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去中心化
⑴ 怎么评价网络
网络释义由若干元器件或设备等连接成的网状的系统；由许多互相交错的分支组成的系统。通俗来说，就是将世界各个角落连接到一个空间当中。
所以对于网络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利用网络对我们的便利，避免那些灰暗地带，正确上网，努力创造干净、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
⑵ 莫尔乌托邦的基本思想内容是什么
《乌托邦》这部著作是莫尔作为伦敦商界的代表，于1516年出使荷兰佛兰德斯期间写成的。他的这次出使构成了本书的背景。在这部著作中，莫尔采用了人文主义时代常见的叙述方式，运用了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假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讲叙出来。为了增强乌托邦岛存在的可信性，他还特意将它与当时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阿美利哥·韦斯浦奇的航海经历联系在一起，将主人公拉斐尔说成是阿美利哥手下的一名随从。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开专制统治者的猜疑；另一方面又可使作品的可读性大增，因为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任何有关新大陆的描述都会令人们感到新奇，并千方百计地找来读一读。从《乌托邦》发表后所产生的影响看，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乌托邦》一书共分两部。在第一部里，莫尔借拉斐尔之口主要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以及广大下层群众的悲惨处境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那些统治者们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要么疯狂地掠夺人民的财产，为此他们可以耍尽各种手段，设下最阴险而卑鄙的圈套；要么挑起掠夺性战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寻找种种借口，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或致他们于伤残。平时还要豢养一批雇佣军，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
统治者们以严苛的刑罚对付下层群众，根本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盗窃犯被处死的比比皆是，有时一下子就有二十个人被送上同一台绞刑架。"莫尔认为，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本来只想去盗窃的人，便可能连人也杀掉。除非能保证被抓到后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否则为了能够更安全就必须干掉知情者来掩盖罪行。因此当我们用酷刑去恐吓盗贼时，却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谈到那些新兴贵族和乡绅发动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时，莫尔写道"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它们吞没了田野、房屋和城镇。在那些出产精美而昂贵的羊毛的地区，那些贵族乡绅，还有那些不知怎样成为圣人的主教们，不再满足于岁租年金和他们从祖传地产中获取的利益。他们觉得过那种对国家无益的闲适奢侈生活还不过瘾，一定要对它造成些严重的危害。……他们拉倒房屋，毁坏城镇，只留下教堂作为羊圈。"这样，"佃农们被赶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欺诈和暴力的手段下被剥夺了土地，以及一些甚至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中另外的一些人，则遭受了非法的折磨，被逼出卖自己的土地。带着耕作用农具，这些可怜的人们被迫离乡背井--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着幼儿的父母，以及那些并不富裕但人手很多的家庭（离开了农活，这些人又能干什么呢）。但，他们不得不离开，离开那唯一曾经属于他们并为他们所熟悉的家乡，找不到安身之所。他们的全部家典，本来就值不了多少钱，但因急于出手，只好低价变卖了。"
莫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剥削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他称"我一直怀疑，在那些将个人所得视为私有财产的地方，是否能够做到一切均等。……我深信，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只要私有制存在，那么人类中的绝大多数，而且主要是那些最优秀的部分，便会仍然承受着贫穷和不幸那难以逃脱的重负。"
莫尔的这些大胆揭露，为当时的英国社会勾勒出一幅立体画，也为第二部分描述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作了陪衬。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莫尔得出了若干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结论。
在《乌托邦》一书的第二部，莫尔将自己对人类美好国家制度的憧憬投射在他所假想的乌托邦岛上。在这部分里，莫尔用了八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标题，系统地为我们规划了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方面，莫尔主要涉及了乌托邦人民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乌托邦的官员、乌托邦的社会分层，以及乌托邦的法律制度。首先，乌托邦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即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当家作主。乌托邦人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岛大会和议事会。议事会设在首都亚马乌罗提城，由岛上的五十四座城市分别派出三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公民组成，其成员每年更换一次，他们商讨那些关系全岛公共利益的事务，他们规定，如果一部法令在距颁布之日三天前没有经过讨论，那么它就不能被批准实施；在议事会或民众大会外商议公共事务，罪加一等；而且，议事会有惯例：不在一个议案提出的当天对它进行讨论，而要留待下一次会议；另外，他们总要派出两位特朗尼菩参加议事会，而且每天都要更换。这些措施保证了议事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其次，乌托邦有一套完备的官员制度。岛上设总督、特朗尼菩（或称首席飞拉哈）、摄护格朗特（或称飞拉哈）三级行政官员。总督为最高行政长官，由岛上的二百名摄护格朗特主要从亚马乌罗提城下辖四个区的四位候选人中经秘密投票选出。总督实行职务终身制，但在被怀疑阴谋施行暴政时会遭到罢免。特朗尼菩每年选举一次，没有充足的理由，无须更换。其他官员只能任职一年。那些试图通过操纵选举来获取官职的人，根本没有希望在乌托邦做官。在这里，没有哪个官员会自视高傲、盛气凌人。他们被尊称为父亲，而且表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应有的品行。第三，从社会分层上看，乌托邦社会由自由公民和奴隶构成。乌托邦的奴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国内犯了重罪而被罚为奴隶的人；另一类是在国外犯罪而被判为死刑的犯人。在这里，莫尔试图对第一部分中，人们提出的"该如何惩办盗贼"这一问题，做出详细的回答。最后，乌托邦的法律制度也颇具特色。乌托邦几乎没有法律，也不存在律师，由人们自理诉讼，法官也能够热练地权衡各种供词，出恰当的判决。
