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财务会计论文
❶ 麻烦提供有关《网络经济条件下的财务会计问题》的论文资料
毫无疑问，国际财务和网络财务是对传统财务提出的世纪性挑战，跟传统财务相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它们采用先进的网络计算模式，系统在实时、动态控制企业财务信息等方面是传统财务所无法比拟的：国际财务和网络财务在会计的功能上有很大的扩展；国际财务和网络财务均拥有商业模式和企业运营模式；两者都能实现财务远程操作、实现财务的集中式管理。
一、在现代信息技术下网络经济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1.会计基本假设将得以创新。在网络经济十分发达的今天，会计主体假设下“企业”的界限将变得模糊起来。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网络公司”、“虚拟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不仅仅是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下的实实在在的企业，而使会计主体对应于“虚”和“实”两个之间。虚拟企业以高度发达的通信、信息技术为必要的物质基础支持，通过合作进行竞争，具有高度的弹性与灵活性，在网络空间中迅速重构和解散，从而导致会计主体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因此，网络经济下，对于“会计主体”，用“经济相关的联合体”定义可能要更加确切些。
随着虚拟公司与网上银行的发展，传统会计的单一货币计量将被打破，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再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和单证作交易媒体，取而代之的将是“多国货币”、“电子货币”。WWW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全球的贸易越来越频繁，同时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上业务越来越普遍，相应的，支付方式也将由现有的纸质现金、支票、汇票等结算方式转变为电子现金、电子支票、电子信用卡等网上结算方式。电子货币的出现，引发了货币革命与支付革命，使货币真正成为观念上的货币，弱化了记账本位币的假设。同时，电子货币的出现，使资金在企业、银行间高速运转，加剧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严重地影响了控制货币量的运作模式，加之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决策可瞬间完成，这一切都加大了会计面临的货币风险，对币值不变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网络经济，有专家建议将传统的货币计量假设，改为电子货币计量假设。
2.会计核算的及时性有了保证。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会计，不同于传统的手工会计，也不同于计算机应用的简单模拟，会计信息的收集、处理、加工和披露都向电子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已内化为IN-TRANET一部分的会计系统，可通过对数据库的实时访问，同各业务部门随时保持信息沟通，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务与业务互不对称的滞后现状，企业的财务资源配置与业务运作协调同步，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同时，财务数据处理的实时性，是网络财务的一大特点，无论业务发生在企业外部还是内部，一旦确认都将存入相应的服务器并送到财务信息系统随时检测，业务信息实时转化且自动生成反映各种经营业务的动态报表，并报告财务信息。财务信息使用者可以随时了解和掌握企业经营及财务状况，企业管理者运用实时的财务信息做出决策，其准确性、时效性、风险可控性将显而易见。
3.信息作为资产进行计量。网络经济下，信息的增值能力正在逐步超过资本的增值能力，伴随着资产从有形到无形的过程，一项新的信息资产“域名”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商标一样，域名网址必须先申请，经全球域名机构LANA注册登记后，方可正式使用。域名网址往往与企业的名称、商标和产品名称密切相关。电子商务中，一个网址即代表一个企业，无论是“虚拟企业”还是“实体企业”，只有通过域名网址，企业方可在网上进行国内国际交流，从事跨国经营。如何计量这项资产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域名应是企业继专利、商标、专有技术，商誉之后的又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应采用无形资产的计量方法。
4.会计人力资源价值面临变化。在网络经济下，一个崭新的财务管理时代—网络财务时代已来临。网络财务是建立在网络基础上，利用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将原有财务系统引入网络技术。它的推出及应用，使企业的经营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在管理方式上割除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等模式，支持在线办公、远程办公、分散办公和移动办公等方式；同时，在信息提供上，实现远程报表、远程查账、网上财务信息查询方式。与我国传统的利用算盘、纸、笔“老三件”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差异。因此，会计人员除了具有会计、财政、税收、金融、法律、审计、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外，还必须能熟练地利用网络财务实现会计核算、会计分析、以及经营预测、决策，为企业提供及时可*的经济信息，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❷ 请问关于“非货币交易会计研究”的论文应该怎么写呀急
我搞不懂网络怎么会让我回答这么难的题目，实在是无语。抱歉帮不了了
❸ 求一篇财务会计专业的论文 题目是对新会计准则下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的几点思考
会计准则是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活动所应遵循的规范和标准，它是对会计工作进行评价的依据，主要是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做出原则性规定和要求。会计准则的作用有二：其一是规范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或披露等会计程序，使财务会计报告依据统一的标准编制；其二是作为阅读财务会计报告的指南，使用户对财务会计报告有普遍一致的理解。此二者结合，是发挥会计职能的基础和根本。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包括资产置换、股权交换在内的非货币性交易越来越多。