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國際分工中國

Ⅰ 國際分工發展的四個階段

(1)萌芽階段（16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地理大發現等因素祖師社會分工進一步提高
(2)形成階段(1 8世紀60年代至1 9世紀60年代)，這一時期發生了以英國為中心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促進了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的形成。
(3)發展階段(1 9世紀中葉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第二次工、業
革命，促進了新的國際分工的迅速發展。
(4)深化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第三次產業革命興起，各個殖民地走向獨立，資
本輸出形勢發生變化以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並參加國際分工等..國際分工出現了新的變化。

Ⅱ 中國怎樣應對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
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
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為此要制定
正確的戰略：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
與國際競爭；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經濟全球化過程無疑會給中國各種現實的或潛在的諸多挑戰，但其不可逆轉性又意味著像中國這樣的全球化後來者要改變其落後面貌，就必須融入該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機遇，奮起直追地趕超發達國家。恩格斯曾就落後國家在利用傳統來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時明確指出：只有「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
----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
中國在這方面有著慘痛的教訓。自近代中國人被西方國家強行納入全球化過程後
，曾經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變自己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邊緣地位的機會。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實現了現代化，而當時的中國遠離甚至抵
抗了這個全球化過程，造成自身的封閉和僵化而無法從中獲益。1978年以後，中
國新的現代化領導人面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其為中國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環境和寶貴發展時機，結束了與世隔絕狀態，轉變了經濟發展模式，實行改革
開放政策，主動加入到了全球化過程中：在經濟上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從
而比較順利地參與到國際分工格局之中；進行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體
制的建設，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改革開放使中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現
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技術、信息以及市場。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關起門來
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和對
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誰也回
避不了，都得參與進去。」因此，中國今天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時，只
有勇往直前地應對，絕無後退可言。
----要增加綜合國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的競爭更多地代替了政治軍事力量的較量。從
長遠看，一個國家只有加強自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才
能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為此，中國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現代化
建設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國的經濟實力；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即經濟與人口
、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為了服從國內提高綜合國
力的經濟發展戰略，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國際戰略的重點仍然是服務國
內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在國際上廣交朋友，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盡量避免
與他國的沖突；在加入全球化進程時要注意時序問題，即根據自身經濟的適應能
力來選擇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領域的時間，以盡量減少風險和成本；在參與全球經
濟合作與競爭中，注意通過國內的制度安排或影響國際的制度安排來維護國家經
濟主權，在資源、基礎設施、支柱產業、重要的服務業以及信息技術產業方面國
家要掌握主動權，以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
----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對外開放只是手段，經濟發展才是目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不對
外開放如同不發展一樣，只有死路一條。事實證明，只有那些快速參與經濟全球
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獲得了較穩定和快速的增長，反之亦然。可見，經濟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論的始作俑者普雷維什也指
出：發展中國家要謀求經濟發展，要像歷史上的美國和日本那樣由經濟體系的邊
緣變為中心，正確的做法「並不是努力割斷與中心的聯系，而是明智地利用這個
聯系」。[1]經濟全球化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大程度地擺脫了資源和市場的
束縛，為企業利用最有利的地點和資源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這就自然帶來了國際分工的發展、產業的轉移和生產要素的流動。中國應該在
不形成對外過分依賴的前提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利用國際市場
的有利資源，彌補本國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和後發優勢來迅速實現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結構的變革。
例如，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可以首先從大力發展此
產業入手來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具備適當的積累後適時進行產業升
級，這會有助於經濟發展的成功。韓國的產業發展就走了從勞動密集型逐步到資
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道路，結果不僅成功地實現了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而且在比
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了發達國家，在許多高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具備了一定優勢
。再如，中國要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最終還得發展自己的高新技
術產業，但是中國的資本稀缺，科學技術還相對落後，因此，中國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財力對部分重大科學技術項目進行重點攻關的同時，利用自己的後發
優勢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超越。從
實踐來看，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現代化後起之秀，無一不重視引進和吸收國外先
進技術。根據統計，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術進口仍然大於出口；韓國20世紀
60-80年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主要以引進為主，特別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據初步統計，1981-1987年韓國引進的技術共2598項，是過去25年總和的60%；專
利支付費約15億美元，為過去25年總數的77%」 。
----要積極支持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和地區性經濟組織，加強區域經濟合作
。
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體發展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參與
。因此，解決全球性問題的世界性經濟組織和行動越來越多，這也部分地反映了
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實現各國經濟協調發展、切實
解決南北差距拉大 [3]等問題的強烈願望。不過，今天的全球化過程不同於19世
紀的全球化過程，它不完全以西方為中心，而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特點，即全球
化過程與經濟區域化趨勢並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組成了數
十個形式各異的區域性經濟集團。
中國在當今國際經濟環境大變換過程中，還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經濟規則制
定權之外，這與其近年來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經貿發展速度和所擁有的巨大發
展潛力極不相稱。因此，中國要有原則地盡快加入各種世界性的和區域性的經濟
貿易組織，以促使國際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盡量在即將成為
其中一員的世界貿易組織中有所作為，因為它仍然是規范與完善國際經貿行動的
最重要組織；要力爭在APEC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要努力參與和培植地區性
經濟組織，特別是以台港澳為主體的華人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合作組織，因為區域
經濟合作能夠減少或抵禦像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中國
的政治和經濟安全以及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努力提高和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包括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國家競爭力是由宏觀
經濟、科技水平、國際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資源等因素構成；企業競爭力是
由創新能力、公司治理結構、要素組合方式、相關產業的競爭能力等因素構成。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與國之間
的經濟競爭最終是企業間的技術創新能力的競爭，國家的競爭力取決於企業的競
爭力。因此，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為此，
在不保護落後的前提下，注意保護民族幼稚工業和提高民族工業的自主發展能力
，對境內的外資企業盡量都要實行國民待遇原則，減少甚至取消對外商的優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時，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態勢，中國企業必須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益，在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和在市場經濟規
律許可的前提下，積極組建我國的大型企業集團或者跨國公司，開展國際經營，
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範機制。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借債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後外商直接投資逐漸成為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獲得
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到1996年中國的外債總額約為1288億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長期債務，總債務償還占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百分比僅為8.7%。按照國際上
通行的債務安全指標，中國對外債務規模合理，有足夠的償債能力。但是，我們
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因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資本自由流動加速，其
中絕大部分是進行投機性炒作的短期資本，常常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有鑒於此
，我們在進行現代化建設時，應當立足於內資與合理利用外資相結合，像日本和
四小龍進行現代化建設時一樣，固定資本投資主要靠內部積累，讓整個金融盡量
處於「高儲蓄率-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高儲蓄率」的良性態勢中；加強政府
在利用外債方面的統一管理，以利用中長期外債為主，保持適當的速度和規模，
防止形成債務災難和危機；利用外資應以外商的直接投資為主，並根據國民經濟
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需要，引導外資的投資方向；在資本流動方面切忌不顧國情
過度開放，特別要注意謹慎開放資本帳戶，控制投機性過強的短期資本的大進大
出。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
的進步。中國只要能夠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參與程度與自
己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承受能力、吸納能力相適應，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發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清醒地認識和防範它可能帶來的不利
因素與風險，不斷增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那麼經濟全球化不但不會危及自己的
經濟安全，反而有助於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促進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早日實現。

