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哲学

Ⅰ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 Post 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发布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并无不可克服的矛盾，它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连萨特等一些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也肯定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它今后的发展不是走向另一种与之不同的哲学，而是通过更加紧密地投入现实生活和实践，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克服偏离其本身的倾向，吸取新的经验，从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最好典范。它的根本之点正是要求打破各种僵化的教条，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当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在这方面，最忌讳的莫过于把邓小平理论纳入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中，或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来对之作出解释，甚至牵强附会地去建构某种邓小平理论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把本来是开放性的、充满活力的、与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息息相连的邓小平理论扭曲成封闭性的、僵化的理论。这样作的结果必然是背离邓小平理论。
至于当代西方哲学，近期内也许不会发生重大变更。正像它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一定活力一样，西方哲学的现代思维方式还没有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它的各种思潮和流派还会通过探索和论争自觉不自觉地进一步朝着展现、甚至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方向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最正确、也最简捷的道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于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固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偏见，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走这一条路。然而，既然他们至今仍然走在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道路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必然会得到加强。他们大都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哲学上将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接近的道路。因此，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哲学发展的道路，将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Ⅱ 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哲学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首先在德法产生，于80年代末进入美国，90年代后进入第三世界，席卷整个世界。其势头凶猛，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后现代革命，影响了世界人的思想观念。本文对其四大主要流派及主要反现代思潮作一简单梳理归纳。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后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认为对象是由成分组成，成分之间有存在着一定的结构，要了解对象或成分的性质，就必须首先了解其整体结构的性质。后结构主义原是哲学领域里对传统形上学的一种颠覆（即解构主义），后扩展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德里达首先在哲学上发难，反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那里指的是一种以“在场”为中心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将某种外在的绝对参照物作为基础、本源、中心和出发点。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以二元对立逻辑为基础。为了从根底上摧毁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德里达提出了被他称之为“新概念”的新工具，即“分延”，“痕迹”和“增补”。解构主义后来延伸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美国的“耶鲁学派”。其“解构”式阅读，把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主要任务看作是对于作品文本的“解构”，不再考虑原作者及其文本同写作时期社会脉络的联系，将文本当作有独立生命的文字作品。

新解释学

新解释学是指由海德格尔奠定基础并由伽达默尔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德里达、福柯、阿佩尔、哈贝马斯以及罗蒂也各自从不同立场对新解释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新解释学并未有意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展开后现代话题，但它被看作是后现代的，并被看作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内容之一，后现代解释学对传统解释学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五大内容。一是对传统主体的消解。传统解释学极力推崇人，主体、自我、人以及人性构成传统解释学的基础性的概念。在后现代解释学家看来，既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自我，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性，抽象的人的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二是对传统解释对象（本文）的改造。在对本文的外延的理解上，传统解释学认为只包括科学理论、历史文献、法律条文、文学、音乐、艺术、绘画、建筑艺术等在内的体现作者主观精神的东西。在后现代解释学那里，本文几乎是覆盖了一切的，泛指在任何时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统。在对本文的内涵的理解上，传统解释学指作者意图与思想的表达。后现代解释学家否定了作者意图以及本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三是对“成见”正名。传统解释学为了达到把握作者本意的目的，对“成见”采取了一种无情否弃的态度。后现代解释学公开为“成见”正名，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四是对传统解释目的的否弃。五是对传统真理观进行批判。

新实用主义

指实用主义复兴产生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产生于1970s的美国，在20c上半叶获得了重大发展。但在二战后，由于受涌入美国的欧陆形而上哲学，特别是与人道主义关系紧密的存在主义的冲击，实用主义在美国曾一度式微。20c 下半叶，后现代主义传到美国，产生了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把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和欧陆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后现代哲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最为彻底，与传统哲学的决裂也最为坚决。他于1979年发表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被誉为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经典。罗蒂把20c初到中期的实用主义进行改造，使之适应后现代主义语境，并缔造了以新实用主义哲学为主导话语的“后哲学文化”。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20c下半叶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在态度和立场上与欧陆德法后现代主义一致，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80s末90s初，在对新实用主义的不满和回应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冲击，在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格里芬和科布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对西方上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摧毁的话, 那么,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在激进后现代主义开辟的空间中从事建设性的耕耘。顾名思义,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建设性。

非中心化

非中心化思潮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其理论基础是非中心化论。非中心论又分为极端的和温和的两种形式。温和的非中心论主张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指导人生的原则，极端的非中心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实体性的，不存在什么中心。温和的非中心论者着重消解各式各样的“中心”，如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的命题，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对人的消解和对历史概念的发难，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视人为“无意识的主体”，博德里拉提出“超现实”概念等等。极端的非中心论者（以德里达为代表）直接向“中心”概念本身发难，试图一劳永逸地断绝人们对中心的追求。

反基础主义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主义和20c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基础主义都主张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正是这一为知识大厦寻求绝对不可动摇之基础的信念首先遭到了反基础主义的攻击，反基础主义者志在将人们从对基础的沉迷中解放出来。基础主义对基础的信念，被反基础主义者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反基础主义者进一步摧毁了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式的基本概念（理性概念、真理概念、实在概念等）以及基础主义的“等级”观念。

非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是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所发轫的哲学思潮。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自立为王，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自居，理性的这种地位是不合法的。早期非理性主义者从认识论角度，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把理性抬到无所不能的、绝对的高度，排斥、抹杀、扭曲了非理性的东西。在颠覆理性的这种权威性后，非理性主义者把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东西推到了前台，他们是权力意志（尼采）思（海德格尔）、欲望、本文（德里达）、异（列维那）、历史（福柯）、机器（德利兹）等。战后非理性主义者从政治上揭露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他们认为理性等同于权力。非理性主义对西方理性的另一个弹着点是理性方法，认为作为方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这样一种有限的、极成问题的认识方法夸大成唯一的、无限的认识方法。在挑战了理性方法的局限性后，一些非理性主义者赋予情感以方法论的意义（如克尔凯郭尔），一些非理性注意者用直觉和体悟对抗传统的理性方法。

