的。

二、现行税收政策法规解读


对于T公司的收入分成是条件的问题，检查人员认为应当首先从现行税收政策法规中寻找关于此项优惠的法律依据。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没有关于软件销售收入增值税税收优惠的规定，此方面政策详见于：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第一条：“……（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第三条：“满足下列条件的软件产品，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政策：1．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2．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5号）第十一条：“……（二）纳税人销售软件产品并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应按照增值税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并可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按期或按次收取的维护、技术服务费、培训费等不征收增值税”。“营改增”之后，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按期或按次收取的维护、技术服务费、培训费等纳入“信息技术服务”中的“软件服务”，适用6%税率。但不能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

综上可见，享受软件销售收入增值税税收优惠的条件为：

1.软件系自行开发生产；

2.享受优惠的纳税人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3.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

4.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要求；

5.享受优惠的应税收入属于软件销售收入或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

本案中，T公司满足第1-4项条件。因此，T公司能否享受增值税税收优惠取决于其取得的分成收入是否满足第5项条件。

三、T公司软件收入的性质

（一）软件销售区别于销售普通货物的特点

按照财税﹝2011﹞100号文件的定义，软件是信息处理程序及相关文档和数据。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产品。与普通商品相比，软件产品具有如下特殊性：

1.软件产品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的“有形动产”，但同时也是软件著作权的载体，是软件著作权的复制品。这一点与图书、音像制品类似。

2.软件的开发和制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软件开发完成后，剩余工作就是复制软件产品，对软件本身不再有生产制造活动，因此没有生产成本，缺少可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项目。如果适用17%税率则软件开发企业将承担很高税负，因此才规定税负超过3%的部分可以即征即退。

3.软件产品是非消耗物，不会因使用而产生损耗，但是可能受到使用期、功能和安全等方面限制，使用中需要不断维护。因此，后续软件服务是软件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容易和软件销售收入相混淆。

4.软件产品本身可以附着于有形载体（如光盘、嵌入式软件设备），也可以不附着于有形载体，通过占用计算机虚拟储存空间而存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附着于有形载体的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特别是具有娱乐、社交性质的家用软件尤其如此。

由于软件产品具有以上性质，因此软件销售和普通货物销售相比也有其独有的特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属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八条规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各项权能包含了复制权和发行权。因此销售软件产品不但包含有偿转让软件复制品行为，还包括了著作权人行使软件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行为和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的行为。但是，软件销售不涉及转让软件著作权。

2.购买方取得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根据此项所有权可以使用软件。但是销售方可以限制购买方使用软件的方式、期限和附加其他条件，也可以只允许购买方使用软件的部分模块和权能。而销售普通货物，购买方不受此项限制。

3.软件销售的销售方式比普通货物销售灵活，对于不附着于有形载体的软件，交易过程不存在实物交付，而在计算机虚拟储存空间中通过复制或下载完成（如互联网下载），复制或下载完成后，著作权人可以通过出售注册代码等方式实现销售收入，如果下载者无意使用，即使下载也不会注册。因此，软件销售取得收入的时点与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的时点无任何关系，销售方也不会以软件产品在网络的下载量，而是以实际收取的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的费用为确认收入的依据。

（二）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存在的涉税风险

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带来的涉税风险主要体现为扩大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适用范围。产生这一风险的原因是：

1.软件业属于轻资产知识密集型产业，自主开发软件的企业无论销售软件或为购买软件的企业提供服务，主要投入的都是智力资源而非原材料和大型设备，但是目前软件销售适用优惠政策后的适用税率为17%，实际税负最高为3%，而软件服务适用税率为6%，由于缺少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其实际税负接近适用税率，导致软件服务的实际税负比软件销售高出近一倍，因此软件企业具有将软件服务混入软件销售收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的动机。

2.对于下游企业，在支付同等费用的前提下，如果取得品名为“软件销售”的发票，可以抵扣17%的进项税额，而取得品名为“软件服务”的发票，只能抵扣6%的进项税额，前者的可抵扣税额是后者的2.57倍，因此软件企业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对下游企业是有利的。