在经济方面。首先，乌托邦人的一切经济活动是以人们的生产劳动为前提加以展开的。在乌托邦，所有的城市及其附近的乡村，不分男女，只要年龄和体力适合，都要参加劳动。那些摄护格朗特，虽然可依法免于劳动，但他们不会利用这个特权，而是通过以身作则来吸引其他人更好地去进行工作。其次，乌托邦人讲求经济效益。他们的劳动者所从事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自然需要和便利要求"所必需的职业。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最受重视，不分男女，无一例外，乌托邦都要轮流从事农业劳动。除农业之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一门手艺，通常人们所选择的也是一些必要的职业，包括毛织、纺麻、瓦工、冶炼、木工等行当。而且，他们在大多数必需的手艺方面，并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消耗那么多的劳动力。第三，在乌托邦没有贷币，不存在商品流通，人们视金银如粪土。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计划调节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所有产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因而没有流浪者和乞丐。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着公共食堂可口的饭菜，可以享受到公共医院优质的服务。在这里，"无论在哪儿都不会找到一样私有财产。实际上，每隔十年的时间，他们便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调换他们的房屋。"财产公有是整个乌托邦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
在科学文化方面。首先，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他们要求，工作、睡眠和就餐之外的时间，要尽可能用于学术探讨。他们甚至将人们心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乌托邦宪法开宗明主义阐述了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为了使所有的公民，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并致力于寻求精神自由和心灵完美。"其次，乌托邦人注重促进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他们选拔那些个性良好、智力超常、学习兴趣浓厚的人，作为专职学术研究人员，并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因此，在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哲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另外，他们还很注重学习外来文化，并有着惊人的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
在社会生活的方面。首先，乌托邦人采取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乌托邦根本找不到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这里没有酒馆、妓院、赌场、贼窝，人们在闲暇时间从事的是一些正常而健康的消遣娱乐。在衣着上，人们奉行节俭、朴实、实用，蔑视华服盛装，披金戴银，刻意打扮的人。其次，这里盛行的是一种平等，互助、融洽、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家庭伦理对乌托邦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家中，妻子服侍丈夫、子女服侍父母、年轻人服待老年人，长者在乌托邦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拥有很高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看，整个乌托邦国就象一个大家庭，总督就象这个大家庭中的"父亲"。最后，乌托邦具备新型的男女关系，女性可以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各项活动，并对促进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女性性别角色的差异，他们在社会诸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又与男性有一定差别。
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采取了很明智的宽容态度。在这里，有的人崇拜太阳，有的人崇拜月亮，有的人崇拜其他的某个星辰。人们可以自由地宣扬自己的宗教，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惩罚，但任何人也不允许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人们尽管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教派，但在所有乌托邦人的心目中都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斯密拉"，他被奉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而且乌托邦的宗教与基督教的真正教义是完全相融的。教士在社会生活，乃至战争中都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是和平友好的态度，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会拒绝、甚至会去发动战争。乌托邦人很重视与其他国家和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他们会
⑶ 乌托邦什么意思啊
Utopia——不现实的，不存在的，虚幻的，贞洁 的，完美的世界 乌托邦思想 先进的信息 乌托邦思想是理想的一个完善, 当前, 尘世社会,有机, 和谐, 贞洁 , 满意, 有长的历史。 只要基督教, 它象可实现被设想了根本的地方, 它是只在微观世界。 那里这些微小的少数被认可了, 它源于了信念, 圣洁精神能因此带领天堂般的社区的生活进入, 以几英勇灵魂反应, 某事接近永恒状态社会可能被体会的这年龄比教会至此陈列了。 相信 700 个宗教主题我们的名单 电子邮件 这些是eschatological 社区, 以他们的希望的特别联系。 精神道德上给特殊雍容忘记自已和分享两份财产和某人最内在的精神。精神当前在这样的措施并且赠送他的礼物, 所以一个吸引人社区涌现。 在动态阶段这些社区有并且频繁地一个apocalytic 元素。 这样倾吐在精神外面简要后者- 下雨显示表明回归的迫切耶稣基督和迎接supramundane 社区, 或celestital 或millennial 。 能力和技能并且被给。 在它的全部基督徒乌托邦社区被填装用崇拜, 和充满喜悦, 这独特地是上帝住宅地方由精神。 在早期和中世纪教会里 Monasticism 是基督徒乌托邦思想的至尊形式。 在修道院graces 贫穷, 坦白, 守纪, 并且和平被实施。 吸引人活动很大变化了在世纪期间, 但在它最最小方丈或 abbess quasi 占领了A - 预言角色。并且有总是那些象Fiore Joachim, 在他的第十二个世纪西西里人的修道院, 很快认为monasticism 那的标志- 以后的年龄当全世界会是修道院。 如此修道院是窗口入和一种准备为天堂。 当天主教修道院是在与传教士当局的关系, 允许这个乌托邦思想的形式生存和兴旺通过世纪的平衡被给了。 在中世纪有许多乌托邦小组被monasticism 影响, 但他们的 apocalypticism 频繁地驾驶了他们到持异议, 倾向于标记路末端在一个闭合的社会。 在改革 在改革之时有权威Protestants, 在他们的反应, 经常拥有了唯一什么的适度期望精神能单独地或公司完成在信徒。 "O 孤苦人基调, 我是," 既使它连续地推动对基督,没有放热巨大意料, 当全部事项吸引人实际上被驱逐了。 结果它是相当一致的, monasticism 应该被溶化, 与其他乌托邦思想一起的形式。 再洗礼派教徒, 另一方面, 给出了很好举动以monasticism 虔诚继续的重点的的更多征兆。 这是特别真实的Hutterites, communitarian 结构在摩拉维亚陈列了家庭- 针对的新教徒monasticism, 和继续做如此对这天在美国平原和加拿大大草原。 