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的去中心化民族主義

Ⅰ 民族主義的好處是

民族主義的好處是增進自我民族的力量。

民族主義，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在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推動了民族解放與平等，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源泉。

美國學者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思想狀態。」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認為：「民族主義通常被用來表示個人、群體和一個民族內部成員的一種意識，或者是增進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財富的一種願望」。

(1)扁平的去中心化民族主義擴展閱讀：

19世紀末，民族主義的觀念擴及亞洲。在印度，民族主義鼓動著終結英國的統治。印度在20世紀的民族主義與甘地密切相關，另有許多當地領袖涉足其中。

在中國，民族主義始創建立現代國家的信念，與過去天下一家的帝國觀點並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義與日本卓異論相結合，形成了帝國主義，正如極端民族主義通常引致帝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引導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國家。這些國家因美國之對抗古老帝國而受激勵，也因為法國希望將德國與奧地利孤立為一連串託管的國家。

民族國家紛紛成立的結果導致多民族的帝國解體。帝俄亦因之喪土失地。凡爾賽條約，基於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

企圖承認民族主義的原則，使得大部份的歐洲分解為多個民族國家，婉言稱之為維持和平的嘗試。然而多民族與多人種的國家依舊存在，更新出現了兩個多族合組的國家，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

Ⅱ 民族主義是自大還是自卑

梁文道：說到這種民族主義的東西，我們就說這個東西是我們中國人的，怎麼能夠讓外國人進來開呢？有一回我去演講，就很多人問我說，作為香港人感不感到驕傲？說你們香港出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去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中國人，陳馮富珍嘛。後來我就反過來說一句話，我說這當然是很高興，很值得驕傲。但是回過頭來，假如有一天，我們中國銀行的行長或者中國某個超級大國企的CEO不是中國人，是個南美洲人，是個日本人，是個美國人，我覺得這也很驕傲。這意思就表示我們已經開放到這樣一個程度了，真的是一個國際化的大國了，全世界只要最頂端的人才我們中國都歡迎。許子東：中央台現在英語頻道的播音員都請香港翡翠明珠的鬼佬上去播了，以前播音員是機密工作，要嚴格審查的，根本不能容外人，你有海外關系都不行。現在索性請外國人在這里報。竇文濤：星巴克這個事最早還就是中央台一個英語主播在自己的博客上反對，覺得星巴克侮辱我中華，引起很多人響應，才形成這么大聲勢。香港報紙有一篇文章講，這個星巴克當時進法國的時候，一開始也有法國人反對。因為法國人對咖啡的品位等於咱們對茶葉了，所以當時法國有人說，星巴克那咖啡就是臭襪子泡水裡喝的，對人星巴克也不尊重。但是最後星巴克也在法國開了，也沒有太大的影響。許子東：我在維也納的市中心去看兩家咖啡館，一家是他們當地最有名的做巧克力蛋糕的，那是貴族，你進去大衣就有人幫你掛的。對面就有一家星巴克，還比那家生意好，而且也不便宜。後來一想什麼道理呢？去那個比較貴族的里邊就是穿得比較好，而那星巴克呢，大家坐在地上，還有想認識大學生的人就在里邊。所以大家也各有各的銷路，維也納的那個巧克力蛋糕是最有名，可是照樣也容許你這個粗俗的美國咖啡在那裡混混，它就是咖啡界的麥當勞。梁文道：現在中國這個民族講開放，我們中國盛產一種電視節目，但在外國是極少看到的。就是請一堆老外留學生上來，穿個唐裝說相聲唱京劇，聲調怪怪的，偶爾有點準的，大夥就很高興，你看這老外學我們學得很像。但是我很少在美國、在法國、在英國、在日本看到人家弄這種電視節目，說你看這人裝日本人裝得很像，這人裝義大利人裝得很像。這種節目就有點像耍猴戲，就這猴子長得像人嘛，而且這個節目恰恰反應出來我們的那種自卑感。許子東：表面上是自大，其實是自卑的。梁文道：我們就有這種自卑感，你沒有這個自卑感，怎麼會搞那種節目叫老外去，意思就是說，你看老外也欣賞我們中華文化，很羨慕我們，想學我們。真的非常有自信的民族不需要這樣。許子東：慢慢來，中國總體的經濟實力很快要超過德國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了，以後都是美國人請中國人表演了。竇文濤：我們英勇無敵的河南商人買了德國的飛機場，知道嗎？梁文道：了不起。竇文濤：有人就說，中國買了德國的機場，就是為中國人爭光，驕傲。但是好像德國人也沒有遊行抵制你中國人買我們的。許子東：是，中國多少好地被外國人買去了，中國人也不知道啊。梁文道：其實最近幾年全世界也都有這種經濟民族主義，比如說歐洲原來有個最大的鋼鐵公司，一個印度富商要收購，買了之後印度就是全世界老大，歐洲老二。老大要去並購老二，結果歐洲各國政府出來說不幹，說這牽涉到我們歐洲的民族利益。許子東：好像美國也是，中國要買它的港口，它也不幹。梁文道：其實各國都有這種。這種東西是經不起推敲的，除非是特別敏感的，比如涉及國家機密，要不然的話沒什麼問題，要賣就賣，這種事不要看得太緊。有時候中國人對這個事情看得比全世界都緊，就特別計較，我們自己的東西就都得留著給自己。竇文濤：民族主義情緒過去感動過我，大多數人都是真心真意的。但我現在我有點懷疑，反日的是真的嗎？遊行的是真的嗎？有時候鬧事的隊伍里，有一部分人是看熱鬧的，咱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些人喜歡出事。梁文道：魯迅不就寫的，看客。竇文濤：劉索拉說北京人非常可愛，比如說下了大雨，街道那水都堵了，賣菜的那個菜都漂起來了。她說要在美國老百姓都不幹了，下水系統怎麼回事？政府怎麼搞的？我的菜怎麼辦？她說有一部分北京人，哪怕他自己的菜也漂起來了，他高興，什麼叫窮開心？下大雨了！出事了！發大水了！許子東：反日遊行的時候有個細節我印象最深了，有一個麵店，平常老是在那裡裝模裝樣學日文，那天就貼出個牌，「我們是台灣資金，不是日本的麵店」。夠窩囊的，我們台灣資金，日文全沒了。

