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去中心化

⑴ 关于西方艺术流派的传承关系 比如一个派别对另外一个派别有什么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

塞德曼/瓦格纳

本文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及其批评者之间的种种观点。他们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当今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这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的论辩。

后现代的挑战

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从未拥有安定的奢侈感。因为他们原先所接受的社会科学的意涵受到了质疑。有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地位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社会科学究竟是否是科学？抑或它们只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在概念的形成和解释上，是否有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否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它的道德、政治特性仅仅意味着它乳臭未干？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的认真关注。

60～70年代是社会科学意涵之争的重要时期。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遭到人们的纷纷批评。一系列的哲学运动，最突出的是诠释学、日常语言哲学、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和后结构主义，一齐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正统思想进行了抨击。赞成这些主张的批评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涉及对经验实在的解释和整理；哲学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思考在所有经验探究中都起着作用；而且在抵御经验论证时，科学与文学的解释是相像的。尽管这些批评者在某些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一些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却不尽相同。例如，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对后经验主义者的概括性分析说明，采取了一种更偏重语境和描述的研究路径。

从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这些能言善辩者中间，产生了一种论争焦点的移转。一方面，当前的争论集中于社会科学中诠释学的、后经验主义的和批判－规范的诸范式之相对的优劣短长。换言之，虽然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模式在这些理论争论中遭到了拒斥，但科学的认识论特权仍然未受到挑战。因而，社会科学家提出以诠释学、后实证主义、或者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替代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实证主义的种种批评，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等的批评，向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挑战。不少人开始强调任何一项研究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它的基本的道德和政治性质，以及试图提供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之种种努力的必遭失败，而且也的确不合人意。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一方面是坚持获得可靠的分析基础之可能性和合意性的社会科学家，即“现代主义者”，另一方面是这种构想的批评者。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试图为社会科学奠定基础，并使其一体化的做法展开了批评。在其对现代主义社会科学的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者重新思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批评和叙事之间的关系。

启蒙思想家和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知识与社会进步的追求尽管启蒙思想家对形而上学和宗教作了批判，但他们从未放弃如下的观念：即真正的知识必然是普遍的，以某种元话语为基础。由此，作为真理之中介的科学取代了神学教义。最初在研究自然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范式，扩展到了人文和社会领域。至18世纪末，建立一门社会科学的提议如雨后春笋般激增。

从社会科学的创立期直到古典期，现代主义设计的大旗一直未倒。古典大师——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斯宾塞、韦伯、帕雷托、斯莫尔，或者沃德——认可并实际上传播了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特权地位，科学在发现普遍原理基础上对知识统一性的追求，以及科学的实际效用。例如，虽然孔德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理是相左的，但他们都将自己力求科学的做法与前辈以及同代对手的前科学的、或者纯粹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作了区别。而且，这两位古典大师都认为，科学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孔德期望，他的“实证哲学”和“实证政治”会成为法国大革命后社会重建的指南。马克思则认为，通过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动因，从而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有助于人类的解放。

然而，在某一方面，古典大师偏离了其先驱。前者将社会科学置于哲学元话语的基础上，后者则日益指望社会理论能够提供革命的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的社会理论概念已初露端倪。它的目标是确立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概念和问题；提供裁决经验和理论之争的标准；以及阐明一种统括性的概念框架，以便把各种研究统一起来。

在20世纪，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体制化和文化合法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意味着其科学要求的提升。在其努力取得体制合法性和物质资源中，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常常被迫压制科学的实践－道德作用，或者政治作用。逻辑实证主义为此提供了最初的基本知识原理。在社会科学寻求体制上自主性的同时，它们发展起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议程。知识上的争论往往被当作纯粹与学科有关的分析或方法论问题来处理。因此，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元话语——其目的是裁定学科争论——的作用得到的扩展。当今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理论，通常被界定为一个独特的“专业”或专门知识领域，它关注的是其自身“独立自存的”认识论的、分析的和方法论的问题。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社会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元理论。

后现代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科学在体制上的这种成功，反过来却促成了对现代主义设计的批评。例如，社会科学对私人和公共资助机构——它们必然会影响社会科学——逐渐增长的依赖性，引起人们对其所声称的价值中立的怀疑。斯蒂芬·特纳的论文证明了20世纪的社会学家所实施的各种基础构想中的缺陷和矛盾。然而，他主为，尽管这些构想常常会引发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但它们也产生了元理论的论述，其唯一的参照点有时看来只是其他的文本，或对其他文本的论述。加之，将社会研究重构为一种纯分析模式，而剔除其实践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图，强化了公众对社会科学的晦涩含混的感觉。当社会理论想方设法为社会研究奠定基础，从而陷入元理论的混乱之网时，情况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部分地看来是对上述状况，以及对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无目的的唯经验主义，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同样无目的的唯理论主义之矛盾冲突的一种回应。在某种层次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刻画为一个使知识重获活力的运动。

当然，后现代主义并非第一个尝试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知识界重获新生。社会科学的历史读起来几如一场不断获得新生的戏剧。从孔德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到迪尔凯姆和韦伯对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试图综合古典传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交换理论和结构社会学欲取结构功能主义而代之的种种努力，由此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社会分析重获活力的愿望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母题。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对所有竞相对抗的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科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如下的观念，即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它对统一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议程提出了异议。它质疑现代主义的下述观念，即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社会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是，或应当是价值中立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强调了科学的现实意义和道德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主题是批判如下的主张：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证实。后现代主义者声言，真理的标准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和英美的社会科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如认知真理与道德和审美知识的分离，赋予认知真理以事实上的优先权，对命题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什么可被算作证据或事实所设立的种种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取得其一致性的。此外，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内部，就什么可以被算作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评价标准。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的标准。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看来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

后现代的批评超越了科学的一般历史语境。塞德曼(S.Seidman)赞同对科学所作的激进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他提出，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带有广义的文明，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而且带有其生产者身上更为具体的阶级、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印记。因此，建立一种一般理论主张的任何企图都得到了解构，或者通过其基本的概念和解释被显露，以揭示作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和旨趣。

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科学观，强调了社会科学的实践－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勒默(C.Lemert)指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不可避免地与认识论纠缠在一起。他辩称，社会科学的范畴和解释，必然会通过强调某些社会过程和赋予特定的群体和社会议程以特权之方式，来建构社会现实。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隐含于现实设计中的。它不是一个科学提供具有实际功用之知识的问题。相反，社会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策略，借此个人和群体可以促进其利益，寻求一种社会议程，或者争夺权力。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学。因而，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主要的权力。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科学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与经济、国家、家庭或者教会是比肩而立的。

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如下的社会研究形式，它们融合了明确的现实意图和道德意图，它们是随境而变的，并且受其关注焦点（当地题材优先于一般题材）的制约，它们是由叙事构成的，而不是表达了一般理论。

因而，塞德曼赞成将一般理论转换为融合实用道德利益的社会叙事。勒默则推介一种解构主义的社会探究模式。这种模式将显露虚假的概念封闭性，从而使我们集中关注话语的社会建构层面。然而，尼科尔森则对包容跨文化的、概括性的概念策略的后现代理论化作了辩护。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音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做法。后现代主义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维护科学理论对诸学科的后现代挑战引发了对其自身的批评。许多现代主义者并不承认不可能确立社会科学的基础。由此，产生了种种重新将理论建构为一种基础话语的努力，这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人则对后现代批评的后果提出了实践上和道德上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否会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告终？

其激进的去中心是否会怀疑任何理性的话语标准？拒斥一般理论设计是否意味着放弃一种明晰的分析和批评理论化程序，人们对此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之激进的解构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普遍范畴都是成问题的，或者是不合法的？其激进的历史批判是否会导向一种缺乏深层的分析理论化之批判冲动的描述主义。

