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礼达的去中心化

❶ 高分悬赏 后现代主义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或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对我国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教育管理要有创造性，要事实与价值并重，要注重教育组织的特性和差异性，要以人为本。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postrnodernism)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而此前西方社会则被“现代主义”(modernism)所统治。对于“现代性”，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现代性表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它由启蒙信念驱使、维持着，确信理性和科学的进步，确信技术能够征服自然，并坚信运用科学技术于社会改造，便能控制……人类的状态”。“现代化”的基本假设是：现实的世界存在着某些潜在的逻辑模式和固有秩序，只有运用“科学方法”(实证、实验、量化等)，才能发现这些潜在的逻辑模式和固有秩序。人们通过这些发现便可控制事物的发展变化，对于运用“科学方法”以外的任何方法获得的知识则不屑一顾。
后现代主义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理智和文化信条进行质疑的一种方式”。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福科(Foucault．Michel)、德国的德里达(Derrida，Jacques)和伽达默尔(Gadamer．Hans—Geor)等，他们属于解构性(deconstructive)后现代主义一派，主张对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和颠覆，他们“消除了中心与主体，摧毁了本质与基础，否定了规律……割裂了历史”。另一派偏重的则是建构(construction)，被称为建设性(reconstructive)的或“重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为罗蒂(R．Rorty)、格里芬(D．R．Griffin)，他们主张保留现代概念的精华，用理性来反思现代主义世界观中的种种不是，力图以此建构一种整体的、有机的后现代世界观。
后现代主义产生以来，在西方出现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教育管理的思潮，涌现出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我国的教育管理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教育管理要有创造性

倡导创造性是后现代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里芬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在格里芬看来，创造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规定，这就是说教育管理不断进行创造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要求。
福科认为，知识的形成是以局部的、情境性的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是人们正确理解知识的基础。福科运用系谱学”’对知识与学科(discipline)进行了分析，认为知识不仅是建构在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而且学科就是“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它使“某种角度的知识”不断得以再生。这就是说知识不是普遍的、中立的、客观的，而是境域化的(eontexualizational)。可见，知识和真理不是必然的，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创造，即“知识永远是某种角度的知识”。总而言之，知识的情境性甚于其普遍性。既然知识是情境的，就意味着一种非确定性。对教育管理而言，非确定性要求教育管理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因为稳定而确定的状况是不会有创造性的。
综观我国教育管理的现状，不难发现，存在着许多与创造性格格不久的东西：
●在管理思想上，严字当头，强调统一性、服从性、计划性；
●在管理内容上，满足于人、财、物的管理，忽视时间、信息与知识的管理；
●在管理战略上，缺乏整体性、长远性，形不成独特的办学理念，千校一面；
●在管理方法上，推崇量化管理，学校各部门被分割成块，管理靠表格，教师缺乏主人翁精神；
●在管理质量上，停留在浅层次，满足于已有教育资源的一般性守业型管理，忽视对教育资源的充分开发与利用；
●在人才质量上，仅停留在全面发展的口号上，显然这种管理现状重在“守”，忽视了“创”；
●在目前教育组织所处环境从相对稳定变为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重“守”的教育管理思想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
后现代主义思想启示我们，教育管理要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才能永葆活力。

二、注重教育组织的特性和差异性

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T．B)率先把现代主义观点运用到教育管理理论中，并对教育管理科学的“理论运动”进行了一场“格林菲尔德革命”。格林菲尔德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人类发明论和自然系统论两种根本对立的组织管理观。自然系统论认为，组织管理是一个具有人类属性的可观察的实体，是一个能回应并适应其环境要求的有机体；人类发明论则认为，组织管理是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被发明的社会现实。格林菲尔德将他听建构的理论体系称之为人类发明论，即认为组织是人的创造物的理论：
格林菲尔德试图建立一种主体主义或解释主义的教育管理组织理论。他认为，“人不是在组织当中生活．相反却是组织生活在个体当中，通过个体而存在”，“组织是被意识到的社会现实，在那里人们作出决定．采取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合适的行动”。显然。在格林菲尔德看来．组织不是本体论的现实(Ootological reality)，而是人们创造的社会性存在物，既然管理组织是人创造的存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创造，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组织理论。
格林菲尔德的后现代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组织性质和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组织，具体到每个组织本身的具体情况也有其不同点。反观我国教育管理组织现状，不难发现：(1)在实践方面，我们习惯于用统一的教育管理组织理论来涵盖各种不同的学校组织，而不注重对各种具体类型学校组织的研究，用统一的教育组织理沦指导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等丰富多彩的教育管理实践。这种把教育管理组织仅局限于某一范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其僵化灭亡。而且对我国教育组织和学校的现实而言，大多移植韦伯的企业管理科层制，韦伯科层制的五个方面特征(层级结构、劳动分工、规章制度、非人格化、职业定向)在学校组织中都有反映。这是一种更多强调等级、秩序，强调程式化与组织的纪律制度的组织体系，即注重组织理性的一面，很少或没有注意到其非理性的一面：(2)在理论方面，将西方企业管理的理论简单套用到教育管理领域中，如学校目标管理便是德鲁克(P.F．Drucker)目标管理学的移植。同时，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因此，在我国教育管理组织方面，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教育组织自身的特性和差异性，这是后现代主义对我国学校管理的又一个启示。

