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都拉斯比特币
『壹』 萨尔瓦多是什么啊是人还是地方
楼主你要是奇幻文学爱好者基本上找的就是他了
R·A·萨尔瓦多
R.A.萨尔瓦多于公元一九五九年诞生于美国麻塞诸塞州。萨尔瓦多和奇幻与文学的爱情故事开始得相当早。
在他还是大学新鲜人的时候，他获得了J.R.R.托肯恩的《魔戒之主》作为耶诞礼物。于是在灵光一动的启发之下，他把主修从资讯科学改为新闻。公元一九八一年他从美国麻州费区堡州立学院获得了传播学士学位，以及稍后的英文学士学位。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他认真地投身于写作工作，撰写将来会成为《第四魔法之回音》小说的草稿。
他最早出版的小说是TSR 在一九八八年所推出的《碎魔晶》。
从那之后，他撰写了许多的小说，其中的《半身人之宝石》、《归乡》、《血脉》，也是萨尔瓦多替TSR 所撰写的第一本精装版小说。萨尔瓦多在写作的第一年中还更换了许多的工作，最后（对我们来说十分幸运的）在一九九O 年决意成为专职的作家。
萨尔瓦多笔下最著名和最受崇拜的就是由他所创造的黑暗精灵崔斯特。他的作品在全球卖出超过三百万册，并且翻译成许多种的语言和有声书。
萨尔瓦多替TSR 撰写过《黑暗精灵三部曲》及《冰风谷三部曲》以及《牧师五部曲》，以及《血脉》、《无星之夜》《暗军突袭》、《破晓之路》。《黑暗精灵三部曲》目前在美国已经推出了精装典藏版。《无声之刀》则是他替TSR 所撰写的第十六本小说。在一九九七年秋，他的信件、剧本和其他的作品都收藏入母校的萨尔瓦多图书馆中。
在萨尔瓦多戮力写作的空档中，他会参与三个孩子的冰球比赛、马术表演和击剑比赛。他和一群十八年来固定在周日聚会的朋友们依旧会每周见面，每次玩的东西从N64的“黄金眼”到“专家级龙与地下城”的游戏。他们最近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七剑客”，一九九九年TSR 也推出了他们替冰风谷这个地区所撰写的冒险模组“诅咒之塔”。
萨尔瓦多的兴趣包括了垒球、冰上曲棍球和音乐；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塞车时大声播放莫扎特的音乐是他的最爱。他和妻子戴安居住在麻塞诸塞州，他的三名孩子分别是布莱思、季诺、该特林。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小狗普多、以及一只暹罗猫关海法。
『贰』 帮忙写下论文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前景
2001年11月9日至14日WTO在多哈召开了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本轮多边贸易谈判被称为“多哈回合”。多哈回合的谈判计划涉及农业、非农产品、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乌拉圭回合承诺实施等多个领域，其规模和难度都堪称迄今之最。遗憾的是，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一直进展缓慢，比如原定于2002年底结束的公共健康问题、特殊和差别待遇(S&D)问题以及实施问题均未如期完成，农业谈判模式和非农产品谈判模式也未能在原定日期以前达成一致。2003年9月10日至14日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这次会议本来被各国寄予厚望，但却无果而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成为继西雅图会议之后第二次失败的WTO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的失败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体系中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人们对贸易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今后，多哈回合谈判能否顺利进展、多边贸易体系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取决于WTO体制是否能够进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具有民主性。
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利益冲突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但是自由贸易在带来交易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制造出赢家和输家。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立场乃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减少国内居民和企业因为外部竞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各不相同，大国和小国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时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多边贸易体系通过创造出一个相互平等、重复博弈的平台，有助于减少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大国进行谈判中所遇到的不利局面。然而，由于WTO远非一个民主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很难利用多边贸易谈判的这一便利，发展中国家仍然在WTO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具体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比如欧盟和美国之间关于农业补贴、转基因产品、钢铁等问题一直存在着矛盾，发展中国家阵营之中既有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大国，也有像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多最不发达国家，其利益也经常互相冲突，但是，在多哈回合的进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为主要的矛盾。
WTO的发展中成员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进行了广泛的市场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发展中成员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由于发达国家的苛刻要价，发展中成员普遍反映，在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承担了超出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义务。发展中成员要求在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兑现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并且要优先讨论发展中成员特殊差别待遇问题、公共健康问题等，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应充分照顾发展中成员具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和服务。大多数发展中成员非常反对在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间匆匆忙忙地开辟新的议题，发达成员更注重的恰恰是在多哈回合中加入新的议题，如投资、竞争、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等，它们希望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市场开放，不希望对乌拉圭回合协议做过多的修改。以下将侧重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即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领域的分歧直接导致了坎昆会议的失败。