这些业务一方面为企业开展生产经营、加快资金周转提供了新的途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有时甚至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为适应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发展，规范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财政部于1999年6月28日颁发了《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自2000年1月1日起执行，规范了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然而，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这些问题又或多或少与上市公司的会计核算有关，这就促使财政部等会计管理部门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重视，下决心拟定相应的措施，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此，财政部于2001年1月18日重新修订了《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并要求于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国各企业内施行。新准则实施近三年来，增加了上市公司虚增利润的难度、部分抑制了关联交易、打击了证券投资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毋庸质疑，新准则为规范我国非货币性交易业务的会计核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新准则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试图对这一准则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建议。
一、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定义
《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将货币性资产定义为“持有的现金及将以固定或确定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并以列举方式，说明货币性资产项目主要为货币资金、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和其他应收款等。尽管上述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以及美、英等国家的准则制订机构的有关定义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国外准则机构都强调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应以现金方式收回”，并且要求“未来现金流量必须是固定的或可确定的”。
反观我国的具体经济现状，企业间“三角债”拖欠情况普遍，甚至商业银行的信用都令人置疑，并且现行企业大多采用期末余额百分比法而非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也只有3‰-5‰，不少应收款项长年挂账。而且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内容较为混杂，各种备用金、保证金、暂借款以及其他科目无法核算的款项均在此科目核算；有的应收账款不能以现金方式收回，有的早就应作为费用性开支处理，其隐藏的风险较应收账款有过之而无不及。《企业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要求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备抵法计提坏账，并规定所有没有把握收回的应收款项（包括其他应收款）均需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这毫无疑问将大大提高企业应收款项的质量。但“补充规定”允许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计提方法和比例，为企业规避“补充规定”提供了可能，而应收款项质量的改善程度尚不知晓。
由于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范畴的界定将直接关系到交易处理原则的选择，而依据现行《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对货币性资产的界定，企业管理当局只需要在非货币性交易中特意设计换入（换出）一定数量的应收款项，就可规避执行《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难以实现准则制订机构“尽量扩大非货币性交易的范围，限制企业操纵利润”的目的。故鉴于我国当前的国情《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最好能对作为货币性资产处理的应收款项在账龄期限或最终回收方式等方面作出范围限定。当然最为稳健的做法是将货币性资产只理解为“货币资金、银行承兑的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少数几个报表项目。
二、非货币性交易与货币性交易的界限问题
《非货币性交易准则》指南指出，非货币性交易与货币性交易的界限，“为便于判断，一般以25%作为参考比例”。高于25%视为货币性交易，低于（含等于25%）为非货币性交易。这种笼统的做法值得商榷。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有时会因为补价的细微差别而导致不同的会计处理程序，以统一标准25%进行衡量会给某些企业留下利润操纵的空间，为消除补价的这种现象，堵塞企业操纵利润的空间，建议规定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非货币性交易行为采用不同的标准，对非货币性交易量占总业务量50%以上易货贸易为主的企业，无论单笔业务补价多少，均按《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进行账务处理。
三、非货币性交易的范围及与国外准则的比较
本准则将非货币交易定义为：交易双方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这种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按照《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意见书第29号——非货币性交易会计》的定义，非货币性交易是指不涉及或涉及很少货币性资产或负债的交换和非互惠转让。其中：交换，是指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之间的互惠转让。通过转让，企业以让渡其他资产或劳务或者承担其他义务而取得资产或劳务，或者偿还一项负债。非互惠转让，是指资产或劳务的单方向转让，包括从企业内部转出（如转给业主实物）和从企业外部转入（如接受捐赠实物）。
可以看出，与美国相比，我国非货币性交易涉及的范围有以下不同：
1、不涉及非互惠转让。
这是因为在我国企业中，尤其是上市公司中，主要以非货币性资产的互惠转让为主。非互惠转让业务性质相对特殊，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核算原则差别很大。这类业务有的已在有关制度中得到明确，其他准则也将对其做出系统规定，因此将其排除在外。
2 、不涉及非货币性负债。
如企业向将来提供资产、劳务的企业预收租金。因为目前我国这种情况还比较少，其会计核算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可以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作规定。
3 、不涉及劳务。
即资产和劳务、劳务和劳务之间的交换。笔者认为，劳务虽非企业持有的现实的、有形的资产，然而在企业间的交易活动亦以一定的价格进行转让，在这一点上与具有实物形态的商品、设备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此，在交换已经实现的前提下，应将劳务视为具有交换价值的非货币性资产。在现实的企业间交易活动中，存在着许多以劳务换取对方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易行为。例如：我国的建筑公司在为国外商家提供建筑劳务时，所获取的报酬往往就是非货币形式的实物资产，如钢材、木材等建筑材料，如果将劳务排除在非货币性资产之外，将使这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无从遵循，所获得的实物资产入账价值将无法计量。笔者建议，应对该准则适用范围的界定和非货币性交易的定义予以调整，同时对正文中的规定予以适当的增加。
