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平台去中心化

❶ 如何选择网络舆情监控系统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原题：发挥“主场优势”，成为“意见领袖”——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摘 要] 人民网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分析总结了2009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情况。网络舆情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政府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突发危机事件中，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将成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体现。成为舆论的“意见领袖”、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将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重要措施。本文旨在通过对“网络舆情”概念、形成过程、传播特点的分析，探讨地方政府如何成为“意见领袖”及其意义。

[关键词] 网络舆情；意见领袖；地方政府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中国目前有大约3.83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1亿网民访问BBS；1.82亿网民开博客；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网民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推动者，当爆发危机事件或产生敏感话题时，地方政府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主场优势”，解决网络舆情所产生的矛盾。

一、何为网络舆情

1.网络舆情的含义

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舆情则是民众关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而网络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1]

2.网络舆情的形成

议题的出现：根据2009年上半年，较为著名的网络舆情案件，网络舆情形成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公共事件发生，随后公众在网络论坛、博客或者社交网站等公共平台上对该事件进行描述、议论、揣测、分析。如四川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浙江杭州“飙车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湖北石首骚乱，高考状元造假事件；第二种，针对政府提出的具有争议性的政策进行讨论，如上海市“户籍新政”、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第三种：由地方政府官员的不当言行引起的，如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事件，河南灵宝市“王帅案”以及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

议题发展为舆情：某个议题发展为舆情，离不开以下几种因素：首先，事件本身往往具有突发性与公共性的特点。比如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在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辆公交车突然燃烧，现场惨不忍睹，该事件已经超出了社会新闻；又如重庆高考状元造假事件，这一事件已经挑战了高考公平的底线。其次， 网络传播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交互性等特点，尤其在Web2.0时代，网络活动的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分享”更加方便和频繁，这些网络传播本身的特点造成了热门话题的高跟帖率、高转载率，从而导致了议题迅速扩展为网络舆情；第三，政府的处理不当，会激化舆情，最典型的是湖北石首市骚乱，警方对于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未能给出令家属和公众信服的答案，在新闻发布会上语焉不详，这样的暧昧态度激怒了网民，从而引爆网络，最后舆情扩大到骚乱这样的群体性事件。

3.网络舆情的特点

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的特点。网络传播具有无限性，具有强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一旦发生，网友就会很快将自己所看到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手机短信、手机上网、论坛发帖，网络聊天等形式传播出去。在网络世界中，传者与受者的身份比较模糊，这种特点就造成了网络传播的传受同时性，这种特点加速了网络传播。在官方消息不确切、语焉不详的情况下，更促使网民传播自己的揣测。

具有易变性和非稳定性的特点。李普曼在《舆论》中指出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经过了“在现实政治世界的基础上，政治家或煽动家的巧妙的符号操作和宣传活动下，大众传媒通过定型的政治印象制造模拟环境，并形成大众定型的心理认知，再形成意志”的几个环节。而舆情作为公共情绪，它既有感情又有思想，具有很大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社会，地方政府更应该掌握舆论的“制高点”，起到“灯塔”导航作用。

二、地方政府成为意见领袖的意义

1.意见领袖的含义

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等在40年代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理论假说。两级传播理论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和影响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意见领袖指的是那些对大众媒介保持较多接触，在特定领域能够对他人发挥个人影响的人，如图1所示。

图1

2.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网络传播内容鱼龙混杂，但是传播中有一种“权威法则”即社会上许多意见的形成是通过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通过二级传播或多次传播后再流向社会中那些不大活跃的部分。面对互联网上各种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意见领袖”的言论更会受到青睐。

3.面对舆情，成为意见领袖的必要性

舆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意见，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是民众和国家管理者利益诉求的互动表现方式,带有倾向性和价值选择双重特征。根据舆情的特点，具有很大的情绪化倾向，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煽动性。在互联网社会中，充当“意见领袖”的往往是一些“资深网友”，他们具有很强的草根性、流动性和号召力，虽然表达的观点仅仅是一家之言，但是经过网络上的分享、转帖、转载，其言论就会发生较大的影响力和作用。

