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德國
1. 瘋子—精神病
一、概述
（一）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定義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psychiatric epidemiology）是在臨床醫學中的精神病學領域里，引入現代流行病學和衛生統計學的方法，從患者個體的診治，擴大為對精神障礙及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狀態在人群中發生、發展的原因和分布規律的研究；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臨床表現、診治、預防及預後等臨床規律，並著重對群體的特性進行研究；從而制定預防、控制和消滅這些精神疾病及促進健康的對策和措施，並通過科學的設計、測量和評價方法評價其效果的一門涉及多學科的體系。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簡史
流行病學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迅速,其研究內容已經從傳染病和急性病擴大到非傳染性和慢性病，以及人群的健康問題。而精神病學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局限於臨床精神疾病患病個體的診治。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要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和臨床表現的本質，就需要將研究范圍由患病的個體擴大到患病的群體，並且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精神疾病聯系起來。因此，精神病學的研究自然要應用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這就形成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這一門交叉學科。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端倪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為了估計建造精神病院的數量而對精神疾病患者進行人口學調查。至19世紀末，由於多種契機，如一些歐洲國家為社區精神病患者提供照顧進行立法而需要了解精神病人的數量、病情及其需求，一些精神科醫生應用醫學遺傳學的理論研究精神病患者的家譜而需要對社區人群進行有關資料的收集，以及方法學的改進使研究結果更為真實可靠，促使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得以發展。美國的社會精神病學家Dohrenwend等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本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期間的研究方法僅是利用病歷資料和主要知情人來確診精神病患者。第二階段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70年代末，此期間的研究方法是通過對社區樣本的全部對象直接交談來確診病例。第三階段是從80年代初開始至今，在遺傳學、精神葯理學、精神生物學，特別是精神病理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隨著方法學的日趨完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有了飛速的發展。這一階段對精神疾病的研究，由於改進了抽樣方法，發展了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精神疾病的篩查工具，使用統一的分類和診斷標准，採用標准化的精神現狀檢查工具等，因而達到了滿意的一致性要求，能夠更加客觀地提供在一定范圍內精神疾病的分布特點，對精神病學的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而推動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
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開始於40年代末，雖然在50至70年代國內一些地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精神疾病普查，如林宗義1953年和1973年應用美國的診斷標准在台灣進行過大規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但上述一些調查因方法學的局限使所得結果可比性較差，缺乏在國內外的交流。為了與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接軌，能夠更加客觀地提供在一定范圍內精神疾病的分布特點和發病危險因素，我國於1982年引進了國際先進的調查方法，組織了第一次全國12個地區協作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現況調查，獲得了有史以來的大樣本人群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因而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水平。1993年在上述12個地區中的7個地區，使用同樣的調查方法和程序，進行了第二次現況調查，了解了精神疾病在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動態變化規律。這些研究為制定我國長期精神衛生規劃和進一步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特點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特點，首先是精神病學的特點。本學科的學科基礎是精神病學，其任務是採用現代精神病學研究的科學方法探討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精神疾病的病因、危險因素、診斷、治療和預後等規律。因此，本學科應以精神科臨床實踐為基礎，為臨床研究和診治提供有創新性的方法學。同時，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對象是患病個體及患病群體，這就需要突破傳統的精神科臨床醫學以醫院為基礎進行研究的局限，擴大為以人群為基礎的社區研究，突出流行病學的宏觀研究特點。將流行病學的方法學應用到精神病學的研究，對精神疾病的早期發現和有效的防治，以及對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的本質及規律的認識有著重要意義和價值。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內容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內容首先是描述精神疾病在不同時間、地區、人群中的發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精神狀況、社會功能缺陷等情況；通過比較疾病在不同時間、地區和人群的分布，尋找影響分布的原因，探討疾病的危險因素、流行因素和病因；根據人群研究的結果估計某因素使個體罹患某病的危險性；通過對精神疾病自然史的研究評價涉及精神病的易感因素、保護因素（社會因素、家庭因素）、預後因素和生活事件等問題；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之上研究制訂對精神疾病的預防對策和措施，並評價其效果。
（五）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
根據當前流行病學研究方法的分類，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分為觀察法、實驗法和理論及方法的研究三大類。觀察法包括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和分析性研究（analytic study），實驗法包括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和社區試驗（community trial），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是將流行病學調查所得的數據建立數學模型，闡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規律。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還廣泛應用心理學理論和測量方法研究人群的精神疾病和精神衛生狀況，這是本學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六）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是交叉學科，與多門學科有著廣泛而密切的關系。首先，本學科既作為精神病學是臨床醫學的一門專科，又作為流行病學是預防醫學的主要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互相補充。臨床醫學的任務是對患病個體進行診治，而流行病學不僅要研究患病個體和群體，還要研究未患病的人群及環境因素，分析疾病與各種自然和社會因素的關系，從而制訂防治對策並評價其效果。因此，應具備精神疾病的臨床知識，並掌握流行病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在診斷疾病、探討病因時，應用流行病學的知識，結合臨床經驗，探討精神疾病的人群現象和病因。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基礎醫學有著密切關系。本學科在尋找並證實病因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基礎醫學中的生物化學、生理學、生物物理學、病理學、免疫學、遺傳學等多門基礎學科，各學科相互補充知識、相互提供線索、相互促進發展。
此外，由於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在進行調查、分析流行過程和疾病分布規律時，必然要與環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多種學科和技術方法發生聯系。眾所周知，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人們對社會因素、人群的心理因素和行為對精神疾病的影響越來越重視，從而促使行為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范疇的學科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相互滲透，使人類對精神疾病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入發展。因此，當前學術界亦採用社會精神病學這一術語。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在國外的發展
（一）國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成果
在世界范圍內，對於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精神病學理論的深化和方法學的改善，獲得越來越多的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的資料。近年來各國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各種社區人群中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但獲得的各類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不盡相同。美國Kessler等人（1994）報告一項社區調查結果，有8098名15-54歲的應答者的分層樣本經國際診斷審查組織用一種經過修改的描述方式進行審查，得出一年的非情感性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樣精神病、分裂情感障礙、妄想症及不典型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估計為5‰。美國Kendler等人（1996）報告以計算機分析定式訪談方式檢查的5877名社區人群樣本，得到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樣精神病的終生患病率為1.3%，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2.2%；而以臨床醫生診斷的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樣精神病的終生患病率為0.2%，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0.7%。調查還發現臨床醫生診斷的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與低收入、失業、單身、離婚、分居和城市居住地顯著相關。以此說明對社區人群樣本估計精神疾病的終生患病率受檢查方法和診斷標準的影響相當大，結論是在流行病學樣本中正確檢查精神疾病要依靠臨床醫生的判斷。英國Welch等人（1998）對居住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9064名16-75歲居民的調查發現，家庭收入低、物質生活標准低和社會階層低與精神障礙顯著相關，而精神障礙患病率的性別差異不能用男女社會角色的差異加以解釋。荷蘭Bijl等人（1998）報告了7076名18-64歲社區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前瞻性研究，結果發現41.2%的65歲以下人群一生經歷過美國精神病學會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修訂版（DSM-Ⅲ-R）診斷標准中情感障礙、焦慮障礙、進食障礙、精神分裂症、和其它非情感性精神障礙，以及物質濫用障礙等各類精神障礙中的至少一種精神障礙，可見人群中精神障礙是相當普遍的。
對於各類精神障礙，近年來各國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精神分裂症是研究時間最長久、研究范圍最廣泛和深入的精神疾病。澳大利亞Jablensky（1997）論述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學時指出，該病是一種低發病率但相對高患病率且危害終生的疾病。自從Kraepelin（1896）首先描繪精神分裂症作為一個疾病實體，稱為「早發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之後，自本世紀初開始的流行病學研究在不同人群和地區均獲得了對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發病率和終生危害的顯著一致的估計值。美國國立精神衛生院流行病學責任區（Epidemiological Catchment Area, ECA）1988年調查資料顯示，經培訓以統一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的精神檢查調查獲得精神分裂症一個月患病率為6‰，6個月為13‰。長期的研究證實環境和遺傳因素對精神分裂症均有病因作用。英國Jones（1998）提出分子遺傳學的進展揭示了第6、8、32號染色體上的連鎖，提供了在染色體上尋找遺傳基因的證據。美國Myles等人（1999）發表了在相對與世隔絕的島國Palau共和國調查的結果，在13750名15歲以上的成人中精神分裂症的終生患病率為1.99%，其中男性終生患病率為2.77%，女性終生患病率為1.24%。德國Hafner等人對精神科文獻進行綜述後指出，12-60歲的成人中發展成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萬分之一，其主要發病年齡是20-35歲，且女性晚發精神分裂症的頻率和嚴重性大於男性。Brewin（1997）報告了英國Nottingham地區1978-80年和1992-94年兩個隊列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由2.49‰略微提高到2.87‰。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對全球10個中心的協作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後指出，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都是近似的。總之，在世界范圍內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時間和地區分布無明顯差異；年齡分布以青壯年首次發病為主，且有性別差異；家庭經濟水平和社會階層與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呈負相關。