三、教育管理要做到事实与价值并重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剑桥大学客座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霍基金森(Hodgkinson．C)也是把后现代主义运用到教育管理理论中的学者。霍基金森对教育管理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对价值问题的重视。
在霍基金森看来，科学处理的是与价值陈述截然不同的事实陈述。他明确宣称，“在管理的每一阶段．价值都在发生影响并总是自我纠缠不清”。他认为，在一个事实与价值总是纠缠不清的管理世界中，价值领域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事实和逻辑的成分则是次要的。霍基金森说：“对所有的人类组织而言，不管这些组织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的产生源于人类的愿望或价值。”管理理论的中心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与价值和道德相关的哲学问题，管理不仅要涉及实然层面．更应关注应然层面。
在这一点上，格林菲尔德有同样的观点。格林菲尔德认为，管理科学是具有价值并从属于价值的科学(a science with values and of values)，组织是建立在”观念、价值”之上的。任何决策都包含价值成分，任何决策都是一种价值综合体的象征。政策的制定不可能与价值无关，不存在“白板”状态，事实上政策的制定者是各怀先人之见进行探讨的、
后现代主父重价值的观点对我国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教育管理在研究方式上主要是以逻辑实证为基础的，逻辑实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事实的关注，把重点放在管理技术的研究上，重在用明确的数据、具体的事实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说明问题 它主张教育管理研究应是一种价值无涉(Value—free)的研究，对那些影响教育管理的价值、道德因素，应毫不扰豫地删掉。这样，学校就像所有客观现实一样，具有客观性和内在有序性，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客观的学校目标，通过奖励与惩罚，来维持学校的有序性。于是，管理人员就成了组织秩序的维护音，通过约束学校成员的任何非理性行为，防止学校成员偏离学校目标。
事实上，纯客观的原则和方法在教育管理领域是不存在的，诸如办学目标的确定、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利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都内在地蕴涵着价值因素；把价值问题排除在教育管理之外而只重视教育管理的事实，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教育管理问题简单化了，这种教育管理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在我国教育管理的研究方式和实践中，要注意做到在注重事实的同时，把目光更多地放到价值一面，做到事实与价值并重，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国教育管理的又一个重要启示。

四、教育管理要注重以人为本

后现代主义推崇“本体论的平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种思想亦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他们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其他的东西更真实，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多点或少点实在性。这种本体论上的平等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对平等的的认同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对“对话”的推崇．对话的本质不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更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最终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可见，真正的对话总是蕴涵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为使真正的对话得以进行，后现代化主义主张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
后现代主义的上述观点启示我们，在教育管理中要“强凋一种朝向人的、水平的管理风格，而不是朝向任务和功能的管理”，即管理组织应该“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尊重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在教育管理中要尊重彼此的思想与存在，要认可与尊重他人，注重人与人的平等、相互理解。总之就是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教育要求我国教育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把教职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重视与教职工的平等对话、交流和沟通，与教职工建立亲密、友好、融洽的关系，强凋学校集体目标的实现与教职工个人目标的实现是同一过程，使教职工在工作中得到满足；简政放权，注重参与，教育管理不是以领导权威强加于人，不是以呆板的教条束缚人，充分重视并发挥管理集体和教职工的主人翁作用，让他们参与到管理中去，发表意见，提出决策，突出其存在的价值和重要性，使每个教职工的奋斗目标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
后现代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也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具有复杂性，后现代教育管理观还很不成熟；另一方面，我国还远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我国的教育管理还处在由经验阶段向科学阶段的过渡时期。因此，我国教育界在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时候，要注意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

❷ 结构主义

【内容提要】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 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 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是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主要对象和背 景来展开的，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阅读
【正文】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 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 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 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 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 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也 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 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 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 ， 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论。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 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 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 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 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 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 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 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 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 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
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 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 & 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 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 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 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 确 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 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 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 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 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 。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 ，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 ，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 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 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 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 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 ，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 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 尼采看来，柏拉图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 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图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 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 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图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 教 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 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 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 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政治基础 ，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 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 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 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 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 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 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 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 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 ，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 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 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 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 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 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 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 ，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 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 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 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 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政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 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 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 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 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 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 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 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 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 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 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 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图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 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 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 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 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 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 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 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 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 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 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图陈述关于 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 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 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
4.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 ——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 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 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 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 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 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 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 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 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 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 仅仅表现为图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 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 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 。 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 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 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 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 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 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 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 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 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 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 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 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 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 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 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 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 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消 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 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 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 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 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 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 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 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 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 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 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 )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 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 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 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 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 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 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 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 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 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 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 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 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 ，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 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 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 )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 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 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 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 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尤 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 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 ，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那 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 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 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
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 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 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 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 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 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 又 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 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 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 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 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 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 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 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 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 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 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 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 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 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 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 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 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 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 (sign of a sign)，（注：Surber,J.P.,1998,p.193.）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 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 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 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 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 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 斯 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而这中间所蕴涵 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 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 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 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 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 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 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 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 ）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 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 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 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 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 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 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 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 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 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 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 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 一 种认识论上的革命。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 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 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 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 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 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政治、文 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❸ 超文本文学和超文本小说的共同点，麻烦概括下，两百字就够😊

2张
超文本小说
语音播报，能听的网络！ 立即收听
超文本小说（Hypertext fiction）也称超文本文学，超链接小说。是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先锋小说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将文字、图片、影音片断及多路径进入的结构组成的电子文本。同传统的印刷小说文本概念相比，超文本小说事实上已超出了文学范畴，超文本小说是一种集文学、视觉艺术、音乐、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络于一体的新媒体艺术。
中文名
超文本小说
外文名
Hypertext fiction
别称
超文本文学，超链接小说
概括
是一种新媒体艺术
超文本小说简介
超文本小说是一种以网络为载体，以超文本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文学品类。超文本文学作品在文本内部或文本结尾设置有超文本链接点，提供不同的情节走向供读者在阅读时选择，不同的阅读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局，因此也称为多向文本文学。超文本文学着眼点在于读者的高度参与、自由发挥与即兴创造，使得“过去由于物质和技术的限制而受到阻扼的人的意志和欲望，如今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可以畅通无阻地宣泄出来了。”
超文本文学的出现，实现了德里达、巴特等后现代主义大师提出的解构主义文本理论。与传统文学相比，超文本文学具有非线性、互动性、开放性、非中心化和未完成等特点，对以纸质印刷文本为媒介的传统文学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

