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去中心主义叙事
A. 什么是西方现代性 以及西方现代性分析谢谢大家
现代性幽灵：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
杰姆逊这位从张扬后转到重释现代性的学者，强调将现代性的概念化、阶段化和叙事范畴化，不再从主体性角度看东西方走向，而是强调“历史境遇”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性。这一点其实是他的一贯主张，对此学者并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早已被超越的现代性幽灵本身，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杰姆逊重申在“主体消亡”萎缩的，对现代性的重新包装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里面的立场位移非同小可，值得玩味。
那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大谈后现代幽灵，如今又大谈现代性幽灵，其内在学理何在呢？在杰姆逊看来，处于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的人们已经无法逃离“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他得为这个破碎的、日益多极、多元化的世界提供一种总体模式，一个历史把握的基本。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倡导的“全球叙事”比自由主义叙事、市场的叙事或其它的叙事，更具有当代有效性。
但杰姆逊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的分析模式可以说仍然是后现代性的，只是后现代性这个词太理论化，还不够普及而已。他区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谈到了现代性是一种不完整的部分的完成，是反映了现代这一历史情景的一整套问题和答案，后现代性则可以说一种农业的化和无意识理论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
在我看来，杰姆逊开始区分第三世界的前现代农业的彻底毁灭和第二世界的不充分现代性丧失了权力话语的状况。这位认同全球话语权力结构的学者，尽管曾经同情过第三世界，但还是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怀疑的是：他所说的“后现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杰姆逊以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学术大师的嘲讽口气训导沪上学人，并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中，拒绝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只因为他认为这种区分毫无意义。
他在对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自己的道路做出的嘲讽，使我真正感到阐释中国或者发现东方不能靠任何“他者”。因为杰姆逊明确提出，仅仅用替换性的现代性方案或现代性不同道路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起码有一种标准化、霸权式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还有一些“低贱者”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他讥讽地说，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还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数目就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因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这一说法委实令人惊讶！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杰姆逊认为这种多种多样的现代性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
我再重新翻阅这位奔走于东西方的教授的著作时发现，其实他的观点一直是西方中心的——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文化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这种说法之所以中国学者视而不见，只是由于杰姆逊对中国文本的解读使本土学者误以为“文化白求恩”来到了中国。如今，我们可以在此清醒地听他的东方主义布道：“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案：请注意，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垄断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
这一立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质疑。其一，强调全球化问题，因为所谓“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质疑，这一点已经与他早期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和质疑南辕北辙；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其三，在其全称判断中强调，未来世界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B. 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黑格尔的著作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看到“唯心”两个字，本应该弃之不读，但我认为一个唯物者，只有在了解唯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唯物的深层次含义，应了中国的古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黑格尔也有句名言“一杯水是清澈的，但海水确实黑色的。就像小的道理可以说明，而真正的大道是沉默的”，这正好用来形容他自己的哲学。在他死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哲学思想处于沉寂状态，而现在却普遍为人关注。
十八世纪下半期至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巨大成就，这样就动摇了过去那种机械的，不从联系和发展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自然界的现象归根到底是辨证地发生发展的，这样 ，就有可能和必要对自然界的发展做出新的辩证法的概括。
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中的辩证法，显然是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卓越发现，只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做了颠倒的反映。恩格斯提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的强大,“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密切相联系的，是比古代原始，朴素的辩证法更高的历史形态