Ⅲ 什麼叫民族主義國家

民族主義，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具體的說，其主張為：民族為「國家存續之唯一合法基礎」，以及「各民族有自決建國之權」。既民族至上上的觀念。
民族與民族主義
要想了解民族主義,首先要知道什麼是民族.民族是指人們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認同自身的為一個團體的穩定共同體。
民族主義，亦稱國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為包含民族、種族、與國家三種認同在內的意識形態，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具體的說，其主張為：民族為「國家存續之唯一合法基礎」，以及「各民族有自決建國之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無從區分。開化的社會過去大多強調民族共同體，而最近則著重於由國家或政府陳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體。
民族主義亦特指民族獨立運動之意識型態，即以民族之名義作出文化與政治主張，如今通常用以敘述英格蘭；民族主義也同時被稱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學說。民族主義的兩種度量標准（與相異的方法論）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婭·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義：現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義者以明確的准則為基礎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區別，並據以判定「孰為民族之一員」。其准則可包含共同的語言、文化、以及價值取向，但於今最主要者或為族群意識(ethnicity)，即種族上之歸屬與躋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認同」與以上兩者以及族群上之「歸屬感」皆有相關。民族主義者視民族性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團體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義以民族特色看待人類活動。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徵(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樂、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帶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個人作為民族之一員，共享民族性價值體系與民族認同，敬佩民族英雄，進食民族性菜餚，從事民族性運動。
因民族國家已成為國家結構的主流，民族主義對世界歷史和地緣政治影響巨大。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詞常錯誤地被等同於這些國家政府(state)。民族國家之目的在確保民族存續，保持身份認同，並提供民族文化與社會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國家大多訴諸文化與歷史神話以自證其存續與「法統」(legitimacy)。
民族主義者認可「非民族國家」的存在，其實，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是針對帝國，諸如奧匈帝國之類。梵諦岡是為了天主教的領導權，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權國家；而伊斯蘭教徒尋求於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發為另一個非民族國家的例子。
具民族認同，並以民族國家為法統之任何人皆可稱之為「民族主義者」。依此理念，大多數成年人皆為「消極性的民族主義者」。然而，如今所謂之「民族主義」一詞涉及以政治活動（或涉及軍事）支持民族主義者的主張，其中或包含分離主義、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以及軍國主義，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包含「種族清洗」。政治學上（以及媒體）傾向注意這些極端類型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區別
首先要區分民族和國家的差別,國家主義是以國家之上(例:蘇聯).而民族主義是以民族至上.
民族與民族共同體
民族共同體一詞並非空穴來風,民族共同體指多個民族在同一地域(既國家),同一政治經濟生活下發展出的團體,而各民族之間沒有過多的文化上的聯系.
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
不可否認民族也以血緣的形態呈現,但他們的差別太大,種族主義指一種自我中心的態度，認為種族差異決定人類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認為自己所屬的團體，例如人種、民族或國家，優越於其他的團體,屬於一種極端偏激的思想,也是掌權者對外族隔離壓迫的工具.
民族主義與民族觀念的差別
雖然民族主義的理論誕生於並不代表我國歷史上沒有民族這兩個詞.民族主義只是讓民族觀念系統化,理論化.
歐洲民族主義的誕生
民族主義亦特指民族獨立運動之意識型態，即以民族之名義作出文化與政治主張，如今通常用以敘述英格蘭；民族主義也同時被稱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學說。民族主義的兩種度量標准（與相異的方法論）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婭·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義：現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義者以明確的准則為基礎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區別，並據以判定「孰為民族之一員」。其准則可包含共同的語言、文化、以及價值取向，但於今最主要者或為族群意識(ethnicity)，即種族上之歸屬與躋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認同」與以上兩者以及族群上之「歸屬感」皆有相關。民族主義者視民族性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團體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義以民族特色看待人類活動。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徵(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樂、民族文學( 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帶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個人作為民族之一員，共享民族性價值體系與民族認同，敬佩民族英雄，進食民族性菜餚，從事民族性運動。
因民族已成為國家結構的主流，民族主義對世界歷史和地緣政治影響巨大。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詞常錯誤地被等同於這些國家政府(state)。民族國家之目的在確保民族存續，保持身份認同，並提供民族文化與社會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國家大多訴諸文化與歷史神話以自證其存續與「法統」(legitimacy)。
民族主義者認可「非民族國家」的存在，其實，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是針對帝國，諸如奧匈帝國之倫。梵諦岡是為了天主教的領導權，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權國家；而伊斯蘭教徒尋求於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發為另一個非民族國家的例子。
具民族認同，並以民族國家為法統之任何人皆可稱之為「民族主義者」。依此理念，大多數成年人皆為「消極性的民族主義者」。然而，如今所謂之「民族主義」一詞涉及以政治活動（或涉及軍事）支持民族主義者的主張，其中或包含分離主義、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以及軍國主義，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包含「種族清洗」。政治學上（以及媒體）傾向注意這些極端類形的民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與發展
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主,民生)誕生的.在清帝國民族壓迫赤裸裸的暴露在被奴化的漢人眼前,越來越多的漢人醒悟了.但最後,"三民主義"變成了"新三民主義",把民族改成了民族共同體,這可以說是民族主義在中國消失.
對民族主義的爭論
民族主義的一般性定義極為廣泛，其爭議遍及古今。民族主義的例子極其多樣，論及民族主義不時引致極端性的情緒，使得表述並定義民族主義極為困難。一個反覆發生的爭議是，人們以自身地區性的經驗來定義民族主義。對布列塔尼的民族主義者而言，國家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之爭為論戰焦點；對其他地區而言，其間的差異或無關緊要。民族主義的支持者經常擔憂，因民族主義沖突所產生的負面結果、種族沖突、戰爭、與內政上的沖突，會歸結至民族主義本身，導致旁人以負面角度看待民族主義的一般性觀點。他們認為經由最負面的觀點看待民族主義為扭曲原意。過份強調爭端，定將對一般性爭論的注意力轉移至民族國家的特徵等個案。
民族主義者的運動不一定聲稱自己的國家優於他國。他們或者就是主張，一個民族在容許自治的情況下，最好能夠分離，即民族自決之原則。然而，這經常承受來自有不同身份認同與法統的「敵對陣營」作意識型態上的攻擊。在以巴沖突中，雙方皆主張對方並非真正的民族，故無權建國；沙文主義(chauvinism)與極端愛國主義(Jingoism；主張對外實行戰爭政策)過份主張民族間的優越性；民族性的刻板印象極為常見，多具侮辱性。以上這些都是民族主義運動者抬頭的現象，也值得注意，但不足以成為民族主義的一般性理論基礎。極端類型的民族主義者幾乎全然自認為本國優於他國，而最極端的民族主義甚至會尋求摧毀非我族類的文化，導致種族滅絕以及世界性的浩劫。
編輯本段民族主義的理論之爭
首次對民族主義之研究為民族主義運動者的整體性的歷史論據。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十九世紀末對民族主義運動所提供的政治性分析，後來活躍於中歐與東歐。民族主義大部分的社會學理論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若乾的民族主義理論為民族主義者自身所顧慮之爭議，如屬不屬於同一民族，以及「歸屬」一詞的確切意義。新近的一般性爭議專注於潛在性的爭議，以及國家民族孰先孰後的問題。民族主義運動者自認代表現存之民族，與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相互一致，將民族—至少是族裔團體—視同兩千年前的社會現實。
現代主義理論暗示，在公元1800年之前，並無人對居住地以外之處效忠。在歐洲，民族認同與國家一統為因應經濟與社會現代化所需，自上而下所強加。據此，民族主義沖突為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較新的民族主義理論受後現代主義所影響，強調民族為社會結構現象。潘乃迪克·安德森將民族表述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恩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評論道：「民族主義並非民族自我認知的覺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處虛構出(invent)各民族。」（安德森與蓋爾勒的「想像」與「虛構」等詞為描述用的中性用法，並非暗示民族為虛構或者想像。）現代的理論則視印刷術與資本主義等事物為民族主義之所必需。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則提出綜合傳統與後現代的觀點。據史密斯所言，形成民族的先決條件為（現存或歷史上的）確定的祖國、高度自治、具敵意的環境、爭斗的記憶、宗教性的核心、語言文字、特殊的習俗、歷史記錄與想法。史密斯認為民族經由全體人民（非僅精英份子）、法制與政治體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國際承認、與劃界等條件的匯聚，而形成。
編輯本段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

