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实证

㈠ 研发数字货币，多国在行动，数字货币有何魔力

根据日本央行的研究实验进程，2021年，日本将开始对数字货币进行试验。2020年10月，日美欧等7家中央银行与国际结算银行发表了数字货币可行性报告，这是西方国家央行正式开始电子货币实证研究的重要标志，也是日本发展数字货币的基本原则。与央行相比，日本民间金融机构、企业界对数字货币的兴趣更加浓厚。去年6月，日本三菱、三井、瑞穗3大主要商业银行与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东日本铁道公司、关西电力公司、全日空等30多家企业共同组建了数字货币研究会，研讨数字货币的运行机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该研究会按领域分成了10多个小组，开展分别验证。比如，在实证试验中，零售企业将用数字货币向批发商、运输公司支付相关费用。按照日本传统商业模式，月底结算是主流，资金回流的时间差会给批发商造成较大压力。使用数字货币可以实现货到付款，有效降低现金管理成本，缩短银行手续时间。

据当地媒 体报道，民间试验用数字货币是由IT企业开发的，银行负责发行管理。多种数字货币在不同小组分别验证，统一技术框架将保证不同电子货币等值互换。

日本媒 体分析认为，目前发展数字货币仍面临不少难题。一是如何确保消费者个人隐私，因为一些民众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资金流向和消费履历，但如果完全匿名化，将不利于防控金融犯罪，甚至会加剧国际洗钱等问题。二是如何保护金融体制稳定性，防范个别银行经营困难时被储户挤兑。三是数字货币普及后银行柜台、自动存取款机势必减少，可能影响现金用户的便利性。有专 家建议，设定数字货币的个人持有额度和提取限额，但也有评论担心，此举将影响金融便利性。

㈡ 货币是什么

一、货币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支付商品劳务和清偿债务的物品；

2、充当交换媒介，价值、贮藏、价格标准和延期支付标准的物品；

3、超额供给或需求会引起对其它资产超额需求或供给资产；

4、购买力的暂栖处；

5、无需支付利息，作为公众净财富的流动资产；

6、与国民收入相关最大的流动性资产等等；

二、货币的形式

货币从形式上，根据货币的商品价值可分为实物货币和形式货币，实物货币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包含价值量，如羊，贵金属等；而形式货币本身没有价值量，价值是契约约定的，只有契约价值。

(2)数字货币实证扩展阅读：

货币的产生：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商品交易最初是用现金支付的。但是，由于各种商品的生产时间是不同的，销售时间也是不同的。

生产和销售时间上的差别，使某些商品生产者在自己的商品没有生产出来或尚未销售之前，就需要向其他商品生产者赊购一部分商品。商品的让渡同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即出现赊购的现象。赊购以后到约定的日期清偿债务时，货币便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开始是由商品的赊购、预付引起的，后来才慢慢扩展到商品流通领域之外，在商品交换和信用事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日益成为普遍的交易方式。