此外，该准则与APB（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准则一样，明确将非货币性资产强制转换为货币性资产的情况排除在外。但对非货币性资产之间的非自愿转换没有涉及。如：非货币性资产全部或部分遭受破坏、盗窃、没收或征用而收到的非货币补偿。这一点也应给予补充说明。
四、《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与《企业会计制度》存在的差异除《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中对企业非货币性交易事项进行了规范外，财政部于2001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会计制度》也对影响企业当期损益的非货币性交易事项进行了规范，但《企业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与《企业会计制度》在对非货币性交易业务的规定中存在着部分差异，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1、应收款项的资产置换业务是否为非货币性交易业务
按照《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和《企业会计制度》对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界定，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应收款项当属货币性资产的范畴。所以当企业发生非货币性交易业务并且涉及应收款项时，具体的会计处理是将应收款项视为补价，还是作为例外事项特殊处理呢？准则中并未列出条款对涉及应收款项的此类资产置换业务进行单独规范；而《企业会计制度》第116条规定：
以一项资产换入的应收款项，或多项资产换入的应收款项，应当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换入应收款项的入账价值。而根据非货币性交易的定义，因为此类交易的另一方换出的资产仅是应收款项这一货币性资产，所以该类业务无论内容上还是实质上均不属于非货币性交易的范畴，自然也不在准则的规范之内。
《企业会计制度》第116条还规定：如果换入的应收款项的原账面价值大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应当按照换出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作为换入应收款项的入账价值，换入应收款项的入账价值大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坏账准备。这一规定意味着企业可对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直接计提坏账准备。但《企业会计制度》第53条规定：企业可对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如果换入的应收款项为应收票据，则暂时不可直接计提坏账准备，如有确凿证据证明不能够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时，应将其账面余额转入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所以笔者认为制度第116条对涉及应收款项的资产置换业务应明确区分是哪类应收款项，以便最终决定是采取直接计提，还是将其转换为应收账款或其他应收款后再计提准备，以避免制度规定的前后不一致。
2、补价界定的模糊性
《企业会计制度》第116条中还明确了涉及补价的应收款项置换业务的会计处理：如收到的补价小于换出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应将收到的补价先冲减换出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如收到的补价大于换出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应将收到的补价先冲减换出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然后再按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核算原则进行处理，一并确认各项资产的入账价值和相关的交易损益。
这一会计处理方法意味着《企业会计制度》将补价与应收款项视为两个独立的概念。而准则中定义非货币性交易为“这种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换言之 ，《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基本上认可补价就是交易中涉及的货币性资产。如果应收款项这项货币性资产占交易总额的比例小于或等于25%的话，按照《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此类交易即为非货币性交易业务。据此推理，应收账款应当视为补价进行处理。但《企业会计制度》中的规定明确将应收款项与补价加以区分，并且根据两者的孰高孰低进而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所以，笔者认为会计制度认可的补价仅指现金、银行存款等流动性和变现能力极强的货币性资产，而非那些单纯根据补价的笼统定义界定的类似应收款项的其他流动性和变现能力不强的货币性资产。两者相比较而言，制度的规定似乎更加符合客观性和谨慎性原则。
例如：2002年2月7日看到PT红光可能是暂停上市公司中，扭亏力度最小的一家。2001年，公司实现净利润813.79万元。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仅为191.68万元。主要原因是2001年公司有622.10万元的营业外收支净额。构成营业外收入重头的，则是非货币性交易收入670.72万元。所谓的非货币性交易收入，系本期资产置换收取的补价。它是按《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计算确认的收益。《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规定：如收到的补价小于换出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应将收到的补价先冲减换出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如收到的补价大于换出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应将收到的补价先冲减换出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然后再按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核算原则进行处理，一并确认各项资产的入账价值和相关的交易损益。因此，PT红光扭亏尽管主要依靠补价，但与准则的规定并不冲突，确认收益也无可厚非。
从以上例子可看出，PT红光的收益几乎全部是非货币性交易收益，并且根本无法弥补亏损，更别提给股民分红的问题了，但普通股民又如何能知道呢？
五、对“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关系问题的思考
国家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和《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后，肯定令少数利用非货币性交易操纵利润的ST公司因此而暂停上市或无法“摘帽”，同样会有少数公司股票会因此遭到特别处理的“待遇”。而导致上述结果所依据的亏损或盈利，正是处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约束之下的会计核算。表面上看，这些都与会计有关，是会计的责任。所以认为会计准则及制度的制定对于打击关联交易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并对其寄予厚望。
