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去中心化和货币政策

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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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利用财政预算案，透过税收以及政府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公共开支达到某些宏观经济目标的方法。财政政策分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可以包括：税、利、债、费。

财政支出可以包括一是政府购买，指的是政府在物品和劳务上的花费——购买军备、修建道路、支付公务员的薪水等等，其次是政府转移支付，例如，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方面的支出，以提高某些群体(如老人或失业者)的收入。

货币政策： 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拓展资料：

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社会发展需求和宏观调控目标而制定出来的指导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准则，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等变化来影响和调节总需求，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投资政策、财政信用政策、补贴政策等构成的政策体系。

当经济运行在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效，使用这两种政策都只会带来物价水平的上涨，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效果最大，因为这时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挤出效应为0（或很小）。

当利率很高时，货币政策效果最大，这是财政政策会带来完全的挤出效应，而货币政策会降低利率并带来产出的巨大增加。

❸ 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

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货币的供求关系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这些政策在影响宏观经济的同时，必然要影响到汇率的走向。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因为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目标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1、宽松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货币的供求关系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当中央银行认为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就会采取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的方式，或者同时降低央行的基准利率，以刺激商业信贷行为，实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如果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就可能减少货币供应量，或者同时采取加息的措辞，以此来减小通货膨胀的压力，保证经济的正常稳步发展，因为过快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泡沫，或者产生过多的银行潜在不良信贷，为将来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会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倾向，中央银行会综合考虑经济运行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时采取宽松性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
比如2004年之前的十几年间，由于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增速减缓甚至部分行业的衰退迹象，且还受到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拖累，为了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在2001年后经历了连续13次降息，将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从6.50%降低到了1.00%，其中多次采用了50基点的降息幅度，1.00%的利率水平在六大非美货币中都只能算低息货币；直到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愈发明显，为了控制美国经济复苏过程的正常发展，同时抑制美国房价的走高压力，美联储开始宣布加息，这一加息就是连续17次，每次25基点，直到2006年的8月9日才暂停加息，而基准利率已经提升到了4.25%，较开始提升利率之前的1.00%翻了4倍多。
美联储这十几年间向我们展示了典型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美国经济也起到了美联储预想的效果。但是并不是所有央行的政策都那么管用，日本由于在10年内出现了4次明显的经济衰退，银行遭遇信贷危机（银行有钱不敢放贷，企业需要贷款却贷不到），此时，即便是日本央行在1999年将日元的基准利率降低到了零利率，也最终没能对日本经济产生明显的刺激，直到200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的率先复苏，才带动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经济步入复苏，日本央行也在2006年的3月宣布结束宽松性货币政策。

2、强势货币和弱势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能是稳定货币汇率，但在本币与外币的比率中，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也会因为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性采取强势货币和弱势货币政策，也可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强弱货币政策。
几十年来，最坚持强势货币政策的货币莫过于美元，即便是在经济衰退期，美国政府虽然有时候不得不在实质上采取了一些非强势货币的手段，但20多年来，总的来说美国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都是偏向于支持强势美元政策的。在口头上，美国官员一致都是坚持强势货币政策不变的，因为只有强势的美元货币政策，才能在经济衰退期尽量稳定留在美国的大量国际游资，不至于因为经济衰退而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能源（比如石油等）、劳动密集型日用品（如内衣、纺织品等）和低值易耗品等，美国采取强势货币政策有利于国内消费者购买到更廉价的商品。过去几年，我们在关注外汇新闻的时候，经常性地可以听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于2006年年初退休）支持强势美元的报道。
而最坚持弱势货币政策的货币莫过于日元，由于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的弱势有助于日本企业在海外有更好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每当日元持续上涨的时候，日本央行和财务省官员经常站出来讲话声称要干预外汇市场日元的走势，特别是在2003年，日元和其他非美货币一致上涨的时候，日本央行多次对日元的走势进行了实质性的干预，干预资金至少超过20万亿日元，这还只是日本央行已经承认的部分干预数据。而对于大家不怎么关注的挪威克朗，实际上是弱势货币政策另一个代表。

❹ 货币去中心化有什么问题吗

在Token经济学里面，去中心化货币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流通和度量的客体，所以，一个固定总量的去中心化货币并不一定会导致被市场拒绝。
去中心化货币中的去中心化包含多层含义：货币发行去中心化、货币流通去中心化、货币回笼去中心化……
就我们现行的经济系统而言，货币的发行是由央行或者其他类似机构进行的，由国家信用进行背书。因此，货币的发行显然是一种中心化的，被政府或机构控制的一种货币发行方式。然而在现有的经济系统中，货币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虽然在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中，绝大部分货币都已经通过银行在进行流通，然而这种流通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货币所有者自行控制的，也就是说货币的流通并不受中心化机构的控制。除了因为金融中某些特定的要求，对某些流通进行了监管;或者由司法机关介入，强行对货币的流通进行管理。这些的中心化的操作从比例上来看，是极少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现有的经济系统中，货币的流通是去中心化的。
事实上，央行等金融管理机构，正是利用货币发行的权力，艰难的对整个市场进行调节，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货币的稳定性。
我们在经济学中曾经学习过，货币的流通总量是要和当前贸易情况匹配的，换句话说，货币的流通总量，是和经济情况紧密相连的。货币的流通需要通过调控，来影响市场;而市场也通过各种反馈，迫使管理机构对货币进行调控，以维持货币的稳定性。