Ⅲ 為什麼中國企業國際化

1、擴大出口，開拓海外市場。過去20多年來，開拓國際市場始終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首要動機。近年來，我國企業充分利用各國市場進一步開放和加工貿易大發展的有利條件，通過海外投資辦廠，帶動我們的技術、設備、產品和服務的出口，改變了我們以往主要依賴產品貿易出口的模式。我國已有不少企業在東歐、東南亞、拉美和非洲設廠生產紡織品和服裝。隨著對外投資的增加，特別是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建立，每年形成的出口和產能轉移規模更大。

2、促進產能轉移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近年來，我國企業通過海外投資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當地需要的成熟技術，轉移部分產能，既解決了國外市場的需要，又提升了我國和東道國產業結構，實現雙贏。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按照「立足國內，發展海外，實施國際化經營」的戰略目標，積極參與海外石油資源的開發，初步形成了中東及北非、中亞及俄羅斯、南美三大戰略區，這其中我國的技術和設備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3、加強境外資源能源開發合作，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取得新進展。我已與30多個國家建立資源能源長期合作關系，與俄羅斯、哈薩克、沙特、蘇丹、澳大利亞、印尼等國的大項目和中長期合作取得突破，在西歐、北非、南美、東南亞、中亞-俄羅斯等海外戰略區域建立了年產百萬噸以上的原油生產基地；鐵、銅、鋁、鉻、鋅等礦種均在境外形成了一定的生產能力。另外，我企業在境外開展森林資源合作開發、漁業合作也取得較好成效。

4、加快形成中國的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近年來通過實施國際化經營戰略，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日益顯現，全球競爭、銷售網路正在構建。中海油成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生產者之一，海爾、聯想、華為、中興、TCL、海信、萬向等研發能力強、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高端產業領域的製造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逐步形成了國際品牌，提升了「中國製造」的品牌影響力和品牌價值。

5、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顯著。

6、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取得新進展。目前巴基斯坦海爾家電經貿合作區及尚比亞中國經貿合作區兩個合作區已經揭牌運行，泰國羅勇經貿合作區等其他合作區正在積極推進之中。

7、追求互利共贏，實現國際化經營的可持續發展。我企業在周邊、拉美、非洲以及南太一些國家的拓展，已成為新形勢下我鞏固和發展同這些地區國家的關系、尋求雙方利益交匯點的重要途徑。我與有關國家在重大項目上卓有成效的合作，為雙邊關系提供了重要支撐。

解決未來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需要加大企業國際化力度

未來我國經濟發展也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特別是能源、資源、環境和土地等方面的嚴重製約。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關鍵靠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同時也需要加大推進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力度，更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更充分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參與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的程度。

第一，緩解國內能源資源約束需要更加大開發海外資源的力度。我國是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如我國人均擁有石油、天然氣不到世界人均擁有量的1/8和1/20，在已探明的45種主要有色金屬資源中，我國人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以來，一些重要大宗能源資源供給矛盾加劇，對國際市場依賴加深。未來，伴隨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特別是相當一段時間內重化工業的擴張，能源資源矛盾可能還將持續或加劇。需要推動有實力的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加強海外資源的合作開始與利用。

第二，是緩解國內產能過剩、推動產業升級的需要。我國新一輪經濟周期中，投資擴張加大了產能過剩，據估計目前製造業產能閑置率已經較高，需要加大參與全球產業重組和對外產業轉移的力度。同時，我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部分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都在不斷加強，具有多元化的比較優勢，加快國際化經營步伐是產業升級的需要。