后人道主义

后人道主义是以批判传统人道主义为己任的一股哲学思潮。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主，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尊严，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后人道主义首先围剿了“人”的概念，宣告了人的“死亡”。在后人道主义那里，人不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也不是心理-精神世界的中心。其次，“人性论”是传统人道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人性论的一个共同理论前提是肯定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亘古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后人道主义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一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认为传统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念、人的本质观念应该抛弃。福柯对各式各样的人的本质观进行了批判。再次，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人道主义坚信人具有天赋的、无限的认识能力，思想可以绝对地认识一切事物的真理。后人道主义则通过怀疑主义颠覆了人道主义的这种自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人道主义的“人类进步”的观念。

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一步是摧毁客观性思维。将客体还原为“视角的客体”，将存在还原成“为我的存在”。视角主义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一旦进入人的思维中，就不得不被“本质化”，因此，纯之又纯的存在是不存在的。梅洛-庞蒂认为视角是对象本身的一种属性，“存在”对于我所具有的唯一意义是“为我存在”。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二步是将“绝对的主体”多重化，认为康德以来形形色色的“主体性哲学”为了拯救世界的统一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而建构的“一般主体”是不存在的，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在前两步的基础上，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三步是强调视角的多面化、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

多元主义方法论

由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发起的与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密切相连的一种后现代理论。他在1975年出版的《反对方法》中，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以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多元主义方法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唯一性、普遍性；他提出的著名的“理论增生原则”或“理论繁衍原则”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费耶阿本德虽然拒斥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原则，但并无意取消所有规则、标准和方法论，而是旨在将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容纳进来。利用多元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对认识论中的理论与事实相符的符合论和根植与科学与非科学的科学沙文主义进行了发难。

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挑战对象是传统哲学史。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揭露了传统哲学史观的缺陷：一是传统哲学史观过分强调了哲学的思想特征，忽略了哲学的修辞特征。二是传统哲学史观的再现观念和再现主义标准。三是它的非历史性。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进而对传统哲学史的原著概念和作者真实意图观念进行了摧毁和瓦解。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的大致轮廓：1，它的主旨是用哲学史编纂学取代传统的哲学史。2，它否弃传统的连续性、进步观念，坚持知识型中的断裂对于历史本身是本质性的。3，它强调哲学史是解释的历史。认为哲学文本只有在解读和解释的氛围中才有意义。4，强调哲学的修辞特征。

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存在美学，对美学的典型的态度是绝口不谈，保持沉默。而事实上，后现代美学也是一种美学。后现代美学首先向美学霸权主义发动了挑战，其次消除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然后对传统美学的“再现”理论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因为“再现”假定了本源的存在。后现代美学的折中主义否定存在统一的审美标准，其实它是一种多元论。后现代美学对不确定性的追求可以从内容上和形式上两方面来看。与传统的美学对总体、一致、秩序、理性的追求相反，后现代美学对恢复理性的、不确定的次序这一信念表示怀疑。形式上，后现代美学摈弃了美学所给定的形式美概念。

Ⅲ 张瑞敏的水式管理哲学具体包括什么

水式管理哲学总共应用于三个层面：
战略与组织层面：在组织的管结构上去中心化，取消繁冗复杂的层级关系，在组织结构上改造升级，打破组织边界走平台化转型之路。张瑞敏在为湖畔大学讲授《管理百年》课程中提到的“世界就是我的人力资源部，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就体现了无界的思维方式，在此指导下，平台以共享，协作的形式整合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极大的提高了运营效率。
管理与商业模式层面：张瑞敏开创性的提出海尔的员工是具有决策权，用人权，和薪酬权的“自主人”。该思想集中体现了张瑞敏的水式管理哲学中自由的思维方式，实现员工价值最大化。为此海尔利用物联网技术搭建吸引全球创客的平台。

心智模式层面：张瑞敏提出，“物联网时代是情景感知的，个性化定制的体验迭代”。以连接的思维方式将技术思维应用于管理，可以指导企业建立物联网时代下万物互联的心智模式。

Ⅳ 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哲学特征

所谓“现代”，按照后现代主义者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共同理解，从历史时期上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过程。“现代化”过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发明，革新和
活力的过程。“现代性”（modernity）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也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最高度发达社会，在文化形态上称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断裂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具有双关性，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modern）”是指“非现代”（not－modern），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实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在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modern）被理解为“高度现代”（hyper－modern），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

如何对待“现代性”，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采用对“后现代”的第一种理解，把后现代看作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的断裂或决裂，是一种旧的东西的终结和新东西的来临。因此，他们对于“现代性”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主本义的“现代化”给人民带来无数的苦难，工业化造成了对于农民、无产阶级和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也产生了一整套惩罚的制度和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话语。现代性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压迫和统治。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要求用新的价值和政治学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范畴、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现代主义”坚定的维护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哈贝马斯说：“我认为我们不要将现代性及其计划作为一项失败的事业而放弃，而是应该从那些过分的、试图否认现代性的纲领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许艺术接受的类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范例，它至少指明了一条出路的方向。”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尽管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并非走到了穷途末路。现代性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仍有许多潜能还尚未发挥出来，仍需我们继续和完成。他将对“现代性”持否定态度的观点称作“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进一步根据保守主义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分为“老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青年保守主义”。

“老保守派”否定现代性而主张返回到前现代性（pre－modernity）的某种形式，怀思前工业化时代之悠情。哈贝马斯说：“‘老年保守派’不允许自身被文化现代主义所玷污，他们悲伤地观察到实体理性的衰落，科学、道德、艺术的分化，现代世界观和它的单纯的程序上的合理性的分离，因此他们建议退回到现代性之前的位置。”因而它具有明显的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性，实际上不足以和现代性相对抗。