但是，真正给传统文学以颠覆性影响的，还不是超文本文学的存现形式，而是它的非线性文本结构。传统文学呈现出一种线性结构，以字、词、句、段、篇章、标题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每一页都编了页码。传统文学的情节通常完整连贯，一气到底。即使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品，淡化情节、消解情节，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为艺术想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它们仍属扁平的静态结构，缺乏厚度感和立体的延展性。超文本文学超越了个别文本的局限，将众多文本通过关键词的链接互联为一个树状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路径纵横交错，读者可自由选择路径进入文本。超文本文学将传统文学静态的封闭的线性结构转化为富有弹性的开放的网状非线性结构。非线性的书写系统代替传统的线性叙事，情节的原因和结果不再是严密的对应关系，文本内部结构松散，语意断裂，但又呈现相互关联和串通的特征。
超文本文学相对于传统平面印刷作品来说，具有革命性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超文本文学以非线性的书写系统代替传统的线性叙事，情节的原因和结果不再是严密的对应关系，文本内部结构松散，语意断裂，但又呈现相互关联和串通的特征。作家可以在文本的任何一个地方打断、撕开，开辟新的叙事路径；也可以在文本的任何地方进行缝补、接续，保持文本叙事上的完整性。其二，从叙事主体上，打破了作家对叙事权的垄断，有限度地将叙事权渡让给读者。读者可以有限度地决定情节的发展方向，参与作家的创作活动。第三，传统的文学创作规则被打破。在超文本文学中，任何文学故事的情节发展都是多重选择的，读者可以参与进去，可以选择，文学作品之中文字组织的种种既定的规则受到极大的破坏。

❹ 那位亲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德里达的“不在场”

我是认可德里达思想的。
但我是中国人。
只有确信庄子“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认同后。（中心移动）
来回答这个二元对立的思想。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欧洲传统形而上学和一切理论，就是借助于“在场”的观念，把语言、语言所论述的观念、通过观念所指涉的事物以及历史存在等各种不同的因素统一在现实表现的场域。不仅如此，它们还借肋于“在场”的观念，将上述各种不同因素所表现的不同历史维度，通过统一成为毫无历史差别的同一个现实的实存关系中。因此“在场”在传统本体论及各种理论中，成了它们“不在场”或虚无的各种观念和事物转化成现实事物的魔术力量。
补充一点是对结构主义的颠覆的建构后现代思想。
不要搞错“虚无”的蕴含。

❺ 什么是德里达难题

德里达难题是指哲学家德里达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

核心理论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

(5)德礼达的去中心化扩展阅读

解构主义流派反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认为结构没有中心，结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结构由一系列的差别组成。由于差别在变化，结构也跟随着变化，所以结构是不稳定和开放的。因此解构主义又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德里达认为文本没有固定的意义，作品的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❻ 德里达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什么是解构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名言

解构主义：解构包含消解、摧毁的意思，消解摧毁的对象是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理性主义的传统。解构主义实质上就是“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和吸收了结构主义的一些观点和立场：譬如个体服从整体，结构的社会性和非意识性，反人道主义立场等。但是，他们认为结构主义沿袭了哲学传统对统一性和单一性的追求，因此，他们从对结构持否定、消解的态度。也就是说，解构主义所解构的对象，是原先结构主义中“本质单一化、大一统化”的思维模式和哲学道统，进而，不难想到，解构主义提倡多元主义，它是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海德格尔的名言：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德里达的哲学思想：（1）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条参见解构主义） （2）原型写作：在德里达那里，语言被认为是原型写作。因为语言把图形和符号刻写在人的大脑上，这种刻写先于书面写作，先于说话甚至先于人类历史和儿童的发育。 （3）写作的意义：字符的流动性的产物是文本，文本是字符编织成的网，在这张网中，没有中心没有本质。“文本之外没有他物”。一切对象只有通过文本才能被理解，才能被赋予意义。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因而以为着在这里，没有作者和读者的区分，作者和读者同样是文本意义的创造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本的意义以来与作者或者读者中的任何一方，文本的意义仅仅是字符流动的产物。——————————暂时这么多，比较易懂的！

❼ 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哲学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首先在德法产生，于80年代末进入美国，90年代后进入第三世界，席卷整个世界。其势头凶猛，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后现代革命，影响了世界人的思想观念。本文对其四大主要流派及主要反现代思潮作一简单梳理归纳。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后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认为对象是由成分组成，成分之间有存在着一定的结构，要了解对象或成分的性质，就必须首先了解其整体结构的性质。后结构主义原是哲学领域里对传统形上学的一种颠覆（即解构主义），后扩展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德里达首先在哲学上发难，反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那里指的是一种以“在场”为中心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将某种外在的绝对参照物作为基础、本源、中心和出发点。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以二元对立逻辑为基础。为了从根底上摧毁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德里达提出了被他称之为“新概念”的新工具，即“分延”，“痕迹”和“增补”。解构主义后来延伸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美国的“耶鲁学派”。其“解构”式阅读，把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主要任务看作是对于作品文本的“解构”，不再考虑原作者及其文本同写作时期社会脉络的联系，将文本当作有独立生命的文字作品。