編輯本段1900年之前
1815年至1870年間，各個獨立公國逐漸統一為義大利國大多數的民族主義理論皆假定歐洲為民族國家之濫觴。雖有爭議，一般通常認為現代國家始自1648年之威斯特伐里亞條約。該條約開創威斯特伐里亞系統式的國家，即彼此互相承認主權與領土。簽約國中，如荷蘭合省邦聯（Dutch United Provinces，當時的稱呼）被視為民族國家，但德國並無對等情況，盡管神聖羅馬帝國幾乎據有當時全體說德語的國家。1648年，多數歐洲強權尚非民族國家。其他的看法為拿破崙啟動民族主義，並使民族主義達到預料之外的程度。
許多人，但非全部，認為民族國家最主要的轉變源自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自浪漫式民族主義(romantic nationalism)開始，民族主義運動者於歐洲遍地興起，當中有些為反對大帝國的分離主義者，另有尋求一統分隔零散的領土，如德國與義大利。這些運動促進民族認同與民族文化，且獲得成功。19世紀末，人們多數接受歐洲劃分為多個民族，且自我認同於其中之一。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崩潰，加速了民族國家之形成。
依據標准觀點，十九世紀之前，人們有鄉土性、區域性、或宗教性的效忠，但無國家觀念。典型的歐洲國家為皇室所統治的朝代國家，若高於區域性之效忠，則為由統治性家族所有之君主制。朝代國家可由皇室聯姻取得土地，又因分割繼承而失地—現今看來十分荒謬可笑。遠古時期，古希臘稱所有非希臘人為蠻族，但希臘的各城邦又經常為統治地位相互作戰。民族主義引入各民族領土范圍明確的觀念，並更進一步的應用於索求其他民族的土地。原則上，民族國家並不尋求克敵取地，然而，民族主義運動者們罕對邊界之劃定意見一致。隨著民族主義運動者之勃興，也為歐洲帶來了領土紛爭。
民族主義運動也決定了19世紀的歐洲政治。在民族為帝國一部之處，民族解放的奮斗同時也是為抵抗先前的專制獨裁而奮斗；在民族國家鞏固先前君主政體之地，如西班牙，民族主義自身成為保守及保皇勢力。民族主義運動大多始自對抗現有的安排，但到了20世紀，亦有政體(regime)自認為民族主義者。
19世紀民族國家起源之標准理論頗受爭議。其中之一在於南美洲人的獨立奮斗，以及美國獨立革命先於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些國家，如荷蘭與英國，似於19世紀之前即有清楚之民族認同。而義大利之統一，為基於人種／語言之民族主義運動範例。
編輯本段20世紀的民族主義
19世紀末，民族主義的觀念擴及亞洲。在印度，民族主義鼓動著終結英國的統治。印度在20世紀的民族主義與甘地密切相關，另有許多當地領袖涉足其中。在中國，民族主義始創建立現代國家的信念，與過去天下一家的帝國觀點並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義與日本卓異論(Japanese exceptionalism)相結合，形成了帝國主義，正如極端民族主義通常引致帝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引導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國家。這些國家因美國之對抗古老帝國而受激勵，也因為法國希望將德國與奧地利孤立為一連串託管的國家。民族國家紛紛成立的結果導致多民族的帝國（鄂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解體。帝俄亦因之喪土失地。凡爾賽條約，基於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企圖承認民族主義的原則，使得大部份的歐洲分解為多個民族國家，婉言稱之為「維持和平的嘗試」。然而多民族與多人種的國家依舊存在，更新出現了兩個多族合組的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占人口43%的捷克控制一切）與南斯拉夫（由塞爾維亞人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啟始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新浪潮，肇因於戰前出現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以及歐洲各殖民帝國於戰後主張獨立。最戲劇化的去殖民化出現於非洲，自歐洲的殖民禁臠轉變為民族國家。其中數國合乎歐洲「單一人種，單一語言」以及固定領土的理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符合此一準則的索馬里解體了。
蘇聯解體於1990年左右在歐洲引致無預期的民族運動復興，使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在現代史上第二次獨立。
20世紀下半，若干潮流的出現或顯示了民族與民族主義之弱點。歐盟看來大大地將權力自國家轉移至次國家(sub-national)與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層次。非難全球化者通常訴諸民族認同情感、文化、與主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等自由貿易協定，與貿易市場持續國際化，看來損害了國家經濟，引致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之復甦，及反對全球化負面因素的激烈抗議行為（參見反全球化）。
並非所有反全球化者皆為民族主義者，但民族主義持續主張民族主義以順應潮流。民族主義政黨持續於選舉中獲勝，而人們大多對民族感有強烈的認同。且全球化主義與歐洲聯邦主義並不全然反對民族主義。例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中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清楚表明，中國因鼓勵國際與多邊組織貿易，國力潛在性增長，而非降低。曾有一次，加泰隆尼亞自治論者(Catalonian autonomist)與威爾士民族主義者(Welsh nationalism)等次國家的權力中心支持強大的歐盟，希望分為大區的歐洲可以約制現有的民族國家。然而，隨著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遍及歐盟，這項改革已不再存於政治日程內。
編輯本段語言與民族主義
共同的語言為民族的特徵之一。例如說，在法國革命之前，法蘭西當地說的是布列塔尼語和奧克語，兩者彼此不能互通。標准法語通行於全國大部分地區，且為主要語言，但在革命之前無以成為非法語區的民族語言，像布列塔尼就禁用凱爾特語命名。形成民族國家並在獨立之後鞏固自身，一般伴隨著以政策限制、取代、或棄絕少數民族語言(minority language)。由此加速社會語言學研究所注意到的趨勢，即地位高的語言取代地位較低者。參見法國語言政策。
若干理論家相信，民族主義於19世紀成為顯學是因識字能力(literacy)提高而使語言成為重要的統一工具。更多的人閱讀報紙、書籍、小冊(pamphlet)等等，閱讀能力因印刷術廣為散播而提高，首次於歷史上得以發展出對本鄉本土以外的廣泛文化認同。語言間的差異也在同一時候固定下來，裂解為方言，不同語群之間並且相互排斥。
自愛爾蘭至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者推廣教學、保存、及使用凱爾特語、希伯萊語、北印度語等傳統語言。參見語言復興(Language revival)。
美國向來是一個歡迎多民族移民的國家，對英語以外語言的歧視仍顯而易見。其中，德語是個鮮明的例子，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於美國境內幾遭連根拔除；而法語與義大利語也幾乎從日常生活中絕跡。今日，西班牙語在美國很多地方是第二語言。有些政治人物，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因害怕傳統制度受侵蝕，曾有意的反對西班牙語興起為美國的第二語言。
阿拉伯世界在殖民時期，曾依不同程度被強迫學習土耳其語、法語、西班牙語、以及英語。殖民時期結束後（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過一段「阿拉伯本土化」(Arabisation)的過程，以復興阿拉伯語作為一統阿拉伯國家並促進受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所推動的廣泛阿拉伯認同。阿爾及利亞與西撒哈拉從事大規模的阿拉伯本土化，各自由法國化與西班牙化轉為阿拉伯化。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有些民族主義份子企圖擺脫官方語言並以傳統阿拉伯語為外語，與名義上的阿拉伯國家—政治上阿拉伯化，但在語言文化與人種上則未必見得—之文盲人口通常不能互通。這項政策由埃及學者兼民族主義人士Ahmad Lutfi al-Sayyid於20世紀中期於埃及境內推廣，他稱埃及官方語言為埃及人的母語。晚近的埃及語言學家兼埃及古物學學者Bayoumi Andil以民族主義的角度研究他認為與阿拉伯話「無關」的「現代埃及語」。他主張，是繼承自Coptic語的第四期古埃及語於句法(syntax)、形態以及音韻上，涉及阿拉伯語。
類似於強調少數民族語言與阿拉伯語言互不相關的是，努比亞語(Nubians)自埃及與蘇丹中劃分而出，較成功的例子為柏柏爾諸語言(Berber，又稱Amazigh或Imazighen)自摩洛哥中劃出。
請採納。