第三，是緩解國際貿易摩擦的需要。我國已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未來，在我國高投資、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較長時間持續條件下，國內市場競爭還將不斷加劇，我國製造業特別是消費品對國外最終需求的依賴也將持續，企業迫切需要開拓國際市場，但卻遭到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束縛。而推進企業國際化經營、加大對外投資合作力度，有利於為當地經濟發展和就業做出積極貢獻，有利於緩解與有關國家的貿易不平衡，是化解貿易摩擦的重要途徑。

第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提高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目前，發達國家都是充分利用外部智力資源和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進入新世紀以來，芬蘭、瑞典等新經濟典範其自主創新也都是建立在企業國際化經營基礎上，如芬蘭只有500萬人口卻擁有一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跨國公司諾基亞。我國也必須走開放條件下的自主創新之路，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通過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對外投資合作、設立產品設計和研發中心、開展海外並購等，提供利用外部智力和研發資源的水平，招攬國外高端人才，鍛煉培育自己的國際化人才隊伍。

第五，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需要。我國雖然已成為世界工廠，但總體上仍處於國際分工的低端，非價格競爭力不強。要提高我國在國際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中的位置，關鍵是提高產業和企業核心競爭力。積極開展國際化經營，一是可以學習借鑒國外企業的現代經營模式，在全面深化外部分工作基礎上優選培育有競爭優勢的主導業務環節，走上基於創新的差異化競爭之路；二是學習引入國外先進的管理方法，實現業務流程再造，建立健全供應鏈管理體系，實現資源在國內國際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三是通過對外投資合作與並購，建立自己的海外營銷網路，既改變目前單純依賴國外中間商的局面，更為建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產品開發設計和研發體系創造條件。

第六，穩步開展服務業國際化經營，加快服務業發展與升級。「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特別是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今年出台的國務院7號文件對加快服務業發展與升級做了全面部署，並將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積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作為發展服務業的重要途徑。為了適應世界服務業信息化現代化全球化的新趨勢，我國在著力推動服務業引進來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走出去」。要逐步創造條件支持有實力的服務業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引入國外服務供應商先進的管理系統、經營理念、軟硬體技術以及新的業態，提升服務業創新能力，加快服務業現代化。

第七，加快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體，在國際貿易、投資、研發、技術交流以及國際生產要素重組與產業轉移占據日益重要的地位，而國際知名品牌則是一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我國要加快從經貿大國向強國的轉變，由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全面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也必須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適應形勢變化，不斷完善相應的戰略和政策，不斷提高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在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過程中提高跨國經營企業的實力、能力，孕育培育具備核心競爭力的國際知名品牌。

第八，加快企業國際化步伐也是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國近年來外匯儲備增長很快，到今年三季度末已超過14000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直接投資項目凈流入是外匯儲備增加的重要來源。我國目前已經進入直接投資項目凈流入減少的階段，已有能力和條件逐步加快企業國際化步伐，以企業為主體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和其他形式的投資，達到緩解國際收支失衡、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和流動性過剩的效果。

