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區塊化

1. 2021年全球價值鏈重塑的背景下聯合國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哪些建議

摘要 全球價值鏈的增長主要集中在機械、電子和交通行業，以及在這些行業擁有專長的地區：東亞、北美和西歐。這些地區的大多數發達國家均深度參與到了復雜的全球價值鏈之中，提供先進的產品和服務，並開展創新活動。相比之下，非洲、拉美和中亞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則通過嵌入產品生產過程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環節，把重點放在加工裝配等低端、有形的製造業生產活動上。

2. 區域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的區別和聯系

長期以來中國都是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對區域價值鏈的主導權提出了要求。若"一帶一路"戰略在經濟上可行,中國將從嵌入歐美日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轉換為自我主導的區域價值鏈。本文基於WIOD數據和KPWW方法,利用RCA指數、RGVCA指數和價值鏈位置指數等指標,從價值鏈轉換的條件以及轉換後的影響這兩個角度,探討這一可行性問題。實證結果顯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產業間和產業內的互補性均強於競爭性,且中國占據了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具備主導區域價值鏈的條件。

3. 為什麼說全球價值鏈分工是導致中美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美兩國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定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美兩國在國際分工中的產業優勢各自凸顯，在全球價值鏈上形成了互利互補的經貿關系，有著共同的經貿利益。從貿易結構來看，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貨物貿易順差國，而美國也是中國最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國。兩國間貿易遵循全球產業鏈分工和資源配置市場化原則，形成了緊密的互補關系。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廣泛覆蓋基礎製造業的各項產品（機電產品、家用電器、文體用品、紡織品等），美國對中國則保持了在高端製造業領域的出口優勢（飛機、汽車、集成電路等），成為彼此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從產業結構來看，作為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上的關鍵節點，中國既是擁有全球最完整工業體系的「世界工廠」，又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優質人力資源，形成了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的基礎製造產業。而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總體的中低端位置相比，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和市場營銷方面的先發優勢，使其具有更強的科技創新實力和服務產業競爭力，並占據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位置。從消費結構來看，隨著中國居民物質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不斷加強，中國市場對美國高科技產品和服務文化產品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中國低價優質、門類齊全的商品則提高了美國消費者的實際購買能力，彌補了美國傳統製造業外移、高消費低儲蓄帶來的經濟結構缺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由此可見，中美兩國高度互補的貿易關系，既是兩國互利共贏的基礎，更是兩國進一步加強經貿合作的強勁驅動力。