Ⅳ 如何克服文化中心主義傾向

多民族國家中的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是民族發展和民族團結的腐蝕劑。就我國來看，以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民族主義思潮客觀存在。我們黨在民族工作中歷來堅持反對和克服兩種民族主義錯誤傾向，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民族政策。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新中國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民族政策也是最成功的，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繼續防止和克服兩種民族主義傾向仍具有重要意義。

回顧我黨在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問題上的經驗教訓，認真對待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斗爭，有必要弄清楚二者的含義，並需要進一步研究克服它的一些辦法。

大民族主義，是強大民族的地主、資產階級在與其他民族的關繫上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從世界歷史上看，大民族的統治階級打著「民族利益」的旗號，把本民族利益實際上是統治階級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宣揚「本民族優越」論，實行民族利己主義。他們對內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壓迫、剝削、歧視少數民族，謀求和維護民族特權，挑撥民族關系，製造民族隔閡、民族糾紛，鎮壓各少數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對外，推行民族擴張主義，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鎮壓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堅決反對大民族主義。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階級壓迫制度和民族壓迫制度已被消滅，大民族主義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但是在民族關繫上，大民族主義思想影響和殘余依然在部分人頭腦中存在。它的主要表現是:不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少數民族，不信任甚至歧視和侮辱少數民族，不尊重他們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忽視民族差別、民族特點和民族問題存在的長期性;看不到少數民族的長處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注意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建設;不尊重他們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不注意積極培養和選拔少數民族千部，等等。這種大民族主義思想如不克服，就要損害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這也是蘇東劇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民族主義，也稱作狹隘民族主義，通常指少數民族或小民族中的民族主義。相對大民族主義而言，它是多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在對待統一的國家和民族大家庭內其他民族的關繫上所表現出來狹隘的排他性的思想觀點，是剝削階級思想在民族關繫上的反映。其特點是孤立、保守、排外。而在對待本地方內的比本民族小的其他少數民族的關繫上則又表現為大民族主義。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民族壓迫制度被廢除，各民族內部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地方民族主義也已喪失其階級基礎，但是它的思想殘余將長期存在。其主要表現是:忽視各民族團結在祖國大家庭中的重要性，力圖在民族的狹隘范圍內閉關自守，各自為政;不適當地強調本民族的局部利益，忽視國家的整體利益;過分誇大本民族的特點，或以此為借口，對於適用於本民族地區的中央的統一方針政策，不去積極貫徹執行;固步自封，忽視大民族和其他民族幫助的意義，對有利於各民族互相親近的東西，不是採取歡迎的態度，而是強調人們的民族成分，力圖使民族差別鞏固下來。

一般說來，大民族主義思想和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應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和方法處理。防止和克服地方民族主義思想的殘余或影響，以鞏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思想戰線上的長期任務。

隨著我國各地區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各民族之間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兩種民族主義殘存影響的長期性及其現實危害性。因此必須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繼續注意克服兩種民族主義的影響，正確解決新形勢下出現的民族問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實現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

那麼，如何繼續防止和克服兩種民族主義呢?

第一、要樹立「三個離不開」的觀點。

搞好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是我國國內五十六個民族的共同任務、共同利益。

「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是我國民族關系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各民族交錯雜居，交往密切。漢族除了有廣大的聚居區外，還和各地區的各少數民族交錯雜居。其他人口多的民族和人口少的民族也存在類似情況。少數民族不僅在邊疆民族地區同漢族雜居而且也同內地的漢族雜居。特別是解放後，在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少數民族和漢族的交往、雜居、合作更加廣泛和深人了，彼此的利益更加密切得不可分割了，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這種交往、雜居、合作將進一步發展。

漢族在歷史上長期處於統治民族的地位是我國民族關系的又一個基本特點。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發展極不平衡，以致在我國消除了民族壓迫制度之後，仍然存在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特別是漢族和少數民族在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產生民族矛盾的一個根源。

因此，無論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來看，或者從消滅各民族事實上不平等的要求來看，都必須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觀點，都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都必須克服妨礙搞好這種關系的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只有這樣，才能不斷鞏固和發展我國各民族之間的團結。

第二、充分認識兩種民主主義存在的長期性，但以反對哪種民族主義為主，要具體分析。

只要還存在民族問題，兩種民族主義的存在也是自然的。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或者說，無論是漢族歧視少數民族，或者是少數民族不信任漢族，都不利於各民族的團結。如果任二者發展下去，都會造成我們各民族間新的隔閡和對立，甚至於分裂。這不是聳人聽聞，我們從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已經看到了大民族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給各民族人民造成的嚴重危害。因此，二者都應該加以克服，在涉及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以誰為主的問題上，漢族人口多，經濟文化高於國內許多少數民族，歷史上漢族統治者長期統治壓迫少數民族，因此，全國范圍內一般來說是反對大漢族主義，但從某個局部地區，局部范圍內，其他民族的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可能是主要矛盾。在當前，在邊境地區，我們就要特別注意外國敵對勢力和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利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搞分裂的活動。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絕對化，對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要做具體分析。只有這樣，才有利於克服和防止狹隘民族主義。這就是說，不能片面地和孤立地只反對某一種民族主義，而忽視和掩蓋了另一種民族主義，更不能把非關鍵性的方面當成了關鍵性的方面。

第三、必須正確把握兩種民族主義的性質，不能將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作為舊思想殘余的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都是一種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來解決。從民族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我國各民族間進一步的團結。但是，在過去，我們在對待地方民族主義即狹隘民族主義或對待犯有這方面一些錯誤的同志時，曾經錯誤地把它們當成敵我性質的矛盾來批鬥、處理，甚至把少數民族幹部從實際出發提出的合理意見、反映本民族或本地區群眾的正當要求，也當成地方民族主義來批判。這種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惡果，雖然已被我們消除，但教訓是深刻的，今後必須引以為戒。

