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去死狂人

Ⅰ 比特幣為何會跌破1萬美元

關於此次比特幣跌破1萬美元的原因有多種觀點，有業內人士侃稱：「也許是主力為了提前紀念94事件准備的一出好戲」。更多的觀點認為Defi（去中心化金融）挖礦將場外資金抽走，可能是造成本輪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此次比特幣下跌主要原因還是由於莊家砸盤導致。

Coinmarketcap網站顯示，9月3日凌晨，比特幣短線暴跌逾10%，一度跌破10000美元關口，最低跌至9960美元，刷新7月27日以來新低，24h跌幅為9.98%，目前反彈至10302美元。與此同時，加密貨幣集體走低，市值前十的熱門幣種，除穩定幣之外，多數下跌幅度超過10%。

不過由於此次比特幣下跌的日期較為特殊，且在前兩日已有跌幅鋪墊，有業內人士侃稱：「也許是主力為了提前紀念94事件准備的一出好戲」。據悉，幣圈94事件來源於2017年9月4日，七部委聯合下發《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正式叫停ICO（首次代幣發行）融資，該日被視作中國數字貨幣投機史中的重要分水嶺。

不過，逢節必跌並非幣圈傳統。就此次比特幣下跌，更多的觀點認為Defi（去中心化金融）挖礦將場外資金抽走，可能是造成本輪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此次比特幣下跌主要原因還是由於莊家砸盤導致。

有名為數字貨幣趨勢狂人的分析師KOL指出，近期交易所出現了大量的砸盤式賣單，當幣價在11770-11800美元附近，交易所大戶以500BTC為單位，掛在11750美元甩貨，所有掛單都被搬磚機器人瞬間吃掉，大概砸了4000個幣左右。

(1)數字貨幣去死狂人擴展閱讀

Defi（去中心化金融）挖礦將場外資金抽走是造成本輪下跌的觀點

比特幣錢包幣信創始人吳鋼就在社交平台上公開稱，大盤下跌系DeFi類（去中心化金融）項目「吸血」，並舉例近期暴漲百倍的Sushi項目。

火幣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康律之對界面新聞分析稱，近期數字貨幣的熱點並不在比特幣市場，而是受以太坊生態和波場生態中的去中心化金融市場逐步繁榮所引起整體數字貨幣市場的興旺。

從去中心化交易所成交量已經到達主流交易所成交量的6%可見一斑。此外，9月初去中心化交易所 Uniswap 的24小時交易量達到了 4.41億美元，更是首次超過了頭部中心化交易所 Coinbase Pro。

Ⅱ 3000萬柴犬幣兌換成人民幣是多少錢

一柴犬幣兌換人民幣的最新價值來估算，3,000萬柴犬幣差不多等於5862塊人民幣可能很多人對於所謂的柴犬幣會非常的陌生。其實柴犬必也是一種虛擬貨幣，柴犬幣是繼狗狗幣之後的又一款受到人們追捧的虛擬貨幣，柴犬幣之所以受到人們追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這款虛擬貨幣的發行量竟然在1000萬億。

這也是為什麼這款貨貨幣在兌換人民幣的時候那麼不值錢的一個原因，因為它的發行量實在太大了，既然發行量這么大那為什麼還有被投資的價值呢？我們知道投資虛擬貨幣的狂人馬斯克曾經在狗狗幣以及比特幣上都收益頗豐而在一次經濟峰會上馬斯克曾經這樣評價過柴犬幣。

總而言之一句話，如果人們要投資柴犬幣的話，還是應該謹慎小心理性購買因為這種發行量超過千萬億的虛擬貨幣。很可能會一瞬之間讓人們一夜暴富，但是也很可能一夜之間會讓人傾家盪產，虛擬貨幣不能夠作為正常貨幣進行交易虛擬貨幣的購買是有一定風險的，大家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Ⅲ 魯迅的時代背景

獨立人格往往需要獨立的經濟關系為後盾，「四大自由」必須以社會經濟選擇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闊憑魚躍」和「籠中鳥有翅難展」都可作此解。雖則經濟的富裕有時伴以精神的貧乏，然而思想自主權和表達權必須有基本的生活條件支撐。

早在1923年魯迅就公然宣稱：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或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
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准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魯迅又指出：「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爭取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161—164頁。）

魯迅這段話已經說過了七十多年，魯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顯學和官學，然而，關於「魯迅和要緊的錢」，關於魯迅本人為經濟權所作的「韌性的戰斗」，關於魯迅經濟生活背景的考據和分析，長久以來卻被專家們所忽略或迴避。

本文試圖在這方面有一點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實證的方法而非純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實真相，恥作無稽空談。

以簡約、明確著稱的《魯迅日記》中，貫徹始終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經濟權」明細賬。魯迅本人對於金錢的關心程度，遠遠大於幾代魯迅研究者。專家們經常引證《魯迅日記》中交友、聚會、往來信函的記錄，卻很少注意他的金錢收支賬目。本文試圖從這些枯燥、瑣碎、而又頻繁出現的銀錢數字中，從另一個新的角度解讀魯迅。

我認為：離開了經濟生活的魯迅，決不是完整的魯迅。

本文主要根據《魯迅日記（1912—1936）》和新發現的《魯迅家用帳（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1923．8—1926．2）以及《魯迅家用收支帳（1926．9—1927．12）》，參照有關史料，如民國經濟史、貨幣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並對當時北京、上海等地知識階層的生活環境（衣食住行、校園教室、書市報攤、茶室飯館、娛樂場所的費用）加以考證和簡要分析，試圖說明「經濟權」對於魯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魯迅如何擺脫「官」的威勢、「商」的羈絆，傲然超越「權」和「錢」，從而保持了他的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魯迅的經濟來源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生於浙江省紹興。幼年時，家境從小康陷入困頓。1898年他17歲時，母親變賣首飾籌集8塊銀圓的路費（當時1塊銀圓約相當於百年後70元人民幣），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免學費、膳費，每月還有少量津貼。實習期三個月內有津貼300文（相當於3角銀洋，即今人民幣30元），以後逐漸增加，第一年有2兩銀子（當時1兩＝一千文）。不久轉入路礦學堂，1902年1月畢業。在這期間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從菲薄的津貼中用500文（5角錢）買了一本嚴復譯述的《天演論》。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學。據魯迅回憶：「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圓。」（引自《華蓋集續編》）而根據周作人的回憶：「魯迅那時的學費是年額四百圓，每月只能領到三十三圓。」（引自《魯迅的故家·魯迅在東京》一書）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歲時也到日本留學。1907年周氏兄弟合譯《紅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圓（約合今人民幣12000元），合同上註明千字2圓。（據《周作人回憶錄》第201頁）同時他還有一些著述和譯文出版，後來收入《墳》和《集外集》等。

周樹人在日本留學時期花費很多錢買書。據統計，當時購買的德文書籍共127種，貴重的如《世界文學史》10圓，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說《絞吏之繩》5角。購書占據生活開支的首要項目，並成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這時周樹人發表了《摩羅詩力說》等論文並准備從事新文學運動，但卻於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國，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經濟負擔。後來魯迅在《自傳》中說：「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在家鄉做教員，月薪約3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1500元）。