中美貿易逆差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必然結果。不可否認，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一直是中美貿易關系的敏感問題。特別是美方統計顯示2017年對中國貿易逆差達到再創歷史新高的3752億美元，使得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更加凸顯。但對此問題我們亦應客觀理性地加以分析。從根本上講，美中兩國間的貿易逆差是國際產業分工和資源全球化配置的必然結果，是由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不同位置決定的，而非所謂的單邊或人為因素造成的。美中兩國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市場規模、要素稟賦、產業優勢的顯著差異帶來兩者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垂直位差。美國居於全球產業鏈中高端，其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總體位於中低端位置，基礎製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明顯，產品供應鏈完整。中美兩國互相進口商品的互補性十分明顯，美國對華出口多為資本品和中間品，中國對美出口多為消費品和製成品，兩國在雙邊貿易投資中發揮了各自的比較優勢。因此，中美貿易順差集中在貨物貿易領域，而美國則在高端製造業、服務業和農產品貿易方面均保持對中國的貿易順差。而且，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產業結構升級和貿易結構改善，中美間貨物貿易順差將進一步下降。需要說明的是，中美貨物貿易順差中加工貿易佔比高達61%。由於兩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差異，相較於中國在低端加工環節中賺取的低附加值，美國在高端的設計、市場和零部件供應環節獲得了巨大的產業和商業利益。另一方面，美元既是世界強勢貨幣也是國際貿易結算的主要貨幣。美國高消費低儲蓄的消費結構使得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成為常態化現象。而大量來自中國優質低價商品滿足了美國國內消費市場的需求，對美國目前以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進行了有益的補充。在降低美國消費者的消費成本的同時，對於美國控制通脹水平和完成產業升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對於中美貿易順差的客觀實際情況是，從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角度分析，順差雖然在中方而獲益卻是兩國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出於意識形態考慮，美國在其能源和高科技產品出口方面對中國長期採取嚴格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中美兩國的貿易逆差。由此可見，中美間的貨物貿易順差是國際分工基礎上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的客觀結果，既不應以「零和游戲」的規則加以評判，更不應成為兩國貿易摩擦甚至是「貿易戰」的借口。

4. 如何全面理解全球價值鏈分工這一現象其對全球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什麼

全球價值鏈分工，這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有利於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

5. 求助：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 KOOPMAN等提出的

什麼是價值鏈?理論上「價值鏈」這一概念，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於1985年提出的。波特認為，「每一個企業都是在設計、生產、銷售、發送和輔助其產品的過程中進行種種活動的集合體。所有這些活動可以用一個價值鏈來表明。」企業的價值創造是通過一系列活動構成的，這些活動可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兩類，基本活動包括內部後勤、生產作業、外部後勤、市場和銷售、服務等；而輔助活動則包括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基礎設施等。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價值鏈。價值鏈在經濟活動中是無處不在的，上下游關聯的企業與企業之間存在行業價值鏈，企業內部各業務單元的聯系構成了企業的價值鏈，企業內部各業務單元之間也存在著價值鏈聯結。價值鏈上的每一項價值活動都會對企業最終能夠實現多大的價值造成影響。波特的「價值鏈」理論揭示，企業與企業的競爭，不只是某個環節的競爭，而是整個價值鏈的競爭，而整個價值鏈的綜合競爭力決定企業的競爭力。用波特的話來說：「消費者心目中的價值由一連串企業內部物質與技術上的具體活動與利潤所構成，當你和其他企業競爭時，其實是內部多項活動在進行競爭，而不是某一項活動的競爭。」（深圳商報記者袁磊綜合整理）作者:深圳商報記者袁磊綜合整理/szsb/20040531/ca960122.htm聯合國工發組織總幹事卡洛斯·馬格利尼奧斯：本地工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網路2004年05月31日04:29深圳商報當今全球企業面對的新興企業環境是個什麼樣？