一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未能把社会学理论化必须借助的构架上的相对主义与应用这些构架所产生的知识相区别。为了研究社会现象而选择某个框架，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因而很容易直接遭到后现代主义所怂恿的解构。然而，如果假定采纳某种参考构架，那么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取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在这一层面上，解构会直接导向唯我论。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太轻易地忽视了社会学中科学理论化的可能性。对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社会学批评认为，某种类型的一般（或概括性）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基本社会过程的累积性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产生。

柯林斯(R.Collins)显然持有上述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在抽象的层次上，集中研究基本的社会过程。他声称，有关这类过程的大量知识已累积了起来，但这种成功因实用的和意识形态的（即评价的）构架与科学的构架之间的混淆而被埋没了。实用的构架只能应用于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意识形态的构架（当我们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之）让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相比之下，科学的构架一方面能包容和连接其它的构架；另一方面，则能超越它们，以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因而，尽管遭到后现代的批评，柯林斯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乐观地找到了基础。

另一些人也作了类似的论证，尽管他们对有关设计的性质的构想迥然不同。达米科(D'amico)简略地分析了卡尔纳普的“框架相对主义”概念，随后又扩展至波普尔对世界1（自然物体及状态的世界），世界2（精神状态和行为倾向的世界）和世界3（客观思想内容的世界）的划分。他认为，通过这些概念，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可以吸收种种后现代的批评，而不必向特殊主义让步。

瓦格纳(D.Wagner)则试图理解这些框架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学理论化中的作用。通过吸取以前许多人（特别是罗伯特·默顿及理论建构的拥护者）意欲打通社会学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隔阂而未获成功之经验，瓦格纳从这些尝试中确定了几项教育。例如，可以不必结合一般框架或理论而推进理论的发展。然而，一般理论的确起着一种整合性的和指导性的目的，我们对此必须详加琢磨。

特纳(J.Turner)所阐明的立场可能比其他任何批评家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对这种立场作了重要的修正。在《实证主义的前景》一文中，特纳对演绎的严格性、可预测性，以及作为评价理论之标准的可证实性的重要性作了辩护。然而，他对这些标准的应用有所放宽：演绎理论化不一定依照公理；精确的预测很难奏效；最终的检验亦不可能。而且，他断然拒绝将理论作为一种归纳中立观察的过程。特纳与科林斯一起质疑了由现象学的唯我论和历史特殊论所引发的对这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许多批评。他指出，这些批评依据的是一种天真的科学本质观，因而丝毫不能阻碍实证社会理论。

连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迈向一种脉络化的社会理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一般科学理论化可能并非两极对立，但它们的确引人注目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的特性和目标的形象，尤其当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时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试图探寻这两种对立形象间的中间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研究者将某部分的后现代主义步骤视为是既定的，但他们亦试图超越那种批评，以恢复某种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化概念。

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些中间立场，取决于接受后现代主义哪些不同的层面，因而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质。例如，在《社会科学与作为话语的社会：迈向一种公民资格的社会学》中，理查·哈维·布朗赞成一种多元性的一般理论（尽管他是从一种截然不同于瓦格那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布朗认为，社会科学的话语揭示了一般理论的多元性：每种理论都是内在一致的、都拥有不同的基本隐喻、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旨趣。因而，实证主义的一般理论使用的是有机体和机械的隐喻，它的意识形态的旨趣集中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系。但这样一种理论并不足以处理个体社会世界的反省特性。

为了处理这一特性，布朗提出了另一种一般理论，它认为社会是由交往行动构成的。社会结构被视为由言语活动创造的一系列语言结构。例如，在经济分析中，货币建构（即意指）了价值，它并不代表（即传递）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对布朗来说，这种研究取向有几种优点：它包含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它敢于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道德政治功能；它有助于打破武断的政治界限。

阿罗诺维茨(S.Aronowitz)则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一般理论替代物。他辩称，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社会理论。它的关注焦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及消费主义的批判。批判理论提供了实证主义的替代物，而后者被视为是有助于社会支配的。

在《一般理论的张力：否定辩证法是万灵药吗？》一文中，阿罗诺维茨认为，批判理论如今需要进行重建。因为它的社会分析实质上使社会变迁变得不可能了。其观点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纯粹否定的和带修辞色彩的东西。阿罗诺维茨呼吁对批判理论进行重建，以形成既能阐明社会冲突，又能对其持一种批判姿态的一般范畴。

在选择建立一种更为灵活的一般理论概念的材料中，其他的中间立场多少有点折衷。卡尔霍恩(C.Calhoun)将一般理论看作一种传统的反省，它既关注应用的广度（普适性），又关注可用公式表达的定律般的陈述。在《文化、历史与社会科学中的特殊性问题》一文中，克莱格指出，有一种东西可作为这种传统关注的替代物。

他赞同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无论对价值观的差异，还是对差异的价值观都十分敏感）和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在他看来，理论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只能产生与特定时期相吻合的范畴和作为话语领域中的替代物的理论。然而，这样的工作，通过持久的跨文化和历史描述的努力，可以建立更普遍的理论基础。

依卡尔霍恩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内在产物。它对这种更一般的研究取向的挑战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为后现代批判所作的规范判断提供依据。其二，它将差异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反而践踏了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尽管后现代批判贡献很多，但究极而言只是社会学认识的贡献者之一。

此外，也许是重要的是，寻求共识的行为是中心目标。亚历山大认为，甚至解释哲学也是以如下的观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是非人格的、它采取了一种普遍共识的形式。因而，探寻基础，即试图创造共享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学研究活动的规范，对于这项理论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亚历山大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理论化具有坚实的基础，它们可能被置之脑后而不被理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基础，才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探寻。

继续对话

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今日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及其后裔的乐观主义（科学将会产生促进良好社会的真理）受到了某种抨击。科学与幸福和纳粹主义的关联，公众对医学科学和精神病学的不满，黑人、妇女和同性恋运动对科学的攻击，使众口一声、明明白白的启蒙运动的信念成了一种十足的天真。然而，科学依然拥有神圣的光环，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所常常求助的一种文化通货。毫无疑问，正是科学这种先是为左派，近来又为右派所指出的与社会的牵连及政治化倾向，推进了对科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当代论辩。

在学科之内，这种讨论通常采用一种认识论质疑的形式。如科学是否是一种独特的、享有特权的知识类型？何种知识类型是科学？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科学的运作方式具有社会性？学科内部对科学的询问因如下的发展而加剧了。科学在体制上的完善细化，以及它与诸社会制度和国家日益明显的关联使它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换一个视角来看，随着大学对迄今一直被排斥的人群——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能力不等者和老年人——的开放，有关科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科学的排他性对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学科与社会事务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相信，科学与社会相互牵连的意义—即科学怎么可能既是一种自称是客观知识的话语，又是一种型塑社会认同和规范性、制度性秩序的社会力量——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与其批评者的论辩的根基中。归根结底，它们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韦伯语）的论辩。
摘自楼上

⑵ 超文本文学和超文本小说的共同点，麻烦概括下，两百字就够😊

2张
超文本小说
语音播报，能听的网络！ 立即收听
超文本小说（Hypertext fiction）也称超文本文学，超链接小说。是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先锋小说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将文字、图片、影音片断及多路径进入的结构组成的电子文本。同传统的印刷小说文本概念相比，超文本小说事实上已超出了文学范畴，超文本小说是一种集文学、视觉艺术、音乐、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络于一体的新媒体艺术。
中文名
超文本小说
外文名
Hypertext fiction
别称
超文本文学，超链接小说
概括
是一种新媒体艺术
超文本小说简介
超文本小说是一种以网络为载体，以超文本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文学品类。超文本文学作品在文本内部或文本结尾设置有超文本链接点，提供不同的情节走向供读者在阅读时选择，不同的阅读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局，因此也称为多向文本文学。超文本文学着眼点在于读者的高度参与、自由发挥与即兴创造，使得“过去由于物质和技术的限制而受到阻扼的人的意志和欲望，如今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可以畅通无阻地宣泄出来了。”
超文本文学的出现，实现了德里达、巴特等后现代主义大师提出的解构主义文本理论。与传统文学相比，超文本文学具有非线性、互动性、开放性、非中心化和未完成等特点，对以纸质印刷文本为媒介的传统文学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