1. 农业谈判。
农业是多哈发展议程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是扭曲的。在现有WTO协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劝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声称这将带来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改善，声称农产品进口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本国农民的失业和收入下降都将只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保护对国内农业部门的保护。发达国家仍然普遍实施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以及对国外农产品进口的高关税保护。在发达国家，许多农产品的关税仍然很高，有的甚至超过200%和300%。1986-88年，OECD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平均为2750亿美元，但是到了2001年则增加到3500亿美元，而该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仅为54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每头牛享受的补贴竟然是非洲国家穷人收入的三倍。这种不对称的保护，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02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就指出，像未加工食品这样的初级产品部门，本来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最具出口优势，但是，这个行业的出口反而一直由发达国家垄断。
由于农业人口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要求WTO改变这些不公平的农业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中国加入WTO之后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2002年的报告，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粮食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91%在10年之内下降到3%；饮料和烟草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58%在10年之内下降到10%。由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本国的农业生产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例如中国的油菜籽生产可能会下降53%，饮料和烟草的生产可能会下降39%。
新一轮农业谈判必须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这要求发达国家能够在削减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取消出口补贴和削减并最终取消贸易扭曲性国内支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谈判结果还要实质性地提高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战略性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是很好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谈判已经成为多哈回合的试金石，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农业谈判看到发达国家的诚意和远见。
2.新加坡议题。
所谓新加坡议题包括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等四个议题。早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发达国家就曾经建议把这四个议题纳入WTO的谈判。发展中国家普遍提出了抗议。于是，发达国家建议设立相关的工作组，讨论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要不要在多哈回合中启动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议题都不是贸易问题，WTO来关注这些问题只能分散其注意力。发达国家提出这些议题的真实动机是进一步获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而且，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之中，发展中国家必将进一步失去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陷入更大的困境。
第一个议题是投资议题。发达国家提出投资议题的用意就是要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无条件地进入各国市场，不受限制条款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投资，享受国民待遇。发达国家鼓吹国民待遇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拥有100％的所有权，外国公司只要想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进入，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外来投资的权利，并且也不能向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任何优惠政策和补贴。由于这项议题一面倒向发达国家而备受非议，目前其主要的建议者又提出了修正建议，即第一阶段主要注重透明化措施，接着是衔接步骤，展开连续为期两年的谈判，然后自动提升到另一项贸易协约的谈判。像这样一个接一个步骤的修正建议，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成员国最终同意把发达国家关于投资条例的概念列入WTO授权的规范内。这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影响发展中国家工商企业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削弱政府相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谈判地位。