也許最恰當的回答是生產的高度全球化。飛速的技術進步、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國際規章制度的強制執行都推動了全球價值鏈（GVCs）和生產網路（GPNs）的逐步延伸。這一全球商業場景增加了提高收入和提供就業的機會，但是也帶來了一些挑戰。參與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網路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商利用全球市場來掙的外匯，將出口產品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能夠因此而掌握新技術，並提高生產效率。但是這也將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和產業環境置於更大的競爭壓力下，迫使它們改善物質的基礎設施並改善營商環境。此外，小企業和新企業一般不具有比較優勢，更容易受到強化的競爭壓力的傷害。亞洲國家與全球價值鏈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及其生產商參與到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網路中，從而為更大的市場提供產品和服務。在東亞和中國，這種情況尤其突出。在這里討論涉及到三個部門：紡織品、電子產品和汽車。它們在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網路中有典型意義。紡織產業方面，整個製造過程中部分環節的遷移，在20世紀50年代就出現了，當時是從北美和西歐轉移到日本。然後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香港、台灣和韓國成為成衣生產中心。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前期，全球紡織品和成衣的大半轉移到中國大陸和若干東南亞國家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一些南亞國家進入了這一行列，而同時香港、台灣和韓國的份額則在下降。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在美國成衣進口中占的比重從1983年的8％，上升到2001年的12％（東南亞），以及中國的8％到14％。如果以成衣出口量10億美元為基準，1980年的全球主要出口國家地區是香港、韓國、台灣、中國大陸及美國。到1990年則要增加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印度和巴基斯坦。到2000年，菲律賓、越南、孟加拉和斯里蘭卡也進入了這一行列。在電子產業方面，亞洲國家參與全球生產體系是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日本企業向中國台灣、香港和韓國發放許可證，最初是生產半導體收音機和手持計算器。從60年代後期起，美國和西歐的企業將勞動力密集的半導體組裝工序轉移到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和泰國。從此亞洲國家地區參與全球生產的程度一直在加深。例如，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止，硬碟驅動器的生產一直在美國進行。現在，東南亞主導了這一產品的生產，其產品佔全球總量的70％。希捷作為全球硬碟生產的領先企業，其全球的22個生產企業中，在2000年有64％的工廠位於亞洲。亞洲生產在該公司的生產總量中的比重，在1990年是35％，而到1995年就上升為61％。亞洲員工在希捷的員工總量中同期從70％上升到85％。汽車工業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採取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以促進這一產業方面的國內生產份額。從90年代起，貿易自由化開始改變並形成這一產業的國際化生產組織。現在汽車工業被看作是所有工業中最全球化的一種，其製造過程和產品廣泛分布在全球進行。盡管亞洲國家參與這方面的分工的數量，以絕對數量來看尚為有限，但是其趨勢是在上升的。東盟國家在全球的汽車單車銷售量中的份額，從1990年的1.7％，攀升到2001年的4％。東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中國，雖然單獨計算份額都不大，但是市場擴張都很快，是推動全球汽車產業在90年代擴張的主要因素。對上述三個領域的評估，也顯示出中國參與全球生產過程的程度日益加深，特別是在價值鏈中勞動力密集的部門。這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商產生了很大的競爭壓力，由此而導致了公共和學術的辯論：中國加入WTO是否會嚴重損害一些國家的競爭地位？如果是否定的，那麼它將如何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鄰國的產業分工？