❺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内需是由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组成，只要提高其中任何部分，短期有效需求都会增加，但在中国私人投资永降息的方式并不特别奏效，因此历来中国都是靠政府支出（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工程建设）维持的，但在如今危机情况下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应该靠个人和家庭消费和投资来支撑，因为这两部分占总需求的绝大部分，因此投放的四万亿主要就在以上几个部分，大部分在政府支出和投资上以及促进居民消费上，中国现在才有了“电气下乡”，“消费补贴”等适时政策就是要拉动消费需求。
这四万亿是根据需要逐步投放的，而不是一下子砸进市场，所以这四万亿只要花在以上几个方面就会达到刺激内需的效果，至于效果明不明显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的通货膨胀预期来自股市回暖、房价上涨等以及对经济恢复高速增长的预期，当然也有来自今年灾害较多，粮食等基本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❻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政策与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的联系区别

想好再告诉你！
市场经济是一个精巧的机制，通过价格与市场系统，自动的协调着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行为和关系。我国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其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是以市场为主体、进行自我调节，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经济模式。
应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而独立存在的体制，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其机制也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特殊的经济模式，内部政策与外部环境决定了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货币政策运用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信贷条件，以实现经济发展既定目标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中，政策的目标是利率。货币政策机制包括两个相关联的论断：货币供应量调节调节利息率；利息率的变动影响总需求。货币政策为实现宏观调控而由国家制定，目的就是为了稳定货币和发展经济。社会主义体制下，货币政策通过国家金融政策来实现。在此，不得不说银行制度，因为银行制度是金融机构中的重要组成。国家通过央行稳定货币价值和物价；维持高度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国际收支平衡。银行制度与国家货币政策紧密联系，国家通过对银行的控制，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凯恩斯主义提出的货币传导机制是货币量的变动影响利率，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投资成本，然后达到实现影响GNP的目的。由此可见，货币量的增加或货币需求的减少最终导致实际GNP总值的增加。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以控制货币量为中心，制止通货膨胀，保证经济正常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央行为基准，通过控制货币量供应来辐射国家政策，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自我调节。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能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还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具有的宏观调控性，中国市场转型的30年中，货币政策的应用使中国避开了许许多多的经济萧条与过热。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通货膨胀，都包含了对投资压缩和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运用具有可行性，市场调节为主体，政府宏观调控介入市场内部。而货币政策又极有力的调节工具。经济过热阶段，国家采取银根收紧；经济萧条时期实现扩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一个调节剂，很好的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平衡了各方的矛盾。
诚然，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救市良方，但是凯恩斯货币政策应经济发展而生，随市场经济变化而不断完善，我们通过学习研究，必将会使其更加好的应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去。
希望采纳

❼ 通货紧缩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现在应是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如较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特别是贫困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增发国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等，以改变公众的“通货紧缩”预期，有利于形成对明后两年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合理预期，提升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与人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一种特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自1993年下半年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延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1993年后我国通货膨胀势头过猛，难以在短时间内治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不应把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适宜调整其政策取向。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应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以达到明显改变社会预期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灵活的调控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而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景气复苏。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通过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是极为重要的选择。为此，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我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民间投资意愿。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

4.实施强力的财税政策，摆脱消费低迷，刺激经济增长。自1997年以来，我国物价持续走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增长。如果占GDP将近60%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不能回升到正常的水平，就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应运用积极的财税政策适度地刺激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回升，拉动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消费是收入（包括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函数，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并形成稳定的预期是启动消费市场、拉动消费需求的关键之举。就财税政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大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力度，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政策直接制约消费者的能力和选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对贫困阶层的救助上。这样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的发展，达到降低富人的收入以降低他们的储蓄倾向，同时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能获得最低消费需求，总体上提高消费倾向；二是实行稳健的收入增长政策。在收入增长政策中，关键是通过逐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本化。只有人力资本化，预期稳定，消费者才能理性地按“生命周期”来配置其收入，从而使消费——收入分割稳定化，有效地抵御“消费紧缩”或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对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保护价格收购，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手段，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其消费需求。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和养老保险等都面临着市场化的选择，医疗、教育、就业、退休制度都在不断地给人们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被纳入消费者的决策中，消费者将会变得谨慎起来，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可见，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对于未来支出的预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趋向。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现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关键。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不应是考虑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支付比例问题，而应该重点考虑是否能够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过程中，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出售部分上市国有企业国有股份或开征专项税收，筹集资金注入社会保障的可能性问题，把它作为对老职工长期劳动积累的补偿，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专门用于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