㈢ 实证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吗

我们知道，科学一词首先源于自然领域，它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由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来保障；但显然，科学并非是自然学科的专有名词，那些以科学化为目标的学科也并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认识科学的目的，而传统上，对科学的目的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是为了发现有用的原则，抑或只是为了寻求解释和真理？“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不但使我们能够做出准确可信的预测，而且能使我们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对现象作出解释，只要一个理论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还存在不可观察的现象）就是科学的；而“工具主义者”则怀疑发现真理和作出理论解释的可能性，而是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一套工具以使人们借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预测。尽管这两个流派在对不可观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论断的解释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一致认为科学家应当发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观察事实的理论，使不熟悉的现象变得令人熟悉，通过发现某一现象背后更基础的规律来解释现象；正因如此，从广义上理解，任何一个人们努力加以完善并提高自身认知的知识体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学。也正是由于科学中所潜藏的个人认知、信念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观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科学进一步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由于研究的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社会现象而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而自然科学则由于研究的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而被视为具有客观性的学科。
其实，尽管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往往认为，科学的知识是一种精确的、非个人的并通过遵循严格、明晰的规则来获取的知识体，它仅仅以观察数据为基础，而不涉及观察数据之外的任何假定实在，认知主体也不对知识作出任何贡献，研究者仅仅服从证据，这种证据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同样程度上认同；相反，如果在科学的探究中渗入个人的想象、信念、判断或认知，那么就会因主观主义而损害知识。然而，既然科学体现为主体对（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的认知，那么，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体的经验和信念。例如，波兰尼就认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它是关于实在的，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个人的整合、判断和承诺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们所知东西的正确性；同时，由于知识中渗入了人的认知过程，是被个人所支持和认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确的，科学只能部分地被系统阐述，根据研究者的个人判断而被运用、修整和补充。在波兰尼看来，基于数据的经验主义往往不能证实科学陈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学的有效性往往以人们的感觉经验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为基础，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传统逐渐灌输给我们并被现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学家作为科学传统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为个人预感而形成，或者（4）被认为是我们内心意识的指示。因此，现在主义方法论不能、也不应该带给我们它所承诺的那些东西，因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个人知识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反，它只不过建立了“一种关于有效意义的堂.吉诃德式的标准，如果严格地执行这些标准，相当于我们自愿变成了低能儿”。
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式逻辑的长足发展，逻辑学家们开始探究建立形式语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语言中，逻辑关系是精确的，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从而把语言中的“语法性质”和它的意义或者说“语义性质”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理论必须用逻辑学发展出的某种形式语言加以表述，从理论的公理出发，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纯粹形式推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逐渐从人文性学科向构建纯理论的方向发展，并经过边际革命的冲击而逐渐朝数理经济学转变。特别是，这种实证主义发展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那里，又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和“哲学的”强化；因为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他所提出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凡是不能被证实或反过来被证伪的理论判断，均是非科学的，或言应该被归结为形而上学问题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正是在这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浸染下，当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起这样一种“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做出几个假设→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得出结论→再进行理论推测或提出政策建议”的“科学论证逻辑”功夫来了.
显然，这种数理化倾向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明显、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规范性问题的研究——如思辨哲学、伦理学等——都被贴上了“玄学”（形而上学）的标签而被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所以，韦森就写道，“在当代经济学在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和繁盛发展的同时，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现象，那就是在唯科学主义的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致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言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不能出版书籍，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能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
不过，尽管主流经济学很快就皈依了逻辑实证主义，但科学哲学领域的专家们也很快意识到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的复杂，如上面所述的波兰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尽管波兰尼的上述见解就来源于对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索，但这一见解也早已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如韦伯、凡勃伦、荣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罗森伯格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人所阐述。例如，荣格就指出，“绝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在企图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与和观察，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视而不见”；再如，阿德勒强调，“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经历的事物，并不时抽象的，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事实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看法的当代哲学家可谓廖若晨星。理论并不能以实证哲学家臆想的那种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论首先看作是语法对象的看法，对于理论的创立和应用也并不恰当”。
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学领域之所以存在如此严重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任何社会现象的深入探究和人类行为的实质性探讨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动机和意图；进一步地，动机和意图也不是人类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不是独立的，不但存在事物与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还存在着认知主体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因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关系，其内在的规律也是内生演化的。例如，根据奈特就认为，动机或目标“不应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因为，如果用动机或目标来解释行为，那么它也应当被先前的事件或状态解释。而这意味着动机成为多余的了，行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来解释。动机不应当被视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关系与人类行为的目标和手段之间最本质的不同，来源于待解释的问题所给予的事实的性质。如果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谬误，就几乎不可能提出什么关于人的真实问题”；为此，他强调，“为了解释人类行为，必须至少引入三个因素。典型的人类行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释；部分可由意图或愿望解释，作为行为的绝对依据，它们是‘事实’，尽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状态；部分可由对实现‘价值’的渴求来解释，它不能划归实际的欲望，因为这种渴求没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对象”。
显然，如果说波兰尼、荣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认知能够适合于一般科学的话，那么，它将更为适合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会否认，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仅限于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即社会学的解释在过去至少两三个世纪里没有挑战科学发现的‘客观真理性’。这种‘客观真理性’也许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战，但不能只是根据命题提出者的社会地位来判别它的真伪，而只能从其他方面提出质疑。……即，逻辑性、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基本上和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无关，实际上也与历史变化无关……但社会科学则不具有这种优势。……对社会科学的发现不仅可以用质疑所有媒体的基础的方法进行质疑，而且可以质疑它们紧紧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经济学正是采用奈特所讲的上述第二种解释原则——实际的欲望——来解释实际问题，而这“也许是三种之中最为脆弱的。任何欲望的‘绝对性’都值得怀疑，我们怀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欲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变意义和价值的系统”；实际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科学任务变化并不满意，而屈从于公共责任的要求和为国家、为时代服务的欲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个人的政见和政策主张——包括直至心灵追求的整个道德人格都带进了他们的工作”。