公元前4世紀，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著作中出現了「憂郁」（melancholy）一詞。歷史上對情感性障礙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是法國Falreth、德國Kahlbaum（1882）和Kraepelin（1896）。本世紀中葉德國Leonhard（1957）提出雙相情感性障礙和單相情感性障礙的學說，並認為遺傳是情感性障礙單、雙相區別的重要因素。早期情感性障礙的流行病學研究都歸在躁抑症中，而未分為單、雙相情感性障礙，且無一致的診斷標准，但獲得的結果卻比較接近。80年代西方各國逐漸採用了統一的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精神檢查，以美國為例，美國國立精神衛生院ECA的調查，經培訓以統一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的精神檢查，得到各類情感性障礙的6個月男性患病率為0.4%-4.6%，女性患病率為0.4%-8.2%。Eaton（1997）報告了美國Baltimore的ECA隨訪結果，將1981年3481人的隊列中1920人於1993年至1996年再次檢查，重度抑鬱的估計發病率為3‰，30-40歲是發病高峰，50-60歲是發病的第二個高峰。Ohayon（1999）報告了聯合王國1994年在一般人群中有代表性的4972人的調查結果，抑鬱症的檢查時點患病率為5%，女性為5.9%，明顯高於男性的4.2%。Kitamura（1998）報告了日本重度抑鬱的終生患病率為19%，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Cho（1998）報告了韓國3711人的調查結果，男性抑鬱症的時點患病率為6.8%，女性為10.4%。 Szadoczky（1998）報告了匈牙利18-64歲人群樣本的調查結果，重度抑鬱的終生患病率為15.1%，男女比例為1:0.37，雙相情感障礙為5.1%，男女比例接近。重度抑鬱的1年和1月期間患病率分別為7.1%和2.6%，躁狂發作的1年和1月期間患病率分別為0.9%和0.5%。兩者的發病高峰在15-19歲，而重度抑鬱的第二個高峰在45-50歲。加拿大Bland（1997）綜述了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流行病學，認為近15年來許多研究者應用標准化方法在不同的國家、文化和種族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重度抑鬱的比例有所增加，與雙相情感性障礙一樣，發病在較年輕的年齡組。世界范圍的研究結論一致認為由於認識、診斷和治療方面的困難，情感性精神障礙是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
隨著發達國家老齡化的趨勢，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及其它老年痴呆患者的絕對人數有所增加，以構成許多發達國家主要的社會問題和保健內容。多數流行病學資料顯示65歲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為4-6%，80歲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高達20%。美國Hendrie（1998）報告北美65歲及以上人群痴呆患病率為6-10%，其中AD佔三分之二。因此，美國和英國已將AD列為老年疾病重點研究項目，使AD在老年醫學和老年精神病學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
除此之外，對於神經症、尤其是其中比例較大的強迫性神經症、驚恐障礙、人格障礙、精神發育遲滯等非重性精神障礙亦有許多研究，但由於方法學的局限，一些流行病學資料缺乏可比性。
（二）國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趨勢
當前，國際上對於精神疾病的診斷主要是「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version, ICD-10）和美國精神病學會的診斷標准「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forth version, DSM-Ⅳ)。ICD-10是WHO推薦使用的國際性精神疾病的診斷標准和分類體系，專家們不遺餘力試圖其適用於各個國家、各種文化、各類人群。通過近十餘年的辛勤努力，很多國家已採用了ICD-10進行臨床診斷和流行病學研究。DSM-Ⅳ是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標准和分類體系，除美國、加拿大使用外，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亦普遍採用，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隨著國際精神疾病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學家認識到國際通用的診斷和分類系統、標准化精神狀況檢查工具、以及統一的精神病學詞彙的使用，對於促進國際間精神病學研究信息的交流和對精神疾病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無論是WHO負責ICD-10的專家，還是美國DSM-Ⅳ的編制者，均致力於兩種診斷和分類體系的趨同化，並設立了負責跨文化研究的專家組。此外，世界各國的精神病學家進行了許多ICD-10和DSM-Ⅳ之間效度和信度的比較研究，發現兩大診斷和分類體系對於多數精神疾病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這些成果為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奠定了方法學基礎。目前，精神疾病的診斷和分類體系日趨成熟，但存在的問題是適用於社區人群研究的篩查工具不盡如人意，有待於研究發展可應用於流行病學研究的標准化篩查方法。近年來，WHO不斷組織各國精神疾病的多中心協作研究，目的是既可以推廣使用標准化的診斷和分類標准，又可以獲得世界各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資料，同時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危險因素，研究社會學、人口學、生態學、社會環境及社會心理因素等對精神疾病的影響，應用流行病學的方法學推動精神病學研究的深化。
目前，世界各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除大量描述性研究之外，還包括各種精神疾病病因的分析性研究、自然史研究、治療和康復的干預性研究、以及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特殊方法的研究。社會學、心理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精神葯理學等相關學科，以及最新統計學及電子計算機技術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在越來越多的領域相結合，促進精神疾病的研究不斷發展。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在中國的發展
（一）中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社區精神衛生工作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起步於1958年全國第一次精神病防治工作會議，70年代開始在城鄉建立精神病三級防治網。1986年召開的第二次精神衛生工作會議，進一步促進了精神衛生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在全國范圍內的開展。雖然在50-70年代一些地區進行了精神疾病的大規模普查，但因存在篩查和診斷的方法學問題，所得結果缺乏可比性。
隨著改革開放和科技的對外交流，我國的精神病學家將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的先進調查方法介紹到國內。1982年在衛生部領導下，組織了全國第一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學12個地區的協作調查。 調查參照ICD和DSM兩大診斷和分類標准，制訂了統一的抽樣方法、調查程序，以及效度和信度均達到要求的精神疾病篩查工具、標准化的檢查方法和診斷標准；現場調查實施階段，對調查人員進行了統一培訓；樣本抽取採用了整群、分層、隨機三階段的多級抽樣方法。通過較大規模的現況調查，獲得了各類精神疾病的時點患病率為10.54‰，終生患病率為12.69‰；其中精神分裂症時點患病率為4.75‰，終生患病率為5.69‰，城市時點患病率為6.06‰，明顯高於農村3.42‰；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0.37‰，終生患病率為0.76‰。此外，調查還發現了一些相關因素，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與經濟水平呈負相關等。本次調查提供了我國精神疾病的一些基礎資料，也在全國范圍內提供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的方法學，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的水平。
1993年在上述12個地區中的7個地區，使用同樣的調查方法和程序進行了第二次大樣本的現況調查，結果顯示7個地區1993年各類精神障礙（不包括神經症）的時點患病率為11.18‰，終生患病率13.47‰，在各種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中仍以精神分裂症最高，時點患病率為5.31‰，終生患病率為6.55‰；其次是精神發育遲滯，患病率為2.70‰；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0.52‰，終生患病率為0.83‰；而酒依賴的患病率上升幅度最大，患病率為0.68‰。此外，阿爾茨海默病的患病率為0.36‰。我國這兩次大樣本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7個地區1993年各類精神障礙（除神經症）的終生患病率與1982年終生患病率經標准化後比較差異無顯著性；而其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城市高於農村，經濟水平最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結果提示，精神分裂症是我國防治與科研的重點疾病，精神發育遲滯在目前我國城鄉患病率居第二位，亦為防治與康復的重點疾病，而酒依賴、情感性精神障礙、阿爾茨海默病均需加強防治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兩次調查資料中一些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顯低於西方國家，如情感性精神障礙、人格障礙等，這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其原因可能與這些精神疾病的認識程度和診斷分類標准、以及文化差異有關。
此外，我國還開展了一些精神疾病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流行病學研究。如台灣林宗義1953年和1973年進行的大規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表明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與社會經濟和教育程度呈負相關關系(1)。1988年全國8省市0-14歲兒童智力低下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患病率為1.20‰，城市為0.70‰，農村為1.41‰，男童患病率為1.24‰，女童患病率為1.16‰，且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同時，還應用病例對照研究方法研究兒童多動症和兒童行為問題的各種危險因素。我國近10年來引進國外的檢查方法調查了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發病率，並對阿爾茨海默病的危險因素進行了病例對照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一級親屬痴呆家族史和嚴重精神疾病家族史是該痴呆的主要危險因素，為遺傳學說尋找到證據。此外，實驗性流行病學研究成功的實例是食鹽加碘對預防地方性甲狀腺腫流行區精神發育遲滯的干預性研究，調查表明，在缺碘地區普遍和長年服用碘鹽能使地方性克訂病所致的兒童精神發育遲滯明顯減少。總之，我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隨著相關學科的進步而快速發展。
（二）中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國際上該學科的進展面臨同樣的挑戰，即將精神病學與流行病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對於精神疾病的研究要從患者個體的診治，擴大到對精神障礙及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狀態在人群中發生、發展的原因和分布規律的研究，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臨床表現、診治、預防及預後等臨床規律，就必須對群體特性進行研究，這必然需要引入現代流行病學和衛生統計學的方法學，採用正規的設計、測量和評價方法進行研究。但是，將經典的流行病學方法應用到精神疾病的研究，常由於精神疾病病因的多重性、症狀的不確定性、診斷的多軸性和治療的復雜性而受到限制。流行病學研究要求調查資料有代表性、隨機性和可比性，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有時由於研究對象不合作而難以實現這些原則。此外，許多精神疾病的分類和診斷方法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發展而來的，將其引入我國無疑會發生文化差異的沖突，亦存在不同種族生物學的影響。為保證研究結論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需要應用流行病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國際精神疾病研究的方法學中國化，以利於我國精神疾病的臨床和社區研究。因此，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要為之奮斗的目標是與國際先進的研究方法接軌，提高學科的整體水平。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展望