第四、必須把克服兩種民族主義同促進各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聯系起來

克服兩種民族主義，必須同促進各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聯系起來。只有克服兩種民族主義，才能更好地依靠少數民族地區勞動群眾自己起來進行改革開放和各項建設。這不僅有利於實現各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體現民族平等，而且有利於各民族的團結進步，也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和現代化建設的勝利進行。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能更進一步克服兩種民族主義，增強民族團結。離開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要求，去亂反大漢族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都是不正確的，非常有害的。在解決新形勢下的民族矛盾的過程中，各民族的幹部和群眾都要按照黨的民族政策，各自多作自我批評，不斷克服自己本身不利於各民族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一切舊思想、舊觀念。任何民族的人，對另一民族的人的片面指責，無限上綱或無原則地為自己護短，都不利於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和每個民族的進步。我們必須克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對多民族地區人口佔多數的那個少數民族來說，在同當地其他民族的關繫上，也要注意克服大民族主義，堅持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原則。

第五、必須高度重視國內外反動，勢力利用兩種民族主義破壞民族團結、煽動民族分裂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戰略。其中民族、宗教、人權是他們的幾張牌。這些國際反動勢力和依附於他們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總不願看到我國各民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把中國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他們總要利用各種機會來破壞我國的民族關系，特別是狹隘民族主義，一容易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利用。因此，我國各族幹部和各族人民，都要珍惜和維護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堅決抵制破壞這種新型民族關系的大民族主義，特別是狹隘民族主義，及時揭露帝國主義者和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陰謀，打擊他們的罪惡活動，以維護各民族的團結進步和祖國的統一。

第六、大民族特別是漢族要誠心誠意幫助少數民族

為了克服兩種民族主義，從思想上進行宣傳教育固然重要，但從根本上說，就是要用事實來消除兩種民族主義存在的條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現代化需要漢族和其他民族先進地區人民的大力幫助。在現階段，克服大民族主義(就全國范圍來講是漢族中的大漢族主義;就有的地區來講是指在該地區人口佔大多數的某個少數民族中的大民族主義)，最好的實際行動就是誠心誠意幫助少數民族發展。

一是漢族或較先進民族要幫助各個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切實行使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二是漢族和其他民族先進地區人民要履行幫助少數民族落後地區發展經濟文化的歷史責任。黨和政府派到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或其他民族的幹部，必須克服輕視當地少數民族、不相信當地少數民族幹部的大民族主義殘余，尊重當地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權利和願望，把善於聯系當地人民群眾的、在為人民謀利益的實際中取得人民群眾信任的當地各少數民族幹部提拔到民族自治機關或當地政權機關，或上級領導機關的領導崗位上來，並要加強培養，大膽使用，保證他們有職有權。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防止和克服兩種民主主義傾向，才能逐步縮小各民族之間的差距，真正使各民族都得到共同的繁榮發展，才能使團結友愛和互助合作的關系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進人20世紀90年代以後，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趨勢和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起落，國內改革開放的深人和體制轉軌進程以及民族意識的增強等，都對我國民族關系產生了新的重大影響。由於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民族問題的長期性、重要性和復雜性在不同領域和不同方面日益顯現出來，兩種民族主義的表現也會有一些新特點和新變化。面對這種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反對和克服兩種民族主義錯誤傾向，就顯得更加重要。

Ⅳ "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理解

所謂民族主義就是把本民族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而置於至上至尊的地位，作為價值觀考慮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或運動。簡單點說就是我認為不對的就批判，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例如，這次利比亞遭到聯軍的轟炸，我們不是去思考背後的真正原因，而是簡單的認為就是為了石油，所以，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就是侵略者，我們要義無反顧的去譴責，從而掀起大家對美國的仇恨，進而堵住任何企圖學習美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思潮。這樣做有一下原因，將產生一下後果：
這種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產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的失真。媒體故意掩蓋真實信息，把歪曲的信息發布出去。比如，全世界都知道聯軍攻打卡扎菲的真實原因，是卡扎菲肆意屠殺本國人民的反人類罪行導致的，遭到了本國人民的極力反抗，連利比亞駐聯合國大使也含淚懇求聯合國制裁利比亞，事實明擺在那裡，但是中國媒體就是視而不見，一口認定是想掠奪利比亞的石油。由於中國人民長期遭遇愚民政治，所以絕大多數國人就相信了；再者，中國人從來不懂什麼普世價值，還不懂得為了真理而不是利益而斗爭的道理，所以，為石油而打仗的說法就大行其道。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讓大家仇恨美國人，從而為「五不搞」奠定思想基礎，真可謂用心良苦。
這樣做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國內向西方學習的思潮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會傷及中共自身。不要忘記聯合國1970號決議中國是投了贊成票的，1973號決議中國棄權，實際效果等於投贊成票。你現在又在電視上大加批評聯合國軍，那麼人們肯定會問中國為什麼不投反對票，去阻止聯合國軍對利比亞人民的屠殺呢？是不是中國領導人太軟弱，怕西方？想當年1950年我們就敢出兵朝鮮，並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當然是假的），現在難道還不如1950年？我在辦公室里聽到的最多的就是這樣的聲音，並有人埋怨某某某太軟弱了，當縮頭烏龜了雲雲；而另一方面，明白道理真相的人又對我國不站在聯合國軍一面而憤怒，當局這樣做真是兩面不討好。長期下去，極左和極右的人都會不滿起來，後果可想而知。
下面，我再舉一個鼓動民族主義排外情緒導致引火燒身的例子。1999年，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其真實原因是中國的錯誤立場導致的，然而當局把責任都推給美國，不告訴大家真相，還鼓動大學生上街遊行，廣州規模最大，一周後，中央立即叫停了任何反美的宣傳和遊行，為什麼，那是因為中央發現再這樣下去，有可能引發對當局的不滿，傷及自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該醒悟了。
正確做法：
立即糾正錯誤立場，告訴國民卡扎菲就是一個殺人魔鬼，他為了保住自己的獨裁權力，肆意屠殺本國人民，所以我們投了贊成票，贏得國內開明派的支持，全國齊心協力渡過難關，用扎扎實實的改革措施解決國內矛盾，而不是寄希望於通過排外的方式增強執政黨的凝聚力，果乎此，實中國之大幸，還望執政者三思。