但是，真正给传统文学以颠覆性影响的，还不是超文本文学的存现形式，而是它的非线性文本结构。传统文学呈现出一种线性结构，以字、词、句、段、篇章、标题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每一页都编了页码。传统文学的情节通常完整连贯，一气到底。即使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品，淡化情节、消解情节，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为艺术想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它们仍属扁平的静态结构，缺乏厚度感和立体的延展性。超文本文学超越了个别文本的局限，将众多文本通过关键词的链接互联为一个树状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路径纵横交错，读者可自由选择路径进入文本。超文本文学将传统文学静态的封闭的线性结构转化为富有弹性的开放的网状非线性结构。非线性的书写系统代替传统的线性叙事，情节的原因和结果不再是严密的对应关系，文本内部结构松散，语意断裂，但又呈现相互关联和串通的特征。
超文本文学相对于传统平面印刷作品来说，具有革命性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超文本文学以非线性的书写系统代替传统的线性叙事，情节的原因和结果不再是严密的对应关系，文本内部结构松散，语意断裂，但又呈现相互关联和串通的特征。作家可以在文本的任何一个地方打断、撕开，开辟新的叙事路径；也可以在文本的任何地方进行缝补、接续，保持文本叙事上的完整性。其二，从叙事主体上，打破了作家对叙事权的垄断，有限度地将叙事权渡让给读者。读者可以有限度地决定情节的发展方向，参与作家的创作活动。第三，传统的文学创作规则被打破。在超文本文学中，任何文学故事的情节发展都是多重选择的，读者可以参与进去，可以选择，文学作品之中文字组织的种种既定的规则受到极大的破坏。

⑶ 文学可不可以属于文章 文章和文学本质区别什么文学可以很短吗

文学文本含义
文学文本，是指构成文学这种语言艺术品的具体语言系统，是传达人生体验的特定语言系统，包括诗、小说、散文和剧本等形态。
把一般的文学接受或文学鉴赏活动细化和深化，就是文学文本的解读活动，这是一个对文本的反映实现的过程，这是一个对文本加以改变，丰富的过程。
文学文本特点
文学文本除了有一般文本的共同性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1、文学文本总是指一种实际的语言系统。它不是指理想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语言结构，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这里的“个体”主要指具体的个人如作家，而“群体”则主要针对某些文本的集体作者而言，如远古口头文学、史诗的作者往往是一个群体，当代城乡民谣也总是出自群体之口。
2、文学文本要通过传达人生体验而表达相对完整的意义。它通过语言而呈现体验，但这种呈现的目的是表达某种相对完整的意义，或者说有足够的信息能让读者体验到一种相对完整的意义。如果其意义不完整，则不能称做文学文本。
3、文学文本有待于读者阅读和接受。如果它仅仅停留于作者头脑里，而无法由任何一位读者读到并感受到，则只是一种不确定心理过程，不足以成为文学文本。总之，文学文本是有待读者阅读的包含完整意义的实际语言系统。

文章体文本的含义
语文实用文，又名“语文文章体”。 要想说明文章体文本的特点，首先要先清楚它和文学文本的本质。区别文章体文本是和文学文本相对的一个概念，二者根本性的区别在于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不同；也体现了现代语言学科和语文学科的研究成果。
何为“文本”？在英语里是“text”,在词源上与编织物（textile)有关系；文本也可以说是一种编织物。
文本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指的是具有层次结构的能指系统，它由ECTs(entities that constitute text,即构成文本的实体）将特定意义传达给读者。这里所说的“能指”、“实体”有许多种，比如说建筑、舞蹈、音乐、绘画，各自的文本是由彼此完全不同的能指、完全不同的实体构成的。
如：文学文本，是具有层次结构的语言组合体，它用语言文字传达具有审美意味的情感，塑造具有审美意味的形象。
语文实用文（文章体）：何为文章体？文章体文本在语言符号方面的特点与文学性文本不同。
一般来说，构成文章文本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含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文章体文本在文本主题确定性上具有不可随意改变性，也就是说文章体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和主题。我们平常所说的实用文就是指文章体文本。
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看，文学文本与文章文本在语言符号性质和体系构成上有根本的区别，即：文章文本的语言符号的意义所指稳定，语言组织和结构安排的逻辑性加强了这一意义的趋中心化、单一化；而文学文本其语言符号和构成系统是自足的，意义呈现为多义和复杂状态。有些文学类文本，如寓言故事、童话故事和一些内容相对简单的诗词、小说和戏剧等，因为其文本语言的所指意义比较简单、明确，也同样可以纳入到“文章文本”之中。（《文本解读与意义生成》蒋济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语文学概念源于西方，英文是Philology，包含了“语”和“文”，“语”指语言，“文”可以指“文字”，也可以指“文章”、“文学”。因此语文学有三义，一是指语言文字学，一是指语言文学，一是指语言文章学（曾祥芹编.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1-5.）
由于文章体文本的内容涵盖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四方八象，无所不包，而其主旨内涵明确、具体，思想主题清晰、直白，所以它的思想内涵主要是促进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丰富学生的客观知识。

文章的体裁，一般人把它分做记叙文、论说文、抒情文、应用文四类。
(一) 记叙文：记叙文是记事文和叙事文的合称。记事文又叫做记述文，是把个人看到的、听到的或是想像的情形，将人物、地方或事物的形状、色彩、状态、情景、性质、效用、方法记述下来的文章。叙事文，又叫做叙述文，是叙述人物或事物的动作、变化，使人知道事实经过的文章。
(二) 论说文：论说文包括说明文和议论文。
说明文是解释事物、阐明事理、分析因果、说明意义，使人知道事物、事理或因果知识的文章。说明文虽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类文种，但若没有其他表达方式(如叙述、议论、描写等)的恰当配合，则无法圆满地完成向读者介绍事物、解释事理的任务；而从学习写作说明文的角度讲，如果能确切了解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在说明文中的重要作用，注意准确使用叙述、议论等方式来辅助说明，说明文就能写得有声有色，文采斐然。说明文实用性很强，它包括广告、说明书、提要、提示、规则、章程、解说词、科学小品等；
议论文是发表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的意见，列举理由和例证，来确立自己主张，使别人信服为目的的文章。这类文章或从正面提出某种见解、主张，或是驳斥别人的错误观点。新闻报刊中的评论、杂文或日常生活中的感想等，都属于议论文的范畴。
(三) 抒情文：凡是抒写个人的情感，如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及微妙情绪，如忧悒、颓唐、宁静、兴奋等心灵感触的文章，就叫做抒情文。
(四) 应用文：应用文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体，是人们传递信息、处理事务、交流感情的工具，有的应用文还用来作为凭证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应用文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多了。 所谓应用文是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为处理实际事物而写作，有着实用性特点，并形成惯用格式的文章。凡是人们日常生活上，为了处理公私事务所写的文字、文书，都属於应用文。常见的应用文如：书信、日记、便条、公文、契约、柬帖、启事、对联等等都是。