通过对2009年上半年著名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舆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于事件的处置和态度。如在“邓玉娇事件”中，民间舆论一边倒同情邓玉娇，有力的促使司法部门较为公开透明地查案办案、还原事情真相。而政府态度对于事情的隐瞒与掩盖的态度会“刺激”民众，如湖北石首市骚乱事件，官方对于青年厨师涂远高非正常死亡的解释只有媒体发的寥寥通稿，网友的爆料、图片、视频引爆了网络，最终酿成了骚乱。

对于突发事件，封锁消息会导致网上谣言四起，掩盖隐瞒会遭到网民更强烈的反抗情绪。因此，为避免网上鱼龙混杂的言论引起不安定因素，就要时官方言论掌握舆论的高地、成为意见领袖。

三、如何成为意见领袖

1.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确保信息的公开透明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J.艾卢尔在《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一书中谈到“舆论的不可捉摸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又决定了政府的决策不可能追随迎合舆论，那么只能让舆论来追随政府，宣传则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2]在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中，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就是即时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准确消息。在重要敏感事件中，“沉默”未必是“金”。2003年SARS时期，政府向公众对SARS情况的详细汇报和建立起的新闻发布制度，有效的平定了谣言、避免了恐慌；2008年汶川地震，政府每天的伤亡人数、救援情况的信息发布和新闻媒体的及时迅速、透明的报道，在抗震救灾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四川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中，在人民网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在四川省政府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6月5日当天，地方政府官网就发布了13条消息，从事件发生、伤亡情况到救援情况，政府官员赶赴现场均有消息发布，另外，当地政府在3天内举办了5场新闻发布会，即使公布事件处理情况，为媒体报道提供了有力依据。

2.坚持“诚实透明”和“公众至上”理念

在危机事件中，政府部门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政府形象受到了严重挑战。政府形象的形成具有如下基本模型：

图2[3]

政府形象的形成既具有政府本身的行为，也具有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在公共危机面前，政府信息发布的态度与效果，本身就构成了政府形象的一部分，二者相互支撑，在对政府形象极为不利的公共危机下，政府做的信息公布工作其实是在进行“矫形传播”，真诚透明的态度，不仅可以化解危机，而且还有助于扭转局势。

“诚实透明”的理念即是，面对公众，功不夸大、过不掩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做一个取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的政府。在成都“6.5”公交车案中，当地政府三天五场新闻发布会，很好的体现了“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赢得人心”。“公众至上”的理念就是“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至上的理念。在湖北石首市骚乱事件中，在事件初期，地方政府面对网友在网上“实时”的报道，却缺乏担当的勇气，没有直面群众、做好沟通工作，而是简单粗暴的将警力推到了最前线，这样不负责任的做法就没有将“公众”的权利放在心上。

3.借助大众媒体“把关人”角色

大众传播是一个由媒介组织向受众传播信息，由受众选择、使用、理解和影响信息的过程。[4]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空间、时间的组织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我们所知、何时知道及知道何种细节有重大影响。”大众媒介具有守望、告知、影响、教化和娱乐等功能，前三种功能，正是政府形象传播所需要的。因此，在大众传播时代，地方政府无法逃避，必须妥善处理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大众媒介不仅仅是发布消息的主要机构，而且还是联系政府与受众的纽带，大众媒介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解”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李普曼认为大众不是对外界实实在在的事件作出反映，而是对被他称作“虚幻外界”的“我们头脑中的图画”作出反应。[5]在议程设置理论中，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为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介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介议程；其次，媒介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政策制定者重视的事物即政策议程。从这三者关系中可以看出，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媒介将公众与政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的目光势必会集中在“权威主流媒体”上，地方政府有责任为新闻界提供官方对事件处理调查情况的详细资料，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政府不适当封锁重要的信息，必然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流言止于公开”如2003年SARS爆发时，政府对于疫情的信息公开，流言最终消失在官方的声音之下；如H1N1流行的2009年，官方对于H1N1的流行情况及时的发布消息，避免了引起社会恐慌，有效地增加了公众对于预防甲流的知识，并且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因此，当地方政府的负面形象增大时，需要“把关人”有意识地选择重要信息，维护政府的形象；或者策划其他重大事件，迁移公众的视线；或者组织报道正面的新闻内容，扩大正面形象。地方政府积极地利用议程设置理论，有侧重点的公布信息内容，并不代表可以瞒报危机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需要将事情解决的进展情况及时地公布于众，在这里，就可以将着眼点放在事后的处理、原因的调查以及责任的追究上。这样，可以显示政府“执政为民”的积极态度，公众对于其信任感也会大大增强。