Ⅵ 由《推手》如何看待文化相對、民族主義中心價值觀

文化相對主義與民族中心主義是硬幣的兩邊，對立而又統一，而我認為，二者應當不存在對立，所謂對立，僅僅是內容的對立。 文化相對主義：強調文化的相對性與多樣性，或者說，就是不抱著民族中心主義的立場去看待異質文化，將每一種文化都看成是人類的選擇。 民族中心主義：某一民族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而歧視其他民族，就產生了民族中心主義。通過使「我們」區別「他們」而實現群體認同的文化戰略，是以給自己的群體以積極評價、給其他群體以消極評價為代價實現的。 《推手》是一部反映華人美國化生活的種種文化不適應的電影。朱老先生、陳太、瑪莎都是文化不適應的「重症患者」。文化對於個人可以說是一種環境的集合，在特定的環境集合下的某種行為與思維到了另一種環境下可能是不被理解的，正是因為這種不被理解，導致了這三位主要文化不適應者的困境。朱老先生、陳太生活寂寞，只有尋找最能還原中國文化小環境來改善緩解不適應症狀；瑪莎身處一個華人組成的家庭，處在一個小的異質文化中，也造就了瑪莎的不適應。 文化環境差異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存在，是不容迴避的。片中主要的人物矛盾在於瑪莎與朱老先生之間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造成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於語言不通，缺乏交流，我認為實質上是民族中心主義在作怪。民族中心主義是揚己抑它的，朱老先生與瑪莎都感到的是自己的文化被壓抑，比如飯桌上的關於吃飯肉菜比例的爭論、關於孩子看動畫片的爭論。由於這種相互壓抑與攻擊，更加加速了民族中心主義在兩人內心的生長。這種民族中心主義的生長，最終是兩人都拒絕向對方妥協，朱老先生托詞「自己老了，就這樣了」，選擇離家出走逃離異質文化；瑪莎托詞「我已經試過」，以此迴避小朱的責問。 影片到最後，仍然沒有給我們一個完美的結局，存在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面對這種文化差異的矛盾，影片通過朱老先生和陳太的對話給出了一個妥協的解決方案。 民族中心主義，在有的人看來，是缺乏文化相對主義的表現，就像一部分人解釋文化相對主義「就是不抱這民族主義立場」一樣，二者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本人此文的最大觀點就在於：二者是差異化統一，而非矛盾統一。民族中心主義主要是文化內部起到團結與凝聚作用，形成「我們」的概念（當然也可能形成「他們」的概念）；文化相對主義是平等看待異質文化，正確理解「我們」與「他們」都是人類發展的選擇之一。 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一樣，「個人主義有利於個體利益的實現，是集體利益的基礎，集體主義要充分肯定個人利益，才能為集體創造價值」。不同文化之間，應當利用民族中心主義的部分特點做好本文化的建設發展工作，但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應當看到文化相對主義的存在，充分尊重和理解異質文化的存在。 如果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放在人際交往中，很顯然我們可以回歸到「對他人的友好與善良絕對不妨礙個人的發展」。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是可以較好處理世界各文化間、各團體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的理論，前提是我們要站在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看二者關系，如果是站在民族主義中心價值看，則會只看見二者的非此即彼，民族主義中心的夜郎自大，文化相對主義的和稀泥。 以上為本人期末論述題 歡迎吐槽

Ⅶ 孫中山關於民族主義思想上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孫中山游歷西方各國，對西方的政治民主、人權平等深為嚮往。戊戌維新失敗後，他深感改良主義在中國不可行，於是力倡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以達到政治革命的成功。為此，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以排滿革命為己任，主張通過政治排滿來達到民族革命的目的，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共和國家，達到保國保種之目的。在孫中山看來，「振興中華」、「維持國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民族復興必須以國家振興為基礎，而國家振興則要依靠民族革命與民族運動。

在孫中山的思想中，國家的責任，就在於屏障民族，使民族有著強力的保障與安全。「一種族與他種族之爭，必有國力為之後援，乃能有濟。我中國已被滅於滿洲二百六十餘年，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除韃虜清朝，光復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故曰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門，而最關切於人人一己之事也。」(《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8月版，441頁。後引該書簡稱《全集》，不再註明版本)孫中山將建立漢民族的國家與每個漢人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主張民族興亡乃是政治國家必須擔負的責任，沒有政治國家，就沒有民族的復興與安全。這種國家與民族的辯證關系，是孫中山對古代華夏民族觀念中國家、民族認同一致性的繼承和發展。

應當說，孫中山的這種以國家為民族保衛的屏障，以此來「衛國保種」的認識，是他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統一的思想基礎。在他看來，要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就必須解決專制政治制度問題，實行政治民主、共和與民族平等、和睦。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推翻清政權，建立共和政府，來維護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平等、和睦與團結。為此，孫中山主張高揚種族與國家的旗幟，作為排滿救亡的政治與民族解放的雙重口號。

從政治革命的角度說，孫中山反對滿清政權；從民族主義看，他又繼承了傳統中國的各民族淡化血緣而族種兼容的觀念，認為只要是不妨礙政治民主革命的進程，不論何族都是朋友、兄弟。因此，他在主張要將滿洲貴族與人民、滿洲王室與平民相區別時，強調了民族主義價值觀，但是這種價值觀並不排除實行同一共和國家內的多民族認同、平等。而當時為什麼要將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相提並論，就是要倡揚一種新的民族革命觀，這就是要將民族平等作為政治革命的另一目標，將國家的共和革命作為民族革命的手段，達到國家與民族的共榮，而不是族類的相互排斥與迫害。「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

這樣，孫中山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平等、共和，是通過民族情感、種族認同，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並不是單純的「夷夏之別」種族主義。在孫中山的心靈深處，並不排斥滿清的大眾、百姓。從中可以看出，在中華民國建立前，孫中山的種族認同，實質是在滿漢對立、漢民族情感激烈時的一種倡興政治革命的手段與輿論。而他正是通過這一民族革命的綱領，才在革命派內部取得了高度共識，對凝聚反清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民國成立後，高揚「中華民族」的旗幟

隨著清王朝的滅亡，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政權，形勢的變化促使孫中山進一步思考國家的統一和多民族一體化的問題。從民族革命到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將國家認同與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多元一體化認同相結合，這正是孫中山建國後的思路。

中華民國建立後，孫中山主張中華民國應當是一個新的、由大中華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全集》第二卷，第2頁)五大族內部，尤其是與漢族之間實行平等原則，不僅是「為一人」，而且要「成一家」，「滿、蒙、回、藏之待遇，與漢人平等」(《全集》第二卷，29頁)，「今者民國成立，政尚共和，合漢、滿、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猶是一族」(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6頁。後引簡稱《集外集》，不再註明版本)。孫中山還將之付諸《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全集》第二卷，220頁)，這說明孫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已經延申到了法律與制度層面。
孫中山還主張消除國內各族間的名稱與界限，認同於融合各族的中華民族。孫中山的這一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和明確的過程，即將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一體化發展，過渡到超血緣、種族而以國家為范圍的民族多元一體化，也即將民族認同與新的共和國家認同相結合。在建國之初，孫中山曾主張以漢族為主體實行超血緣的種族同化政策，以達到民族與國家的同一。如1912年3月，由孫中山起草的《中國同盟會總章》規定「實行種族同化」(《全集》第二卷，160頁)。其種族同化的辦法是民族間雜居和推行文化政策。盡管以後孫中山仍然堅持五族共和的主張，但以漢族為中心實行種族同化政策，與他一直堅持的五族平等並非沒有矛盾，並且以漢族為中心的大漢族主義難以達到民族國家認同的實際效果。