当然，尽管流行的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视为偏见的根源，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正当行为，研究者会为了使事实或来自事实的推论符合某种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对它们进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这种不当行为和研究者展开论证的‘价值前提’或辩护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辩护并不意味着欺骗”；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也）并不就是谎言，它们是以个人对它所见的所有事物的真实陈述”，更不要说，“每个其他的社会群体都（会）发展出一套保护性的意识形态，假如这些意识形态不是真诚的，那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任何经济学的政策含义都不是像工程学结论的含义那样是客观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议都是技术推演的结果与价值判断或偏好的结合；因此，经济学本身根本离不开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考虑，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立场和特定的价值信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尽管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的，但是，一个具体社会关系的理性行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规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经济行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会涉及到整个社会伦理的影响；例如，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就指出，“虽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某类社会现象的‘实证’科学，经济学却是建立在理性的规范理论基础上的学问，且和政策制定有着特殊的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学本身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因此，经济学不但不能满足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标准，也根本达不到自然科学的“科学”高度。实际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和科学，但正如麦克洛斯基指出的，“经济学家很少遵循他们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论并不是经济学家科学信念的基础”；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更宽泛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他们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辞方法，他们在头脑里和研讨室里论辩的方式，与官方的修辞学大为不同”。
也正是由于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须考虑人的主观因素。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模仿物理学和生物学而采用所谓最大化的极值策略，但是，正如罗森伯格指出的，“经济学家对极值理论的痴情，在经济学与物理学和进化论的反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要极值策略研究纲领在经济学领域内取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它在别的领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学家实际上就大有理由坚持这个研究纲领，但是，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经济学家在其领域内也并未取得可以匹敌生物学对‘大进化’及其内在的适应和遗传机制的理解那样的深刻洞见。经济理论没有能够取得和其他领域内的极值理论的应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样，爱因斯坦也强调，“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其实，主流的实证经济学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并从19世纪的物理学中抽象出了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信条：（1）科学的目标在于预测与控制，（2）只有可观察的推论才能决定一个理论的真伪，（3）可观察性要求客观的、可重复的实验，（4）当且仅当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被证明是虚假时，这一理论才能被认为是假的，（5）应该珍视可观察性，主观的“观察”或内省不是知识，（6）开尔文（Kelvin）的箴言，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达某事物时，你的知识还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7）把科学推理与非科学推理、实证的与规范的区分开来正是方法论的任务。但显然，这种“标准观点”只不过是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假说-演绎科学模型的大杂烩，因而只有很少的当代哲学家相信这些命题中的半数，而越来越多的主要的少数哲学家则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事实上，尽管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自然科学界逐渐采用了笛卡尔和孔德等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路线，它认为“只有无可怀疑者才是真实的”，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继承了笛卡尔式的怀疑原则；但是，自杜威、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研究纲领提出评判开始，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对这种狭隘纲领的反思已经席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图尔敏、费耶阿本德、罗蒂、波兰尼、佩雷尔曼等人。
不过，尽管“作为一种科学或经济学的方法论，现代主义可以说错误百出”，但是，自J.N.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以来，经过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经济学就逐渐被认为是一门研究“是什么”客观科学，而且，迄今为止实证主义的地位在经济学依然坚如磐石。究其原因在于，“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有哲学倾向，但经济学家阅读的专业哲学数量，大概就像哲学家阅读的专业经济学作出一样，深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现代主义衰落的消息并没有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尽管已有由一些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都对实证主义作为经济学基础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属于主流阵营的奈特也对开尔文的箴言评论说，“是的，而且当你能够用数字表达他时，你得知识仍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依旧像有恋尸癖一样坚持实证主义，充满了对经济学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臆想。
当然，这种科学主义方法论与芝加哥学派具有密切关系，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为芝加哥学派定下了基调，而它的后继者们则作了更为极端的解释，并且随着芝加哥学派地位的提高而成为整个经济学的主流，这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数中以见一斑；所以，麦克洛斯基感慨地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个在大多数方面让其他经济学家头痛不已的经济学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论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弗里德曼方法论的一个弱化版本，居然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智力装备之一——对他们来说，弗里德曼式的论证几乎可以不经大脑，冲口而出”。芝加哥学派在中国当前学术界尤其受到青睐，因而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更是受到几无任何批判的选播和应用；正因如此，韦森感慨地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很少有时间去回顾并审视一下从近代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实证论、再到卡尔纳普新实证主义的演变历史和潜在的问题，很少有人去花时间阅读从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到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再到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面的哲学文献，更没有多少人去啃读从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这些早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到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大哲学家奎因和戴维森的深邃艰深的理论文献了”。
总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根本上体现在其强有力的思辨性上，逻辑实证主义希望把科学理论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分离开来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以实证主义方法处理理论与观察间的关系问题往往困难重重，而且因为任何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经受得起逻辑一致性的检验，譬如，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那个被任何客观差的事实支持吗？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的客观性，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也没有任何不涉及价值观的和不以政策建议为目的的“科学”的理论建构；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可以提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因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因此，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一丝不苟地按照它（现代主义方法论）要求的去做，那就会狭隘到荒谬的程度。……如果经济学家（或物理学家）把它们局限在经济学（或物理学）的命题范围内，严格地按照现代主义的步骤行事，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了……现代主义承诺，知识应当是确定无疑的，独立于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的；其实，它带给我们的是一套科学家们的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只不过改了名字叫做‘科学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科学本身就不可是客观的，因而理论的发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结论被证实的精度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学派演变就证明了这一点。麦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科学方法论规定的那套原则，经济学中就根本不会有凯恩斯革命这回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洞见仍然不能转化为统计命题来表述，然而这时大批的年轻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统计检验中屡战屡败，但流动性陷阱和投资的加速数模型仍然被当作科学的常规事实，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现在主义的方法论可以在1936年就把这一切结束掉：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客观的、可检验的、可控制的证据在哪儿呢？”同样，“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的方法论行事，那么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方法论已经有力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主义者，他们是最激烈地为现代主义辩护的。但是，实际上，货币主义的实验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长，但他们却因为这些取得了胜利……在这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中，货币主义真正说服人们的，完全在于他们书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丰富而机智的论证，尽管多数论证都和主要论题无关”。特别是，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理论认为，理论越精致就越远离真实世界，那么，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吗？也正因如此，科兰德强调，在实证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之间应该有个清楚的界限，当我们把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社会实践时不能简单地利用实证分析的结果，而是要把“实证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转化成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真实世界的政策，并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