辛亥革命後，1912年2月周樹人到了南京，由摯友許壽裳推薦，應首任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之召，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部員；部里供應食宿，此外每月發給30塊銀洋津貼（按購買力估算，當時一塊銀洋＝今人民幣50元）。由於政局變化，中華民國定都北京，4月底周樹人北上，8月定職為教育部四等「薦任官」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陳註：林志浩《魯迅傳》誤為「第二科科長」應更正，參看《魯迅研究資料22》第34頁），月薪200多圓，後來增加到300圓（按購買力估算，20年代國幣1圓＝今人民幣35—40元），主管圖書館、博物館和美術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8月離開北京。在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後，1927年10月魯迅和許廣平來到上海，成為中產階層的自由職業者，以賣文為生，經濟收入得到保障，度過了他富裕而又艱巨的後半生。

魯迅的經濟來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1. 公務員收入

中華民國一成立，魯迅就由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錄用，在教育部擔任公務員（1912—1926），時間長達14年，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起初津貼費60銀圓，不久
月薪定為200銀圓，後來增加到300銀圓。但是北洋軍閥政府由於政治腐敗、增加軍費、挪用公款而經常拖欠部員薪水和教育經費，1920年以後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發給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發給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後魯迅離開北京時，北洋軍閥政府還欠他兩年半的薪水。魯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

2. 教學收入

五四以後魯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職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學校：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後改為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集成國際語學校、中國大學、黎明中學、大中公學兼課，時間長達六年（1920—1926）之久。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圓；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500圓（發給半數銀圓、半數兌換券即紙幣），為時半年。後因意見不合離開廣州，1927年9月底經香港赴上海。此後除了有時在院校講演（如勞動大學）以外，未嘗擔任教職。

在魯迅一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這整整一年（在廈門和廣州各一個學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專任大學教授之所得。

3. 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這四年又一個月中，由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次年改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輯費」，實質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摺合黃金490兩，相當於今人民幣44萬元，平均每年11萬元左右。這一筆固定收入，主要出於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秋任大學院院長，是魯迅的老上級、老朋友）對於魯迅的關懷，為他初到上海時創造一個穩定的經濟條件。直到1932年初被國民政府以「絕無成績」裁撤。

4. 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歷史》等論文在《河南》雜志發表，稿酬約為千字2圓。但是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字是沒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時期，除1927年底—1931年擔任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月薪300圓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賣文為生」，也就是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為生，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得多。

1932年「教育部編輯費」撤銷以後，版稅和稿酬、編輯費成為魯迅惟一的經濟來源。魯迅後期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2萬多元。作為自由職業者，這就是他堅持「韌性戰斗」的經濟基礎。

北京時期（1912—1926）

周樹人於1912年5月初北上，到京後立即住進「山會邑館」（當時改名為紹興縣館）單身宿舍，於燈畔寫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記：

「五日上午十一時舟抵天津。下午三時半車發，……約七時抵北京。」

次日坐騾車赴民國政府教育部報到，在社會教育司任公務員，時年31歲，正當「而立」之年。由此開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魯迅日記》就由這時展開，24年一貫（1922年的日記散失僅存片段抄件，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來並於1959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難，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幾天間斷，但有始有終，內涵豐富，成為研究民國至抗戰前夕中國社會的寶貴史料。這是一個迄今尚待挖掘的寶庫。

我認為《魯迅日記》中最可貴而無可替代之處，是親筆精確地記載了這四分之一世紀中他每天的經濟收入情況。直到目前，為解讀20世紀中國文化人的經濟背景，魯迅的個人賬目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

為研討方便起見，我特將整部《魯迅日記》中，逐日記載的煩瑣數字加以統計、整理、歸納如下——

1912年，5—12月共收入1100圓，皆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時暫領取月津貼60圓；8月任命為社會教育司僉事以後，暫領取半俸125圓，到10月定為月俸220圓。）八個月來平均每月收入137．5圓。

1913年（其中6月19日—8月7日請假回紹興老家探親）。本年共收入2586圓，為教育部薪俸。本年2月以後薪俸增為240圓，但到12月僅發給九成即216圓。平均每月收入215．5圓。

1914年共收入3146圓，皆教育部薪俸。1月—6月仍發給九成，7月恢復全薪240圓，8月以後月薪增加為280圓。本年平均每月收入262．17圓。

1915年共收入3263．1圓，為教育部薪俸及公債利息少許。其中，6月以後扣四年度公債，平均每月實際收入現洋271．93圓。

1916年共收入3276．4圓，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債利息。3月以後月薪增為300圓。（12月3日至下年1月7日為母親60壽辰回紹興老家探親。）11月全以紙幣發薪，不發銀洋（魯迅特意註明：中國銀行兌換券三成、交通銀行兌換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個月的薪俸，而且紙幣對銀洋貶值，所以，雖然月薪名義上增加而實際收入卻減少了，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圓。（陳註：因反袁稱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獨立，紙幣貶值，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兌換券100元＝銀洋75圓，甚至最
低到60圓。）

1917年共收入3650圓（其中11月發給銀洋150圓，兌換券200元，這說明當月兌換券貶值到100元＝銀洋75圓）。平均每月收入304．2圓。

1918年共收入3600圓，平均每月收入300圓。皆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這一年日記收入情況有兩點值得重視：

（1） 魯迅開始在《新青年》刊物發表小說與雜文，都沒有稿費記錄。據考證，當時《新青年》同人決定義務寫作，不計報酬。

（2） 銀洋與紙幣的關系，《魯迅日記》2月1日記：「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內銀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齊壽山換泉，共券六百得銀三百五十四圓」。這表明當月中國銀行紙幣兌換券更加貶值，100元兌換券＝銀洋59圓。此記載可供民國貨幣史研究者參考。

1919年共收入3600圓。月薪300圓未拖欠。《魯迅日記》載「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錢庄）以銀三一二換日金券五百」，說明當時國際匯兌率1銀洋＝1．6日圓。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圓。

1920年共收入2640圓（因教育部拖欠三個多月的薪俸，收入顯著減少，雖然名義月薪仍為300圓，但實際上平均每月僅收入220圓）。這一年夏天魯迅接受了北京大學和高等師范（後改名北京師范大學）兩校的聘書兼任講師。因魯迅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務不多，中午以後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兩次分別到北京大學和高等師范各講一小時《中國小說史》課程。開始講課時魯迅是不計報酬的，後來情況有了變化，詳見下文。

1921年共收入2578圓（其中開始有講課費88圓，教育部薪俸2490圓。雖然有資料說魯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圓，即平均月收入應增為320圓，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實際收入更為減少），平均每月僅收入214．83圓。

1922年日記缺失，僅存斷片，據許壽裳摘錄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圓。……（陳註：由上下文估計1922年魯迅應該收到教育部薪水數目為從1921年6月七成210圓到1922年9月上半月150圓，共計4560圓。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況越來越厲害，除應補發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個半月的薪水。本年實際收入數已無法確知。）

1923年共收入2304圓（其中稿酬69圓佔3％，講課費141圓佔6．1％；兩者合計佔9．1％，教育部薪俸2094圓，累積拖欠九個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為減少），平均每月收入僅192圓。這一年魯迅的講學活動有所增加，不僅繼續兼任北京大學、高等師范兩校講師，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

1924年（其間7月7日赴西安講學，先收暑期學校薪水100圓，8月3日收講課費並川資200圓。）本年共收入2611．78圓，其中講課費826．5圓佔32．5％，稿酬版稅703．28圓佔26．9％，教育部薪俸應得3600圓，實得1095圓，因教育部累積拖欠一年又六個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為減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圓。

1924年魯迅的經濟生活中有了一個轉變，他的收入構成中，第一次出現了公職收入（教育部薪俸）少於自由職業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余講課和寫作收入共佔56％，超過一半；而公職收入僅佔44％，也就是不到一半。從經濟收入上說來，魯迅開始了由公務員向自由職業者的轉化。

