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池港下商周青铜冶矿历史

『壹』 富池镇的经济

2012年，富池镇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6.2亿元，同2011年相比增长13%；财政收入3.4亿元；实现工商税收1.6亿元；招商引资1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6.2亿元；小进规企业3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26亿元，同比增长8.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6.75亿；农民纯收入9280元。
富池镇的经济结构为一带（沿江经济带）二区（滨江工业区和城镇新区）三园（医药化工产业园、新型建材产业园、港口物流产业园）。 港下古矿冶遗址
位于富池镇满港下村东南约0.5千米处，1985年发现，发掘面积170平方米，其发现竖井3口、平巷4条、采场2处、炉址1处及大量支护物与铜锛、铜削、木铲、绳耙、水楔、木水槽等采矿工具及部分属融、献腰、罐腹、碗底等生活器皿之陶片。此外还发现一些驯养动物的骸骨和鹿掌骨。此古矿井开掘于黄武元年（222年），东吴大将甘宁屯兵富池口，此处取铜制兵器。
东周木铲
木铲系东周时采矿用具。双翼式，弧刃形同园弧小铁锹，由整块木料砍削而成，全长36.7厘米。1985年于富池口出土，现存县博物馆。 富池镇三月三庙会，主要是为纪念三国时期东吴大将甘宁，而展开的一系列有着传统文化含量的祭神祈福仪式。该庙会2012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庙会活动主要内容为：吴王庙祭拜法事，神像洗濯更衣，抬神像巡游，踏青游园，祭扫甘宁墓，唱大戏，民间歌舞表演，普施斋饭，抢彩球祈福等系列仪事活动。其中高潮是抢绣球，意为“抢喜”。
“三月三庙会”是承载楚地鄂东南区域祭祀习俗、战神崇拜和三月三节令风情等多种传统文化成份的复合载体，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浓重的地方文化特色，在湘鄂赣三省边区有很大的影响力。2012年，富池镇“三月三庙会”被授予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贰』 宋代以前的冶金技术有哪些