㈣ 珍宝币的事件经过

其实，对于国内的“珍宝币”购买者来说，他们在购买的时候，并不知道姜昆与“珍宝币”的关系。而现在，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曾经投过的人民币。
“我看到总部被查封的消息挺开心的，终于不用再继续投钱了。”来自山东的李浩（化名）说。
2014年10月份，李浩的父亲在朋友介绍下投资了6000美元。当时，公司的名称还是美洲矿业。“他们说自己有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矿产，拥有什么全世界最大的矿产机构、什么中美政协，都是骗一些退休老头老太太的。”李先生说。
李浩回忆称，去年年底湖南警方在泰国抓了一些给他们开会的首脑后，这家公司改名成了富豪集团，推出了“珍宝币”。
李浩所提到的这次抓捕行动发生在2014年的6月至11月间，其背景是公安部开展的“猎狐行动”。根据常德警方的通报，其在2014年6月26日，摧毁了一个涉及山东、辽宁、浙江、广东、广西、云南、河南、湖南等10多个省市，打着所谓“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支持项目的特大传销团伙，抓获侯某等骨干成员22人。又于11月初在曼谷将传销头目陆巍等人抓获。
根据《常德晚报》当时的报道，这个传销团伙以“美洲矿业”的所谓原始股为诱饵，疯狂收取会费近10亿元。
不过，警方的行动没能让李浩父亲回心转意。李浩说当时美洲富豪集团向他父亲解释，“珍宝币”已经成为了可以流通的虚拟货币，“于是他们又相信了”。随后，李浩的父亲追加投资了几万块。
今年暑假，李浩的父亲再次投资1万美元。对于父亲所期待的公开交易后，珍宝币的价格会上涨几千倍的发展前景，李浩完全不相信，“涨一千倍？可能吗？”
“家里人劝了好多次，吵架也吵了好多次，但听不进去。”李浩无可奈何。至今，父亲陆续投资的十多万人民币几乎没有任何回报。
“珍宝币”销售在国内还在继续
虽然美国的珍宝币“官网”目前处于维护状态下，但声称是“珍宝币”的中文“官网”还能显示在网络搜索上，并且依然能够打开。
与李浩所说的相符合的是，这家叫做“美国珍宝富豪货币”的网站在10月3日23时59分发布的《珍宝币签署协议实名制程序》一文中写道，“2014年9月份，原美洲矿业正式更名为美国大富豪集团，由美国富豪货币基金发行珍宝币Gemcoin”。
而该网站同天所发表的《受联合国邀请的八位AFG代表》一文中又提到“公司为配合SEC的例行调查暂时休假几天”，SEC即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英文缩写。
显然，SEC的检查也不是“例行调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9月29日下午，对位于亚凯迪亚市“美国富豪集团”办公楼进行查封的多家联邦执法机构中，就包括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此外，该网站还对外公布着一张打印文件照片，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兹聘请余成友先生为美洲矿业有限公司中国浙江省绍兴地区市场总监。聘其从2013年10月一日到2016年10月一日。（原文如此，记者注）
实际上，销售者们并没有真正的“暂时休假”。根据网站公布的微信号，北京青年报记者以购买人的身份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一位名为“紫气东来”的销售者。
“紫气东来”表示，他是余成友团队的负责人之一。“珍宝币”的网站并不是富豪集团真正的官方网站，而是他们团队自己建立的，但其内容都“通过了公司审核，都是真实”的。当北青报记者问及如何购买时，他介绍说珍宝币套装从1000美金一套到10000美金一套，共10档，选择一种即可。购买者需要提供真实的姓名、身份证、电话、收货地址、邮箱等。同时他向记者提供了余成友农业银行浙江绍兴支行的银行卡号，款项汇入此卡即可。
他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国内，而是去迪拜参加美洲富豪集团举办的“珍宝币”大会去了。
卖家称“谈不上合法不合法”
这最高能卖到10000美金一套的“珍宝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据余成友的网站上介绍：“珍宝币由美国富豪集团于2014年9月1日开始对外发行，发行价为0.05美元，7月临时停牌价格是0.3137美元，10月2日的最新消息称，珍宝币将于10月16日零时升值为0.5美金一个币成交。”
一位自称级别比余成友还要高，在迪拜晚宴上坐主席位的卖家蒋女士说，“我们的交易平台是比特币的技术团队开发的，但比它们先进，是比特币的2.0版本，不容易被黑客攻击。”
随后，蒋女士向北青报记者发了一份关于“珍宝币”投资的简介。这份资料显示，目前只有珍宝币、比特币和万事达币是“真正合法的数字加密资产”。至于“珍宝币”在国内是否合法，蒋女士回应说，“目前国内还没有法，所以谈不上合法不合法，超前的东西才是最挣钱的东西。”
但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珍宝币”是否是像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货币呢？
“珍宝币”背后的琥珀矿
余成友的网站上宣称，“根据美国加州2014年6月28日通过的129号法案，在美国加州……珍宝币的流通已经合法化。”与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不同的是，它的价值有美国投资联盟集团（AFG）公司投资的宝石矿山作为支撑。购买者购买了“珍宝币”也就意味着投资了美国投资联盟集团公司下面的矿山。
余成友所建立的网站上还附带了“美洲富豪多米尼加琥珀矿拥有证明”。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美国富豪集团制作的宣传片上。
无论是美国华裔投资者还是大陆的投资者，都曾对北青报记者表示，实际上美国富豪集团在还是美洲矿业公司的时候就开始以开发琥珀矿的名义销售公司原始股了，而销售“珍宝币”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华裔杰森（化名）对北青报记者说他曾经是美洲矿业公司顾问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据他介绍，2014年7月，公司组织了一次赴南美矿场考察的机会，杰森和部分投资者一行22人前往了矿场所在地——南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
杰森表示，最终美国这边的投资者就去了包括他在内的3个人，其他的19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者。
通过考察，杰森发现矿场规模远远没有公司之前描述的那么大。
“因为资金链断裂，2014年年初，公司负责人陈力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发售数字货币，也就是现在的珍宝币。”杰森表示，发行数字货币需要一定的市场，但他觉得公司当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2014年9月1日，陈力正式对外发行“珍宝币”。出于对这项业务的警惕，杰森和他的几位朋友并没有投资“珍宝币”项目。
陕西的王倩（化名）说，去年4月份，她的母亲通过朋友介绍投资了2000美金，但“到目前没有任何收益，也从来没见过琥珀长什么样”。
“最早不是叫珍宝币，而是投资美洲矿业的琥珀等珠宝，后来这个美洲矿业变成了美国富豪集团，我妈妈投资的琥珀变成了珍宝币。”王倩说。
参与对富豪集团集体诉讼的刘龙珠律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珍宝币”本身并不合法。“美国加州第129号法案只是说同意虚拟货币，而珍宝币不是真正的虚拟货币，不是合法的，他们属于偷换概念。”刘龙珠说。
“珍宝币”的“奖金制度”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对美国富豪集团老板陈力及其拥有的13家公司进行了民事起诉，其理由是：涉嫌非法传销“珍宝币”。