WHO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這包括軀體和心理兩方面的健康。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類對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世界各國的醫學專家、科研人員和政府機構對精神疾病的防治予以了高度重視，投入了越來越多的力量來加強精神疾病的病因和發病機理的研究，提高防治和康復的水平。根據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主席Sartorius 1997年在北京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地區會議上的報告，發展中國家精神衛生工作的優先領域是促進精神健康，預防和治療精神及神經障礙，精神疾病和精神殘疾的康復，促進心理社會發育。這一發展趨勢明確表明了精神疾病的研究對象必然要從臨床的個體擴大到社區的群體，通過流行病學研究方法探討病因和發病規律，從而制定預防、控制和消滅疾病及健康促進的對策和措施，並通過科學的方法學評價其效果。醫學和相關的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相結合是當代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精神病學專家普遍認為，20世紀末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給個人健康和家庭生活危害最深的精神障礙是痴呆、精神分裂症和抑鬱症。對於這三種重要的精神疾病，需要在精神醫學和基礎醫學的基礎上，將經典的流行病學觀察法中描述性和分析性研究方法，以及實驗法和理論及方法學研究，應用到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的規律、病因和危險因素、以及治療和預防的各個領域的研究中，加強國際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協作，推動精神衛生事業的水平不斷提高，發展社會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
2. 急需「植物殘體好氧堆肥處理實驗」的相關材料，謝謝
污泥堆肥影響因素及輔料的探討
許 民
環境保護科學 第30卷 總第125期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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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2-24�
基金項目：上海市科委清潔生產重大項目—城市污水廠污泥綜合利用成套技術與示範工程（02DZ12101）�
作者簡介：許民（1978-）男，上海人，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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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堆肥影響因素及輔料的探討�
Discussion o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Composting of Sewage�Sludge and Utilisation of
Assistan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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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民 楊建國 李宇慶 陳 玲 夏四清�
（同濟大學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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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結合近年來國內外有關城市污泥堆肥技術方面的研究文獻，詳細討論了影響污泥堆肥效率的因素。
在各種影響因素中重點討論了輔料的影響，介紹了國內外研究所使用的輔料種類和作用。�
關鍵詞 污泥 堆肥 輔料��
Abstra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composting of sewage sludge were particularly discussed
based on articles about composting technology of sewage sludge from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gave emphasis on influence of compost assistant materials among all influencing factors．
Category and function of compost assistant materials that were used by many investigaters were
summarized．�
Key words Sewage Sludge Compost Assistant Materials
��
污泥是廢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沉澱物質，含有混入生活污水或工業廢水中的泥沙、纖維、動植物殘體等固體
顆粒及其凝結的絮狀物，是各種膠體、有機質及吸附的金屬元素、微生物、病菌、蟲卵等物質的綜合物質
��〔1〕狀態由含水率決定。城市污泥的土地利用是普遍認可的一種資源化利用方式，英、法等發達國家城市
污泥的農用率在70％左右，有的高達80％以上，而我國目前農用率還相當低（不足10％）
��〔2〕只有土地利用出路所提供的潛在價格空間可以覆蓋污泥處理所需的大部分成本。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最
經濟有效的污泥處置方法是高溫好氧堆肥。污泥好氧堆肥可明顯殺滅病原菌和寄生蟲卵，使部分有機物轉化為
腐殖質，使污泥含水率降低而減量，使營養物質易於被植物吸收，促進植物生長，使土壤的理化及生物學性質
改善。本文將對污泥堆肥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1 污泥堆肥的原理及影響因素�
1．1 堆肥的原理�
污泥堆肥是指污泥經過好氧微生物的發酵分解，高分子長鏈有機物降解為小分子的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
等，並最終轉化為CO�2、NH�3、H�2O及無機鹽，並且合成新的高分子有機物質—腐殖質，病原菌被基本滅活，
使污泥不再發黑發臭，含水率大幅度降低，從而達到污泥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的過程。堆肥過程中主要包括有
機物的氧化、細胞物質的合成、細胞物質的氧化和腐殖質的合成等生物化學反應。�
1．2 堆肥效率的影響因素�
高溫好氧堆肥工藝按照目前實際應用情況可以分為條垛堆肥工藝、強制通風靜態垛工藝和發酵槽工藝。
各種工藝的工藝條件和操作控制方法不同，但是影響堆肥質量的因素是相同的，分別介紹如下。�
1.2.1 初始含水率
堆肥物料的初始含水率是堆肥成功的關鍵因素。大量研究表明，污泥堆肥初始含水率應調節至60％左右。
不同的工藝略有差別，但是水分的多少應保證微生物的生化反應能以合適的速率穩定的進行，水分過高會引起
堆層中空隙減少，氧氣交換降低，微生物的活性降低；
同時保證足夠的水分參與溶解有機物，參與微生物的新陳代謝的作用。�
1.2.2 通風條件
通風供氧也是高溫堆肥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堆料需氧量與堆料中有機物含量密切相關，有機碳含量越高，
需氧量越大。氧濃度一旦低於微生物活動所需要的濃度，堆體就容易厭氧產生惡臭。堆肥初期有機物氧化分解劇
烈，應提供較大的通氣量，通常200～250Lt��-1�min
��〔-1〕�左右最為合適，此時氧含量保持在5%～15％。當有機物基本分解完後，通氣是為了減少堆肥產品的
水分，因此通氣量可以減少。�
1.2.3 溫度
溫度影響因素包括外界環境溫度和堆肥過程中堆體的溫度。�
魏源送
��〔4〕�等人採用強制通風的靜態垛工藝研究表明，環境溫度對堆體溫度的正常升溫影響不大，寒冷的氣候對
堆體中層溫度的升溫速率有影響，寒冷的冬季（平均氣溫-5．1℃），升溫比較慢，只要操作得當，堆肥能順利達
到高溫，並能維持一段高溫期。�
堆肥過程先後經歷初溫期、高溫期和中溫期三個階段。對於室外堆肥系統，堆體的初始溫度即外界環境溫度；
中溫期持續時間比較長，大部分有機質在這一階段分解。丁文川等
��〔5〕�研究表明，污泥堆肥過程中有機質的分解主要是中溫（45℃左右）階段完成，參與反應的微生物以中
溫菌群為主，同時包括部分耐熱菌群；高溫期階段可以滅活絕大部分病原菌，同時高溫菌群的主要作用在於分解
纖維素。因此在堆肥過程中維持長時間的中溫有利於有機質的穩定，縮短堆肥周期。當堆體溫度高於70℃時，微
生物的活動會受到抑制，使發酵變慢，此時可以加大通風帶走過多的熱量來調節。�
1.2.4 C／N比和C／P比
一般C／N控制在20～30之間比較適宜，若C/N比過高，微生物增殖時由於氮不足，生長受到限制，有機物降解
速率變得緩慢，堆肥時間變長；若C/N比過低，則堆肥過程產生氨，不僅影響環境，而且造成肥分氮的損失。磷也
是微生物所必須的營養元素，堆肥化所需
C/P比為75～150，污泥中含有較多的磷，所以一般不必調整。�
1.2.5 pH值
污泥一般情況下呈中性；微生物的活動也需要一個微酸性或中性的條件，因此堆肥化時pH一般不需要調整。
即使發酵過程中由於產生有機酸，會使 pH有所降低，但是隨著堆肥的進行，有機酸會被進一步分解為 CO�2和
H�2O，pH會重新上升，堆肥結束時 pH值達到 7～8之間。�
1.2.6 外加微生物菌劑
污泥中通常有發酵微生物，只要通風等條件合適，不加菌劑也能發酵，但是為了實現快速堆肥，必須添加菌劑，
接種菌劑有固體和溶液菌劑，但是為了節約成本，也可以採用成品迴流的方式，迴流量占體積的20～30％即可。
山西沃土生物有限公司的VT微生物菌劑適應於污泥處理的研究，成為污泥堆肥處理的高效菌劑。�
針對上述影響因素，表1給出了污泥高溫好氧堆肥的較適合工藝參數及要求。��
表1 堆肥工藝參數及要求�
參數及要求堆肥化最適范圍
初始含水率50%～70%（高含水率用於強制通風堆肥）
通氣量200～250L·t��-1�·min��-1�或含氧量為5～15%
溫度45～70℃，55℃以上至少保持3d
C/N比和C/P比分別為20～30，75～150之間
pH值6~8（一般不必調整）
外加微生物菌劑復合菌劑、VT菌劑、纖維素分解菌等
（針對污泥特性進行選用）
�
2 污泥堆肥輔料�
輔料是指為了使堆肥過程能夠進行並且以較快速度進行，提高堆肥產品質量，而在污泥中加人的輔助
物料。輔料種類很多，根據其作用可分為接種劑、膨脹劑、調節劑、重金屬鈍化劑等，有些輔料可以兼有
上述幾種作用。有些輔料本身就是廢物，需要處理或處置，使用廢物作輔料的污泥堆肥可以達到以廢制廢
的效果。輔料的性質和作用與堆肥其他影響因素密切相關。�
2．1 膨脹劑�
膨脹劑是指有機物或無機物組成的質地疏鬆的固體顆粒，能夠依靠粒子之間的接觸起到支撐作用，加入
污泥中能夠保證污泥與空氣的充分接觸。膨脹劑要有足夠的耐濕性，使其與污泥混合攪拌堆放時留有必要的
孔隙；還要有足夠的吸水性，減小污泥塌落度。單純的污泥並非不能堆肥
��〔7，8〕�，但是由於脫水泥餅仍有較高的含水率(80％左右)，影響了透氣性，不容易達到高溫好氧堆
肥的效果。加入一定比例的膨脹劑可以增大堆體的孔隙度便於空氣流通。常用的膨脹劑有刨花、鋸末、樹葉、
乾草、團粒垃圾、秸稈、破碎成顆粒的輪胎、花生殼、爐渣等物質。對於含水率80％的脫水泥餅來說，膨脹
劑與污泥最佳比例為1∶1，有些膨脹劑篩分後可以循環使用數次，有些則成為堆肥產品的組成部分。被動通
風堆肥工藝對膨脹劑的要求比較苛刻，S．Barrington等
��〔9〕�研究發現，對於被動通風的堆肥系統，刨花和乾草比稻殼更適合作堆肥的膨脹劑。�
2．2 調節劑�
2.2.1 水分調節劑 水分調節劑是一些吸水性物質，能夠吸收污泥中的自由水使整個堆體水分分布比
較均勻，從而改善污泥顆粒的透氣性能。水分調節劑可以是木屑、作物秸稈、軋棉廢料
��〔10〕廢紙、煤灰等。高定等人
��〔11〕�研製了一種堆肥專用新型調理劑（CTB調理劑）該調理劑具有較強的吸水能力，飽和吸水率為
65．7％，除臭效果好，價格相當於木屑／木片的1／2，而且能重復使用，每次堆肥的損耗低於5％－8％。�
2.2.2 營養調節劑 堆肥過程中有機質的降解是微生物活動的結果，微生物繁殖速度受營養豐缺的制
約，有效營養豐富，微生物繁殖速度就快。城市污泥C／N比通常低於10，而堆肥合適的 C／N比為 20~30，因
此可以添加一些 C／N比較高的物質調整堆料 C／N比。常見有機物的C/N比列於表2�。�
表2 常見有機物的C/N比�
物料C/N物料C/N
稻草、麥稈、稻殼70~100牛糞8~26
雜草12~19豬糞7~15
木屑200~1700雞糞5~10
樹皮100~350廚餘20~25
由表2數據不難看出，木屑、樹皮、作物秸稈比動物糞便、雜草和廚余更適合作為污泥堆肥的營養調節劑。�
2．3 接種劑�
只要涉及到堆肥，接種劑的問題都會引起爭論。高溫好氧堆肥是由群落結構演替非常迅速的微生物群體共
同作用的動態變化過程，在該過程中每一種微生物群體都在較短時間內適應自身生長繁殖的環境條件，並對某
一種有機物質分解起作用。有學者認為，為了加速堆肥反應，縮短堆肥周期，必須接種；但是，大量微生物生
理適應范圍大，它們已存活在污泥中，許多研究者認為接種劑是無效的，沒有使用的必要。�
自身馴化培養污泥接種劑比較有針對性，缺點是培養時間比較長；商品化的優勢菌劑（如 VT菌劑）效果比
較好，但會使污泥堆肥處理成本提高。為了達到既強化堆肥效果又節約處理成本的目的，接種劑通常用優化工
藝已腐熟的迴流堆肥，迴流體積比20%~30％即可實現接種要求。利用成品堆肥作為接種劑和調節污泥水分和孔
隙度的研究結果
��〔12〕�表明對於強制通風的靜態垛工藝當污泥：木片：迴流堆肥為1∶1∶1時（體積比），堆體順利達到
設定溫度並維持了6d以上。接種有時也採用特種菌種，同濟大學研究表明：污泥與木屑堆肥加入VT菌劑，可以
使堆肥發酵周期縮短至15d以內，該優化工藝不必每次都添加菌劑，只需迴流20%~50％（重量比）的腐熟堆肥也
可以達到接種效果
��〔6〕但是考慮到迴流比例越大，污泥處理量和堆肥產量越小，因此迴流比例應盡量減小，20％是最佳值。�
2．4 重金屬鈍化劑�
污泥中的重金屬污染與危害是污泥土地利用的一大限制性因素。重金屬鈍化劑就是指加入堆肥的污泥中，
使重金屬形態發生變化，生物有效性降低。常用的鈍化劑有粉煤灰、磷礦粉、石灰
��〔13〕沸石、草炭等。李國學等
��〔14〕�研究表明：從對交換態重金屬的鈍化效果來說，粉煤灰和磷礦粉是經濟有效的鈍化劑，合適的投
加比例分別是 25％和 20％。��
3 結論�
（1）影響堆肥效率的主要因素有初始含水率、通風供氧量、環境和堆體溫度、C／N比和C／P比、pH、外加
優勢菌劑等。上述影響因素的適宜控制范圍列於表1。�
（2）木屑，既可以調整堆料含水率，又可以起到膨脹劑和營養調節劑的作用，而且是廢棄物品，是一種較
好的綜合輔料。�
（3）合適的影響因素的控制是實現污泥快速高效處理的基本保證。科學實驗是確定某種污泥在某種環境下
最適合工藝參數的重要手段。��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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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9頁）�
在影響渾河水質的同時，也間接地對渾河沿岸地下水水源的水質產生連帶影響。��
圖2 渾河沈陽段上游至下游各水源地主要污染指標變化趨勢�
在近渾河地下水集中開采區地下水與河水的關系極為密切，1979年枯水期渾河污染嚴重，19
81年污水明顯減輕，以後又逐年加重，而同時期地下水水質變化趨勢與渾河水質變化趨勢具
有顯著的相關性。�
綜上所述，沈陽市市政水源的75%分布在渾河沈陽段沿岸，渾河是其主要補給源，其水質直
接受到渾河水質的影響，由於渾河水質污染，造成渾河沿岸市政水源水質也出現不同程度的
污染，部分水質指標超過使用標准，渾河水質污染是造成市政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4 2002～2003年渾河治臭工程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
�
渾河橋段2002年治臭工程使該河段水質發生明顯變化，大部分水域水質達到四類水域標准，
局部COD偏高，但也全部由黑臭型水域轉化成藻類大量繁殖處於良性生態循環的水域。河中
魚類大量出現，底泥厭氧及上浮現象被徹底控制。2002年冬，渾河攔河壩修建臨時護壩，首
次實現壩前有限量放水，大量水資源的保留，營建了冬季渾河景觀環境，促進了地下水的補
給，改善了沈陽市環境空氣質量。�
2003年渾河工農橋段治臭工程在實現治臭目標的基礎上，其污水的截流和葯劑施用極大地促
進了水域由厭氧型向耗氧型的轉變，使水域恢復耗氧狀態下自凈功能，水生生物處於良性生
長與循環促進階段。�
初步調查結果表明，自2002年下半年起，渾河治理河段沿岸地下水位和水質均向良好方面變