黑格尔哲学具有网络全书式的丰富性，早已被认为是整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其内容主要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
下面笔者对黑格尔的概念论中的“生命”、精神哲学中的“灵魂”及法哲学中的“家庭”作如下解读：
黑格尔是唯心派的代表人物，看到概念论中的“生命”笔者很想了解是否一个唯心者会认为“灵魂独立存在”。但细细阅读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黑格尔认为：灵魂与肉体结合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而当二者分开之后，生命也就走向了死亡。生命在黑格尔的诠释下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他的思想中灵魂是作为概念存在的，而肉体则是它的实现形式。可以说，他把灵魂和肉体完美地结合成了一个统一体。
黑格尔把灵魂分为：自然灵魂、感觉灵魂、现实的灵魂。
1、 他认为，灵魂最初是“自然灵魂”，它完全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受肉体的支配。
2、 在感觉灵魂里，灵魂表现出感觉活动的自我性和主动性。
3、 现实灵魂是自然灵魂和感觉灵魂的统一体。
黑格尔在论述这些的时候没有摆脱唯心主义。他认为灵魂的内在属性“自然属性”和灵魂的外在属性“感觉灵魂”虽然在“现实的灵魂”中达到了统一，但是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灵魂的内在属性（即自然灵魂）；灵魂的外在属性决定于内在属性，受内在属性的支配。因此，灵魂可以主宰整个自然的“上帝”。
在对于黑格尔灵魂的阐述，我只能是保持批判的接受一些精华，而其对于家庭方面的论述值得我们学习。黑格尔认为，“家庭”是最初的直接的伦理实体，是以爱为规定的集团，是自然的伦理精神。黑格尔指出，家庭的第一环节是“爱”；家庭的第二环节是“婚姻”；家庭的第三环节是“家庭财产”；家庭的第四环节是“子女教育和家庭解体”。
我非常认同他所说的“作为具有伦理意义的婚姻是神圣的，从实质上来说是不可以离异的，但是，由于婚姻不是绝对的客观结果，而是含有主观感觉的环节的，因而就有产生离异的可能性。”现实中就是这样，婚姻很神圣，也有伦理，法律等做后盾，本没有离异只说，但两个人的结合真的太复杂了，也许是冲动，也许是时局所迫，也许没有纯粹的爱…….这些主观环节为离异埋下了罪孽的种子。
黑格尔所研究的：“绝对观念”是宇宙之源，万物之本等，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他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对黑格尔也高度评价：“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总之，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从理性思维的发展方面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前导。
C. 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和特殊性,欧洲就是依靠这种内在的力量而兴起并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同时“欧洲中心主义”把欧洲的胜出永久化,把欧洲的道路和欧洲的模式绝对化与普遍化,认为任何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走欧洲的道路并以此断定人类社会历史将终结于欧洲模式。“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扭曲了历史,导致了人们对欧洲以外世界了解和认识的缺乏,从而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贡德.弗兰克运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史观”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颠倒了的历史反转了过来,并彻底挖掉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根基,宣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终结。
“欧洲中心论”依据与两个支柱，一、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说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在地理方面的系统论述者，但是兰德斯十分露骨的予以阐述，热带国家的劳动效率低下，干旱的地带需要灌溉，谈到西欧，他说“欧洲确实有冬季，冷的足阻止病毒和害虫的大量繁殖。”还有降水等等的例子，得出结论胜利属于欧洲，从而得出种族优劣论，成为近代“欧洲中心论”本质成立的理论依据；另一个就是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认为欧洲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遗产，自由，民主，理性，得以在近代开启资本主义的大门。在韦伯那里有精致的论述。
在“欧洲中心论”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条暗流——整体世界史观。在每一个阶段，史家都是在探讨如何更加理性的撰写世界史，寻求整体世界的发展规律，但是每一次在这个大浪过后，总会偏离航道，转到“欧洲中心论”上，也不能不说这个与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关。从亚历山大东征、文艺复兴开启资本主义时代、对外殖民，在东西方民族近距离接触时，西方凭借科技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古代就存在的文化优越论在西方不曾中断。但是当“欧洲中心论”在黑格尔、兰克手中发展成熟后，随着一战的结束，批判的声音终于不再是飘飘渺渺，开始明朗有力起来。从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文化形态的批判，到整体史观和今天的全球史观。
1917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出版了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并预言了西方文化的必然衰落，对长久以来以欧洲文化优越感自豪的欧洲人以迎头一击，而汤因比（Am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的《历史研究》，表达了作者“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并且在文明的考察中从斯宾格勒的八种发展到了二十一种。
总之从一战以后，尤其是二战，史学越来越走向多元化，“欧洲中心论”地位在动摇，对其批判越来越多，但是“欧洲中心论”根已深、蒂已固，坚持此观点的仍然不在少数，其一就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960～1920）从理性资本主义的角度，再次论证了欧洲神话，由于欧洲的理性精神，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而没有出现在中国。他因此也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最精致的论著者。但是其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了。50，60年代的历史著作里还是可以看到“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反批判，它们采取不同的形式维护欧洲奇迹论，其中如1981年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最具典型，近些年来比较引人注意的史学流向是全球史观，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塔夫理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
