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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的金融学论文

发布时间: 2021-07-28 12:14:53

⑴ 金融学论文

货币与经济
美国次贷问题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西方金融大厦将倾,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拯救本国岌岌可危的银行、保险、证券业,流动性紧缺成为世界并发症。掌握世界印钞机的美国开足马力超额发行美元,引发的信用危机直接导致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缩水。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分析梳理我国应对美元信用危机一系列动作(从货币互换协议到超主权货币动议再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难发现在对外货币金融领域的政策主线就是: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以调整对外资产结构,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为途径;以拓展SDR职能,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创建超主权货币为手段,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
一、概念的厘清
货币互换、货币国际化、超主权货币这三个货币金融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联系,呈逐级递进关系。通常两国之间为规避汇率风险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货币互换协议的增加又为该国货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各大主权货币博弈的结果必将催生出超主权货币。
1.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来规避中长期汇率风险,控制进出口贸易成本。在双边贸易中,一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得到他国货币并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借到他国货币,用于支付从他国进口的商品,而对方出口企业收到本币计值的货款,可有效规避汇
率风险。
2.货币国际化在信用纸币制度下,超越发行国的国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在国际间发挥一般货币职能的国别货币就是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据此定义,时下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充分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国际货币功能,并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其货币国际化进程是该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3.超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是“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它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更能增强国际社会应变能力,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尽管超主权货币目前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在于在实践中阻力有多大。由于它牵扯到诸多利益纠葛,该主张虽由来以久,至今仍无实质进展),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略
金融危机下,面临世纪大考的中国政府权衡各项举措的利弊得失,果断地出台了系列对外货币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组合拳,这一战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标: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确保美元资产安全。
中国创纪录的23991.s2{Z美元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已是有目共睹。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N/~I]货币互换协议,降低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已经成为共识。目前我们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平稳地完成这种转变,让副作用最小。
1.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配置,分散美元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的蔓延迫使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巨额财政赤字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元泛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大幅“缩水” (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居
多)。分散美元汇率风险,确保对外资产安全成为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SDR(特别提款权头寸)和在IMF中的储备头寸等四大类。其中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存、长短期政府债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随时可用的债权。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现汇和对外证券投资。由于外汇储备承担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们应慎之又慎。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使用情况来看,发达的经济大国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I MF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黄金储备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77.4%,法国为7O.6‰ 德国为69.2‰ 中国大陆仅为1.97o。虽然我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汇储备的I:U~J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鉴于此,我们应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等国际硬通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经验尤可借鉴:一是大量购买黄金,提高黄金在储备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储备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偿还外债;四是用于投资高科技行业。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用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是一个趋势,因此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向外汇管理部门购汇用于海外资产并购,同时提高对外证券投资的效益,建设安全化、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2.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伙伴,建设人民币结算的外部网络。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 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 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 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7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
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买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 ,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 。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
(二)中期目标: 扩大人民币境外结算试点业务,培育人民币国债海外发行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为确保美元资产安全,中国政府除了从内部着手,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之外,还需从外部着眼,推动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1.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人民币要成为强势货币必经过结算货币、投资货币,最后到储备货币这三个阶段,其进程也遵循着先周边化,后区域化,再国际化的顺序。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亦水涨船高,成为抢手的香饽饽。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繁荣稳定的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跟着强者走”
的现实主义传统让这些国家倾向人民币。与美元结算相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准确估算预期收益。基于周边国家普遍缺乏硬通货的现实和人民币的良好市场信誉,人民币在边境地区已成为事实上的结算货币和支付手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城市正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人民币境外试点结算表明中国的贸易伙伴逐渐认可了人民币的地位和稳定性,是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
