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虚拟货币监管的思考

『肆』 今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及货币政策取向变化后对经济金融产生的影响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演变对兰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25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市场调节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应有发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以经济"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转变，增长方式也由粗放经营开始向集约经营转变，人民生活已告别短缺，跨越温饱，步入小康。与此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也能动地作用于经济运行，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兰州经济25年来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跌荡起伏的周期增长发展过程，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我国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过程相伴随,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其中1997年以前,面对卖方市场的情形,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1997年以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情形,政府实施了更具有市场经济意义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具体说来，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8-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1998-2003年上半年；⑥2003年下半年-至今。本文着重从后四个阶段谈谈国家宏观调控对兰州经济的影响。

一、1988-1990年治理整顿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始于"六五"中后期全国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七五"中期其所日趋积聚的诸多问题显露出来，信贷投资和消费失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为此, 从1988年10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 把稳定通货、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利率，实行保值贴补，稳定存款；适当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资金、延期归还企事业单位的国库券本息等。在行政手段方面，对涨价过猛的商品（如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对部分商品实行控购（如控制社会集团的商品购买）、清理公司、凭证供应；冻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相应增加国家的物价补贴。通过治理整顿，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开始回落,治理整顿初见成效。这个时期宏观调整和紧缩政策的手段主要是国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价补贴，以直接调控为主。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治理整顿背景"高增长、高通胀"略有不同，兰州市呈现"低增长，高通胀"局面，即所谓的"滞胀"。自1979年开始的三年调整整顿期和党的十二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后，全市经济在1982年逐渐步入正轨，1983-1985得GDP每年增速均在11%-17%高位运行，1984年达到高峰，除1985年与全国持平外，1983、1984年分别高出全国0.5个和1.8个百分点。进入"七五"时期，受"六五"中后期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七五"初期，兰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已开始急剧膨胀，增长率突破26%，高于全国4-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受1987年一产下滑12.4个百分点，1988年三产又滑落10.2个百分点影响，呈逐年下滑之势，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13.5%、1986年的12.3%、1987年的7.8%，滑落至1988年的3.8%；物价上涨指数从1987年始逐步回升，由9.8%上升到1988年的25.1%。

国家紧缩政策实施后，对兰州市经济产生了以下影响：

1、一定程度上初步控制了兰州市总需求的膨胀，投资、消费全面下降，市场极度疲软。1988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急剧下滑，仅为8.13%，比1987年下跌18.14个百分点，1989年呈现负增长，比全国下降7.2%的降幅还低4.23个百分点；消费活动由非理性的抢购迅速降温，消费水平增速由1988年的36.82%滑落至1989年的11.48%，1990年出现负增长，下降13.15%。

2、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缓解，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势头得到缓解。物价上涨指数从1989年开始由1988年的上涨25.1%快速回落，1989年物价指数为116.3%，到1990年出现负增长。

3、本已低速运行的经济急剧滑入低谷。由于采取"急刹车"力度过大，经济增长率在"七五"后三年都在低于5%的水平上运行，1991年经济增长跌至2.2%。整个"七五"时期经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年均增速仅为6.41%，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全省1.46和3. 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后几个五年计划期的最低点。

二、1993-1996年适度从紧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经过三年治理整顿，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低谷。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八五"时期除1991年外，其它4年全国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伴随经济的高增长，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业严重膨胀，开发区盲目扩张，信贷投资猛增。面对再次过热的国民经济，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了宏观调控。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改进调控方式等经济政策，出台了宏观调控16条措施，加强和稳定农业基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强化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煤炭、电力、钢铁、建筑材料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大幅度地增加农业优质品种的产量；按照规模经济、合理布局和突出重点的原则，积极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清理预算外资金、增收节支等手段，将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规模之内。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运用多种手段改进金融调控方式，注重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整，改变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和货币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央行再贷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两次利率下调，调整了货币结构，通过控制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将现金发行控制在预定的调控目标之内，为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坚持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再辅之以产业政策、外贸政策以及利率、汇率、价格、关税等经济杠杆，国民经济调控方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本轮调控中兰州与国家的背景基本一致，都出现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膨胀"，但受地处西部内陆边远地区限制，兰州市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明显滞后，存在着一个政策时滞期。全国经济1991年就已开始回升，GDP增长率由1990年的3.8%上升到9.2%，1992年达到高峰期，为14.2%；兰州经济则从1992年开始逐步回升，由1991年的3.4%上升到6.4%，1994年达到高峰期，增幅为12.6%。投资增速全国1990年开始回升，1993年达到高峰；兰州则从1992年开始回升，1994年达到高峰。1993年全国经济就已开始回落，兰州则从1995年开始回落。