D. 简述什么是“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如何叙述大分流历史的
简述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了是如何叙述大分流的，这是过去的一段历史欧洲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方面而且还是需要你读懂他们那个时代的内容
E.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特点
现代派作家为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着重表现难以直接描述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往往借助意象，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使抽象的思想外化。现代派作家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的形式，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其荒诞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概括力。现代派作家热衷于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意识的“自然”流动状态，力求开掘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扩大了心理描写的范围。
F. 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是什么
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是如生活般的假象，生活的片段，开放式的结尾，作者中立的虚伪。
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它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是广义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
现实主义叙事特点：
1.不露面的作者做客观的“报道”，对内容不予置评。
2.舍弃陈腔滥调公式化的情境和角色，偏好独一无二的个案。
3.喜欢揭疮疤，其“耸人听闻”和“低俗”题材常被诟病为过度直接及坏品味。
4.反对感伤的通俗观点，也有拒绝有完满的快乐结局，或一厢情愿、专横以及其他虚假的乐观主义。
5.避免通俗及夸张，喜欢含蓄及去戏剧性的做法。
6.尽量用科学方式看待动机和因果，舍弃如宿命等浪漫观念。
7.尽量避免抒情而代之以平实、直截了当的表现方式。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观众如入其境。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保留在日常生活中。
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如实记录生活，不过是照相师的手艺；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正如恩格斯说的，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
G. 文化中心主义的中西中心论评述
如果说要使理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必须再从西方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西方中心，也是不真诚的。西方中心论显示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科学，只有在西方才达到典型的发展，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等等(这些概念本身既是描述词，又是价值词)，这些普遍性的价值，只有在西方才得到充分发展。相反，非西方社会，一般表现为专制主义、非理性、愚昧、巫术，等等。西方中心论体现对“非我族类”非西方文化的蔑视。那些直截了当地表达文化优越感、蔑视非西方的人的观点，是不能忍受的。我们一般称作西方中心论的，乃是这样一种直陈的态度。然而，这样一种(如黑格尔那样)直言的、坦率的、挑衅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只是西方中心论的皮毛。真正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概念设定式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与东方被安排在高低不同的概念等级中，而这些概念所表示的，无往不是西方文化中的发展最完善的特征。以理性来对比，我们处于沉睡阶段，或未发展阶段，人家处于实现或渗透一切的阶段；以科学为例，我们处于经验阶段，人家处于理论阶段。同样可以那出来“比”的还有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因此，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它本质上体现西方的观点或立场。它是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这个文化的概念结构所规定的。使用这一套概念工具，采取西方的立场，其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的。
H. 关于西方艺术流派的传承关系 比如一个派别对另外一个派别有什么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
塞德曼/瓦格纳
本文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及其批评者之间的种种观点。他们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当今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这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的论辩。
后现代的挑战
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从未拥有安定的奢侈感。因为他们原先所接受的社会科学的意涵受到了质疑。有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地位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社会科学究竟是否是科学？抑或它们只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在概念的形成和解释上，是否有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否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它的道德、政治特性仅仅意味着它乳臭未干？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的认真关注。