2.逐步建立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离岸金融业务是人民币走向国际的重要通道,离岸金融中心则是人民币转换为国际货币的重要载体。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十分关键,由此先香港再海外的策略应运而生。中国首次在香港面向海外投资者发行人民币国债,为海外投资机构提供了一个颇具吸引
力的人民币投资渠道。尽管初始数额不大,但此举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作为国际化的众多举措之一,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显示出中国政府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推动建立人民币海外债券市场,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虽然目前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企业屈指可数,在香港发行的国债规模也相当有限,但作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两个车轮一一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的推行和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建立必将继续进行下去。
(三)远期目标:推动IMF的改革,拓展SDR的作用,创建超主权货币。
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着眼未来。国际金融危机,不但促使我们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刻反思,更为我们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契机。
1.现实选择:扩大SDR的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现实条件下国际社会应考虑充分拓展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暴露之初,IMF就于1969年创设了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由于SDR具备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因此它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可能。现阶段应着力推动SDR的分配改革,尽快落实1997年I MF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由于IME大失血,急需注资以扩大其“新借款安排”机制,而中国则利用手中流动性充裕的王牌,以购买I MF债券为筹码成功地赢得SDR第二次增发配股90{L美元。虽然该数额对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而言是九牛之一毛,但中国显然不会就此停步。为了能恰当地反映中国在世界财经和经济领域的地位和实力,中国需要在I ME有足够发言权和代表权。在其它国家缺少硬通货的形势下,中国购买其他国家手中的SDR,进一步提升在I ME的话语权都在情理之中。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集团迫于严峻的金融形势,在2o国峰会上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正如I MF总裁卡恩所言:现在正是调整I MF成员国投票权比例的时机。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多的责任。
2.因地制宜:加强亚洲货币合作,完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库。当金融危机影响一国币值稳定之时,区域性的货币组织往往比全球性的货币机构的反应更迅捷有效。受欧元鼓舞,亚洲国家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借鉴其实践经验,不断探索创建
“亚元”的可行性。
但现实操作中,建立亚洲超主权货币面临着巨大“阻力” 。无论在经济上如何可行, “亚元”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都无法回避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政府间主义,基于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利益交换。且不说亚洲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单就其错综复杂的地区政治形势而言,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曰元虽身为老牌强势货币,但日本政治难以服众;韩元尽管后来居上,但总体实力太弱;人民币升势强劲,却孤掌难鸣。拥有全球印钞机的美国显然不愿意亚洲也出现个印钞机,对创建“亚元”的动议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受制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参差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多年来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迟迟不能建立。面对金融危机,为确保成员国央行拥有足够资金以抵御其本币可能遭遇的投机性攻击,在中日韩的鼎立支持下,亚洲终于成立了外汇储备基金库。新成立的基金实际运行之后,动用资金为发生货币危机的成员国进行贷款援助将水到渠成。虽然该基金数额并不巨大,但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提供了一个泄洪渠。中国应加强与日韩合作,逐步完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库。
3.终极目的:为创建全球性超主权货币而努力。
国际储备货币持有国的货币政策受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影响,而储备货币发行国往往首要考虑的是其国内的经济需要而非国际经济形势,创建超主权货币无疑是克服这一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它既能摆脱国内经济束缚,又能有效调控国际流动性。尽管如此,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仍困难重重。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英美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与阻挠,不管是SDR拓展方案还是另起炉灶创造,用来替代美元帝国、欧元帝国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拜金融危机所赐,改革呼声日渐高涨。中国作为重大利益攸关国,责无旁贷地成为变革的旗手。为确保美元资产安全,中国一反低调内敛的传统,不断通过政府高层释放强烈信号,并联合俄、印、巴三国,高调提出创建超主权货币动议。在与美国就美元信用危机问题对话协商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超主权货币动议是一着“ 敲山震虎”的好棋。要想保住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就必须拿出负责任的精神和有效措施阻止美元地位滑落,而这也正是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的保证。中国所彰显的努力和决心必将有力地触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平衡和兼顾货币政策对
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影响,切实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中国货币攻防战略之前瞻
尽管戴相龙直言,loK后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及其他货币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之父蒙代尔也大胆建言: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英镑从中剔除。但考虑到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不够健全,监管机制也不够完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国际化进程也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特里芬难题” 。我们不会重蹈美元覆辙,人民币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替代美元。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发展方向,服务于促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直至超主权化这个总体目标。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元难以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监管,黄金无法为世界提供足够流动性等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多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的成败既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弱,又取决于与其他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如果说,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危机四伏的此岸,未来的“一超多强”乃至“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一次伟大变革的“彼岸” ,那么中国的对外货币政策将是这一制度性变革的桥梁。由“此岸”到“彼岸”的变革,将会改变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改变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全部认识。货币与经济