Ⅳ 當代國際分工有哪些新特點、這給中國和亞太國家發展帶來了哪些機遇最好條理一點~~

國際分工新特點：
1、發達國家之間的工業分工得到迅猛發展。發達國家是國際分工的主流，如果不加入就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以前帝國主義靠殖民地，現在科技分工成為當代國際分工的主流。 2、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型國際分工的主流地位已經讓位於水平型的國際分工。所謂垂直型國際分工就是製造業和原材料工業分工體系。水平型國際分工就是工業品生產的專業化協作，而且是有層次的。 3、 產業部門之間的國際分工日益轉變為產業內部的國際分工，以產品為界限的國際分工逐步轉變為以生產要素為界限的國際分工。也就是水平型國際分工分為三個層次。產業間分工：國際分工在不同產業間進行，如不同要素密集型產業間的分工。發達國家生產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生產資金勞動密集型產品。產業內分工：一是同類產品差異化分工，體現為檔次和水平的不同。二是分工依據同一產業內部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來進行，如技術環節、生產環節、營銷環節。比如研發在發達國家進行，生產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營銷又回到發達國家。比如耐克鞋。產品內分工：分工按照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進行。比如生產一架飛機，各個部件由不同國家的生產部門來承擔。要形成產品的一條價值鏈。
現在的分工越來越按照要素來分工，而不是按產業來分工！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啟動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新布局，國際化的產業分工更為細致，隨之服務外包也沖破國界限制，形成了「全球化的第二波浪潮」。服務外包全球化這一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為這個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前景，越來越多的企業採取了離岸外包戰略。為此，「服務外包」也被《哈佛商業評論》稱為75年來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和經營理念。那麼企業外包的原因是什麼？與生產的全球化相比又有什麼特點呢？在21世紀的合作遠景中有哪些「新看點」呢？這一新型的合作模式又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為此，記者采訪了業界權威人士――亞太總裁協會全球執行主席、國際外包中心全球董事鄭雄偉。
記者：除了讀者較為熟悉的IT外包外，服務外包的主要領域是什麼？
鄭雄偉：總體上，根據服務外包的業務內容和行業特點，可將服務外包分為IT外包、業務流程外包(主要包括銷售服務外包、人力資源管理外包、物流外包、財務管理外包、呼叫中心外包、資產管理外包與行政管理外包)、知識流程外包（KPO，主要包括研發外包、咨詢外包、培訓外包等)及其他服務外包(金融業務外包、醫療外包以及延伸至公共部門的公用事業外包)。基本來看，可以說這一分類是最為全面和最為科學的，也是我們國際外包中心所認可的分類。另外對於國際服務外包的發展，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預測，未來幾年全球的服務外包市場每年將以30%～40%的速度增長，並且類型將不斷細化。而根據美國信息產業咨詢公司加特納Gartner的相關預測，2009年全球IT服務市場年平均增長率將超過6%，全球BPO市場的年平均增長率將超過9%。預計2009年全球IT服務外包市場規模將達到4322億美元，全球BPO市場規模將達到1720億美元。
記者：服務外包能為我國提供多少就業崗位？這些就業崗位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鄭雄偉：對於服務外包能為我國提供多少就業崗位？這方面，我們還缺乏權威的預測數據。我們可以拿印度作一比較，印度是全球服務外包業務的主要承接目的地，據統計2008年承接服務外包金額422億美元，是我國的9倍，直接從業人員超過200萬，是我國的4倍。按照商務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的規劃目標，我國力爭在未來5年內新增100萬大學畢業生就業。而根據服務外包的發展趨勢和國家的戰略規劃，我們認為當前的服務外包將給我國帶來60萬左右的就業崗位，以後每年將新增25萬就業崗位。總體上，這一就業崗位是知識型的就業崗位，需要大量熟悉外語、懂得管理、熟悉知識產權保護、懂得國際貿易、掌握計算機編程、掌握網路管理、網頁製作和動漫製作、掌握信息管理、資料庫原理及應用等方面的各式各樣的人才。
記者：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持續及其對實體經濟侵害的加重，服務外包在全球范圍內呈現何種走勢？中國的服務外包受到的沖擊大不大？
鄭雄偉：短期來看，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尚未完全消除，美國經濟振興緩慢，歐洲及日本的國內需求增長減弱，全球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美元匯率下跌，這些都增強了世界經濟短期走勢的不確定性，使得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短期壓力不小。特別是一些發包企業在此次危機之下經營效益持續不佳，發包量有所下降。但是從長期來看，我認為，隨著全球科技競爭的加劇，產品技術更新速度加快，在普通的服務進行外包的同時，屬於跨國公司總部服務功能的研發服務外包的趨勢正在增強，服務外包正向縱深產業鏈發展，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長期潛力較大。根據美國信息產業咨詢公司加特納(Gartner)的預測，到2010年，發達國家中25%的傳統工作將轉向印度、中國和俄羅斯。另據統計，在全球1000強企業中，僅有1/3企業參與了離岸服務外包，還有2/3的企業未參加到服務外包的浪潮中。因此可以說，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長期潛力較大。
對於中國而言，一些接包企業受本輪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大，企業業務量增速緩慢，甚至下降，但我國又有許多企業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發展較好，業務量不降反增，呈現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景象。
此外，即使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部分發包方仍在考慮進一步降低成本進行外包。也就是說，越是在經濟不景氣、生存成為一個考驗的時候，一些發包方對外包的需求反而越是會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些潛在的客戶為我國發展服務外包提供了新的機遇。
記者：匯率變化對我國的服務外包有何影響？人民幣升值會不會像對外向型製造業一樣，對我國的服務外包企業造成壓力？
鄭雄偉：在目前這一階段，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這一問題引起高度關注。總體上，我認為人民幣升值對服務外包的發展有利有弊，並且可以說是「弊」稍微大於「利」。就「利」的方面來看，人民幣適當升值有利於推動接包企業提高技術水平、改進服務檔次，推動其通過提高企業競爭力獲得發展。人民幣適當升值也有助於緩和我國與一些發包國的貿易關系，從而為外包企業接包提供更好的國際合作環境。就「弊」的方面來看，人民幣升值的最大不利是「影響我國企業承接服務外包的競爭力」。如果人民幣升得很快，則中國許多企業在收入為外匯、支出為人民幣的情況下利潤率會逐步下降，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後國內企業接包的成本自然提高，本國服務的出口競爭力相對下降，因而在吸引服務外包方面是不利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太悲觀。原因在於，在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流通貨幣――美元貶值的情況下，在世界上其他服務外包發展較好的地區，其貨幣對應美元也在升值，其吸引服務外包的競爭力同樣受到了不利的影響。當前在外包已不太具有大的價格優勢的背景下，服務外包企業考慮狠練內功，通過提高服務外包質量、塑造品牌促進企業發展非常重要。各類企業也應該積極行動起來，採用各自的方式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記者：隨著發達國家失業率的上升，服務外包如何承受政府和社會的壓力？在發達國家，政府和民眾對服務外包的態度是不是也不同？