60～70年代是社会科学意涵之争的重要时期。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遭到人们的纷纷批评。一系列的哲学运动，最突出的是诠释学、日常语言哲学、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和后结构主义，一齐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正统思想进行了抨击。赞成这些主张的批评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涉及对经验实在的解释和整理；哲学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思考在所有经验探究中都起着作用；而且在抵御经验论证时，科学与文学的解释是相像的。尽管这些批评者在某些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一些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却不尽相同。例如，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对后经验主义者的概括性分析说明，采取了一种更偏重语境和描述的研究路径。
从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这些能言善辩者中间，产生了一种论争焦点的移转。一方面，当前的争论集中于社会科学中诠释学的、后经验主义的和批判－规范的诸范式之相对的优劣短长。换言之，虽然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模式在这些理论争论中遭到了拒斥，但科学的认识论特权仍然未受到挑战。因而，社会科学家提出以诠释学、后实证主义、或者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替代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实证主义的种种批评，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等的批评，向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挑战。不少人开始强调任何一项研究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它的基本的道德和政治性质，以及试图提供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之种种努力的必遭失败，而且也的确不合人意。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一方面是坚持获得可靠的分析基础之可能性和合意性的社会科学家，即“现代主义者”，另一方面是这种构想的批评者。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试图为社会科学奠定基础，并使其一体化的做法展开了批评。在其对现代主义社会科学的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者重新思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批评和叙事之间的关系。
启蒙思想家和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知识与社会进步的追求尽管启蒙思想家对形而上学和宗教作了批判，但他们从未放弃如下的观念：即真正的知识必然是普遍的，以某种元话语为基础。由此，作为真理之中介的科学取代了神学教义。最初在研究自然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范式，扩展到了人文和社会领域。至18世纪末，建立一门社会科学的提议如雨后春笋般激增。
从社会科学的创立期直到古典期，现代主义设计的大旗一直未倒。古典大师——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斯宾塞、韦伯、帕雷托、斯莫尔，或者沃德——认可并实际上传播了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特权地位，科学在发现普遍原理基础上对知识统一性的追求，以及科学的实际效用。例如，虽然孔德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理是相左的，但他们都将自己力求科学的做法与前辈以及同代对手的前科学的、或者纯粹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作了区别。而且，这两位古典大师都认为，科学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孔德期望，他的“实证哲学”和“实证政治”会成为法国大革命后社会重建的指南。马克思则认为，通过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动因，从而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有助于人类的解放。
然而，在某一方面，古典大师偏离了其先驱。前者将社会科学置于哲学元话语的基础上，后者则日益指望社会理论能够提供革命的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的社会理论概念已初露端倪。它的目标是确立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概念和问题；提供裁决经验和理论之争的标准；以及阐明一种统括性的概念框架，以便把各种研究统一起来。
在20世纪，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体制化和文化合法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意味着其科学要求的提升。在其努力取得体制合法性和物质资源中，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常常被迫压制科学的实践－道德作用，或者政治作用。逻辑实证主义为此提供了最初的基本知识原理。在社会科学寻求体制上自主性的同时，它们发展起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议程。知识上的争论往往被当作纯粹与学科有关的分析或方法论问题来处理。因此，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元话语——其目的是裁定学科争论——的作用得到的扩展。当今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理论，通常被界定为一个独特的“专业”或专门知识领域，它关注的是其自身“独立自存的”认识论的、分析的和方法论的问题。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社会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元理论。
后现代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科学在体制上的这种成功，反过来却促成了对现代主义设计的批评。例如，社会科学对私人和公共资助机构——它们必然会影响社会科学——逐渐增长的依赖性，引起人们对其所声称的价值中立的怀疑。斯蒂芬·特纳的论文证明了20世纪的社会学家所实施的各种基础构想中的缺陷和矛盾。然而，他主为，尽管这些构想常常会引发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但它们也产生了元理论的论述，其唯一的参照点有时看来只是其他的文本，或对其他文本的论述。加之，将社会研究重构为一种纯分析模式，而剔除其实践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图，强化了公众对社会科学的晦涩含混的感觉。当社会理论想方设法为社会研究奠定基础，从而陷入元理论的混乱之网时，情况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部分地看来是对上述状况，以及对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无目的的唯经验主义，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同样无目的的唯理论主义之矛盾冲突的一种回应。在某种层次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刻画为一个使知识重获活力的运动。