3.软件销售与伴生的后续服务，包括安装、咨询、延续使用期、测试和维护等多方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软件企业混淆收入性质提供了便利。

（三）软件销售与软件服务的区别

软件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软件销售行为与软件服务行为不易区分。从民法视角分析，如果一项交易行为属于销售，意味着购销双方达成并履行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此，在销售过程中一定存在两项行为：1.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2.买受人支付价款，此项价款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对价。在软件销售中，标的物是软件产品，即作为软件著作权载体的复制品。

软件服务行为与软件销售行为的区别在于：提供软件服务不涉及转让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而是向已经取得软件复制品所有权的用户提供有价值的软件咨询、测试、维护等活动。

本案中检查人员对T公司“将软件销售给牌照公司”的说法有所质疑的理由是：第一，如果T公司的确向牌照公司销售了软件产品，则牌照公司是软件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6条对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权利的限制，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未经该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因此牌照公司不能将此项软件复制品在提供他人使用。然而现实是T公司软件可以在牌照公司网站上由终端用户免费下载，T公司又未许可牌照公司行使著作权中的发行权或将著作权转让给牌照公司，因此牌照公司不是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第二，根据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合作协议，牌照公司不是使用T公司开发的软件对外提供服务，而是由终端用户在其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软件并占有、使用。因此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应归属于用户而不是牌照公司。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软件销售”的发票不符合双方协议约定。第三，软件最终使用者是终端用户，但牌照公司对用户开具发票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而非“软件销售”，此项证据可以证明在牌照公司与终端用户之间没有发生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事实上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发生在T公司和终端用户之间，牌照公司自始至终不享有软件产品的所有权。牌照公司向T公司支付分成收入的目的不是从T公司取得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而是与T公司合作对外提供服务的分成。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可以判断，T公司未将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转移给牌照公司，不应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销售软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即不应享受相关的增值税税收优惠。

另一个需要研讨的问题是：T公司确实将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给终端用户，如果T公司不向牌照公司开具发票而直接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是否属于“软件销售”？回答这个问题仍需要从T公司与终端用户的交易实质出发。如果终端用户从牌照公司的网络平台上下载T公司软件无需支付费用，也无需付费进行注册，则T公司转移软件产品所有权和授予用户软件使用权的行为是无偿的，双方不形成买卖合同，所以此项交易也不属于“软件销售”。至于终端用户使用软件过程中与T公司发生交易行为，则是为了更好的使用软件和有更佳的使用体验而接受T公司提供的软件服务，不属于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

如果终端用户从牌照公司的网络平台上下载T公司软件后使用时或试用后需要付费注册，以享有使用软件的权利，则属于软件销售行为，但是在已经注册后终端用户向T公司支付费用不属于软件销售费用，因为销售行为已经在注册时完成了。

四、T公司和牌照公司正确的发票开具内容和增值税的计算


根据上文分析，参照T公司与牌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双方系合作向终端用户提供服务并取得各自的收入分成，在T公司单方面向终端用户赠予软件产品所有权和授予软件产品使用权后，T公司和牌照公司与终端用户的每一次交易实质上包含两项内容：1.牌照公司向用户提供下载T公司软件和获取T公司软件服务的网络平台并取得收入，属于增值电信服务；2.T公司为用户提供软件功能拓展、升级维护和延续使用期、进行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并取得收入，属于软件服务。T公司与牌照公司均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且二者应各自向用户开具发票。

实务中，T公司不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而是牌照公司首先向用户收取全部费用，再向T公司按合作协议约定的比例分成，则T公司在取得分成收入时可以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软件服务”的发票，由牌照公司向终端用户开具品名包含“软件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两项内容的发票。

仍假定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70%，牌照公司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如果T公司与牌照公司分别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则：1.由于“软件服务”与“增值电信服务”的税率均为6%，则T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100×70%/（1+6%）=66.04万元，应交增值税=66.04×6%=3.96万元。2.牌照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100×30%/（1+6%）=28.3万元，应交增值税=28.3×6%=1.7万元。从T集团公司整体的视角看，每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增加的增值税负担=3.96+1.7=5.66万元，税负率=5.66/（100-5.66）×100%=6%，与T公司实际享受软件销售即征即退税收优惠的情形相比，集团整体税负率相差=6%-（-2.2%）=8.2%。