4.完善政府官方网站，开放讨论平台

突发危机事件发生后，网络的反应速度是最为迅速的。亲历者用手机等工具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然后上传到网上，在一些情况下，网民成为了事件的“第一报道者”。网上论坛，成为网民发表意见的“舆论阵地”，根据群体动力学原理，群体中有一个重要属性，即凝聚力，而集体思想是群体凝聚力的一种直接产物，凝聚力可在小型群体中发挥功能。在网络论坛上，网民之间所形成的凝聚力往往集中在“意见领袖”周围。当一个问题出现时，在尚未得到准确可靠的信息时，在一个网络群体中，网民会互相提供资料，试图解决问题，其流程往往遵照下图的程序

图3[6]

在整个流程图中，“资讯基础”影响着对于问题“情势的评估”和“肯定/否定结果的辨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应该全方位的将“资讯”提供给公众。除了尽其所能影响大众媒体之外，还要在网络论坛上，形成自己的凝聚力。

地方政府可以完善其政府官方网站。政府官方网站不仅仅是政府部门面向公众的“门面”，更是沟通公众与政府部门的桥梁。传播互动的沟通过程是舆论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如果在网络论坛上没有政府的参与，那么在网络民意中，政府部门则扮演着“失语”的角色。

地方政府可以学习“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模式，在其官方网站上开放与公众讨论的平台，允许网友匿名留言，由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进行专门的解答，建立高效畅通的解决机制。在这样的解决机制下，遇到突发危机事件，地方政府的信息发布部门，可以随时对公众的疑问作出回应，同时可以随时掌握网络民意与网络舆情。秉着坦诚开放的态度办好办精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开放讨论平台，可以有效地将公众的视线吸引到政府可解决的范围内，建立起高效沟通机制，形成舆论影响，成为意见领袖。

在“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面对突发危机事件或者敏感问题时，地方政府的缺席和失语是不能缓和事态和化解矛盾的。网络舆情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网络民意的表达，地方政府应该本着开明、开放、诚恳的态度，建立起一套预警机制，争取舆论的高低，形成意见领袖，在危机面前，发出有理有力的声音，从而化“危机”为“转机”，达到善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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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如何解决舆情引发的企业品牌传播“四重效应”