关于“应用文”的概念，目前并无统一严格的定义，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和书籍往往有不同的归纳和概括。学习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本质特征：
1.写作目的明确 应用文是为实现特定目的服务的，因此其写作动因与目的十分明确。
2.语言表达规范 应用文主要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适当采用一些古语词汇，文章的语言庄重、简洁、严密，这一点和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差异。
3.格式体例稳定 大多数应用文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通用格式和体例，这体现了其规范性和严肃性，撰写者在拟文时必须遵守格式体例的要求。
4.时间要素明确 应用文其所针对的事务一般是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因此执行时间、有效期和成文日期等时间要素非常明确。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定义应用文：应用文是各类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人在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等社会活动中，用以处理各种公私事务、传递交流信息、解决实际问题所使用的具有直接实用价值、格式规范、语言简约的多种文体的统称。（参见韦志国主编《实践技能训练应用写作》一书）
应用文的主要用途是：
1.传递信息 2.处理事务 3.交流感情 4.用作凭证
应用文的特点
一、实用性强 应用文在内容上十分重视实用性。它是用来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二、真实性强 “真实”是文章的生命，一切文章都要求具有真实性。对于这一点，各类文章要求不同。它反映的情况、问题，叙述的事实 是客观存在的，发布、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是确有的，不能经过任何艺术加工。
三、针对性强 它根据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具体业务、不同的行文目的，选用不同的文种。
四、时效性强 应用文在传递信息、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取得好的效果，必须注意时间、效率，讲究时效性。一般来说，应用文往往是在特定的时间来处理特定的问题，尽快的传递相关信息，因此时效性很强。不及时发文，拖拖拉拉，或时过境迁再放马后炮，使信息失败，就会失去其实用价值。
五、格式化比较固定 应用文有其惯用的外观体式和主体风格。有不少体式 是社会长期约定俗成的，也有一些体式由国家统一规定，如公文。还有一些应用文格式比较简单。不论体式如何，都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发挥它的工具作用。

⑷ 网络文学如何达到质量与市场价值双赢

近几年，IP改编影视作品成为了影视行业的一大潮流。在这些IP中，网络文学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算起，网络文学已然走过20年历程。

迄今为止，网络文学已拥有超过1300万的注册作者、超过3.78亿的读者与超过1600万种的作品。从被认为“一群年轻人写着玩”难登大雅之堂，到今天众多力量争夺网文IP加以改编，网络文学所蕴含的意义十分深远，甚至与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背景和互联网的发展紧密关联。

从整体上来看，网络文学的出现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需求。若是因其在文学作品的深度与思想方面不够就加以否定大可不必，彼时四大名著也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作品，可如今依然被人尊奉。如果资本、传媒与社会能给予正确的引导，网络文学应该能够走上相对规范的道路，成为一种质量更高的文学形式。

⑸ "八十年代后"作家的定义和概念评述是什么

近二十年来，“纯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且改写了中国的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有效地控制了具体的文学实践，同时，也有效地渗透到了文学批评甚至文学教育之中，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可能漠然视之。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产生、兴起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的控制，都留下了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痕迹。因此，在今天，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重新辩证，实际上亦暗含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新认识。而对一个概念的辩证，也就自然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叙述，一种对思想源流的追溯与描写。

1，一个移动的能指

近二十年来，在我的记忆和阅读印象中，尚未见有人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作过完整的明确的定义，这似乎也暗合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惯常的现象：愈是所指模糊的概念，愈能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在我们进入文学史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某些概念本身有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语词，一个“移动的能指”，或者说作为“一个叙事范畴”，是当代文学依靠“纯文学”这个概念究竟讲述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因此，把“纯文学”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如杰姆逊所说的“对未来作考古学的发掘”。2

“纯文学”概念的具体的产生时间，现在还未有人作专门的考证，但是可以大致的确定在八十年代初期。而这个概念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倒是正如李陀所说：“‘纯文学’这种说法在中国出现并且存活下来，这有一个七十、八十年代之交的特殊历史环境，那就是：‘文革’刚刚结束，非常僵化的文学教条还严重地束缚着文学――比如‘文艺从属于政治’，文学一定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从样板戏里总结出来的‘高大全’等等，这些‘艺术原则’都成为不能违背的教条，成为文学‘解放’的严重障碍。在那种情况下，作家只有冲决、抵制、批判这些文学教条，写作才能解放，才可能发展一种新的写作。‘文革’以后，最初是‘伤痕文学’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喜欢，批评界当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发展（所谓‘新时期文学’）把它看成是‘拨乱反正’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具有非常的创新意义。但是我一直对这种写作评价不高，觉得它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的一种潮流，它没有提出新的文学原则、规范和框架，因此伤痕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旧’文学（我这些看法后来在《1985》这篇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论说）。由于当时主流批评家们对伤痕文学的评价非常高（现在也还有人对它评价非常之高），而对此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也不是我一个，于是围绕着‘伤痕文学’就有了很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到1985年前后尖锐化，对八十年代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新潮批评’也由此而生。”3韩少功也认为：“‘纯文学’的定义从来就是含糊不清的。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纯文学’意念浮现是针对某种偏重宣传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文学’，到后来，主张自我至上者，主张形式至上者，主张现代主义至上者，甚至提倡严肃高雅趣味从而于地摊读物保持距离的作家，都陆续被划入‘纯文学’一类――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别”。4作为当年“纯文学”运动的当事者，李陀和韩少功的说法大致可信。

概念的意义常常产生在事物的对立之中，正是由于所谓旧的文学的存在，“纯文学”才有可能在文学史上获得它的合法性地位。因此，所谓旧的文学的存在正是“纯文学”概念在当时赖以成立的先决条件。而李陀所谓“旧的文学”实际上指的是那种把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圣化的僵硬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在七、八十年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直接派生出“伤痕文学”、“改革小说”等等“问题文学”。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就具有了相当强烈的革命性意义。这一意义在于，它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瓦解甚而颠覆，在“形式即内容”的口号掩护下，写作者的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的创作自由。而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使“纯文学”概念不仅得到了文学实践的强力支持，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实践的向前发展，正是在这一现代主义运动中，“纯文学”借助于现代哲学、美学以及心理学，得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转向一种内心叙事，即当时所谓的“向内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手段。而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纯文学”概念的这一叙事范畴，在当时成功地讲述了一个有关现代性的“故事”，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普遍性、爱，等等，都经由“纯文学”概念的这一叙事范畴，被组织进各类故事当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纯文学”概念正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在叙述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困境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应该承认，在八十年代，经由“纯文学”概念这一叙事范畴而组织的各类叙述行为，比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它们的反抗和颠覆，都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正统的文学观念的地位。并且为尔后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艺术空间。然而，我们还是不能把“纯文学”概念仅仅放在文学领域进行考察和辩证，这样的话，就会低估这一概念在当时的革命性意义。如果我们把福柯的“话语”理论引入对“纯文学”概念的分析之中，就会发现，在话语冲突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一种权力斗争。作为“新启蒙”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纯文学”概念的提出，一开始就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权利要求，这种要求包括：文学（实指精神）的独立地位、自由的思想和言说、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对极左政治或者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要求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开放，等等。所以，在当时，“纯文学”概念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就是一种文化政治，而并非如后来者误认的那样，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当时文学能够成为思想先行者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八十年代，“纯文学”曾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正如南帆所说：“如果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已经被圣化，如果曾经出现的历史业绩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牢笼，那么振聋发聩的夸张就是必要的。如果文学之中的社会、历史已经变成了一堆抽象的概念和数字，那么，个体的经验、内心、某些边缘人物的生活就是从另一方面恢复社会、历史的应有涵义。如果武侠小说、卡通片、流行歌曲和肥皂剧正在被许多人形容为艺术的全部，那么，提到‘纯文学’是另一种存在又有什么不对？……‘纯文学’的概念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网络之中产生了批判与反抗的功能。这个概念从另一个方向切入了历史”，5同时也帮助知识分子确立了自己的批判立场。

不过，也正如南帆所说，在“纯文学”切入历史的时候，历史的辩证法也在同时启动，“这个概念很快就敛去了锐气而产生了保守性”，“‘纯文学’开始被赋予某种形而上学的性质。一些理论家与作家力图借用‘纯文学’的名义将文学形式或者‘私人写作’奉为新的文学教条。它们坚信，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这个时候，‘纯文学’远离了历史语境而开始精心地维护某种所谓的文学‘本质’。电子传播媒介、现代交通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将世界连为一体。种种新型的权力体系已经诞生。历史正在向所有的人提出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然而这时的‘纯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域。文学放弃了尖锐的批判与反抗，自愿退出历史文化网络。‘纯文学’的拥护者不惮于承认，文学就是书斋里的一种语言工艺品，一个语言构造的世外桃源。先锋文学的激进语言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解构已经为漫不经心的语言游戏替代。这与艺术之中的其他领域一致――所有的拼贴或者即心的恶作剧都有理由自称为先锋艺术――没有深度，没有什么涵义，不必与那些纷杂的历史文化发生深刻的联系。……”等等。6