大多數學者和企業界人士認為，受到中國產業競爭力威脅的各有關國家，應該將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看作是新機會，而不是對自己發展的威脅。政策性建議有兩個層次，一是產業層次，另一個是國民經濟層次。在產業層面上，各國應該重視中高技術在製造業中的應用。這需要通過提升教育來提高技術和技能而提高生產效率，並將本地的產業與外國產業之間架起有機的前向和後向的聯系。在國民經濟層面上，發展有助於提升產業結構提升的要素至為關鍵。這包括了改善基礎設施（內陸港、出口加工區、財政優惠）、勞工法律改革、政府職能和體制改革、創立或擴大區域間的貿易集團等。事實上，外來投資者也樂意報答這些政策努力，因為它們不願意只依賴中國，或者在超出一定限度後繼續依賴中國，因為這牽涉到戰略風險。因此，在風險和投資多元化戰略下，亞洲地區或其他地區的產業和投資政策的改善，將有助於吸引外來投資者。簡而言之，這些政策將有助於這些國家先減少因為投資者到中國的投資多元化造成的影響；其次也增加自己向中國的出口。同時還要看到，中國本身很可能會通過提升技術含量來加強自己的競爭優勢和提高效率。如此中國就會增加生產更先進的產品，在價值鏈上向上攀升。這樣，對有關國家來說，中國只可能影響到沒有能夠實施產業和技術提升以加強與中國競爭的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帶來的改進參與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網路可能使企業在單一生產活動中改善效率，或改變一攬子活動結構（通過關聯或擴展到另一個網路），或者整體擴展到另外一個價值鏈。由此可以看到四大類改進：一、過程改進，即內部過程的優化，比自己的競爭對手做得更好（如降低庫存成本或損耗）；或者改進價值鏈內部的關聯（如多次而小量的及時送貨）。二、產品改進，即產品的質量或性能價格比的改進，以及更靈敏應對市場（比競爭對手向市場推出新產品快）。這關繫到內部的產品開發過程改善，以及價值鏈上與其他關節點的聯系。三、功能改進，通過改變內部活動結構來提升增加值。四、價值鏈間的改進，企業活動移向價值量更高的鏈條，比如台灣從生產半導體收音機依次轉向生產計算器、電視機、電腦監視器、筆記本電腦，現在正在轉向生產WAP手機。兩種不同的價值鏈根據研究，全球價值鏈有兩種。一種是購買者拉動的，另一種是生產者拉動的。這種區別值得分析，因為兩者的動力機制，即它們所產生的關系及互動，是各不相同的。兩者帶來的機會也不同。一般而言，方便的技術往往促進購買者拉動的價值鏈而生產者拉動的價值鏈需要掌握難度較大的技術，因為它牽涉到緊密的協調以及自有產權的技術等等。購買者驅動的價值鏈方面，大買主，因為有品牌和營銷等方面的核心競爭力，可以設立這些價值鏈和網路。它們日益組織起來，強化協調並控制生產、設計及營銷活動以滿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轉軌國家的目標市場的需求。這種價值鏈組合的是典型的勞動密集產業，與發展中國家密切相關，比如在農產品和食品產業、紡織、服裝和鞋子、玩具、傢具等產業。對於有品牌的生產者來說（比如雀巢的食品飲料價值鏈），最重要的是獲取因產品的研發營銷而帶來的盡可能多的價值。因此它們非常在意維持品牌的價值並通過保護知識產權來阻止仿冒。它們的強勢市場地位來自全球品牌和對區域市場開發的品牌的總和。生產者驅動的價值鏈方面，這種鏈條上的主要生產者控制關鍵技術，而這種技術對於價值鏈適配於最終產品市場方面非常重要。它們協調各價值鏈及網路，幫助供貨商和自己的客戶提高效率。這種鏈條主要存在於中高技術產業，如汽車、電子產品和通訊等產業。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多是成為勞動力密集的購買者驅動鏈的一部分。例外只是東亞一些新興工業國和地區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日益介入資本貨物和中間貨物的產業，它們正在從購買者驅動鏈轉向生產者驅動鏈（汽車、電子和通訊等）。產業政策和製造業競爭力：亞洲的經驗高效的供應鏈管理不僅有選址良好的運輸基礎設施，也需要靈活的進出口程序。東亞經濟的成功，其重要特點是努力改善對於競爭力的驅動。聯合國工發組織的有競爭力產業指數（CIP）顯示，1980年到2000年間，大部分東亞國家地區的指數都在持續改善，香港和日本除外。所謂〃驅動〃，即結構因素，東亞國家地區在二十年中都有了改善和提高。這些因素包括了廣義的技術（國內技術和通過外資帶入的外國技術以及專利許可）、基礎設施、人的技能（尤其是技術教育）等。另外一個共性是，它們都善於扶持能夠支持企業的中介組織。比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設立了投資促進機構，而中國設立了許多科技開發區，以提供有活力環境給企業去發展。新加坡的生產力和標准署則與公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一起配合，保證企業按照合乎國家、國際和行業標准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來。台灣也設立了質量監察機構，以確保企業生產的是滿足出口質量需求的產品。亞洲國家地區的經驗是雙重的。首先，產業政策的制訂是因國家地區而異的，各國各地區制訂出適合自己的戰略來，決定採取那些配套的機構措施和制度來配合產業戰略。在這方面，國家的創新和學習系統受到重視是非常關鍵的。其次，扶持驅動競爭力提高的要素，以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也非常重要