“新保守派”接受西方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否定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论证的那样，西方发达社会的危机究其原因可追溯到文化与社会的分裂，他们将资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困境归罪于文化的现代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由社会的现代化造成的，社会现代化越来越深刻地渗透到先前的人类存在，社会的现代化干扰着日常生活的交往基础。另一方面，文化现代性也有自身的困境，即三大自主的价值领域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从而牺牲了道德和艺术的文化功能。新保守派对于在启蒙运动中分化出来和取得自主发展的科学、道德、艺术进行了限制和否定，因而他们具有保守性。无论怎样，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现代化不能全盘否定。在哈贝马斯看来，丹尼尔·贝尔、利奥塔、德勒泽等人都是新保守派的代表。

“青年保守派”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彻底的“反现代性”。他们“概括了美学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带着这些经验他们走出了现代世界，在现代主义态度的基础之上，他们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反现代主义辩护。他们把想象的自发力量、自我经验和情绪，都移入遥远和古老的领域。他们以一种摩尼教的方式将工具理性和一个只有通过‘召唤’才能接近的原则对立起来，这个原则是权力意志或主权、存在或充满诗意的狄奥尼索斯力量。在法国，这个学派的发展路线是，从乔治·巴岱（GeorgeBataille）开始，中经福柯而到德里达。”哈贝马斯认为，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反现代主义或超越现代主义，即全盘否定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

按照后现代哲学家们的规定，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应该有一系列的特征。首先，从后现代的社会特征来讲，它是后工业社会、是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和泛滥的新时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通过高科技的力量符号化、信息化、复制化的人为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压倒自然的因素。社会生产不再是前工业社会中“人同自然的斗争”，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信息的竞争、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

其次，后现代的知识特征是，一切知识都被信码化或数字化、符号化及商品化，不能信码化、计算机化的知识，几乎不被看作知识。同时知识全部商品化，知识的发现和传授变成知识的生产和销售，甚至知识就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学习知识成为一种知识的消费过程，完全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掌握和传递信息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生产和制造各种新的信息，也成为提高社会地位和扩大权力的重要途径。掌握信息成为权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控制和占有信息的多少成为国力的一种象征。谁拥有更多的信息，谁就有更大的权力；相反，权力越大，经费越多，就会有更多的可能获取和垄断更多的信息，就会有更多发现真理的机会。

第三，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是，颠倒文化的原有定义，反对传统标准文化的各种创作原则，扬弃传统的语言、意义系统、形式和道德原则。走向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无深度，通过各种炫目的符号、色彩和光的组合去建构使人唤不起原物的幻象和影象，满足感官的直接需要。

第四，后现代的心态和思维模式特征是，“后现代”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等精神状态和思想品位。后现代人反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后现代文化产品显示出“一看就懂”，“一看就照着做”的特征。因此，文化快餐像漫画、卡拉OK等边看边唱、边玩耍边思考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后现代文化的泛滥中扩散和蔓延。

第五，后现代生活方式的特征是游戏式的生活。人们醉心于赌注式的游戏活动，不再遵守传统道德和规范所规定的协调祥和的生活，宁愿在不断突破传统规定的叛逆性生活方式中尝试各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充分利用当代消费社会所提供的休闲生活条件，宁愿过着以消费旅游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游牧式”生活。将生活艺术化和美学化，不但使生活充满着艺术的气息，而且使生活本身也成为艺术。后现代人推崇中国古代老子和庄子的生活哲学，这就是一种能屈能伸、从容不迫、静中有动、随机应变、引而不发、后发制人、具有阴柔特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

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上述的社会特征、知识特征、文化特征、心态和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在理论上的反映。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于起源于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的“现代主义哲学”的全面批判，这标志着当代哲学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向。所谓“现代主义哲学”，是指从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启蒙运动，19世纪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的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批判和论战中最全面、最激烈、最具根本性的一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分延”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将西方哲学的传统归结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ism），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方面表现为以当下存在或在场（presence）为中心的本体论，另一方面表现为口头语言即言语（speech）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的语言学。

2.从横向思维转向纵向思维

与传统哲学的纵向思维方式的“树状结构”相对立，德勒泽和伽塔里（Guatarri）等人提出了后现代的横向思维方式的“根状茎”（rhizome）理论。从植物学上来讲，“根状茎”与树的主根的须根的结构不同，它是一种延长到地下的块茎，通常水平生长，上面生长枝条，下面产生根系，它通常还有芽和鳞片状的叶。树－根结构限制和控制了它的各方面的联系，而根状茎则是非等级体系、非地域化，它在一种随意的、无规则的关系中和其他根系发生联系。德勒泽和伽塔里提出的“根状茎”的比喻，目的是要拔除传统哲学之树和它们的第一原则，消解二元对立的逻辑。因而，“根状茎”结构代表着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它是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根状茎方法将信息分散到非中心化的系统中，将语言分散到多重符号维度中。“根状茎”意味着开放而不是封闭；是朝多个方面而不是朝一个方向流动的；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永远处在运动之中。

3.用差异对抗理性的总体化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概念进行了怀疑和挑战。他们认为传统哲学是根源于理性的总体性哲学。福柯描述道，理性这个沉睡的巨人在古典世界中觉醒时，发现到处都是混沌和无序，它开始着手赋予世界以理性的秩序。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使理性的政治力量多样化，把它撒播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把理性看作是知识和真理的基础。历史和社会被看作是由中心、本质和目的支配的统一整体。但是，福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作为启蒙运动神话的理性，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的分化和多元的性质。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对立，应该用知识形式的多样性和微观分析去超越总体性、总括性和强制性。