采石时不断发现各种金属矿石，烧陶窑为金属的冶铸准备了高温炉和在炉内还原条件下冶炼矿石的技术。在甘肃东乡县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距今约5000年的青铜刀，以及在其他一些新石器晚期遗址中相继发现的早期铜器和铜渣等，标志着中国冶金业的诞生。《左传》等古文献中关于夏代铸九鼎的记载和这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说明随着夏王朝的建立，青铜冶铸业有了初步发展。
商周青铜冶铸的兴盛历年出土的商周青铜工具有锄、铲、、锛、斧、凿、钻、刀、削、锯等，青铜武器有戈、矛、钺、戟、剑、镞等，礼乐器有鼎、簋、盘、盂、钟等。青铜工具以超过木石工具的优良性能提高了整个社会生产力，青铜武器则成为维护奴隶制国家的物质力量。为数众多而花纹精细、造型复杂的青铜礼乐器珍品更显示出青铜业发展的精湛工艺，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的水平。
商周青铜冶铸作坊和矿山遗址的发掘，反映了青铜冶铸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距今约36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出土有陶范、化铜炉残壁和铜渣。郑州商代前期都城周围的作坊遗址，仅南关外一处铸铜遗址面积就有1000平方米以上，出土大量陶范、大块炼渣、熔铜炉壁。安阳殷墟在今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都发现有较大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残留有1.2 米长的大陶范。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各种熔炉多座，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石范,说明在商代,不仅黄河两岸而且长江两岸青铜冶铸业也有较大发展。洛阳北郊西周青铜冶铸遗址面积达 9万～12万平方米。在试掘的 200平方米中出土了很多铜生产工具、上万块陶范、大量炉壁残块和大块炼渣。山西侯马发掘出东周时晋国铸铜遗址，河南新郑发现有韩国铸铜遗址多处。这些遗址所反映的铸铜业在规模上、技术上、产品上都有新的发展。
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①铸造出世界罕见的青铜文物。如商代精美的四羊尊、重875 公斤的司母戊青铜鼎及东周曾侯乙墓出土的音调准确的大型成套编钟等。②掌握了先进的古代铸造技术。铸造工艺有范铸法、分铸法、镶铸法、失蜡法等；制范材料有石范、泥范、陶范、铁范；铸造型范结构有单面范、双面范、复合范、叠铸范等。③总结了最早的青铜合金配比和性能、用途关系的规律，即<考工记>所载的“六齐”。④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纯铜－砷铜－青铜”发展历程，至今尚未发现中国有砷铜阶段。
与青铜冶铸一起兴起的是锡、铅的开采与利用。金、银工艺也有相应的发展。东周时青铜表面加工的鎏、贴、错等技术已甚精致，并用金铸造货币。东周时出现鉴别青铜剑质量的相剑术，实际是一种靠肉眼观察鉴定金属质量的金相学。
东周、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冶铁业起于春秋时期。甘肃灵台、江苏六合、湖南长沙等地区都有春秋时期的小件铁器物出土。早期的铁是以矿石直接还原得到的含碳量很低、性能较软的铁。春秋末期，炼铁炉温提高,得到含碳3.5%以上的生铁，可以在较低温度（1200℃）熔化、铸造，并通过加热退火,消除脆性,得到韧性铸铁器件。这一发明早于欧洲约2000年。战国中期，铁在农具、手工工具、兵器上大规模应用，冶铁业中心逐渐形成。山东临淄齐国故都冶铁遗址有四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40余万平方米。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内有冶铁遗址三处，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河北兴隆燕国铸铁遗址出土铁范共48付，87件。铁范的应用提高了铸铁的生产率，促进了产品规范化和批量生产。其他如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都是当时重要的冶铁中心。