化，歷年冬季某些區域水井水位下降幾十米，但在2002年冬季變化不大，水質明顯改善。有
關渾河變化對城區地下水環境改善的促進作用將日益顯露，水環境的徹底變化將在沈陽市的
建設發展史上填寫重要的篇章。
污泥的高溫堆肥處理法
〔 作者：-- 轉貼自：西部環境網 點擊數：456 更新時間：2005-10-18 文章錄入：碧水藍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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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城市污水處理是我國「九五」「十五」期間需重點解決的環保問題，而大力進行污水處理的同時，又面臨著對其伴生物---污泥處理處置的難題。採用城市污泥無害化、資源化農用技術，利用污泥作為原料，加入工業廢棄物----粉煤灰和N、P、K等添加物，製成顆粒狀有機復合肥，不僅解決了城市污水污泥的處理問題，還可對污泥、粉煤灰等污染物進行綜合利用，推動環保產業的發展，並為農業提供具有改良土壤特性、提高農作物產量的有機復合肥料，促進農業生產。
本項目為城市污泥無害化資源化農用技術工程項目。為使污泥制肥技術盡快得到推廣，解決煙台市市政污水污泥處理和處置問題，本項目將實施以下內容。
在煙台市污水處理廠內建設日消化 50m3 脫水污泥(含水率65～75%)、年產16000噸有機復合肥的污泥制肥廠。
本項目需建設污泥制肥廠生產車間廠房、輔助生產用建構築物及辦公用房等，建築面積約2500m2。購置用於污泥制肥廠生產的日處理污泥量50m3的污泥無害化農用技術成套備，項目需新增固定資產投資約670萬元，其中建築工程費約200萬元，設備購置及安裝工程費約370萬元，其他費用約100 萬元。
本項目的承擔單位為國家機械工業局機械科學研究院，污泥制肥廠的生產和運營由煙台市污水處理廠負責實施。
本項目通過污泥制肥技術產業工程以實現明顯的社會效益，並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益。
二、項目的意義和必要性，國內外現狀和技術發展趨勢
水資源是保證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條件，因而保護水資源、防止污水對環境的污染，是人類造福於千秋萬代的重要責任。為了改善我國水資源污染嚴重的現狀，從「九五」期間污水治理問題得到充分重視，城市污水處理工程項目發展很快。然而對於隨之產生的大量污泥，目前我國大多採用填埋處理，處理不當仍會造成對環境的二次污染。污泥的處理處置和利用已經越來越成為我國急需解決的大問題。
污泥是污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沉澱物質，它包括污水中的泥砂、纖維、動植物殘體等固體顆粒及其凝結的絮狀物，各種膠體、有機物及吸附的金屬元素、微生物、病菌、蟲卵、雜草種子等綜合固體物質。由於城市污水處理廠的污泥中主要成份為有機物，因而其本身就是很好的農用有機肥原料，可進行綜合利用，將其變廢為利。本工程採用城市污泥無害化農用技術，將城市污泥與添加物質（其成份主要為菌種、粉煤灰及N、P、K營養素等）混合，製成可用於播種機播撒的有機無機復合顆粒肥，這種復合肥產品屬高效無機有機緩釋肥，對提高農作物產量、保護土壤有明顯效果，是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農業肥料品種。因此利用城市污泥添加粉煤灰制肥，即可為農業提供復合肥產品，滿足我國農業化肥產品結構調整的需要，同時實現了對城市污泥和粉煤灰等環境污染源的綜合利用，使廢物資源化。有著極大、長遠的社會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
從世界范圍看，城市污泥的處理處置方法主要有焚燒、填埋、投海和堆肥等多種形式。焚燒法的技術與設備復雜，能耗大，投資高，並伴有大氣污染問題；填埋法受到用地的限制；投海會污染海洋，對海洋生態系統和人類食物鏈會造成威脅，國際公約已明令禁止；用堆肥法處理後的城市污泥進行農業利用，具有經濟簡便、可資源化等優點，已經引起廣泛重視，是目前呼聲最高的處理途徑。
高溫堆肥技術是發達國家在20世紀初開發研究成功的，目前在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已廣泛採用高溫堆肥技術對城市污泥進行無害化處理，如美國每年約有49％的城市污泥製成肥料施於農田或林地。德國ETH/OAM再生公司研究開發的城市污泥無害化農用技術克服和解決了脫水污泥無害化和綜合利用的問題，降低了城市污泥無害化處理的成本，在德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我國從六十年代初開始研究用好氧發酵技術處理城市污泥，「八五」期間，中國機械科學研究院環保所承接國家經貿委科技開發項目，成功地開發污泥好氧堆肥工藝和成套設備等技術。1994年德國ETH/OAM再生公司與中國機械科學研究院環保所合作，針對中國國情繼續進行研究開發，使該項技術採用的工藝和成套設備更加先進和完善，完全能夠滿足中國城市污泥無害化農用處理的要求，為中國城市污泥無害化農用技術的推廣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三、我國農業肥料市場發展現狀
隨著我國化肥工業迅速發展，氮肥和磷肥的產量目前分別排在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農作物施肥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七十年代前，農作物施肥中農家肥與化肥的比例是7：3，到七十年代末期，由於化學肥料用量猛增，其比例已改變為3：7。長期施用無機化肥的主要缺點是單獨施用肥份不完全，摻合增施則造成溶度積劇增，肥份容易流失，不利於作物生長和利用。並且使土壤鹽化板結，污染飲用水源，破壞生態環境。為了避免偏施無機肥料導致的必然後患，有些國家已開始限制偏施化肥而施用有機肥料。
有機肥料屬於綠色產品，它的施用有利於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在農業生產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施用有機肥料的優勢在於：
1、 提供作物生長所需養分：
有機肥經土壤中微生物分解，可不斷釋放各種作物所需養分，同時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促進光合作用，提高作物產量。
2、 改良土壤，提高耕地生產能力：
有機肥轉化成腐殖質，促進土壤形成團粒結構，提高土壤保肥、保水、保溫性能，改良土壤。
3、 提高化肥利用率：
有機肥與無機肥配合施用，緩急相濟，互相補充，可顯著提高化肥的肥效。
4、 提高農作物產量，改善農作物品質：
有機肥在分解轉化過程中，改善和優化了作物營養條件，不僅增加作物對養分的吸收，增強新陳代謝，刺激生長發育，還大大提高農產品的品質。
5、 增強微生物活性：
有機肥料不僅有利於增加土壤中微生物的數量，還為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動創造良好的環境，增強微生物活性，促進微生物對有機肥料的分解轉化能力。
6、 防止環境污染，減少疾病傳播：
有機廢棄物既是肥源，又是污染源。充分利用有機肥料，是變廢為寶、提高環境質量的有效措施。
我國長期以來農業追求高產，大量施用化肥，已造成土壤砂化、板結，肥力下降。在我國大量施用有機肥料可有效地協調有機無機肥料結構矛盾，增加養分的有效供給，緩解耕地缺磷少鉀的矛盾。
但是，由於有機肥肥效釋放慢，養分含量低，施用數量大，且當年利用率低，在作物生長旺盛、需肥多的時期，往往不能及時滿足作物的需求，所以需要與無機肥料配合施用。制備有機無機復合肥料是解決以上矛盾的最佳有效途徑。
因此，有機無機復合肥料在國內有很大的市場潛力。生產復合肥不僅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益，同時有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有利於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項目的技術基礎
城市污泥無害化農用技術是機械科學研究院環保所在高溫堆肥技術的基礎上，研究電廠粉煤灰的各種特性，並吸收德國ETH/OAM再生公司應用粉煤灰和污泥在德國農業應用的研究技術，解決了脫水污泥含水率高不宜發酵的關鍵技術。其工藝是將脫水污泥按一定比例與添加物質均勻混合，在一定溫度條件下，通過堆肥完成對污泥的脫水和有機物熟化處理。此項技術生產的基本原料是城市污泥和電廠產生的粉煤灰，另外根據不同作物要求加入所需營養素和添加劑，其設備簡單，不需特殊的烘乾設備，在生產過程中實現殺菌、殺蟲卵和固化重金屬。在添加物中還可加入珠光岩、硅藻土、沸石和石膏廢料等，並跟據所施用土地的PH值，用石灰對所制肥料的PH值進行調節。
實驗證明粉煤灰含有多種有利於植物生長的微量元素，具有較強的水化活性、促進發酵以及改良土壤的特性，它對施用到農田中的化肥有緩釋作用，對重金屬也有一定的緩釋作用，因此將粉煤灰做為主要乾燥物質來處理城市污泥，不僅可以提高城市污泥無害化農用的效果，也為粉煤灰自身的利用開辟了一條新路。
利用該技術所生產的顆粒肥料含水率低，便於存放、運輸和在農田中施播。根據實驗，與同價量的高效磷肥（磷酸二胺）比較，可提高產量10～20％。添加物具有疏鬆土壤、增加土壤團粘度，使肥效發揮充分，並保護土壤的作用。由於肥料添加物的固化作用，顆粒肥料具有一定耐水性和耐沖洗性，達到緩釋作用，肥效延續時間長。
根據我國農業生產和林業生產的需要，目前採用污泥無害化農用技術研製開發了兩個系列的有機復合肥：
土壤改良劑，其主要成份為有機質25～38％，P、N、K≥7％，主要用於改良土壤、林業種植；
顆粒復合肥，其主要成份為有機質10～20％，P、N、K 20～25％，主要用於大田種植；符合GB15063-94國家標准。
「八五」期間中國機械科學研究院環保所承接經貿委科技開發項目，開發了用於城市污水污泥堆肥工藝及設備，其中主要有堆肥工藝研究和鏈條式翻堆機，該項目獲機械部二等獎，翻堆機申請了國家實用新型專利。依託以上兩項技術，「九五」期間中國機械科學研究院環保所承擔國家科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針對污泥處理農田應用的實際需要開發了污泥制肥成套設備，並開發了氣流乾燥機、造粒機、混料機系列設
3.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精神病學方面的病歷
一、概述
（一）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定義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psychiatric epidemiology）是在臨床醫學中的精神病學領域里，引入現代流行病學和衛生統計學的方法，從患者個體的診治，擴大為對精神障礙及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狀態在人群中發生、發展的原因和分布規律的研究；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臨床表現、診治、預防及預後等臨床規律，並著重對群體的特性進行研究；從而制定預防、控制和消滅這些精神疾病及促進健康的對策和措施，並通過科學的設計、測量和評價方法評價其效果的一門涉及多學科的體系。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簡史
流行病學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迅速,其研究內容已經從傳染病和急性病擴大到非傳染性和慢性病，以及人群的健康問題。而精神病學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局限於臨床精神疾病患病個體的診治。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要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和臨床表現的本質，就需要將研究范圍由患病的個體擴大到患病的群體，並且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精神疾病聯系起來。因此，精神病學的研究自然要應用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這就形成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這一門交叉學科。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端倪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為了估計建造精神病院的數量而對精神疾病患者進行人口學調查。至19世紀末，由於多種契機，如一些歐洲國家為社區精神病患者提供照顧進行立法而需要了解精神病人的數量、病情及其需求，一些精神科醫生應用醫學遺傳學的理論研究精神病患者的家譜而需要對社區人群進行有關資料的收集，以及方法學的改進使研究結果更為真實可靠，促使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得以發展。美國的社會精神病學家Dohrenwend等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本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期間的研究方法僅是利用病歷資料和主要知情人來確診精神病患者。第二階段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70年代末，此期間的研究方法是通過對社區樣本的全部對象直接交談來確診病例。第三階段是從80年代初開始至今，在遺傳學、精神葯理學、精神生物學，特別是精神病理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隨著方法學的日趨完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有了飛速的發展。這一階段對精神疾病的研究，由於改進了抽樣方法，發展了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精神疾病的篩查工具，使用統一的分類和診斷標准，採用標准化的精神現狀檢查工具等，因而達到了滿意的一致性要求，能夠更加客觀地提供在一定范圍內精神疾病的分布特點，對精神病學的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而推動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
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開始於40年代末，雖然在50至70年代國內一些地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精神疾病普查，如林宗義1953年和1973年應用美國的診斷標准在台灣進行過大規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但上述一些調查因方法學的局限使所得結果可比性較差，缺乏在國內外的交流。為了與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接軌，能夠更加客觀地提供在一定范圍內精神疾病的分布特點和發病危險因素，我國於1982年引進了國際先進的調查方法，組織了第一次全國12個地區協作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現況調查，獲得了有史以來的大樣本人群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因而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水平。1993年在上述12個地區中的7個地區，使用同樣的調查方法和程序，進行了第二次現況調查，了解了精神疾病在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動態變化規律。這些研究為制定我國長期精神衛生規劃和進一步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特點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特點，首先是精神病學的特點。本學科的學科基礎是精神病學，其任務是採用現代精神病學研究的科學方法探討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精神疾病的病因、危險因素、診斷、治療和預後等規律。因此，本學科應以精神科臨床實踐為基礎，為臨床研究和診治提供有創新性的方法學。同時，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對象是患病個體及患病群體，這就需要突破傳統的精神科臨床醫學以醫院為基礎進行研究的局限，擴大為以人群為基礎的社區研究，突出流行病學的宏觀研究特點。將流行病學的方法學應用到精神病學的研究，對精神疾病的早期發現和有效的防治，以及對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的本質及規律的認識有著重要意義和價值。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內容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內容首先是描述精神疾病在不同時間、地區、人群中的發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精神狀況、社會功能缺陷等情況；通過比較疾病在不同時間、地區和人群的分布，尋找影響分布的原因，探討疾病的危險因素、流行因素和病因；根據人群研究的結果估計某因素使個體罹患某病的危險性；通過對精神疾病自然史的研究評價涉及精神病的易感因素、保護因素（社會因素、家庭因素）、預後因素和生活事件等問題；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之上研究制訂對精神疾病的預防對策和措施，並評價其效果。