当改革进行了, 加尔文教派实现了一些再洗礼派教徒关心被磨练的生活, 并且这来了到特殊表示在英国Puritans 。 他们强烈的关心sanctification 开始创造欲望在一些处所生活如同对完美。 不发现这些志向见面了在主流新教, 清教主义左翼, 在 Cromwellian 空位期期间, 显示了乌托邦思想的lush 精神植被。 或许Quakers 是最适度的, 相信只雍容和正式传教士部手段不再是必要的为那些拥有了精神在这样的直接和丰满度。 有并且相信的primitivists 在他们的精神的年龄私有财产的制约能不再申请, 并且除启示第五个君主制人之外有 antinomian Ranters, 解释了他们的缺乏良心性不规则性作为某一标志他们是被举的远的在世俗制约之外入自由一个新领土在精神上。 多么一位新教徒教皇绝望地必要在这样情况。但无法这样供应, antics 在这些天堂被声称的前庭做一点说服英国人, unspiritual 或简单地较不精神, 乌托邦思想是一个中意的选择。 在现代 查寻utopias 在第十八个和第十九个世纪晚期有许多刺激。 18 世纪是乐观的年龄; 在启示的图之中有人的完美的提倡者, 和约翰·Wesley 被到达在改革之后和寻求使道德完美恢复原状在他的教学在完善的爱。 并且当然他有相信罪恶ontological 铲除在那些被赎回和被神晟化的神圣后裔。 用这样设置振动器和欧奈达人社区是唯一乌托邦冰山的要诀。 振动器, 记住最好为他们的人工制品和宁静, 是因此用精神填装有不结婚亦不给在婚姻和那里是罪孽, 社区财产, 和平主义, 平等性 , 和被奉献的工作开放坦白。 他们的乌托邦思想是还吸引人, 以他们的跳舞在精神和创建者, 安 ·李, 是她实际上是神的女性边化身上帝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先知。 在upstate 纽约是欧奈达人社区, 由Andover 温床毕业生约翰· Humphrey Noyes 指挥。 由revivalism 和基督徒社会改革的明显的成功带领, Noyes 成立了爱精神的礼物是那么所有的一个社区- 包含那它必须甚而性被表达在所有之中, 。 虽然这个表示限于和regimented, 它没有要求许多这样事例带领乌托邦思想进入坏名声。 并且它那里衰弱了许多年。 在20 世纪期间的第一三分之二少数个新和可实行的基督徒乌托邦社区的当中一个是Bruderhof, 仿造了它的生活在Hutterites 以后。 然后来了晚60 年代和早期的70s 和耶稣运动的诞生的社会大变动。 Communitarian 实验倍增了。 一些简单地存在作为中心哺育, 但其他人分享了某事基督徒乌托邦思想梦想。 一些, 采摘后者雨Pentecostalism 思想体系, 相信, 这是上帝的儿子的显示的年龄, 并且他们独特地是在新和光彩的末端的前线- 计时人类。 大多这些社区缺乏抵消和迅速消失了从场面。 但乌托邦基督徒继续表达他的挑战: 那里是更多, 更多, 将被解开在地球上上帝的生活
⑷ 所有人都在说“去中心化”，但你真的懂吗
在科技领域的文本词库里，“去中心化”是个高频词汇，大佬喜欢说，媒体喜欢用，似乎多少有些老生常谈，也难窥其深层奥义。前段时间，去参加一场发布会，突然看到罗辑思维CEO脱不花PPT上的一句话，觉得这也许是在互联网这个维度下对“去中心化”的最佳诠释，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宫廷正在拔地而起。”
事实上，“宫廷”这个词无疑抓到了某种本质，今天来谈谈“去中心化”，以及在更为宏观的维度上，它究竟是个啥。
直观上看，互联网诞生至今就是一个不断将权力沉淀至个人的过程，一切只为“我”服务，移动时代更是如此，将每一个人搁置在世界中心，其最佳视觉案例无疑是手机地图，就像作家尼克·比尔顿在《翻转世界》中所言，“你朝街上任何一个方向前进，无论哪个方向，整个画面都会随你位置移动，这是个重大转变，在纸张世界，地图和位置是以地方或地标为根据，而不是你的所在地。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起点，数字世界跟着你走，而不是你跟在它后面。”
这种反转岂止于此，如你所知，资本与技术的福祉正在惠及每一个人，用脱不花的话说：“当人成为世界中心，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位‘君王’。我们这代创业者就是要为君王打造一座宏伟的宫廷。”当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普通人可以随时调遣上百名司机，厨师，甚至说书人，委实用极低成本搭建了私人的马厩，御膳房和翰林院——甚至有时连窘境都与君王颇为相似，譬如在资讯获取上，当大数据编纂的私人阅读代替了传统编辑认为“合适的内容”，每个人都会多少掉入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所言的信息茧房之中，从而少了几分“逆耳”之言。
嗯，不难理解的是“所有行业都是服务业”，真正令人惊喜的是，资源配置和聚合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权威，国家意志，乃至资本等确定性方式上转向每个具体的人。忘了谁说过，19世纪属于帝国，20世纪属于大公司，那么21世纪无疑属于个人——就像手机地图上那个随你而动的小蓝点，你不必再以某个特定地标为中心，无论是被服务的诸位“君王”，还是气宇轩扬的创业者，只需站在原地，喊一声“我要”，若有人响应，那么必将迎来资源的围拢。
事实上，资源的反转是人与人之间充分合作的一个必然结果。常识是，现代社会经济繁荣和人类不断推动协作细化息息相关，细化的结果自然是编织出一张日趋互为依存的网络，而这张网络也注定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放大单点价值，从而诞生脱不花所言的“君王”。
于是“去中心化”的意涵也就浮现开来：由于“中心”的分散化（最近一个好例子就是比特币的回归），任何领域都可以自下而上编织起一张巨网，其最终目的是——由近及远地还原全貌。
就像比特币将对权力的信任转化成数学问题；在我看来，从任意节点的视角出发，以它为中心，由近及远地拼接和还原成一个网状世界，这是个迷人的结构，因为它发生在任何领域。看过TED上一个演讲，大意是，很长一段时间，人类习惯以自上而下的树状结构描述不同认知系统：物种图谱，知识体系，法律体系，组织结构等，作为一种强调对称的视觉象征，也许是自然地位所致，树状图非常直观地显露出人类对秩序和可归纳性的迷恋。当然，这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幻觉，不同中心还原成一张网状结构也许更接近真相。
TED上这位讲者就举了几个不同领域的例子：譬如，物种之间的密集细菌网络将看似无关的物种连接起来，交织成一张生物网络；现代神经学认为，大脑内部没有那么严格的分区，不过是一张互相关联的神经网络；互联网时代企业转型也正在向恐怖组织学习，权力分散，个体独立，编织成一张价值之网。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例子是宇宙。
尽管宇宙有太多未解之谜，但通常认为，宇宙没有空间上的中心概念（五道口除外），星球之间通过引力等作用互相连接成一张网络，任何一点都可宣告自己是宇宙中心（从这个角度，所谓“地心说”和“日心说”更多是数学问题），就像《大爆炸：宇宙通史》中所言：“大爆炸发生在每一个地方，这里没有‘爆心’……每一个星系群看起来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如果有一个观测者在这些遥远的星星上回望我们，他也会看到同样景象，也可能同样地以为自己位于扩张的中心。”
嗯，无论微观尺度上每一个“正在拔地而起的宫廷”，还是宏观尺度上每一个星球，所谓“去中心化”也许只是一种可被嵌套的模型，也许真有可能是万物规律，谁知道呢，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将认知升级到这一层，才能对“去中心化”有更好的理解。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为您提供文字优雅的原创科技文章；微信公号：李北辰）
⑸ 论述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