一个概念必须依赖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一旦时过境迁，这个概念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外延和内涵，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教条，只有那些本质论者才会顽固地认定这个世界上存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事物本质。同样，当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当初“纯文学”概念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的历史语境也已发生极大的变化（比如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圣化），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自囿于“纯文学”概念，并且拒绝历史新的“召唤”，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的教条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纯文学”这个概念产生的同时，已经预设了一种理论上的保守可能。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新启蒙”运动的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知识分子无疑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同时，也培养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而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孕育出一个相对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新兴的利益集团。7然而在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尚是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不仅他们的坎坷遭遇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权利要求，比如对现代化的憧憬、对人性化生活的向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对极左政治的反抗和拒绝，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吻合了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从而与社会的大多数阶层结成了一个利益同盟，这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在当时是非常隐晦、曲折地传达了某种时代精神。即使其中较为激进的“先锋文学”，由于它对意识形态的激烈的破坏和解构作用，也仍然拥有一定的革命性意义，这也是“纯文学”能获得社会支持的原因之一。只有到了九十年代，种种新的权力关系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分层，利益要求与权力要求也开始分散化，八十年代的社会同盟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者作为一个阶层，也已经很难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当“纯文学”继续拒绝进入公共领域，在更多的时候，就演变成一种“自恋”式的文字游戏，同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这个八十年代的著名口号，因其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虽然夸张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文学主张，但是一旦失去其反抗前提，也就自然转化成形式至上或者技术至上主义者，而其保守性也就愈加明显的暴露出来。

对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于现代性的有力支持，而在“纯文学”这个叙事范畴中，现代性不仅表述为一种具体的西方想像（包括对西方现代理论的过度迷恋），同时还转化成一种本质化的思维方式，比如习惯于把概念抽象化和普遍化，而不是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和辩证。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能力和思想能力，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日益精英化以后，更加阻碍了他们继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尽管现代主义为“纯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抗现代化的文本实践（这在“寻根文学”中可以找到某些蛛丝马迹），但是，现代主义在其本质上又是与现代化共存并且认定了它的美好未来，因此它的反抗又只能是不彻底的。而这种在现代性的召唤下形成的“集体性”想像，在今天，遭遇到了现代性所可能遭遇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个人、自我、主体性、自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等。而正是这些话语，构成了“纯文学”概念的衍生物――“回到文学本身”。

2，什么是文学本身

在八十年代，曾经流传过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对什么是“文学本身”的一个极为形象的概括。在当时，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不仅形诸于文字，同时还渗透到大学的课堂教育或者即兴演讲之中，以致于至今仍有不少年轻人记忆犹新。8

而在被文学这驾马车卸下来的东西当中，意识形态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作一简单的历史化、阶段化处理，就会发现它所指涉的内容极为复杂。在特雷西时代（据说是他发明了这个词），意识形态被用来命名为一个新学科――观念学。而在半个世纪以后，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使用了这个词刻画一种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的观点），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结果，是一种“虚假意识”或者“错误观念”，而它注定是要被科学取代的（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观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认识。曼海姆则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了进一步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并且认为乌托邦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丹尼尔·贝尔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失望情绪，进而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他这样说的时候，想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正让位于一种温和的、非意识形态的、基于对政治局限性认识的自由主义。9可是意识形态并未如丹尼尔·贝尔所想像的那样已经终结，而是在当代理论的重新解读下，展示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在有关意识形态的种种新的解释中，阿尔都塞给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的想像性关系的再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整体感是一种想像性功能，并且与理想自我联系在一起。这一说法显然存有精神分析学说的痕迹（比如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10，尤其是拉康理论。杰姆逊在介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时，虽然坚持了“阶级”的概念，“没有阶级这个概念便不可能有意识形态的观念”，“意识形态是个中介性概念，是辩证法所说的个别与一般事物之间的中介。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个体性与集体性两个层次，或者是群体意识，或者是阶级意识。”11不过，意识形态中的个体因素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齐泽尔在拉康的影响下，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而且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意识”，而是一种“社会存在”。这样，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行为和“实践”。12这样，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相反，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所包围。就象杰姆逊在介绍阿多诺时所说的，“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出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13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功能也依然存在，因为意识形态毕竟为人类体验世界提供了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会失去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所不在”，使得文学事实上无法非意识形态化，相反，如果真有“文学本身”，那么，这种所谓的“文学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场合”。

不过，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意识形态不会有如此复杂的认识。那个时候，我们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控制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同时也控制了文学写作，使文学仅仅成为某种政治主张的简单的“宣传机器”，而所谓的“再现”，只是再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图像而已。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当时“纯文学”强调的“非意识形态化”显然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它借此拒绝了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从而使文学得以独立地表达当时时代的声音。14可是，我们同样可以说，这种拒绝本身亦是一种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就是在个体和现代化之间，重新确定了某种想像关系，也就是“人的现代化”（个性解放、自由、权利等等）。而要实现这种“人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消解意识形态这种“错误意识”对人的控制。这样，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断裂”，以往的历史很轻易地被处理成为一种“荒谬”，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笑话”。而在“意识形态终结”的背后，正是现代性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最后确立，所有对未来的想像最后都指向现代性，指向“进步”和“发展”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而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学），都只不过或者只能是对现代性“母本”的复制。这些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宿命”，由于放弃了对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因此，一方面是对现实的激烈解构，而另一方面又自动放弃了新的历史乌托邦的想像甚至冲动。先锋文学就明显表现出如上两种特征。15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片面和简单化的理解，实际上使我们逐渐丧失了“去蔽”和“乌托邦”的这两种能力。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面对市场、资本、商品等等新的社会现象，都只能持一种道德化的批判姿态，而没有能力认识到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是一种新的想像关系的确立。而“去蔽”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我们“乌托邦”能力的丧失。当我们以现代化（西方化）为唯一的未来蓝本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乌托邦”资源的枯竭。而当我们无法确定自己和现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关系时，我们也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当各种意识形态都在运用自己的“说服－训练”功能，以使自己代表的事物“合法化”时，“纯文学”又在或者说又能够做些什么呢？16

而就在“纯文学”强调非意识形态化时，另一种与此相应的说法也随之产生，这就是所谓“原生态的生活”。什么是原生态的生活，这句话在今天看来语义上显得非常含混，但是在当时却的确为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想像空间。这是因为，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错误观念”的形态出现时，就会掩饰、遮蔽和篡改人的日常经验，而文学相对提供的也只能是一种虚假的生活图像。因此，所谓“原生态的生活”，实际上是为写作者打开个人的记忆之门而提供的一种理论支持，并以自己的日常经验对抗和消解作为“错误观念”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一说法本身却又相对隐藏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它默认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存有某种可以在意识形态之外独立存在的“本真”的生活，因此，生活是需要寻找的。这一说法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纯文学”日渐轻视我们直接置身其中的现实的日常生活，而把想像力更多的投注于内心，这样，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纯文学”和社会存在的疏离，同时也使“纯文学”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而另一方面需要追问的是，个人的日常经验究竟是怎样浮现到我们的意识表层，而这扇记忆之门又是如何被打开的？实际上，即使是“原生态的生活”，也来自于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持，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回应方式。我们只要读一读八十年代的作品，就会发现围绕“原生态的生活”展开叙事的，大都是“个性解放”这样一类日常经验和生活要求。这里，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1999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学》日常工作时，曾经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城市地图”的栏目，当初为这个栏目撰稿的作家年龄许多都在45岁左右。也许是受其个人经历、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提供的是一个历史的、底层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以后，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高尚地区”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频频出现，而其所提供的场景、人物、情节等等也时有雷同之处。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这些区域，而其个人记忆也未必都能由这些生活概括。显然，在选择生活的背后，正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些作家所接受的，正是当下媒体制造并提供的一种生活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并没有绝对的“原生态的生活”。问题只在于我们用什么来使自己的日常经验浮现到意识表层，并打开个人的记忆之门。