经过三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兰州经济逐步走出低谷，1996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1、以重工业、基础原材料产品为主的工业格局相应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空间，生产开始得到有效调整，扭转了1992年以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下滑的局面。1993-1995年工业增加值以9-15.3%的高速运行,占GDP的构成由1992年的45.85% 逐步上升到1993、1994、1995年的50.91%、51.51%、52.02%。

2、投资结构得到大幅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迈出重要一步。1994年国务院五部委确定建设兰州商贸中心后，为了改善投资硬环境，政府加大了对旧城区的改造，进行了几条主干线道路的拓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1993-1995年基建投资中用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均超过了50%，改变了过去投资主要以二产，尤其是工业为主的格局。在国家1994年投资逐步回落时，兰州市则受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93-1995年投资年均增速达37.31%，高于全国1.97个百分点,使整个"八五"时期投资年均增速达26.56%,成为兰州市各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建设搞得最好、增长最快的时期。投资结构方向的调整,同时也加快了兰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八五"时期全市三产年均增速达8.81%，比"七五"提高了4.25个百分点。

3、物价指数逐渐回落，总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物价指数方面，市上通过加大实施各项宏观调控和平抑物价的力度，加强对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粮油、肉、菜等商品的最高限价、差率控制，同时大力组织供给，物价上涨指数在1996年由1994、1995年的21.9%、15.5%回落到5.7%。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经济增长幅度由1994年的12.6%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9.1%，实现了"软着陆"，使"八五"时期成为兰州市改革开放20多年中（除"十五"前三年）的顶峰期，GDP 年均增速达9.12%。

三、1998-2003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1997年，为巩固前三年"软着陆"成果，中央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针对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的新情况，实施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运行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1998年由于遭受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商品供求矛盾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从反通货膨胀转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还辅之以产业和贸易等各种政策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中，又推出了一些其他配套政策，如：增发国债用于企业技改贷款贴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企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城镇居民低保对象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开征利息所得税、鼓励消费信贷、延长法定节假日等；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退税力度，支持出口；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优惠，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债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支持西部大开发等等。此外，财政政策还进行了分税制和税制改革，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社保基金的支持。在货币政策上，目标是稳定币值，支持增长，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汇率稳定。一是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二是注重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等多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积极试点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运用利率手段，自1996年以来连续8次降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三是发行特别国债充实银行资本金，降低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从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表明国家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以前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上来。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本轮宏观调控背景一致，"九五"初期兰州经济"软着陆"后，到1998年经济一直呈下滑态势，由1996年的9.1%下滑至1997、1998年的8.7%和8.3%，增长率一年滑落0.4个百分点。物价上涨指数也逐年下滑，由1996年的5.7%滑落至1997年的1.5%，98年出现负增长。1999年兰州经济发展出现拐点，自2000年起，一路稳定走高。

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兰州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1、基建投资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一、三产升，二产降，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得到大大改善。基建投资结构在"八五"得到调整的基础上，"九五"初期又回复到以二产投资为主的局面，1996、1997年其比重达到62.37%和57.23%，三产投资比重下滑至37.63%和42.76%，一产维持在0.01%以下。随着国债投资向西部的倾斜，尤其是农林水利、铁路、通讯、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加强，兰州市基建投资中用于三产的比重稳步提高， 1998年上升至57.68% ，1999-2003年为69-77%之间，交通运输邮电业投资占三产比重达到33-45%之间，用于一产的比重上升至1.3-5.9%之间。二产比重下降至20-29%之间，投资乘数效应的释放，使1999-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0.42%，超过同时期全市GDP增速0.78个百分点。

2、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得到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逐步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以高新技术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轻纺、仪器机械、建材等传统产业进行的升级改造，为兰州市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经济效益和实力。2000-2003年全市用于工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占技改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由35.43%上升到75.05%。四年累计投入141.07亿元，年均增长23.23%。工业技改为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业增加值增速在"九五"末期止跌回升，由1998年的5%上升至1999、2000年的7.01%和7.9%，进入"十五"时期摆脱前两年的弱势增长，呈现出逐年加快发展的好势头，2001-2003年工业增速分别达到10.1%、10.84%和11.9%，促使1999-2003年年均增速达9.53%。

3、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有力的拉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避免了兰州市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的趋势。2000-2003年经济增长率逐步反弹，2003年达到11%。"九五"时期GDP年均增速8.58%，"十五"前三年达到10.48%，为最高期。三次产业结构也由1999年的5.7:51.7:42.6调整到2003年的4.2:52.8:43，总体上呈现一产降，二、三产升，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四、2003年下半年以来冷热兼治、双向使劲时期（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面对经济在"十五"前三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部分行业盲目重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以及乱占滥用耕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问题，继发了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工业、投资"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一定范围的"油荒"和"煤荒"，煤电油运等供应全面紧张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为了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从2003年8月起，以央行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为标志，国家逐渐加大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型力度。特别是从今年4月份以来，面对物价上涨逼近5%的临界线，国家果断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取向逐渐向"中性"方向转变，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并对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土地管理等，适当运用一些行政手段。具体包括：