4.注重个体性和自我关切，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或“人的消失”的著名命题来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福柯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把主体性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批判。福柯认为，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人死了的先兆。因为上帝死了，人就没有了命运主宰、生活目的和价值标准，人失去了生存条件，所以人也死了。另外福柯也肯定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把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等同起来加以批判的做法，认为近代以来的一切人道主义都是以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它们总是把人的最一般的本质当作当然的、现成的前提，人被看作“理性的生物”，“人是存在者的主人”，这些定义都是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是坚决地反对这种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哲学，认为人不应该是存在者的主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显现出来，并不是由人决定的，而是由存在决定的，存在自己展现自身的真理，人是在存在的近处，人是存在的邻居。

5.用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取代表象论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认为，在笛卡尔—洛克—康德哲学的现代主义传统中，把认识看作是心灵或精神对于外部世界的表象，心灵如同一面镜子，就象镜子反射外部物体一样，真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正确表象，主体无需中介就可接近实在，把握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与非中心化、抛弃主体性概念相联系，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主张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来反对现代主义的表象论和基础主义。

6.用不确定性和小型叙事取代元话语和宏大叙事

知识和科学的合法性问题，也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之所在。利奥塔对现代主义知识求助于两种宏大叙事的合法化方式和哈贝马斯的“共识”（consensus）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预见性、不确实性、灾变性、异质性、多元性、不可修正性、混沌、悖论、差异和谬误推理（logy）。知识的获得不是接受普遍真理或同意共识，而是不断地怀疑现存的范式，发明新的范式。

7.用“精神分裂分析”取代“精神分析”

德勒泽和伽塔里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来取代“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精神分裂分析对于“欲望”和“无意识”的解释与精神分析截然不同。精神分裂分析则把永不停歇的流动看作欲望自身唯一的客观性，“精神分裂症患者”（theschizoprenic）就是敢于按照欲望的规律生活的人，他反抗对欲望的压抑和扼杀，要求把人的欲望释放出来，而不致于转化为精神病。精神分裂分析认为，无意识是无人称的、前人格的、独立的、自己创造自己，无意识包含着一种“革命的分析力量”，它要把欲望的运动从等级体系的社会强加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它要打破被压抑在欲望之中的主体，创造出后现代的新的欲望主体，即“分裂主体”（shizo－subject）。所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是正常世界的疯人，而是疯狂世界的正常人。精神分裂不是一种疾病和生物状态，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潜在的解放的心理条件。它是个体逃脱资本主义的现实原则，逃脱压抑性的自我和超我的各种限制，逃脱奥狄普斯情结的过程。精神分裂分析是后现代解放的基础。

8.用微观政治学取代宏观政治学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代表都是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参加者，政治运动的失败使他们对以往的政治学理论产生了怀疑，他们把这场运动的失败归罪于作为他们理论指导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他们主张应该拒绝这种宏观政治学而转向微观政治学，他们开始青睐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和生态团体、同性恋组织和反种族歧视等局部的和微观层次上的多元化的政治运动。与传统的宏观政治学不同，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讨论的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学问题，如权力政治学、正义政治学、欲望政治学等。尽管有些问题也是宏观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但后现代政治学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与宏观政治学也有很大区别。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微观政治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它赞成后现代主义对于人道主义的共相的“人”的批判，它认为普遍的、共相的人实际上是男性统治的话语。但是，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又是和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对妇女的新的压迫和统治，但是，“现代性”也给女性主义提供了斗争的理论武器，如启蒙运动提出的人权、平等、民主自由、权力、解放等现代话语正是女性主义同性别统治作斗争的理论武器。后现代主义抛弃启蒙价值和现代话语正是对女性主义重要斗争武器的剥夺。因此，有些女性主义者坚定地站在现代主义一边。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哲学

从上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中，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评论：

1.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社会生活、传播方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甚至意识形态都发展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暴露得更加充分，这就促使哲学家们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来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反思现代化过程的利弊，反思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正确与否。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高扬了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为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人类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地球已越来越变得不适合于人的生存。现代主义宣扬科学至上，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然而科学的发展不仅又重新导致了人的异化或人的自由的丧失、导致了对精神文明和道德信仰的忽视，甚至科学高度发达的结果是生产出能够灭绝人类的原子武器。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在反对封建神学、解放思想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理性主义的绝对统治，总体化或整体性又重新产生了近乎恐怖的思想禁锢和压迫人的意识形态。虽然说后现代主义思考的是资本主义过度的发展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与我国国情相去甚远，然而作为过来人的反省和教训，对于以为现代化有百利而无一害、甚至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一切后果的近视者来说，不亚于一剂极好的清醒剂。

2.后现代主义哲学确实是哲学发展的一个转向。当人类进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后现代时代，社会的生产结构、文化形态和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必将引起人类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哲学这种转向的特点是反对普遍化、总体化、同一性、等级体系、本质论、基础论和表象论，肯定多元性、多样性、差异、非中心、零散化、机遇、混沌、不确定性、流动和生成。而这些特点的确是以往的哲学所缺乏的或者说重视得不够，这应该说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次深刻的理论反省，它是西方哲学企图跳出传统哲学藩篱的一次大胆尝试，显示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新的转向。

3.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现代主义哲学为己任的，但它并非完全是一种无所建树的、只事消解的哲学。后现代主义都力图用自己的理论去取代现代主义的学说。如果毫无建树，批判也就因为缺乏理论基础而成为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的根本问题是过于偏激，对于现代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把自己和现代主义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两极。在我看来，理性和非理性，总体性思维和局部性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同一和差异，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结构和解构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纷饔茫�蒲Ш屠硇匀匀皇俏颐侵泄�私裉煨枰�箍蔚牡胤健J导噬希�笙执�饕宀⒉荒芡耆�档估硇灾饕澹�」芎笙执�饕逭呙欠炊宰芴寤�乃嘉�绞健⒎炊院甏笮鹗拢��撬�前选昂笙执�庇搿跋执�浴鼻�挚�础⒍韵执�越�信�泻头词。�ν级韵执�饕宓乃嘉�绞浇�幸恢指�拘缘淖�唬�獗旧砭褪且砸恢终�寤�嘉�蚣芎秃甏笮鹗路绞轿�疤岬摹?

