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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有關科學家的故事嗎

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即瑪麗居里（Marie Curie），是一位原籍為波蘭的法國科學家。她與她的丈夫皮埃爾居里(Pierre Curie)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們發現了放射性元素釙(Po)和鐳(Ra)，並因此與法國物理學家亨利。貝克勒爾(Henry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居里夫人繼續研究了鐳在在化學和醫學上的應用，並且因分離出純的金屬鐳而又獲得1911年諾貝爾化學獎。

居里夫人在婚前姓名為曼婭。斯卡洛多斯卡（波蘭文為Manya Sklodowska），於1867年11月7日出生於波蘭華沙市，當時波蘭正在俄國統治之下。曼婭的父母都是教師，在她出生（她是他們的的第五個孩子）後不久他們就失去了教師職位。為了糊口，他們包下了一些學生的伙食。為此，年輕的曼婭也要協助做飯，每天要工作很長時間。然而她仍獲得了中學生的優秀獎章。中學畢業後，她當了家庭教師。1891年她到巴黎進了巴黎大學，攻讀物理學和數學，畢業時成績名列全班第一。1894年她與法為物理學家皮埃爾。居里相識，第二年他們結了婚。

從1896年開始，居里夫婦共同研究起了放射性。在此之前，德國物理學家倫琴(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發現了X-射線（他因此獲得190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貝克勒爾發現了鈾鹽發射出類似的射線。居里夫人發現釷(Th)亦具有放射性，並且瀝青鈾礦的放射性比任何含量的鈾和釷能夠解釋的要強。居里夫婦於是努力尋找，終於在1898年宣布發現了放射性元素鐳。他們最終從8噸廢瀝青鈾礦中製得1克純凈的氯化鐳，還提出了-射線（現在已知它是由電子組成的）是帶負電荷的微粒的觀點。

1906年皮埃爾。居里不幸被馬車撞死，但居里夫人前未因此而倒下，她仍然 繼續研究，於1910年與德比恩（Andre Debierne,1874-1949年，於1899年從瀝青鈾礦中發現放射性元素錒Ac）一起分離出純凈的金屬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居里夫人用X-射線設備裝備了救護車，並將其開到了前線。國際紅十字會任命她為放射學救護部門的領導。在她女兒依倫(Irene Curie)和克萊因(Martha Klein)的協助下，居里夫人在鐳研究所為部隊醫院的醫生的護理員開了一門課，教他們如何使用X-射線這項新技術。20世紀20年代末期，居里夫人的健康狀況開始走下坡路，長期受放射線的照射使她患上白血病，終於在1934年7月4日不治而亡。在此之前幾個月，她的女兒依倫和女婿約里奧-居里(Joliot-Curie)宣布發現人工放射性（他們倆因此而榮獲1935年諾貝爾化學獎）。

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貧的，提取鐳的艱苦過程是在簡陋的條件下完成的。居里夫婦拒絕為他們的任何發現申專利，為的是讓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利用他們的發現。他們把諾貝爾獎金和其獎金都用到了以後的研究中去了。他們地研究工作的傑出應用之一就是應用放射性治療癌症。

奧爾特曼
（Sidney Altman）

1939年5月7日生於加拿大的蒙特利爾（Montreal）。國籍：加拿大；後
加入美國國籍。教育：1967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雙親：父親
開一個小雜貨商店，母親在紡織廠工作，生活艱難。配偶：安·柯勒爾（
Ann Korner），1972年結婚。後裔：一子一女，子丹尼爾（Daniel），女莉
婭（Leah）。經歷：1967-197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做研究工作；
1971年後，一直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1980年晉升為該校教授。

奧爾特曼「因為發現核糖核酸（RNA）具有催化功能」，與切赫分享
1989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奧爾特曼和切赫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科學界的強烈
反響，促進了80年代RNA研究的迅速進展。由於他們的發現，改變了生物學的
主要信條，對了解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1989年獲諾貝爾化學獎，時年50歲。

■奧爾特曼很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形象

動身去美國采訪前，我對奧爾特曼的印象是相互矛盾的。

據一位去年4月參加過英國劍橋大學TRNA國際會議的北大教師回憶，作為
主要嘉賓的奧爾特曼除了作主題演講外，其它場合下幾乎一言不發，像個剛
入道的實習生靜靜地傾聽同行發表高論。而當面聆聽奧爾特曼教誨的留學生
則用「超級發燒友」形容他的導師，只要莫扎特的音樂聲起，奧爾特曼必在
無疑。他收藏了莫扎特的全部CD，遇到志同道合者更是慷慨解囊不光請吃飯，
至少能聊上一個中午。