秦汉时期，冶铁业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秦灭六国后,迁冶铁业者赵人卓氏、齐人程郑入蜀,使临邛（今四川邛崃）发展为又一个冶铁业中心。公元前 119年，汉武帝实行冶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49处，每个铁官下属一至几个作坊。已经发掘的汉代冶铁或铸铁遗址有20多处，多数建在有铁官的地区。这些作坊中，一种以冶铁为主（一般设在矿山附近），另一种以铸铁为主（设在城市郊区），少数是冶铸兼作。南阳瓦房庄遗址是一个大型铸造作坊，面积12万平方米，有熔炉17座。郑州古荥河有一冶铸兼作的作坊遗址，有椭圆形炼炉二座，有效容积40～50平方米，停炉后留下的积铁块重20吨以上，还有各种铸范、风管、炼渣等遗物，反映出冶铁生产的巨大规模。与东周比，秦汉铁器具有品种多、质量好、数量大、分布广的特点，铁器遍及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各个方面；材料质量有块炼铁、各种不同硬度的钢和铸铁等；制作工艺采用铸、锻、柔化、渗碳、淬火等技术。尤其是出现了用生铁反复加热锻打和淬火的百炼钢工艺，使钢的质量达到较高的水平。遍及中原的各种秦汉铁器的出土，表明铁农具和手工工具已经普遍取代铜、骨、木、石器。铁器的使用也迅速扩展到广东、广西、云南、新疆、辽宁等边远地区。
秦汉用黄金为货币，金产量有较大增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冶金业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中国古代钢铁生产技术的独特体系和某些产品的规范化、系列化。广泛使用的灌钢是一种生产工艺简便、产品质量优良的重要制钢方法。北齐綦毋怀文造宿铁刀的精湛工艺，特别是淬火热处理技术，使古代钢铁技术体系更为完善。河南渑池出土的近2000件铁器中,有455件六角轴承是具有17种规格的系列产品;1101件V形铧是互换性很好的成套组装犁铧的组成部分。这些产品反映当时使用钢铁器物所达到的普遍程度。
唐宋元时期冶金业的繁荣这一时期冶金业的繁荣可以从采冶地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生产品种增加和大型铸件等方面反映出来。《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前期有坑冶168处，计银冶58处，铜冶96处，铁山5处，锡山2处，铅山4处。实际民间采铁决不限于五山，零星记载产铁地点不下百余处。宋代冶金业有重大发展。北宋初各路主管矿冶的机构监、冶、场、务有201处,到北宋中期增至 271处。利国监（今江苏徐州东北）是当时最大产铁中心，有36冶，冶各百余人。莱芜监（今山东莱芜东南）有铁冶18所，冶工1800余人。磁州（今河北磁县）亦有冶铁中心，并以产钢出名。宋代已较广泛用煤炼铁，又推广了用胆水从铁中提取铜的技术。铜冶也扩大规模。广东岭水铜场有10万人从事开采。元代较大的冶铁中心有44处。綦阳铁冶有冶户2764户；燕南燕北17处铁冶用工 3万余人。
据官方记载：唐元和初每年采铁207万斤,宋皇佑年间官府每年得铁724万斤,元至元十三年（1276）课铁1600万斤。这些数字虽不能确切反映全国产量，但可说明冶铁量有明显的提高。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多方面促进了冶金业的繁荣。首先，工农业发展需要大量铁工具。元代颍州地区就有每年输铁100多万斤,铸农具20万件供应市场的记载。其次，商品经济发展使货币的需要量猛增,铜、铅、锡等消耗日大,宋代部分地区还行使铁钱。另外,宗教的兴盛，艺术品和建筑装饰的发展也耗用更多的金属。其中一些大型铸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冶铸的新水平。唐武则天时在洛阳铸铜天枢，高105尺，下有铁山围170尺。铸九州鼎，高14尺到18尺，用铜56万多斤。五代时所铸沧州铁狮重10余万斤。宋代在太原晋祠铸有四个大铁人,在正定铸大铜佛高73尺。元代用铁1.6万斤铸铁龟，又铸铜殿长2.7米、阔2.5米。又有一些极为精巧的铸件，如唐代铸造的黄道游仪，北宋铸造的水转浑天仪等。这一时期的金属加工，工艺精湛，嵌镶铜镜技术达到高峰，金银饰品及鎏金器物受到世界赞誉。