不过，在美国富豪集团那里，他们中文用的是“直销”这个词。例如余成友的网站上，就发布了一篇名为《珍宝币直销运作模式》的文章。文章中提到“珍宝币的奖金制度”。会员注册成为“经销商”后，除了按照销售业绩得到销售奖，还可以得到互助奖。
互助奖的领取制度包括“在左右组织各直推一位经销商”；“如在发展过程中，您直接推荐的经销商退出或不再缴付网管费，不再享有经销商资格时，您的推荐将视为不合格”；“成为经销商一年后，按时交纳网管费，每年100美元；业绩每日结算，奖金每周发放。以太平洋时间周一00： 00 至周日24：00 为结算期”。
除此以外，文章还提到一个永续消费奖，符合条件者可获得其直系组织内十二代永续消费奖金。各代奖金比例：“第一代20%，第二至六代的10%；第七至十二代的5%”。
实际上，北青报记者所暗访的销售者蒋女士也提到了同样的说法。她对记者说如果拉一个朋友投资10000美金，可获得7.5%的提成；如果拉人到两位数，就会再得到一个互助奖。
姜昆律师：姜昆从未参与美国富豪集团活动
10月5日，洛杉矶华人律师刘龙珠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同时指控与美国富豪公司相关的“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及个人。刘龙珠表示，由于姜昆是该促进会的联合发起人，所以也在被告名单之列。在暗访中，销售者蒋女士没有主动跟北青报记者提起姜昆。在余成友建的网站上，记者曾经看到其在“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的介绍图片里，用了四个人的头像，其中第四个是 Nelson L Huang。
但是在美国，华裔们所得到的关于“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的宣传册上，Nelson L Huang头像的位置印的是姜昆头像。
根据富豪集团的介绍，“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是美国富豪集团的发起者和控股方。在该促进会给华裔们的宣传册上提到，“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简称中美政协，英文缩写UCCA……是由美国AFG投资集团董事长Steve Chen……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姜昆等十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发起成立。”
“我亲眼目睹了陈力在办公楼的职工餐厅招待姜昆。”肖先生对北青报记者表示，他曾经是美国富豪集团经销商之一，向“珍宝币”投资了两万多美元，目前没有取得任何收益。
肖先生回忆称，2014年2月8日，姜昆来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市立大剧院演出。演出前一两天，陈力带着他的一些朋友给姜昆举办了个招待会。“当时招待会一共有5桌，三大桌两小桌，他们坐最大一个桌，我坐旁边一个小桌。”肖先生说。
肖先生称，他“清楚地听到了姜昆与陈力之间的谈话”。陈力许诺如果票卖不出去，他会给姜昆包场支持演出，还问姜昆能不能加演；姜昆夸赞陈老板有眼光，说要在中国帮陈力找投资商，投资陈力的房地产生意。不过，肖先生并不能提供音视频资料来证明姜昆和陈力所交谈的内容。
据肖先生介绍，演出之后，姜昆又来了一次公司，“他直接去了陈力办公室，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具体哪个是姜昆参与的我就不清楚了”。
曾是陈力公司的顾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杰森也向北青报记者证实，2014年2月，姜昆曾来到公司考察。“他看起来和陈力挺熟的样子，还一起吃饭聊天。”杰森说。但具体谈话内容他表示并不知情，也不清楚姜昆是否参与了公司的业务。
现在中国相声演员姜昆和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发起者之一、美国AFG投资集团董事长、美国富豪集团总裁陈力一起吃饭的合影被流传了出来，同时网上流传的还有用毛笔写的“姜昆声明”：“我本人姜昆与美国usfiaInc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公司目前在日本进行的以我的形象和名义筹办的各类集资活动，全是骗局，是非法的。希望善良的朋友不要上当。”声明落款是“2014.7.15 北京”。落款时间与他和陈力吃饭的时间相距5个月。
根据2014年7月3日《中文导报》发出的报道，2014年7月份USFIA公司在日本进行集资时，也曾打着姜昆的名义。彼时，USFIA的中文名字还是“美洲矿业”。姜昆知道后发去了声明，表示自己与当时在日本的这场集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后在7月15日又写下了毛笔版的“声明”。
但是即便如此，美国的刘龙珠律师依然把姜昆作为集体诉讼的被告。刘龙珠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的观点：首先，姜昆写的是与“usfiaInc 公司”没有关系，但“USFIA”与“中美政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人个体，因此并不说明他和“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无关。 其次，姜昆写的是在“日本的活动是骗局”，没有说明他是否参与在美国举办的活动。
2015年10月9日，姜昆委托洛杉矶律师赵联发函给原告律师刘龙珠，声称刘龙珠公开发表的材料不实，严重损害了姜昆个人的名誉，并要求控方澄清。
律师函指出，姜昆从未同意成为“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的成员，他也从未参与任何跟该会或美国富豪集团的活动。赵联要求刘龙珠停止对姜昆的指控，并称如果拿不出把姜昆列为被告的实证，姜昆会以诽谤、滥讼和不实指控等罪名提出控诉。
2015年10月9日，刘龙珠向赵联回函答复，他邀请姜昆和律师在10月22日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双方当面对质，提出证据，澄清事实。刘龙珠表示，如果姜昆的证据和说明圆满，他才会要求原告停止对姜昆的控诉。
富豪集团的反应
尽管联邦法院已经将查封的美国富豪集团交予“Thomas Seaman公司”托管，后者在“美国富豪集团官方托管人”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富豪集团处于临时查封状态，但是“富豪集团”的各路人等已经开始“反击”了。
2015年9月29日，位于洛杉矶的珍宝币总部被美国FBI查封后，美国富豪公司第二天便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第498次全球顾委会录音”，称“律师正在和美国相关部门沟通，一切都按法律程序走”。
2015年10月8日，该公司又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被称为钱总的一位销售商的录音，称“被公司开除的两个领导人在美国举行了抗议，无外乎是想干扰公司的进程”。钱总称，即使“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存在问题，但是“珍宝币”这个项目没有丝毫问题。
在录音中钱总进一步解释，“我们做的是数字加密资产虚拟货币，不是证券，不需要向美国证监会报备。这个新的金融衍生物，美国政府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实际上今天我们处于一个谁都不会管谁都来管的当口”。
2015年10月10日，该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推出《珍宝币家人的呼声》一文，来自河南、上海、广州等地的“珍宝币”买家举着“珍宝币必胜”、“支持陈力”等口号，表达对公司的信任和支持。