（五）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
根據當前流行病學研究方法的分類，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分為觀察法、實驗法和理論及方法的研究三大類。觀察法包括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和分析性研究（analytic study），實驗法包括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和社區試驗（community trial），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是將流行病學調查所得的數據建立數學模型，闡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規律。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還廣泛應用心理學理論和測量方法研究人群的精神疾病和精神衛生狀況，這是本學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六）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是交叉學科，與多門學科有著廣泛而密切的關系。首先，本學科既作為精神病學是臨床醫學的一門專科，又作為流行病學是預防醫學的主要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互相補充。臨床醫學的任務是對患病個體進行診治，而流行病學不僅要研究患病個體和群體，還要研究未患病的人群及環境因素，分析疾病與各種自然和社會因素的關系，從而制訂防治對策並評價其效果。因此，應具備精神疾病的臨床知識，並掌握流行病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在診斷疾病、探討病因時，應用流行病學的知識，結合臨床經驗，探討精神疾病的人群現象和病因。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基礎醫學有著密切關系。本學科在尋找並證實病因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基礎醫學中的生物化學、生理學、生物物理學、病理學、免疫學、遺傳學等多門基礎學科，各學科相互補充知識、相互提供線索、相互促進發展。
此外，由於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在進行調查、分析流行過程和疾病分布規律時，必然要與環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多種學科和技術方法發生聯系。眾所周知，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人們對社會因素、人群的心理因素和行為對精神疾病的影響越來越重視，從而促使行為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范疇的學科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相互滲透，使人類對精神疾病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入發展。因此，當前學術界亦採用社會精神病學這一術語。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在國外的發展
（一）國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成果
在世界范圍內，對於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精神病學理論的深化和方法學的改善，獲得越來越多的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的資料。近年來各國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各種社區人群中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但獲得的各類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不盡相同。美國Kessler等人（1994）報告一項社區調查結果，有8098名15-54歲的應答者的分層樣本經國際診斷審查組織用一種經過修改的描述方式進行審查，得出一年的非情感性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樣精神病、分裂情感障礙、妄想症及不典型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估計為5‰。美國Kendler等人（1996）報告以計算機分析定式訪談方式檢查的5877名社區人群樣本，得到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樣精神病的終生患病率為1.3%，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2.2%；而以臨床醫生診斷的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樣精神病的終生患病率為0.2%，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0.7%。調查還發現臨床醫生診斷的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與低收入、失業、單身、離婚、分居和城市居住地顯著相關。以此說明對社區人群樣本估計精神疾病的終生患病率受檢查方法和診斷標準的影響相當大，結論是在流行病學樣本中正確檢查精神疾病要依靠臨床醫生的判斷。英國Welch等人（1998）對居住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9064名16-75歲居民的調查發現，家庭收入低、物質生活標准低和社會階層低與精神障礙顯著相關，而精神障礙患病率的性別差異不能用男女社會角色的差異加以解釋。荷蘭Bijl等人（1998）報告了7076名18-64歲社區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前瞻性研究，結果發現41.2%的65歲以下人群一生經歷過美國精神病學會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修訂版（DSM-Ⅲ-R）診斷標准中情感障礙、焦慮障礙、進食障礙、精神分裂症、和其它非情感性精神障礙，以及物質濫用障礙等各類精神障礙中的至少一種精神障礙，可見人群中精神障礙是相當普遍的。
對於各類精神障礙，近年來各國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精神分裂症是研究時間最長久、研究范圍最廣泛和深入的精神疾病。澳大利亞Jablensky（1997）論述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學時指出，該病是一種低發病率但相對高患病率且危害終生的疾病。自從Kraepelin（1896）首先描繪精神分裂症作為一個疾病實體，稱為「早發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之後，自本世紀初開始的流行病學研究在不同人群和地區均獲得了對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發病率和終生危害的顯著一致的估計值。美國國立精神衛生院流行病學責任區（Epidemiological Catchment Area, ECA）1988年調查資料顯示，經培訓以統一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的精神檢查調查獲得精神分裂症一個月患病率為6‰，6個月為13‰。長期的研究證實環境和遺傳因素對精神分裂症均有病因作用。英國Jones（1998）提出分子遺傳學的進展揭示了第6、8、32號染色體上的連鎖，提供了在染色體上尋找遺傳基因的證據。美國Myles等人（1999）發表了在相對與世隔絕的島國Palau共和國調查的結果，在13750名15歲以上的成人中精神分裂症的終生患病率為1.99%，其中男性終生患病率為2.77%，女性終生患病率為1.24%。德國Hafner等人對精神科文獻進行綜述後指出，12-60歲的成人中發展成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萬分之一，其主要發病年齡是20-35歲，且女性晚發精神分裂症的頻率和嚴重性大於男性。Brewin（1997）報告了英國Nottingham地區1978-80年和1992-94年兩個隊列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由2.49‰略微提高到2.87‰。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對全球10個中心的協作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後指出，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都是近似的。總之，在世界范圍內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時間和地區分布無明顯差異；年齡分布以青壯年首次發病為主，且有性別差異；家庭經濟水平和社會階層與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呈負相關。
公元前4世紀，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著作中出現了「憂郁」（melancholy）一詞。歷史上對情感性障礙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是法國Falreth、德國Kahlbaum（1882）和Kraepelin（1896）。本世紀中葉德國Leonhard（1957）提出雙相情感性障礙和單相情感性障礙的學說，並認為遺傳是情感性障礙單、雙相區別的重要因素。早期情感性障礙的流行病學研究都歸在躁抑症中，而未分為單、雙相情感性障礙，且無一致的診斷標准，但獲得的結果卻比較接近。80年代西方各國逐漸採用了統一的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精神檢查，以美國為例，美國國立精神衛生院ECA的調查，經培訓以統一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的精神檢查，得到各類情感性障礙的6個月男性患病率為0.4%-4.6%，女性患病率為0.4%-8.2%。Eaton（1997）報告了美國Baltimore的ECA隨訪結果，將1981年3481人的隊列中1920人於1993年至1996年再次檢查，重度抑鬱的估計發病率為3‰，30-40歲是發病高峰，50-60歲是發病的第二個高峰。Ohayon（1999）報告了聯合王國1994年在一般人群中有代表性的4972人的調查結果，抑鬱症的檢查時點患病率為5%，女性為5.9%，明顯高於男性的4.2%。Kitamura（1998）報告了日本重度抑鬱的終生患病率為19%，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Cho（1998）報告了韓國3711人的調查結果，男性抑鬱症的時點患病率為6.8%，女性為10.4%。 Szadoczky（1998）報告了匈牙利18-64歲人群樣本的調查結果，重度抑鬱的終生患病率為15.1%，男女比例為1:0.37，雙相情感障礙為5.1%，男女比例接近。重度抑鬱的1年和1月期間患病率分別為7.1%和2.6%，躁狂發作的1年和1月期間患病率分別為0.9%和0.5%。兩者的發病高峰在15-19歲，而重度抑鬱的第二個高峰在45-50歲。加拿大Bland（1997）綜述了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流行病學，認為近15年來許多研究者應用標准化方法在不同的國家、文化和種族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重度抑鬱的比例有所增加，與雙相情感性障礙一樣，發病在較年輕的年齡組。世界范圍的研究結論一致認為由於認識、診斷和治療方面的困難，情感性精神障礙是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
隨著發達國家老齡化的趨勢，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及其它老年痴呆患者的絕對人數有所增加，以構成許多發達國家主要的社會問題和保健內容。多數流行病學資料顯示65歲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為4-6%，80歲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高達20%。美國Hendrie（1998）報告北美65歲及以上人群痴呆患病率為6-10%，其中AD佔三分之二。因此，美國和英國已將AD列為老年疾病重點研究項目，使AD在老年醫學和老年精神病學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
除此之外，對於神經症、尤其是其中比例較大的強迫性神經症、驚恐障礙、人格障礙、精神發育遲滯等非重性精神障礙亦有許多研究，但由於方法學的局限，一些流行病學資料缺乏可比性。
（二）國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趨勢
當前，國際上對於精神疾病的診斷主要是「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version, ICD-10）和美國精神病學會的診斷標准「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forth version, DSM-Ⅳ)。ICD-10是WHO推薦使用的國際性精神疾病的診斷標准和分類體系，專家們不遺餘力試圖其適用於各個國家、各種文化、各類人群。通過近十餘年的辛勤努力，很多國家已採用了ICD-10進行臨床診斷和流行病學研究。DSM-Ⅳ是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標准和分類體系，除美國、加拿大使用外，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亦普遍採用，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隨著國際精神疾病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學家認識到國際通用的診斷和分類系統、標准化精神狀況檢查工具、以及統一的精神病學詞彙的使用，對於促進國際間精神病學研究信息的交流和對精神疾病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無論是WHO負責ICD-10的專家，還是美國DSM-Ⅳ的編制者，均致力於兩種診斷和分類體系的趨同化，並設立了負責跨文化研究的專家組。此外，世界各國的精神病學家進行了許多ICD-10和DSM-Ⅳ之間效度和信度的比較研究，發現兩大診斷和分類體系對於多數精神疾病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這些成果為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奠定了方法學基礎。目前，精神疾病的診斷和分類體系日趨成熟，但存在的問題是適用於社區人群研究的篩查工具不盡如人意，有待於研究發展可應用於流行病學研究的標准化篩查方法。近年來，WHO不斷組織各國精神疾病的多中心協作研究，目的是既可以推廣使用標准化的診斷和分類標准，又可以獲得世界各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資料，同時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危險因素，研究社會學、人口學、生態學、社會環境及社會心理因素等對精神疾病的影響，應用流行病學的方法學推動精神病學研究的深化。