1925年共收入2832．5圓，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圓，佔58％，講課費705．5圓佔25％，稿酬475圓佔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圓。本年魯迅不僅繼續在北大、北師大兼任講師，而且從9月開始又在中國大學本科兼任小說學科講師，在黎明中學和大中公學兼任高中文科教員。擔任這些兼職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增加經濟收入。

1926年共收入4257．12圓，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圓，佔13．6％，稿酬1177．3圓，佔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講課費401．82圓，佔9．4％，廈門大學預支的薪水和旅費2100圓，佔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圓。

通過好友林語堂介紹，1926年7月魯迅應聘擔任廈門大學研究教授，收到廈大提供的旅費100圓和月薪400圓後，於8月26日攜許廣平離開北京南下。這是他生平一大關鍵性轉折。由此，魯迅徹底擺脫了官場的束縛，從經濟上正式成為一個甘冒風險的自由職業者。

作為這一轉折有兩個重要標志，其一是魯迅為捍衛自己的人權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頂頭上司、教育總長章士釗；其二是魯迅為捍衛自己的經濟權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並將內幕公諸於眾。

1926年8月魯迅決心離開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軍閥統治的黑暗、婚姻與戀愛的矛盾）之外，還有經濟生活上的鄭重考慮。而且經濟的因素很重要，這一點，只要細讀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和《端午節》、《幸福的家庭》、《在酒樓上》、《傷逝》、《孤獨者》以及他與許廣平的通信，就可窺見端倪。

Ⅳ 比特幣是否是個大騙局

比特幣就是一個騙局，所以投資理財一定要謹慎。

即便是被稱為「硬通貨」的黃金，金價也不會只漲不跌。黃金本身沒有泡沫，但價格過高，就有泡沫了，而泡沫最終都會破滅，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同樣如此。通用虛擬貨幣越多，比特幣的價值越接近於0。

這種純粹運算出來的數字元號的貨幣，沒有任何資產支持，沒有財務收支，沒有現金儲備，沒有使用價值，本身只是一個流通符號而已，一旦失去了信用保證，就是一堆印刷漂亮的廢紙。投資者應該警惕，這個世界沒有所謂安全的投資，所有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發文嚴厲整治上述行為，明確代幣交易不受法律保護，隨著一些虛擬幣交易平台轉向境外，投機炒幣行為也轉為「地下」。面對不斷翻新的行為，政府部門在繼續嚴監管的基礎上，更應不斷升級監管手段和能力，持續加大宣傳科普和打擊力度，避免群眾上當受騙。

(4)數字貨幣去死狂人擴展閱讀：

投資虛擬貨幣更多的是一種投機行為，投資者應強化風險防範意識和識別能力，在未確認對方身份的情況下，不要涉及金錢往來，不要輕信低風險、高回報的投資產品，尤其不要隨意加入未經核實的投資理財群，這些往往是電信網路詐騙分子精心設計好的圈套。

投資理財最好在子女的陪同下進行購買，並且要從官方的、權威的渠道去了解，當發現被騙時及時向警方反映。妥善保護好各類賬號密碼、身份信息等，不要輕易告知他人。凡是提到需要轉賬匯款，都應引起高度警惕，多找信得過的熟人商議。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揭秘瘋狂的比特幣：每個800元 新的龐氏騙局？

人民網-三男子設比特幣騙局獲利15萬余元被判刑

人民網-人民網評「解析區塊鏈」之三：如何避免脫實向虛

Ⅳ HitCoin幣值得入嗎

不值得，新幣HIT暴漲暴跌。

一個幣種在最近3天時間里跌去52.47％，似乎已不是什麼新聞，因為整個市場都處於一個極其快速的下跌過程中，大市值幣種跌幅也比較驚人。

但在昨日，8月7日，處在在下跌途中的新幣HIT卻一直占據著數字資產行情網站MyToken熱搜榜的首位。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在8月4日，即HIT在火幣上線後的次日，暴漲了114％，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關注。

而8月4日的市場是慘淡的，比特幣當天大跌5.5％，持續反彈的聲音戛然而止，山寨幣進一步走低。相比之下，有投資者則將HIT稱之為熊市的一個意外小驚喜。

「狂人研究院」認為，「HIT團隊技術扎實、行業資源豐富、投資人與顧問頂級等等這些因素，都是其優勢。但社區建設之後，活躍度低，代碼更新活躍度較低，質量一般，是目前團隊需要解決的點。因此給出B+評級。」

Ⅵ 請問大學語文填空題

1.離騷
2.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3.道德經
4.胡適的《嘗試集》 魯迅的《狂人日記》
5.明,清之際的張岱可謂是一位小品文集大成者.他吸收了晚明諸家特別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長處,矯正了小品文在發展過程中的流弊,以深厚救淺薄
6.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聽說「雙溪」那地方的春色還很美，我也想劃只小舟去看看。但又當心「雙溪」這地方勾勒起我對往昔美好時光的回憶，那種小小的舴艋舟，載不動我這內心許許多多的憂傷情愁。
這句是作者李清照為重回「雙溪」這個地方勾憶起自已的一絲絲鄉愁而作。
有人理解為鄉愁,有人理解為"遺憾的青春，灰暗的童年。怎耐的過今天的失落" 對時光流逝的感嘆,但是畢竟是作者的心境,我們只可意會,
武陵春
7.
巴爾扎克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1799－1850），法國作家。生於圖爾一資產者家庭。學過法律。1819至1829年是他文學事業上的探索階段，他練習寫作和了解社會。1829年發表《舒昂黨人》，這是總稱為《人間喜劇》（1829－1848）的第一部作品。《人間喜劇》被譽為「社會網路全書」，通過96部（原定寫137部）篇幅不等的小說，兩千多個人物，展示了19世紀前半期整個法國的生活畫卷。《人間喜劇》分風俗研究、哲學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其中風俗研究為主體，又分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軍事生活和鄉村生活六個場景。作者採用分類編排和人物再現的方法，將眾多小說聯成一個整體，構成世界文學史上一座規模空前的宏偉紀念碑。
巴爾扎克是法國以及世界文學史上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要代表作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巴爾扎克很高的評價，認為《人間喜劇》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

8.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 （蘇軾，蘇洵，蘇轍父子三人稱為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曾經拜過歐陽修為師）,因此也可以說是「唐二家，宋六家」。