一是加强货币信贷投放调控。央行在去年8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同时，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向贷款增加较多的商业银行发行500亿元定向票据，收紧放贷能力。出台了加强窗口指导和银行监管的措施，将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起来，要求商业银行一方面严格控制对钢铁等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支持有利于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的项目资金需要。

二是围绕产业政策准入，严格用地管理。开展了土地市场特别是开发区的清理整顿。从5月份开始冻结土地审批半年，农转非用地半年内停止审批。停止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配合做好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工作，严格加强用地管理，防止突击批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对违法违规占地严重的地方，暂停土地使用审批。坚决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

三是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核，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规定、城市规划、信贷管理和项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停建缓建，并视情况进行处理。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各类会展中心、大学城等项目。

四是提高建设项目市场准入标准。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实用房除外）等部分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钢铁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提高到40％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提高到35％以上。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切实按照产业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市场准入标准，从严审核新建项目。

五是强化经济运行调节。加大煤电油运协调力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限制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达到市场准入条件企业的用电用油用煤额度。加快能源、电网建设，制定有序供电方案，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充分挖掘煤电油运企业的生产潜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调整煤价和电价，实行新的用电政策。全国范围内提高电价，取消地方出台的优惠电价，对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积极疏导矛盾。组织开展全国资源节约活动，号召把节能特别是节约用电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六是鼓励和扶持粮食生产。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农机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对粮食购销市场全面放开等。
这一时期国家运用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主要向两个方面侧重，既 "防热"，控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适时适度调控回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防止局部过热现象蔓延；又"升温"，加大对农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与前三次宏观调控不同，本次调控充分体现了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注重实效的方针。1至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4.8%,增幅比前4个月回落8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增速比4月份和3月份分别回落16.4和25.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过快势头有所遏制,房地产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势头开始回落，粮食价格趋稳，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减缓。财政支出增速成明显减慢，银行信贷有所控制，贷款余额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增速比前4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应

这一时期兰州与国家宏观调控背景略有不同，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的不明显，也未出现过热现象，但宏观政策影响已开始显现。"十五"前三年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9.9-12.85%之间，2003年仅为9.97%，均低于全国，且差距日渐拉大，2003年相差16.74个百分点，年均增幅低于全国7.07个百分点,尚未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现象。2001-2003年全市工业年均增速与三产年均增速相差仅0.26个百分点，2003年相差0.9个百分点，二、三产同步协调发展，而同时期全国工业与三产年均增长相差3.03个百分点，2003年差距高于3年年均增速2.87个百分点，三产增速仅为6.7%，低于三产年均增速0.83个百分点。与全国27省会城市对比分析，2003年除第三产业处于中下游序列，兰州GDP、二产增加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处于下游位置，也未出现"过热"的迹象。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尤其是兰州市经济发展受政策影响明显滞后特点，省市早动手，防患与未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为缓解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如安排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资金，继续推进税费改革，降低和取消了农业税，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为严格控制部分行业出现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兰州市对有关行业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认真清理检查，从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方面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为切实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工作，从严控制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兰州市上述宏观调控效应已初步显现。

1、银行贷款大幅回落，新增贷款短期化特征明显。自4月份起贷款增量减缓，增幅回落逐月加大。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8.21亿元，较上年同期少增31.81亿元，比年初增长8.1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74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比1-4月落差拉大3.66个百分点。5-6两月环比增加贷款同比减少27.89亿元，占上半年新增贷款的35.60%，而上年同期为47.21%。从贷款结构看，六月底工业短期贷款比年初新增27.65亿元，同比增长34.22%，比前4月增幅回落15.92个百分点；中长期新增贷款28.24亿元，主要重点支持电力、公路、电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居民住宅开发项目等，同比下降37.62%，比前4月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其中基建贷款上半年降幅比前4月扩大43.37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增幅比前4月回落5.72倍，增加额度占新增贷款比重比前4月回落1.53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大幅回落将会给企业今后结构调整带来资金约束。

2、土地市场严格审批，主要影响全市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尤其是后期影响较大。截至5月底，全市各类开发园区由22个撤消、合并为6个，使违规设立、违法圈地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时，作为建设项目载体的土地，今年缩减用地规模，半年内停止土地审批，对于对土地依赖程度较大的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较大。2003年，在全市土地购置费中，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分别占33.63%和45.36%，更新改造仅占15.76%。上半年基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费分别占全市的31.89%和58.77%，更新改造与2003年持平。基本建设购置费同比下降33.13%，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0.37%。土地规模的缩小影响了全市投资规模。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前4月回落15.29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回落21.8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回落7.3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中住宅和办公楼投资比重比上年略有下降；更改投资上升1.58个百分点。土地市场的从严审批，对于下半年即将举办的"兰洽会"和以项目促发展的兰州而言，会导致部分新增项目无法立项，部分招商引资项目无法签约，影响新开工项目上马和后期项目储备，进而影响全市后期投资与经济增长。