目前，世界各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除大量描述性研究之外，還包括各種精神疾病病因的分析性研究、自然史研究、治療和康復的干預性研究、以及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特殊方法的研究。社會學、心理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精神葯理學等相關學科，以及最新統計學及電子計算機技術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在越來越多的領域相結合，促進精神疾病的研究不斷發展。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在中國的發展
（一）中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社區精神衛生工作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起步於1958年全國第一次精神病防治工作會議，70年代開始在城鄉建立精神病三級防治網。1986年召開的第二次精神衛生工作會議，進一步促進了精神衛生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在全國范圍內的開展。雖然在50-70年代一些地區進行了精神疾病的大規模普查，但因存在篩查和診斷的方法學問題，所得結果缺乏可比性。
隨著改革開放和科技的對外交流，我國的精神病學家將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的先進調查方法介紹到國內。1982年在衛生部領導下，組織了全國第一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學12個地區的協作調查。 調查參照ICD和DSM兩大診斷和分類標准，制訂了統一的抽樣方法、調查程序，以及效度和信度均達到要求的精神疾病篩查工具、標准化的檢查方法和診斷標准；現場調查實施階段，對調查人員進行了統一培訓；樣本抽取採用了整群、分層、隨機三階段的多級抽樣方法。通過較大規模的現況調查，獲得了各類精神疾病的時點患病率為10.54‰，終生患病率為12.69‰；其中精神分裂症時點患病率為4.75‰，終生患病率為5.69‰，城市時點患病率為6.06‰，明顯高於農村3.42‰；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0.37‰，終生患病率為0.76‰。此外，調查還發現了一些相關因素，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與經濟水平呈負相關等。本次調查提供了我國精神疾病的一些基礎資料，也在全國范圍內提供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的方法學，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的水平。
1993年在上述12個地區中的7個地區，使用同樣的調查方法和程序進行了第二次大樣本的現況調查，結果顯示7個地區1993年各類精神障礙（不包括神經症）的時點患病率為11.18‰，終生患病率13.47‰，在各種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中仍以精神分裂症最高，時點患病率為5.31‰，終生患病率為6.55‰；其次是精神發育遲滯，患病率為2.70‰；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0.52‰，終生患病率為0.83‰；而酒依賴的患病率上升幅度最大，患病率為0.68‰。此外，阿爾茨海默病的患病率為0.36‰。我國這兩次大樣本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7個地區1993年各類精神障礙（除神經症）的終生患病率與1982年終生患病率經標准化後比較差異無顯著性；而其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城市高於農村，經濟水平最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結果提示，精神分裂症是我國防治與科研的重點疾病，精神發育遲滯在目前我國城鄉患病率居第二位，亦為防治與康復的重點疾病，而酒依賴、情感性精神障礙、阿爾茨海默病均需加強防治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兩次調查資料中一些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顯低於西方國家，如情感性精神障礙、人格障礙等，這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其原因可能與這些精神疾病的認識程度和診斷分類標准、以及文化差異有關。
此外，我國還開展了一些精神疾病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流行病學研究。如台灣林宗義1953年和1973年進行的大規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表明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與社會經濟和教育程度呈負相關關系(1)。1988年全國8省市0-14歲兒童智力低下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患病率為1.20‰，城市為0.70‰，農村為1.41‰，男童患病率為1.24‰，女童患病率為1.16‰，且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同時，還應用病例對照研究方法研究兒童多動症和兒童行為問題的各種危險因素。我國近10年來引進國外的檢查方法調查了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發病率，並對阿爾茨海默病的危險因素進行了病例對照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一級親屬痴呆家族史和嚴重精神疾病家族史是該痴呆的主要危險因素，為遺傳學說尋找到證據。此外，實驗性流行病學研究成功的實例是食鹽加碘對預防地方性甲狀腺腫流行區精神發育遲滯的干預性研究，調查表明，在缺碘地區普遍和長年服用碘鹽能使地方性克訂病所致的兒童精神發育遲滯明顯減少。總之，我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隨著相關學科的進步而快速發展。
（二）中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國際上該學科的進展面臨同樣的挑戰，即將精神病學與流行病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對於精神疾病的研究要從患者個體的診治，擴大到對精神障礙及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狀態在人群中發生、發展的原因和分布規律的研究，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臨床表現、診治、預防及預後等臨床規律，就必須對群體特性進行研究，這必然需要引入現代流行病學和衛生統計學的方法學，採用正規的設計、測量和評價方法進行研究。但是，將經典的流行病學方法應用到精神疾病的研究，常由於精神疾病病因的多重性、症狀的不確定性、診斷的多軸性和治療的復雜性而受到限制。流行病學研究要求調查資料有代表性、隨機性和可比性，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有時由於研究對象不合作而難以實現這些原則。此外，許多精神疾病的分類和診斷方法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發展而來的，將其引入我國無疑會發生文化差異的沖突，亦存在不同種族生物學的影響。為保證研究結論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需要應用流行病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國際精神疾病研究的方法學中國化，以利於我國精神疾病的臨床和社區研究。因此，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要為之奮斗的目標是與國際先進的研究方法接軌，提高學科的整體水平。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展望
WHO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這包括軀體和心理兩方面的健康。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類對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世界各國的醫學專家、科研人員和政府機構對精神疾病的防治予以了高度重視，投入了越來越多的力量來加強精神疾病的病因和發病機理的研究，提高防治和康復的水平。根據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主席Sartorius 1997年在北京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地區會議上的報告，發展中國家精神衛生工作的優先領域是促進精神健康，預防和治療精神及神經障礙，精神疾病和精神殘疾的康復，促進心理社會發育。這一發展趨勢明確表明了精神疾病的研究對象必然要從臨床的個體擴大到社區的群體，通過流行病學研究方法探討病因和發病規律，從而制定預防、控制和消滅疾病及健康促進的對策和措施，並通過科學的方法學評價其效果。醫學和相關的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相結合是當代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精神病學專家普遍認為，20世紀末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給個人健康和家庭生活危害最深的精神障礙是痴呆、精神分裂症和抑鬱症。對於這三種重要的精神疾病，需要在精神醫學和基礎醫學的基礎上，將經典的流行病學觀察法中描述性和分析性研究方法，以及實驗法和理論及方法學研究，應用到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的規律、病因和危險因素、以及治療和預防的各個領域的研究中，加強國際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協作，推動精神衛生事業的水平不斷提高，發展社會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
4. 精神病初期的表現是什麼樣子的
精神病患者，早期都有一些蛛絲馬跡的症狀，常不易被人注意。繼往一段由量變到質變，由漸變到突變過程，才發展成典型的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狂躁症、抑鬱症、癔病等）。如能在發病的初期，就能及時發現，採取一些相應的防治措施，多數是可以減輕或制止一些精神異常的症狀發生與發展。
但如果早期不加註意理會，等到完全精神失常時，再去不管用什麼好方法治療，治癒和好轉的可能性就比較小了。為了早防、早治、早好轉，現將常見精神病的早期症狀介紹如下：
一、情感方面的異常：
1、發現他對外界興趣逐漸減少，對其切身事物常漠不關心，不置可否，但對某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卻特別關心注意。2、反應淡漠 遲鈍，或對小事容易過份激動，或常自言自語或無故嬉笑、哭泣，情緒表現與思想內容不符合。3、對很平常的事無端產生疑慮、膽怯、緊張、害羞、怒惱等。
二、行為方面的異常：
1、常孤獨不合群。社交減少了，常閉門獨坐或卧床不起。2、對事物的理解、看法及處理違背常理，性格變得離奇古怪。如家中有飯不吃而常到不很親熟的人家中要人家招待吃飯。3、做事無恆心，易急躁或拖拉，易出差錯，常失眠、記憶、減退、工作學習成績逐步下降。4、不注意衛生與保健。不修邊幅，久不理發、刮鬍、也不美容，不遵循風俗習慣，不注意交通規則，逐漸失去自尊心。5、常遇事強詞奪理，固執已見，或注意力難以集中，常心不在焉，獨處若有所思。
三、思想方面的異常：
1、常有妄想，即對根本毫無根據的事常捕風捉影，牽強附會，堅信不移的去朝思暮想。又可分為（1）迫害妄想——如堅信有人要殺害他或欺悔他，故終日提心吊膽，防不勝防。（2）罪惡妄想——堅信自己犯了大錯、重罪而有飯不吃、有床睡地板上，還美其名曰「自戒懲罰」。（3）誇大妄想——如自認為是很偉大、名望高、有權勢、體健、藝高過人。常誇誇奇談，目中無人，唯我獨尊。（4）疾病妄想——堅信自己患了某種重病或不治之症，從而輕生悲觀想自殺。（5）戀慕妄想——堅信某異性在愛戀他（她），從而千方百計去追求對方，實為單相思、自作多情。（6）猜疑妄想——如堅信配偶另有新歡，有第三者，或堅信別人要害自己，但實為無中生有。
四、常有幻覺：
即沒有任何內外環境的實際刺激，而且己有某些明顯感覺者稱謂幻覺。常見的有（1）幻聽——聽見有人在罵他、誇他、指責他。（2）幻視——看到已故親友或鬼怪。（3）幻味、幻臭——嘗到或嗅到某種香味、臭氣。（4）幻觸——覺得有人在觸摸他或接吻、性交，實際是沒有。
由於上述的幻覺、妄想、錯覺就會出現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行為、言語。常是歌笑無常、喜怒莫測或抑鬱、沉默、痴獃等。但精神病患者並不是一開始就狂躁吵鬧或憂郁遲鈍的，初期僅是在某一方面精神表現異常，這是時其親屬就要提高警惕，及時找心理醫生咨詢或到精神專科診治。切不可掉以輕心，延誤診治，將會後悔終生的。
5. 什麼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症是以基本個性改變，思維、情感、行為的分裂，精神活動與環境的不協調為主要特徵的一類最常見的精神病。
6. 精神社區的地域表現在哪些方面