Ⅶ 論述再後來的中國不能成為發明創造大國的原因（1000字）

一看你的問題我就知道咱們的公選課是一樣的 .下面的自己拿去改改吧。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第二段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文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編輯本段]李約瑟本人的努力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於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李約瑟還特別提出了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
[編輯本段]解答一：
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編輯本段]解答二：
中西方的經濟基礎不同，導致社會發展進程不同，進而導致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
[編輯本段]解答三：
中國自南宋以來的專制集權制度，特別是封建專制者對中國人愈來愈加強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現代中國科學技術水平落後的根本原因。
我國的古代文明燦爛輝煌，有至今仍使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中華民族早在西方科學昌盛之前就有極其卓越的科學成就，15世紀之前，我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遙遙領先於當時的西方文明。李約瑟在數十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證明：「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對此，李約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觀點，但李約瑟這些觀點還不足以說明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因為在這些原因在近現代都被解除了以後，中國人仍然沒能在中國土地上某方面獲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度的科學成就。比如說在中國科舉制度廢除已近百年、西方發現發明自然科學文化知識早已大規模普及並為眾人所接受、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可說與西方人已別無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沒發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現的狀況也沒有做到。特別是諾貝爾獎截止如今已經有六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但卻沒有一人為中國本土華人，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國未獲諾貝爾獎的原因也談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差距大的是他所處的科學環境。移居美國的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等獲諾貝爾獎就是證明。由此可見，之所以「境內為枳，過海為橘」，使得這塊大陸迄今與諾貝爾獎無緣，主要原因是國內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
那我們現在不禁要問：現代中國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在那裡？！中國在13－15世紀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怎麼就造成本土中國人在智力上顯得如此愚笨？！在創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與挫傷呢？！
中國13世紀初是處於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時期，中國在北宋和特別是南宋時期已經佔世界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別是南宋時期朝廷偏安一偶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經濟貿易發展來維持國家的稅收收入，這樣也就使得國家工商業空前發展。工商業的發展致使南宋社會分工更加細致，貧富差別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現為民眾為追求工商業發展特別是相關技術的發展，需要一種更加自由開放的、更加寬松倡明的社會環境，要求封建統治者在保護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時也能夠保護工商業者的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社會關系愈來愈向商貿化金錢化方向發展，私慾膨脹、只認利益而輕視道德規范，特別是缺乏對封建道德意識和國家民族意識的認同，從而造成社會混亂，特別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眾、軍隊的愛國熱情嚴重低下。當時的狀況使社會發展走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國家政治通過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專制而使社會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為了鞏固封建專制更進一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政治思想統治。
遺憾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治終究還是走向了反動的一面，自南宋統治朝廷稍微穩固以後，宋高宗就開始大肆迫害功臣，通過秦檜等一幫人殺害了岳飛、去除剝奪了戍邊大將的軍事政治權力，不但使國家統一大業功敗垂成，更使得封建統治專制制度得以進一步加強。封建專權的形成使得民眾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更加低下，社會思想道德意識更加趨於混亂，對社會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壞性。在這種狀況下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根據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讓人們回歸所謂「善的本性」，也就是回歸人們愚昧混沌的幼兒時狀態為目標，以消除人們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的各種企望、願望為理論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論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這一「中庸之道」在集權制度下的實際社會效果卻只是導致了只認「天」不認「人」，道理邏輯歸於權位，只認君父不認平等權益的「三綱五常」制度。自此以後，儒家學說一反前朝歷代只限於道德說教的范疇，在禮儀甚至從法律規范上對上至士紳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為，實施強行的灌輸與限止，從而嚴重地禁錮了人們的思維思想，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動力。
而在與南宋至明朝幾乎同時期，西歐自1215年英國《大憲章》以來，文藝復興運動啟蒙了民眾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別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帶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使得西歐成為近代文明的發源地，造成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個國家要發展科學技術，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學的基石，沒有說那個國家民主不如別的國家但科學技術卻比別的國家強的。即使是說中國自戰國建立中國式的封建制度以來由漢至唐宋一直執世界科學技術之牛耳，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就當時世界來說還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歐洲當時所謂的希臘民主制度、羅馬共和國其民主也只是對奴隸主階層、對平民階層的民主，對占相當多數人口希臘、羅馬的奴隸何嘗有民主可言？自中國洋務運動提倡「中體西用」到戊戌的變法維新、自中國「土地改革」到鄧小平提倡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歷史早已證明沒有民主開放的制度，科學技術乃至經濟的發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謂民主無非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三點，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慾」，及其自明清以後實施的愈來愈嚴酷的「連帶保甲制度」，從思想行為上限止了人們的自由，使中國人不敢動、不敢說、甚至不敢想，更別說由此使中國人有發明創造的動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雖然也有所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星點民主思想，但做為儒家提倡社會等級制度的根本仍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行為，由此才造成了象岳飛、於謙、袁崇煥等歷史悲劇，更造成「棒打鴛鴦兩離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約」等等不講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後，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愛」並不是無私的「博愛」，而是一種由愛已而愛家人，由愛家人而愛親戚、朋友，從而直至愛民族、國家的一種由已推人的思想，這種以自私為起源而企圖使國人愛國的企圖與封建家閥等級制度，實際上造成的是中國人自己乃至親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識，從而瘋狂地編織自己的關系網、拉幫結派，而當大多數中國人在高喊愛國的時候，實際上內心所想的只不過是愛自己最多愛自己的親友罷了，所以中國才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許多中國人出了家門才想到親人、出了家鄉才想到老鄉、出了國才想到自己是中國人，以及各朝各代總是漢奸、賣國賊輩出的怪現象，這也是中國人「一人是條龍、兩人是條蟲、三人是頭豬」，一盤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於中國在13世紀之前社會制度的民主程度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還算是最高的；而中國自13世紀以後經濟技術與科學發展水平越來越落後，是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愈來愈完善，特別是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愈來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總而言之，宋明以來儒家違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綱五常」，實際上是變相地提倡懶惰思維和奴化意識，這一社會意識對宋明以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約束，特別是嚴重毒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使中國知識階層留戀於自身歷史上業已形成的社會地位，長期以來不但不能成為推動民主的主力，反倒以傳統捍衛者的身份成為反對「民主、自由、博愛」思想的急先鋒。中國人應該進一步拋棄孔孟之道、特別是自宋朱熹以來儒家思想中的糟粕，進行一場如西方式「文藝復興運動」類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復興運動，提倡政治上的「大道無為」、提倡行為上的「兼愛」，從思想上建立起還權於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識，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來作好思想上的基礎與准備。
實際上，中國的儒家思想意識導致近現代中國社會和科學技術水平的落後， 這並不是我的發現發明，中國很多仁人志士早在五四運動前後就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象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憤而棄醫學文，為什麼？就在於中國人面對自己同胞被外國人處死時所表現出的驚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還熱情地去圍觀，所以魯迅在其《狂人日記》中說到「狂人」總是能在那些所謂的儒家經典的字里縫間總是能看到「殺人」二字的緣故。五四運動中稱民主與科學為「德先生」與「賽先生」，那時中國人就意識到民主與科學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說只有科學的產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國人要想求得科學社會的發展不能說只要表不要里，只要科學社會發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舊思想、舊觀點。清洋務運動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結果是叫徹底從里至外學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個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憲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結果還是沒教會抱殘守缺的中國人學會民主，導致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科學進步的遲滯與破壞。現在又說什麼「儒學文化就是和諧文化」，我看這些所謂新儒家們是嫌中國人思想意識還落後得不夠，嫌老實的、耽於安逸的、散漫的、特別惰於思考的中國人想得太多，再「和諧」一下才好，這豈不正合了儒家「存天理、滅人慾」的本意？也許某些人要使中國人都成了一大群不會思想的豬才會滿意吧？！
