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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投资红木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红木家具越来越贵。拥有一套红木家具成为成功人士身份的象征。很多人其实对木材完全不了解，想收藏又怕买到假货，也不明白一套红木家具到底值多少钱。
我曾在木材行业混过一段时间，对木头稍有一点常识的。如果你问我：怎样判断红木家具的价值?我只能说：抱歉，我真不知道。
说到红木，首先得从国家标准说起。为什么中国政府需要制定 GB/T 18107-2000 红木国家标准?每一种木材都对应一种树，红酸枝就叫红酸枝，白酸枝就叫白酸枝，白檀木就叫白檀木，黑檀木就叫黑檀木，他们都有自己的拉丁语学名，木材行业本来就有自己的标准，为什么非要另外搞出一个叫《红木国家标准》的东西?
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标准，更好笑的是：在英文里根本没有红木这个词。虽然北美有一种树叫red oak，虽然加州人也会把北美巨杉叫做red tree，但是它们跟中国的红木毫无关系。
红木是一个来自中国明清文化的概念，那个时代的人比较欣赏硬而耐磨的家具。精致雕刻的装饰只有用于硬而耐磨的家具才有价值，如果是松木杉木做的椅子，雕琢得再精致，也只能保存几年，何况木质疏松，不容易雕刻打磨出精细的效果。达官贵人所追求的，并不是实用性的家具，而是可以显示其逼格的工艺品家具。正如世上女人买背包并不喜欢实用而结实的电工帆布包，只会去买华而不实的LV、香奈儿。
于是，这些致密的硬质耐磨木头就成为精致雕琢家具的最佳材料。这类木材使用一段时间后，大多数颜色偏棕、红、褐、黑，红褐色的偏多，因此被叫做红木 。
遗憾的是，这类木头在中国很少，主要产地在东南亚。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就源源不断从南洋进口各种木材。以古代的运输技术，一段木头从东南亚运到中国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而国产木材供不应求，因此红木家具不很普及。
红木家具之所以昂贵的另一个原因是加工困难。木质家具百分之九十的缺陷来源于烘干技术不行。木质致密的木材渗水性差，外层先干燥收缩，而内层很难干燥，存在很大的湿度梯度和内应力，容易变形、开裂。
比如说现在广泛用于高档地板的美国红橡木在现代烘干技术发明之前，是一种完全无法使用的木材，因为在自然风干的条件下自己就开裂了。但是，有了可以精密控制温度、湿度和含水量的干燥窑，经过二个月就可以烘干。若是用更高端的射频真空干燥窑，只需要一周就可以烘干而不开裂。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么尖端的烘干技术。工匠们能做的，是交替把木材扔到水里泡，再拿出来晾干，每过几天重复一次，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把大木头晾干而不开裂。泡水是为了补充外层的含水量，避免内外湿度差太大而开裂。可以想象这样风干硬木的成本有多高。
木材在做家具前，必需根据当地的平均湿度烘干到合适的EMC值(equilibrium moisture content，平衡含水量)，这个数值的意思是：木材的含水量在这个范围时，既不容易脱水收缩，也不容易吸湿膨胀，吸水和脱水处于平衡状态。
各地的家具应该不一样，潮湿温暖地带，EMC高，寒冷干燥地区则低。比如北京的EMC是 11.4 %， 乌鲁木齐是 12.1%， 银川 11.8%， 武汉 15.4%，杭州16.5%，兰州 11.3%， 温州 17.3%，呼和浩特 11.2%，福州 15.6%，拉萨 8.6%，上海 16.0%， 海口 17.3%。
以明清木匠的技术，显然没有办法做如此精确的控制，因此当年的红木家具难免有很多裂纹。有趣的是，裂纹本身也成了一种玩赏的东西，反而成了红木家具的特点——这其实跟某些人玩古代瓷器上的裂纹一个道理。
以中国古人的技术，也没办法精细区分木材，到底什么木头可以叫红木，一直是模糊的。
一旦红木开始红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红木家具通过各种公关手段，雇佣各种写手，对红木家具不断造势。红木的价格开始飞涨。那些被中国人叫做红木的木材，很多在原产地是无人问津的木头，土著们并不愿意用这些又硬又重很难加工的东西。(其实西洋参也一样，本来是一种印第安人聊以果腹的野菜，被中国人当成了宝贝。)在老挝或缅甸花几千块钱买一棵树，运到中国，做成红木家具，摇身一变就价值几十万元。
