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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有关科学家的故事吗

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Marie Curie），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她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Po)和镭(Ra)，并因此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Henry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且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又获得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在婚前姓名为曼娅。斯卡洛多斯卡（波兰文为Manya Sklodowska），于1867年11月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市，当时波兰正在俄国统治之下。曼娅的父母都是教师，在她出生（她是他们的的第五个孩子）后不久他们就失去了教师职位。为了糊口，他们包下了一些学生的伙食。为此，年轻的曼娅也要协助做饭，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然而她仍获得了中学生的优秀奖章。中学毕业后，她当了家庭教师。1891年她到巴黎进了巴黎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1894年她与法为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相识，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从1896年开始，居里夫妇共同研究起了放射性。在此之前，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发现了X-射线（他因此获得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盐发射出类似的射线。居里夫人发现钍(Th)亦具有放射性，并且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任何含量的铀和钍能够解释的要强。居里夫妇于是努力寻找，终于在1898年宣布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他们最终从8吨废沥青铀矿中制得1克纯净的氯化镭，还提出了-射线（现在已知它是由电子组成的）是带负电荷的微粒的观点。

1906年皮埃尔。居里不幸被马车撞死，但居里夫人前未因此而倒下，她仍然 继续研究，于1910年与德比恩（Andre Debierne,1874-1949年，于1899年从沥青铀矿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锕Ac）一起分离出纯净的金属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居里夫人用X-射线设备装备了救护车，并将其开到了前线。国际红十字会任命她为放射学救护部门的领导。在她女儿依伦(Irene Curie)和克莱因(Martha Klein)的协助下，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为部队医院的医生的护理员开了一门课，教他们如何使用X-射线这项新技术。20世纪20年代末期，居里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长期受放射线的照射使她患上白血病，终于在1934年7月4日不治而亡。在此之前几个月，她的女儿依伦和女婿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宣布发现人工放射性（他们俩因此而荣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居里夫妇拒绝为他们的任何发现申专利，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们把诺贝尔奖金和其奖金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中去了。他们地研究工作的杰出应用之一就是应用放射性治疗癌症。

奥尔特曼
（Sidney Altman）

1939年5月7日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国籍：加拿大；后
加入美国国籍。教育：1967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双亲：父亲
开一个小杂货商店，母亲在纺织厂工作，生活艰难。配偶：安·柯勒尔（
Ann Korner），1972年结婚。后裔：一子一女，子丹尼尔（Daniel），女莉
娅（Leah）。经历：1967-197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做研究工作；
1971年后，一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1980年晋升为该校教授。

奥尔特曼“因为发现核糖核酸（RNA）具有催化功能”，与切赫分享
198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奥尔特曼和切赫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
反响，促进了80年代RNA研究的迅速进展。由于他们的发现，改变了生物学的
主要信条，对了解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198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0岁。

■奥尔特曼很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

动身去美国采访前，我对奥尔特曼的印象是相互矛盾的。

据一位去年4月参加过英国剑桥大学TRNA国际会议的北大教师回忆，作为
主要嘉宾的奥尔特曼除了作主题演讲外，其它场合下几乎一言不发，像个刚
入道的实习生静静地倾听同行发表高论。而当面聆听奥尔特曼教诲的留学生
则用“超级发烧友”形容他的导师，只要莫扎特的音乐声起，奥尔特曼必在
无疑。他收藏了莫扎特的全部CD，遇到志同道合者更是慷慨解囊不光请吃饭，
至少能聊上一个中午。

真正见到奥尔特曼，我才知道他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沟通的人。在整整
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甚至很少抬头，你几乎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的形象如出一辙，严谨木讷，问一答一，略微的驼背使奥尔特曼比实际年龄
显得大一些。

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我见到了3位中国人。“您是怎样挑选助手和留学
生的呢？”

“很简单，两点：看毕业学校和靠熟人推荐。”（这时他转过头问翻译
王多小姐和潘海东先生；“你们二位是哪里毕业的？”“北大”、“清华”。
“噢！难怪记者请你们当专业翻译，我放心了。”）

奥尔特曼解释说：“我相信毕业院校能反映学生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平。”
“熟人介绍的学生没让您失望过吗？”“从来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上
海做博士生导师，凡是向我发出申请的中国学生我都建议先让他面试，他总
是能给我提出中肯的建议。他说‘OK’，我就接收。可惜，我的这位朋友前
不久辞世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提出与奥尔特曼合影，他指着墙上一幅水彩画说：
“站在这里吧！是我儿子画的。他在纽约一家报社当编辑，与你们是同行。”
端详着儿子的杰作，奥尔特曼脸上写满了父爱。我赶紧端起相机抢镜头，但
他羞涩地闪到一旁：“你们不是要合影吗？”

■奥尔特曼还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

“他真的很棒，不论是学术还是为人。”封汇南是来自卫生部武汉研究
所的访问学者，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已呆了半年。

奥尔特曼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将耐药菌变为敏感菌，从而攻克病毒的抗药
性；老封研究的是如何将这一成果导入体内。赴美之前，奥尔特曼亲自给老
封发来E-mail，告诉他到机场后怎样打车、要多少钱，住在哪里，其实这些
事完全可以让行政助手做。最让老封钦佩的是奥尔特曼的学术水平：“他的
研究课题已相当尖端，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连相关学科都如数家珍。
这才是大师。”奥尔特曼沿袭了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的作法，每周在咖
啡厅与同事们像谈家常一样聊着试验结果。“能从他嘴里说出OK，在学术界
就算有了‘绿卡’，当然这声OK太艰难。”