就現代中國以擴展工商貿易為主而缺乏科學技術根基的經濟發展模式來說，應當清醒的是：GDP的總量雖然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經濟基礎，但這還不是國家昌盛的根本。國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於民眾的凝聚力、二在於技術的進步。
首先就民眾凝聚力來講，中國北宋南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那麼高，但朝廷專制、腐敗，貧富差別劇大，導致民不聊生，半亡於遼金，最後亡於元。宋朝雖然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盤散沙的狀況下，仍然不免被嚴酷自然環境下鍛煉出來的少數民族的鐵騎所踏破。所以，國民的凝聚力是國家存在的根本。那麼怎麼樣建立國民的凝聚力呢？從政治上來說經濟地位上的平等是國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個國家那個時代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別，那麼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民眾凝聚力肯定是成問題的，因此也就很難有效抵禦內部的抗爭和外來的侵略，就中國來說西漢、東漢、東晉、北宋、南宋、明等等的滅亡，從經濟上來說無不是封建土地兼並造成的就說明了這一點。而中國抗日戰爭前後，中國國民乃至政府的軍隊在戰爭中士氣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怎麼就能在朝鮮戰爭中打敗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強大的美國軍隊呢？這就說明了社會主義所創造的經濟平等確實是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凝聚力。但馬上得天下，可馬上治天下嗎？毛澤東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積極推行平均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國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嚴重低下，造成國民經濟整體的倒退。可見平均主義政策雖然可以提高國民凝聚力，但卻是不能當飯吃的，所以中國社會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須尋求另一條發展的道路。
其次再說說技術進步，鴉片戰爭前後中國清代GDP雖然居於當時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風潮的影響下頑冥不化，拒絕進行社會變革。結果怎麼樣？還不是在被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後，接著又被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甲午之戰中打得一敗塗地。所以，技術進步可說是國家存在的另一個根本或者說是另一條發展的道路。那麼，如何求得國家技術的進步呢？國家技術的進步，最重要是在於國民思想的開放，而國民思想的開放最重要的是在於政治制度的民主開放程度。比如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天文學、醫學、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相關的物理等科學技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種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是得益於當時的「百家爭鳴」的政治言論環境，而這種「百家爭鳴」的言論環境又是瓦解打破舊的「井田」等奴隸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時代需求。
我們中國現在人民生活水平較西方發達國家還較低，GDP確實需要進一步地推進發展，但我們知道現代人類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過是來源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頭的一天，所以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確實是一個真理。但要實現科學技術進步這一真理，推進國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進國家的民主程度，靠現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裡的中國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國應從中國人的幼少時期就向他們灌輸民主思想和文化習慣，特別是破除權威意識，但願我們中國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來民族民主的復興昌盛。
------goujun1994
lz.xg回 goujun1994您強調文化的作用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說明的是：
1.科學技術的產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關系，但不是由於民主文化而產生了科學技術，恰恰相反，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所謂西方的民主傳統不過是古希臘、古羅馬奴隸制共和國時期的民主，而這種民主在其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已經被拋棄了。因為它不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環境，正像民主不適應中國的的封建皇權社會一樣。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才重新提出來的，而這時也正是新航路開辟，工業革命，資產階級興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時期。
2.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若要產生民主文化只有改變那個社會的環境，即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3.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一種新的文化提前出現，那麼就必然要求經濟基礎的變革，否則這種文化便不能持久。
goujun1994 回 lz.xg ——
1、您的主要觀點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結論，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而李約瑟用大量的史料證明了中國在南宋以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於西方的，若照您的說法您所說的「民主文化」應該是在中國，而不是在西方，可見您這一結論是很荒謬的，特別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時特別顯得如此。
2、您的第二個觀點是「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認為經濟基礎只是決定文化發展的一項因素，且不是決定性的。那麼我們先來看看中國人的文化是怎麼形成的。什麼是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群體、一個單位乃至一類人的體能、性格、氣質、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等等，那我們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什麼文化？中國人是黃皮膚、性格謙遜、氣質內向、行為方式更重於情感交流、地方方言眾多、各地風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詩、書、棋、畫、戲劇格式等等。實際上，經濟發展是可以推動相應文化的多樣化繁榮發展的，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社會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則經濟對文化帶來的整體效應愈大愈多，否則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時期專權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甚至連孟子所謂「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的言論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從天下廟堂中趕出去，在這種專權制度下經濟雖然還在緩慢發展，但建築、瓷器、傢具格式樣式愈來愈仿皇室化，中國上至衙門下至社會、家庭，對人們思想行為控制的手段愈來愈花樣翻新，社會黑暗，而所謂「女人的小腳」等等封建惡習大都產生於這一時代。所以說，文化雖說是受經濟發展影響的，但更是人類與社會環境斗爭的結果，更是千百年來思想行為教育與統治的結果，不承認這一點就等於不承認孔孟之道對中國人的影響，就等於不承認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差別。
[編輯本段]解答四：
中國特有的學術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科學發展的桎梏。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其實，無數的學者也提出過相同的質疑。很多研究已經表明我們中國人的IQ是居世界第一級的。然而，看看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汽車、飛機、計算機…..幾乎被美國人包攬。為什麼聰明的人搞不出驚世駭俗的重大發明、科研成果？當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個公認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環境。這里更多指的就是你所提到的人文環境。據了解，在美國，科研人員有相對寬松而自由的科研環境，沒有中國這樣復雜的人際關系與明爭暗鬥，專家們往往能夠發揮能動性與創造力。
其次，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問題就是你所提到的所謂「權威」的意見！本人曾經研讀過多國文化溝通。用文化的尺度來說叫power distance，即社會等級的森嚴程度。中國的文化教會人們學會「順從」：要尊重長者、專家的意見；然而美國的文化培養你「創造力與挑戰力」。
在中國，我們可以簡單想像一下，我們中有多少人曾在學生時代對老師的傳授、教科書的觀點提出過異議、質疑？學校、單位從XX機構請來了所謂的專家，我們是不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去聆聽「專家」們的諄諄教導？當然，向他們學習是應該的，然而我們有沒有多問幾個為什麼，多從不同的側面去考慮問題？經常能聽到學生這么說：「我們老師XXX說，書上XXX說。。。。。。
然而，約五年前在2002年的時候，當我第一次接觸一本美國編著的心理學入門教材時，我就感受到了頗為不同的口吻。清楚記得有那麼幾句話，大意如此：「科學家從來對媒體的報道持質疑的態度，他們只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因此他們去實驗。。。；「我們探索世界靠什麼？現成的理論？觀察的結果？權威的觀點？，你要知道的一點是這些可能都會有偏差。。。。。。怎麼辦？用實驗的方法去論證科學的假設。」
或許在這么一種思想的指導下，老外更多利用現有知識不斷提出並論證科學假設；而我們不斷努力學習「權威」們的科學理論。。。。。。中、美科學類教科書讀起來感覺布局非常之不同！說通俗點，國內教科書試圖傳授你真理；老美的書不斷給你擺現象，不厭其煩的爭論！有點也很煩，似乎遵循著這樣的模式：A說了XXX理論，B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最近C又反駁他們的理論，A、B又急了說出了C的問題。。。, 最後針對於此現象標準的科學解釋是：沒有！自己想吧！當然這只是一些有爭議的論題。
有一點說得很對，科學是不斷發展的，權威、專家的話並未句句真理；也有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就比如當年的哥白尼！
也許只有當我們摒棄了權威、專家意見=永恆的真理，這個沉重的包袱時，才可能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大步前進！兩年前，當我說出達爾文竟化論的存在著一些過時的觀點時，受到多少網友的抨擊！他們告訴我，教科書都是這么寫的，怎會有錯？？然而，對達的競化論的修改在很多國家數年前就已經完成！還有，在與國內很多熱愛心理學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學進行交流時，他們總是愛提到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大師、榮格大師。。。。談著一百年前他們的理論與見解！說來慚愧，接觸心理學五個春秋，學習過瀏覽過的專業書籍保守估計在三十本以上。弗大師的大名還是以前女朋友告訴我的，後來在一本心理學史中終於找到了他老人家，當然精神分析也多次被點名，不過一帶而過！