6. 全球價值鏈的研究內容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全球價值鏈主要從縱向維度來研究全球經濟組織，而全球生產網路則更傾向從縱、橫兩個維度來研究經濟組織。產品越復雜，其生產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縱向維度更長；產業越龐大，專業化分工越有可能獲得規模經濟，其橫向維度也會更發達，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規模宏大、結構復雜的生產網路。全球生產網路可以被認為是全球價值鏈發展的高級形式，而全球價值鏈既可以看作是生產網路的初級形式，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全球生產網路的抽象和簡化，這種抽象和簡化對於理論研究來說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價值鏈治理可看作全球生產網路之治理。
目前對全球價值鏈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全球價值鏈的治理。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是指價值鏈的組織結構、權力分配，以及價值鏈中各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協調。目前對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雖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鑒西方社會三權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個價值鏈治理的分析框架，即價值鏈中立法治理、執行治理和監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實證研究中有所體現，但理論上還很不完善和系統。二是全球價值鏈的升級，主要研究升級的機制、類型和路徑等。三是價值鏈中經濟租的產生和分配，包括進入障礙，經濟租產生的來源(如技術能力、組織能力、技能和營銷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價值鏈研究的這三個方面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於核心地位，它決定了價值鏈中的升級和租金的分配。

7. 全球價值鏈的介紹

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在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們曾採用了不同的稱謂，如價值鏈、商品鏈、生產網路、企業網路、價值網路和投入產出分析等。

8. 全球價值鏈的治理範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維爾與斯特恩等人生產網路理論的基礎上，通過抽象，結合價值鏈理論、交易成本經濟學、技術能力與企業學習等理論提出了一個比較嚴謹、完整的分析框架。他們首先歸納出五種典型的全球價值鏈治理方式，按照鏈中主體之間的協調和力量不對稱程度從低到高依次排列為：市場，模塊型，關系型，領導型和層級制。然後通過企業問交易的復雜程度、用標准化契約來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對交易的標准化能力)和供應商能力等三個變數來解釋五種價值鏈治理方式(如表1)：
市場：通過契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產品比較簡單，供應商能力較強，不需要購買者太多投入，且資產的專用性較低時，就會產生市場治理。這時，交易比較簡單，雙方只要通過價格和契約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確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協調。
模塊型：產品較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其 資產專用程度較高，買賣雙方的數量雖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場靈活性，更換合作夥伴較容易。雙方交流的信息量較市場型大、較復雜，但能夠通過標准化契約來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協調成本也不高。
關系型：產品復雜導致交易復雜，雙方需要交換的信息量大且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領導廠商和供應商之間有很強的互相依賴。但雙方可以通過信譽、空間的臨近性、家族或種族關系降低交易成本。雙方常常可以通過面對面的交流進行協商和交換復雜的信息，需要較多的協調，因此，改變交易夥伴比較困難。