以前没一个标准规定什么样的木头是红木，什么样的木头不是红木。随着木头处理技术的发展，很多从来没用于做家具的木材做出了比古老的红木家具更好的效果，一些廉价的木材经过处理后，看起来跟明清红木几乎毫无区别，甚至质感更好。
于是，收藏红木家具的人愤怒了，觉得受了骗。有些早已大发横财的红木商家也愤怒了，认为“不法商人”搅乱了市场。全国到处是纠缠不清的红木官司。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中国政府也坐不住了。据红木国标起草人说：一般这类国家标准都是下面提出来，要求国家建立标准，而红木标准却是政府提出来，要求一群木材专家必需一年之内弄出个国家标准来。
如果我接到这样的任务，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红木本来就是很模糊的集合概念，怎么可能精确定义?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馄饨爱好者，喜欢吃遍各地的馄饨，就会发现给馄饨一个标准是多么的难。你用什么标准区分大馄饨和水饺?根据外形还是根据材质?温州的长人馄饨、吉祥馄饨的荠菜大馄饨、沙县小吃的小馄饨，四川的麻辣抄手，虽然都叫做馄饨，可是你如何制定一个国家标准?你要规定馄饨的形状?大小?馅料?调料?拓扑结构?这确实太难了。
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又回到经典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其实并没有一种叫“红木”的本质存在，仅仅是这些木头通常被叫做红木，仅此而已。
红木国家标准的起草人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们是这样做的：大量收集明清时代的被叫做红木家具的家具(而不是当代家具厂生产的那些红木家具)的木材数据，做一个统计，看看最常见的木材是哪些。
最后他们把最常见的木材分为5个属8大类，列举了33种。其他的一些树木，虽然木材可能比这33种更好，但是只要不属于这33种，就不算红木。而他们之所以限制为5个属8个类，是为了便于鉴定，因为根据木质解剖结构去确定木材，一般只能准确到属或者类，不容易精确到种，如果以种为鉴定标准，会带来很多误判和纠纷。
如果你要精确到种，也不是做不到，你可以从家具上削一片下来，拿去做DNA鉴定——但是有几个人会愿意为了买一把椅子而去做DNA鉴定呢?(至于这木头到底是普通的越南红酸枝，还是更昂贵的老挝红酸枝，即使是DNA鉴定也无法区分的。——现有的科学技术是没法鉴定这棵树是长在哪里的，正如没法区分阳澄湖的大闸蟹和太湖的大闸蟹，因为他们都是同种的中华绒螯蟹。)
红木国家标准说：“以简便实用的宏观特征(如密度、结构、材色和纹理等)为依据，辅以必要的木材解剖特征来确定其属种。”所以这个红木国家标准，不是一个科学技术测试标准，而是一个鉴定标准，正如查族谱查到你祖上是明清贵族，因此你的姓氏根正苗红。
更准确地说，这个标准可以改名叫《被称为红木的那些木材的常规简易鉴定标准》，如果手段高明的人，用别的木材加工出相似的结构和纹路，骗过了鉴定者，即使DNA测试证明是人造的红木，也是合法的，因为国标就是这么鉴定的呀。
有了国标，红木就算有明确标准了吗?当然不是。这33种树仅仅是一个例举，这5个属的树不止33种，别的树如果经鉴定属于这5个属的，也会被鉴定为红木。
但是，树种符合了，就可以叫红木吗?也不是。按照行业规范，同一棵树，浅色的边材不能叫红木，只有深色的心材才能叫红木。因此即使按照国标鉴定合格了，行业内也不认可。
人人都认可国家标准吗?并非如此。除了专家们的意见分歧，还有普通人的观点差异。广东人、浙江人、北京人对于红木的观点都不一样，这地方被认为是红木的，换个地方就不认账。所以广东人认可的红木家具可能会被北京人当作是假冒红木。
于是，作为补充，又出了一个《深色名贵硬木家具》国家标准，列出了一百零一个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树种，这当中包含已列入《红木》国家标准的全部树种，和没用被列入“红木国标”的树种， 即红木树种作为深色名贵硬木群体中比较稀有名贵的树种，同时也符合硬木的标准，而符合《深色名贵硬木家具》不一定符合《红木》国家标准。
因此，您看到的有些被当作红木家具的，可能是符合《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的，但是却不是红木家具。虽然有些材质可能并不差。当然还有些更珍稀的树，因为过于稀罕而很少被用于家具，根本没列进去。