『叁』 古代兵器的青铜时代

兵器
大约在夏朝，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延续约2000年。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就是实物证明。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等实物中可以看出。
到了商朝，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扩大青铜兵器的产量，提高质量，并改进它们的战斗效能，用以装备商王朝日益扩大的军队，因而青铜兵器有了更大的发展。商朝以后，又经过西周、春秋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战国中期，青铜兵器的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青铜兵器发展的基础，是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的不断发展。商朝青铜冶铸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以纯铜、锡和铅按比例冶铸青铜的较高水平。考古发现的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说明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公斤，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周朝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战国初年，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铜器总重约达10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铜器总重相比,已超出5～6倍，二者相差悬殊，正是青铜冶铸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发展的缩影。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是与世代积累的冶铸技术经验的不断总结分不开的。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的“六齐”，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用其指导实际生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
青铜兵器的发展，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战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导致作战方式的变革，而不同作战方式又要求设计制造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兵器。在史前阶段，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只是双方的武装人群徒步作战，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指挥，对兵器没有特定的要求，只要有一般的杀伤和防护功能即可。刚进入青铜时代，仍采取徒步搏斗。最初的青铜兵器，就是为装备最古老的兵种──步兵而制造的。商朝早期原始步兵的标准装备是秘长60～90厘米的青铜戈以及较大的盾牌。这一情况在商周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青铜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木工加工技术的提高，木制战车的使用及其在速度和冲击力上表现出原始步兵所无法抗拒的优越性，原始的徒步格斗开始为车战所取代，战车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见中国古代战车）。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商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广阔的平原为车战提供了利于驰骋的地理条件。为了满足车战的战术要求，兵器的设计和制造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商周战车的结构决定了敌对双方的战车只有在错毂的时候，车上甲士才适于交手格斗。由于较长的兵器在错毂接战时占有优势，因此，在以车战为主的商周时期,长柲（3米以上）的青铜戈、戟和矛就成为车战的主要兵器，并且随着车战的发展而不断改进。
在商朝，车战武器装备的主要类型已经具备，它包括战车、青铜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① 主要是青铜胄、皮甲和盾。附属于战车的徒兵，装备相对简陋，还较多地使用石、骨质的兵器，缺乏甲胄。当时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战车的战斗，徒兵很难与战车抗衡。商朝晚期已有武装的骑士，但数量很少，马具简单，无镫，远没有形成单独的兵种。他们装备的兵器主要是弓箭、戈和短刀。
商朝以后，经西周到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战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总数,从几百乘扩大到上千乘，随车徒兵的人数也由一乘几人到几十人。中国古代兵书《孙子·作战篇》论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带甲十万是包括车上和随车徒兵等的全军总人数。
车战的发展促进了车战兵器的发展。周朝车战使用的青铜兵器，质量有所提高，形制有所改进，种类有所增加。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与青铜冶铸工艺的提高分不开，例如春秋战国时已能生产脊、刃青铜合金配比不同的复合剑，使得脊韧刃利，不易折断。青铜兵器形制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改变外形设计以提高杀伤效能；二是增强青铜兵器和器柄结合的牢度。例如铜戈，“胡”加长，“穿”增多，改进“援”与柲的交角，加大刃的弧度，因而既提高了勾砍效能，又使其与柲的结合更加牢固。柲的制法也有改进，采用木芯外包竹片再缠帛髹漆的“积竹”柲，既牢固又富有弹性。青铜兵器类型的增加，在格斗兵器中主要是刺（矛）、体（戈）分铸以柲联装的戟和青铜剑的出现，在远射兵器中主要是弩（安装无郭铜弩机）的使用。同时，战车的制工也更精，轨宽减小，车辕缩短,驾马一般为4匹，两服两骖。还在车上增加防护设施，如在车舆四周加钉由大型青铜甲片组成的护甲；或在軎（车轴头）端增置矛状长刺，用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方徒兵。
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使车战兵器组合发生与商朝不同的变化。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装具的青铜胄和镶有铜盾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并普遍采用“积竹”柲；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这时期的文献中还出现了“五兵”概念，用以概括主要的车战格斗兵器。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成果，在《考工记》一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该书《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诸篇中，全面地记录了兵器的选材、尺寸、形制和制作规范，这些都可以与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相印证，表明当时已达到中国古代车战兵器最成熟的阶段，也是青铜兵器制造工艺最成熟的时期。举世闻名的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许多至今不锈，锋利异常，正是青铜兵器发展到顶峰后的产品。但是盛极开始转衰，战国中晚期也正是车战和车战用青铜兵器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因为更新的金属材料──钢铁制造的兵器已崭露头角，预示着冷兵器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肆』 青铜器什么时候广泛用于战争