柏拉图最重要的那篇对话，《国家篇》，大体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到约近第五卷的末尾）包括一个理想国的组织；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 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乃是，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国家篇》的卷六和卷七都是在给“哲学家”下定义。这一讨论构成了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包括对各种实际存在的体制极其优缺点的讨论。 《国家篇》名义上是要给“正义”下定义。但是开场不久他就决定，既然是万物从大的方面来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所以最好还是先着手探讨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非什么是正义的个人。而且既然正义必定是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国家的属性之一，所以他就首先描叙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再来断定它有哪种完美性是可以称之为“正义”的。让我们先来描叙柏拉图乌托邦的大致轮廓，然后再考虑所遇到的各个问题。 柏拉图一开始就认定公民应该分为三个阶级：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只有最后的一种公民才能有政治权力。他们的人数比起另外的两个阶级来要少得多。一开头似乎他们是被立法者所选定的，此后则他们通常便是世袭的了；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低等阶级中提拔上来有希望的孩子，而在卫国者的孩子中遇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孩子或青年时，也可以把他们降级。 在柏拉图看来，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卫国者能够实现立法者的意图。他对于这一目的提出了各种建议，有教育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有生物方面的，也有宗教方面的。但是这些建议对于除了卫国者之外的其他各阶级能适用到什么程度，就往往是不很明确的了；其中有些很明显地是适用于兵士的；但是大体上柏拉图所探讨的仅限于卫国者，而卫国者是自成一个阶级的，就象已往的巴拉圭的耶稣会士，1870年以前罗马教廷国的教士，以及今天苏联的共产党那样。第一桩事要考虑的，就是教育。教育分作两部分，即音乐与体育。它们每一种都具有比今天更广泛得多的意义：“音乐”是指属于文艺女神的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音乐”差不多与我们所称的“文化”同样广泛，而“体育”则比我们所称的“运动”更要广泛。 从事文化是要使人成为绅.士.，成为正是为英国所熟悉的（大部分是由于柏拉图的缘故）那种意义上的绅士。柏拉图当时的雅典，在某一方面很有似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两者都有着一个享有财富和社会声势但并未垄断政治权力的贵族阶级，两者的贵族都必须以他们庄严动人的举止而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不过，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里，贵族的统治是毫无掣肘的。 威严、礼仪和勇敢似乎就是教育所要培养的主要品质。从最早的年岁起，对于青年所接触到的文学和允许他们能听到的音乐，就有着一种严格的检查制度。母亲和保姆只能向孩子们讲说官定的故事。荷马和赫西阿德都因为某些原因而不许讲述。首先是荷马和赫西阿德所说的神有时候行为很不好，这是不能起教育作用的；必须教给青年人知道，邪恶决不会来自神，因为“神”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只是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其次，荷马和赫西阿德的作其中有些东西被认为可以使得读者怕死，然而教育里的一切东西都应该使青年人愿意效死疆场。必须教给我们的孩子们认识到奴役比死还要坏，因此他们决不应该听到好人居然也哭气流泪的故事，哪怕那是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哭气流泪。第三，礼仪要求人们绝不可放声大笑，然而荷马提到过“那些幸福的神大笑不止”。要是孩子们能够引征这段话，那末老师还怎么能够有效地谴责孩子们的嬉戏呢？第四，荷马诗中有些段是赞颂盛大的宴会的，又有些段是描写诸神的欲望的；这些都是有碍于节制的。（印泽教长是一个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反对过一首有名的赞美歌中的这样一句话：“那些凯旋者们的欢呼，那些饮宴者们的歌唱”，这是一段描写天上的欢乐景象的）。最后，也绝对不许有坏人幸福而好人不幸的故事；这对于柔弱的心灵可能有着最不幸的道德影响。根据所有这些理由，诗人就应该是加以贬斥的了。 柏拉图于是就提出一种奇怪的关于戏剧的论证。他说，好人不应该愿意模仿坏人；然而大部分的戏剧里都有坏蛋，所以戏剧家以及扮演坏蛋的演员就必须要模仿犯有各种罪行的坏人。不仅仅是罪犯，而且一般说来，女人、奴隶和下等人也都不应该为高等人所模仿。（在希腊，正如在依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样，女角色是由男人扮演的。）因此，若是可以允许演戏的话，戏里也只能包括着无疵无瑕的、良家出生的男性角色。这种不可能性是太明显了，所以柏拉图就决定把所有的戏剧家都从他的城邦里驱逐出去：当有这样聪明得可以模仿任何事情的表演先生到我们这里来，并且提出要表演他的艺术和他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将要五体投地把他当作是一位可爱的、神圣的而又了不起的人物来崇拜；但是我们也必须告诉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是不容许有他这样的人的；法律是不能容许他们的。于是，我们就给他涂上香料，给他的头上戴上绒花冠之后，把他送到别的城邦去。 其次，我们就来看他们对于音乐（近代意义的音乐）的检查制度。吕底亚的和伊奥尼亚的乐曲是被禁止的，前者是因为它表现了愁苦，后者则因为它是靡靡之音。只有多利亚（因为它勇敢）和弗莱吉亚（因为它有节制）的音乐才可以允许。所能允许的节奏必须是简单的，并且必须是能够表现勇敢而又和谐的生活的。 对于身体的训练是非常严厉的。除了烤鱼烤肉而外，谁都不许吃其他方法烹制的鱼和肉，而且既不许加任何作料，也不许吃任何点心。他说，按照他的食品养生的人绝不会需要医生。 青年人到达一定的年龄以前，是不许看到丑恶与罪恶的。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必须让他们去见识种种“诱惑”了；让他们看看恐怖的形象使他们不致于恐怖，也看看坏的享乐使之不致于诱惑他们的意志。唯有当他们经得住这些考验之后，才能认为他们适宜于作卫国者。男孩子们在长成以前应该看看战争，虽说他们不必亲自作战。 至于经济方面：柏拉图提出卫国者应该实行一种彻底的共产主义，并且（我想）兵士也应该实行，虽说这一点并不很明确。卫国者要有小房子和简单的食物；他们要象在军营里一样地生活，大家在一片吃饭；除了绝对必需的东西而外，他们不得有任何的私有财产。金和银都是被禁止的。他们虽然并不富有，但并没有任何应该不快乐的理由；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好处，而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幸福。财富和贫穷都是有害的，在柏拉图的城邦里两者都不存在。关于战争，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论点，他说既然这个城邦决不想分享任何的战利品，所以它一定能很容易收买盟邦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带着一种装佯做态的不情愿，把他的共产主义也应用到家庭上来。他说，朋友们的一切东西都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他承认这有困难，但并不认为是不可克服的。首先，女孩子们也严格地受着和男孩子们一样的教育，学习音乐和体育，并且和男孩子们一道学习作战的技术。女人在一切方面都和男人有着完全的平等。“造就一个男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的教育，也同样会造就一个女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因为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男女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那与政治无关。有的女子有哲学的头脑，适于作卫国者；有的女子则好战而可以成为良好的兵士。 立法者选定了一些男女作卫国者之后，就命令他们都住在共同的房屋，吃共同的伙食。象是我们所理解的婚姻，必须彻底地改造过。①在一定的节日，新郎们和新娘们（其数目应该足以使人口数目维持经常不变）就结合在一片，使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由抽签而结合的；但事实上这个城邦的统治者是根据优生原则来加以分配的。