1、当前舆论生态的“四个判断”
一是国际舆论场和国内舆论场相互打通。这一点从“王立军逃馆”等事件可以看出，国际舆论和国内舆论实时互通，再也没有时差了。
二是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相互博弈。同一件事情、同一片稿件，新华网和新浪网、新浪微博的标题总是不同，突出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就有博弈。
三是网上舆情信息和网下现实环境相互交织。一个舆情事件，网上舆情会影响现实决策，现实中新的进展、行为，很快有会反映到网上，相互作用。
四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融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到的，也是中央和各大媒体正在极力推动的新变化。
2、舆情引发的企业品牌传播“四重效应”
全民围观的全媒体时代，舆情突发是常态，高发是状态。对企业和政府来说，被误读和误解的机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舆情的沉淀和累积，公众对某些品牌和机构往往会形成一种标签化的认识，甚至成为一种“语境”。
在当前“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和“四个相互”的舆论新生态下，因为网络舆情而引发企业品牌传播呈现四重效应：
长尾效应。从舆情属性来看，企业正面中性报道一般占据主流，但负面舆情绝对数量仍然可观，而且一直沉淀在网上，累积了巨大负能量，历史地看，负面舆情的“长尾”的穿透力、破坏力，远远大于正面品牌策划或公关活动的传播力、影响力。“长尾效应”亟待引起重视。
首因效应。从舆情成因来看，少量媒体成为多数负面舆情源头、少数问题成为企业负面渊薮，经常报道企业负面消息的首发媒体也就那么几个，问题也固定在几方面：环保、质量、竞争等。“首因效应”严重影响品牌形象。
破窗效应。从舆情主体来看，实情决定舆情，企业因为自身问题频发负面舆情事件，舆论持续关注，“溢出效应”比较明显。比如有的企业因为发生腐败案，窗子被打破了，之后它的所有事情都被放大检视了，最后很小的一个事却上升为一个国际新闻。
晕轮效应。从传播渠道来看，一些媒体以偏概全、主观判断，存在着标签化扩大化的普遍现象。标签化、“标题党”给企业、行业带来的伤害相当大，模糊了企业本来的品牌形象，扭曲了企业的脸谱。
3、舆论格局和舆情发生的“五大变化”
目前舆论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从用户生产内容（UGC）向专业生产内容（PGC）、职业生产内容（OGC）演进。近年来，我们企业的公关传播人员忽然发现，苦哈哈忙活了一年生产的内容，只占网上内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这就是自媒体的发展结果。现在，更强大的是专业内容的专业生产团队出现了，需要投入成本和人力、设备的职业团队出现了，它们具有一定的专业或者职业门槛，但是对舆论的导向具有较强的影响。
一是舆情的主体和客体开始易位。法人（包括政、企、媒、NGO）和个人都是舆情的主体，但是，过去经常涉及舆情的主体是企业和政府，如今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个人也会陷入舆论漩涡。过去“3.15”晚会都是监督别人的，后来“大概八点二十发”及其主持人出事，甚至频道总监更迭，央视财经频道却变成被围观的对象，成为舆情的主体。其实媒体本身应对舆情事件的能力是相当差的，因为过去总是曝光别人的舆情，还不适应这种易位。
二是去中心化。新媒体的特征就是去中心化，但是每个主体总是期望成为新的中心。就议题设置的主导来看，前两年微博最活跃的时候是大V在主导，这两年则是企业、政府以及官方的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大V的黄昏，正好赶上官V的“新婚”。这体现了话语权的转移、影响力的迁移。
三是去中介化。某企业发言人说去年少开了大概20场发布会，因为他们企业在微博微信等平台有了一千多万粉丝之后，很多事情都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了。企业的舆论传播越来越去中介化。企业和企业的产品、渠道等本身也是媒体，再加上运用新媒体，就会省略了媒体这个中介，这可以算得上目前传统媒体焦虑的原因之一。
四是泛意识形态化。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正面报道会引发负面效应。像《辽宁日报》调查报道，最近参评中国新闻奖又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正能量的传播也会引发质疑。还有加多宝的“感谢”系列公关营销案例，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很新奇的策划，其实容易引发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不作死就不会死，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策划要不得。