領導型：產品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低，需要供應商的大量投入和技術支持，供應商為了防止其它供應商競爭，將其資產專用化。供應商對領導廠商的依賴性非常強，很難改變交易對象，成為「俘虜型供應商」。領導廠商通過對供應商高度控制來實現治理，同時通過提供各種支持使供應商願意保持合作關系。
層級制：產品很復雜，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應商的能力很低時，領導廠商不得不採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內治理方式。因為交易可能涉及到領導廠商的核心能力如隱性知識、知識產權等，領導廠商無法通過契約來控制機會主義行為，只能採用企業內生產。
此外，格里菲還研究了價值鏈治理的動態性問題。隨著時間的發展，決定價值鏈治理模式的三個變數將發生變化，價值鏈的治理模式隨之發生變化。這種動態變化在現實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車行業，由於規模經濟、標准化和供應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轉向市場治理；服裝行業由於交易復雜程度的降低和供應商能力的增強由領導型發展為關系型；在美國電子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垂直一體化)發展為模塊型。
三個變數產生變化的原因主要來自三方面：首先，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提高相對降低了供應商的能力，同時增加了交易的復雜程度；其次，創新和標准化是一對矛盾，創新會降低標准化能力；第三，供應商的能力隨時間會發生變化，學習會提高企業能力，引入新供應商競爭、新技術革命和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變化都會影響供應商的相對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價值鏈治理範式是目前最嚴謹的一個，它涵蓋了目前發現的多數典型的全球價值鏈類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種治理模式的特點，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將特徵變數化，具有較好的理論基礎。但是，格里菲的範式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該理論中的治理模式僅限於領導廠商和較高級供應商之間的關系，但在具體的行業價值鏈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體；第二，模型中的前兩個變數(交易的復雜性和交易的可標准化程度)有很強的相關性，實際上這兩個變數都是通過影響交易成本來決定價值鏈的治理模式，但影響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這兩個；第三，把三個變數簡單地劃分為高低兩個維度可能不夠准確，比如模塊型中交易的標准化能力高於領導型，但低於市場型；第四，文化稟賦、公司戰略、政府政策和國內和國際的制度對價值鏈的治理有重要的影響，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卻沒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沒有說明價值鏈中各個鏈節(nodes)的區位問題，即為什麼不同的鏈節會分布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

9. 全球價值鏈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基於全球價值鏈的唐山陶瓷產業集群發展研究
一、唐山陶瓷業產業集群發展現狀
唐山地處環渤海灣中心地帶，南臨渤海，北依燕山，東與秦皇島市接壤西與北京天津毗鄰，交通發達，境內資源豐富，這些優越的自然條件成就了唐山陶瓷行業的迅猛發展。唐山陶瓷是傳統產業所形成的產業集群，現聚集了唐陶集團惠達陶瓷集團、隆達、海格雷等大型陶瓷企業。
陶瓷產業是唐山支柱產業之一，唐山市陶瓷工業的產值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出口創匯。目前，唐山地區大中型陶瓷生產廠出口比例可達到70-80%，中小企業也接近50%，個別品牌知名度高的則能達到全部出口。唐山陶瓷產業集聚很早，但產業集群卻是近年才發展起來的，其發展還存在很多問題。
（一）產品設計環節
唐山市陶瓷企業眾多，但佔大多數的是資金佔有量不大的中小型陶瓷企業。由於資金和精力的限制，研發設計投入費用少，產品設計缺乏特色和個性，產品同質化、仿製嚴重。僅靠模仿而來的產品，其市場佔有率非常之低。唐山市專業設計人才缺失，2004年北京奧組委曾徵集奧運旅遊紀念品陶瓷，但是唐山市200餘家陶瓷生產企業沒拿出一個樣品，失去了分享奧運經濟的機會。
（二）生產環節
唐山陶瓷出口企業大部分實行貼牌生產，唐山出口的上億建陶製品大約有80%是貼牌生產。我國單件陶瓷產品平均換匯多年徘徊在0.20-0.25美元之間，唐山陶瓷出口也連續多年維持微利。貼牌生產雖然使唐山陶瓷製品出口量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唐山陶瓷業的短期發展，但是貼牌生產實質上就是把唐山眾多陶瓷廠變成了貼牌商的「加工廠」，企業賺的只是低廉的加工費，高額附加值都被貼牌商拿走了，而貼牌生產的商品又在國際市場上搶佔了不少市場份額。