当然，后现代主义并非第一个尝试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知识界重获新生。社会科学的历史读起来几如一场不断获得新生的戏剧。从孔德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到迪尔凯姆和韦伯对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试图综合古典传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交换理论和结构社会学欲取结构功能主义而代之的种种努力，由此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社会分析重获活力的愿望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母题。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对所有竞相对抗的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科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如下的观念，即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它对统一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议程提出了异议。它质疑现代主义的下述观念，即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社会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是，或应当是价值中立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强调了科学的现实意义和道德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主题是批判如下的主张：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证实。后现代主义者声言，真理的标准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和英美的社会科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如认知真理与道德和审美知识的分离，赋予认知真理以事实上的优先权，对命题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什么可被算作证据或事实所设立的种种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取得其一致性的。此外，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内部，就什么可以被算作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评价标准。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的标准。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看来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
后现代的批评超越了科学的一般历史语境。塞德曼(S.Seidman)赞同对科学所作的激进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他提出，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带有广义的文明，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而且带有其生产者身上更为具体的阶级、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印记。因此，建立一种一般理论主张的任何企图都得到了解构，或者通过其基本的概念和解释被显露，以揭示作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和旨趣。
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科学观，强调了社会科学的实践－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勒默(C.Lemert)指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不可避免地与认识论纠缠在一起。他辩称，社会科学的范畴和解释，必然会通过强调某些社会过程和赋予特定的群体和社会议程以特权之方式，来建构社会现实。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隐含于现实设计中的。它不是一个科学提供具有实际功用之知识的问题。相反，社会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策略，借此个人和群体可以促进其利益，寻求一种社会议程，或者争夺权力。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学。因而，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主要的权力。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科学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与经济、国家、家庭或者教会是比肩而立的。
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如下的社会研究形式，它们融合了明确的现实意图和道德意图，它们是随境而变的，并且受其关注焦点（当地题材优先于一般题材）的制约，它们是由叙事构成的，而不是表达了一般理论。
因而，塞德曼赞成将一般理论转换为融合实用道德利益的社会叙事。勒默则推介一种解构主义的社会探究模式。这种模式将显露虚假的概念封闭性，从而使我们集中关注话语的社会建构层面。然而，尼科尔森则对包容跨文化的、概括性的概念策略的后现代理论化作了辩护。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音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做法。后现代主义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维护科学理论对诸学科的后现代挑战引发了对其自身的批评。许多现代主义者并不承认不可能确立社会科学的基础。由此，产生了种种重新将理论建构为一种基础话语的努力，这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人则对后现代批评的后果提出了实践上和道德上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否会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告终？
其激进的去中心是否会怀疑任何理性的话语标准？拒斥一般理论设计是否意味着放弃一种明晰的分析和批评理论化程序，人们对此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之激进的解构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普遍范畴都是成问题的，或者是不合法的？其激进的历史批判是否会导向一种缺乏深层的分析理论化之批判冲动的描述主义。