五是路径依赖固化。目前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比较多，诸如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公众喜欢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路径获取信息。在微信去媒体化的情况下，微博的活跃度在降但是影响力并没有降，很多舆情事件都是通过微博发酵发展的。相比之下，微信制造话题、引发话题的能力还是稍弱。
4、企业危机识别及其演变机制
企业危机基本可以分为四类：政治危机、道德危机、法律危机和事件危机。大部分的危机都属于事件危机，法律危机比较好处理，最难处理的是道德危机，因为从道德上直接就把企业否定了。
互联网时代下大多数危机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发酵、传播、演变的机制。一般通过媒体报道或是网友爆料，危机就发生了；网友讨论形成舆论即为危机发展时期；舆论领袖加入形成舆论压力，舆情继续发酵；然后多家媒体就会深入去挖，危机升温，这时有些企业会采用鸵鸟政策不回应，也可能就此沉寂，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风波。主动引导，还是必要的。如果应对失当，有可能产生次生舆情。即使处理得当，也会在网上留下痕迹、形成段子，影响仍然长期存在。所以我们强调危机预防为主，从预防到研判、控制、解决再到化危为机，化危为机是理想状态，一般情况下能够化危为安就算达成目标了。
5、舆情研判远比处置更重要
企业舆情的处理一般遵循两个闭环。内部闭环从舆情监测、舆情研判到舆情处置，外部闭环是从媒体公关到议题设置到主动引导。
就舆情监测来讲，它是基础。目前国内一些监测平台已经从过去的垂直搜索系统到大数据的云平台，但是还存在着一些盲区，比如微信（朋友圈）、视频（音像图文转换）、海外舆情（语种转换）、客户端（封闭平台）。
就舆情研判来讲，是实操中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它比处置更重要。一是从定量到定性。定性好说，而定量则需要认真衡量，比如微博转发多少算热门，是著名的“500条”么？微信阅读多少算热点舆情，是目前的平台的最大显示“10万+”么？网络媒体转载多少篇算热点舆情？主流媒体多少家报道算热点舆情？都需要研究。二是从研判到预判。过去我们根据报道和事实进行判断，现在更倾向于依据情绪、搜索和口碑。比如从搜索平台上看关联词，从而发现和关注问题；口碑成为研判的依据，根据自媒体被转发、被 、被围观的情况进行判断。
就舆情处置来讲，主要把握好战略、战术、执行三个层面，也就是道、术、势。在一定程度上，研判比处置重要。只有准确地识别危机种类，准确判断危机事件处于什么阶段，才会更有利地解决危机。
6、企业舆情处置的“道、术、势”
就舆情处置的战略而言，要拥有三个制高点，即舆论制高点、理论制高点、道德制高点。过去我们往往只在舆论的制高点上做文章，而忽略了后两个更高的需要占据的高地。那些从理论上否定企业存在的价值、行业发展的趋势，那些从道德上一棍子打死的问题，对企业的伤害更大。因此，加强理论研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是预防企业危机的战略布防。
就舆情处置的战术而言，要要把握三个第一，即第一时间、第一定义、第一态度。首先是“第一时间”。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舆情处置没有黄金时间，只有第一时间。其次是“第一定义”。即怎样定义这个事件。大家对某一事件会更加注重它的性质和精神，所以定义权特别重要。定义权掌握在事件当事人、媒体、意见领袖手中，也掌握在政府领导和企业手中，关键在于“口径”，口径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20mm以下为枪，20mm以上为炮，枪和炮的威力不可同日而语。危机越是严重，企业的口径越能体现它的战略。比如近期的刘春宁被拘事件，阿里的声明先切割、再打感情牌，突出人文关怀，有文艺范儿；而其后腾讯的回应则出于理性、条分缕析。这两个都获得不错的反响，算是应对比较好的公关文案。三是第一态度。比如2013年被剪辑的中石化咸宁“见死不加油”事件，很快就上升为道德危机。中石化湖北公司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表示尊重生命、主动致歉、严肃调查、辞退职工。之后全媒体还原真相，原来的报道忽略了很多事实和细节，赢得公众理解。
就舆情处置的执行而言，要分级分类处理，还要发挥三种力道：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具体操作中，失实报道一定要辟谣；局部出错要切割；出现问题，就要表态认错负责任。总之，全媒体时代的舆情处置，一是回应要快，解决什么时候说的问题，因为你说或者不说，麦克风就在那里，总会有人抢着去说……；二是回答要准，解决说什么的问题。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开口必须讲真话……；三是互动要诚，解决怎么说的问题，把媒体、粉丝当朋友，他们才能接受你的观点……。