在吸納世界近代民族國家的思想後，孫中山於1919年提出了融合國內各族而成一中華民族的思想，「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五族雲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於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義，而為積極之行動，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吾決不久必能駕美歐而為世界之冠。」(《全集》第五卷，第187—188頁)1921年，孫中山進一步指出：「吾國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顯然猶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發揚光大之，使成為世界上有能力、有聲譽之民族，則莫如舉漢、滿等名稱盡廢之，努力於文化及精神的調洽，建設一大中華民族」。《集外集》，29頁)如果以1919年為分界線，那麼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標發生了一大轉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個強大、繁盛的中華民族的積極目標轉化。

孫中山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一生奮斗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全集》第五卷，527頁)。但統一國家內民族融合與相互認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礎就是一種新的中華民族的共和精神。這種民族的共和精神應當拋棄過去華夏民族狹隘的家族、宗法團體與小血緣思想，以國家和大民族精神為重。他說：「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全集》第九卷，188—189頁)所以，高揚中華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來振興國家，並強化對民族、國家認同性的認識，是解除亡國滅種之憂的最佳途徑，也是中華民族繁榮富強的法寶。

孫中山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思想的特點

綜上所述，孫中山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思想有以下三個重要特點：

1、主張民族間血緣、族別的兼容性以及與政治國家在外延、內涵上的一致性。在他看來，「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在新的民族國家中，各民族都不能局限在自己民族狹隘的血緣族種、種姓范圍內，而應當在一個國家的大范圍內形成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這就是應當泯滅過去漢族宗法制度中的「小血緣」家族、宗族思想意識，而以超越血緣種族的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合小族為大族，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只有樹立了這樣的民族思想與意識，才能合各族力量於一體，振興與保持國家與民族的繁榮、團結、穩定。

2、強調國家在民族發展中的屏障與安全作用。在孫中山看來，「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所以，新的中華民國應當是各民族融合、發展的外在保障，是「衛國」與「保種」相聯系的主權國家。而防衛帝國主義的侵犯，保持國家領土的完整、民族的團結，是國家應當承擔的職責。所以，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在認識上應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應當在一個層面上統一起來。

3、重視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中的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看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並不是漢族自己的單一文化傳統，而是融合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優秀文化集合而成。因此，民族與國家認同的一致性要在民眾的思想中持久地建立起來，就必須要繼承與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精神，培養優秀的道德文明。同時，在孫中山看來，中國的道德文明是遠遠超越西洋文明的，「人民受四千餘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國高若干倍」。所以，他期望通過繼承中華四千餘年的禮義仁愛誠等道德規范，來提高民族精神素質，提高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自信，由此凝煉出一種民族精神，形成一個共同的超種族文化理念的文明。
行嗎

Ⅷ 經常聽到"民族主義"這個詞,怎麼理解以及相關的理論依據

民族主義，亦稱國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為包含民族、種族、與國家三種認同在內的意識形態，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具體的說，其主張為：民族為「國家存續之唯一合法基礎」，以及「各民族有自決建國之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無從區分。開化的社會過去大多強調民族共同體，而最近則著重於由國家或政府陳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體。

民族主義亦特指民族獨立運動之意識型態，即以民族之名義作出文化與政治主張，如今通常用以敘述英格蘭；民族主義也同時被稱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學說。民族主義的兩種度量標准（與相異的方法論）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婭·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義：現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義者以明確的准則為基礎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區別，並據以判定「孰為民族之一員」。其准則可包含共同的語言、文化、以及價值取向，但於今最主要者或為族群意識(ethnicity)，即種族上之歸屬與躋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認同」與以上兩者以及族群上之「歸屬感」皆有相關。民族主義者視民族性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團體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義以民族特色看待人類活動。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徵(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樂、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帶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個人作為民族之一員，共享民族性價值體系與民族認同，敬佩民族英雄，進食民族性菜餚，從事民族性運動。

因民族國家已成為國家結構的主流，民族主義對世界歷史和地緣政治影響巨大。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詞常錯誤地被等同於這些國家政府(state)。民族國家之目的在確保民族存續，保持身份認同，並提供民族文化與社會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國家大多訴諸文化與歷史神話以自證其存續與「法統」(legitimacy)。

民族主義者認可「非民族國家」的存在，其實，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是針對帝國，諸如奧匈帝國之類。梵諦岡是為了天主教的領導權，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權國家；而伊斯蘭教徒尋求於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發為另一個非民族國家的例子。

具民族認同，並以民族國家為法統之任何人皆可稱之為「民族主義者」。依此理念，大多數成年人皆為「消極性的民族主義者」。然而，如今所謂之「民族主義」一詞涉及以政治活動（或涉及軍事）支持民族主義者的主張，其中或包含分離主義、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以及軍國主義，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包含「種族清洗」。政治學上（以及媒體）傾向注意這些極端類型的民族主義。