“你能想像吗，他居然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甚至还读过《李鸿
章传》。”老封分析道：“奥尔特曼主要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实际上关注
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已经涉及哲学范畴。”

这就是“矛盾”的奥尔特曼。

记者：请您用通俗简约的语言介绍一下您的发现和它的实际用途。

奥尔特曼：自从人们发现酶是一种蛋白质以来，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核
酸并不具有生物催化作用，只有蛋白质才导致了生命的诞生。但我经过实验
后发现核糖核酸具有像酶一样的生物催化作用，这意味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
物高分子应是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蛋白质。

记者：您的发现推翻了传统理论，当时您是否感到很大压力？

奥尔特曼：在70年代中期，我们证明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这在当时具
有争议，大部分人并不相信RNA除了转移遗传代码外还有其它功能。1983年，
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发现，迅速地在一个月之内发表了论文，因为非常需
要外界认可我们的发现。压力肯定是有的。

记者：您的发现现在被应用于临床治疗糖尿病和晚期艾滋病，您本人是
否关心这些药的临床效果？在美国，科技成果如何转化成生产力？

奥尔特曼：这恐怕有误。目前我还没有涉足治疗艾滋病，因为那需要高
投入，还将涉及法律及道德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RNA酶在攻克艾滋病过程中
不起作用，实际上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现在很多科学家与产业界关系密切。我的发现通过耶鲁大学专利机构走
向市场，我和学校共同拥有研究的专利。曾经有两个公司对我的发现很感兴
趣，但因专利障碍没有谈成。我个人与产业界没有直接联系。

记者：资料上记载，您走上科研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影响。

奥尔特曼：我出生于一个欧洲移民家庭，到美国后父母一直辛勤工作谋
生计，但他们一直鞭策我要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有用的人。对我一生起决定
作用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我6岁时，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这使我对物理
学产生了兴趣，甚至还读了一本有关原子弹的科普小册子。但这本书毕竟太
深奥了。

另一件事是12岁时父母为我买了一本科普读物《原子的说明》，里面简
明通俗地描述了元素周期表和原子的结构，这份礼物更加深了我对原子物理
学的迷恋。我的父母虽然很贫困，但他们教会了我做人。

记者：我听说您酷爱莫扎特的音乐，不知您如何将科学的严谨与音乐的
浪漫相结合。

奥尔特曼：众所周知，许多科学家都很喜爱音乐。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弹
钢琴，音乐的和谐与科学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同属艺术范畴，能让人进入陶
醉的境界。虽然不能举出实例，但音乐对我的研究肯定有辅助作用。

记者：您十分推崇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实验室（MRC）的研究模式，而且
MRC已出了包括您在内的8位诺贝尔奖得主。您认为MRC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其
它科研机构应向其借鉴什么？

奥尔特曼：首先我更正一下，我并不是在MRC完成的全部研究。我先在哈
佛读了两年博士后，做了一年研究后才到MRC。当时主持MRC的是发现DNA结构
的科里克先生，我进入MRC工作就像20世纪20年代青年物理研究者能厕身丹麦
波尔实验室一样荣幸。那是全球最好的实验室，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研究，宽
松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自由地与任
何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探讨。我们每天都喝上、下午茶，大家坐在咖啡厅里平
等研讨学术问题。那时我学会了何时说话，何时闭口，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记
住我曾说出的一些愚蠢想法。这与美国实验室中每个人都埋头工作很少说话
的氛围有很大不同。在MRC时，我整整一年都没做出有价值的结果，但实验室
提供的经费就要用光了。就在这一年快要结束时，我做了一次很有趣的实验，
预示着可能出现惊人的成果。于是我与科里克先生商量，我很希望继续留在
MRC完成实验，哪怕让我自费都行。科里克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慷慨地表示：
你可以留下来，不光不用你掏钱，反而会付给你工资。于是我又留了一年。
后来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一年中我发现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
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记者：我知道您从小就特别崇拜爱因斯坦，您愿意后人们也崇拜您吗？

奥尔特曼：与其说爱因斯坦是一个楷模，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英雄。他不
光在物理学，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
偶像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我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典范，因为爱因斯坦比我更
杰出、更聪明得多。

记者：您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用科学分析生命是您的职责。您觉得生
命或意识能否完全由科学的方法来解释？

奥尔特曼：我不想对宗教或政治多说什么。我相信今后人类一定能用科
学原理去解释意识，虽然我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

记者：您个人是否支持克隆人类。

奥尔特曼：如果你指的克隆是完整复制一个人的话，那我将是非常反对
的。现在有些人对克隆人感兴趣，那是因为被克隆的人对他们有用。如果我
们容许克隆人，那势必世界上会产生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供其
他人驱使和使用，这违反人的本性和道德标准，因为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
的。

记者：我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经历过专业的转换。

奥尔特曼：确实是这样。我认为每个人最好将他感兴趣的领域作为研究
方向，对于半途换专业，要视情况而定，对此我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记者：您当过耶鲁大学本科院院长，主要工作是育人。《北京青年报》
主要读者群也是青年，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奥尔特曼：开拓视野，广泛涉猎专业以外的领域，尽量多读各专业的书
籍，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青年科学工作
者一定要学会质疑权威，这是从贵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引用的。这对
于一个科学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