❹ 2017年宣传舆论工作怎么干如何办好教育新媒体

你好：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传播关系，对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媒体环境下，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是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而“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新媒体对思想宣传工作提出的挑战 新媒体增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的难度。一方面新媒体使人们的思想交流呈现全球化、中国络化、社会化趋势，这极大拓展了意识形态影响的空间，多元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挤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信息发布、传播能力大大提升，各种思想和观点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呈现多样性、分散性特征，选择性的增加给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带来困难。 新媒体弱化了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单向、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弥漫状、以互动为重要特征的传播方式。这种改变使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受到极大影响：一方面，传统自上而下单向传播方式构成的官方舆论场与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重叠度降低，使得传统宣传思想工作对民众影响的覆盖范围缩小，思想宣传工作以往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另一方面，“互动”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人们更愿意接受“互动”参与式的思想交流，而单向灌输方式的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越来越难以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 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环境特点 新媒体的便捷性、易获性和黏合性优势，使思想宣传工作的环境发生了重要改变，这种改变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新媒体方便和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渠道：一方面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微信息”的流行，使人们能够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缝隙中利用零散时间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习惯于利用等车、乘车、用餐、甚至步行等时间进行“快餐式”阅读（或观看）；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易获性和强有力的搜索功能及链接功能，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新媒体方式获得和获取信息，这使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在民间（尤其年轻人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新媒体信息传播特有的“推送”方式，更加剧了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程度，因为“推送”是传播者主动将新闻、信息等推送到受众手机或电脑上，而不需要受众自己动手去查找，但传统媒体（例如纸质报纸、电视新闻等）没有这种主动“推送”的功能。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媒体在一点扩散之后，会迅速转变为多点扩散的方式，而传统媒体则是以一点为中心传播扩散。由于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固有的表达参与欲望，同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转播功能，这使得人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迅速成为积极的信息转播者，通过微信群、微博群、QQ群、博客等多种渠道对信息进行二次或者多次的转播，而收到这些二次转播信息的受众又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转播，如此往复。新媒体的这种传播特点，相当于动员起了所有受众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使信息传播呈现核裂变扩散趋势。而传统媒体一次传播后，受众难以进行二次转播（如：民众很难对报纸、广播、电视等进行二次传播），所以其传播力度和广泛性远远低于新媒体。 新媒体重构了人际交流关系。新媒体具有显著的用户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能够将人们聚集黏合在一个个小众人际交流圈中，而这些小众人际交流圈是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可以瞬间对某一问题构成大众的讨论。圈子在交流中会不断扩展（也会缩减），并繁衍或者分裂出新的人际交流圈。新媒体的这种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来自于新媒体用户之间的“互动”。人们之所以忠诚地留在一个人际交流圈中或者加入一个新的人交流际圈，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满足其表达被关注的需求。例如：人们愿意聚集在论坛、微博群、微信群、QQ群中，除了可以发表个人观点和分享他人观点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言论或观点能够获得他人的评论或转播（“互动”）。由此可见“互动”构成了新媒体传播功能外的另一个功能，即：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新媒体的这种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重构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关系，传统以“单位”和“家庭”为基础的人际交流关系正在被新媒体重构的人际交流关系弱化。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针对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环境，传统思想宣传工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方式。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以“互动”为途径。 “互动”是提高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人们的聚集和交流，都是以参与“互动”为基础的。因此要提高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必须转变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方式，而以广泛深入到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开展“互动”为途径。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仅仅依靠宣传部门和传统媒体是不够的。一方面，宣传部门人员有限，无法全面覆盖和渗透到弥漫状分布的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互动；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即便是采用了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但如不能广泛深入地与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民众形成“互动”，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动员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参与到思想宣传工作中来，成为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实现与民众的广泛“互动”，才能有效地宣传民众、动员民众。 “互动”才能增加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新媒体环境下影响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传统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重叠度低。而官方和民间“舆论场”重叠度低的重要原因，一是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二是官方和民间参与对方“舆论场”的讨论存在制约和障碍。通过新媒体（如政府中国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构建“互动”平台可融合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以此提高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从而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有效性。一方面“互动”平台可为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提供渠道，吸收民间意见和建议，泄放民间舆论强度，同时为民众提供参与官方“舆论场”讨论的条件和途径；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间的“互动”平台，可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党政机构和党员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与民众交流对话，深入到民间“舆论场”的讨论中，从而引导舆论，并将思想宣传工作融汇于回应和服务于民众诉求之中。尽管目前政府中国站、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发展迅速，但其中很多与民众的“互动”非常不够，这一点可从政务微信、微博转播和评论的数量得到证明。 “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把服务民众同教育引导民众结合起来。因此，“互动”并不意味着仅仅通过新媒体手段与民众进行“互动”，也不意味着仅仅与民众进行信息互动，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互动”。“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是民众参与决策调整之间的“互动”；是宣传与服务之间的“互动”。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工作的基本途径。只有深入到每个社会交流关系圈中与民众构成普遍的“互动”，思想宣传工作才能取得成效。这就需要动员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地参与到与民众的“互动”中来，同时建立制度予以支撑和保障