一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未能把社会学理论化必须借助的构架上的相对主义与应用这些构架所产生的知识相区别。为了研究社会现象而选择某个框架，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因而很容易直接遭到后现代主义所怂恿的解构。然而，如果假定采纳某种参考构架，那么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取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在这一层面上，解构会直接导向唯我论。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太轻易地忽视了社会学中科学理论化的可能性。对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社会学批评认为，某种类型的一般（或概括性）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基本社会过程的累积性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产生。
柯林斯(R.Collins)显然持有上述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在抽象的层次上，集中研究基本的社会过程。他声称，有关这类过程的大量知识已累积了起来，但这种成功因实用的和意识形态的（即评价的）构架与科学的构架之间的混淆而被埋没了。实用的构架只能应用于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意识形态的构架（当我们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之）让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相比之下，科学的构架一方面能包容和连接其它的构架；另一方面，则能超越它们，以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因而，尽管遭到后现代的批评，柯林斯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乐观地找到了基础。
另一些人也作了类似的论证，尽管他们对有关设计的性质的构想迥然不同。达米科(D'amico)简略地分析了卡尔纳普的“框架相对主义”概念，随后又扩展至波普尔对世界1（自然物体及状态的世界），世界2（精神状态和行为倾向的世界）和世界3（客观思想内容的世界）的划分。他认为，通过这些概念，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可以吸收种种后现代的批评，而不必向特殊主义让步。
瓦格纳(D.Wagner)则试图理解这些框架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学理论化中的作用。通过吸取以前许多人（特别是罗伯特·默顿及理论建构的拥护者）意欲打通社会学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隔阂而未获成功之经验，瓦格纳从这些尝试中确定了几项教育。例如，可以不必结合一般框架或理论而推进理论的发展。然而，一般理论的确起着一种整合性的和指导性的目的，我们对此必须详加琢磨。
特纳(J.Turner)所阐明的立场可能比其他任何批评家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对这种立场作了重要的修正。在《实证主义的前景》一文中，特纳对演绎的严格性、可预测性，以及作为评价理论之标准的可证实性的重要性作了辩护。然而，他对这些标准的应用有所放宽：演绎理论化不一定依照公理；精确的预测很难奏效；最终的检验亦不可能。而且，他断然拒绝将理论作为一种归纳中立观察的过程。特纳与科林斯一起质疑了由现象学的唯我论和历史特殊论所引发的对这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许多批评。他指出，这些批评依据的是一种天真的科学本质观，因而丝毫不能阻碍实证社会理论。
连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迈向一种脉络化的社会理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一般科学理论化可能并非两极对立，但它们的确引人注目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的特性和目标的形象，尤其当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时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试图探寻这两种对立形象间的中间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研究者将某部分的后现代主义步骤视为是既定的，但他们亦试图超越那种批评，以恢复某种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化概念。
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些中间立场，取决于接受后现代主义哪些不同的层面，因而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质。例如，在《社会科学与作为话语的社会：迈向一种公民资格的社会学》中，理查·哈维·布朗赞成一种多元性的一般理论（尽管他是从一种截然不同于瓦格那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布朗认为，社会科学的话语揭示了一般理论的多元性：每种理论都是内在一致的、都拥有不同的基本隐喻、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旨趣。因而，实证主义的一般理论使用的是有机体和机械的隐喻，它的意识形态的旨趣集中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系。但这样一种理论并不足以处理个体社会世界的反省特性。
为了处理这一特性，布朗提出了另一种一般理论，它认为社会是由交往行动构成的。社会结构被视为由言语活动创造的一系列语言结构。例如，在经济分析中，货币建构（即意指）了价值，它并不代表（即传递）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对布朗来说，这种研究取向有几种优点：它包含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它敢于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道德政治功能；它有助于打破武断的政治界限。
阿罗诺维茨(S.Aronowitz)则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一般理论替代物。他辩称，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社会理论。它的关注焦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及消费主义的批判。批判理论提供了实证主义的替代物，而后者被视为是有助于社会支配的。
在《一般理论的张力：否定辩证法是万灵药吗？》一文中，阿罗诺维茨认为，批判理论如今需要进行重建。因为它的社会分析实质上使社会变迁变得不可能了。其观点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纯粹否定的和带修辞色彩的东西。阿罗诺维茨呼吁对批判理论进行重建，以形成既能阐明社会冲突，又能对其持一种批判姿态的一般范畴。
在选择建立一种更为灵活的一般理论概念的材料中，其他的中间立场多少有点折衷。卡尔霍恩(C.Calhoun)将一般理论看作一种传统的反省，它既关注应用的广度（普适性），又关注可用公式表达的定律般的陈述。在《文化、历史与社会科学中的特殊性问题》一文中，克莱格指出，有一种东西可作为这种传统关注的替代物。
他赞同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无论对价值观的差异，还是对差异的价值观都十分敏感）和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在他看来，理论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只能产生与特定时期相吻合的范畴和作为话语领域中的替代物的理论。然而，这样的工作，通过持久的跨文化和历史描述的努力，可以建立更普遍的理论基础。