3、宏观调控的重点工业行业增速减缓，产成品库存上升。受国家宏观调控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建材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增长13.85%，低于全市限上工业增速6.2个百分点,比1-5月回落4.03个百分点。1-5月产成品库存45.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5.49%，其中主要集中在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2.28倍和50.56%。从短期看,受煤电油运及资金紧张和国家对部分原材料能源的调价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的生产、销售及效益会受到一定制约，但从远期看,部分行业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对能源的加快建设，将会抑制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以及产能盲目扩张的企业，减缓企业竞争力，对于以重型、资源型、基础产业型为主体的兰州工业而言，优势企业规模将会得到扩大，结构会得到优化，效益也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上游产品原材料供应紧缺状况会得到大大缓解，全市工业发展前景看好。

4、部分生产资料价格逐月下降。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兰州市钢材、水泥等部分生产资料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出厂价格开始逐月回落。上半年全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107.34%，涨幅比1－5月份回落1.11百分点。但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仍然较高。1－6月普通大型钢材、焊接钢管和电炉硅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5.66%、12.95%和48.63%。

5、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农民现金收入呈现两位数增长。粮食播种面积受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上升的结构调整和建设征地等影响有所下降。据统计，2004年兰州市夏粮播种面积为125.39万亩，与上年的127.8万亩相比，减少2.4万亩，减幅1.88%。为了弥补夏粮播种面积减少的损失，加快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开发，优质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今年兰州市完成优质农作物播种面积 77.93万亩，占已播农作物面积比重28.58 %，比上年提高4.11个百分比。其中优质粮食播种面积55.98万亩，同比增长20.13%。由于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优质加工型马铃薯售价高,比较效益较好,农民种植积极性较高，两者的播种面积大幅上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0%（增幅分别为37.42%和42.84%）；优质专用玉米6.63 万亩，同比增长15.3%。预计夏粮总产可达23.18万吨，增长3%左右。夏粮平均亩产184.86公斤，与去年相比单产增加8.76公斤，增长4.97%。由于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同时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也激发了农民种养殖的积极性，确保了农民的增产增收。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96元，同比增长10.5%，为近几年来最高。伴随"三补一减"措施效应的逐步显现，预计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会有一个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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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www.gsjsw.gov.cn/html/rkzlyj/21_19_01_68.html

『伍』 “炒币”热该降降温监管在哪里

继1月初发布防范变相ICO（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的风险提示后，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再次提示，投资者应认清境外ICO与“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风险。不仅如此，据了解，我国将对虚拟货币境外交易平台网站采取监管措施，针对虚拟货币的监管仍在持续加码。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虚拟货币，比特币背后的风险，其实大多数虚拟货币都存在。然而，还是有些人认为这是个不可错过的“风口”。去年9月，人民银行等7部委采取措施，要求虚拟货币交易所彻底关停其在中国的所有交易活动，此后仍有一些人转向境外平台网站继续参与虚拟货币交易。与此同时，境内有部分机构或个人还在组织开展所谓的币币交易和场外交易，并配之以做市商、担保商等服务，这实质上还是属于虚拟货币交易场所，与现行政策规定明显不符。

对投资者而言，给“比特币们”降降温正好给了他们冷思考的时间。随着世界各国政府纷纷注意加强对虚拟货币领域的监管，有的境外交易平台因存在明显的合规风险已被限制访问，有的可能会被所在国政府强制取缔。看上去很美的“风口”可能是个陷阱，并不能因为有些人曾借其实现了暴富，就认为那是一种正确的投资手段。投资者还是需要主动强化风险意识，时刻保持理性，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对企业而言，任何创新都要以合法合规为前提。无论是意识到新型货币蕴藏的价值，还是致力于区块链技术的场景应用，光是靠炙手可热的概念，或许有人会尝到甜头，但头破血流的更多，那些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炒概念赚钱的想法终将破灭。只有踏踏实实搞研究，专注主业或技术本身，用产品说话，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正道。

必须要严格监管。

『陆』 8000字以上的金融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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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

[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1143.9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0.7%。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7.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62.7%。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1043.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3%。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93.5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4%。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11.6%，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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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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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另一方面，平台方应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的不理性“打赏”，等一系列的网络消费。

5.需要父母的监督和管理。

毕竟，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纳入法律监管的轨道上来，为这个良好的互联网运作平台提供保障。同时主播和家长们都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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