当然，我们不能把“纯文学”的“退出社会”完全归之于“历史终结”或者“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影响，这样，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还存有另外一些因素，比如说某种政治高压，17八十年代同样存在着思想斗争的残酷性。而正是这种残酷性，迫使作家开始回避现实，而强调审美的重要性。但是，现代性的影响痕迹也是同样明显存在。正是对“自我“的过于强调，而使文学日渐轻视和疏离国家、社会、群体等等这样一些概念。

有关“自我”在当代文学中的确立和发展，已为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论及，韩少功就曾这样认为：“‘自我’似是‘纯文学’诸多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我曾经也十分赞同文学家要珍惜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反对写作中那种全知全能的狂妄和企图规制社会的独断与僭越。我至今以为这种说法一般说来仍然有积极意义”。18而文学也因为“自我”而同时发现了另外一个与之相应的概念――“主体性”，围绕“主体性”这个概念而展开的各种叙事活动，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中，主要是“个人主体间为赢得承认而展开的斗争”19。由于当时的这一“自我”大都含有弱势背景，因此在文学中尽管以“个人主体”的形象出现，却又具有相对的群体性（比如早期女性文学的杰出文本《同一地平线》）。但是，“自我并非与生俱来，而只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过程，只能产生于公共群体之中”。因此在“纯文学”退出社会之后，“自我”就逐渐演变成一个封闭的概念，“‘自我’说确实在一些作家那里诱发了自恋和自闭，作家似乎天天照着镜子千姿百态，而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比如闹出一些咖啡吧加卧床再加一点悲愁的标准化配方”。我近年在审读小说来稿中也发现，越是接近“私人化”写作标准，作品越是趋于雷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自我中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是一个对“他者”殖民化的过程，其结果必然造成一种精英心态，“‘自我’甚至成为了某些精英漠视他人、蔑视公众、仇视社会的一个伪贵族的假爵位。臆必固我的偏见乃至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都是在这一说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个新旧权贵自我扩张资源越来越多于平民的资本自由化时代，这种倾向会产生什么样的人品和文品，当然不难想像”。20

这样，在国家、政治、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等等都被从文学这驾马车上卸下来之后，文学这驾马车上还剩下些什么呢？是自我和主体性，还是审美和诗意？这时候，有两个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是海德格尔和博尔赫斯。我们从“林间小路”上找到了“诗意的栖居”的文化装饰性，而博尔赫斯的书斋写作则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知识借口。但是，谁知道我们是在多大程度上篡改和阉割了这两位作家和哲学家。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文学退出社会拒绝现实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种对世界的建构愿望，这种愿望来自于人性是一静止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于是，在文学中，欲望、个人、主体性、权利、性、无意识、自由等等概念的组合就相应建构起一个新的世界，而自我的同一性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虚幻的情景中得以完成（现在，这种虚幻性正在向大众文化转移，“人性化的空间”、“人文关怀”等等诸如此类的字眼充斥于各类广告之中，而文化工业的从业者，有许多正是当年的文学青年）。而在这种情景中完成的自我同一性就显得相当可疑，它同时也造成了现实中价值――事实之间的辽阔距离。当文学沉迷于这个世界并且认定它就是真实的存在本身时，实际就压制了“关于历史的思想的作用”，也就就此失去了把握永恒变化着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

3，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梦想已经破灭，世界并未能如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完成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的统一，历史的辩证法仍然存在，“幻想人性会剧烈的改变，现行制度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只不过是胡思乱
回答者：bbqmow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2-30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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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指对于一种既定事实的概括和总结。而在文学创作领域，总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创作倾向、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价值观念等，由于达到了一定规模，造成了一定影响，从而被大多数人认可，赋予其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成为一个"文学概念"。

文学概念，过去是经过很多作家的创作实践，逐渐被评论家和读者认识到，且被后者总结而成的，即先有作品，后有概念。如今，随着对作品包装和炒作的日渐深入，文学概念和文学作品的出现顺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作品还未进入读者视野之前，已经出现了完整的策划方案，先打出该书体现（具有）某某文学概念的旗号，然后借此吸引读者，购买而后阅读。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时光已经流逝近三十年，文学创作经由稀稀落落的小草终于成长为今天郁郁葱葱的丛林，所经历的文学概念，恒河沙数，正好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我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大而言之，这是一种从思潮到

⑹ 《金锁记》的主旨及结尾处的意蕴，结合小说分析

这篇《金锁记》尤其明显，单从技巧上来说，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红楼梦》的影子来。比如人物描写方面。写七巧，小说一开端并不直接就写，而是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话点出，把这个家族的人物关系和大致的情况都交代清楚，这和《红楼梦》借冷子兴贾雨村之口道出荣宁二府的兴衰故事一样异曲同工。

晚年的七巧不断的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不幸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

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几近心理变态了……整篇小说，从表入里，从正到侧，手法如此奇妙，七巧在张爱玲笔下，已然不是纸上人物了，而是写得活了，这样的功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创作背景

张爱玲的写作生涯是从1943年的上海开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本就是一个浮华的洋场社会，战争的阴云又给它增添了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气息。十里洋场，华洋杂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杂糅在一起，显得光怪陆离。

这就是张爱玲写作《金锁记》时的上海，价值虚无，物欲横流。同时，战争与死神又近在咫尺。人性恶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锁记》正是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它既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也掺杂了作家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

⑺ 有看过小说 人间失格 的吗说说你们的理解。

《人间失格》书成当年，太宰治旋即投水自尽。这部遗作，也因此在太宰的作品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认为是作家一生遭遇与心路历程的映射。史铁生曾说过：“写作者，未必能塑造出真实的他人，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这话用在太宰治身上可谓恰如其分，纵观他的各部作品中那诸多角色，不啻为他自己的无数分身。而在《人间失格》里，这种自我写照实在过于明显，以至于对太宰治略有了解的读者根本无需分析，就可以看出书中主角“大庭叶藏”其实就是“津岛修治”，亦即作者本人的化身。书中以叶藏独白道出的经历，与作者本人的人生重合度之高，令这部作品也被冠以“自传体小说”之名。鉴于其“遗作”的特殊地位，本书可看作是太宰治本人对自己人生的某种“总结”，窥探其内心世界的最后机会。在本书中，作者依旧一如既往地描写了一个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角色的挣扎与沉沦。而若要问本书与太宰其它作品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或者“相同之中的些许不同”是什么的话，恐怕只能说，本作是刻画太宰治“丑角精神”最深入、最全面也最彻底的一部作品。