不妨这么理解这些国家标准：红木国家标准相当于985高校名单，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相当于211高校名单。
总结一下：
红木是一类深色硬质木头的总称，它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来源于明清时代家具的常用材料的集体概念。由于商家和收藏家的炒作，而价格飞涨。从功能性来说，红木家具并不实用，保养也不容易。
仿造红木并不复杂。那些边材加点染料，再压压实，看起来就跟心材很接近。一些廉价木材也可以用化学处理办法变得非常坚硬而接近红木。当然，我不是红木崇拜者，我需要更好的家具材料时，会选廉价的压缩竹，就是把竹子打碎，加高温烘干，再用液压机压紧，密度、硬度、强度比红木好得多，纹路也好看，可以做出平整的大片材料，而且不会脱水开裂。
红木家具的价格飞升，让我想到多年前的君子兰。君子兰是一种既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做药的野草，观赏价值也很平常，即使是石斛花也比君子兰好看。1985年初，长春一王姓养花大户将一盆君子兰卖给了哈尔滨客户，价格是14万元。当时的一万元可以在省城买一小套房子，也就是说，这盆君子兰价格相当于14套公寓。那时候长春城有5万人养君子兰，他们都希望一夜暴富。
30年过去了，沿街很少看到君子兰了，但是还是有人在炒，花展上有人标出一盆君子兰一亿或六千万的天价。据说开价一亿的君子兰最后以一百万元成交。我想，如果大家都是我这种人，最贵的君子兰大概可以卖到40元一盆。
红木家具到底值多少钱?如果让我选择，我显然会选择一千元的廉价布沙发，而不会选择坐在十万元的红木硬板凳上。我在家具店看过那种自称“红木沙发”的东西，就一个光秃秃的折磨屁股的板凳，根本没有软包。
今日红木家具的昂贵，是建立在一种文化性的信仰上的。人们相信红木是珍贵的，正如相信画作和书法条幅的价值。遗憾的是，红木的珍贵是明清时代的过时概念，今日还把它当宝贝的，已经很荒唐可笑。
等到你们发现红木家具不过是又一个天价君子兰般的笑话，会不会觉得自己当初很傻呢?卖红木家具的人不会告诉你红木的价格有多虚高，正如那些投资比特币的人会不断告诉你：投资比特币才显示你有前瞻眼光。
当然，买红木家具的都是有钱人，他们希望体现自己的品位，希望自己被看作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暴发户。因此商家的宣传就是炮制红木家具的文化品位。
红木家具的材质和颜色决定了它会成为室内搭配的瓶颈。当你需要其他颜色的时候，你不可能把红木家具涂上一层钢琴漆。最终是别的装修和家具向昂贵的红木家具妥协，弄出现代化的公寓中夹杂着不伦不类的伪古董的组合，正如穿着西装却配一条晚晴的猪尾巴辫子。当然，商家雇佣的写手会告诉你，那条猪尾巴辫子是一种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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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售矿机、挖矿、建矿场、搭矿池，“矿圈”成为区块链世界里另外一条发财之路，矿机也成为一门鲜为人知的“大生意”。
按照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的设想，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去中心化”的，算力分散在全球各地。但是，与去中心化背道而驰，矿池是绝对的中心化，越来越多的矿机接入到矿池里。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如果说炒币是一条不归路，那么投资矿机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回收成本只是时间问题。”深圳爱播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熙算了一笔账，一台矿机每天200元收益，120天可以回本，之后就是利润了。
2017年10月，钟熙在主业之余，加入了挖矿大军，并迅速成为矿圈大佬，他在江西、四川、贵州等地运营着多个大矿场。