鄭雄偉：隨著發達國家失業率的上升，向政府要工作機會成為民眾重要的呼聲，這也是服務外包發展的頭號敵人。工作機會流失就會有人失業，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資源沒有被充分運用，這種經濟的問題最終會反映到政治上，使得貿易行為面臨政府和社會的壓力。而在發達國家，民選政府面對民眾的問責常常需要通過各種措施解決失業問題，可以說政府是在竭力在自由貿易和解決失業問題之間平衡，其態度在不同的就業狀況下各不相同。很明顯，對於發達國家中那些因為業務「外包」而失去工作機會的人來說，「外包」絕對是一個討厭的詞彙，而對於那些從外包中受惠的民眾則對外包非常歡迎。
實際上，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實現服務外包的同時積極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緩解政府和社會的壓力。應該看到，發達國家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畢竟發達國家的企業基於成本考慮的「外包」行為是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競爭力的有效措施。並且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的一些企業也在向發達國家企業進行服務外包，外包對於提升全球實體經濟部門競爭力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是不會因為他們的態度而改變的。
記者：中國和印度正成為全球兩個最大的外包地，這特別表現在軟體產業上。你認為，中國在和印度的競爭中，最大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鄭雄偉：當前，各個發展中國家相繼展開了利用外力拉動經濟發展的競爭，特別是「利用服務外包」這一方面。其中對於中國、印度兩個大國來說，加快發展是兩個國家的現實選擇，從而新一輪的國際外包競爭將會變得越來越突出！《亞洲時報》2007年6月18日發文明確指出：中印在外包市場展開競爭。在利潤日益豐厚的外包服務業務領域，亞洲重量級國家中國和印度持續為爭奪市場份額而一較高下。另據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2月18日的報道,印度最大業務流程外包商表示，中國對印度信息技術(IT)外包業構成最大挑戰。很明顯，對服務業外包的爭奪勢必成為中印雙方的焦點！而在這一競爭中，中國具有如下方面的競爭優勢：政府的大力支持，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較高，勞動力豐富，科技教育領域有大規模的投資，基礎設施良好，具有不斷成熟的企業家隊伍，以及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穩定、內需市場龐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斷完善等。譬如，中國地方政府積極聯合國際外包專業機構共同主辦諸如全球外包大會的國際高層會議，可以看到，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充分認識發展服務外包的重要性，並明確了目標和重點領域。但中國也有一些劣勢，其中較大的劣勢便是缺乏大量熟悉英語的專業人才。中國人的說、寫能力較差，向服務外包價值鏈上端開展業務較難。
記者：在英語的應用熟練程度這方面，是不是如同很多人所說的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外語熟練程度不佔優勢的情況下，是人才的工作能力還是人才的低廉價格吸引了國際上的外包服務？
鄭雄偉：可以說，外語熟練程度差是中國服務外包大規模國際化推進的一個不利之處。英語應用的熟練程度在服務外包中的作用非常關鍵。這是因為在合作、交易的過程中雙方的通暢對話非常重要，而且許多服務外包業務的提供要求工作語言為英語，譬如呼叫中心外包。當然，我國近幾年來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迅速發展，人力資源豐富，就業壓力和中國人勤勞的精神使得中國在發展服務外包產業上具有一定的人才競爭力。在國際外包人才培養方面，國際外包中心（IOC）和亞太總裁協會（APCEO）聯合實施的國際外包高級研修計劃正在為全球外包高端人才培訓事業，不懈地貢獻智慧和力量。總之，中國人才的工作能力是不用置疑的，低廉價格也是中國的重要優勢，但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乃至消費市場具有的綜合優勢是吸引國際外包服務發包商關注的重要因素。
記者：我國各地紛紛制定鼓勵服務外包的政策，您對此如何評價？請您為地方政府的政策提些建議。
鄭雄偉：2009年1月15日，經國務院批准，我國將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成都、南京等20個城市確定為中國服務外包示範城市，深入開展了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試點。對服務外包的重視在短短的幾年間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行為，各個示範城市也已經全面進行對當地服務外包產業的大力扶持，可以說，各地對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競爭已經日趨激烈。
我認為，當前及今後，隨著地方政府日益看重服務外包的美好前景，其相互間的區域競爭會非常激烈。而相互間如何發掘自身優勢，如何在競爭中始終處於領先、形成核心競爭力是各地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在此，我認為，各個地區應該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特徵合理把握發展服務外包的定位，形成一個錯位競爭的局面。具體而言，一是各個地區應根據當地生產型服務外包的需要積極引進技術和培養人才，打造核心競爭力；二是對於新型服務外包，各地應努力通過區域性的合作形成產業集聚、產業集群，打造區域品牌。我們可以大膽設想，目前僅僅是設想，在南京，打造軟體外包中心；在杭州，打造金融外包中心；在南昌,打造家裝設計外包中心；在溫州，打造工業設計外包中心 ……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各地政府積極營造服務外包發展的良好氛圍，非常重要。各地政府應積極落實各項政策，積極通過與服務外包企業的對話完善社會服務體系。
記者：2008年，北京服務貿易總額佔全國的比重約為20%，北京為何在服務外包領域發展迅速？
鄭雄偉：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經濟發達、基礎設施優良，具有發展服務外包的地域優勢、政策優勢、資本優勢、技術優勢、人才優勢等。在基礎設施方面，北京城市交通發達，信息化程度非常高，為服務外包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首都的北京具有巨大的人才優勢和科技優勢，國家「211」、「985」高校有十幾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名校享譽海內外；作為首都，北京地區發展服務外包的金融資本非常雄厚，市政府推動服務外包發展的各項政策也非常優惠。
這些優勢也使得北京發展服務外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說，北京市「對高科技服務外包企業創業環境的塑造、吸引人才的各項優惠措施、促進服務外包發展的專項基金、有關服務外包的各種認證體系的完善、民營教育培訓機構的集聚和蓬勃發展」，為我國其他地區發展服務外包提供了很好的、可借鑒的經驗。