❺ 对网络舆情反转怎么看

网络舆情反转，如果引导得当，引领有力，反转是可能的。
反转网络舆情的三个重要环节
（一）网络意见领袖声援正面舆论
拉扎斯菲尔德在“伊里调查”的研究报告《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概念。“意见领袖”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是媒介信息的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两级传播”即信息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过程[1]。
在网络传播语境下，意见领袖不仅仅是对大众传媒信息的中继和过滤，其本身也是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的信源，能够起到“大众传播”的效果。此外，网民对网络意见领袖存在显著的主动需求：1.网民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习惯于接受意见领袖的信息指导，致使如微博大V、楼主、版主等作为网络意见领袖常态化存在;2.网民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突发事件面前有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需求，需要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知识优势的意见领袖来完善信息、给出意见。因此，在网络传播去中心化思维泛滥的情况下，要牢牢把握网络意见领袖这一舆情导控环节，提高正面舆论的声量、强化理性网友立场、使摇摆不定者的态度结晶，与主流媒体一起凝聚成使正面舆论中心化的向心力。
（二）主流媒体担当权威信源
流言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论释”[3]。“当维美不再唯美”未经证实的言论在网友“有图有真相”的信息处理框架下掩盖了其流言实质。
（三）深度评论调解网民心理
对网络舆情的导控不能仅仅流于舆论热点的现象表层，还应该对舆情背后的心理动因加以引导，以此转变大众的思维定势，减少情绪化、标签化的网络传播行为。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4]。因此，深度评论是对网民心理进行深度的引导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网络媒体、新媒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超文本报道、评论，能够更加立体地、形象地传递媒体立场，传播主流价值观。
热度退却之后的深度评论带来的冷思考能够超越对舆情本身的引导价值，上升到平和网民愤怒心理、缓和社会矛盾、净化舆论形成环境的高度。