其实这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仍然依赖于币价的持续高涨。过去两个月时间，比特币币价从15000美元跌到了10000美元左右，甚至一度跌破6000美元，使得矿机回本周期延长，如果一直跌下去，盈利也就遥遥无期了。
在比特币问世4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可以量产的矿机才出现。在此之前，挖矿主要是私人行为，家用电脑就可完成。“那时，家用电脑就是印钞机，每天都能挖出不少比特币。”资深数字货币玩家、早年卖过矿机的黄世亮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矿机出现后，挖矿开始“社会化”，出现了矿场和矿池，挖矿成为一件集体工作。单独的矿机被矿场托管，就像生产线上的工人，只要摆在那里，就可以每天领薪水。
制售矿机、挖矿、建矿场、搭矿池，“矿圈”成为区块链世界里另外一条发财之路，矿机也成为一门鲜为人知的“大生意”。
中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矿机生产地。从2012年开始，在中国诞生了一批矿机生产商，如生产烤猫矿机的深圳比特泉有限公司，还有现在赫赫有名的比特大陆、嘉楠耘智和亿邦通信。在深圳华强北，到处也都可以看到外国人带着翻译询问矿机价格。
近期，比特大陆CEO詹克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成立仅4年的创业公司，2017年的营收规模约25亿美元。比特大陆号称全球最大的矿机生产商，他们的蚂蚁矿机一直都是币圈和矿工世界的硬通货。
与币圈一样，矿圈也需要信仰——要坚信矿机每天机械地数学运算能够创造巨大财富。
不过，与比特币所宣扬的“去中心化”背道而驰，矿工的世界正在走向“中心化”。矿机销售商自己建矿场，投资者买完矿机之后，又被销售商托管；而生产商则自己建矿池，又将矿场给管起来。
这种“中心化”的过程，使得矿圈的财富被少数人攫取，钟熙要想进入到核心圈子，也并不容易。
算力“中心化”
矿场的主要作用，是给分散的矿机提供一个运转的地方。但真正起到整合作用的则是“矿池”。
所谓“矿池”，可以简单理解为“合作挖矿”。矿工和矿场们，把算力交给矿池，由矿池作为唯一的地址，来接入数字货币网络进行挖矿，再按照矿机的算力，给矿工分发红利。
矿池的历史要比矿机更悠久。2010年11月，名为Slush的矿池出现，它的官网在今天还写着是“世界上首个矿池“，这个称号也被币圈所公认。与矿场相比，矿池的搭建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相对更高。
国内一家知名矿池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矿池的原理。他把挖矿比作买彩票，一个人挖，中奖的概率很不稳定，可能今天中了10万，以后半年都不中。
“把买彩票的人聚到一起，统一买，无论谁中，根据出钱比例来分成。在币圈，矿池就发挥这个作用。”该负责人说。
矿机连接矿池并不复杂，根据各大矿池的操作指南，一般只要几步就可完成，然后就根据自己提供的算力，从矿池获得收益。矿机就像一个站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每天领取固定的薪水。
掌握巨大算力和众多矿机的矿池，在币圈和矿圈都有着绝对的发言权。比如，如果要发行新的数字货币，或者要主导比特币分叉，一般要获得矿池的支持，没有矿池的支持，新币种没人挖，也就没有了意义。
此外，当一个抢手的新币面世时，矿池也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矿工，快速打包，在这些新币的抢购中占得先机。
2017年6月份，SNT和EOS两大代币发行时，南方周末记者就见证了矿池抢购代币的场景。由于投资者太多，很多个人投资者无法将资金打入到指定位置，但一家矿池的负责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一操作。
按照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的设想，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去中心化”的，算力分散在全球各地。但是，与去中心化背道而驰，矿池是绝对的中心化，越来越多的矿机接入到矿池里。