（三）營銷與分銷環節
唐山陶瓷在外銷的營銷策略上，通過一些大型的會展來擴大品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甚至完成訂單交易。唐山的大多數企業都會參加每年11月份的廣交會、10月份的外銷會和5月份的上海展會，唐山歷年舉行的陶瓷博覽會也吸引了眾多的國內外投資者。
國內分銷方式大多都是在全國各地建立自己的經銷店，大規模陶瓷企業還會在大城市建立營銷中心、體驗店、形象店等等，例如：惠達陶瓷在2005年用2000萬改造專賣店，100平米以下規模的全部取消，並在鄭州建立了1000平米的超大型門店。
（四）對最終用戶的支持與服務。
唐山多數陶瓷企業在國內還沒有較完善的服務體系。近年來，許多知名企業在品牌服務上不斷推出新理念和新措施，無一不是創新服務的不息演繹。鷹牌陶瓷首創「家居咨詢服務」體系，將傳統的售後服務變革為售前服務；東鵬陶瓷全面導入TCS服務體系率先在陶瓷企業吹響服務大戰的號角。唐山陶瓷若想在國內市場占據一席之地，則必須提升企業服務體系。
二、基於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唐山陶瓷產業集群發展研究
（一）產品設計環節
基於全球價值鏈理論，產業的各項活動環節並非都能創造價值。若想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所在環節，則必須在創造價值的環節上進行價值提升。對陶瓷產品來說，出色的設計意味著高額的附加值。
對陶瓷企業來說，設計是企業遠離模仿，形成差異，走向創造，創立品牌的重要途徑，設計可以創造市場。唐山陶瓷企業要注重引進、培養高端專業性陶瓷設計人員，關注國際市場需求。
若想在國際市場上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已經不能僅靠原材料和製作工藝來贏得勝利，設計已經成為引領人們購買產品的主要因素以及提升產品設計環節價值的主要手段。例如：一款鷹牌智潔釉潔具，由於樣式特別售價4000元；一款普通釉面的和成潔具，因為弧形造型售價6740元，而一款同品牌超潔釉潔具售價才2200元。由此看出，款式設計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價位的差異。設計是企業創立品牌的重要途徑，品牌在產品價值提升上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例如以TO-TO、科勒、箭牌、美標等為代表的幾大衛浴品牌的產品售價往往是一些不知名品牌售價的幾倍、個別款型產品甚至更高。
以馬桶為例，一些不知名的產品僅標價幾百元錢，而知名品牌、進口品牌則往往以千元計乃至上萬元。提高陶瓷產品生產水平與檔次，開發藝術瓷，研發新瓷種，走工業陶瓷道路，品牌陶瓷之路，是唐山陶瓷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未來唐山陶瓷的發展方向。
（二）生產環節
唐山陶瓷需繼續積極地學習、引進國外的先進生產工藝。生產技術的提高、先進設備的引進和使用提高了產品質量，有助於陶瓷產品標准化生產和量的推廣。生產率的提高、技術的進步為高檔品的研發、生產提供了技術支持。惠達陶瓷集團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是一家僅有兩座倒煙窯的小廠，如今已經成為唐山最大的陶瓷生產企業。進入21世紀後，企業投資4.5億多元，將原有燃煤隧道改造成了國內斷面最大的天然氣窯，並建成7個精品廠，使企業高中檔陶瓷生產能力達到了800萬件，先後獲得中國馳名商標、中國名牌、國家免檢產品稱號，成為建築衛生陶瓷行業首家同時擁有此3項殊榮的企業。
（三）營銷與分銷環節
唐山陶瓷業需廣泛地開辟營銷渠道
農村是個廣闊市場，惠農政策使得農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低端產品已不再是主要消費產品了。開拓這個市場，需深入調查農村陶瓷製品的需求狀況，做出具體的營銷方案；企業需對銷售人員加以培訓，培養銷售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團隊精神；在銷售部門應分配專業設計師，對顧客給予專業的銷售建議。
需加強網路營銷的推廣和使用。互聯網的發展為企業提供了廣闊的交易平台，雖然唐山個別大企業有自己的網站，但網站質量並不好，產品的圖示、價格等信息過於粗糙。
（四）對最終用戶的支持與服務
對最終用戶的支持和服務很重要：它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最後防線，也是保持顧客滿意度、忠誠度的有效舉措；企業可以從這些服務中得到客戶需求的改變和改進產品的信息，有助於企業的產品設計改善和銷售量的增加。
對最終用戶的支持與服務是對產品的意見和建議進行處理，它對其他創造價值的環節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一個企業的服務體系越完善，服務水平越高，則客戶反映情況就更好。現今是個網路時代，人們對各種產品和服務的印象都能體現在互聯網上，好的產品、好的服務自然讓客戶身心愉悅，在無形中提高了產品的知名度，拓展了更廣闊的市場。