Ⅷ 區塊鏈行業輿情研究報告

區塊鏈技術被認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發顛覆性革命的核心技術，在經歷了階段性的混亂以及泡沫期後，隨著國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關監管的落實，會逐漸+B39步入正軌，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2017年區塊鏈赫然火遍全球，成為焦點。如果說最開始區塊鏈的出現使得業界人士激動不已，普通群眾持事不關己的態度，僅是吃瓜路過的話，那麼現在就可以說區塊鏈已經快速並深入地走進了公眾的視野。
區塊鏈這一概念由中本聰於2008年提出，它所具有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特點，吸引不少投資者投身於此。區塊鏈逐漸走進各個行業領域，既帶來了可觀的變化，也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影響。
分析師通過對中國區塊鏈行業相關數據的收集整理，分析討論中國區塊鏈行業發展趨勢，區塊鏈熱度上升趨勢明顯由近半年內區塊鏈和數字貨幣的網路指數走勢圖可以明顯看出，區塊鏈熱度只增不減，到2017年末，甚至還出現爆發式上漲的情況。根據走勢圖可以預測，區塊鏈網路指數增長將在近期呈現出平緩趨勢。
與區塊鏈緊密相關的數字貨幣網路指數，在2018年之前和區塊鏈的網路指數相差不大，那是因為區塊鏈的火熱引爆比特幣的身價，很多人趁機跟風，使得市場一度混亂。從2018年初開始，區塊鏈的網路指數便遠遠超過數字貨幣，此般變化表明更多的人將目光投放在區塊鏈身上，這樣也將更有利於區塊鏈技術的健康發展。
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身價倍漲，ICO便順勢而生。ICO這樣的融資籌款模式，既類似於又區別於傳統的IPO融資方式，它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打開市場，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但是由於很多人居心叵測，再加上ICO目前完全不經任何嚴格的審查流程，使得ICO市場亂象頻發。ICO帶來的積極和消極影響，也使得各國在面對這一魚龍混雜的市場時，持有不同的態度。
根據部分國家對待ICO的態度信息表可以看出，態度最為分明的是中國和日本，中國全面禁止ICO項目，並定義其為非法融資行為;日本則允許ICO項目，並帶頭成立區塊鏈聯盟;菲律賓、俄羅斯、加拿大等國家則是採取監管+發展的模式，不禁止ICO項目，並且積極構建監管體系，美國由於是聯邦制國家，各州的態度不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香港和澳門對待ICO的態度和大陸是不謀而合的，而台灣則顯得大相徑庭，「台灣金融監管機構」的負責人承諾，將採取更友好的姿態，支持眾企業在台灣發展和採用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技術。
全國區塊鏈平台TOP10，主要集中在北上廣。
全國區塊鏈平台TOP10顯示，比特大陸、巴比特/區塊元和火幣網網羅了前三的位置，TOP10的區塊鏈平台主要集中在北京，大部分上線時間比較早，多集在2016年前。總得來說，區塊鏈的發展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還掀起了一股創業浪潮。
區塊鏈的相關企業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東三地，這是受區塊鏈技術的高壁壘所影響的。北京人才資源豐富，具有良好的創業環境，上海有著獨有的金融地位，在孵化區塊鏈應用最成功的企業上有著最大的可能性，而廣東有著濃厚的創業氛圍，這些都能夠吸引相關創業者，並促進相關企業落地。此外，杭州也得益於其優渥的互聯網金融行業，區塊鏈產業表現良好。隨著區塊鏈的發展，會有更多城市出現相關企業。
區塊鏈的熱度不減，也催生了大批相關的公眾號。由微信公眾號影響力TOP10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數字貨幣趨勢狂人」在近七天內的預估活躍粉絲達到80多萬，第二名的「王團長區塊鏈日記」預估活躍粉絲也接近50萬人，預估活躍粉絲接近40萬人的「幣姥爺」緊隨其後，排名第三，公眾號的增多也表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區塊鏈行業。
區塊鏈的風頭越來越盛，其相關崗位的薪資待遇在2017年11月之前平均薪資為2.38萬元，到2018年平均薪資已經達到2.58萬元。根據區塊鏈職位對技能的需求圖表可以看出，最重要的還是常用的開發語言(Go，C++,Java)，此外還需要對密碼學、公式演算法以及智能合約等有足夠的了解，此外，也有運營等門檻相對較低的崗位。總的來說，現在區塊鏈行業的人才缺口是比較大的。
區塊鏈技術被認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發顛覆性革命的核心技術，在經歷了階段性的混亂以及泡沫期後，隨著國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關監管的落實，會逐漸步入正軌，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區塊鏈在發展的時候難免會產生泡沫，但是這些泡沫會隨著區塊鏈的健康發展而逐漸變得可控，區塊鏈的發展前景以及能夠帶來的革新是不可預估的。今後，就將這個舞台交給它，靜觀其表演吧。

Ⅸ 馬斯克持倉比特幣成本僅2.5萬美元，他靠此獲利了多少

一說到馬斯克，我們不得不對這位狂人“折服”，他不僅有著遠見的目光更有一個幾近瘋狂的大腦。很多我們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卻在他那裡變成了現實。這不，最近他又與比特幣有聯系了。

馬斯克一直是比特幣和狗狗幣的堅定“追求者”，他的“信徒”一直追隨他。但5月13日，馬斯克表示將停止接受比特幣買車，理由是比特幣耗能太大，不環保，對比特幣造成致命打擊，一度跌了1萬美元。

當晚，針對近期虛擬貨幣交易投機熱潮，互聯網金融協會、銀行業協會、支付清算協會聯合發布《關於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要求會員機構不得開展虛擬貨幣交易兌換等相關金融業務，堅決抵制與虛擬貨幣相關的非法金融活動，不得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開戶、支付結算、宣傳展示等服務。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要分享的內容了。