一、概述 （一）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定義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psychiatric epidemiology）是在臨床醫學中的精神病學領域里，引入現代流行病學和衛生統計學的方法，從患者個體的診治，擴大為對精神障礙及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狀態在人群中發生、發展的原因和分布規律的研究；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臨床表現、診治、預防及預後等臨床規律，並著重對群體的特性進行研究；從而制定預防、控制和消滅這些精神疾病及促進健康的對策和措施，並通過科學的設計、測量和評價方法評價其效果的一門涉及多學科的體系。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簡史 流行病學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迅速,其研究內容已經從傳染病和急性病擴大到非傳染性和慢性病，以及人群的健康問題。而精神病學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局限於臨床精神疾病患病個體的診治。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要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和臨床表現的本質，就需要將研究范圍由患病的個體擴大到患病的群體，並且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精神疾病聯系起來。因此，精神病學的研究自然要應用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這就形成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這一門交叉學科。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端倪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為了估計建造精神病院的數量而對精神疾病患者進行人口學調查。至19世紀末，由於多種契機，如一些歐洲國家為社區精神病患者提供照顧進行立法而需要了解精神病人的數量、病情及其需求，一些精神科醫生應用醫學遺傳學的理論研究精神病患者的家譜而需要對社區人群進行有關資料的收集，以及方法學的改進使研究結果更為真實可靠，促使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得以發展。美國的社會精神病學家Dohrenwend等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本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期間的研究方法僅是利用病歷資料和主要知情人來確診精神病患者。第二階段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70年代末，此期間的研究方法是通過對社區樣本的全部對象直接交談來確診病例。第三階段是從80年代初開始至今，在遺傳學、精神葯理學、精神生物學，特別是精神病理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隨著方法學的日趨完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有了飛速的發展。這一階段對精神疾病的研究，由於改進了抽樣方法，發展了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精神疾病的篩查工具，使用統一的分類和診斷標准，採用標准化的精神現狀檢查工具等，因而達到了滿意的一致性要求，能夠更加客觀地提供在一定范圍內精神疾病的分布特點，對精神病學的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而推動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 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開始於40年代末，雖然在50至70年代國內一些地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精神疾病普查，如林宗義1953年和1973年應用美國的診斷標准在台灣進行過大規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但上述一些調查因方法學的局限使所得結果可比性較差，缺乏在國內外的交流。為了與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接軌，能夠更加客觀地提供在一定范圍內精神疾病的分布特點和發病危險因素，我國於1982年引進了國際先進的調查方法，組織了第一次全國12個地區協作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現況調查，獲得了有史以來的大樣本人群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因而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水平。1993年在上述12個地區中的7個地區，使用同樣的調查方法和程序，進行了第二次現況調查，了解了精神疾病在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動態變化規律。這些研究為制定我國長期精神衛生規劃和進一步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特點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特點，首先是精神病學的特點。本學科的學科基礎是精神病學，其任務是採用現代精神病學研究的科學方法探討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精神疾病的病因、危險因素、診斷、治療和預後等規律。因此，本學科應以精神科臨床實踐為基礎，為臨床研究和診治提供有創新性的方法學。同時，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對象是患病個體及患病群體，這就需要突破傳統的精神科臨床醫學以醫院為基礎進行研究的局限，擴大為以人群為基礎的社區研究，突出流行病學的宏觀研究特點。將流行病學的方法學應用到精神病學的研究，對精神疾病的早期發現和有效的防治，以及對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的本質及規律的認識有著重要意義和價值。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內容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內容首先是描述精神疾病在不同時間、地區、人群中的發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精神狀況、社會功能缺陷等情況；通過比較疾病在不同時間、地區和人群的分布，尋找影響分布的原因，探討疾病的危險因素、流行因素和病因；根據人群研究的結果估計某因素使個體罹患某病的危險性；通過對精神疾病自然史的研究評價涉及精神病的易感因素、保護因素（社會因素、家庭因素）、預後因素和生活事件等問題；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之上研究制訂對精神疾病的預防對策和措施，並評價其效果。 （五）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 根據當前流行病學研究方法的分類，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分為觀察法、實驗法和理論及方法的研究三大類。觀察法包括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和分析性研究（analytic study），實驗法包括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和社區試驗（community trial），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是將流行病學調查所得的數據建立數學模型，闡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規律。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還廣泛應用心理學理論和測量方法研究人群的精神疾病和精神衛生狀況，這是本學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六）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是交叉學科，與多門學科有著廣泛而密切的關系。首先，本學科既作為精神病學是臨床醫學的一門專科，又作為流行病學是預防醫學的主要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互相補充。臨床醫學的任務是對患病個體進行診治，而流行病學不僅要研究患病個體和群體，還要研究未患病的人群及環境因素，分析疾病與各種自然和社會因素的關系，從而制訂防治對策並評價其效果。因此，應具備精神疾病的臨床知識，並掌握流行病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在診斷疾病、探討病因時，應用流行病學的知識，結合臨床經驗，探討精神疾病的人群現象和病因。 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基礎醫學有著密切關系。本學科在尋找並證實病因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基礎醫學中的生物化學、生理學、生物物理學、病理學、免疫學、遺傳學等多門基礎學科，各學科相互補充知識、相互提供線索、相互促進發展。 此外，由於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在進行調查、分析流行過程和疾病分布規律時，必然要與環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多種學科和技術方法發生聯系。眾所周知，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人們對社會因素、人群的心理因素和行為對精神疾病的影響越來越重視，從而促使行為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范疇的學科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相互滲透，使人類對精神疾病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入發展。因此，當前學術界亦採用社會精神病學這一術語。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在國外的發展 （一）國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成果 在世界范圍內，對於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精神病學理論的深化和方法學的改善，獲得越來越多的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的資料。近年來各國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各種社區人群中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但獲得的各類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不盡相同。美國Kessler等人（1994）報告一項社區調查結果，有8098名15-54歲的應答者的分層樣本經國際診斷審查組織用一種經過修改的描述方式進行審查，得出一年的非情感性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樣精神病、分裂情感障礙、妄想症及不典型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估計為5‰。美國Kendler等人（1996）報告以計算機分析定式訪談方式檢查的5877名社區人群樣本，得到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樣精神病的終生患病率為1.3%，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2.2%；而以臨床醫生診斷的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樣精神病的終生患病率為0.2%，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0.7%。調查還發現臨床醫生診斷的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礙與低收入、失業、單身、離婚、分居和城市居住地顯著相關。以此說明對社區人群樣本估計精神疾病的終生患病率受檢查方法和診斷標準的影響相當大，結論是在流行病學樣本中正確檢查精神疾病要依靠臨床醫生的判斷。英國Welch等人（1998）對居住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9064名16-75歲居民的調查發現，家庭收入低、物質生活標准低和社會階層低與精神障礙顯著相關，而精神障礙患病率的性別差異不能用男女社會角色的差異加以解釋。荷蘭Bijl等人（1998）報告了7076名18-64歲社區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前瞻性研究，結果發現41.2%的65歲以下人群一生經歷過美國精神病學會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修訂版（DSM-Ⅲ-R）診斷標准中情感障礙、焦慮障礙、進食障礙、精神分裂症、和其它非情感性精神障礙，以及物質濫用障礙等各類精神障礙中的至少一種精神障礙，可見人群中精神障礙是相當普遍的。 對於各類精神障礙，近年來各國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精神分裂症是研究時間最長久、研究范圍最廣泛和深入的精神疾病。澳大利亞Jablensky（1997）論述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學時指出，該病是一種低發病率但相對高患病率且危害終生的疾病。自從Kraepelin（1896）首先描繪精神分裂症作為一個疾病實體，稱為「早發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之後，自本世紀初開始的流行病學研究在不同人群和地區均獲得了對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發病率和終生危害的顯著一致的估計值。美國國立精神衛生院流行病學責任區（Epidemiological Catchment Area, ECA）1988年調查資料顯示，經培訓以統一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的精神檢查調查獲得精神分裂症一個月患病率為6‰，6個月為13‰。長期的研究證實環境和遺傳因素對精神分裂症均有病因作用。英國Jones（1998）提出分子遺傳學的進展揭示了第6、8、32號染色體上的連鎖，提供了在染色體上尋找遺傳基因的證據。美國Myles等人（1999）發表了在相對與世隔絕的島國Palau共和國調查的結果，在13750名15歲以上的成人中精神分裂症的終生患病率為1.99%，其中男性終生患病率為2.77%，女性終生患病率為1.24%。德國Hafner等人對精神科文獻進行綜述後指出，12-60歲的成人中發展成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萬分之一，其主要發病年齡是20-35歲，且女性晚發精神分裂症的頻率和嚴重性大於男性。Brewin（1997）報告了英國Nottingham地區1978-80年和1992-94年兩個隊列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由2.49‰略微提高到2.87‰。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對全球10個中心的協作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後指出，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率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都是近似的。總之，在世界范圍內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時間和地區分布無明顯差異；年齡分布以青壯年首次發病為主，且有性別差異；家庭經濟水平和社會階層與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呈負相關。 公元前4世紀，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著作中出現了「憂郁」（melancholy）一詞。歷史上對情感性障礙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是法國Falreth、德國Kahlbaum（1882）和Kraepelin（1896）。本世紀中葉德國Leonhard（1957）提出雙相情感性障礙和單相情感性障礙的學說，並認為遺傳是情感性障礙單、雙相區別的重要因素。早期情感性障礙的流行病學研究都歸在躁抑症中，而未分為單、雙相情感性障礙，且無一致的診斷標准，但獲得的結果卻比較接近。