真正見到奧爾特曼，我才知道他確實不是一個很容易溝通的人。在整整
一個小時的采訪中他甚至很少抬頭，你幾乎可以認為他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的形象如出一轍，嚴謹木訥，問一答一，略微的駝背使奧爾特曼比實際年齡
顯得大一些。

在奧爾特曼的實驗室，我見到了3位中國人。「您是怎樣挑選助手和留學
生的呢？」

「很簡單，兩點：看畢業學校和靠熟人推薦。」（這時他轉過頭問翻譯
王多小姐和潘海東先生；「你們二位是哪裡畢業的？」「北大」、「清華」。
「噢！難怪記者請你們當專業翻譯，我放心了。」）

奧爾特曼解釋說：「我相信畢業院校能反映學生的治學態度和學術水平。」
「熟人介紹的學生沒讓您失望過嗎？」「從來沒有。我有一個好朋友，在上
海做博士生導師，凡是向我發出申請的中國學生我都建議先讓他面試，他總
是能給我提出中肯的建議。他說『OK』，我就接收。可惜，我的這位朋友前
不久辭世了。」

采訪結束後，我們提出與奧爾特曼合影，他指著牆上一幅水彩畫說：
「站在這里吧！是我兒子畫的。他在紐約一家報社當編輯，與你們是同行。」
端詳著兒子的傑作，奧爾特曼臉上寫滿了父愛。我趕緊端起相機搶鏡頭，但
他羞澀地閃到一旁：「你們不是要合影嗎？」

■奧爾特曼還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酷刑制度

「他真的很棒，不論是學術還是為人。」封匯南是來自衛生部武漢研究
所的訪問學者，在奧爾特曼的實驗室已呆了半年。

奧爾特曼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將耐葯菌變為敏感菌，從而攻克病毒的抗葯
性；老封研究的是如何將這一成果導入體內。赴美之前，奧爾特曼親自給老
封發來E-mail，告訴他到機場後怎樣打車、要多少錢，住在哪裡，其實這些
事完全可以讓行政助手做。最讓老封欽佩的是奧爾特曼的學術水平：「他的
研究課題已相當尖端，但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連相關學科都如數家珍。
這才是大師。」奧爾特曼沿襲了劍橋大學分子生物實驗室的作法，每周在咖
啡廳與同事們像談家常一樣聊著試驗結果。「能從他嘴裡說出OK，在學術界
就算有了『綠卡』，當然這聲OK太艱難。」

「你能想像嗎，他居然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酷刑制度，甚至還讀過《李鴻
章傳》。」老封分析道：「奧爾特曼主要對中國近代史感興趣，實際上關注
的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及如何處理人際關系，這已經涉及哲學范疇。」

這就是「矛盾」的奧爾特曼。

記者：請您用通俗簡約的語言介紹一下您的發現和它的實際用途。

奧爾特曼：自從人們發現酶是一種蛋白質以來，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核
酸並不具有生物催化作用，只有蛋白質才導致了生命的誕生。但我經過實驗
後發現核糖核酸具有像酶一樣的生物催化作用，這意味著地球上最古老的生
物高分子應是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蛋白質。

記者：您的發現推翻了傳統理論，當時您是否感到很大壓力？

奧爾特曼：在70年代中期，我們證明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這在當時具
有爭議，大部分人並不相信RNA除了轉移遺傳代碼外還有其它功能。1983年，
我們進一步證明了這一發現，迅速地在一個月之內發表了論文，因為非常需
要外界認可我們的發現。壓力肯定是有的。

記者：您的發現現在被應用於臨床治療糖尿病和晚期艾滋病，您本人是
否關心這些葯的臨床效果？在美國，科技成果如何轉化成生產力？

奧爾特曼：這恐怕有誤。目前我還沒有涉足治療艾滋病，因為那需要高
投入，還將涉及法律及道德范疇。但這並不意味著RNA酶在攻克艾滋病過程中
不起作用，實際上我認為那是一個很好的思路。

現在很多科學家與產業界關系密切。我的發現通過耶魯大學專利機構走
向市場，我和學校共同擁有研究的專利。曾經有兩個公司對我的發現很感興
趣，但因專利障礙沒有談成。我個人與產業界沒有直接聯系。