Ⅹ 德國為什麼那麼憎恨猶太人

50年來，人們對希特勒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屠殺600萬猶太人這一歷史懸念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分析。現在歐洲頗見流行的觀點有二：一是「目的論」；二是「機能論。」然而，從他們分持的這兩種觀點的實質內容來看，在歷史邏輯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與史實明顯相悖的現象。 一 「目的論」者認為，希特勒殺害猶太人是出於爭霸世界的目的，這是一種按常規邏輯的推論。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希特勒為什麼不反對其他反抗其爭霸世界的民族實行像對待猶太人那樣的滅絕政策呢？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清楚，二占期間，歐洲各國人民包括德國人民在內，為了反對希特勒爭霸世界的企圖及其法西斯暴行，進行了英勇不屈的半爭。歐洲各國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已經構成了希特勒橫行的嚴重障礙。但是納粹黨徒們自始至終卻沒有像對待猶太人那樣來對待這些歐洲當地民族，也就是說，希特勒自始至終沒有對這些當地民族採取種族滅絕政策和暴行。人們不禁要問，希特勒為了實現自己的罪惡目的，為什麼只對猶太人採取了這一慘絕人寰的暴行，反而對有礙於其目的實現的其它民族「網開一面」呢？顯然，「目的論」者的推論忽略了這一史實的特定邏輯性。 「機能論」者認為，數百萬猶太人慘遭殺害是法西斯在戰事失利之際一種報復心理及補償心理驅使的行為。這種推論更顯得乏力。二戰史實顯示，納粹德國在戰事上的真正失利，應當以1943年2月2日結束的斯大林格勒會戰為標志。客觀地說，在此以前，德軍在軍事上一直處於進攻態勢，納粹德國領導集團內部在戰略思考上甚至連戰事失利的預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戰事失利以前的時間里，早就開始了屠殺猶太人的罪惡。1939年9月，二戰爆發不久，德國法西斯佔領波蘭後，殘酷殺害了無數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其中絕大多數是波蘭籍猶太人。1941年6月23日，「旺湖會議」通過「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決議之時，納粹德國在歐洲戰場上，軍事實力仍處於優勢。這史實無可辯駁地告訴人們，希特勒屠殺數百萬猶太人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逐步升級的暴行。 實事求是地講，不論是「目的論」還是「機能論」，均未跳出通常人們在社會歷史領域探討歷史事件的一般思維框架的束縛。人們在考察人的行為或歷史事件、探索其產生的原因時，往往首先考察其動機如何。至於為什麼產生如此這般的動機，而不產生如此那般的動機則探究得不夠。「目的論」或者「機能論」，雖然它們的具體內容各異，但就二者的實質而言都可歸到「動機論」之列。其實，尋得動機只是認識人的行為或歷史事件的入門。若能以此為契機，深入研究，就不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證實自己原先發現的動機是否確切，從而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實踐告訴我們，人的動機在很大的程度上還不是產生行為的原因，動機只是原因到行為的中介，原因是復雜的。任何事物的產生、發展和消失，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現實原因。人的行為、歷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為具有目的性，但這不等於說目的性就一定是構成行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權當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為本身。就其全部內容而言，原因無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殺害600多萬猶太人，其目的顯而易見，那就是要滅絕猶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話，那就是必須回答他為什麼要滅絕猶太人。 二 從史料上分析來看，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暴行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互相聯系而又逐步升級。 第一階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劇的前夕為止。這一階段，納粹德國反猶的核心是從限制到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利，從形式上講，基本上保持著「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溫和」狀態，實質卻是為他們為最終消滅猶太人掃清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障礙。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當選為德國總理，此後，就開始了他瘋狂迫害猶太人的行動，從此，災難就降臨到猶太人頭上。最初，納粹德國採取抑制猶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猶太人當公務員、法官、律師、醫生等；不許猶太人進入公共娛樂場所；不向猶太人商店購買商品。這一政策的實施，限制了猶太人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的權利，使德籍猶太人的社會地位降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納粹黨在紐倫堡召開了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使抑制猶太人的政策進一步升級。希特勒在會上宣布了剝奪猶太人公民權新法律，使猶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為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國家居民」，從此失去了作為公民應有的權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著，納粹德國根據這個新法律，強行把這些「國家居民」驅趕出境，移民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從而完成了從限制到剝奪猶太人權利的升級。 第二階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會議」為止。這一階段，納粹德國反猶的核心是從基本人權上剝奪猶太人作為人的生存權利，形式上完成了對猶太人從財到命、從靈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備，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過渡，最後剩下的只是最終從肉到體上消滅猶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經過希特勒及戈培爾等人的精心策劃，由納粹領導集團的導演和慫恿，爆發了史稱「砸玻璃之夜」（又譯「水晶之夜」）的反猶慘案。這天晚上，德國各地以及奧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頭，揮舞棍棒，對猶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進行瘋狂地打、砸、搶、燒，公然迫害和凌辱猶太人。在這一慘案中，據統計有36名猶太人被殺害，36名重傷，267座教堂被焚毀，7500餘家猶太人商店被搗，3萬余名猶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嗣後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經濟損失僅砸玻璃一項就高達600萬馬克之巨。 丑劇發生後的第3天，納粉德國的多名部長在戈林的召集下，召開了一個專門研究猶太人的會議，策劃著剝奪猶太人作為人應有的尊嚴和權利。迫使猶太人把焚毀的教堂清除干凈，修成停車場供德國使用；強制每個猶太人佩帶一個具有侮辱性質的標記；強迫受迫害的猶太人向納粹賠償10億馬克。正如有的史學家所說：「這次暴行和接著根據其目標所採取的措施使得沒有任何組織的猶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絕境。」 1939年9月，納粹德國侵佔波蘭，大肆殺害猶太人，從此，開始了大規模實施殺害猶太民族的行動計劃。次年春天，納粹德國領導集團在積極策劃對猶太民族的種族屠殺時，把這項罪惡的任務交由黨衛隊的保安處和秘密警察的特別行動隊執行。 1943年6月23日，蘇德戰爭爆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了最艱難的歲月，同時，希特勒擄殺猶太人的罪行進一步加劇。跟在進攻部隊後面的黨衛隊和特別行動隊採用了世界上最野蠻最殘忍的手段來消滅猶太人。這些被害的猶太人全是在毫無防範的情形下遭殺害的。據一名叫萊斯基的黨衛隊高級軍官、俄羅斯中部警察指揮官後來證實：「令人吃驚的事實是，他們毫無准備，完全被打個措手不及。先前製造的說法是猶太人正陰謀獨霸世界，有高度的組織。此事證明這全是謊言。沒有一個民族對自己的災難竟如此不加防範。什麼准備也沒有，絕對沒有。」滅絕行動按原計劃例行公事式地從容進行，到了一處，他們「立即從當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識分子的名字，召他們來，命令他們去召集當地所有的猶太人來登記、注冊，以便於重新安置。猶太人居民對納粹的計劃一無所知，往往信以為真。」證詞中所說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殘殺、活埋和押送集中營。這名指揮官還敘述了其中的慘景。由於當時蘇聯的傳播媒體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規定，沒的報道納粹的反猶罪行，使得大多數的蘇籍猶太人根本沒有意識到死神已經臨頭，而未採取任何防範措施，束手待斃。在整個歐洲戰區，一場對猶太人的擄殺性浩劫全面拉開了。 第三階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旺湖會議」開始至二戰反法西斯戰爭使納粹德國的覆滅為止。這個階段，納粹德國反猶的核心是「最終解決」猶太人，形式是徹底的殘暴、駭人聽聞的殘殺，實質就是最終實現滅絕猶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納粹秘密警察頭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蓋世太保頭子繆勒在內的14個部門的高級官員，在旺湖（又譯萬湖）旁邊的一座別墅里開會，研究布置大規模系統屠殺猶太人的計劃，會議通過了「最終解決」的辦法是把猶太人運到東方勞動，「其中大部分毫無疑問是將通過自然減少的方式消滅」，「對於最後留存的抵抗最強的那部分人，必須以相應的方式處置」。說穿了，「最終解決」的辦法，一是把猶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處死，一句話就是最終消滅。 「旺湖會議」後，納粹德國全面實施了大規模滅絕猶太人的措施。根據當時負責搜捕和消滅猶太人的黨衛隊一級突擊隊長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談話證實，那時死於滅絕營的人數有400多萬，被用其他方式殺死的人數有200萬。其中除了極少數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絕大多數是猶太人。 追述歷史，是為了說明問題。上述史實表明：①在希特勒獨裁統治的12年多的時間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猶滅猶政策，都是旨在剝奪猶太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直至肉體上滅絕他們。所有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異，而不存在實質性的區別。當一個人被剝奪了作為人的各項生存權利時，從肉體上消滅就只剩下時間的問題了。所以，完全可以這么說，希特勒的殺機貫穿了其反猶滅猶的逐漸升級的三個階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區別的話，那麼，第一階段可謂是為殺機作各項准備；第二階段則是顯露殺機；第三階段應該定性為全面實施殺機。「旺湖會議後，納粹屠殺數百萬猶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一步。實際上，種族報復、種族仇殺早就開始了。