4.后现代主义哲学确实包含许多消极因素。例如，它主张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强调不确定性和零散化，过分渲染现代化的弊端和恶果等。以上特征就决定着后现代主义不可能成为一种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哲学。但是，我们也并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反动的哲学或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事实上，我们目前对于后现代主义是知道得太少，需要进一步地了解和研究。另一种态度是认为目前在我国宣扬后现代主义是为时太早，因为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是过度现代化和后启蒙的问题，而我国面临的问题是前现代和仍需启蒙的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态度的潜在的出发点是想把后现代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只是觉得这副药不太对症。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太高的理论使命。我认为，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就像对待其他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一样，既不要对它作简单化的政治批判，也不要希望它能成为某种指导思想。：近年出版的讨论“现代性”的部分译作

《非人——时间漫谈》、《完美的罪行》、《后现代主义幻象》、《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主义文化》、《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先锋派理论》、《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Ⅳ 部落经济和老子的“无为而治”有什么联系

部落经济是一种全生态闭环的呈现，它的存在不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群体，它是属于这个自然的社会中，来自于自然同时也回归于自然。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它的中心唯有一套源自于自然的哲学文化，这个文化应用了丰玄子先生的一套“部落文化经济理论体系”，而延伸出来的一种价值呈现。

所以部落经济不以某个人为中心，它是去中心化的生态体系，中心只有一套文化思想，在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延伸出各种商业项目平台的体现，而所有的这种体现，得益于圣贤智慧的哲学文化的引领。

以道御术，顺应大道自然规律，商业只是大道规律显化出来的一种相，而这个相的显化，就是运用了一套无为而治的运营体系。

在《道德经》中，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也就是《易经》中，提出的
“群龙无首吉”，也就是中心思想去中心化。

在历史上周朝的时候，每个诸侯国、军事、政治、经济都是独立的，而统一周朝的中心唯有一套思想文化，把所有诸侯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种无为而治的体系，整个周朝延续了800年之久。

而真正3000多年的中化文化，整个周朝就占有800年，整整占据了历史进程的四分之一，说明一套无为而治的体系是最为稳定的运行结构。

国家是这样的运行体系，企业也是应当需要有着这样的运行体系，部落经济就是按照这样的一套体系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无为而无不为就是需要搭建一套自然运行的体系，让在这个自然体系里面的所有人，借用部落经济的文化思想，进行着各自独立的项目运作，成就自己人生美好的事业。

Ⅵ 虚拟货币体现什么哲学悖论

比如，货币要有流通性，有流通性就必须满足通胀经济模式，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主流经济模式就是通胀，所以有上限的货币就不是真的货币。
而增发货币只能是由中心来增发，而虚拟货币是要去中心化，所以去中心化无解。

虚拟货币要去中心化，但又说人可以有不同量的财富，结果是财富多的人成了新的中心，那么新的去中心化又会开始。
虚拟货币的价值目前挂钩中心化货币，从去中心化的角度讲，应该持有虚拟货币，而不是换成中心化货币，所以凡是换成中心化货币的，都是进步的罪人。
太多了，懒得想了

Ⅶ 产品和用户关系之间，有着怎样的哲学

产品中是否公平对待所有用户，就会出现以去中心化、中心化等维度的产品哲学。产品中选择服务普惠的用户、边缘用户、有钱用户等维度界定的产品哲学。互联网产品运营中，中心化的思路占据主流声量。
产品哲学有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理念，但在一线运营和产品开发中会出现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是融合在互联网产品中。