他们的安排会使得最好的父亲将有最多的儿女。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从父母那里带走，并且要做得极其小心谨慎，使父母们绝不知道谁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绝不知道谁是他们自己的父母。畸形的孩子和低劣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都要放到一个人所不知的神秘地方去，像是他们所应该的那样”。未经国家批准的结合而出生的孩子，都算是不合法的。母亲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父亲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间。不在这些年龄的限度之内，则性交是自由的；但却要强迫他们流产或杀婴。在国家所安排的“婚姻”中，有关的个人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他们是受着他们对于国家的义务这一思想所驱使，而不是受着任何那些被放逐的诗人们所常常歌咏的那种平庸的感情所驱使的。 既然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所以他就管每一个年龄可以作父亲的人都叫“父亲”，对于“母亲”、“兄弟”、“姊妹”也是一样。（这种情形也出现在某些野蛮人中间，而常常使得传教士们感到惶惑不解）。“父亲”和“女儿”之间，或“母亲”和“儿子”之间是不得有“婚姻”的；一般说来（但不是绝对的），“兄弟”和“姊妹”也是禁止结婚的。（我以为柏拉图如果把这一点仔细想通了的话，他就会发见除了他所视为极端例外的“兄妹”结婚之外，他已经禁绝了一切的婚姻了。） 可以设想：现在和“父亲”、“母亲”、“儿子”与“女儿”这些字样相联系的情操，就在柏拉图的新安排之下也还是和这些字样相联系着的；例如一个青年不能打一个老人，因为他可能是在打他的父亲。 柏拉图所追求的好处当然就是要减少私有的感情，从而消除掉妨碍公共精神占统治地位以及反对取消私有财产的各种障碍。僧侣们之所以要独身，大体上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①。 我最后要谈到这一体系的神学方面。我不想谈它所接受的希腊神祇，我只想谈政府所谆谆教诲的某些神话。柏拉图明确地说过，撒谎是政府的特权，犹如开药方是医生的特权。我们已经谈过，政府之假装用抽签来安排婚姻就是欺骗人民的。但这还不是宗教的事情。 有“一种高贵的谎话”，柏拉图希望这种谎话可能欺骗统治者，而且无论如何是一定会欺骗整个城邦的人民的。这个“谎话”编造得相当详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创造了三种人的这一教条：最好的一种是用金子作成的，次好的是用银子作成的，而普通群众则是用铜和铁作成的。用金子作成的人适于作卫国者；用银子作成的人应该是兵士，而其余的人则从事体力劳动。孩子们通常（但不是永远）都属于他们父母的那一等级；如果他们不属于那一等级的话，那末他们就必须相应地升级或者降级了。他认为使目前这一代人相信这种神话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下一代的人以及以后的一切世代，却都可以教育得使他们并不怀疑这种神话。 柏拉图认为对这种神话的信仰可以在两个世代之内培养起来，这一点是很正确的。日本人被教导说，天皇是由日神诞生的，并且日本的建国要比全世界的一切国家都更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哪怕是在一部学术著作里，如果怀疑了这些教条，就会因反日活动的罪名而被开除的。但柏拉图所似乎未能认识到的则是，强迫别人接受这种神话却是与哲学不相容的，并且它包含着一种足以损害人类理智的教育。 “正义”的定义乃是全部讨论在名义上的目标，在第四卷中便达到了这个定义。他告诉我们说，正义就在于人人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作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助者和卫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 人人都关心自己的业务，这无疑是一条值得称道的教诫，但是它却很难与近代人很自然地所称之为“正义”的那种东西相符合。我们所这样翻译出来的那个希腊字是与希腊思想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相符合的，但是我们却缺乏一个能与之恰好相当的对应字。我们很值得回想一下阿那克西曼德说的话：万物所由之而产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运命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规定的时间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 在哲学开始以前，希腊人早就对于宇宙有了一种理论，或者说感情，这种理论或感情可以称之为宗教的或伦理的。按照这种理论，每个人或每件事物都有着他的或它的规定地位与规定职务。但这并不取决于宙斯的谕令，因为宙斯本人也要服从这种统御着万物的法令。这种理论是和运命或必然的观念联系在一片的。它特别被人强调地应用于天体。但是凡有生平的地方，便有一种趋势要突破正义的界限；因此就产生了斗争。有一种非人世的、超奥林匹克的法则在惩罚着放。 肆.，并且不断在恢复着侵犯者所想要破坏的那种永恒秩序。整个这种观点，（最初或许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便过渡到哲学里面来；这一点也表现在斗争的宇宙论中，例如在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论中，以及表现在一元论的学说之中，例如在巴门尼德的学说中。这便是希腊人对于自然规律与人世规律信仰的根源，这显然也就是柏拉图正义观念的基础。“正义”这个名词在法律上所仍然被人使用着的那种意义，比其它在政治思想上所被人使用的那种意义来，是更有似于柏拉图的观念的。我们受了民主理论的影响，已经习惯于把正义和平等结合在一片了；然而在柏拉图却并没有这种涵义。“正义”——在它差不多是“法律”的同义语的那种意义上（例如我们说的“法院”①），——主要地是指财产权，而那与平等是毫无关系的。《国家篇》一开头第一次提到的“正义”定义就是：正义就在于偿还债务。这个定义立刻就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而加以放弃了，但是其中的某些成份却一直贯穿到这片对话的结尾。 柏拉图的定义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使得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但不是不正义，成为可能。卫国者须有一切的权力，因为他们是全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在柏拉图的定义里，惟有当别的阶级里面有人比某些卫国者更有智慧的时候，才会出现不正义。这就是柏拉图何以要提出公民的升级和降级的原因，尽管他认为出生和教育的双重便利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已经能使卫国者的子孙优越于其他人的子孙了。假如能有一种更为精确的政治学而且人们又能更确切地遵循它的教诫的话，那末关于柏拉图的体系就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了。没有人会认为把最优秀的足球员放到足球队里去是不公道的，尽管他们可以因此获得很大的优越地位。如果足球队管理得也象雅典的政府那么样地民主，那末代表学校去踢球的学生也就要以抽签的方式而当选了。可是，关于政治事务是很难知道谁是最有技术的；并且也很难有把握说，一个政治家一定能把他的技术用之于公共的利益，而不用之于他个人的利益、或他的阶级的或党派的或宗派的利益。 其次是柏拉图关于“正义”的定义预先假设要有一个“国家”，无论它是按照传统的路线而组织起来的，还是按照柏拉图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从而使其全体得以实现某种伦理的理想。他告诉我们说，正义就在于每个人都做他自己的工作。但一个人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在一个象是古代埃及或印加人的王国那样世世代代毫无改变的国家里，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的工作，这样便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在柏拉图的国家里，没有人有法律上的父亲。