㈤ 实证分析中gdp能用指数么还是用总量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DomesticPro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厂房或住宅），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包括住户），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GDP核算与GDP不同。GDP表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指标，而GDP核算则是指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围绕GDP这个总量指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核算活动。GDP核算从核算时间上可以分为年度核算和季度核算。从核算使用的价格上可以分为现价核算和不变价核算。GDP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计算得到：分别为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也即国民经济各行业增加值的总和。用公式表示如下：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消耗。GDP=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的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按照这种计算方法，GDP由全国各行业汇总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生产税－生产补贴）、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支出法也称使用法，顾名思义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按照支出法计算，GDP由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后的差额）五项组成。计算公式为：GDP=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从理论上讲，上述三种方法计算得到的GDP应该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事物进行核算。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如此，因为资料来源的不同以及基础数据质量上的差异，三种方法计算的GDP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计算误差。我国目前以生产法GDP为准。由于GDP涵盖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所以其计算是建立在专业统计及部门统计与会计核算的基础之上的。在统计局内部，GDP核算的资料来源于统计局内部各专业司常规统计报表，全国普查资料，各种抽样调查资料。在统计局外部，则需要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等各相关部门的统计及财务资料。除此以外，对于未能纳入常规统计报表和不易取得的资料，还要到相关的系统、行业处搜集替代指标进行补算和估算。由此可见，GDP核算是一个各方面数据全方位相互印证、相互平衡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技术性。是一个国家在核算期内总活动成果的综合反映。我国的官方统计机构负责GDP核算，实行分级核算，国家和地区各自核算本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全国的GDP由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地区GDP则由各省、市统计局负责核算。在这种体制下，各地区的GDP汇总之和与国家的GDP数据并不相等，这主要是资料来源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所有存在地区核算的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通过特定的核算程序和技术处理人为地使国家和地区数据汇总之和保持一致，而我国则未做进一步的要求，只是由国家对地区数据进行定期的评估。我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是统计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此之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使用的一直是MPS体系，即源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物质平衡表体系。1985-1992年间逐步向SNA过渡，即向联合国推荐的源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核算体系过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化成分的不断增强，计划成分的不断削弱，SNA核算体系越来越适合中国国民核算工作的需要。因此，自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不再并列提供MPS核算资料，而是彻底转向SNA体系。国民经济主要总量指标的核算由MPS转向SNA的过渡期至此宣告结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已经完成了一整套包括GDP核算在内的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工作，并配套出版了《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编制与计算方法系列丛书》，全面概括了我国核算领域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有关问题。目前GDP核算工作正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不变价，不可观测经济等较薄弱环节做进一步地完善。有关GDP核算的其他信息可通过中国统计信息网国民经济核算司主页进行查阅。GDP的作用根据用户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根据需求的近似性，我们可以将用户大致分为三大类。政府用户、专家用户和其他一般公众用户。对于政府用户来讲，GDP核算的作用主要是用于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规模和健康性，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比如，宏观决策者将根据GDP运行的总量、态势和轨迹来预计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并制订相应的控制目标，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干预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对于专家用户和研究团体来讲，GDP将为他们提供实证分析和模型预测的基础数据，使他们可以根据理论对经济运转的合理性作出逻辑上的判断，对未来的经济活动进行预见或对现存的经济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向决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决策者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与合理增长。具体地讲他们可以利用GDP或人均GDP数据来研究诸如贫困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生产率问题等。对于一般公众用户来讲，了解了GDP以及政府是如何使用GDP的，便是了解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大环境。比如：当一个企业知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根据GDP等有关信息做出的，那么他就能在宏观政策出台前，对可能出现的宏观政策做一个预测，如果货币紧缩的可能性很大的话，那么他就能知道：下期生产获得资金不容易，生产成本会增高，就要及早地想法、调整计划。当一个人了解了GDP的相关知识后，他就能根据GDP的走向判断出自己就业难度，工资增长可能性的大小等。经济增长率高（即按不变价计算的GDP增长速度），就业的难度就小，工资增长的可能性就大，但同时可能要面对的是物价增高的情况，这样他就可以调整个人生活规划，降低生活成本，提高生活效用。可见GDP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连十六大制定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不可能不以人均GDP作为其指标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指标，因为人均GDP是目前全世界通用的衡量贫富一个首要尺度。值得注意的是，GDP虽然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数字之一，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衡量生产的尺度，而无法全面反映效益、福利等其他与发展相关的指标。另外，GDP总量也不是越大越好，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如何，不仅与GDP总量有关还与GDP结构有关，包括GDP的生产结构、支出结构和使用结构。只有合理的结构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第三，GDP核算本身在核算技术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指在理论框架、指标体系、口径范围、计算方法、数据来源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种不完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核算体系和核算实务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目前我国GDP核算人员正在立足中国的具体情况努力地对包括GDP核算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改进。对于一般公众用户所质疑的GDP数据不准确问题，如，被调查对象的不实填报，某些领导的人为干预等，属于非技术因素，要消除它们则有赖于统计立法和执法的强化、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以及部门间的相互配合。尽管GDP与GDP核算仍旧存在着上述问题和不足，但我们必须看到GDP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动总量的测度指标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研究等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GDP核算也将随着其不断完善和细化的过程在宏观生产数据的生产和专业数据质量检测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考资料：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㈥ 货币与债务的关系