Ⅷ 德勒兹的在其著作《什么是哲学》里面说"哲学家都是创造概念性质的人物

吉尔·德勒兹，1925年1月18日生于法国巴黎，194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致力于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对欲望的研究，并由此出发到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攻击。德勒兹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有在《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1995年11月4日，德勒兹因难忍肺病折磨，从巴黎住处的窗户跳楼自杀，享年70岁。
德勒兹的工作分为两部分：1 关于其他哲学家、艺术家的著作；2 由各种哲学概念阐发而生的多种哲学理论。
形而上学
德勒兹早期的主要哲学工作（先于他同瓜塔里的合作）可以简单地总结为系统地将经典形而上学中“同一”和“差异”的关系反转。经典形而上学中，差异源于同一：“x不同于y是因为具有固定本性的x和具有固定本性的y的本性之间有差别”。德勒兹认为，所有同一性都由差异性所成。同一并不逻辑或形而上地先于差异，“自然界中属同一类的物体之间也是有差异的”[1] 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差异出发来分类出“同一性”的。显然同一性是由无尽的差异构建出的：“大X为各种小x的差异集合体，小x为各种x'的差异集合体……”面对现实世界，德勒兹认为，我们必须抓住存在的真实所是，而分类法意义上的概念无法达至内在的差异，“如果哲学要确实直接关乎物，就必须是‘关于抓住物本身，达至物之所是，达至物之同他物差异所在，达至物的内在差异性’的哲学”[2]
如康德和柏格森，德勒兹认为传统时空观是立足于主体的位置、运动的。他认为，纯粹的差异是“非时空性”的，差异是一种“the virtual”（虚拟）的概念。“the virtual”（虚拟）在此不是“虚拟现实”的“虚拟”，而是有关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对“过去”的定义：“real without being actual, ideal without being abstract”[3] 。（中译本作“现实而非现时，理想而不抽象”[4] ）德勒兹说的“虚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德勒兹的“虚拟”是如同“过去”之于“当下”那样一般的“一种前在于物的非实体”。德勒兹的“虚拟”是当下真实经验的前在环境条件，是物本身内在的差异性，“从中构建出的概念同概念所指之物是一体的”[5] 。德勒兹有关差异的说法不是实践的空谈抽象，它是一套确实起作用的系统——差异物之关系结构，这个系统构建出了真实的空间、时间和感知。[6]
德勒兹称自己的哲学为“先验经验主义”。康德哲学的先验唯心主义中，经验只在被组织化、概念化之后起作用。德勒兹认为，非语境化（脉络化）的概念只能生成看上去很完美实际上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命题，例如，将“因果关系”这个概念超出经验地讨论，就会讨论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样的无解的命题。德勒兹将康德的说法反转：经验的生产性使其超越概念，而这富有差异性的经验能够使得概念被生产、让我们不被分类法所桎梏，让我们不受限制地思考。
同时，德勒兹认为存在之物、概念是单义的，也就是说，所有感知是从“一”得证的。在此，德勒兹借用了中世纪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单义性”理论。中世纪关于上帝的争论中，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众多著名哲学家认为，当说“上帝是好的”时，上帝的“好”只是在修辞学意义上类似于人类的“好”。而司各脱则认为，当说“上帝是好的”时，上帝的“好”跟说“珍妮是好的”中的“好”是同一意义的“好”——两个“好”不只是类似，而是根本一致——两者只在程度上有区别。当说到“好”、“有力量”等属性概念的时候，这些概念都是被单义地应用的，不管是应用于上帝、人还是虫子。
德勒兹将单义性理论应用于“存在是单义地差异的”，“这不是说差异本身必然，而是说存在绝对（单义地）是差异的，因为存在是具有差异这个属性的。进一步说，不是说我们‘单义地’（绝对）是某个同我们差异的存在，而是说我们、我们的个性特质所在绝对（单义地）是差异着的（多义的）”[7] 这里，德勒兹呼应和反转了斯宾诺莎的论点：“所有存在之物都是‘一’的变形”。德勒兹认为，没有“一”，只有永远差异的流动过程。德勒兹将此总结为“一等于多”[8] 。
《差异与重复》是德勒兹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最为坚持和系统性的著作。他的其他著作中则发展了相似的概念，如《反俄狄浦斯》中的“无器官身体”、《什么是哲学》中的“内在性的平面”和“混沌”等。

Ⅸ 关于西方艺术流派的传承关系 比如一个派别对另外一个派别有什么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

塞德曼/瓦格纳

本文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及其批评者之间的种种观点。他们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当今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这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的论辩。

后现代的挑战

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从未拥有安定的奢侈感。因为他们原先所接受的社会科学的意涵受到了质疑。有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地位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社会科学究竟是否是科学？抑或它们只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在概念的形成和解释上，是否有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否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它的道德、政治特性仅仅意味着它乳臭未干？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的认真关注。

60～70年代是社会科学意涵之争的重要时期。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遭到人们的纷纷批评。一系列的哲学运动，最突出的是诠释学、日常语言哲学、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和后结构主义，一齐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正统思想进行了抨击。赞成这些主张的批评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涉及对经验实在的解释和整理；哲学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思考在所有经验探究中都起着作用；而且在抵御经验论证时，科学与文学的解释是相像的。尽管这些批评者在某些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一些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却不尽相同。例如，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对后经验主义者的概括性分析说明，采取了一种更偏重语境和描述的研究路径。

从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这些能言善辩者中间，产生了一种论争焦点的移转。一方面，当前的争论集中于社会科学中诠释学的、后经验主义的和批判－规范的诸范式之相对的优劣短长。换言之，虽然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模式在这些理论争论中遭到了拒斥，但科学的认识论特权仍然未受到挑战。因而，社会科学家提出以诠释学、后实证主义、或者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替代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实证主义的种种批评，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等的批评，向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挑战。不少人开始强调任何一项研究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它的基本的道德和政治性质，以及试图提供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之种种努力的必遭失败，而且也的确不合人意。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一方面是坚持获得可靠的分析基础之可能性和合意性的社会科学家，即“现代主义者”，另一方面是这种构想的批评者。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试图为社会科学奠定基础，并使其一体化的做法展开了批评。在其对现代主义社会科学的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者重新思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批评和叙事之间的关系。

启蒙思想家和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知识与社会进步的追求尽管启蒙思想家对形而上学和宗教作了批判，但他们从未放弃如下的观念：即真正的知识必然是普遍的，以某种元话语为基础。由此，作为真理之中介的科学取代了神学教义。最初在研究自然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范式，扩展到了人文和社会领域。至18世纪末，建立一门社会科学的提议如雨后春笋般激增。

从社会科学的创立期直到古典期，现代主义设计的大旗一直未倒。古典大师——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斯宾塞、韦伯、帕雷托、斯莫尔，或者沃德——认可并实际上传播了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特权地位，科学在发现普遍原理基础上对知识统一性的追求，以及科学的实际效用。例如，虽然孔德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理是相左的，但他们都将自己力求科学的做法与前辈以及同代对手的前科学的、或者纯粹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作了区别。而且，这两位古典大师都认为，科学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孔德期望，他的“实证哲学”和“实证政治”会成为法国大革命后社会重建的指南。马克思则认为，通过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动因，从而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有助于人类的解放。

然而，在某一方面，古典大师偏离了其先驱。前者将社会科学置于哲学元话语的基础上，后者则日益指望社会理论能够提供革命的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的社会理论概念已初露端倪。它的目标是确立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概念和问题；提供裁决经验和理论之争的标准；以及阐明一种统括性的概念框架，以便把各种研究统一起来。