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竞争的议题。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反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作为垄断的代表，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看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却是允许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和当地企业“平等”竞争。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按照当时的说法，这项协议并不是要成员国承诺将来谈判关于竞争的议题。但是，目前欧盟仍然不断催促落实关于竞争议题的谈判，并且建议把它列入多哈回合谈判。正如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代表所宣布的，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订立竞争条例，以方便外国企业机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自由竞争。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可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是不公平的。一旦这项协议纳入WTO的框架之中，必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本地企业提供优惠的权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伸缩性地选择适合各自国家的竞争模式，以迎合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变迁。
第三个议题是政府采购。1996年新加坡WTO部长级会议上同意的议案是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化问题。但是，到如今，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要求将政府采购纳入WTO谈判的议案。直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可以豁免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采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府购买多少台电脑或多少套软件。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采购可以有助于扩大本国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当国内的幼稚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政府采购有助于迅速地培育国内市场，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或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也可以方便地用政府采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一旦政府采购必须纳入WTO管制，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能再给给予本国公司任何提供公共用途商品、参与公共服务和承包政府工程的优先权。
第四个议题是贸易便利化。这个议题相对而言较少争议，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发达国家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假如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那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必将失去管制那些外国企业的自主权，也必将丧失制定相关的国内政策的自主权，难以有效运用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满足国内政策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丧失自主权的同时，发达国家却试图将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纳入WTO体系，以便在妨碍到其国内利益的时候，方便地祭起保护主义的大旗，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
坎昆会议的失败
2003年9月14日，随着墨西哥外交部长德韦斯（Derbez）宣布谈判破裂，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坎昆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坎昆会议让WTO遭遇自1999年西雅图会议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坎昆会议上的围绕有关议题的争论都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益白炽化。
1. 围绕农业问题的争议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解决其他议题的关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农业问题的前景很可能最终决定坎昆会议成败的命运。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农业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发展中国家拒绝就新加坡议题进行谈判，谈判才最终宣告破裂。
农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异常复杂。在农业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矛盾，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农业生产和进出口情况不同，其利益和要求也各有不同。坎昆会议之前，农业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泾渭分明。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农业领域的阵营是这样划分的：一方是美国、加拿大和凯恩斯集团（其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赞成开放农产品贸易市场；另一方是欧盟、日本和韩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实施出口补贴，不愿意开放农产品市场。很明显，发展中国家不够团结，他们分属两大阵营。