依卡尔霍恩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内在产物。它对这种更一般的研究取向的挑战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为后现代批判所作的规范判断提供依据。其二，它将差异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反而践踏了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尽管后现代批判贡献很多，但究极而言只是社会学认识的贡献者之一。
此外，也许是重要的是，寻求共识的行为是中心目标。亚历山大认为，甚至解释哲学也是以如下的观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是非人格的、它采取了一种普遍共识的形式。因而，探寻基础，即试图创造共享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学研究活动的规范，对于这项理论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亚历山大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理论化具有坚实的基础，它们可能被置之脑后而不被理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基础，才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探寻。
继续对话
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今日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及其后裔的乐观主义（科学将会产生促进良好社会的真理）受到了某种抨击。科学与幸福和纳粹主义的关联，公众对医学科学和精神病学的不满，黑人、妇女和同性恋运动对科学的攻击，使众口一声、明明白白的启蒙运动的信念成了一种十足的天真。然而，科学依然拥有神圣的光环，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所常常求助的一种文化通货。毫无疑问，正是科学这种先是为左派，近来又为右派所指出的与社会的牵连及政治化倾向，推进了对科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当代论辩。
在学科之内，这种讨论通常采用一种认识论质疑的形式。如科学是否是一种独特的、享有特权的知识类型？何种知识类型是科学？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科学的运作方式具有社会性？学科内部对科学的询问因如下的发展而加剧了。科学在体制上的完善细化，以及它与诸社会制度和国家日益明显的关联使它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换一个视角来看，随着大学对迄今一直被排斥的人群——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能力不等者和老年人——的开放，有关科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科学的排他性对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学科与社会事务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相信，科学与社会相互牵连的意义—即科学怎么可能既是一种自称是客观知识的话语，又是一种型塑社会认同和规范性、制度性秩序的社会力量——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与其批评者的论辩的根基中。归根结底，它们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韦伯语）的论辩。
摘自楼上
I. 什么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特征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五四时，传到中国，定为女权主义。在西方，最初是指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争取选举权。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就变为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在我国也认识到，先讲女权是不行的，也要讲性别分析。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的加深。在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用性别研究两性权力有深层次的意义，而且用女性主义也容易让人们接受。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性别歧视旨在反对包括在内的一切不平等。
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有四种流派：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妇女的不同需求。
①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玛丽·沃斯通克拉克拉特《女权辩护》，约翰·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传统观点认为女人智力低下，认为他们没能力从事政治社会事务。而女权主义认为人人都有理性，都有权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其理论根源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其缺陷为a.没找到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没有实现平等的途径，只是从人性上呼吁显得苍白无力b.没看到在男人社会中也有等级差别，同一等级的男女是平等的，没有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c.没有看到私域的男女不平等。
②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贝贝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把争取妇女平等诉诸于人性是靠不住的。而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由于经济的不平等，经济问题解决了，男女问题也解决了。但这种观点，把问题简单化了，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指出了经济落后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原因，其缺点在于夸大了阶级，经济的作用。
③激进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盖尔·鲁宾《走向妇女人类学》，凯特·米利特《性政治》他们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不是经济压迫的结果，而性别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特别强调性的不平等。他们认为，男人通过性在社会各方面对女性加以控制，他们反对父权制，家长制，认为这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男从先是统治女人，然后才统治被统治阶级）。其缺点在于夸大了妇女的优越性，认为女人生育与性欲的特点表明了女人更关怀，更广泛。这又陷入了本质主义，与认为男人天生优于女人无本质区别，这会导致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是实践的恶果。