商周时期。商周时应广泛使用青铜器又称青铜时代。战国时期应炼钢技术的进步，己有大量铁治兵器，到了汉代已取消了青铜兵器。

『伍』 湖北省阳新县富池镇港下村区号是多少

电话区号吗？整个阳新都是统一区号，0714。
富池镇的邮政编码是435229，港下村的是435232。因为富池镇很多村是属于县里直接管的，很多村的邮政编码都不一样。其他的镇都只有一个邮政编码。

『陆』 商周青铜器的发展史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柒』 我国商周鼎器形态元素在当代视觉设计艺术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青铜器艺术是至今可见到的中国奴隶制时期最突出的艺术创造.青铜器艺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器物造型和纹饰方面.本文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分析、论述商周青铜艺术表现出的不同特色及各自的成就,启示我们创造更加辉煌的现代艺术.
商周青铜器极好地做到了造型设计与装饰纹样的贯通勾连和交相辉映.不管是现实中真实的动物,还是想象中虚幻的神兽,往往都流传于神话传说当中,通过人们的理念构想反映于青铜器造型与纹样之中,反映出造物者相当浓厚的神话设计思想与理念色彩,从而使商周青铜器达成了从语言文字到视觉图像的文本转换.

『捌』 黄石有哪些矿山

呵呵，去年我在整理这方面的资料，
1.黄石城区主要古矿冶遗址（1）李家院遗址（2）岔路村遗址 （3）占爱宇遗址与汪家巷遗址
（4）老鹤庙遗址 （5）黄土坡遗址 （6）肖铺冶炼遗址（7）铁铺垴冶炼遗址 （8）铁门坎炼渣堆积
2.大冶主要古矿遗址
（1）大冶市青山场遗址，今毁。
（2）大冶市葫芦山采矿遗址
（3）大冶市铜山口冶炼遗址
（4）大冶市张万有冶炼遗址
（5）大冶市曹家嘴冶炼遗址
（6）大冶市铜绿山铁屎包冶炼遗址
（8）大冶市枫桥村冶炼遗址
（9）大冶市余元垴冶炼遗址
（10）大冶市石井山冶炼遗址
11）大冶市燕窝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灵乡镇戴家岭村燕窝铺东北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3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2米左右。
（12）大冶市解家畈冶炼遗址
大冶市灵乡镇戴家岭村解家贩西南8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48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1.5米。
（13）大冶市新屋冶炼遗址
大冶市灵乡镇马桥村西北1公里，时代不详，面积约1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1米。
（14）大冶市靠背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灵乡镇马桥村杨庄纪湾西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3.75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米。
（15）大冶市山下王湾冶炼遗址
大冶市灵乡镇马桥村山下王湾西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1.5万平方米。炼渣呈蜂窝状，堆积厚0.2米左右。
（16）大冶市国和冶炼遗址
大冶市灵乡镇马桥村，时代不详，面积约2.5万平方米。炼渣呈蜂窝状，堆积厚0.2 米左右。
（17）大冶市对面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仓下吴湾东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2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2米。
（18）大冶市下首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仓下黄湾，时代不详，面积约1.05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l-1.2米。
（19）大冶市铁屎墩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刘华甫湾西北5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25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2-3米。
（20）大冶市老屋卡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塘角吴湾东200 米，时代不详，面积约4. 8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2-3米。
（21）大冶市邹界田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细屋熊湾西南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45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米左右。
（22）大冶市尹家嘴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屏峰村对门尹湾西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4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5-2米。
（23）大冶市烟包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屏峰村姜包湾东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45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1.5米。
（24）大冶市瓦雪地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袁铺村瓦雪地湾东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27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4-1.2米。
（25）大冶市彭家垸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彭家坑东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16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米左右。
（26）大冶市铁屎包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彭家坑东北200 米，时代不详，面积约1.5万平方米。炼渣呈蜂窝状，堆积厚0.5米左右。
（27）大冶市王家后背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东1公里，时代不详，面积约1.2万平方米。炼渣呈蜂窝状，堆积厚0.5米左右。
（28）大冶市王家铺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王家铺东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1.2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2米左右。
（29）大冶市石头嘴冶炼遗址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办事处石头嘴，时代不详，面积约1.2万平方米。在距地表深10 -40 米处发现古矿井架，出土有铜斧、铁斧及炉渣等。炉渣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炉渣较为接近。
（30）大冶市罗家铺冶炼遗址
大冶市茗山乡张子禹村罗家铺西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6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l米。
（31）大冶市银屎背冶炼遗址
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郑家坑村东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1.1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堆积厚1 . 5米左右。
（32）大冶市跳水下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雷山村陈石岭东南l 公里，时代不详，面积约3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米左右。
（33）大冶市当明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雷山村陈石岭东南1.5公里，时代不详，面积约3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2 米左右。