新解释学

新解释学是指由海德格尔奠定基础并由伽达默尔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德里达、福柯、阿佩尔、哈贝马斯以及罗蒂也各自从不同立场对新解释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新解释学并未有意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展开后现代话题，但它被看作是后现代的，并被看作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内容之一，后现代解释学对传统解释学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五大内容。一是对传统主体的消解。传统解释学极力推崇人，主体、自我、人以及人性构成传统解释学的基础性的概念。在后现代解释学家看来，既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自我，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性，抽象的人的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二是对传统解释对象（本文）的改造。在对本文的外延的理解上，传统解释学认为只包括科学理论、历史文献、法律条文、文学、音乐、艺术、绘画、建筑艺术等在内的体现作者主观精神的东西。在后现代解释学那里，本文几乎是覆盖了一切的，泛指在任何时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统。在对本文的内涵的理解上，传统解释学指作者意图与思想的表达。后现代解释学家否定了作者意图以及本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三是对“成见”正名。传统解释学为了达到把握作者本意的目的，对“成见”采取了一种无情否弃的态度。后现代解释学公开为“成见”正名，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四是对传统解释目的的否弃。五是对传统真理观进行批判。

新实用主义

指实用主义复兴产生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产生于1970s的美国，在20c上半叶获得了重大发展。但在二战后，由于受涌入美国的欧陆形而上哲学，特别是与人道主义关系紧密的存在主义的冲击，实用主义在美国曾一度式微。20c 下半叶，后现代主义传到美国，产生了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把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和欧陆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后现代哲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最为彻底，与传统哲学的决裂也最为坚决。他于1979年发表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被誉为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经典。罗蒂把20c初到中期的实用主义进行改造，使之适应后现代主义语境，并缔造了以新实用主义哲学为主导话语的“后哲学文化”。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20c下半叶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在态度和立场上与欧陆德法后现代主义一致，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80s末90s初，在对新实用主义的不满和回应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冲击，在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格里芬和科布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对西方上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摧毁的话, 那么,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在激进后现代主义开辟的空间中从事建设性的耕耘。顾名思义,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建设性。

非中心化

非中心化思潮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其理论基础是非中心化论。非中心论又分为极端的和温和的两种形式。温和的非中心论主张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指导人生的原则，极端的非中心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实体性的，不存在什么中心。温和的非中心论者着重消解各式各样的“中心”，如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的命题，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对人的消解和对历史概念的发难，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视人为“无意识的主体”，博德里拉提出“超现实”概念等等。极端的非中心论者（以德里达为代表）直接向“中心”概念本身发难，试图一劳永逸地断绝人们对中心的追求。

反基础主义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主义和20c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基础主义都主张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正是这一为知识大厦寻求绝对不可动摇之基础的信念首先遭到了反基础主义的攻击，反基础主义者志在将人们从对基础的沉迷中解放出来。基础主义对基础的信念，被反基础主义者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反基础主义者进一步摧毁了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式的基本概念（理性概念、真理概念、实在概念等）以及基础主义的“等级”观念。

非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是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所发轫的哲学思潮。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自立为王，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自居，理性的这种地位是不合法的。早期非理性主义者从认识论角度，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把理性抬到无所不能的、绝对的高度，排斥、抹杀、扭曲了非理性的东西。在颠覆理性的这种权威性后，非理性主义者把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东西推到了前台，他们是权力意志（尼采）思（海德格尔）、欲望、本文（德里达）、异（列维那）、历史（福柯）、机器（德利兹）等。战后非理性主义者从政治上揭露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他们认为理性等同于权力。非理性主义对西方理性的另一个弹着点是理性方法，认为作为方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这样一种有限的、极成问题的认识方法夸大成唯一的、无限的认识方法。在挑战了理性方法的局限性后，一些非理性主义者赋予情感以方法论的意义（如克尔凯郭尔），一些非理性注意者用直觉和体悟对抗传统的理性方法。

后人道主义

后人道主义是以批判传统人道主义为己任的一股哲学思潮。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主，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尊严，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后人道主义首先围剿了“人”的概念，宣告了人的“死亡”。在后人道主义那里，人不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也不是心理-精神世界的中心。其次，“人性论”是传统人道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人性论的一个共同理论前提是肯定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亘古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后人道主义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一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认为传统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念、人的本质观念应该抛弃。福柯对各式各样的人的本质观进行了批判。再次，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人道主义坚信人具有天赋的、无限的认识能力，思想可以绝对地认识一切事物的真理。后人道主义则通过怀疑主义颠覆了人道主义的这种自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人道主义的“人类进步”的观念。

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一步是摧毁客观性思维。将客体还原为“视角的客体”，将存在还原成“为我的存在”。视角主义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一旦进入人的思维中，就不得不被“本质化”，因此，纯之又纯的存在是不存在的。梅洛-庞蒂认为视角是对象本身的一种属性，“存在”对于我所具有的唯一意义是“为我存在”。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二步是将“绝对的主体”多重化，认为康德以来形形色色的“主体性哲学”为了拯救世界的统一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而建构的“一般主体”是不存在的，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在前两步的基础上，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三步是强调视角的多面化、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

多元主义方法论

由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发起的与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密切相连的一种后现代理论。他在1975年出版的《反对方法》中，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以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多元主义方法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唯一性、普遍性；他提出的著名的“理论增生原则”或“理论繁衍原则”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费耶阿本德虽然拒斥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原则，但并无意取消所有规则、标准和方法论，而是旨在将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容纳进来。利用多元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对认识论中的理论与事实相符的符合论和根植与科学与非科学的科学沙文主义进行了发难。

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挑战对象是传统哲学史。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揭露了传统哲学史观的缺陷：一是传统哲学史观过分强调了哲学的思想特征，忽略了哲学的修辞特征。二是传统哲学史观的再现观念和再现主义标准。三是它的非历史性。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进而对传统哲学史的原著概念和作者真实意图观念进行了摧毁和瓦解。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的大致轮廓：1，它的主旨是用哲学史编纂学取代传统的哲学史。2，它否弃传统的连续性、进步观念，坚持知识型中的断裂对于历史本身是本质性的。3，它强调哲学史是解释的历史。认为哲学文本只有在解读和解释的氛围中才有意义。4，强调哲学的修辞特征。