而在坎昆会议上，美国和欧盟开始联手，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试着用一个声音说话。美欧在8月中旬为弥和他们之间的差异，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但在坎昆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结成三大集团来对抗发达国家的强大攻势，他们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21国集团（G21）；拥有77个成员的非加太集团、拥有52个成员的非洲联盟和以孟加拉为首的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结成的联盟；由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肯尼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等33个国家组成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它们声称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
2003年2月，WTO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香港贸易代表夏秉纯起草了农业谈判减让公式。这个方案提出，在未来9年内全面削减出口补贴，在5年内农业进口关税削减40-60%，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要宽松一些。当时，欧盟、日本、瑞士和韩国反对这个方案，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则赞成这个方案。
8月，欧盟、美国就农业问题联手提出新建议，提出以乌拉圭回合减让公式和瑞士公式结合的“混合公式”代替原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公式的内容，建议在农业市场准入、出口竞争、国内支持等三个领域均不包括具体的数字，只形成一个框架，试图取代含有具体数字的主席模式草案。“混合公式”一方面要求对部分农产品按照平均公式削减关税（幅度并不大），另一方面要求对大多数的农产品按照瑞士公式削减关税，其特点是“高税多减”，即关税水平越高，削减程度越高，这使关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坎昆部长草案》就建立在欧美的草案文本上，它所讨论决定的农业谈判模式只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框架，大量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削减补贴的方式，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
G21建议减除发达国家国内支持（包括蓝箱和绿箱）和出口补贴。而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则强力要求推进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自主选择不必受关税削减约束的特殊产品，并且可以用特殊保障机制这样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进口激增的问题。但即使在修改过的部长草案中，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但是，在《坎昆部长草案》中，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战略产品只针对少数产品，而且在适用时还有附加条件。特殊保障机制更是附加有众多条件，这使得该机制的用处有限。坎昆会议上公布的《部长草案（修改版）》有关农业的部分与8月24日的版本并无二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批评性的意见完全被忽略了。
在讨论新加坡议题时，非洲产棉国以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为由，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阻止了新加坡议题进入多哈议程，这使得发达国家不敢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
2.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NAMA）。
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9月13日出台的《部长宣言草案（修改版）》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在关税削减方面，新草案依然采用欧美及加拿大的方案，提出要采用“非线性公式”法（“non-linear formula”
approach），即关税越高，削减幅度越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接触过“公式法”，“非线性公式”则更是闻所未闻。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能自行选择约束的范围（比如，需要对哪些产品做出约束性承诺）和自由化的速度，国内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提出，应当考虑采纳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削减系数，或者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基础上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纳另一个不同的系数，同时允许他们以较低的速度削减关税。
（2）在取消行业关税方面，原来的草案文本提出将电子、鱼类、鞋类、稀有金属、纺织成衣等八个行业的关税削减为零。新草案虽没有提及削减关税产品的名单，但是提出“所有成员的参与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指出，部分行业对他们意义重大，行业性关税削减应当本着“自愿”原则，强制执行新草案中的条款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3）为扩大适用“非线性公式”的产品范围，草案文本提出将不受约束的关税线按照“应用税率”（applied
rate）乘以二，从而满足公式的适用范围。这样经过“非线性公式”的计算后，新的关税税率将低于现有的应用税率。这等于是变相地削减一些低关税产品的关税，扩大关税削减的范围。
很明显，多哈回合草案基本上就是照搬了美国-欧盟-加拿大在8月提交的立场文件，目标是迅速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关税。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接受宣言草案，将使得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急剧缩小，甚至导致国内企业的破产和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受到危胁。草案中有关NAMA的内容完全忽略了多哈回合的原则：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磋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在削减承诺方面应以‘非互惠原则’为基础”。在8月份草案最早出台时，发展中国家就表示反对，它们提出要么去掉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么就将其变成“自愿性的”。但是，这些要求没有在修改过的草案文本中有任何体现。
3.新加坡议题