在20世纪，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体制化和文化合法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意味着其科学要求的提升。在其努力取得体制合法性和物质资源中，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常常被迫压制科学的实践－道德作用，或者政治作用。逻辑实证主义为此提供了最初的基本知识原理。在社会科学寻求体制上自主性的同时，它们发展起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议程。知识上的争论往往被当作纯粹与学科有关的分析或方法论问题来处理。因此，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元话语——其目的是裁定学科争论——的作用得到的扩展。当今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理论，通常被界定为一个独特的“专业”或专门知识领域，它关注的是其自身“独立自存的”认识论的、分析的和方法论的问题。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社会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元理论。

后现代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科学在体制上的这种成功，反过来却促成了对现代主义设计的批评。例如，社会科学对私人和公共资助机构——它们必然会影响社会科学——逐渐增长的依赖性，引起人们对其所声称的价值中立的怀疑。斯蒂芬·特纳的论文证明了20世纪的社会学家所实施的各种基础构想中的缺陷和矛盾。然而，他主为，尽管这些构想常常会引发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但它们也产生了元理论的论述，其唯一的参照点有时看来只是其他的文本，或对其他文本的论述。加之，将社会研究重构为一种纯分析模式，而剔除其实践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图，强化了公众对社会科学的晦涩含混的感觉。当社会理论想方设法为社会研究奠定基础，从而陷入元理论的混乱之网时，情况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部分地看来是对上述状况，以及对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无目的的唯经验主义，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同样无目的的唯理论主义之矛盾冲突的一种回应。在某种层次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刻画为一个使知识重获活力的运动。

当然，后现代主义并非第一个尝试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知识界重获新生。社会科学的历史读起来几如一场不断获得新生的戏剧。从孔德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到迪尔凯姆和韦伯对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试图综合古典传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交换理论和结构社会学欲取结构功能主义而代之的种种努力，由此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社会分析重获活力的愿望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母题。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对所有竞相对抗的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科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如下的观念，即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它对统一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议程提出了异议。它质疑现代主义的下述观念，即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社会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是，或应当是价值中立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强调了科学的现实意义和道德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主题是批判如下的主张：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证实。后现代主义者声言，真理的标准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和英美的社会科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如认知真理与道德和审美知识的分离，赋予认知真理以事实上的优先权，对命题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什么可被算作证据或事实所设立的种种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取得其一致性的。此外，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内部，就什么可以被算作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评价标准。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的标准。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看来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

后现代的批评超越了科学的一般历史语境。塞德曼(S.Seidman)赞同对科学所作的激进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他提出，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带有广义的文明，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而且带有其生产者身上更为具体的阶级、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印记。因此，建立一种一般理论主张的任何企图都得到了解构，或者通过其基本的概念和解释被显露，以揭示作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和旨趣。

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科学观，强调了社会科学的实践－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勒默(C.Lemert)指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不可避免地与认识论纠缠在一起。他辩称，社会科学的范畴和解释，必然会通过强调某些社会过程和赋予特定的群体和社会议程以特权之方式，来建构社会现实。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隐含于现实设计中的。它不是一个科学提供具有实际功用之知识的问题。相反，社会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策略，借此个人和群体可以促进其利益，寻求一种社会议程，或者争夺权力。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学。因而，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主要的权力。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科学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与经济、国家、家庭或者教会是比肩而立的。

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如下的社会研究形式，它们融合了明确的现实意图和道德意图，它们是随境而变的，并且受其关注焦点（当地题材优先于一般题材）的制约，它们是由叙事构成的，而不是表达了一般理论。

因而，塞德曼赞成将一般理论转换为融合实用道德利益的社会叙事。勒默则推介一种解构主义的社会探究模式。这种模式将显露虚假的概念封闭性，从而使我们集中关注话语的社会建构层面。然而，尼科尔森则对包容跨文化的、概括性的概念策略的后现代理论化作了辩护。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音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做法。后现代主义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维护科学理论对诸学科的后现代挑战引发了对其自身的批评。许多现代主义者并不承认不可能确立社会科学的基础。由此，产生了种种重新将理论建构为一种基础话语的努力，这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人则对后现代批评的后果提出了实践上和道德上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否会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告终？

其激进的去中心是否会怀疑任何理性的话语标准？拒斥一般理论设计是否意味着放弃一种明晰的分析和批评理论化程序，人们对此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之激进的解构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普遍范畴都是成问题的，或者是不合法的？其激进的历史批判是否会导向一种缺乏深层的分析理论化之批判冲动的描述主义。

一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未能把社会学理论化必须借助的构架上的相对主义与应用这些构架所产生的知识相区别。为了研究社会现象而选择某个框架，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因而很容易直接遭到后现代主义所怂恿的解构。然而，如果假定采纳某种参考构架，那么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取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在这一层面上，解构会直接导向唯我论。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太轻易地忽视了社会学中科学理论化的可能性。对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社会学批评认为，某种类型的一般（或概括性）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基本社会过程的累积性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产生。

柯林斯(R.Collins)显然持有上述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在抽象的层次上，集中研究基本的社会过程。他声称，有关这类过程的大量知识已累积了起来，但这种成功因实用的和意识形态的（即评价的）构架与科学的构架之间的混淆而被埋没了。实用的构架只能应用于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意识形态的构架（当我们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之）让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相比之下，科学的构架一方面能包容和连接其它的构架；另一方面，则能超越它们，以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因而，尽管遭到后现代的批评，柯林斯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乐观地找到了基础。

另一些人也作了类似的论证，尽管他们对有关设计的性质的构想迥然不同。达米科(D'amico)简略地分析了卡尔纳普的“框架相对主义”概念，随后又扩展至波普尔对世界1（自然物体及状态的世界），世界2（精神状态和行为倾向的世界）和世界3（客观思想内容的世界）的划分。他认为，通过这些概念，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可以吸收种种后现代的批评，而不必向特殊主义让步。