如果仅由牌照公司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T公司根据分成收入向牌照公司开票，则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税收负担均不变，但是牌照公司需按照T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否则集团整体税负率可能高于6%.承上例，T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为66.04万元，销项税额3.96万元；牌照公司开具发票时，应分作两项，“软件服务”不含税收入仍为66.04万元，“增值电信服务”不含税收入为28.3万元，合计94.34万元，销项税额5.66万元。如果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可以抵扣进项税额3.96万元，否则不得抵扣。

五、总结和建议

从2000年开始，国家对企业销售自主开发的软件给予即征即退优惠。此项政策本意是减少软件企业因缺少可抵扣进项税的购进内容而承担的税收负担，为鼓励软件企业发展以超税负返还的形式提供政府补助。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网络传输能力不足，除少数占用存储空间小、功能单一的家用软件之外，软件销售的主要业态是借助有形载体（如光盘）或嵌入式软件设备。这种销售模式下软件销售以软件载体交付使用为标志，因此软件销售收入与软件服务收入较易辨别，软件企业不易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涉税风险仍然较容易控制。

但是从本案来看，随着互联网功能不断增强和受众扩大，软件产业的经营模式呈现两个趋势：一是除了一些大型的，需要专业知识支持的商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绝大部分软件，无论商用软件还是家用软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和使用，而无需借助实际载体销售，所以软件企业正在从传统销售软件载体为主转向利用互联网平台推销并诱导用户下载为主；二是由于市场竞争原因，消费者更青睐免费下载使用的软件，为迎合消费者，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从传统的销售软件取得收入营利的方式改为提供免费下载让用户使用，培养用户使用自己软件的习惯，之后通过提供软件服务以获利的方式，这种营销策略的改变在娱乐、社交、电子商务、终端设备安全管理应用软件等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

软件产业经营模式的上述变化带来的结果是：1.软件企业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作为营销平台；2.软件销售不再以软件载体交付使用为标志，因此软件销售收入与软件服务收入难以辨别；3.软件销售收入在全部软件相关收入中的比例相对下降，软件服务成为软件企业，特别是依托互联网开展营销软件企业的主要收入。由于软件服务收入与软件销售收入的税收待遇相差巨大，软件企业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的动机更加强烈。

因此，以鼓励软件产业发展为目的的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也应当因应软件产业与互联网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而在以下方面有所修正：

第一、目前软件销售即征即退税收优惠的文件依据仅有规范性文件，法律级次太低。随着新《行政诉讼法》即将于2015年5月1日生效，司法机关将有权根据行政相对人要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只有将税收优惠政策上升到规章和法律法规层面才能维护税法的安定性和严肃性。

第二、此项优惠政策对何为“软件销售”没有明确定义，为纳税筹划留下了空间。以本案为例，互联网企业T公司将软件服务收入作为软件销售收入，在仅承担3%税负的同时，其下游关联企业，即牌照公司可以按照T公司开具的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额，从控制这两家企业的集团整体计算，增值税负担为负值，严重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因此税收立法如要保留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就必须对何为“软件销售”作出解释。事实上，从民法角度来看，软件销售是在不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前提下转移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给购买者，并授予购买者使用软件的权利，购买者因获得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和软件使用权而支付对价的行为，双方达成一项属于双务合同的买卖合同，均需履行义务。

第三、增值税的抵扣链条的一个重要规则是：受票企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应大于开票企业申报的销项税额，“销方少交税，购方少抵扣；销方多交税，购方多抵扣”。软件销售的适用税率17%与软件服务适用税率6%差异过大，导致下游企业愿意取得品名为“软件销售”的专用发票以多抵扣税款；而开票企业开具“软件销售”发票虽然也按不含税销售额的17%申报销项税额，但是在享受即征即退优惠后实际税负率3%反而低于开具“软件服务”发票的实际税负率，实质上产生了“销方少交税，购方多抵扣”，有违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规则。为破解这一困局，税收立法可以将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改为13%低税率优惠或允许软件销售适用6%简易征收优惠，使开票企业实际需缴纳税款的销项税额与下游企业实际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等。