Ⅳ 中國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1、從本質上來看，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國際經濟貿易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國際貿易在各國經濟發展中所佔的比重不斷提高，同時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

2、帶來機遇。世界格局多極化為我們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提供了可能，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我們更好的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為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為我們實現新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帶來挑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有新的表現，恐怖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為我國的國家安全有所影響，經濟全球化也給我過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某些西方大國，控制國際經濟組織，動輒以經濟制裁相威脅。

(5)去中心化國際分工中國擴展閱讀：

全球化的體現:

當代全球化主要體現在國際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這四個方面。國際化主要是指跨越國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

自由化常常被經濟學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則更多地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價值觀念：一個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於文化上趨於同質化。星球化則涉及消息的傳播與文化安全問題。

Ⅵ 管理標准化對國際分工影響

國際分工的產生和發展主要取決於社會經濟條件和自然條件，國際分工的執行則由國際生產關系所制約。具體說，影響國際分工發展有如下五個因素:

（一）社會生產力

社會生產力是國際分工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生產力的增長是一切分工發展的前提條件。分工、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生產力發展對分工，包括國際分工發展的決定性作用突出地表現在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上。迄今為止出現的三次科學技術革命，都深刻地改變了許多生產領域的狀況，改善了生產工藝、勞動過程和生產過程，並促使新部門和新產品不斷出現，從而使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的形式和內容、深度和廣度隨之發生變化。18世紀蒸汽機時代的國際分工不同於在此之前的手推磨和手紡機時代的國際分工，19世紀鐵路、輪船、內燃機時代的國際分工又不同於18世紀的國際分工，20世紀原子能、電子計算機、機器人、人造衛星和太空梭時代的國際分工也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國際分工。當今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微電子技術、生物工程、光纖通訊技術、海洋技術等的發明與應用，使國際分工的發展繼續向深一層推進。

各國生產力水平決定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歷史上，英國最先完成產業革命，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成為「世界工廠」而在國際分工中居於中心地位。繼英國之後，歐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了產業革命，生產力迅速發展，因而與英國一起成為國際分工的中心和支配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政治上 取得獨立，努力發展民族經濟，生產力有了較大的發展，它們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得到逐步改善。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因而在詭計分工中的地位也不斷提高。

（二）自然條件

自然條件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是國際分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礦產品只能在擁有大量礦藏的國際生產和出口，某些種類的作物如天然橡膠、咖啡樹、茶葉等因需要特殊氣候而只能在特定的地區種植。自然條件為國際分工提供了可能性，也使國際分工隨著它的變化而變化。必須指出，自然條件對國際分工的發生和發展的確很重要，但決不是決定因素。自然條件只提供進行生產和國際分工的可能性，並不提供現實性，要把可能變為現實性還需要一定的條件。煤炭固然不能在沒有煤礦的地區開采，但存在豐富煤礦的地區，直到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彩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在產業革命以前，特別是19世紀末到第二次產業革命以前，沉睡在地球地層下面的礦藏億萬年間未能得到開發和利用，這並不是由自然條件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有些西方經濟學家，如以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為代表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者過分地誇大了自然條件對國際分工所起的作用。在他們看來，國際分工的產生和發展是由自然條件決定的，他們把國際分工看作是自然的、永恆的范疇，而不是歷史范疇、經濟范疇。這種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三）人口多寡、勞動規模和市場大小

人口多寡、勞動規模和市場大小制約著國際分工的發展。人口的多寡直接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因而影響國際分工。世界各國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分工和貿易成為必要，人口稠密的國家可以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與別國產品相交換，而人口稀少、自然資源或資本相對豐富的國家則可以發展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或資本密集型產品與前一類國家的產品相交換。

勞動規模或生產規模也制約著國際分工。無論何種勞動，一旦大規模地進行，就有必要分工。若生產規模擴大到一家廠商無力單獨負擔研究開發和成批生產費用的程度就必然走向國際分工與協作的道路。

國際分工的實現和發展還受制於市場的大小。固然，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而是交換的基礎，國際分工也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但是，市場的規模對分工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國際貿易的發展，世界市場的擴大對於國際分工也起著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在一個國家和地區，市場規模愈大，該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可能性便愈大，實現國際分工的程度也愈高。

（四）國際生產關系

國際生產關系決定國際分工的性質。國際分工總是和一定的國際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哪裡有國際分工的聯系，哪裡有世界市場上的聯系，哪裡就有國際生產關系。國際分工的性質正是由國際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的。

國際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關系超出民族和國家界限發展的結果。國際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世界物質和勞務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在國際分配、交換和消費中的各種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重要的國際生產關系，是國際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著國際間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

當代國際生產關系是一個由多種性質生產關系所組成的綜合性的生產關系體系。其中不僅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而且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還有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甚至有封建主義以前的生產關系。在當代國際生產關系體系中，有一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那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它使當代國際分工具有資本主義性質。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具有進步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剝削、掠奪和不平等的性質。其進步性是指資本主義國際分工打破了民族閉關自守狀態，消除了民族隔閡，並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經濟上聯合起來，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其剝削、掠奪和不平等性是指在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作用下，在資產階級和壟斷資本追逐利潤和壟斷超額利潤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造成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控制與被控制、剝奪與被剝奪、掠奪與被掠奪的不平等關系。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的剝削、掠奪和不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世界生產力的進步。

（五）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可推進或延緩國際分工的形成和發展。西方學者卡布拉爾（M.J.Cabral）認為，國際分工「是自發地形成的，不是發達國家採取某些政策的結果」。這個論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在歷史上，除了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之外，殖民主義者所採取的武力征服政策，各種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以及自由貿易政策，對許多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國際生產專業化，進而對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的形成過程起了重要的作用。16世紀初期以後，亞、非、拉國家的種植園經濟、單一經濟以及世界農村和世界城市的分離與對立，就是在殖民主義者所採取的這些政策手段的影響下形成的。

（六）跨國公司

從戰後的情況看，新的科技革命和跨國公司的出現，深刻影響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新科技革命極大地改變著社會物質生產狀況，促進新的生產部門和新產品不斷涌現，因而它仍是作為一種社會生產力影響著國際分工。而跨國公司以新的經濟組織形式直接對國際分工發生重大作用，完全是戰後新出現的重要因素。跨國公司資產雄厚，規模巨大，控制著國際市場上的不少重要行業。它們的子公司遍及世界各地，利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有利條件分工合作生產，然後集中裝配或實行專業化分工，並同許多國家的有關廠商保持較固定的供求關系。簡言之，分布全球的子公司完全是跨國公司這個總工廠的生產車間甚至生產小組。這無疑是促使傳統國際分工格局發生重大變動的直接原因之一。