美国次贷问题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西方金融大厦将倾,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拯救本国岌岌可危的银行、保险、证券业,流动性紧缺成为世界并发症。掌握世界印钞机的美国开足马力超额发行美元,引发的信用危机直接导致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缩水。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分析梳理我国应对美元信用危机一系列动作(从货币互换协议到超主权货币动议再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难发现在对外货币金融领域的政策主线就是: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以调整对外资产结构,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为途径;以拓展SDR职能,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创建超主权货币为手段,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
一、概念的厘清
货币互换、货币国际化、超主权货币这三个货币金融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联系,呈逐级递进关系。通常两国之间为规避汇率风险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货币互换协议的增加又为该国货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各大主权货币博弈的结果必将催生出超主权货币。
1.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来规避中长期汇率风险,控制进出口贸易成本。在双边贸易中,一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得到他国货币并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借到他国货币,用于支付从他国进口的商品,而对方出口企业收到本币计值的货款,可有效规避汇
率风险。
2.货币国际化在信用纸币制度下,超越发行国的国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在国际间发挥一般货币职能的国别货币就是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据此定义,时下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充分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国际货币功能,并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其货币国际化进程是该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3.超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是“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它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更能增强国际社会应变能力,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尽管超主权货币目前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在于在实践中阻力有多大。由于它牵扯到诸多利益纠葛,该主张虽由来以久,至今仍无实质进展),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略
金融危机下,面临世纪大考的中国政府权衡各项举措的利弊得失,果断地出台了系列对外货币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组合拳,这一战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标: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确保美元资产安全。
中国创纪录的23991.s2{Z美元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已是有目共睹。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N/~I]货币互换协议,降低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已经成为共识。目前我们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平稳地完成这种转变,让副作用最小。
1.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配置,分散美元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的蔓延迫使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巨额财政赤字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元泛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大幅“缩水” (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居
多)。分散美元汇率风险,确保对外资产安全成为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SDR(特别提款权头寸)和在IMF中的储备头寸等四大类。其中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存、长短期政府债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随时可用的债权。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现汇和对外证券投资。由于外汇储备承担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们应慎之又慎。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使用情况来看,发达的经济大国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I MF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黄金储备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77.4%,法国为7O.6‰ 德国为69.2‰ 中国大陆仅为1.97o。虽然我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汇储备的I:U~J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鉴于此,我们应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等国际硬通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经验尤可借鉴:一是大量购买黄金,提高黄金在储备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储备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偿还外债;四是用于投资高科技行业。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用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是一个趋势,因此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向外汇管理部门购汇用于海外资产并购,同时提高对外证券投资的效益,建设安全化、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2.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伙伴,建设人民币结算的外部网络。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 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 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 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7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
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买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 ,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 。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

⑵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论文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 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 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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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 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 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性功能,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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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 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 王松奇: 《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6] 陈柳钦:《风险之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J],《科学决策》,2001年第9期。
[7] 帅勇:《金融深化的第三条道路:金融约束》[J],《经济评论》,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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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货币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国家背书,是国家的法定货币,这样才有可能在世界上进行流通和交易。此外,货币的数量必须和人的数量成一定比例,这个就需要国家进行复杂的计算和调查。

反过来看比特币没有国家支持,更不是某个国家发行的货币。此外,比特币的数量相比于受众人群简直太少了。因此,相比于货币,比特币更像是一种虚拟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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