②希特勒的殺機是針對滅絕整個猶太民族的，而對其他民族從未開啟此殺機。這絕不是他的仁慈。這裡面深藏著希特勒製造這個歷史之謎的特定邏輯性，這就成了我們解開這個歷史懸案的契機。 三 希特勒是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他在《我的奮斗》中寫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對立面就是猶太人。」他把猶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敵人，一切邪惡事物的根源，一切災禍的根子，人類生活秩序的破壞者。這些觀點成了希特勒後來屠殺數百萬猶太人，企圖滅絕猶太人的理論依據。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透視： 1、歷史的原由。在歷史上，歐洲人對猶太人持有成見。為了闡明問題，有必要對猶太民族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機關的回顧。猶太人的遠祖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萊人，公元前，他們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攻佔巴基斯坦後，猶太人舉行過多次大規模反抗羅馬佔領者的起義，但都遭到了羅馬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到公元135年的猶太人起義再義慘遭失敗為止，在這1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羅馬統治者屠殺了百萬猶太人，最後把還把余者全部趕出馬勒斯坦土地，使他們流散到西歐完全處於落後的小生產的農牧社會，土地被人們視為最珍貴的財富，商業則是人們鄙視的行業。猶太人逃往西歐後，當地的封建主們非常歧視他們，不許他們佔有土地，只許他們經營商業。不知是歷史過錯教育了他們，還是生死磨難砥礪了他們，或者說這本來就是歷史賦予的機遇，總之，由這一切所構成的歷史集合體，鑄就了猶太人的特質，使得他們聰明起來，堅強起來。他們不僅在困境中頑強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漸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紀，歐洲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當地新興資產階級同那些經商致富的新興的猶太人資本家們，產生了利益沖突，噩運再次降臨到猶太人的頭上。現實利益的沖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異，大批猶太人被迫流往東歐及美洲各國，開始了歷史上的猶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這種反對猶太人的意識，居然演變成了一種文化沉澱，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一直「遺傳」到現代。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後的德及奧民族，反猶情緒與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隨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結。基督教是世界上流傳最廣、信教人數最多的宗教。在歐洲，特別是西歐，人們普遍信仰基督耶穌。雖說基督教的經典《聖經》之一的《舊約全書》，原是猶太教的經典，兩教之間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但基督教教義認為，是耶穌的12門徒之一的猶大為了30塊銀幣而出賣了上帝之子，是猶太人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就造成了基督徒們在情感上對猶太人的仇視。所以說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難接納猶太人。這種宗教感情的社會化，又逐漸衍化成一種大眾化的厭惡猶太人的社會心態。同樣，這種社會心態也作為一種文化沉澱。世代「遺傳」，並隨著歲月的推移，逐漸與社會經濟政治相結合，使之成為一種隨時可以被利用的社會政治的潛在力量。當這種潛在的東西某個（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時，就會像火山一樣噴發，成為一種瘋狂的社會驅動力。 應該看到，當時的德及奧民族的內部，民族主義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緒在現實利益沖突的激化下，使人們本來已有的反猶情緒更加激烈，從而加劇了對猶太人的仇視。在這種社會氛圍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猶反猶」觀點逐步形成，並迅速成為了這股社會情緒的主導，一方面，當時德及奧民族仇猶反猶的社會情緒極大地刺激著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為其日後仇猶反猶滅猶政策和措施製造社會價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現實的需要。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德國，使其工業生產倒退到了上世紀末的水平，國力漸衰。深刻的經濟危機不僅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且刺激了壟斷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須從掠奪的土地和生產空間中尋找出路」，希特勒的這一爭霸世界的主張，得到了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擁護和支持。然而，實施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國的罪惡計劃需要巨額資金提供財力保證。在國力衰落的情況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猶太人成為了他們的理所當然。 另外，居住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較之於其他民族而言，不僅富有，而且素質也要高些。面對這樣一個民族，希特勒及其黨徒們，既感到仇恨，又覺得膽怯。在他們的心中，猶太人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是他們實現「第三帝國」美夢的嚴重威脅。這些，無疑加劇了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當時德國社會政治生活完全處在一種極端瘋狂的症狀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猶反猶觀點不僅有了適當的社會環境，且得以迅速瘋狂起來。 4、狂暴的病態心理。希特勒是奧地利海關一個小官吏的私生子，從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時代整天流浪於維也納和慕尼黑街頭，鑄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時的一位班主任老師後來回憶所說的那樣：「希特勒缺乏自製力，至少被大家認為性格執拗，剛愎自用，自以為是和脾氣暴躁。」加上他患有痙攣性的神經質，發起癲狂來甚至會趴在地上啃地毯邊。從有關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徵。例如，1942年的一天，納粹德國武裝部隊外科醫師扎爾·伯羅赫奉命去晉見希特勒，希特勒的愛犬就猛撲這位醫師，嚇得他魂不附體，醫師被迫與它細聲細語地說話，很快它就平靜地趴在醫師身邊，把前肢擱在醫師膝蓋上，兩眼溫順地看著他，並與他逗笑。希特勒見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於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騙去了，我要殺死它。」聲音越來越高，簡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著威脅要監禁醫生，類似這樣的事，時有發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殘忍，希特勒是一個有嚴重病態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個原因，都很難構成對猶太人的滅絕性仇殺。只有把這四大原因融合為一體時，才能產生確定性的使猶太民族在劫難逃的社會效應，而希特勒則是把這四大原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納粹黨打著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塊招牌，宣揚德意志民族是優秀民族，把猶太民族視為劣等民族。為了蠱惑人心，欺騙德國廣大民眾，希特勒對這種種族歧視理論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周密的包裝。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會邏輯，怕斷章取義地摘取前人論述人口問題中的某些詞句，拼湊成一個種族優劣的理論，為把猶太人打入劣等人種製造理論依據。二是利用早就深植於德及奧人心中的反猶意識和宗教情結，大肆鼓吹「猶太瘟疫」的謬論。經過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這個理論再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種族歧視了。他利用歷史的宗教的因素，為其滅絕猶太人而創設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使得這一理論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動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一整套瘋狂迫害猶太人的反猶滅猶政策，無疑得益於他這個荒謬絕倫的理論。其次，納粹黨還利用當時德國國內廣大群眾痛恨凡爾賽和約的心理，煽動復仇主義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轉移到猶太人身上。 在這四大原因中，現實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兩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歷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結作為先導性條件，那麼，即使現實再需要，也很難想像會達到如此瘋狂和殘忍的程度。只有當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為一體時，才產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滿血腥的驅動力。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社會各種相關因素合力作用的產物，或者說是時事造就的。二戰期間，600萬猶太人慘遭殺害，希特勒當屬罪魁。希特勒對猶太人特有的種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態心理的一種特殊反映。導致希特勒嚴重病態心理的「菌種」就是來自歷史成見和宗教情結，恰好又得到了當時德國社會環境的孕育。確切地說，希特勒的嚴重病態心理與當時德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瘋狂病態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瘋狂的病態心理正是歷史成見、宗教情結和現實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劑；另一方面，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瘋狂病態的心理推向了極端，從而引發了那場人類歷史的大悲劇。 二戰勝利結束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人們在分析研究這場猶太人遭受滅絕性大慘案時，應當從中吸取以下教訓：①民族之間的恩恩怨怨應該斷然了結。寬容地審視過去，坦盪地迎接未來，祖輩的恩怨，後代不宜相繼。②宗教必須與政治相分離。宗教不得干預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緒。宗教活動應該置於法度制約之下，使宗教信仰成為信教群眾的個人私事。③國家生活必須民主化、法制化，構建起防範任何形式專斷與獨裁的政治運行機制，使民眾關心國家事務，且又不狂熱和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