④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漫长的革命》这一理论认为妇女受压迫有四个关键因素：a.经济地位低下b.生育的负担c.性的差别d.儿童的社会化。并认为四个环节的解决缺一不可，任何单方面的完成都不可能使妇解放。
女性主义关怀：女性主义关怀是伦理学的内容，有女性主义论理学，它是与“关怀伦理学”(Ethics of Care)及“关怀模型”(Caring Model)相对立，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批评。审视女性主义对生命伦理学的批评，对照和比较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我们发现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理论和内涵，确实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如能互补，将对伦理推理和伦理难题的解决，提供较好的伦理理论和实践方法。
⑤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一度被称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她们的观点认为，异性恋是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性恋才是女权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女权主义者。然而，女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关系，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间不建立性关系。“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一口号风行一时。如今在一些地区，女权主义者一词已逐渐演变成对LES的称呼。
编辑本段极端女权主义
极端女权主义行为是指某些特定的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为了实现他们的某些特定目的，借助盲目夸大女性作用以及疯狂打压男性的手段和方法，人为破坏良好有序和科学合理的教学秩序、科研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破坏性地改变人类天性，制造男女之间的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损害社会、损害人类和谐有序的人文环境，破坏国家和民族安定团结的严重危害行为。该行为的主体是为了实现某些目的特定的自然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它所侵害的客体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有序而科学合理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以及人类天性；它的主观方面是为了实现某些带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目的而采取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它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主体通过借助于“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的主观故意行为而产生了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后果。
极端女权主义行为的特定的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极端偏激和违法的行为，而且这种偏激、违法行为是建立在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借助“女权中心论”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偏激、违法行为。其行为主要包括：
（1）.行为人为了某种自身的目的而借助于盲目的一切以女权为中心或者是为了实现偏激片面的女权而采用的一切压制、迫害男性的行为，如：为了未来能建立所谓的全面女性优势而对尚未成年，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男孩实行人身侵犯、人格侮辱、思想禁锢、破坏性诱导等偏激行为或违法行为。
（2）.行为人为了某种自身的目的而借助于盲目的一切以女权为中心或者是为了实现偏激片面的女权而采用的破坏合理、科学有序秩序的行为，如：破坏基于男女之间由于体力、智力的差异而存在的社会分工、学习方法的不同、合理有效的不同思维模式等并且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3）.行为人为了某种自身的目的而借助于盲目的一切以女权为中心或者是为了实现偏激片面的女权而采用的破坏人类天性的行为，如：通过某种手段阻碍尚未成年的男孩或者女孩应该具有的未来男人和女人自然天性的形成、通过一系列破坏行为和危害行为阻止男人本身优势的发挥等等，最终达到抹煞人类天性的目的。
（4）.其他基于行为人为了某种自身的目的而借助于盲目的一切以女权为中心或者是为了实现偏激片面的女权而采用的行为。
极端女权主义行为必然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这种危害后果主要有：
（1）.严重损害了男人的正当合法权利和严重抑制、埋没了男性的本来智能优势，制造出懦弱和暴烈的并存男人，引发了两性关系的紧张和信任危机，男性同女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激烈，众多专门针对女孩子和女性的恶性案件此起彼伏，反过来进一步激化男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恶性循环。
（2）.孕育出没有国家民族意识、只有对男人越来越仇视和愤恨的偏激女人，她们的人生价值、世界观将严重扭曲，除了同男人斗争以外毫无追求和理想。
（3）.国家体育、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全面“阴盛阳衰”；国家教育水平、国家科研水平以及国防实力的全面下降；民族精神的全面萎靡。
（4）.未来将会失去把握和驾驭未来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群体、最优秀的科学家群体、工程技术人员群体、富有高瞻远瞩、深邃洞察力和强有力的优秀政治家群体、最富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群体、强悍而优秀的军人、技术精湛而求真务实的优秀工人、农民群体。
（5）.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严重衰弱和民族发展的停滞，国民的素质的综合败落及道德滑坡。
（6）.国家和民族的严重生存危机。
（6）.其他基于极端女权主义行为产生的危害性后果。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合法权利是《宪法》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须，但是极端女权主义行为的实施危害了国家和社会、损害了男性的正当利益，激发了社会上的相关反抗意识、特别是受到这种行为损害男性的报复意识往往能够反过来实施各种侵害妇女合法权利的行为，其本质上还是由于极端女权主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带来的，因此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就必须防止极端女权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