❻ 区块链行业舆情研究报告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发颠覆性革命的核心技术，在经历了阶段性的混乱以及泡沫期后，随着国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关监管的落实，会逐渐+B39步入正轨，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2017年区块链赫然火遍全球，成为焦点。如果说最开始区块链的出现使得业界人士激动不已，普通群众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仅是吃瓜路过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说区块链已经快速并深入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区块链这一概念由中本聪于2008年提出，它所具有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特点，吸引不少投资者投身于此。区块链逐渐走进各个行业领域，既带来了可观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分析师通过对中国区块链行业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讨论中国区块链行业发展趋势，区块链热度上升趋势明显由近半年内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网络指数走势图可以明显看出，区块链热度只增不减，到2017年末，甚至还出现爆发式上涨的情况。根据走势图可以预测，区块链网络指数增长将在近期呈现出平缓趋势。
与区块链紧密相关的数字货币网络指数，在2018年之前和区块链的网络指数相差不大，那是因为区块链的火热引爆比特币的身价，很多人趁机跟风，使得市场一度混乱。从2018年初开始，区块链的网络指数便远远超过数字货币，此般变化表明更多的人将目光投放在区块链身上，这样也将更有利于区块链技术的健康发展。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身价倍涨，ICO便顺势而生。ICO这样的融资筹款模式，既类似于又区别于传统的IPO融资方式，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打开市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由于很多人居心叵测，再加上ICO目前完全不经任何严格的审查流程，使得ICO市场乱象频发。ICO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也使得各国在面对这一鱼龙混杂的市场时，持有不同的态度。
根据部分国家对待ICO的态度信息表可以看出，态度最为分明的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全面禁止ICO项目，并定义其为非法融资行为;日本则允许ICO项目，并带头成立区块链联盟;菲律宾、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则是采取监管+发展的模式，不禁止ICO项目，并且积极构建监管体系，美国由于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态度不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和澳门对待ICO的态度和大陆是不谋而合的，而台湾则显得大相径庭，“台湾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承诺，将采取更友好的姿态，支持众企业在台湾发展和采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全国区块链平台TOP10，主要集中在北上广。
全国区块链平台TOP10显示，比特大陆、巴比特/区块元和火币网网罗了前三的位置，TOP10的区块链平台主要集中在北京，大部分上线时间比较早，多集在2016年前。总得来说，区块链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还掀起了一股创业浪潮。
区块链的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这是受区块链技术的高壁垒所影响的。北京人才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创业环境，上海有着独有的金融地位，在孵化区块链应用最成功的企业上有着最大的可能性，而广东有着浓厚的创业氛围，这些都能够吸引相关创业者，并促进相关企业落地。此外，杭州也得益于其优渥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区块链产业表现良好。随着区块链的发展，会有更多城市出现相关企业。
区块链的热度不减，也催生了大批相关的公众号。由微信公众号影响力TOP10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数字货币趋势狂人”在近七天内的预估活跃粉丝达到80多万，第二名的“王团长区块链日记”预估活跃粉丝也接近50万人，预估活跃粉丝接近40万人的“币姥爷”紧随其后，排名第三，公众号的增多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区块链行业。
区块链的风头越来越盛，其相关岗位的薪资待遇在2017年11月之前平均薪资为2.38万元，到2018年平均薪资已经达到2.58万元。根据区块链职位对技能的需求图表可以看出，最重要的还是常用的开发语言(Go，C++,Java)，此外还需要对密码学、公式算法以及智能合约等有足够的了解，此外，也有运营等门槛相对较低的岗位。总的来说，现在区块链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发颠覆性革命的核心技术，在经历了阶段性的混乱以及泡沫期后，随着国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关监管的落实，会逐渐步入正轨，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区块链在发展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泡沫，但是这些泡沫会随着区块链的健康发展而逐渐变得可控，区块链的发展前景以及能够带来的革新是不可预估的。今后，就将这个舞台交给它，静观其表演吧。

❼ 舆论的舆论危机

相对于传统传播环境，网络时代更易爆发政府舆论危机。网络空间的自由言论机制为非理性言论流行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信息爆炸的网络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种信息，而且可以自主过滤与自己见解相反、兴趣不一致的信息。后者增加了“群体极化”的可能性。偏颇的情感容易被无限制地宣泄，与极端意见相左的观点却因为畏惧粗暴攻击不得已选择沉默。有关政府的负面舆论一旦在网络中传播，回应者要么选择顺应，要么选择沉默，在政府公信力低的社会里更是如此。网络时代容易爆发舆论危机与网络信息传播结构有很大关系，扁平的非线性的网络传播关系是滋生谣言的“温床”。网络中海量的信息使得信息消费者核实信息的真伪成本太大，这就使得网络媒介相比传统媒介信息“着燃点”更低。有关政府的负面舆论更是如此，一旦出现马上就能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并通过微博、跟帖、网络聊天等形式迅速传播。传播的面越广，信息的真实性就越没有人去质疑；最后哪怕是谣言，在网络中也被认为是真实的。不仅如此，非中心化的网络结构解构了传统的层级制，传统的政府话语权被稀释并受到空前的挑战。网络新意见群体随着网络技术的运用逐渐生成，并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贫富不均、个别政府部门行为不公、信息不公开透明等公共问题极易引起网民情感共鸣，在权威话语之外建构起强大的舆论压力。现实生活中法律、行政、道德约束在“马甲”的掩护之下而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网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极易被放大，借具体事件而无限制发泄出来，从而形成谴责，由此引发舆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