自从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所谓的“新加坡议题”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多哈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斗争和妥协，终于在《多哈宣言》中规定，关于四项新议题的磋商将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后开展，但这一决定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
“新加坡议题”在坎昆会议的最后两天代替农业问题成为谈判场上针锋相对的焦点，关于这一议题的争执成为导致坎昆会议最终失败的导火线。
9月14日凌晨，九国部长在坎昆会议主席德韦斯先生的主持下就新加坡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坚持原有立场，互不相让。九国会议结束后不久，又召开了一场由大约30个国家组成的更大规模的会议，主要讨论坎昆会议上所有的重大议题，目标是弥和差异。为了推动谈判，德韦斯先生建议先开展关于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磋商，另外两个议题先不放在日程上。尽管欧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一些国家如韩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议题，而70国集团和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愿对任何议题进行磋商。会议不欢而散，Derbez先生宣布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结束。
坎昆会议上，各方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认为，接受新的义务将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以还没作好准备为由，要求进一步“澄清”（clarify）议题，而不是开始“磋商”；以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多哈会议上各方已做出要在坎昆会议后开始磋商的不可逆转的决定（irreversible
decision），因此“磋商”应在坎昆会议后立刻开始。
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观点都在《坎昆部长草案》中有所体现，这一点与草案中有关农业和NAMA的内容相比是一种进步。但这种体现仍然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对磋商“形式”
（Modalities）的建议被详尽地列入附录，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却没有列入附录。
坎昆会议后就“新加坡议题”展开磋商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明确一致”（explicit consensus on
modalities of
negotiations）。各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对modalities的理解上。欧盟和日本将它界定为程序性问题（比如磋商的最后期限、将要举行几次会议等等）和一系列的原则或议题。他们如此界定的目的是希望能比较容易地达成明确一致，从而开始磋商。但发展中国家强烈地谴责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modalities指的是每个议题的范围和定义，将要承担的义务和每个议题的实质性内容（不能只列一个清单）。发展中国家提出，只有新加坡议题modalities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程序和清单）为各国所了解和同意，发展中国家才能决定是否要在这四个新领域遵守新的规则。
由于有关“新加坡议题”的磋商久拖不决，欧盟同意做出让步，只启动两项谈判，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毫不动摇地表示“不买账”。印度是其中最强硬的反对者，理由是“未达到《多哈宣言》中就发起谈判所要求的明确一致”。马来西亚则表示，无法支持任何意味着发动谈判的文本，“这一领域毫无商量的余地”。再加上非洲产棉国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各方相持不下，谈判宣告破裂。发展中国家这次如此坚决地拒绝妥协，除了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更加注重运用多边贸易机制为自己争取利益以外，也说明坎昆会议上农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是发达国家未能如愿地引入新加坡议题的重要原因。
WTO的改革前景
坎昆会议的失败，直接原因是在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但是更深远的原因在于WTO决策机制中的不民主性。从坎昆会议上，暴露尤其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 谈判文本的起草。
从多哈会议开始，WTO理事会主席就“以自己的名义”起草部长宣言，比如多哈会议上的Harbinson草案和坎昆会议上Castillo草案，草案的内容也大多只反映发达国家的意见，发展中国家虽然多次表示反对，但草案的修改版也仍旧没有改观。作为参加谈判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参与议题的准备和提出，而是只能被迫接受已有的文本，这将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2.“协调人”（facilitator）的任命。
坎昆会议上“协调人”的任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任命的，这种任命丝毫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比如坎昆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是加拿大部长Pierre
Pettigrew，这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为此人也是多哈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他极力倡导就新加坡议题进行磋商，由他来主持讨论，根本不能保证讨论结果的公平性。
3.绿屋会议。
坎昆会议上对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以“绿屋会议”的形式进行的，无论是9月14日凌晨的九国会议还是稍后的三十国会议都是如此。“绿屋会议”（
the Green Room
Meeting）的说法始于乌拉圭回合，因为当时的GATT总理事的办公室是绿色的，而在那里举行的会议多是排外的、不公开的，所以人们就把这种排外的、不透明、不民主的决策方式称作“绿屋会议”。尽管在新加坡会议上WTO的总理事许诺这种排外性的会议将不会再发生，从而使得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不至于无果而终，但事实是，“绿屋会议”自新加坡会议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西雅图会议上，“绿屋会议”的形式贯穿于会议的始终，非加太集团和非洲国家集团对这种“闭门羹”极为愤怒，他们发表声明说，不会使任何宣言达到“完全一致”，于是谈判瓦解。也许是吸取了西雅图会议的教训，多哈会议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磋商，各国部长有机会参与对议题的讨论，但部长宣言的各种文本的起草却是以一种不透明和排外式的方式进行的，总理事会主席“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了一份不受欢迎的草案（Harbinson草案），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各国只好接受了这份草案，当然，这也是出于维护WTO合法性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的结果。