三、從全球價值鏈各個價值環節的等級體系來看，任何一個地方產業集群的發展戰略只有一個選擇，即不斷朝著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不斷攀升。唐山市政府需要加強對其的發展進行引導、規劃、支持，利用全球價值鏈理論對唐山陶瓷產業集群分析，找到提升唐山陶瓷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引導唐山陶瓷產業集群健康、穩定、持續發展。
案例二：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溫州製鞋產業轉型與升級
一、國際製鞋業概況
全球鞋業生產國集中在東亞、歐洲和南美的部分國家和地區，現共有各種製鞋企業3-4萬家，製鞋業及鞋材、鞋機等相關行業從業人員總計近1000萬人，亞洲每年鞋產量約120億雙，佔世界總產量的70%。目前全球鞋業出口僅有中國大陸及越南維持正向成長，其它地區均面臨衰退局面，其中中國大陸出口的鞋產量，約佔全球總出口量的53%。
全球鞋類產品主要消費市場集中在兩類地區：一類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如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另一類是人口眾多的國家和地區，如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等。根據英國SATRA（英國靴鞋業協會）預測，2010年世界鞋類消費量將達158.0億雙；預計2010年世界運動休閑鞋的消費總量將達到24億雙，市場零售額將突破100億美元。根據國際市場發展趨勢來看，隨著世界原材料價格普遍上漲，預計到2010年世界膠鞋及鞋類的消費零售價會上浮。
全球製鞋業的基本格局為：歐洲（義大利、德國、法國等）是世界高級皮鞋的研發、製造和潮流的引領者，壟斷了許多國際知名品牌，其產品附加值高，位居全球價值鏈高端；亞洲（尤其是中國）仍然是世界製鞋業的加工製造基地，自主品牌缺乏，很多企業做貼牌生產，產品附加值低，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
據調查，溫州現有4500多家製鞋企業，與製鞋業相關的鞋機、鞋材、皮革、合成革、皮革化工等企業2500多家，從業人員近40萬，每年產量10多億雙，約佔全國的25%、全球的1/8。2005年至2007年，溫州製鞋業總產值、出口值和出口量保持快速增長（圖1、圖2），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2008年溫州鞋產品出口受到一定程度影響，但以內銷為主的製鞋企業生產運行狀況良好。目前，溫州製鞋業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發展格局，出現了以康奈、奧康、柒度鳥、木林森、紅蜻蜓等為代表的內銷為主的企業，以東藝、帝邦、金帝等為代表的外銷為主的企業；以康奈、奧康、紅蜻蜓、東藝等為代表的男鞋，以愛美高、華峰、奧康等為代表的女鞋；瑞安的賽納集團和溫州漢森為代表的外貿勞保鞋。但從總體上看，溫州製鞋業缺乏國際知名品牌，多數企業以貼牌加工為主，在國際市場走低價格路線，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低附加值環節。
二、溫州製鞋業存在三大問題
溫州製鞋業在快速發展中遇到諸多問題，如土地成本高昂、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才短缺、環境污染、貿易摩擦頻繁等。本文主要探討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溫州製鞋業在品牌、研發和營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1.自主品牌相對缺乏。品牌是企業和產品價值的集中體現，也是企業提高市場佔有率、提高產品附加值的重要來源。溫州目前雖然擁有「康奈」、「奧康」、「紅蜻蜓」等一批國內知名品牌，但依然缺乏國際知名品牌，在國際市場上，出口鞋多以貼牌加工為主，價值鏈中的大部分增值部分被全球采購商獲取；溫州營銷的絕大部分鞋類產品也是面向中低端市場，與義大利、美國品牌相比，利潤相差十幾倍到幾十倍。
2.研發設計能力不足。在研發設計方面，溫州製鞋產業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方面是人才相對匱乏，尤其是製鞋的設計研發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溫州中小製鞋企業制度不完善，人才培養不系統、不規范；二是溫州城市人居環境欠佳，房價奇高，綜合生活成本過高導致大部分專業人才流向寧波、杭州、上海等地；三是行業內存在嚴重的「挖人」現象，人才隊伍建設不穩定，尤其是設計師的流動非常頻繁。另一方面的問題是缺乏自主創新。由於難以有效杜絕設計的模仿甚至抄襲，絕大多數溫州鞋企都走模仿之路，本地企業很少能獨立開發和設計出有創意、高品位的鞋樣，國內模仿廣州鞋，國際模仿義大利鞋，目前這一問題已經成為溫州鞋業自主研發、創自主品牌的重要「瓶頸」。
3.產業內部競爭過度。溫州作為中國鞋業的主要生產基地，製鞋企業高度集聚和產品雷同，產業內部過度競爭的現象非常嚴重。在國內市場上，溫州的中、高檔皮鞋銷售基本集中在二、三線城市的市場，產品細分不夠，直接加劇了製鞋企業在同一層面上的過度競爭；在國際市場上，一些企業為了爭搶出口市場，不惜成本競相殺價，導致國際貿易摩擦事件頻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