瓦格纳(D.Wagner)则试图理解这些框架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学理论化中的作用。通过吸取以前许多人（特别是罗伯特·默顿及理论建构的拥护者）意欲打通社会学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隔阂而未获成功之经验，瓦格纳从这些尝试中确定了几项教育。例如，可以不必结合一般框架或理论而推进理论的发展。然而，一般理论的确起着一种整合性的和指导性的目的，我们对此必须详加琢磨。

特纳(J.Turner)所阐明的立场可能比其他任何批评家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对这种立场作了重要的修正。在《实证主义的前景》一文中，特纳对演绎的严格性、可预测性，以及作为评价理论之标准的可证实性的重要性作了辩护。然而，他对这些标准的应用有所放宽：演绎理论化不一定依照公理；精确的预测很难奏效；最终的检验亦不可能。而且，他断然拒绝将理论作为一种归纳中立观察的过程。特纳与科林斯一起质疑了由现象学的唯我论和历史特殊论所引发的对这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许多批评。他指出，这些批评依据的是一种天真的科学本质观，因而丝毫不能阻碍实证社会理论。

连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迈向一种脉络化的社会理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一般科学理论化可能并非两极对立，但它们的确引人注目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的特性和目标的形象，尤其当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时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试图探寻这两种对立形象间的中间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研究者将某部分的后现代主义步骤视为是既定的，但他们亦试图超越那种批评，以恢复某种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化概念。

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些中间立场，取决于接受后现代主义哪些不同的层面，因而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质。例如，在《社会科学与作为话语的社会：迈向一种公民资格的社会学》中，理查·哈维·布朗赞成一种多元性的一般理论（尽管他是从一种截然不同于瓦格那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布朗认为，社会科学的话语揭示了一般理论的多元性：每种理论都是内在一致的、都拥有不同的基本隐喻、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旨趣。因而，实证主义的一般理论使用的是有机体和机械的隐喻，它的意识形态的旨趣集中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系。但这样一种理论并不足以处理个体社会世界的反省特性。

为了处理这一特性，布朗提出了另一种一般理论，它认为社会是由交往行动构成的。社会结构被视为由言语活动创造的一系列语言结构。例如，在经济分析中，货币建构（即意指）了价值，它并不代表（即传递）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对布朗来说，这种研究取向有几种优点：它包含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它敢于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道德政治功能；它有助于打破武断的政治界限。

阿罗诺维茨(S.Aronowitz)则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一般理论替代物。他辩称，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社会理论。它的关注焦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及消费主义的批判。批判理论提供了实证主义的替代物，而后者被视为是有助于社会支配的。

在《一般理论的张力：否定辩证法是万灵药吗？》一文中，阿罗诺维茨认为，批判理论如今需要进行重建。因为它的社会分析实质上使社会变迁变得不可能了。其观点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纯粹否定的和带修辞色彩的东西。阿罗诺维茨呼吁对批判理论进行重建，以形成既能阐明社会冲突，又能对其持一种批判姿态的一般范畴。

在选择建立一种更为灵活的一般理论概念的材料中，其他的中间立场多少有点折衷。卡尔霍恩(C.Calhoun)将一般理论看作一种传统的反省，它既关注应用的广度（普适性），又关注可用公式表达的定律般的陈述。在《文化、历史与社会科学中的特殊性问题》一文中，克莱格指出，有一种东西可作为这种传统关注的替代物。

他赞同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无论对价值观的差异，还是对差异的价值观都十分敏感）和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在他看来，理论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只能产生与特定时期相吻合的范畴和作为话语领域中的替代物的理论。然而，这样的工作，通过持久的跨文化和历史描述的努力，可以建立更普遍的理论基础。

依卡尔霍恩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内在产物。它对这种更一般的研究取向的挑战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为后现代批判所作的规范判断提供依据。其二，它将差异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反而践踏了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尽管后现代批判贡献很多，但究极而言只是社会学认识的贡献者之一。

此外，也许是重要的是，寻求共识的行为是中心目标。亚历山大认为，甚至解释哲学也是以如下的观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是非人格的、它采取了一种普遍共识的形式。因而，探寻基础，即试图创造共享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学研究活动的规范，对于这项理论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亚历山大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理论化具有坚实的基础，它们可能被置之脑后而不被理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基础，才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探寻。

继续对话

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今日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及其后裔的乐观主义（科学将会产生促进良好社会的真理）受到了某种抨击。科学与幸福和纳粹主义的关联，公众对医学科学和精神病学的不满，黑人、妇女和同性恋运动对科学的攻击，使众口一声、明明白白的启蒙运动的信念成了一种十足的天真。然而，科学依然拥有神圣的光环，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所常常求助的一种文化通货。毫无疑问，正是科学这种先是为左派，近来又为右派所指出的与社会的牵连及政治化倾向，推进了对科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当代论辩。

在学科之内，这种讨论通常采用一种认识论质疑的形式。如科学是否是一种独特的、享有特权的知识类型？何种知识类型是科学？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科学的运作方式具有社会性？学科内部对科学的询问因如下的发展而加剧了。科学在体制上的完善细化，以及它与诸社会制度和国家日益明显的关联使它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换一个视角来看，随着大学对迄今一直被排斥的人群——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能力不等者和老年人——的开放，有关科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科学的排他性对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学科与社会事务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相信，科学与社会相互牵连的意义—即科学怎么可能既是一种自称是客观知识的话语，又是一种型塑社会认同和规范性、制度性秩序的社会力量——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与其批评者的论辩的根基中。归根结底，它们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韦伯语）的论辩。
摘自楼上

Ⅹ 为什么项目组织进化的经营哲学更适合现代型企业

通过以“项目”形式划小经营单位三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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