所谓“丑角精神”，就是在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时，一味屈从对方的要求，为取悦他人不惜自己戴上“小丑”的面具，以刻意的出乖卖丑，耍宝搞笑来与他人同一化的行为趋向。书中主角叶藏，从小时候起就懂得用假装的笑脸博得家人欢心，为讨好父亲而故意索取自己并不喜欢的礼物，学生时期在众人面前的搞笑表演，这些都可说是“丑角精神”的表现。仔细回想的话，也许我们在学生时代乃至当下的生活里，也曾遇到过类似行为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也曾多少扮演过“丑角”。这种行为背后蕴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一般而言，在过度趋同，即强调“社会人”的同一性的社会中，个体的自我个性会经历“同化”过程，即抹去自我中过度特异的部分而使其成为更“适应”社会的存在。乍看之下，“丑角精神”也是这种同一化的表现，然而其内在却大有不同，因为“丑角”本质上只是一层伪装，是从本体剥离出来的“人格面具”。其存在目的，不是消弭自我求得同化，而恰是隐藏那个与众人“相异”的自我。早在孩提时代，当其他孩子还在对世界予取予求的自我中心化阶段时，叶藏（或说太宰）就已经敏感地感知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并对这种可能带来孤立和疏离的差异而深深焦虑不安，充满了对外界和他人的戒惧感。“对于人，我总是恐惧地颤抖”。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早熟？是身为贵族的父亲的过度严厉？是因为“纽带”作用的母亲的缺位？还是津岛家淡漠的人情？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但其结果却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年幼的太宰就此学会了戴上“丑角”的面具，“将那份忧郁、神经质一股脑地隐藏起来，努力伪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逐渐成为一个娱乐他人的怪胎。”

这种伪装一直持续到学生时代的末期，期间虽说有过险些被揭穿的经历，但大体还算涉险过关。然而，随着“踏上社会”日子的日益临近，“丑角”面具的崩塌却也难以避免。一方面，“丑角精神”虽然是为了求得同一，但却并不是真正改造自我的社会化，而是千方百计的隐藏保护真实的自我。在太宰的内心，虽然时刻因为与他人的不同而感到恐惧，但同时却又执着于这份不同所带来的优越感，无论是“背负灾祸”、“贵族精神”还是“选民意识”，都是这种优越感的体现。在《乞丐学生》中，他甚至说出了“只有具备优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这一明白无误的话语。从这一点上，太宰治其实就是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在保留自我的斗争中不愿彻底放弃的人”。可是要取悦一两人还算简单，这伪装要骗过“世人”众目又谈何容易？因此，他始终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反而是反社会的革命团体更能令他安心，“不合法，对我来说有点好玩。说得更明白点，这让我心情大好。世界上所谓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另一方面，“丑角”的面具虽然与他人建立了看似正常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建立在伪装的人格之上，其本身也是虚假而脆弱的。这也导致真实的自我从未真正向外界敞开心扉，因此尤为恐惧与他人联系所带来的伤害。虚假的外壳挡住了可能的伤害，但也挡住了温情与关怀，让本体变得愈加怯懦无助。亲情、友情，甚至男女之情，都成了提防戒备的对象。即使与同为孤寂之人的女性共度一夜而带来的幸福感，也会在第二天一早烟消云散，不得不变回那个轻浮的丑角，那个“连幸福都害怕”的懦弱者。因此，“丑角”看似与外界保持联系，实则与自闭症患者一样，都是将自我隔绝于这个世界，以维护自我完整性的人。因此，这种“丑角精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再怎么努力，叶藏最终仍然成为了一个被社会排斥疏远的“边缘人”：自杀未遂、被包养、酗酒、吸毒、肺结核病……太宰以颓废的行为将自己从这个社会放逐，既然扮演丑角已经难以取悦“世人”，那就干脆主动向边缘滑落，以保全自己心中那份仅剩的骄傲。

叶藏说，他是用“丑角精神”作为对人最后的求爱，可他其实根本不会爱，因为他缺乏袒露自己内心，或是探视他人内心的那点勇气。“他人即地狱”，在他的眼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放浪形骸的日子里，他索性不再寻求人与人的联系，反而不再如履薄冰。可这并不能减轻他对别人的恐惧感，直至良子的出现才令此状况有所改观。良子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写照，一个“完全信任他人”，“如神般的纯真”的人。这个宛如耶稣基督般的存在，对于无法信任他人的叶藏来说，无疑是整个世界中唯一能够令他安心的治愈之所。太宰在自己的人生中是否遇到过良子的“原型”？是为他殉情而亡的田边，还是曾有夫妻之实的小山，亦或是最终与他共赴黄泉的山崎？也许我们终究无从得知，但这无疑是他的精神救赎。然而，社会的恶意和伤害却打破了他的幻想，良子因为轻信而被无良商人奸污，标志着希望和救赎的破灭，以及主人公的彻底绝望与沉沦。最终，他成了“精神病人”，“疯子”，“人间失格”者（丧失为人的资格者）。这是否也是太宰治本人后半生精神追求的缩影呢？完成本书后的自杀，是否是保全自我，并重新获得世人肯定的唯一途径呢？因为，也唯有在他人的记忆里，“我们所认识的阿叶非常率真机灵，若是不喝酒，不，就算喝了酒，也是个像天神般的大好人呢。”

太宰治生活的日本，是一个旧道德秩序和集体主义依旧盘根错节的社会，我们并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然而，今天我们阅读太宰治的作品，却并没有太多隔阂感，反而能够生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共鸣。这恐怕是因为，如今的后工业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压抑乃至抹杀个体自我以使其“适应社会”的病态时代，身处其中者若是想要保留心中那个自我，便也一样面临如太宰那般被边缘化和“人间失格”的危险处境。在这种挣扎之中，我们也许并没有成为大庭叶藏那样的“丑角”，但在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一个懦弱却又渴望实现的自我？太宰治看似全为自我描写的文字，却唤醒了读者那沉睡而濒临消失的真实灵魂，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精神处境。这，也许就是太宰文学在如今依旧能够虏获读者的原因所在。