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存在美学，对美学的典型的态度是绝口不谈，保持沉默。而事实上，后现代美学也是一种美学。后现代美学首先向美学霸权主义发动了挑战，其次消除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然后对传统美学的“再现”理论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因为“再现”假定了本源的存在。后现代美学的折中主义否定存在统一的审美标准，其实它是一种多元论。后现代美学对不确定性的追求可以从内容上和形式上两方面来看。与传统的美学对总体、一致、秩序、理性的追求相反，后现代美学对恢复理性的、不确定的次序这一信念表示怀疑。形式上，后现代美学摈弃了美学所给定的形式美概念。

❽ 急！！懂绘画的注意了！！~绘画中的解构主义的含义

解构主义不只在美术中采有，它是一种思潮，哲学、电影、戏剧，无所不在，很难对美术中的解构主义下一个定义。美术中的解构主义跟其他领域一样，都有一个反叛的过程，推翻再重建的过程，打散再重组的过程，主要存在于西方。

解构主义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一个字并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它本身，意义是经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a是a,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来说明这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在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本，所有的“在场”（present）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他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
上的意义，获得了神圣、不容置疑的权威？是什么使得某些概念、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主
导的核心？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本质高
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
的产物，这一意义体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
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于一些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1）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解放策略。这一点，深刻启发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借助解构，展开了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等级的拆解，在父权社会中，菲勒斯（phallus）（指的是阴茎的图像，它是男性权力的象征）是这个性别等级制的第一原则与先验能指，它代表着完整、一致和单纯。菲勒斯中心主义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的男/女二元对立项，阳/阴，理性/疯狂，坚强/软弱，有序/无序等，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无不以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由此，菲勒斯以绝对的差别构造出自身的权威地位，但是，正如解构所提示的，任何一项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另一项，男性之为男性必须借助女性这个“他者”来说明。这个女性是异已的，外在的，然而没有它，男性又无从定义其自身，“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必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外在之物也是内在之物，疏离之物也是切近之物。”（2）换言之，绝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存在，女性是男性的组成部分，是男性需要贬抑、排斥的，而这恰恰证明所谓的女性气质内在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对立组完全是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是维护菲勒斯霸权之需。
后殖民主义则立足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力图揭示出西方/东方这样的二元对立等级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中“东方”怎样被定义，发明，怎样被西方他者化，成为说明、验证西方进步、优越的一个负项，从而构筑起西方与东方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对“东方主义”的解构，目的并不是简单互换西方与东方的等级位置，重弹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老调，而是要防止落入种族中心论、民族本质论的窠臼，将西方/东方此类概念、二元对立项的出现置诸于过去三百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揭露此类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关系。
因此，解构并不只是对文本无穷无尽的拆解，纸面上“无底的游戏”。虽然美国的解构批评――例如耶鲁四人帮――走的正是这条路子，但是，解构要更有意义，发挥更大的效用，它就必然是政治性的：“我想那种一般的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针对每种情境，有某种必要的策略，这种策略依情况的不同而有别……解构的责任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3）这也就是伊格尔顿在他那本精辟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解构所作的评价：“解构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籍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他并不是在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他是在力图把这些东西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4） 注释： （1）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4—16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4）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❾ 现代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贡献

可持续科学发展观

❿ 1.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美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为什么说美学是一门人文学