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影响关系的分析及对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启示 项目信息 对应的项目名称： 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共生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学科： 经济学 项目类别：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负责人： 刘莉亚 项目依托高校： 上海财经大学 成果信息 成果名称： 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影响关系的分析及对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启示 作者(含主要成员): 刘莉亚、邓云胜、胡乃红、何韧、汪冰 最终成果摘要报告 1、最终研究成果的框架与基本内容 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相互影响关系的理论分析；第二部分是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在1975-2006期间上述三类危机的发生情况为研究样本，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与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对三类危机的共生性关系与可能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与稳定性检验；第三部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外汇储备的积极有效管理与银行体系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途径与措施。具体来说： 在理论部分，本课题以解释三类危机发生原因的理论模型（例如，针对银行危机，主要的理论基础有道德风险模型、资产价格“泡沫”模型等；针对货币危机主要有以Krugman为代表的第一代投机攻击模型与以Obstfeld为代表的第二代投机攻击模型等；针对债务危机主要有主权违约模型等）为基础，逐步引出了对银行危机、货币危机以及债务危机具有一定预警作用的理论诱发因素，继而归纳出了从理论上对这三类危机同时具有预警作用的共同经济要素。 在实证部分，本课题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在1975-2006年期间的危机发生情况为研究样本，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样本中不仅仅包括经历过三类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且还包括了可能并未发生过危机的国家，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分析对比，更好地揭示出危机的诱发因素。具体来说，本课题在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又可细分为：(一)对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界定。对货币危机的界定，我们通过比较现行几种界定货币危机的方法，认为采用Kaminsky和Reinhart的定义来作为计算外汇市场压力的基准点是合理的；对银行危机的界定较之货币危机更为困难，本课题在借鉴相关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Caprio和Klingebiel与Demirgüc-Kunt和Detragiache的标准来识别并明确银行危机的发生；针对债务危机，本研究参照了Amadou的做法，将主权债务陷入困境视为债务危机的发生，从而大大拓宽了债务危机的样本规模。(二)针对危机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详细统计了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以及共生性危机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这些危机发生频率的时间分布、国家分布、以及三类危机之间的联系与相对爆发的时机。接下来，我们运用噪音-信号比方法来估计银行危机对未来发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预测贡献、货币危机对未来发生银行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预测贡献、以及债务危机对未来发生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预测贡献。同时，从这些统计结果来初步揭示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债务危机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三)针对危机样本数据的模型估计。为进一步揭示三类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课题继续采用了银行危机、货币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概率回归模型来探析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债务危机之间的同步或滞后关系，而概率回归模型的形式采用了双变量、三变量以及多变量的方程形式。其中，在多变量的概率回归模型中，本课题除考虑上述三类危机，同时还以危机的理论模型为基础考虑并收集了对三类危机具有预警作用的基本面经济要素，这样以来通过对多变量模型的估计可进一步剖析出三类危机之间可能的传导机理。 在针对我国防范三类危机的实践方面，本课题认为防范外部金融冲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外汇储备的有效管理。鉴于此，本课题首先根据其他国家政府部门所披露的相关信息，采用规范且严谨的量化分析方法来估计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实际收益率与币种结构；其次，在此前提下，通过借鉴国际上其它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经验与思路，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流动性需求、安全性需求、收益性需求三个层次来构建一套完整的外汇储备管理新模式；最后，根据这一新模式，具体从各层次所需要的储备规模、各层次储备的币种结构分布、及各层次储备的资产配置和管理三个方面来研究新模式的具体实施细节。与此同时，本课题针对银行部门，分对公业务与对私业务两种业务类型构建了相应的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了部分的有效性验证工作。 2、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本课题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几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第一，如何来解决债务危机发生样本过少的问题？本课题认为：债务危机的本质应视为信用风险的突然加剧，而这种加剧并不一定就必然导致主权违约，因此债务危机不仅应包括真正的主权违约事件，还应包括一些濒临违约但由于受到了外界资助而成功规避的情况；第二，如何将公开的主权信用等级转化为代表发生主权违约可能性的IPD（隐含违约概率）值？本课题参照Duffie and Singleton(2003)的方法，通过采集样本期间JP-摩根银行发布的EMBI指数以及样本国相对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利差数据，在假定利率期限结构不变且回收率为30%的情况下，运用一个基于强度(intensity-based)的非参数模型计算出风险中性的IPD值；第三，如何将不同经济要素所揭示出的三类危机间的传导渠道与机理进行统一？当数据检验的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不一致时应如何处理？本课题认为不同的经济要素反映或强调了三类危机之间传导渠道的不同环节，它们所揭示出的危机间相互影响的动态机理应是一致的，这可以通过理论模型严谨且规范的构建与推导来加以保障；而对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不一致的问题，我们将主要从数据样本量的广度与深度，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方法的合理性、规范性及科学性等多个角度来加以规避；第四，我国现行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和收益率如何？为应对可能的外部金融冲击，外汇储备的管理模式应如何进行调整？本课题在假设持有美元、欧元、日元三种币种结构的前提下，构建了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率的分解方程，利用Recursive Resial和虚拟变量法来处理异常点，同时借助CUSUM Test确认了2003年8月为结构性断点，继而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估计，并得出2003年8月前，我国外汇储备平均收益率约为3.66%，欧元资产比例大约为11.78%；2003年8月后欧元资产比例上升至21.79%，收益率微升至4.03%。在此基础上，利用估计出的币种结构进一步对收益率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收益率与我国同期的GDP增长率和FDI投资回报率进行对比，并通过深入分析影响各国选择不同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因素，找出这些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在将这些因素进行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处于特定因素和条件下的国家所采取的外汇储备管理措施，据此将各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模式进行了分类比较，并从中探索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管理方针和策略，从而分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三个层次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新模式；第五，针对预防外部金融危机的安全性层次对应的储备规模应为多少？相对应的币种结构应如何配置？本课题将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海勒-奈特模型以及杜利模型结合在一起，在考虑外汇储备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同时，综合考虑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外债结构以及汇率制度后，对我国外汇储备进行最优币种配置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计算。同时本课题认为尽管对“热钱”做精确估计是很难达到的，但考虑到近年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由于预期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的上升，大量的境外投机资金涌入中国，尽管这些投机资金流入国内的方式和途径千差万别，但其流入必然会留有“痕迹”，即必然会在国际收支中相关项目的数据中反映出来，而本课题就试图根据这些明显的变化来估计“热钱”。据此，本课题利用企业“热钱”的流入渠道—贸易顺差、个人“热钱”的流入渠道—经常转移，以及地下“热钱”的代替指标—错误与遗漏项来估计流入我国的“热钱”规模及变化趋势；同时用所估计的“热钱”来计量分析其对中国股市和房市的实际推动作用，目的是希望在尽可能定量估计中国房市与股市对“热钱”依赖程度的基础上，能够有助于决策层从被动变主动，提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预防“热钱”逆流对我国金融市场所造成的可能危害。 3、研究方法 针对理论部分，本课题首先以有关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理论模型为指导，归纳出对上述三类危机具有一定预警作用的三套理论指标体系，并从中提炼出三类危机的共同诱发因素；其次，针对所精练出的每一个经济指标，通过严谨规范的推理过程导出共同经济因素诱发三类危机的动态路径与机理。最后，通过对这些动态路径与机理的归纳总结来分析出三类危机之间可能的联系渠道与传导机制。 针对经验分析部分，本课题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本课题对1975-2006年期间，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以及共生性危机的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包括：这些危机发生频率的时间分布、国家分布、以及三类危机之间的联系与相对爆发的时机，以及这三类危机之间的噪音-信号比。另一方面，针对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共生关系，本课题继续采用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Probit概率回归模型来探析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同步或滞后关系，而概率回归模型的形式采用了双变量以及多变量的方程形式。而针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共生关系，本课题重点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权信用评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对此，本课题首先将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能力。其次，本课题将采用有序probit概率估计方法，对货币危机对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是否具有预测力进行了估计；第二个问题：“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对此，本课题将分别采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检验、非线性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以及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种方法来进行估计和检验。 针对我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实践，本课题主要采用了外汇储备增长率的理论模型、风险－收益分析的马柯维茨资产组合模型、各国不同外汇储备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计量分析中的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数据分析方法。 4、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 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对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与相互间的传导机制给出了清晰的理论阐述，同时本课题的实证结果为政府部门构建或完全独立或存在着一定联系的危机预警系统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与此同时，作为外部金融冲击最重要的防范手段，尽管外汇储备令人瞩目的持续增长强有力证明了我国的贸易竞争优势与经济增长潜力，但表面的数字增长背后所蕴含的“有偏”的贸易政策、偏离的汇率制度、短期的投机资本，以及不利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意味着繁荣景象背后所隐藏的隐患。与此同时，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相背离的是，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在过去十年却基本保持不变：“稳定的币种结构、单一的政府债券投向、偏低的投资收益率、缺乏市场化的政府管理行为”几乎成为了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定式，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如何通过优化币种结构与资产配置来提高收益率，如何通过借鉴其他同样拥有较多外汇储备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来转变现有的管理模式，对于应对上述诸多隐患，真正发挥外汇储备在抵御、防范金融风险、保障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维持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等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政策指导意义