因此，他的工作要末是由他自己的兴趣所决定的，要末就是由国家来判断他的才能而加以决定的。后者显然就是柏拉图所愿望的。然而，有些工作，尽管有高度的技术性，却可以认为是有害的；柏拉图认为诗歌就是有害的，而我则认为拿破仑的工作是有害的。因此，在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政府的意图就成为最主要的了。虽说所有的统治者都得是哲学家，可是并不会有任何的革新：一个哲学家永远都得是一个理解并同意柏拉图的人。 若是我们问：柏拉图的“国家”能够成就什么呢？答案就颇为无趣了。它在对人口大致相等的国家作战时能取得胜利，它能保证某些少数人的生活。由于它的僵硬，它差不多绝不会产生艺术或科学；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它是象斯巴达一样的。尽管有着一切动听的说法，但其所成就的全部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柏拉图曾经经受过雅典的饥馑和败绩；也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如果认真的话，一个乌托邦显然必须能体现它的创造者的理想。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我们所谓的“理想”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是信仰它的人所愿望的，但是它之被愿望却与一个人之愿望个人的享受（例如，吃和住）并不完全相同。构成一种“理想”与一件日常愿望的对象两者之不同的就在于，前者乃是非个人的；它是某种（至少在表面上）与感到这种愿望的人的个人自身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东西，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被人人所愿望。因而我们就可以把“理想”定义为某种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被愿望着的东西，从而愿望着它的人也希望所有别的人都能愿望它。我可以希望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人人都能对别人友善，等等；并且如果我希望任何这类的事物，我还希望别人也希望它。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建立起一套看来好象是非个人的伦理，尽管事实上它所根据的仍是我自己的以个人为基础的愿望；——因为愿望始终是我的，纵使被愿望的东西和我个人没有关系。例如，一个人可以愿望人人都能理解科学；另一个人愿望人人都能欣赏艺术；但是造成这两个人愿望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异。 只要一牵涉到争论，个人的因素就立刻显而易见了。例如有人说：“你希望人人都幸福是错了，你应该希望德国人幸福而其他一切人都不幸”。这里的“应该”可以认为是指说话的人所希望我能愿望的东西而言的。我可以反驳道，我不是一个德国人，我在心理上不可能愿望一切的非德国人不幸；但是这一答案看来是并不合适的。 此外，也可能有一种纯粹非个人的理想的冲突。尼采的英雄不同于基督教的圣人，然而两者都是以非个人而受人崇拜的，前一种是被尼采的信徒，后一种则是被基督教徒。除非是以我们自己的愿望，否则我们又怎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呢？然而，如果再没有别的东西的话，那末一种伦理上的意见分歧就只好由感情上的好恶或者是由强力——最后是诉之于战争——来加以决定了。对于事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诉之于科学和科学方法；但是对于伦理学上的根本问题却似乎并没有这样的东西。然而，如果情形确乎是如此，那末伦理争论的本身也就还原为力量之争了，包括宣传力量在内。这种观点在《国家篇》的第一卷中，已经由特拉西马库斯粗略地提了出来；特拉西马库斯，正如差不多柏拉图对话录中所有的人物一样，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一个来自查尔西顿的智者，是一个有名的修辞学教师；他曾在公元前427年亚里斯多芬尼的喜剧里出现过。当苏格拉底很和蔼地和一个叫作西法鲁斯的老人，以及和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和阿戴芒土斯讨论过一阵正义之后，特拉西马库斯已经听得越来越不耐烦，就插进了一番热烈的抗议，反对这种幼稚的胡扯。他强调说“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 苏格拉底用诡辩反驳了这种观点；它始终没有很好地得到正视。但它却提出了伦理学与政治学上的根本问题，那就是，除了人们使用“好”“坏”的字样时所愿望的东西而外，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好”“坏”的标准呢？假如没有的话，那末特拉西马库斯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我们又怎么可能说有这种标准呢？ 在这一点上，乍看起来宗教是有着一种简捷的答案的。上帝决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人的意志若与上帝的意志相和谐，那末他就是一个好人。然而这种答案并不是很正统的。神学家们说上帝是好的，但这蕴涵着要有一种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而存在的好坏标准。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下列的问题：即，象在“快乐是好的”这样一种陈述里，有没有象在“雪是白的”这样一种陈述里那种意义上的客观的真或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进行很长的探讨。有人可以想象，我们在实践方面尽可以躲开这个根本论点，并且说：“我不知道'客观的真理'意味着什么。但是假如所有的（或者实际上等于所有的）考察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一致拥护某一陈述，那末我就要认为这一陈述是&lsquo；真的&rsquo；。”在这种意义上，雪是白的，凯撒是被刺死的，水是由氢和氧构成的，等等，就都是“真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事实问题：即，在伦理学里面有没有任何与此类似的意见一致的陈述呢？如果有，它们就既可以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基础，又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末无论哲学的真理可能是怎样，但只要有势力的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伦理分平时，我们在实践上就不得不诉之于武力的较量，或者宣传的较量，或者是两者同时较量了。 对于柏拉图说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他的戏剧感引得他强有力地叙述了特拉西马库斯的立场，但他却全然没有察觉到它的力量，并且他自己还对它进行了异常粗暴而又不公允的反驳。柏拉图确信“善”的存在，而且它的性质是可以确定的；当人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末至少有一个是犯了知识上的错误，就正象这些意见不同是涉及某种事实的科学问题一样。 柏拉图和特拉西马库斯之间的分歧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哲学史家来说，它却是一个只需要加以注意而不需要加以解决的分歧。柏拉图以为他能够证.明.他的国家是好的；而一个承认伦理学有其客观性的民主主义者可以认为自己能够证.明。 这个国家是坏的；但是任何一个同意特拉西马库斯的人却要说：“这里并不存在证明或反证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喜.欢.柏拉图所愿望的这种国家。如果你喜欢，它对你就是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它对你就是坏的。如果有许多人喜欢，又有许多人不喜欢；那就不可能由理性，而只好由真实的或者隐蔽的暴力来加以决定了。”这是一个迄今一直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每一方面都拥有许多可敬的人物。