多哈回合谈判的顺利进行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尚不确定，目前还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多哈回合的成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发展。目前，WTO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多哈回合谈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WTO将何去何从。如果在未来几年内WTO的成员国能够吸取坎昆会议的教训，竭尽全力来纠正WTO规则和体系中的问题和不平等，将有助于推动WTO和全球贸易的顺利发展，否则，如果各国之间仍然无法达成妥协和合作，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扭曲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程度也会进一步恶化。
『叁』 国际快递的收费标准
国际快递的收费标准：
1、国际快递包裹重量分实际重量和体积重量两种，快递公司将以两种重量中大的一项为计费依据。
2、国际快递包裹体积重量的计算方法：（长 x 宽 x 高）/5000，注意，这里的长宽高单位是厘米。
⒊、国际快递包裹的货物不足 0.5公斤的，按0.5公斤计费。
⒋、21KG以下货物按照小货计费，按首重、续重计费，计费单位为0.5KG,21KG及21KG以上货物按大货计费。
⒌、国际快递包裹单件货物的规格必须保证：1长 + 2高 + 2宽 < 330CM（各快递公司要求的规格不尽相同）。
⒍、国际快递包裹单件超过或等于68公斤/件的，必须用有脚卡板进行包装（部分国家拒收原本卡板包装），否则快递公司拒收货物。
7、倘若有以下情况的国际快递包裹，需预先订舱：货物单件维长超过330厘米；货物单件重量超过68公斤；货物单件不超过330厘米，重量不超过68公斤，但一票货超过300公斤。
⒏、国际快递价格资费变化较大，需发快递邮包时，请先联系所托运的国际快递公司业务员确认价格。
9、EMS国际快递是铁定按照货物重量（实重）来收费的，而DHL、TNT、UPS和FedEx（联邦）国际四大快递是按照实重与体积重量（长*宽*高/5000）哪个重就按哪个来收费的。
(3)洪都拉斯比特币扩展阅读
不同的国家价格不相同，因为不同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远近、通关要求等等都会不同，所以对应的邮费也会不一样。
敏感货（液体，粉末，液体，食品，药品等）物价格会比较高一点，而且不是所有的快递公司都能承运，只有有实力的公司才有运输敏感货物的能力。
举例：到美国国际快递费用价格是首重0.5KG 220元，续重0.5KG 50元左右，日本国际快递费用价格首重0.5KG 190元，续重0.5KG 40元左右，欧洲国际快递费用价格是首重0.5KG 240元，续重0.5KG 50元左右，东南亚国际快递费用价格是首重0.5KG 210元，续重0.5KG 40元左右。
『肆』 各个国家钱币的符号，急急急！！！！！！
人民币：¥
美元：$
欧元：€
巴西雷亚尔：R$
保加利亚列弗符号:лв
英镑：￡
新加坡元：S$
日元：J￥
阿根廷比索符号:ARS$
越南盾符号:₫
¤ 国际通货符号，当没有合适的货币符号时使用。
¤(gly) 李元(大李天朝国际通用货币)
฿ 泰铢符号
Bs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和玻利维亚诺的符号
Br 白俄罗斯卢布，白俄罗斯的货币符号
₵ 加纳塞地，加纳的货币符号¢ 分，美元和其他一些货币辅助单位的符号
₡科郎符号（在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使用）
₫ 越南盾符号€ 欧元的符号，在欧元区国家，一些小的非欧洲国家，黑山以及科索沃地区使用。
ƒ 阿鲁巴弗罗林，阿鲁巴的货币符号。以前也用作荷兰盾的符号 – 参见罗林。
Ft 匈牙利福林
Rs. 印度卢比₲ 巴拉圭瓜拉尼，巴拉圭的货币符号
₭ 老挝基普，老挝的货币符号
kr 可代表丹麦克朗，挪威克朗，瑞典克朗以及冰岛克朗
£ 镑
₤ 里拉 (可能和镑混淆)
Lm 马耳他里拉，马耳他共和国的货币符号
₥ 文 （表示千分之一元或十分之一分）
₦ 尼日利亚奈拉，尼日利亚的货币符号
₱ 菲律宾比索，菲律宾的货币符号
P 博茨瓦纳普拉，博茨瓦纳的货币符号
Q 危地马拉查尔，危地马拉的货币符号
R 南非兰特，南非的货币符号
Sk 斯洛伐克克朗，斯洛伐克的货币符号
Rp 印尼盾，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符号
৲৳ 卢比符号 (孟加拉地区使用)
R$ 雷亚尔，巴西的货币符号
S/. 秘鲁新索尔$ 元的符号
〒 哈萨克斯坦坚戈，哈萨克斯坦的货币符号
₮ 图格里克，蒙古的货币符号
₩ 韩元/朝鲜元的货币符号
¥ 人民币的货币符号
NT 新台币的货币符号
￥ 日元的货币符号
zł 波兰兹罗提，波兰的货币符号
₴ 赫里夫尼亚，乌克兰的货币符号
₪ 以色列新舍克符号
៛ 柬埔寨瑞尔，柬埔寨的货币符号
﷼ 伊朗里亚尔，伊朗货币符号
руб 俄罗斯卢布
€ 欧元货币符号
＄ 美元货币符号
拓展资料
关于货币符号
价值符号亦称“货币符号”。代替金属货币发挥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符号。纸币和不足值的铸币都是价值符号。因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只是交易媒介，转瞬即逝，得到它是为了放弃它。因此，交易者并不在意媒介物本身有没有价值，只要它能代替价值，能为别人接受就行，故法律赋于的那些有无限清偿能力的纸币和不足值的铸币都能够作为货币使用以代替金属货币流通。在货币史上，最早的价值符号是贬了值的金铸币。最初，金铸币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即它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完全相符。
资料来源：网络：价值符号
『伍』 为什么区块链将重新定义世界
比特币背后的技术建立起了一个可依赖的账薄，从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其意义远远超过加密货币的范畴。
1，当洪都拉斯警方在2009年某天冲进Mariana Catalina Izaguirre家里并要驱逐她离开的时候，她已经在这个破旧的房屋住了三十多年。与她的邻居不同，Mariana Catalina Izaguirre甚至都有政府的房屋证明，但很不幸，来自当地政府房屋委员会的资料显示，该房屋署与另外一个人，而这个「房主」向法院申请驱逐令，最终 Lzaguirre女士被迫离开。
由于登记不详或记录丢失，这类扯皮的事情在全球都很普遍。房屋所有权保障的缺失也是不公正的源头。也从让利用房屋或土地作为抵押物进行融资等等变得困难。
比特币可以让这类问题消失，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加密算法的「聪明」货币，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比特币背后的技术：区块链。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越货币或现金。它创造的一种解决彼此之间不信任的记账方式。