Ⅸ 高曉松在一集的最後講了三種理論，第一是民族主義理論，第二是以人為

按照《從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到「沖擊－反應」論》一文，該理論是由赫爾德等人開創，由馬克思發展、費正清等人集成的。而赫爾德最重要的著作是《論語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這本書論述的思想成為日後「狂飆猛進」的基礎。
赫爾德是最早在學術和思想上提出民族主義的人。
「民族主義」，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美國學者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思想狀態。」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認為：「民族主義通常被用來表示個人、群體和一個民族內部成員的一種意識，或者是增進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財富的一種願望。
赫爾德，全名為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8.25 － 1803.12.18) 是德國、哲學家、路德派神學家，詩人。其作品《論語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成為狂飆運動的基礎。
赫爾德認為人類和自然的成長與衰頹都是依循相同的法則，因此將歷史視為所有人類共通的有機演變，而顯示於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其中歷史觀中的革命運動也是歷史演變不可缺少的要素。他並主張各民族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種表現於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對赫爾德而言，「民族精神」這種概念並不表示任何民族較其它民族更具優越性；相反的，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為平等並具有其各自的價值。
附：從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到「沖擊－反應」論——考察毛澤東的國情觀與革命論的一個視角2014年02月08日 17:25 來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南京)2012年2期 作者：王四達 字型大小列印 糾錯 分享 瀏覽量內容摘要：「沖擊－反應」論是近現代西方學者包括馬克思以中國國情為依據分析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一種觀點。中國革命的導師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分析就明顯受到馬克思中國觀的影響，其觀點與「沖擊－反應」論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現代中國革命任務的問題上，毛澤東卻在當時蘇聯的影響下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這使他的革命論與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世界歷史理論與東方社會理論存在著一定的偏差，並影響了建國後的政治實踐。
關 鍵 詞：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沖擊－反應」論；毛澤東；國情觀；革命論
作者簡介：王四達(1953—)，男，福建泉州人，哲學博士，華僑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國哲學、政治學等。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8860(2012)02-0005-05
「沖擊－反應論」曾經是西方學術界分析中國國情以解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種主流性觀點。一般認為20世紀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列文森是這種觀點的鼓吹者。但如果追根溯源即可發現，該觀點是由赫爾德等人開創，由馬克思發展、費正清等人集成的。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及其中國觀可以說是「沖擊－反應」論的一個中間環節。中國革命導師毛澤東的中國國情觀就明顯受到馬克思的中國觀與「沖擊－反應」論的影響。但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毛澤東卻在十月革命的「沖擊」下得出了自己的革命論，並影響了建國後的政治實踐。因此，考察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及其中國觀與「沖擊－反應」論的淵源關系，對我們認識毛澤東的國情觀和革命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沖擊－反應」論的來龍去脈
從歷史的大視野看，中國與西方在近代分別出現了前者從先行到落後和後者由後來而居上的巨大變化。在西方引領時代大潮背景下，一些目光遠大的思想家開始運用他們的思想利器——自由價值觀，通過中西文化比較來重新剖析過去被理想化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停滯論」即是這種重新認識的產物。18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曾敏銳地指出，中國歷代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使經濟無法向工商業轉移，社會沒有向平等、自由轉變的機會，從而導致發展停滯不前；而歐洲近代「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1](P371)。稍後的德國思想家赫爾則從文化角度分析問題，批評中國文化是一種「幼年文化」，因此，「幾千年來他們一直停滯不前」[2](PP87-95)。其後，黑格爾又從「家長制」壓制個人自由的角度深化了這種觀點，由於個人沒有任何主觀自由，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他還天才地預見到「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生動活潑的進步」[3](P123)。此後，約翰·密爾在其《論自由》中又高度強調了自由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呼籲歐洲人要以中國為「前車之鑒」。「要使一切人都成為一樣」的「中國理想」扼殺了個人的自由、個性，「而他們如果還會有所改進，那必定要依靠外國人」[4](P77)。不管是黑格爾所說的能促發中國「生動活潑的進步」的「若干因素」，還是密爾所說的「有所改進必定要依靠外國人」，均表明他們認為古老的中國需要異質文化的觸動才能改變自身，這可以看作西方學者從「中華停滯論」到「沖擊－反應論」的一個過渡。
應該承認，馬克思的中國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輩們的影響，但馬克思又比他們更為高瞻遠矚，因為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並通過其世界歷史理論與東方社會理論來展開的。由於學術界對此已有許多研究，我們這里只勾勒出幾個基本環節：第一，聯系與發展是唯物史觀的基石，西方近代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與民族聯系交往的擴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於是，「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5](P35)。不僅物質的生產是這樣，「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5](P35)。而當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6](P541)。第二，以中、印為代表的東方社會是以農業和手工業結合一體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由於生產結構的簡單性、社會的封閉性與視野的狹隘性，印度人「沒有推動社會進步所必需的願望和行動」_[5](P688)。在中國，盡管它歷史悠久，但幾千年來卻呈現出一種「社會基礎不動而奪取到政治上層建築的人物和種族不斷更迭的情形」[7](P114)。第三，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的客觀進程必然帶來西方的沖擊，促進東方社會的瓦解。他甚至把中國稱為「活的化石」。「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持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6](P609)。盡管馬克思沒有直接使用「沖擊」、「反應」的字眼，但他的論述已清楚地表明，亞洲的社會變革及傳統中國的解體都是在西方的沖擊下發生的。
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費正清、列文森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觀點。費正清認為傳統中國的核心是由獨裁主義構成的。造成傳統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因素是中國人「在傳統以內變」的歷史觀。對此，費正清提出一種「文化主義」理論，即中國作為古代東亞文明中心的漫長歷史使其人民對所有外國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8](P182)直到19世紀，「西方的沖擊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給中國「注入了引起現代化並導致永久性變化的力量」，它表現為「民族主義、科學、民主和其他推動社會文明的要素」[9](P124)。隨後，列文森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也認為中國不可能憑借自身的力量邁入一個具有科學取向的社會，「然而鴉片戰爭後，歐洲的工業主義和商業事業開始成為傳統的中國社會的催化劑」[10](P42)。他反駁那種把中國馬克思主義看作儒教繼承者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推動了社會變革，「但是變革的根源則深植於一個半世紀以來西方對中國早期社會結構的破壞性沖擊」[10](P144)，這就進一步強調了「沖擊－反應」的觀點。

Ⅹ 什麼是民族中心主義

民族主義跟民族中心主義顯然是兩個差距甚遠的兩個詞，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而興起的思想或者運動，應該說是一個中性詞。

而民族中心主義則不是指以民族利益為中心，而是指以自我為中心，認為自我高於一切，有一種不可取的自我優越感，不僅不是以民族利益為中心，許多時候還起到妨礙民族發展的作用。這種自我優越感，視各國條件不同，可能會讓民族自高自大，也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文化霸權主義。

在中國的角度來著，歐洲中心主義、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美國實行的文化霸權主義，可以說都是一種民族中心主義，只不過表現有所差異。

民族中心主義與該民族在經濟、文化、政治上面的強盛而帶來的優越感是分不開的。在後殖民主義的研究中，文化間的交流、身份認同等問題是一個核心點。薩義德提出的「東方主義」認為西方所認知的東方不過是西方一廂情願「自我建構」，西方眼中的東方根本不存在，只存在於他們的構想之中，東方只是西方想像中的「他者」，而這個他者，往往被想像成與光明、民族、先進的西方相反的國度，東方是野蠻的、落後的、不開化的、女性的、有待西方改造的一個地方。可見，歐洲中心主義應該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民族中心主義。薩義德也由此提出「讓東方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主張可以說是一種民族主義，發揚本民族文化。

那麼讓我們用歷史上抑制日貨這一件事來說一下。抑制日貨運動的發生具有其特寫的歷史環境，是政治事件影響經濟行為的表現。

如1908年發生的第一次抑制日貨運動，後來1919年因為巴黎條約發生的運動，似乎都因為愛國情緒或愛國主義運動而起，中國人民自發的一種抵抗運動。可以說是與民族主義有關，但卻不能算得上是民族中心主義，是對侵略發起的反抗運動，但是這種運動一旦過激，傷害到的不僅僅是所抵抗的對象，大有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之勢。如2012年因為釣魚島事件而引發的抵抗日貨運動，日資企業、中日合資企業產品均成為抵制的對象，涉及的產業包括家電、旅遊、對外貿易、汽車等，其中還發生出一些很極端的事情，例如見到日本產品，哪怕是中國人民的財產，也依然打砸。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抵抗日貨牽一發而動全身，日貨非獨與日本有關系，與本國也有很大的經濟聯系，自身也是會受影響的。況且許多日本品牌汽車其實是在國內生產的。過度地抵制可以說是一種暴力運動，難免帶有民族中心主義性質，帶有盲目的色彩，而非出於民族主義的愛國行為了，所以倡導的是「理智愛國」。據所看相關論文表示，抵制效應在最初的四個月效果顯著，但在這個過程也有觀望效應，風波一去，受市場調節影響影響會漸漸趨平。

這些極端事件也說明抗日運動對於激發國人愛國主義、促進中國製造業有積極意義之外，還有許多負面作用，不只抵制日貨，更傷害了一部分國人。抵制日貨雖由民間自發形成，但也正是因為這樣而缺少政府的監督管控，造成了許多不好的影響。歷史告訴我們，愛國需要理性，暴力行為絕不是愛國，只能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惡化中國的投資環境，讓外國投資者對中國望而卻步，最終損害的還是中國的利益。我們需要的應該是理性的抵制日貨運動，發揚正確的愛國主義，而非愛國主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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