2018年1月18日，康奈尔大学计算机教授埃敏·允·西拉什等5人合著一篇论文，直指两大数字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坊背后存在隐性的权力结构，挖矿过于集中，其中比特币50%的算力被四大矿池所控制。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4年前，以太坊创始人Vtalik在写以太坊白皮书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这个问题可以说很严重，在本文写作时，最大的两个矿池，间接地控制了大约全网50%的算力。”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一位以太坊白皮书的早期翻译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无奈地表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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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的权力结构
在矿圈，食物链顶层就是矿机生产商。目前，公认的三大矿机生产商均位于中国。他们通过生产销售矿机，获得大量的利润，同时也涉足矿场和矿池的建设，布局在整个币圈的话语权。
蚂蚁矿池是全球排名前二的大矿池，它的算力占据全网算力的17%，但根据工商资料，该矿池是由比特大陆一手创办；嘉楠耘智的几位投资人，同时也是杭州矿池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后者有自己的矿池Hash和挖矿平台，不过矿池已于2017年底停止运营。
亿邦通信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新疆准东经济开发区成立了三家区块链公司。亿邦通信的一位销售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们在这三地都有矿场和挖矿业务，但这些矿场也已全负荷运转，没有机位可以托管新的矿机了。
“我们正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搭建新矿场，那里电费低很多，新矿机可以在那里托管。”该人士说。
在矿机厂商之上，则是芯片巨头的收割。“矿机的核心技术在芯片上，谁有矿机芯片，谁就可以生产更多矿机。”丁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芯片主要掌握在几家巨头厂商手中，如台积电、英伟达、AMD等。
从2015年开始，台积电一直都是嘉楠耘智的最大芯片供应商。2015年，嘉楠耘智从台积电采购的芯片，占据嘉楠耘智所有采购量的69.62%，此后这个数据一直维持在60%左右。嘉楠耘智的大部分利润，均被台积电赚走。
2018年1月18日，在台积电第四季度财报的说明会上，董事长张忠谋就称，虽然今年的移动业务前景较弱，但公司的营收依然会增长10%—15%，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持续稳健的加密货币开采对芯片的需求。
在矿机厂商之下，则隐藏着另外一种权力结构。嘉楠耘智2017年的招股书上，透露了这个秘密。2017年前4个月，嘉楠耘智的前五大客户中，有四大客户属于“个人”。而根据公开资料，其中有三人均是币圈鼎鼎大名的“腕儿”。
第一大客户吴钢是最早的一批矿工，后来创办了Haobtc，该公司拥有一个全球前十的矿池；第二大客户林志鹏是小强矿机的创始人，很早便从事矿机的生产销售，其与第六大客户谢维钦，一直是合作关系；第三大客户王晋创办了币圈资讯网站比特帮。
这些大客户均不是单纯的矿工，他们都在币圈拥有着自己的影响力。机械运转的矿机给他们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话语权。
据比特大陆一位内部人士介绍，比特大陆的大客户中，也多为币圈的大佬。不过，比特大陆官方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该公司公关部回应称，由于与客户签署了保密协议，该方面内容不方便透露。
“一币一别墅”的财富神话依然在币圈里广为流传，不断有新的投资者跃跃欲试。但其实，从矿机厂商到大矿场主，再到矿池，这个小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
新入局者，大多只能做被收割的“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