一）古典阶段
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从先秦两汉到近代王国维之前，中西方思想美学还处在一种“前美学”的形态。这一阶段美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初步和比较零碎地提出了一些有关美学的基本问题、概念和范畴，并作了一些尚不彻底的回答；对美的思考往往同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哲学、伦理把握直接联系在一起，“美”与“善”常常混为一谈。这就是说，人们在思考美的问题——包括美的本质、艺术的社会作用等的时候，既没有完全摆脱直观经验的形态，也还没有同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理论的思考严格区分开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象范围并对问题作出独立、系统的解答。
具体而言，先秦两汉中国古代贤哲主要是在关注人的情感立场上，从哲学、伦理层面探讨人类审美诸问题的。当时的儒、道、法、墨等各家思想中，都包含了许多迄今很有价值的美学思想，例如《左传》、《国语》、《尚书》等典籍里，便记载有诸如“五味”、“五色”、“五声”之美的主张，以及有关“无害为美”、“以和为美”的重要见解。其中，儒家着重强调了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孔子“兴、观、群、怨”的诗论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准则与“尽善尽美”的观念，孟子“充实之谓美”的主张等等，就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鲜明的社会伦理化倾向。道家则从“逍遥”、“无为”的处世态度出发，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超越性、自然纯朴性；老子有关美善相依、大音希声的看法，庄子“虚静恬淡”、“身与物化”、“物以游心”的审美境界论，都曾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至近代王国维之前，中国美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曲、书法、工艺领域，提出了诸如意象、神思、韵味、意境等中国所独有的审美范畴，使美学的思考不断趋于精细化。特别是，当时的美学思想家大多同时是诗人、画家或书法家，因而其美学思考往往同实际的艺术经验直接联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美学思维由“美”“善”问题向审美与艺术特征问题转向，深化了直觉感悟形式与古典理性精神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结合。
西方美学的发源，主要基于对事物本质的追求和对各门艺术的统一定义的努力。古希腊学者曾经对“美是什么”、“美的事物是怎样产生的”等作了大量推测，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把数量的和谐关系视为艺术（音乐）美的根基，主张美是“和谐与比例”。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对美的本质问题作了一定深度的讨论。例如，柏拉图在他的一系列“对话”中，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即美的范围十分广泛，形体、心灵、行为、制度等都是美，但探讨美的本质却不应追究什么是“美的”问题，而应该探究导致一切美的东西之所以美的共同本质（“美本身”）。亚里士多德则在《诗学》等著作里，深刻分析了悲剧艺术特征、艺术起源等，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和“净化说”，并将“美是和谐”思想同当时人们对生物有机体的认识结合起来，从而成为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美学家。
中世纪，在基督教神学引导下，美学以压抑人性的丰富性为代价，把审美的光辉完全归于神（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了至善和理式，上帝就是智慧、仁爱和最高的美，就是位于造物主静观阶梯之上的自然美的诸事物的源泉”①。 这种以神为中心的美学理想，在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浪潮中受到猛烈冲击。此后，在法国古典主义美学、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以及狄德罗(D.Diderot)“美在关系说”、莱辛(G.E.Lessing)“诗画同一说”等的推动下，西方美学日渐丰富，为美学学科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总之，强调真、善、美的同一，特别是美和善的一体性，是“前美学”形态下中西方基本一致的思想倾向。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②。 而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③ 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④， 以及荀子“全粹全美”的美本体论、“水玉比德”的自然美论等，其中所强调的，就是美与善的一致与和谐。这说明，在人类思想的早期发展中，美学问题的提出与探讨，既与当时社会的政治、伦理和人生理想紧密相关，也是组成早期人类思想整体的重要内容。
（二）美学学科的建立与成熟
这个阶段，美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于：作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美学”得以正式建立，并在德国古典美学那里趋于成熟，完成了系统化、形态化的理论构建。
1735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A.G.Baumgarten)在《诗的哲学默想录》里，第一次提出了诗的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并以希腊语中“埃斯特惕克”一词称这种诗的哲学为“感性学”（德文为sthetik，英文为Aesthetics），认为诗作为“完善的感性谈论”（即“完善的”感性表象的认知和表达），是“可感知的事物”，也是诗的哲学或诗的艺术的对象，“诗的哲学考察是指导感性谈论趋向完善的科学”，诗的艺术是“一种有关感性表象的完善表现的科学”⑤。
不过，鲍姆嘉通此时虽然把诗的哲学叫作“感性学”，却还没有正式以之命名美学。直到1750年，他用sthetik作为书名，出版专门研究感性认识的拉丁文专著（即《美学》第一卷），美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了，而鲍姆嘉通也因此被后人誉为“美学之父”。
从鲍姆嘉通那里，我们发现，第一，美学原本是作为一种与逻辑学相对立的认识论被提出来的。⑥ 鲍姆嘉通指出，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层，逻辑学研究知或理性认识，伦理学研究意志，惟独人类情感（“混乱的”感性认识）一直没有相应科学来研究，因此有必要设立一门新的科学来弥补这一漏洞。这就是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美学（Aesthetics）“是感性认识的科学”的意味所在，由此也初步界定了美学的对象和范围。在这个基础上，鲍姆嘉通构造了一个包括理论美学和实践美学两部分的美学框架：前者包括启迪学（关于事物与思维的一般规则）、方法学（关于条理分明的安排的一般规则）、语义学（关于用美的方式想到的和加以安排的东西的表达手段的一般规则），涉及诗或艺术的题材、思想、结构及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则问题，中心目标是实现美——感性认识的完善；实践美学则研究个别情况下如何运用一般规则的问题。尽管这个体系框架基本上还是艺术学的，但它对后来的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第二，美学研究人类认识中具有审美属性的部分。鲍姆嘉通认为，感性认识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心灵中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自然禀赋，即人的低级认识能力以及相应禀赋（感受力、幻想力、记忆力、审视力、趣味、创作天赋、预见与预感、表达表象的能力等）和高级认识能力（如知性、理性）、天赋的审美气质（如情感能力）；二是审美训练，即审美才能的培养；三是审美学说与审美指导。所谓“感性认识的完善”、美的实现，就是以低级认识能力为主干，交织各种心理因素以及审美观念、审美技能的综合活动过程。这样，作为认识论提出来的美学（感性学），同时是研究艺术和美的科学。“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⑦。美作为感性认识的成果，也就是“表象的总和”的完善，是诗、“美的艺术”、“自由的艺术”。
作为大陆理性主义的继承人，鲍姆嘉通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上，为美学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称，使得人类的美学思考在经历长期发展之后，终于有了自己明确的对象。而他在遵循传统哲学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高、低划分之时，给予感性认识以应有的重视，强调美学研究的独立的认识价值，则启示他的同乡康德(Kant)、谢林（Schelling）、席勒（Schiller）、黑格尔(Hegel)等人，在更高层次上最终建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德国古典美学。
康德和黑格尔便以鲍姆嘉通的美学为思考起点，致力于解决感性和理性的和谐自由统一问题，并各自推演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对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康德美学的重点在人的感性认识能力、主体心理机能方面，深刻地提出了有关“审美判断力”的问题，不仅给予审美判断（即审美心理机制）以组合有序的表述，而且在重点分析审美心理机制的过程中，形而上地探求美（情感表象），形而下地推及艺术，建构了一个以审美判断为中心的先验哲学的美学体系。这样，在康德那里，美学便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框架，而成为有着充实的内容、明确的对象以及一系列概念范畴的严谨体系。
黑格尔则着重探讨了感性认识能力的产物、对应物——诗（艺术）以及艺术的历史。在他那里，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作为“绝对理念”外化为主体心灵理念的感性形象表现，则是美的最高形态。正是以美的理念或理想为起点和中心，以美的理念的逻辑和历史的感性呈现（即艺术类型和艺术体裁）为基本对象与内容，黑格尔建立起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艺术哲学（美学）体系——它的最大贡献，是给了美学以逻辑与历史，把美学从重视心理研究引向了重视历史研究的方向。
（三）现代美学之路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和现代西方美学的崛起，标志着美学在西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马、恩的美学贡献，不在于对审美和艺术现象的具体分析，而是从哲学人类学高度，深刻阐述了人类审美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他们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的论述，为从社会历史角度解答美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和方法。马克思本人曾经有心撰写一本美学专著，据说《新亚美利加网络全书》“美学”条目⑧ 就是他撰写的。不过，马、恩美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们的许多其它著作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一些有关文艺问题的书信中，都包含了精彩的美学论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美的规律”、“自然的人化”、“异化劳动”与美的创造、美感性质等论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华。马克思提出“劳动创造了美”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⑨，肯定美源自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则为探讨美的根源和本质提供了一定理论根据。至于马、恩在评论拉萨尔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以及马克思论述古希腊神话的永恒魅力时，从意识形态理论角度分析作品和艺术现象的方法，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
同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存的现代西方美学，在总体上集中体现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和美学的反叛，其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流变更迭，构成了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主线。它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概括：
第一，现代西方美学内部，集合了诸多思想学说和理论流派。其中，以叔本华(A.Schopenhauer)、尼采(F.W.Nietzsche)的唯意志论为前驱的现代人本主义美学思潮，集中了克罗齐(B.Croce)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美学、柏格森(H.Bergson)为代表的直觉主义美学、英伽登(R.Ingarden)和杜夫海纳(M.Dufrenne)为代表的现象学美学、海德格尔(M.Heldegger)和萨特(J.P.Sartre)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美学、苏珊·朗格(S.K.Langer)为代表的符号论美学，以及像“移情说”、“心理距离说”和精神（心理）分析学美学等。以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现代科学主义美学，则包括了桑塔亚那(G.Santayana)和托马斯· 门罗(T.Munro)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美学、克莱夫· 贝尔(C.Bell)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美学、杜威(J.Dewey)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美学、瑞恰兹(I.A.Richards)等人为代表的语义学美学、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等人为代表的分析美学、阿恩海姆(R.Arnheim)为代表的格式塔（完形）心理学美学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和罗兰·巴特(L.Barthe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美学；等等。
第二，现代人本主义美学张扬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决定作用，以非理性因素解释艺术创造和艺术接受的本质，追求审美的绝对自由和超越。表现主义、直觉主义都把主体直觉当作美学的中心概念来展开理论阐述；“移情说”、“心理距离说”及各种“审美态度”理论，把主体超功利的审美观照理解为审美活动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存在主义强调对主体想象功能的研究；精神（心理）分析学美学则把人的无意识活动看作艺术创造与审美的源泉。这样，自古希腊而来的西方美学研究重点，便从审美客体转向了审美主体，体现了对“自我”进行更深入的发现、追寻和探索的现代意识。
第三，1876年，德国实验心理美学创始人费希纳（G.T.Fechner）在《美学导论》中提出，美学应从感性经验事实出发，走归纳和实验的道路。现代科学主义美学正是在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展开了对具体审美经验或艺术事实的经验描述、理论推演和一般概括。例如，语义学美学就主张，有关审美判断问题的讨论，应在科学分析作品语词、句子和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而阿恩海姆则运用格式塔原理分析艺术与视知觉的关系，揭示了客观事物与主体心理结构形式之间的相同或相似性，即“异质同构”规律。
第四，现代西方美学基本背离了传统思辨形式，悬搁了美的本质一类思辨性问题，转向经验性的艺术哲学、特别是审美心理学方向，寻求解决有关艺术和审美的具体经验性问题。这一点，在科学主义美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主义、实用主义、语义学、分析哲学、符号学等美学流派，都角度不同地在经验描述基础上建立起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或一般艺术科学。
第五，现代西方美学以审美——艺术为中心，重视研究艺术本质、特征、规律、构成等问题。除了分析美学对艺术本体问题尚持怀疑态度外，大多数美学流派都力图按自己的立场来解释艺术本体问题。诸如艺术本体与创作主体心理功能及活动的关系、非理性因素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艺术作品“本文”的内在逻辑和结构关系等一系列课题，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多元的方法论景观，大大开拓了美学的现代视野。
在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一，大量吸收、借鉴了西方美学成果。王国维在20世纪初率先从日本引入西方的“美学”⑩术语，并用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理论来阐释中国艺术，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学科。蔡元培在康德、席勒思想影响下，提倡“以美育代宗教”，通过美育在教育中的机构化而扩散了美学的社会影响。二三十年代，朱光潜的《谈美》、《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吕澄的《美学概论》等许多美学文献，更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西方的美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对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进行了分析。直至20世纪末，中国美学研究仍然持续着这种“拿来主义”的理论进程。正是通过引入和借鉴西方美学，中国美学思想由原来偏于感性经验形态，走向了比较自觉的理论思辨，走向了美学学科的现代建构。其二，通过中西方美学思想的相互参证比较，现代中国美学家为传统美学的现代重建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和探索。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钱钟书的《谈艺录》等，在把握中国艺术特有的审美境界、高扬中国美学精神方面，有着重大贡献。其三，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得到传播和研究。40年代，周扬、蔡仪等人的著述，体现了现代中国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认识论），建设中国新美学的努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对中国美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意义。

