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如何给比特币犯罪辩护

① 向学习刑事律师辩护技巧，如何拿捏无罪辩护还是最轻辩护

律师进行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一切要基于案情及现行法律规定。现实中大多数是罪轻辩护，因为案件经过公、检几道关口，无罪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并不是到法院的都是有罪，现在很多案件经过多年以后确认是无罪的。

无罪的情形有几种情况：没有犯罪行为的，有行为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证据不足的。如果是没有犯罪行为，但被告人因为受到刑讯逼供招认的，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如果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要找到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如果是证据不足的，要综合审查证据，提出合理怀疑，说明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程序违法等。

如果是罪轻辩护，可不必太计较证据及程序上的问题，着重找到对被告人应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②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律师代理刑事案件风险很大，轻则能将办案律师推向违反职业道德或执业纪律的风口浪尖，遭到当事人的投诉，受到律师协会惩戒，遭遇执业过错赔偿等；重则能使一个优秀的刑事律师被吊销执业证，结束律师生涯，甚至能让一个成名的大律师沦为阶下囚，饱受牢狱之灾。所以，刑事律师若想避免使自己陷入不堪的境地，必须知道代理刑事案件存在哪些风险并注意防范。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
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看守所会见？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看守所就应当安排律师到看守所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看守所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
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时存在风险
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
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看守所，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看守所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看守所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
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
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
当案件在审查起诉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
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
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
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乱法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总之， 刑辩律师，最讲究专业水准、论辩技巧以及个人胆略，是难度以及风险最大，付出劳动最多的律师业务，是律师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展示的一种重要方式。

③ 结合刑事案件谈谈律师在审理过程中如何进行辩护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
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
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记得1998年11月，我担任罗荣的辩护人出庭辩护，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均载文说罗荣是“贪污大鳄”——广州市最大的贪污犯。起诉书指控罗荣利用其担任鸿联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便，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无偿移交给其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而国奥公司是三人开办、罗荣独占全部股权的私人公司，罗荣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我作为辩护人则在法庭上举出26份书证说明，罗荣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由省府一办设立、资产和利润属于省府一办所有，进而指出罗荣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移交给国奥公司，属企业法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于是罗荣私吞了，罗荣不构成贪污罪。截止1999年12月，该案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参与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我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我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我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我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 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
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

④ 律师如何做好刑事辩护

1、尊重法官。法官是一个代表法律的职业，与法官的人是两个概念，我们应当尊重的不仅仅是做法官的人，更是人所作的法官，尊重的是法律。 2、避免仇视公诉人的心态，这种仇视心态是错误的。辩护律师所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是对当事人的忠诚，如果你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结果是不利于当事人，说明你的辩护是失败的。实践中影响判决形成的因素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而律师除了法律之外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仗，所以让法律和事实主宰案件的一切是律师永远的努力方向。 3、当事人是最大的敌人
首先，律师是靠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来生存的，某种程度上讲，律师是商人，辩护律师也是这样。律师的职业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法律上的委托和经济上的利益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当事人之所以不答应全部支付律师费，重要的原因是对律师不是完全信任，或者他期待律师给他一些案件结果上的承诺。刑事案件的特点在于案件结果的不确定，刑事辩护律师为当事人承诺案件结果被称为“包打官司”，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而且律师的辩护工作从结果来看其主流是“屡败屡战”；其次，对法律的信仰并不意味着迷信法律，因为法律本身并不是刚性的东西。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惩罚手段，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寻找辩护律师的帮助时往往对辩护律师的作用存在夸大的期望，这种期望的夸大程度一般来讲会超过你的想象。有些律师，尤其是年轻的辩护律师经常很容易被当事人的情绪影响，以至于自我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使自己的工作最终落入被动。 4、清楚法庭发言的目的。 法庭上律师发言的目的肯定是说服法官采纳自己的辩护意见，除此外的任何目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表的言论，都是多余的。发问无非是想让被告人或者证人对法官说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最终会支持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对公诉机关列举的证据进行质证也是为了说服法官，要告诉法官这个证据是虚假的、应当被排除的、或者证明了一个相反的事实，等等。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律师不是指责办案机关的错误，而是让法官知道这个错误是什么。法庭辩论也不是为了说服公诉人，而是对法官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说服法官采纳自己的意见，根据刚才我说过的辩论的一般规律，说服辩论对手是永远不可能的。一般来讲，自己的观点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是与对方进行交流。法庭发言的时候，律师大多数时间其实都应当面对法官，用眼神与表情来与法官交流。

⑤ 刑事辩护主要包含哪些活动，律师如何进行辩护

刑事辩护主要包括：查阅案卷、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获取相关司法文书、了解案件进展、质询检方提供的证据、开庭辩护等等。
刑事辩护律师主要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⑥ 律师如何发表辩护词。。。

1.审判长发问,首先讯问被告人,然后询问公诉人,在公诉人发表起诉书起,辩护律师可以在审判长的提示下进行辩护.

2.审判长会问你对公诉词的意见,然后辩护律师就开始进行辩护,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相互对峙的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双方均无异议为止.

3.首先律师要进行记录,不断改变自己的辩护词和意见.其次肯定要针对问题和疑问进行辩护.最后要记得如果法庭剥夺被告人权利的话,那么律师要提醒审判长,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⑦ 律师在辩护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新的犯罪如何处理

律师对当事人有保密义务，这是律师执业义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如果不是“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辩护人没有告知义务。

⑧ 犯罪人如何给自己请辩护律师

犯罪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办法请辩护律师来为自己辩护。
1、在警方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时，请警方转告家人聘请律师。
2、在羁押场里，可以请监管民警方转告家人聘请律师，如果能支付报酬也可以自己请律师。
3、犯罪嫌疑人属于未成年人或者可能判处死刑的，在没有律师辩护下，法院应当指定律师为其辩护，否则不能开庭审理。

⑨ 刑事辩护律师如何做罪轻辩护

需要结合案情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