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柏拉图所宣扬的见解却始终几乎是无人非议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意见的一致来代替客观标准的那种观点里包含着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却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的。象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新者宣扬着一种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的见解，但终于差不多获得了举世的拥护——对于这种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这些人用的是说理的方法，而不是用鼓动情绪、国家宣传或采取强力的方法。这就蕴涵着，在一般的意见而外还另有一种标准。在伦理方面，伟大的宗教导师也有某些相类似的情形。耶稣基督教导说，在安息日掐起麦穗来吃并不是错误的，但是恨你的敌人则是错误的。这样的伦理见解显然蕴涵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相同的某种标准，但无论这种标准是什么，它却绝不象科学问题里的客观事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并不宣称我能解决它。目前让我们满足于仅只注意到这个问题。 柏拉图的国家和近代的许多乌托邦不同，它或许是想要付诸实行的。这并不象我们自然而然地会以为的那么幻想而又不可能。它的许多规定，包括一些我们会认为是完全不可能实行的规定，实际上是在斯巴达已经实现过了的。毕达哥拉斯曾经试行过哲学家的统治；在柏拉图的时代，当柏拉图访问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派的阿尔奇塔斯在塔拉斯（即现代的塔兰多）的政治上是非常有势力的。请一位贤人来拟订法律，这在当时的城邦乃是一种通行的办法；梭伦就曾为雅典这样做过，而毕达哥拉斯也曾为图里这样做过。在当时，殖民地是完全不受它们的母邦控制的；某一帮柏拉图主义者要在西班牙或者高卢的沿岸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来，那是完全可能的事。不幸的是机缘把柏拉图带到了叙拉古，而这个伟大的商业城邦又正在和迦太基进行着决死的战争；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任何哲学家都不能有什么成就的。到了下一个时代，马其顿的兴起遂使得一切的小国都成了过时的陈迹，并使一切雏形的政治试验都成了徒劳无功的事情。
⑹ 人类的乌托邦社会实践为什么会屡屡受挫
谈论乌托邦，多数人都要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算起。他用详尽的笔触描写了乌托邦的情形，如住房、服装、劳动、婚姻、娱乐，甚至连便溺器是什么样都想到了。这可比前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类笼统说法强太多。知识分子构建理想社会，这种构建基于理论基础（例如批判私有制）和详尽规划，是乌托邦和其他想象的区别。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股社会实验的潮流正潜滋暗长。这就是始于傅立叶的乌托邦运动。
傅立叶设计的乌托邦名为法郎吉，每个法郎吉1620人。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数，他说人的性格共有810种，每个法郎吉刚好有两个性格相同的人（考虑得真周到）。他把人类工作进行细分，既有粮食蔬菜种植，又有手工业生产。除了老少，所有人都要参加工作，并且工作需要轮换，以使苦乐均等……
不需详述，你是不是已觉得恐怖？傅立叶坚定地认为，这才是理想社会的基础。他不停发表文章，写信给大人物，希望获得资助，但直到晚年，才募集到30万法郎。可能自感时日无多，工程匆忙启动，规划中的大厦只是简陋小屋，没有预想中的大庄园，只有一小块农场。第一个法郎吉不满1620人，只有150多个工人。由于缺乏资金，法郎吉还没正式运营，就基本破产，傅立叶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他的门徒在欧洲、北非和美国建立了40多个法郎吉，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位门徒高登，通过改造法郎吉建立了一个“工人之家”，曾得以长期维持。
与傅立叶同时，英国实业家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建立了“新和谐公社”。这个公社在坚持四年后破产。原因是集体所有制使公社内消耗巨大，生产缺乏激励，坐吃山空后就分崩离析了。
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由来已久，为什么到了19世纪，突然有一批人前赴后继去实践呢？工业革命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大量财富，使空想家们觉得人类无所不能。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产权保护，而把这一切归为自然而然。贫穷和不平等则被归咎到少数人无耻贪婪，私有制成了罪恶渊薮。现代大企业的分工安排，城市分区的逐渐成型，使他们觉得规划社会不过如此。19世纪的乌托邦主义者都不是纯粹的书生，他们熟悉商业和企业。傅立叶的门徒高登和欧文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志得意满，热衷于将管理才能施展在社会领域。从机械工程师或者企业管理家，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社会工程师”。
乌托邦的失败不是因为参与者道德不足、能力低或外界破坏。当时的“新和谐公社”一度广受好评，参观者众。不过这种井井有条的安排，隐含的是无可选择。缺乏自由是一切乌托邦的命门。没有个人财产，没有自由选择，承诺的富足生活过不了几天也会变得乏味。由于它的封闭和缺乏激励，经济破产是迟早的事情。
19世纪的乌托邦并非全无值得称道之处。他们坚守非暴力原则。大概是被法国大革命的破坏力吓坏了，傅立叶一生反对暴力。尽管对建立乌托邦十分狂热，他始终靠自己的财产和募捐建设法郎吉。其他乌托邦主义者也都坚守这一原则，绝少听说强迫或者奴役的事情。因此，当时的民众和政府也对这一社会实验保持了宽容。
“花园城市”设想美好
如果听起来有点郑重其事的话，那么请记住这是在1902年提出的。工业革命摧毁了英国，烟雾弥漫、交通拥堵的城市失去了清新的空气和自然的世界。没有人考虑过环境政策，因此霍华德的提议代表了一种彻底的妥协：围绕绿化带建立干净和社会主义的城市，以社区为中心。他称之为“花园城市”。
霍华德的想法实际上影响了英国20世纪的许多城市，最值得一提的是米尔顿凯恩斯。米尔顿凯恩斯建于1967年，距伦敦、牛津、剑桥和伯明翰都不远，它有可能使埃比尼泽?霍华德的乌托邦梦想成为现实。现在的23万人口表明它成功了，然而，尽管意图是好的，可乌托邦有时候难免会事与愿违。至于米尔顿凯恩斯，知名作家特里?普拉切特在其1990年的小说《好预兆》中提到：“美国及其他盟友请注意：米尔顿凯恩斯是位于伦敦和伯明翰之间的一个新城。它是一个现代、高效、健康，总之非常宜居的地方。许多英国人认为这非常有趣。”
严重依赖基础设施
自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无法用一个词来表达完美社会的概念。对于创造了“乌托邦”一词的托马斯?莫尔爵士而言，这意味着每个家庭有两个奴隶可以支配。上世纪70年代，一些主张男女平等的分离主义者设想了一个没有男人的聚居地。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乌托邦是和平共存的同义词。所有这一切理论上讲都不错。但实际上，往往会面临灾难性的失败。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未来学院的研究员乔治亚?纽马奇认为，从种族主义的狂热到混乱的、自由居住的社区，要想实现乌托邦理想社会有一些必须要遵守的东西。她说：“基于乌托邦价值观的城市通常都会失败，因为它们严重依赖于自己的基础设施。”
让我们来看看八角城的命运。许多问题导致了这一1856年建在堪萨斯州农村地区的素食主义者社区的失败――事实证明偏远的确是问题所在。设计者只提供一个犁、一座小木屋和几顶帐篷就想让这些居民永久定居在这里。
“福特乐土”的命运也大抵如此。汽车巨头亨利?福特试图为其汽车公司获得对南美橡胶的垄断，1928年决定在巴西的雨林中创建自己的员工城市。这一美国资本主义的堡垒并不成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里不通公路，完全依靠自己的临时基础设施。“福特乐土”的居民数量在过去一年里曾出人意料地猛增，但现在，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巴西城镇，而不是一个理想之城。