二、美学现状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旧美学的解体过程中，各种现代美学流派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自己寻找重建美学体系的新的理论支点。这一点，正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建构意图。
然而，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维转向了反深度性、反中心性和反体系性。恰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M.Rorty)所揭示的，作为对科学、道德、宗教和艺术所提出的永恒性（本体论）或认知（认识论）问题的仲裁者的哲学，在后现代进程中已经终结，固守人类思想和艺术实践中所谓“第一原理”、“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已是荒诞。⑾在美学领域，这种后现代思维逻辑主要就体现在以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为指导的后分析美学、德里达(J.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美学、伽达默尔(H.G.Gadamer)为代表的解释学美学和马尔库塞(H.Marcuse)和阿多诺(T.Adorno)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它们在不同角度地批判现代主义文化的深度模式之际，深刻质疑了现代主义美学从某一个绝对的理论原点去逻辑地建构美学体系的做法及其结果（体系）。
尽管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发展主线仍然延续在后现代美学进程上，但它的内部却发生了剧烈扭变：在人本主义这条线上，从“结构”到“解构”的转向，充分体现了美学的“后现代”特点——结构主义曾强调作品本文背后实际起支配作用的“结构”的存在，解构主义却要取消一切“中心”，消解全部“结构”；结构主义强调作品本文的内部研究，解释学美学、接受理论等却把重点转移到读者和接受过程，强调本文意义的不确定、相对和多义，呈现了“非中心化”的特点。在科学主义这条线上，分析美学曾经由语言分析入手，反对固定的美的本质探讨，走向了美学的取消主义；后分析美学则集中到艺术本体论上，以折衷主义取代取消主义，走向了美学的建设性方向。
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法兰克福学派高举社会批判旗帜，提出“反艺术”的理论；他们对卢卡契(G.Lukacs)美学“整体性”概念的批判，体现了一种反对将本质和必然作宿命理解的倾向。而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在批判地吸收各种理论基础上，同样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后现代”阶段，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思想活力。
后现代文化景观中，美学成了没有美的本质的碎片。这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美学形态的美学（反美学），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它在克服美学的贵族态度和被动性之际，有助于美学在更为开放的文化空间里，把审美问题与人对合理生活的追求进一步结合起来。