这正是政客们咨询Factom公司来清理洪都拉斯财产机构的原因，Factom是一家美国的创业公司，为基于区域链的土地登记提供一种原型。希腊也对此产生了兴趣，它没有合适的土地登记政策，只有7%的土地在绘出的地图上是正确的。
2，区块链与相似的「分布式账簿」的其他应用可以扩展到阻止钻石偷窃与超市流水线。NASDAQ交易所很快就会用区块链系统来记录私有企业的交易。英国银行以不喜欢科技文明，但看起来也被刺激了：它在去年的研究报告中写到，分布式账簿是个了不起的创新，会对金融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客则想得更远：当合作伙伴与左翼聚集在今年的巴黎的OuiShare Fest来讨论草根企业是如何撼动了大型数据公司如Facebook的时候,区域链出现在了每一场演说中。在世界的自由梦想里，更多的政府规范被个人间的私人合同所取代——加密算法会自行加强。
区块链由Satoshi Nakamoto所设想，了不起且至今唯一被确认身份的比特币创始人——「完全对等的电子货币」，他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里写道。为了让它像货币一样，比特币必须要从争取的账户里转移，可以被同一个人消费两次。为了实现Nakamoto这样去中央化的系统的梦想，比特币必须避免任何对第三方的依赖，例如隐藏在普通支付系统背后的银行。
而区块链可以替代第三方。它可以容纳每个比特币的交易历史，提供任何时间任何人物的证据。分配系统可以在几千台电脑中复制——比特币的「节点」——在全世界的每个地方，并可以公开。但即使有如此的公开性，它依然是可信的，安全的。数学算法的复杂性与建在它的「共识机制」——节点同意根据比特币流通来升级区块链的处理过程——内的计算暴力破解保证了这一点。
举个例子，Alice希望给Bob支付租赁服务。他们都有着比特币钱包——一种直接通往区块链，而不是像浏览器通往网页但没有识别系统内的用户的软件。Alice的钱包开始提出申请的时候交易开始了，区块链开始改变，以显示Alice的钱包少了一些，而Bob的多了一些。
网络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数个阶段来完成改变。当申请通过网络内多个节点检查，检查账本，确认Alice是否有她想要花费的比特币。如果一切看起来没问题，特定节点会指令miners捆绑Alice的请求连通其他相似的有信誉的交易，在区块链中创造一个新的模块。
这其中牵涉到需要通过给加密一个散列函数来将模块分解为一系列指定长度的数据（见图表）。像许多加密一样，这种散列是一条单行路。数据分散可以，但反过来由分散聚合为数据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散列并不容纳数据，它依然是独特的。通过任何一种方法来改变进入模块——通过简单的一个数码来改变交易——散列就会不同。
3，随着其他的数据一起，散列会被放置在制定模块的首位（header）。首位继而变成切实数学谜题的基本，又一次涉及到散列函数。谜题只能被测试与错误解开。通过网络，miners要实验上亿种可能来寻找答案。当一个miner终于找出答案时，其他节点会迅速检查（又一次通过单行路：解决很难，但检查容易），每个节点会确认解决方法随之升级到区块链。首位的散列会成为新模块的确认线，这个模块现在是账簿的一部分了。Alice支付给Bob，模块里容纳的其他所有交易都被确认。
解密阶段引进了三种大大加强比特币安全性的东西。一个是偶然性。你无法预测哪个矿工会解决谜题，因此无法预测谁会在指定时间升级区块链，除了它必定是最用功的一个矿工，而不是其他随机的怠工者。这让作弊很困难。
第二点是历史。每一个新的首位容纳了之前模块首位的散列函数，其容纳了后者之前的散列函数，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起点。这种关联让模块成了一个循环链。从账簿里的所有数据开始，重新产生最新模块的首位是一件小事。尽管在任何地方制造一个改变——甚至返回到最早的几个模块之一——改变了的模块首位会变得不同。这意味着下一个模块也是如此，以及所有以后的模块。账簿将不会通过最新的模块识别器，并被拒绝。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想象一下Alice改变了支付Bob的主意，试着重写历史，这样的比特币就会还在她的钱包里。如果她是一个有能力的矿工，她可以解决亟待处理的谜题，并制作出一个区块链新版本。但是在她这样做的时间内，网络中的其余人会已经延长了原始的区块链。节点会一直在区块链最长的版本中工作。这个规定阻止了两个矿工同时找到了解决办法的情况并导致了链中出现比临时叉更糟的后果。它还会阻止作弊。为了让系统接受她的新版本，Alice需要比其他人更快地延长它。无法控制一半以上的电脑——专业术语叫做「51%的攻击」——那应该是不可能做到的。
4，且不说颠覆上述网络的可能性，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成为这个网络的一员呢？这个答案就是第三个「解密」步骤，而且还是有奖励的，每个新区块有新的比特币，解开谜题的人会得到25个比特币奖励，约合7500美元。
所有上述精巧的设计并非比特币真正吸引人的原因。其价值在于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下图所示，但比特币的总量却是一定的。区块链的机制也运行良好。根据一家名叫blockchain.info的网站数据，平均每天有超过12万的交易记录被添加到区块链中，这意味着大约有7500万美元的交易。目前有38万区块，这个帐本的大小将近45GB。
大多数位于区块链里的数据都是比特币，但这也不是必须的。Mr Nakamoto 也创造一种分布式系统，并且撰写了相关阐释。科技极客们称之为：开放式平台。这个平台仿照的就是就是互联网，也包括诸如Android或Windows这样的操作系统。开发者可以开发基于区块链上基本功能的应用程序，并不用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投资多家比特币创业公司的Andreessen Horowitz公司Chris Dixon表示：这种网络最后会变成一个公开的数据库。据了解，Andreessen Horowitz公司已经投资了比特币钱包公司Coinbase以及面向大众的比特币硬件设备公司21。
目前基于区块链的应用有三大领域。第一种就是将所有建议都通过区块链的方式完成。创业公司Colu押注在这个模式，他们开发了一种算法去「润色」一些小额的比特币交易，从而使得这些交易可以代表诸如证券、贵金属交易。
保护土地或房屋签名有效性成为第二类的典型应用。比特币交易都会将签名一起加入到区块链的账本上。一家名叫everledger的创业公司用这种方式保护奢侈品，比如他们在区块链数据中记录一块宝石的质地属性，假如宝石丢失可以提供最直观的证明。Onename使用类似方式存储个人信息；注意，由于这种应用并非纯粹的比特币交易，因此你需要首先赋予更多信任，比如你需要将自己的一些准确信息告诉应用开发者。
第三种应用则有着更大的雄心，「智能合同」能够自动检测是否具备生效的各种环境。这是因为，比特币可以被编程，这样就能保证在特殊情境下的可用或不可用。
由一位知名比特币工程师Mike Hearn开创的Lighthouse就是一个去中心化众包的项目。如果足够多的资金进入这个项目，那么一切就启动，如果目标没有达到，就停止。Heran认为，他的项目能够比那些以比特币协议的友商们更便宜也更独立。
5，在纽约风险资本公司Albert Wenger of USV看来，分布式账本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几乎是全新象限的可能性，这家公司已经投资了多家去中心化的公司，比如提供P2P交易的OpenBazaar。在对区块链一片欢呼声之外，也有人质疑其的安全性和扩展性。区块链在比特币上很适用，但在一些小众的应用程序上，还无法承载数百万用户的使用。
尽管 Nakamoto的对区块链的设计到目前为止证明是攻坚不摧的，学术研究也认为，假如没有控制整个区块链的51%，想在区块链上做坏事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过去比特币的玩家都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如今的比特币挖矿被各种大比特币池把持，在这里「池」里，小的挖矿者分享他们的努力并获得奖励。