第四、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目前政策执行中，有的税务人员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满足于对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认为只要符合财税﹝2011﹞100号文件第三条，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就可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忽略了对交易行为实质是否属于软件销售的审核。实际上100号文件第三条只是交易行为享受即征即退优惠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确实转移软件产品所有权并因此从购买者取得收入的交易行为才能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为了防止软件企业将实质上属于软件服务性质的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税收立法应当针对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制定严格的审核流程，审核范围不但包括软件本身是否符合申请优惠的条件，还应包括与该软件相关的收入的性质，对于软件收入究竟来自销售还是服务，不能仅以发票开具品名或合同形式为判断依据，而应当以交易本身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进行判定：1.销售方是否转移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给购买者并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2.销售方取得的收入是否是购买方因为取得软件复制品所有权和软件使用权而支付的对价。两项条件之一不成立，就不属于软件销售。以本案为例，通过互联网免费下载使用软件不属于软件销售，因为下载者没有支付对价；至于日后下载者为了更好的使用软件而向软件提供方支付费用，显然属于软件服务范畴。税务机关只有对软件销售与软件服务作出严格区分，才能引导企业更规范的享受税收优惠，防止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扭曲增值税抵扣链条和损害国家利益。

9. 如何开展经济税收关联分析和税收风险分析

一、税收与经济的关联分析和区域比较，不能忽视“可比性”这一大前提
税收来源于经济。一般以GDP为主要指标来描述经济状况。但是，税收与GDP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并非直接对应的。抛开数据真实性问题，由于受经济结构、税收构成、缴税方式等因素影响，地区之间可能会出现GDP相对大，而税收相对小；也可能会出现GDP相对小，而税收相对大；还可能会出现GDP相同而税收不同、或者税收相同而GDP不同。
税收与GDP的非对称性主要源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产业构成的影响。由于不同产业的税收贡献率不同，税收结构与GDP结构会存在差异，等量GDP因产业结构不同而税收贡献会不同。GDP由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组成，但在目前的税收制度与政策规定下课税，税收基本来源于二、三产业。
二是现行税制的影响。GDP采用增加值累加法，中间因素被剔除；而税收收入依据税法规定征收，GDP中间因素和加减项都可能被征税，所以税收与GDP并非完全对称和同步增长。典型例子是：一般贸易进口对GDP是减项，出口则是加项，两项相抵后的余额才构成GDP最终值；而一般贸易进口要由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对税收收入是加项，出口虽然要办理出口退税，但不直接从税收收入中扣除，而是冲减财政收入。
三是税收来源的影响。不同税种来源于GDP的不同组成部分（即税基），如增值税的税基为工业和商业增加值；所得税的税基为营业盈余或利润总额；营业税的税基为相关增加值（三产业总增加值-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二产业的建筑业增加值）。而有些税种的税基则与GDP并非直接关联，如行为类税、财产类税。因此，等量GDP由于税基不同，同一税种收入会不同。
四是价格计算的影响。GDP绝对额采用现价，增幅则采用不变价；而税收绝对额和增幅均采用现价。因此，不同计价方式和物价上涨幅度会影响地区间税收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即税收弹性。
五是缴税方式的影响。由于跨地区汇总缴税方式的存在，甲地税源需在乙地纳税缴库，造成两地经济与税收的不对称，出现有税源无税收（分支机构所在地），或有税收无税源（总部所在地）。
因此，开展税收与经济的关联分析和区域比较，不仅要考虑二者相关指标的内涵、口径和相关度等因素，还要考虑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等因素引起的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更要考虑非本地税源形成的汇总纳税、海关代征税收和证券交易印花税等直接影响因素。只有尽可能剔除不可比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产业、分行业、分税种等一一对应的细化分析，才能增强税收与经济关联分析的科学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可比性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