为什么说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

第一，在研究方法、研究主旨上，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凭借科学理性来发掘客观自然现象背后的本质，以便为人类获得更大的生活幸福提供充分的物质性条件。美学则以研究审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的精神世界为核心。而人的精神活动尤其是心灵的内省体验，有着非理性、非逻辑、非确定的一面，是科学理性所无法准确达到的，因而，美学研究不仅始终不能脱离感性形态，而且还总是保留着某种阐释上的模糊性、体验性和多义性。
社会科学通过对社会秩序、经济规律、法律典章、政治体制等的研究，关注人类行为价值的分析、预见和控制，探讨文明对人类限制的一面。美学则研究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以及在人际间起沟通交际作用的各种情感符号等，所探讨的是文明与人的精神实践的关系以及人在精神上寻求自由的可能性。比如，在中国古代，儿媳被婆母休弃之所以不为社会舆论反对，是因为它符合所谓“七出”条律，探讨这种宗法制度的产生根源、内容和形式，便是社会科学的任务。而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与焦仲卿爱情的赞颂，以及作品创构的审美境界，其中所张扬的追求自由的特定情感，则是美学所要研究的。
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主旨的特殊性，便决定了美学归属于人文领域的的必然性。
第二，人类审美活动本身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决定了美学的归属。
在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的形、色、声、味等，以及审美主体对对象形式所反映、象征的生活特征的把握，固然有其自然规律可寻，但这些都只是人进行审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区别审美活动与非审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审美活动的关键，在于由人文（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和文化传统）因素所造就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在审美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不是消极地反映客观对象，而是以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力在体悟对象的过程中重新塑造了对象。比如，一定时期的审美活动现象及其水平，就反映了一定时期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又如，一个感怀伤世的人与一个春风得意的人，对天涯沧海的感受会截然不同，对象与“我”在他们各自脑海里所创构的审美意象迥然有别。而日常生活中，用红玫瑰表达爱情的热烈，用白色婚纱表示爱情的纯洁，用钻石象征爱情的永恒，这些都体现了人文因素在人的心灵中所起的作用。
就像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得由自然界本身的存在来说明，社会历史领域的一切现象得由社会存在来说明，人文领域的一切现象应由人的存在和活动来具体说明。离开人的存在和活动，对“美”的讨论就会得出荒谬结论：或以为“美”先于人类而存在，或是被预先给定——这个给定者就是所谓“理念”、“上帝”、“神”或独立于人和人的活动的“自在的自然界”。而实际上，无论具体的审美对象，还是事物的审美属性或美的本质，既不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也不是在人类活动之外预成的，而是通过活动向人生成的，是人类创造性活动所产生的一种价值。
因此，把美学定位于人文学科，符合审美活动作为人文现象的本性。
第三，追求与建构人类价值体系，是美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一致的本性。
人类审美活动根本上是一种旨在超越有限人生，以求获得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出现，不仅超越了有限的经验世界，而且超越了有限人生；审美使片面的、不完整的人成为全面、完整的人。这，恰恰是人文活动的指归。

人文学科关心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而美学以审美活动为对象，就是要通过审美这一人文活动的特殊领域，追踪、建构人类审美的价值体系。只是在美学中，这种审美价值既不是对象本身的现实价值，也不取决于对象的自然物质特性，而是在审美主体和对象之间精神互动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一方面，审美对象本身具有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要的精神价值，并在其感性形态上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审美主体积极的心灵活动能够在对对象精神价值的领悟中得到提升，主体的精神创造能力得以自由发挥，心灵进入自由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审美价值就是经由审美活动而形成的主体与对象的精神联系方式及其成果，不仅包括对象价值，同时体现了主体活动及其相关价值；不仅是对象价值潜能的实现，也是主体心灵能力和愿望的证明。我们比较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和一匹真马的价值，不是要比较它们各自质地的经济价值（物质存在形态），而是要通过艺术家创造的奔马的感性形象及其情感表现力，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创造精神，来确认人自身的情感和生命精神，获得一种感动心灵的审美价值。
既然是价值，就要求有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这个尺度又是什么？中西方都有奉行“人是万物的尺度”、“惟人为万物之灵”的文化传统，而审美的价值尺度，必然在心理和社会历史层面上体现出人的心灵的合目的性要求，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生活以及人对它们的自觉意识所造就的。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正是于一刹那间自觉运用了审美尺度来衡量对象的审美价值，进而产生某种确定的判断。
对人类价值的深切关注，表明美学有着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的学理本性。
总起来说，美学是以人类审美为自身特殊领域，以审美活动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审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的精神世界，来追踪、建构人类审美价值体系的人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