（34）大冶市化牛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雷山村陈石岭东北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5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2-2.5米。
（35）大冶市陈咸春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雷山村陈咸春湾东北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5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2米。
（36）大冶市细屋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雷山村陈石岭北1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56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3米左右。
（37）大冶市细金云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张子禹村细金云湾西8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4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2米。
（38）大冶市夏林余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张子禹村夏林余湾东4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2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5米左右。
（39）大冶市李德贵后背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太子村李德贵湾东2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30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5 -2米。
（40）大冶市李德贵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太子村李德贵湾东4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1500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1-1.5米。
（41）大冶市王祠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王祠村东北300米，时代不详，面积约4.5万平方米。炼渣呈块状、蜂窝状，堆积厚0.3米左右。
（42）大冶市狮子山冶炼遗址
大冶市陈贵镇狮子山矿场，周代，面积约7.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1.5米。地表散布炼渣。采集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有少量泥质灰陶，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器形有鬲、豆、罐等。
（43）大冶市铜口山狮子山铜矿遗址
1977 年，在大冶市陈贵镇铜山口狮子山矿体上发现古人遗留的采矿工具铜斧16 把，经考古部门作同位素测定，该铜斧约为2500年前的铜质工具，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自古相传，铜山口自宋代至民国均有采矿、冶炼铜矿的遗迹，光是废弃不用的矿洞、矿井，地表可见十多处。
（44）大冶市铁冶所冶炼遗址
同治版《大冶县志 卷二•山川志》记载：“铁冶所，在县东二十里，一名安田炉，现名铁炉堂，为李隆伍庄坟山。明洪武初设，旋罢。有大使赵景先创八宝庙，以佑铁冶，今废。”
（45）大冶市铁山岩冶炼遗址
在县城北四十里，原曙光公社下畈大队，1181年（宋淳熙7 年）曾于此置炉炼铁，今废。
（46）大冶市铁渣墩炼铁遗址
位于金山店黄氏祠门前，有数堆铁渣，1959 年发现，经考证，为宋代炼铁遗址。
（47）大冶市银场遗址
同治版《大冶县志 卷二•山川志》 记载：在县西四十里，与兴国（今阳新兴国）相界，一名小银炉。元朝时江西陈堤举在此开炉煎银。后兵变，炉户散亡，银矿无出。
（48）大冶市摇蓝山遗址
位于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栖儒桥村，大冶市化工厂南侧。为一西北-东南走向小山包，最高处距地面不过百余米。山顶有一古代采矿坑，深度20 米，矿坑旁边，有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00米的古代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些石器、陶器。
经专家考证，这些石器、陶器属占人类所用，采矿坑亦为古人类所遗留。但没有古矿石留存，故此无法断定，古人在此采过何种矿藏。
（49）大冶市花炉山遗址
2005 年，省市考古专家在人冶市陈贵镇李德贵村花炉山发掘出13座古代冶炼炉。据考古专家初步分析判断，该13座冶炼炉是用于炼铜的。一个地方同时发掘出如此多的炼铜炉，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属少见。花炉山冶炼炉数量远超铜绿山古矿遗址的发掘古冶炼炉数量。可惜的是，这些冶炼炉建造的具体时间以及当时人们采矿、洗矿、冶炼的工艺流程还有待进一步作翔实的考证。
4 阳新主要古矿冶遗址
（1）港下采矿遗址
港下遗址位于阳新县富池镇港下村东500米。这是一处古铜矿采矿遗址，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1985年，湖北省考古队李天元主持发掘170平方米。发现采矿场2处，其中平巷4条，竖井3处，均为木质支护。出土有铜镑、铜削、木铲、木楔、陶晶、瓶、罐、碗等。时代为春秋时期。
（2）大路铺矿冶遗址
大路铺遗址位于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大路铺东侧一处稍高的台地上。距大冶的五里界城约10公里。1985年、1990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研究。这处遗址的文化遗物前后延续时间长，其时代从新石器一直到东周。
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4米左右，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主要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同时，遗址还遗存大量炼铜渣、红烧土块以及采矿遗迹，这处遗址应该是采矿冶炼相结合的古铜矿遗址。出土的主要文化遗物分为四大类：工具、生活用具、冶炼遗物、采矿遗迹。此外，还发掘了灰坑、墓葬和房址遗迹。
石器：有石斧、石铣、石嫉等。
屈家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陶器有鼎、豆、尊、杯、罐、盆及纺轮等。主要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陶质以夹砂灰陶为土，泥质灰陶次之，有少量泥质黑陶夹砂褐陶。
薛家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陶器有鼎、豆、尊、碗、杯、罐、瓮、盆及纺轮等。主要纹饰有蓝纹、弦纹。陶质以夹砂红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有少量夹砂褐、灰陶。
商代文化遗物：陶器有鼎、豆、瓿、晶、尊、罐等。主要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及镂孔。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有少量泥质灰、白陶。
西周时期文化遗物：陶器有鼎、豆、瓿、吊、尊、罐等。主要纹饰有弦纹、方格纹、刻画纹及镂孔。陶质以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
东周时期文化遗物：陶器有鼎、豆、瓿、鬲、瓮、罐等。主要纹饰有压印方格纹和条纹。陶质以夹砂红陶为土．有少量泥质红陶。
遗址有大量采矿遗迹和大量炼渣。其中炼渣遗存商代以后的文化层中，考古资料证实，这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
（3）银山、黄姑山银矿遗址
黄石地区银矿的开采不晚于南宋时期。元代以后，本地区银矿的开采，选矿、冶炼和加工在今阳新县。
据《方舆记要》记载：“兴国州（今阳新县）银山，州北五十里，四面皆山，多产银矿，亦名大银山。元时曾采银于此。州西二里有黄姑也，亦产银，旧有银场。”《明史• 地理志》记载：“兴国州（今阳新县）北有银山、西（北）有黄姑山，旧俱产银。”
现代勘探资料证实，阳新银山是一个多金属矿床，主要有铅、锌、银、铁、锰、金等。银山银铅锌矿（多金属）矿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具有典型性、稀有性和科学性，是古代兴国地区最为重要矿产地。银山一带地面古代金属物冶炼渣分布多处，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己经遭到破坏，但仍有分布成片的炼渣，规模较大，保存也比较完整。在勘探银山银铅锌矿床过程中，曾发现地下采矿系统和诸于井巷支护木。据推测，银山古代地下采矿系统应该是比较完整的。如将来有可能对银山地下采矿遗址其中的部分进行考古发掘清理甚至修复，必将成为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