“未来价值观”难推行
最后，纽马奇说，乌托邦式的城镇往往是创造者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是不相符的。她强调说：“这些理想居所失败的试验都是在试图推行他们建造的现有体制和空间内不存在的价值观。”
她以波兰的工人社区新胡塔为例。新胡塔社区建于1949年，就在克拉科夫的东边。新胡塔社区旨在体现苏联式共产主义的一切优点：住的都是钢铁工人，他们有着条件平等的住房并享受免费教育。但是当局忽视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地方传统，工人们要竖起一个简易木制天主教十字架的诉求未被批准，这导致了一场暴动的发生。
现在驱车穿过米尔顿凯恩斯时，可以看到这一乌托邦式城镇的差别之大：街道设计成奇怪的锐角，与伦敦随意形成的道路完全不同；新的砖钢结构的建筑物外表朴素，毫无特点。完全没有伦敦塔、维多利亚式排屋和廊桥这类旧日痕迹。米尔顿凯恩斯与英国的其他地方一点也不像，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什么它成了英国国内的一个笑话。
但并不是所有乌托邦式的城镇都注定是失败的，纽马奇说。如果我们更多地把它们当作“未来的设想”――就米尔顿凯恩斯来说，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就会看到一切都在进步当中。
⑺ “去中心化”是什么意思
在一个分布有众多节点的系统中，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节点之间彼此可以自由连接，形成新的连接单元。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备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影响，会通过网络而形成非线性因果关系。这种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我们称之为去中心化。
随着主体对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深入和认知机能的不断平衡、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个体能从自我中心状态中解除出来，称之为去中心化。
⑻ 去中心化，请问是什么意思
直译：去中心化就是不要中心，
引申义：随着主体对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深入和认知机能的不断平衡、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个体能从自我中心状态中解除出来，皮亚杰称之为去中心化。
节点之间彼此可... 这种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我们称之为去中心化。
⑼ 比特币是金融行业的乌托邦吗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在一根根上下都没有边界的“蜡烛图”上，比特币正在呈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节奏，这会是它灭亡的前奏吗？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在一根根上下都没有边界的“蜡烛图”上，比特币正在呈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节奏，这会是它灭亡的前奏吗？
“疯狂”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在哲学家的眼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否则也不用将其与“灭亡”联系在一起，但在沉醉于互联网世界里的人们看来，“疯狂”却是毁灭旧世界的通途。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幻想着能够找到一种能够超越国家差异、地理限制与文化障碍的生活方式，即哲人眼里的“乌托邦”，但在草根看来却是“极乐园”。而一种自由、保值、开放而又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则是连接现实世界的最后一级阶梯。
当电子邮件超越传统的地理限制实现了信息的自由流动，Facebook创建了网络地球村……网络信奉者认为，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打通，实现一个真实世界的“极乐园”已经近在咫尺。然而，就是这个“极乐园”即将彻底融入现实世界之时，它的一个重要载体——货币，遇到了来自现实社会的否定。
在现实世界的货币发行者看来，像比特币这种毫无价值支撑的虚拟产品，是根本不能成为货币流通的，因为它缺少作为货币的一个最基础条件——信用。有人说，网络虚拟货币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数字郁金香”，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供人们体验从“极乐园”到“失乐园”的心理摧残。甚至有阴谋论者认为，比特币的创始者中本聪，都很有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创造比特币而又从中牟利的神秘组织。
从中国大妈到格林斯潘，不管你愿不愿意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到处充满了比特币稀里哗啦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并非来自真实货币在口袋里的摩擦，而是来自于键盘的敲击与嘴唇间的震颤。也许有一天，比特币的拥趸真的会体验到“失乐园”的痛苦，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依然有理由对比特币的未来持敬畏之心，因为现实世界的货币运行法则着实是让人伤透了心。
截止到目前，比特币仍旧坚挺的活着，已经经历了近八年的风风雨雨。莱特币、瑞泰币、微盟币、狗狗币也在不断的助推比特币的前进。
⑽ 为什么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气功盛行，各方气功大师如过江之鱼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气功盛行气功热的成因，有说法认为当时的武术热潮让人们的志趣从普通的体育锻炼转为气功修炼，同时在生活条件改善后，人们开始关心身体，试图通过非正规的方法去治疗一些奇难绝症。
气功运动的变迁命运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
在1990年代之前的单位制时期，工厂、国有企业、政府机构中的人们，都在单位的围墙中完成衣食住行。气功热期间，气功运动使人们为了练习气功而集结起来时，无形中促进了不同社会背景、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甚至是全球层面的。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在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的意识，它们很快与气功热相结合，并且在数年内形成了各自的组织网络，其中包括政治人物、科学家和气功大师，这些人都能够在气功运动中担任领袖角色，并组织资源、塑造共同话语并描绘一个共同愿景。
气功热中的这些组织，还都有他们宣传的社会愿景，最常见的是促进大众健康，此外还有促进传统中华文明的复兴，以及开创一次由中国领导的科技革命，以将人类带入全新的乌托邦等等。
气功是一种躯体化的体验，实践者因为对这种技能的掌握从而可以经由身体而进入一种精神上的另类体验，其中蕴含着某种对另一世界的想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气功热的基调或可看做是从社会主义乌托邦进入另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气功热的思想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对“传统文化断裂”的强调，而手段则是通过残存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想象而回溯传统。发明传统，往往是具备卡里斯马特质的领袖们，号召人们向一种所期待的生活前进的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