另一个对担心则是对环境。为了获得更多比特币，挖矿者对于计算能力的要求很高，也这意味着要不断增加计算机的功耗。根据blockchain.info的数据显示，挖矿者每秒要进行45万次的计算尝试，这些都会带来巨大的能量消耗。
由于矿工们对于硬件的情况守口如瓶，外界很难知道这些计算机的具体功耗。一份粗略的计算显示，如果每个人都采用最具效率的硬件，每比特的电力消耗为2兆瓦，一年的电力消耗约为加州15000居民的用电量。
但这些围绕比特币的挥霍都是有极限的。Nakamoto当时对于比特币的设计是这样的：每兆数据中约有1400次交易，这意味着每秒的交易数为7次。相比于目前美国的确每秒1736次的Visa卡交易，比特币区块还能更大，不过更大的区块要通过花费更长时间去生成，也会增加一定的风险。
以前的一些经验或许可以参考。当上世纪90年代网络浏览器发明后，数百万的人开启了在线生活，很多预言家都预测互联网会停滞发展。但事实上互联网一直在发展中，同样道理，比特币的发展也不会停滞。更多可用于挖矿的计算设备会更节能，开发者们也会更热衷于基于比特币的平台上开发应用，并使用比特币交易，更快的网络连接也会加速比特币区块的扩大速度。
关于比特币的很多问题并非是缺乏解决方案，比特币机制的任何变化都需要得到比特币社区的许可，而要达成意见并不容易。一方主张尽快扩大比特币区块的规模从而能够成为传统支付的颠覆者，但另一方却认为如果不进行调整，现有的系统可能会在明年崩溃。
6，Hearn先生与Gavin Andresen是两位比特币大亨，是比特币大交易的领头人。他们呼吁挖矿企业来安装比特币的新版本，支持更大的交易规格。一些矿工们的确遭受到了网络攻击，并且在广泛证明其需求与危险下，这次升级与系统正在被浩如烟海的微小交易逼到极限。
这一切都为比特币区块链建立一个替代品的提出奠下基础，可以优化存储分布式账簿而不是加密运行。复试链（multichain），Coin Science所提供的一个定制区块链的平台证明了可能的方向。它还提供了建立一个像比特币一样的区块链的所需资源，并可以用来建立私有链，仅对特定用户开放。如果所有用户开始相信矿工的需求，工作证据被减少或消除，那么现有对账簿的连接就变成了多余的选择。
第一个采用这样的区块链的后代的企业也许正是那些最开始失败并启发了Nakamoto的公司之一：金融。在最近的几个月，私有区块链以防止破坏的银行融资热情开始涨高。比讽刺还要讽刺的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反政府自由人士的技术诞生可以让银行在知晓它们的客户与反洗钱规则后更好地符合政府需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吸引存在。
工业历史家们指出新能源早在最高效的处理方法产生前就存在。当电动机第一次研发时，它们就像之前出现过的巨大的蒸汽引擎机器一样。生产商花费了数十年才看到了分散的电动机可以重组他们做事的任何方面。英国银行在它的数字货币报告中写到，它也在金融行业中看到了相似的东西正在前进中。这要感谢便宜的计算金融公司已经将它们内部的工作数字化，但是它们还没有将自己的组织改变到足以与之相匹配。支付系统目前仍然是中心化的：货币的转移要通过中央银行。当金融公司彼此生意往来时，同步内部的账簿是个耗时几天的繁重任务，桎梏住了资本并带来了风险。
分布式账簿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完成交易，对解决这些问题和实现数字化银行的承诺可能大有帮助。账簿还可以帮助银行节省很多钱：Santander银行，到2022年这些账簿可以降低行业每年高达200亿美元的账簿。供应商仍然需要证明，他们可以处理过高的比特币交易价格；但大银行已经开始推动比特币这种新兴技术标准化。其中瑞银联合银行，已提议建立一个标准的「结算货币」。R3 CEV的第一要务是块环链的启动，瑞士投资银行与高盛、摩根大通和其它22家银行联合投资，为私人帐开发标准化的架构。
7，银行的问题也并不是唯一的。很多公司和公共机构都难以维护，同时还有经常不兼容的数据库和相互交流的高成本问题。这就是Ethereum想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是最雄心勃勃的分布帐项目。21岁的加拿大编程天才Vitalik Buterin的创作品，Ethereum的分布式分类帐可以比「比特币」处理更多的数据。它有一个编程语言，允许用户编写更复杂的智能合约，当货物到达自动支付并打印发票，或如果利润达到一定水平，自动发送给业主股息。Buterin先生希望，如此聪明的「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的形成——基本上，虚拟企业只是给「Ethereum blockchain」设置一些运行的规则。
这样的想法可能有激进影响的领域之一就是在「物联网」——数十亿之前静音日常用品，如冰箱、门闩和草坪洒水装置。从IBM最近的一份题为「设备民主」的报告，认为不可能集中跟踪和管理这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设备，这样的尝试也不明智；这种尝试会让他们容易受到黑客攻击以及政府的监督。分布式寄存器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thereum提供的可编程性，不仅仅是让人们的财产被跟踪和注册。它有一些新的用途。在各种各样的方法规则下，车钥匙中嵌入Ethereum blockchain，就可以被出售或出租，产生出租或共享汽车的新P2P。更远，一些人谈论应用该项技术，使自动驾驶的汽车成为社会公共资源。根据预先设置的程序规则，这样的车辆可以自己存储一些数字的钱来支付他们从出租燃料，维修和停车位。
8，不出所料，一些人认为这些计划过于激进。Ethereum1(「创世纪」)，8月才被开发，目前只是一个小的启动生态系统集群。虽然Buterin先生在最近的博客中承认这有点缺钱，但区块链最终繁荣的特定细节，远远少于广泛分布式帐的激情，而真实这些激情带领着初创企业和现有的大型企业，检查他们各自的潜力。尽管社会对会计师的能力总是嘲笑，但帐目确实重要。
当今世界深深依赖着复式记账法。其记录着借方和贷方的标准化系统，是理解一个公司核心财务状况的必然选择。在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家的维尔纳?桑巴特声称，现代资本主义为了发展，是否绝对需要这样的簿记，值得更深入地去讨论。虽然复式记账系统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商人，也刚好是一个时间巧合；那时候，复式记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比资本主义的传播更缓慢，直到在19世纪末才开始广泛使用。但毫无疑问，技术的根本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记录一个公司做什么，而是能够定义公司的未来。
帐目，不再需要由公司或政府维护，可以及时刺激新公司和政府关于工作方式的变化、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当下能做的工作。没有集中记录的系统，可以一样值得信赖，因为他们也能带来彻底的改变。
这些想法虽然仍是一个只适用在几个领域的新奇事物，和他们传播能力以及被扩大的可能性。他们还面临一些未知的阻力。一些比特币的批评人士一直将其视为最新「加州意识形态」的尝试。(加州意识形态意指那种以技术拯救世人的使命感）。这只是一个编码的信任机制，而并非民主政治、合法性和问责制，很难吸引人或者授权。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都会被数字化地记录，这也将有很多好处。如果区块链有一个基本的矛盾，也就是：即使提供了相同的过去和现在，区块链的未来会很不一样。
本文选自《经济学人》，机器之心编译出品，参与成员：黄志臻、Chen、赵赛坡
瑞泰币、莱特币、狗狗币等数字加密货币也都是利用了区块链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