上述因素決定或影響著現行國際分工體系的種種特點，以及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發展中國家只有發揮或解決上述因素的優勢方面或不利條件，才可能扭轉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並改變不合理的現行國際分工格局

Ⅶ 如何利用國際分工理論分析當前國際格局以及中國製造業在國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大大加速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因此，中國在新世紀的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將中扮演什麼角色，自然成為國際社會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我認為，無論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趨向看，還是國內經濟發展的要求看，中國在新世紀最初的20年內定將從一個製造業大國發展成為製造業強國，成為世界級的製造業中心之一。一、世界經濟展現的歷史機遇先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趨勢看，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兩個重要發展趨向，一是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社會」和信息時代，另一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啟動工業化的進程，這二者結合的結果，便形成了製造業生產基地從發達國家和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和轉移的另一個重要歷史趨向。中國便是在這個歷史條件下勢必發展成為新的世界製造業中心之一。由18世紀產業革命開創的世界工業化進程，在二三百年間鑄造了一批工業化國家，至20世紀末全世界200多個國家中有64個國家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其間，英國、美國、日本被先後鑄造成歷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廠」。20世界60年代後一些主要發達國家進入了「後工業社會」和信息化時代，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得到迅速發展；另方面，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產業日益衰落，有的淪為「夕陽產業」，不少企業轉移到國外，特別是一些一般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結果，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第二產業的比重，特別是製造業的比重持續下降。例如，在1970-1992年的二十多年間，美國的這兩個比重分別從32%降到26%和從25%降到18%；在英國分別從44%降到32%和從33%降到20%；在日本則從47%降到42%和從36%降到26%。對於後工業化社會來說，第二產業和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會從過去工業化高峰時期(60%左右)降下來，是合乎規律的發展，但未動搖美、日、英等作為製造業強國的地位，倒是與製造業向發展中地區轉移的歷史性潮流密切有關。在這歷史性的產業轉移潮流中，跨國公司起著重要的作用。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為主體的工業化進程。為了與以發達國家為主體歷時二百多年的第一輪世界工業化進程相區別，我把這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工業化進程稱之為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或遲到的世界工業化進程。這些國家和地區過去長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戰後獲得政治獨立後才從60年代起紛紛自主地推進工業化。例如，東亞發展中地區在70年代騰起了「四小龍」，被世人稱之為「新工業經濟體」(MIES)；隨後東盟和中國也從80年代靠加速工業化而實行經濟「起飛」(takeoff)，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7)以前的20年裡分別取得了7%和9%的年平均增長率，創造出「東亞奇跡」。工業化的進步，使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例如，在1970-2001年間，印尼的農業和工業在GDP中的比重，分別從35.2%降至16.2%和從28.0%增至36.0%；泰國的農業和工業比重，則分別從30.2%降到8.0%和從25.7%增至44.0%；菲律賓的農業和工業的比重，分別從28.2%降到20.1%和從33.7%增到34.0%。馬來西亞的農業和工業的比重，在1980-2001年10年間，分別從22.9%降到8.2%和從35.8%增到43.1%。中國GDP中農業的比重在1970-2001年間從35.22%降到15.23%，工業的比重要同一時期從40.49%增到51.15%。總之，農業比重下降和工業比重上升，正標志著東亞發展中地區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而工業的增長中主要部分來自製造業。值得強調指出的是，東亞發展中國家(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是跟一些發達國家在這個地區進行產業轉移(主要是製造業)相結合的，一些日益失去優勢的製造業先從美國和日本轉移到「四小龍」，再從「四小龍」轉移到東盟和中國。60-70年代進行紡織、服裝等產業的轉移，80年代進行家用電器、化學工業的轉移；自90年代起，日本對東亞投資的增勢有所減緩，而美國對東亞的投資增加較快，特別是在該地區發展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的零部件或組裝的加工工業。正是發展中國家(地區)的自主的工業化進程跟發達地區製造業的產業轉移相結合，才有可能在像東亞之類有發展中地區鑄造出地區性或世界性的製造業基地(中心)來。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的角度看，這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有其歷史造成的結構性缺陷：(1)作為工業化進程主導產業的製造業，如果說在傳統工業化時期曾代表當時科技含量最高水平的產業，而今代表當今科技最高水平的產業則是高新技術產業，而非製造業。如今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所鑄造的世界製造業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當年「世界工廠」的瑰麗光環，它們在科技和經濟水平與壟斷高科技產業的主要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差距。(2)就製造業的自身發展言，它的發展與強大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要有科技開發力量為之開道，二是要有強大裝備製造業為一般製造業作支撐。當年發達國家就是靠這兩大條件來推行工業化的。如今，發展中國家都是在科技開發力量薄弱和裝備製造業滯後的條件下推行工業化的。即使像現已堪稱製造業大國的中國，也嚴重受制於這個歷史造成的結構性缺損(這一點本文後面將進一步闡述)。在這種經濟結構制約下，製造業即使可以做大，卻難以做強。即使有大量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但轉移的多系一般製造業和一般技術。只有發展本國的科技開發力量和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強大的裝備工業，才能把一個製造業大國建成一個製造業強國或世界級製造業基地。並不是所有推行工業化的國家都能建成世界級製造業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幾十個工業化國家中只有幾個曾在歷史上成為「世界工廠」。我認為，中國有可能在本世紀最初的20-30年最早成為這樣的新的世界級製造業基地(或中心)之一，因為，中國具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所難以具備的優勢條件。