㈦ 有谁知道能解释一下有向无环图(DAG)么怎么用程序做出来，及怎么应用到经济学实证上

我们说区块链目前还不成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处理速度慢、手续费高昂、存在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都是用户最直观的体验，体验不是太好。区块链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高并发问题。
高并发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简单说一下。高并发是计算机领域的问题，简单来讲，高并发问题就是系统无法顺利同时运行多个任务。
很多任务同时运行，一大堆用户涌进来，系统承受不住这么多的任务，会出现高并发问题，你的系统就卡住了，就好比春运时候，12306系统总是卡住，有可能就是高并发问题造成的。
传统互联网尚且存在高并发问题，区块链网络自然也存在这个问题，毕竟区块链的成熟程度比起传统互联网，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没有安全、可靠和高效的公链，整个区块链产业的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制约，应用落地也是空谈。
在这种背景下，DAG 技术就被提出来了，DAG 的全称是“Directed Acyclic Graph”，中文翻译为“有向无环图”。
DAG有向无环图是怎么回事呢，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下面解释一下。
一、DAG：一个新型的数据结构
DAG，中文名字叫“有向无环图”，从字面意思看，“有向"就是说它是有方向的，
“无环”就是说它是没有环路的、不能形成闭环的。所以，DAG其实是一种新型的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是有方向的，同时又是不能形成闭环的。
传统区块来讲，我们总是以“区块”为单位，一个区块里往往包含了多笔交易信息。而在DAG中，没有区块的概念，而是以“单元”为单位，每个单元记录的是单个用户的交易，组成的单元不是区块，而是一笔笔的交易，这样一来，可以省去打包出块的时间。
简单来说，区块链和DAG有向无环图最大的区别就是：区块链是一个接一个的区块来存储和验证交易的分布式账本，而DAG则是把每笔交易都看成一个区块，每一笔交易都可以链接到多个先前的交易来进行验证。
二、DAG 的工作原理
传统区块链上，就拿比特币来讲，它是单链式的结构，区块与区块之间按照时间戳的先后顺序排列开来（如图一），数据记录在一条主链上。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讲，这个
“单链式”结构是一条一字排列的链。
区块链只有一条单链，打包出块就无法并发执行。新的区块会加入到原先的最长链之上，所有节点都以最长链为准，继续按照时间戳的顺序无限蔓延下去。而对于DAG来讲，每个新加入的单元，不仅只加入到最长链的一个单元，还要加入到之前所有的单元（如图二）。
举个例子：假设我发布了一个新的交易，此时DAG结构已经有2个有效的交易单元，那么我的交易单元会主动同时链接到前面的2个之中，去验证并确认，直到链接到创世单元，而且，上一个单元的哈希会包含到自己的单元里面。
换句话说，你要想进行一笔交易，就必须要验证前面的交易，具体验证几个交易，根据不同的规则来进行。这种验证手段，使得DAG可以异步并发的写入很多交易，并最终构成一种拓扑的树状结构，极大地提高扩展性。
依据DAG有向无环图，每一笔交易都直接参与了维护全网。当交易发起后，直接广播全网，跳过矿工打包区块阶段，这样就省去了打包交易出块的时间，提升了区块链处理交易的效率。
随着时间递增，所有交易的区块链相互连接，形成图状结构，如果要更改数据，那就不仅仅是几个区块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区块图的数据更改。DAG这个模式相比来说，要进行的复杂度更高，更难以被更改。
总结一下，DAG作为一种新型的去中心化数据结构，它属于广义区块链的一种，具备去中心化的属性，但是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区块链组成单元是Block（区块），DAG组成单元是TX（交易）。
区块链是单线程，DAG是多线程。
区块链所有交易记录记在同一个区块中，DAG每笔交易单独记录在每笔交易中。
区块链需要矿工，DAG不需要矿工。
三、 DAG 的代表：IOTA
DAG当前的代表项目，最知名的无疑就是 IOTA。可以说，正是因为IOTA这个币种在 2017年下半年冲进市值排行第四位，才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它的底层技术：DAG有向无环图。
IOTA在DAG有向无环图的基础上提出了“缠结”概念，在IOTA里面，没有区块的概念，共识的最小单位是交易。每一个交易都会引用过去的两条交易记录哈希，这样前一交易会证明过去两条交易的合法性，间接证明之前所有交易的合法性。这样一来， 就不再需要传统区块链中的矿工这样少量节点来验证交易、打包区块，从而提升效率，节省交易费用。
四、 DAG 的现状
尽管理论上来讲，DAG有向无环图能够弥补传统区块链的一些弊端，但是目前并不成熟，应用到数字货币领域的时间也比较短，还比较年轻 。
它没有像比特币那般经过长达10年的时间来验证整个系统的安全性，也没有像以太坊那般实现了广泛的应用场景。不过，现在有些声音提出要采用“传统区块链+DAG”的数据结构，但是还没有非常突出的案例，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结一下，本节我们介绍了区块链的衍生技术：DAG有向无环图，这是一种全新的数据结构，可以对区块链处理交易的效率、并发力达到显著的提升。

㈧ 货币型基金有几种

两种。

货币基金按参与资金的规模限制可分为A类和B类，A类供中小投资者投资，B类供机构和大额投资者投资。A类货币基金的最低申购限制一般为1000份，B类为500万份。它们的销售服务费率也不同。例如，海富通货币A级每年的销售服务费率为0.25%；而海富通货币B级每年的销售服务费率为0.01%。

(8)数字货币实证扩展阅读：

现实优势

1）提高活期储蓄的收益，目前货币型基金的平均收益为3.9%左右，高于银行活期储蓄利率0.5%（税后收益）。

2）按月结转收益的做法，提供了目前银行存款无法提供的复利收益。

3）在利率上升阶段，有效地回避利率风险。利率的上调为货币基金提供了收益更高的投资品种，可以说货币基金的收益随利率上升而水涨船高。这一点在2004.10加息前后已得到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