記者：資料上記載，您走上科研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影響。

奧爾特曼：我出生於一個歐洲移民家庭，到美國後父母一直辛勤工作謀
生計，但他們一直鞭策我要成為像愛因斯坦一樣有用的人。對我一生起決定
作用的是兩件事。一件是我6歲時，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這使我對物理
學產生了興趣，甚至還讀了一本有關原子彈的科普小冊子。但這本書畢竟太
深奧了。

另一件事是12歲時父母為我買了一本科普讀物《原子的說明》，裡面簡
明通俗地描述了元素周期表和原子的結構，這份禮物更加深了我對原子物理
學的迷戀。我的父母雖然很貧困，但他們教會了我做人。

記者：我聽說您酷愛莫扎特的音樂，不知您如何將科學的嚴謹與音樂的
浪漫相結合。

奧爾特曼：眾所周知，許多科學家都很喜愛音樂。我很小的時候就會彈
鋼琴，音樂的和諧與科學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同屬藝術范疇，能讓人進入陶
醉的境界。雖然不能舉出實例，但音樂對我的研究肯定有輔助作用。

記者：您十分推崇劍橋大學的分子生物實驗室（MRC）的研究模式，而且
MRC已出了包括您在內的8位諾貝爾獎得主。您認為MRC的成功之處在哪裡？其
它科研機構應向其借鑒什麼？

奧爾特曼：首先我更正一下，我並不是在MRC完成的全部研究。我先在哈
佛讀了兩年博士後，做了一年研究後才到MRC。當時主持MRC的是發現DNA結構
的科里克先生，我進入MRC工作就像20世紀20年代青年物理研究者能廁身丹麥
波爾實驗室一樣榮幸。那是全球最好的實驗室，我在那裡做了一年研究，寬
松的人際關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自由地與任
何世界頂尖的科學家探討。我們每天都喝上、下午茶，大家坐在咖啡廳里平
等研討學術問題。那時我學會了何時說話，何時閉口，因為我不想讓別人記
住我曾說出的一些愚蠢想法。這與美國實驗室中每個人都埋頭工作很少說話
的氛圍有很大不同。在MRC時，我整整一年都沒做出有價值的結果，但實驗室
提供的經費就要用光了。就在這一年快要結束時，我做了一次很有趣的實驗，
預示著可能出現驚人的成果。於是我與科里克先生商量，我很希望繼續留在
MRC完成實驗，哪怕讓我自費都行。科里克對我的研究很感興趣，慷慨地表示：
你可以留下來，不光不用你掏錢，反而會付給你工資。於是我又留了一年。
後來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正是在這一年中我發現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
從而獲得了諾貝爾獎。

記者：我知道您從小就特別崇拜愛因斯坦，您願意後人們也崇拜您嗎？

奧爾特曼：與其說愛因斯坦是一個楷模，倒不如說他是一個英雄。他不
光在物理學，在許多方面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有一個
偶像有很好的示範作用，但我不能成為這樣一個典範，因為愛因斯坦比我更
傑出、更聰明得多。

記者：您是一位分子生物學家，用科學分析生命是您的職責。您覺得生
命或意識能否完全由科學的方法來解釋？

奧爾特曼：我不想對宗教或政治多說什麼。我相信今後人類一定能用科
學原理去解釋意識，雖然我不知道能用多長時間來實現這一目標。

記者：您個人是否支持克隆人類。

奧爾特曼：如果你指的克隆是完整復制一個人的話，那我將是非常反對
的。現在有些人對克隆人感興趣，那是因為被克隆的人對他們有用。如果我
們容許克隆人，那勢必世界上會產生這樣一種「人」，他們的存在就是供其
他人驅使和使用，這違反人的本性和道德標准，因為人和人之間應該是平等
的。

記者：我發現包括您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經歷過專業的轉換。

奧爾特曼：確實是這樣。我認為每個人最好將他感興趣的領域作為研究
方向，對於半途換專業，要視情況而定，對此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

記者：您當過耶魯大學本科院院長，主要工作是育人。《北京青年報》
主要讀者群也是青年，您想對他們說些什麼嗎？

奧爾特曼：開拓視野，廣泛涉獵專業以外的領域，盡量多讀各專業的書
籍，這樣才能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另外，我還要強調一點，青年科學工作
者一定要學會質疑權威，這是從貴國已故毛澤東主席的著作中引用的。這對
於一個科學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