這些條件是：(1)中國已是世界第四位製造業大國，其製造業規模居發展中國家的首位；(2)中國還是貿易大國，居世界貿易第6位，還有支持製造業發展的廣闊的國內市場；(3)近幾年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2002年吸收外資超過美國而居世界首位；(4)工業基礎設施(如電力、交通、通訊等)較雄厚；(5)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術在內的多門類的工業生產體系，盡管技術基礎雖較薄弱，但工業本身配套能力較強；(6)勞動成本低，而且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大，每年有上百萬名理工大學畢業生，有40多萬名國外留學生；(7)有從沿海到西部可供製造業梯度延伸的廣闊空間。中國的上述優勢條件，跟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的歷史趨勢相結合，勢必給中國鑄造世界級製造業基地提供了巨大的歷史機遇。關鍵在於我們要認清我國所處的歷史階段。牢牢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充分發揮國內外有利條件，履行我們的歷史使命。二、我國工業化歷史性任務的要求我國處在從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變時期，工業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歷史性階段；但我國在當代歷史條件下走的是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我國工業化進程在過去幾十年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一次產業在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產業的比重增到51.15%和33.62%。按聯合國工發組織(UNIDO)的研究，二產在GDP中所佔比重達40%-60%者為半工業化國家，我國目前應屬於半工業化國家。據統計，我國有63.9%的人口居住在鄉村，而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一產佔50%。以佔全國一半的眾多從業者只創造15.2%的商品性財富，供養著60%多的人口。這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症結所在；而「三農」問題的解決，主要應從農業、農村之外找出路，即從工業化或與之相聯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發展製造業、基礎產業、服務業以及其他非農產業，把大量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農村中轉移出來(誠然農業自身的技術改造及發展也必不可少)。據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估計，2000年我國約有1.42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2.45%。另據分析，在未來20年裡我國如保持年均7-7.5%的GDP增長速度，屆時一產(主要是農業)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將可從目前的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個百分點，即將有1.4-1.5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去，被製造業、基礎產業、服務業及其他非農產業所吸收。同時，若以年均7-7.5%的經濟增長計，製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生產增值額比重可望年均增長0.70-0.75個百分點。這樣，二產在GDP中的比重可從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達到國際公認的工業國所要求的指標。這是工業化所要實現一項重要歷史性任務。另一項歷史性任務，就是強化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的結構，即建立強大的科技開發力量並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裝備製造業。裝備製造業是工業科技發明的物質載體，是驅動製造業乃至整個工業向前賓士的發動機。我國的裝備製造業已有一定基礎，較之其他發展中國家較為雄厚，但畢竟技術基礎薄弱，滯後於製造業發展的需要。據最近出版的一專題著作深刻指出，我國「裝備製造業所存在的許多問題中，最根本的是技術開發力不強和製造加工質量水平低這兩個問題。過去我們為了發展裝備工業，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術引進，對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業與先進水平的差距反有拉大之勢。」另一份調研報告說，「我國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居世界第4位。……從總量上看，可以說我國已成為世界裝備製造業大國。但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造』的裝備時，卻發現了的卻是『本國身體，外國腦袋』。我國工業總體裝備水平比發達國家落後20-30年。」這個情況值得令人反思。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一是我們主要熱衷於引進技術和設備，但在吸收、消化、創新方面投入不夠，導致自主開發能力薄弱；二是外國企業對一般技術可以轉讓，但對核心技術嚴加限制，即使已在華投資設廠甚至設立研發機構的外資企業也緊緊抱住「專利權」不放。據我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人舉例說，1998年我國國內各類工業企業計797萬多家，僅有3%的國內企業(即2474家)申請發明專利，共申請專利2480件，而美國一國在華企業就申請專利5433件，日本在華企業共申請專利7588件。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開發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國企業對技術嚴守情況於此可見一斑。這就越發顯現出建立和壯大我國自主的科技開發力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無論是把我國的二元經濟建設成為現代經濟，還是強化我國工業部門的產業結構，我們都必須通過工業化階段來完成這個歷史性任務。把我國從一個製造業大國建設為一個製造強國，成為世界級製造業基地之一，便是我國完成工業化這個歷史性任務的必然結果。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尊重歷史發展的規律，這個工業化歷史階段不可能超越，時刻都要記住工業化階段所要完成的歷史性任務，特別是要把上億農民轉移出來；但我們反對機械唯物論，既不應該也沒有必要沿著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走上幾百年，不必要等到工業化完成之後才搞信息化，而是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應該走一條既尊重歷史規律又結合我國國情的新路子。

Ⅷ 中國應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用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觀點對待「經濟全球化」浪潮
著重發展重工業和第三產業
報證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不被外國資本控制
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
力求從「中國製造」成為「中國創造」
堅持創新與實踐相結合

Ⅸ 發展中國家如何改變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造成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是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單就國際「游戲」制度不公而言我覺得發展中國家應該團結起來創造一種自己的「游戲」制度 以制度對抗制度 以規則對抗規則 但是不要說讓廣大發展中國家聯合就僅僅只是一小部分聯合都是非常困難的 各國競相自己的短期利益 發達國家也不會坐視對自己有利的規則被改變
總的來說非常困難 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 不過通過努力使可以逐漸改善的 不要喪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