⑻ 微博微小说大赛或将改写网络小说格局

由微博举办的“微小说大赛”开赛至今一个半月，参赛作者累计达到了8000+，参赛作品达到了17600+篇，所有参赛作者发表文章字数已经达到了1亿2千万，作品累计阅读总量突破了1.8亿。
与此同时，微博话题互动量超过1千万的作品达到了9部，而单本书头条文章阅读量突破百万作品共记26部。#微小说大赛#相关话题的互动量更是突破了9亿大关。我们能从这些庞大的数据中读出什么？
“微小说大赛”颠覆了传统文学网站的推新、推优模式，在文学内容生产领域开拓出一片蓝海。“微小说大赛”所创造的数据神话，也是传统文学网站难以做到的，或者说要做到则需要花费上倍的成本代价。
由于“微小说大赛”依托于微博的社交力量，因此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奇怪，相比于传统的小说文学平台，微博天然拥有作者、读者、二次传播、名人借力、IP打造等等诸多优势，因此此次的“微小说”大赛很可能是撬动全新小说市场的第一步，以下进行逐一分析。
一，天然坐拥的作者与读者
从资讯内容到视频短剧，2016年已然成为内容争夺的元年，上半于今日头条、天天快报、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广告战铺天盖地，此外阿里收购豌豆荚，UC推出的公众号和网络推出的百家号，也正是出于内容的渴望。
圈住内容，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圈住能够创造内容的作者，这些平台归根到底还是在圈作者。在小说领域也同样如此，微博与传统的起点中文网模式不同，后者需要自己去不断寻找并拓展能够创造优质内容的作者，但由于微博是一个全民性质的产品，因此微博天然拥有着海量优质作者。
有了作者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读者才能够将真正优质的作品进行客观评选，并且让作者也同样获得更多的粉丝关注，进而产生更多的写作动力，而微博则同样天然拥有读者。
从大赛参赛作品方面看，参赛作者姬流年的作品《南山南》获得高达563万的曝光量。另外一篇小说《醉宇灵渊》的话题互动量则达到了1000万，话题总曝光量达到2.7亿。
因此，“微小说”大赛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不用面临“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困扰，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在此次大赛的运营上。
二，小说领域大V红人借势
任何文学类大赛活动初期都需要邀请明星作者造势，这点又正是传统的文学网站弱势，很多名人都并非某个平台的作者，而他们充其量只是给比赛代言，更不会长期的留在该平台与用户互动，因此能够达到的造势目的并不高。
但是新浪微博却天然聚集了各个领域的顶尖成名作者，这些成名作者通过转发“微小说大赛”活动，则可以为潜在的年轻作者们提供直接的鼓励与肯定，而又由于这些成名作者也都长期活跃于微博，因此他们可以直接将粉丝带入到该活动中，为整个活动添砖加瓦。
此次“微小说大赛”邀请了近200为知名作者的参与，包括知名的“唐家三少”、“南派三叔”，“江南”，“张小娴”，“沧月”，“咪蒙”.....在活动初期就立即带来了2千万的活动曝光，为整个活动拉开了很好的序幕。
三，微博自带二次传播路径
对于传统的文学大赛来说，要让用户为自己喜欢的作品投票，都只存在单向投票互动，用户投完票就走了，只能形成单对单的一次性互动。而就算有分享机制也并不能很有效的带来二次投票机制，每个新用户的注册成本就足够高，因此，传统的文学比赛都只能依赖于平台的单点互动，并不能形成很大的效应。
而新浪微博此次的“微小说大赛”则形成了全网的效应，由于微博拥有3.27亿的注册用户，因此基本上网的网民都已在其中，不需要再注册任何账号即可参与该活动，进行写作或者投票转发，其次更为关键的是新浪微博自带二次转播，这就能够形成用户之间的自然扩散，让优质的作品通过用户之间的去中心化网络传播，属于自然扩散，这是传统的文学比赛所无法比拟的。
据官方统计，参赛作品衍生话题总量高达134亿+，这正是受益于新浪微博的二次传播。
四，从小说到IP的全新路径打造
目前“IP”成为了全民新热点，通过热门小说所衍生的电影、电视剧开始大受追捧，例如此前的《寻龙诀》、《九层妖塔》、《琅琊榜》、《甄嬛传》再到近期的《青云志》、《盗墓笔记》，均是有着知名的小说作为背书，因此受到了资本与观众的热捧。
而微博本身又天然是明星、电影、电视剧这些娱乐话题的聚集平台，微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网名们获得娱乐信息的第一平台，而网民们也热衷于关注明星的第一时间的发言，因此有着无穷多的玩法可能性。
举个例子，当年《甄嬛传》在直播的同时，新浪微博同时为剧中的中的“雍正”、“甄嬛”、“华妃”、“温太医”等虚拟角色纷纷加V认证开微博，而这些角色也根据最新的剧情在微博上争风吃醋打情骂俏，这种极为有趣的形式引发大量用户的参与关注。
而微博可以衍生的娱乐行为也远非虚拟人物的互动，其还有着短视频APP“秒拍”，直播APP“一直播”的融合，而目前明星们都也已经纷纷入驻秒拍与直播来与粉丝进行更多的互动。
另外，新浪微博作者认证，打赏机制、以及与淘宝的打通等等又为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变现路径。
以上，从虚拟人物到短视频到直播，再到各种辅助措施等等，均为小说创作到IP实现提供了最佳路径，再加上微博属于阿里系旗下，而阿里系又同时拥有者优酷土豆，以及对华谊兄弟的投资，未来的全新IP很可能从此次的“微小说大赛”中诞生，值得我们期待。
结语：
本次新浪微博的“微小说大赛”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新浪微博作为一个国民性的泛娱乐平台，其天然拥有作者与读者的优势，再加上新浪微博本来就是文娱阵地，再加上背后阿里系的支撑，新浪微博做小说文学有着极其强大的后发优势，不仅先天聚拢了作者与粉丝，还为后期小说向IP的进化铺平道路。
此次的“微小说大赛”，可以看成是新浪大力进军网络小说领域的第一步，此后或将开启更大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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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人体内脏工作时间

人体内脏生物钟工作时间提供给朋友，对养生保健很有益。

1. 卯时（ 5点至7点 ）大肠经旺，此时段由于人体血液精华较集中于大肠，因此大肠的蠕动能力以这时段最有利于排泄。
2. 辰时（ 7点至9点 ）胃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全力支援胃腑来帮助消化，把人体于卯时所吃下的食物加以加工制造，是人体一天中最有利于消化。（不原吃早餐的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劝君一定要吃早餐，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
3. 巳时（9点至11点 ）脾经旺，人体血液精华较集中于脾脏，以利脾脏将已消化过的食物机转为离子，才能透过小肠壁进入血液,所以有利于吸收营养、生血。
4. 午时（11点至13点）心经旺,这时段人体血液精华较集中于心脏，来强化心脏功能，因此在这时段有利于周身血液循环，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
5. 未时（13点至15点）小肠经旺，此时段人体血液将较全力来支援小肠，以增强小肠的吸收功能，以利将脾胃所消化的食物并机转成为离子化的营养素透过小肠壁进入血液，再经由血管输送给全身的细胞,所以有利于吸收营养。
6. 申时（15点至17点）膀胱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膀胱，以强化膀胱机能，有利于泻掉小肠下注的水液及周身的"火气。
7. 酉时（17点至19点）肾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肾脏，来增强肾脏功能以滤除血液中种种酸毒，多余的血糖和尿蛋白等废物，以维持人体血液的品质,所以有利于贮藏一日的脏腑之精华。
8. 戌时（19点至21点）心包经旺，，这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全力来支援心包(血管)，以维护血管的正常功能，防止血管细胞的老化、硬化,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
9. 亥时（21点至23点）三焦通百脉，人进入睡眠，百脉休养生息,这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三焦(淋巴)，以增强淋巴的机能，加强人体的免疫力，减少人体疾病的发生。
10.子时（23点至1点 ）胆经旺，胆汁推陈出新,在这时段里人体精华将随着血液的循环，全力的来支援肝脏，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让肝脏于最巅峰状态下制造胆汁贮存于胆囊备用。
11.丑时（ 1点至3点 ）肝经旺，肝血推陈出新,此时段人体血液精华全力支援胆腑,以利胆囊贮存胆汁来随时帮助人体消化之用。

12.寅时（ 3点至5点 ）肺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肺脏,将肝贮藏的新鲜血液输送百脉，迎接新的一天到来。不同的经对应人体的不同的功能系统，比如小肠对应人体的吸收功能，并不是简单只对应实体的脏器

⑽ “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区别

现代派小说(现代派文学)
现代派文学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在欧美繁荣的、遍及全球的众多文学流派的总称。它包括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
现代派文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变化，流派纷呈，作家的政治、思想倾向也很不一致，但就其共性来说，有如下几点：①各流派都强调要表现“现代意识”，其中心就是危机感和荒谬感。因此，现代派文学的共同主题是表现现代人的困惑，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②现代派文学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四种基本关系的尖锐对立作了深刻的反映，表现了异化这一主题。③现代派文学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自我表现，它深受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具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

先锋小说:
现代派小说标示出了一种当代小说在探索中的精神气质的变化。稍后出现的先锋小说则有着更鲜明的"文体"实验的指向。马原、残雪共同作为先锋小说的先声出现。马原对于叙述的自觉探索，和残雪的以非现实的意象冷静的展示"恶"、"暴力"的能力，都作为了先锋小说的资源。
重视叙述，是先锋小说开始最引人注目的共通之处。他们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即如何处理这一故事。这开始在马原那里就有充足的体现。马原发表于1984年的《拉萨河的女神》是大陆当代第一部将叙述放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说。之后的洪峰被认为是马原的成功的追随者。1987年间，这种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代表作家作品迭起。这里我们就不例举。
将叙事本身作为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象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背离传统小说竭力营造和现实世界对应的"真实"幻象的实现途径，明确承认小说的虚构性。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力，极大的在某种程度上凸现小说的独特存在。在这种形式革新的基础上，先锋小说也挖掘包含了特定的意义，这也是与传统背离的，表现在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的个性化的体验。

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最基本的特质是客观冷静地写生存状态，即追求所谓“原生态”的真实和世俗化的情调。原生态作为新写实小说的核心特质，成为作家逼近生活的有利途径，使作品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然而也恰恰是这种在真正意义上并不存在的“绝对还原”，这种对知性的有意消解，制约着新写实小说美学品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