80年代西方各國逐漸採用了統一的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精神檢查，以美國為例，美國國立精神衛生院ECA的調查，經培訓以統一診斷標准和標准化的精神檢查，得到各類情感性障礙的6個月男性患病率為0.4%-4.6%，女性患病率為0.4%-8.2%。Eaton（1997）報告了美國Baltimore的ECA隨訪結果，將1981年3481人的隊列中1920人於1993年至1996年再次檢查，重度抑鬱的估計發病率為3‰，30-40歲是發病高峰，50-60歲是發病的第二個高峰。Ohayon（1999）報告了聯合王國1994年在一般人群中有代表性的4972人的調查結果，抑鬱症的檢查時點患病率為5%，女性為5.9%，明顯高於男性的4.2%。Kitamura（1998）報告了日本重度抑鬱的終生患病率為19%，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Cho（1998）報告了韓國3711人的調查結果，男性抑鬱症的時點患病率為6.8%，女性為10.4%。 Szadoczky（1998）報告了匈牙利18-64歲人群樣本的調查結果，重度抑鬱的終生患病率為15.1%，男女比例為1:0.37，雙相情感障礙為5.1%，男女比例接近。重度抑鬱的1年和1月期間患病率分別為7.1%和2.6%，躁狂發作的1年和1月期間患病率分別為0.9%和0.5%。兩者的發病高峰在15-19歲，而重度抑鬱的第二個高峰在45-50歲。加拿大Bland（1997）綜述了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流行病學，認為近15年來許多研究者應用標准化方法在不同的國家、文化和種族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重度抑鬱的比例有所增加，與雙相情感性障礙一樣，發病在較年輕的年齡組。世界范圍的研究結論一致認為由於認識、診斷和治療方面的困難，情感性精神障礙是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 隨著發達國家老齡化的趨勢，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及其它老年痴呆患者的絕對人數有所增加，以構成許多發達國家主要的社會問題和保健內容。多數流行病學資料顯示65歲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為4-6%，80歲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高達20%。美國Hendrie（1998）報告北美65歲及以上人群痴呆患病率為6-10%，其中AD佔三分之二。因此，美國和英國已將AD列為老年疾病重點研究項目，使AD在老年醫學和老年精神病學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 除此之外，對於神經症、尤其是其中比例較大的強迫性神經症、驚恐障礙、人格障礙、精神發育遲滯等非重性精神障礙亦有許多研究，但由於方法學的局限，一些流行病學資料缺乏可比性。 （二）國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趨勢 當前，國際上對於精神疾病的診斷主要是「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version, ICD-10）和美國精神病學會的診斷標准「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forth version, DSM-Ⅳ)。ICD-10是WHO推薦使用的國際性精神疾病的診斷標准和分類體系，專家們不遺餘力試圖其適用於各個國家、各種文化、各類人群。通過近十餘年的辛勤努力，很多國家已採用了ICD-10進行臨床診斷和流行病學研究。DSM-Ⅳ是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標准和分類體系，除美國、加拿大使用外，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亦普遍採用，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隨著國際精神疾病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學家認識到國際通用的診斷和分類系統、標准化精神狀況檢查工具、以及統一的精神病學詞彙的使用，對於促進國際間精神病學研究信息的交流和對精神疾病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無論是WHO負責ICD-10的專家，還是美國DSM-Ⅳ的編制者，均致力於兩種診斷和分類體系的趨同化，並設立了負責跨文化研究的專家組。此外，世界各國的精神病學家進行了許多ICD-10和DSM-Ⅳ之間效度和信度的比較研究，發現兩大診斷和分類體系對於多數精神疾病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這些成果為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奠定了方法學基礎。目前，精神疾病的診斷和分類體系日趨成熟，但存在的問題是適用於社區人群研究的篩查工具不盡如人意，有待於研究發展可應用於流行病學研究的標准化篩查方法。近年來，WHO不斷組織各國精神疾病的多中心協作研究，目的是既可以推廣使用標准化的診斷和分類標准，又可以獲得世界各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資料，同時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危險因素，研究社會學、人口學、生態學、社會環境及社會心理因素等對精神疾病的影響，應用流行病學的方法學推動精神病學研究的深化。 目前，世界各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除大量描述性研究之外，還包括各種精神疾病病因的分析性研究、自然史研究、治療和康復的干預性研究、以及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特殊方法的研究。社會學、心理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精神葯理學等相關學科，以及最新統計學及電子計算機技術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在越來越多的領域相結合，促進精神疾病的研究不斷發展。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在中國的發展 （一）中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社區精神衛生工作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起步於1958年全國第一次精神病防治工作會議，70年代開始在城鄉建立精神病三級防治網。1986年召開的第二次精神衛生工作會議，進一步促進了精神衛生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在全國范圍內的開展。雖然在50-70年代一些地區進行了精神疾病的大規模普查，但因存在篩查和診斷的方法學問題，所得結果缺乏可比性。 隨著改革開放和科技的對外交流，我國的精神病學家將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的先進調查方法介紹到國內。1982年在衛生部領導下，組織了全國第一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學12個地區的協作調查。 調查參照ICD和DSM兩大診斷和分類標准，制訂了統一的抽樣方法、調查程序，以及效度和信度均達到要求的精神疾病篩查工具、標准化的檢查方法和診斷標准；現場調查實施階段，對調查人員進行了統一培訓；樣本抽取採用了整群、分層、隨機三階段的多級抽樣方法。通過較大規模的現況調查，獲得了各類精神疾病的時點患病率為10.54‰，終生患病率為12.69‰；其中精神分裂症時點患病率為4.75‰，終生患病率為5.69‰，城市時點患病率為6.06‰，明顯高於農村3.42‰；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0.37‰，終生患病率為0.76‰。此外，調查還發現了一些相關因素，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與經濟水平呈負相關等。本次調查提供了我國精神疾病的一些基礎資料，也在全國范圍內提供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的方法學，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的水平。 1993年在上述12個地區中的7個地區，使用同樣的調查方法和程序進行了第二次大樣本的現況調查，結果顯示7個地區1993年各類精神障礙（不包括神經症）的時點患病率為11.18‰，終生患病率13.47‰，在各種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中仍以精神分裂症最高，時點患病率為5.31‰，終生患病率為6.55‰；其次是精神發育遲滯，患病率為2.70‰；情感性精神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0.52‰，終生患病率為0.83‰；而酒依賴的患病率上升幅度最大，患病率為0.68‰。此外，阿爾茨海默病的患病率為0.36‰。我國這兩次大樣本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7個地區1993年各類精神障礙（除神經症）的終生患病率與1982年終生患病率經標准化後比較差異無顯著性；而其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城市高於農村，經濟水平最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結果提示，精神分裂症是我國防治與科研的重點疾病，精神發育遲滯在目前我國城鄉患病率居第二位，亦為防治與康復的重點疾病，而酒依賴、情感性精神障礙、阿爾茨海默病均需加強防治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兩次調查資料中一些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顯低於西方國家，如情感性精神障礙、人格障礙等，這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其原因可能與這些精神疾病的認識程度和診斷分類標准、以及文化差異有關。 此外，我國還開展了一些精神疾病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流行病學研究。如台灣林宗義1953年和1973年進行的大規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表明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與社會經濟和教育程度呈負相關關系(1)。1988年全國8省市0-14歲兒童智力低下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患病率為1.20‰，城市為0.70‰，農村為1.41‰，男童患病率為1.24‰，女童患病率為1.16‰，且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同時，還應用病例對照研究方法研究兒童多動症和兒童行為問題的各種危險因素。我國近10年來引進國外的檢查方法調查了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發病率，並對阿爾茨海默病的危險因素進行了病例對照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一級親屬痴呆家族史和嚴重精神疾病家族史是該痴呆的主要危險因素，為遺傳學說尋找到證據。此外，實驗性流行病學研究成功的實例是食鹽加碘對預防地方性甲狀腺腫流行區精神發育遲滯的干預性研究，調查表明，在缺碘地區普遍和長年服用碘鹽能使地方性克訂病所致的兒童精神發育遲滯明顯減少。總之，我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隨著相關學科的進步而快速發展。 （二）中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與國際上該學科的進展面臨同樣的挑戰，即將精神病學與流行病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對於精神疾病的研究要從患者個體的診治，擴大到對精神障礙及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狀態在人群中發生、發展的原因和分布規律的研究，探討精神疾病的病因、發病機理、臨床表現、診治、預防及預後等臨床規律，就必須對群體特性進行研究，這必然需要引入現代流行病學和衛生統計學的方法學，採用正規的設計、測量和評價方法進行研究。但是，將經典的流行病學方法應用到精神疾病的研究，常由於精神疾病病因的多重性、症狀的不確定性、診斷的多軸性和治療的復雜性而受到限制。流行病學研究要求調查資料有代表性、隨機性和可比性，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有時由於研究對象不合作而難以實現這些原則。此外，許多精神疾病的分類和診斷方法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發展而來的，將其引入我國無疑會發生文化差異的沖突，亦存在不同種族生物學的影響。為保證研究結論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需要應用流行病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國際精神疾病研究的方法學中國化，以利於我國精神疾病的臨床和社區研究。因此，我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要為之奮斗的目標是與國際先進的研究方法接軌，提高學科的整體水平。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展望 WHO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這包括軀體和心理兩方面的健康。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類對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世界各國的醫學專家、科研人員和政府機構對精神疾病的防治予以了高度重視，投入了越來越多的力量來加強精神疾病的病因和發病機理的研究，提高防治和康復的水平。根據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主席Sartorius 1997年在北京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地區會議上的報告，發展中國家精神衛生工作的優先領域是促進精神健康，預防和治療精神及神經障礙，精神疾病和精神殘疾的康復，促進心理社會發育。這一發展趨勢明確表明了精神疾病的研究對象必然要從臨床的個體擴大到社區的群體，通過流行病學研究方法探討病因和發病規律，從而制定預防、控制和消滅疾病及健康促進的對策和措施，並通過科學的方法學評價其效果。醫學和相關的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相結合是當代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精神病學專家普遍認為，20世紀末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給個人健康和家庭生活危害最深的精神障礙是痴呆、精神分裂症和抑鬱症。對於這三種重要的精神疾病，需要在精神醫學和基礎醫學的基礎上，將經典的流行病學觀察法中描述性和分析性研究方法，以及實驗法和理論及方法學研究，應用到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的規律、病因和危險因素、以及治療和預防的各個領域的研究中，加強國際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協作，推動精神衛生事業的水平不斷提高，發展社會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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