仅对具体会计准则而言，2001年1月18日修订的非货币性交易新准则与旧准则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公允价值”的重视与否，旧准则过于推崇公允价值，而新准则为了防止关联交易却过于重视账面价值。这种过分重视账面价值、忽视公允价值存在的做法，是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出入的。如果企业资产账面价值不实，那岂不是要带来一连串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修订后的新准则的确可以在某些方面抑制证券市场的操纵利润行为，但“不公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会计核算的原因造成“公允价值”的“不公允”，而是由于市场的不健全导致操纵市场行为的存在，从而造成“公允价值”的“不公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存在许多非市场因素，但其最终是通过会计信息表现出来的。倘若企业经济活动不规范，会计信息将其真实地披露出来方才谈得上会计的真实性和有用性；如果会计对“不公允”、“不规范”的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反映出的是公允、规范的会计信息，那会计的真实性才真有问题，当然更无相关性而言。
六、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
非货币性交易最大的特点是以物易物，一般不收付款项，而非货币性交易会计核算的核心问题是用什么价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以及是否确定交易损益。《会计准则—非货币交易》中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交易时，如不涉及补价，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如涉及补价，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
（1）支付补价的，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2）收到补价的，应按如下公式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和应确认的收益；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应确认的收益＝补价－（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在非货币性交易中，如果同时换入多项资产，应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与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从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而言，笔者认为应该采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首先必须明确，只有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相等时，讨论以哪一种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更合理才有意义。因为如果交换双方的公允价值相等，例如以价值1万的库存商品与价值1万的固定资产相交换，那么无论采用哪一种价格入账实质上都没有区别。我们讨论的情形是在交换双方资产的公允价值不相等时，即一方吃亏另一方占便宜的情况下，以哪种方式计价更能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现实生活中，非货币性交易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贸易形式，因为种种原因，交易往往并不十分公平。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更能反映企业在一笔特定的非货币性交易中是赚了还是赔了，换句话说，更能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而如果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或账面价值入账，则会导致无论换来的是座金山还是一堆垃圾，只要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时，都会体现收益，反之在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小于其账面价值时，都会体现损失，这无疑会使会计信息失真。
无论是《会计准则－非货币交易》还是《企业会计制度》，均以强调真实性、注重稳健核算为出发点，尽量淡化并限定公允价值的作用；同时为了防止企业虚增利润，两者均明确规定除非在收到补价的情况下确认交易收益，其他情况下均不予确认；即使确认损益，也遵循“收益额=补价-补价×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公式计算，而且只按此公式确认收益（如为负数，则为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并且计算得出的收益额限定在补价之内。
但《会计准则－非货币交易》和《企业会计制度》中并未直接指出使用该公式的前提条件为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要大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因为只有企业收到补价方才真正实现了换出资产所蕴涵的部分经济利益，而这部分经济利益（即收益额）就是在全部的补价金额中，由于换出资产发生增值（公允价值＞账面价值）而形成的那部分补价金额，其计算公式为：
收益额＝（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ד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补价－补价×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小于其账面价值，倘若仍以上述公式确认损益（此时收益额为负数，故确认的应是损失），其金额远小于换出资产发生的减值额（账面价值－公允价值），因为补价一般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很小（不超过25%）。无论是从谨慎性角度出发，还是从实质重于形式角度出发，换出资产发生减值时应以其减值额确认损益，而不是按上述收益额计算公确认损失。因为对于损当全额确认，否则就违反了会计的一般原则。
与之相对应的确认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公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收到补价的条件下，如果换出资产发生增值，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为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补价加上确认的收益额和相关税费，即“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补价×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相关税费”。而如果换出资产发生减值，因不确认非货币性交易损失，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为“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补价＋相关税费”。但在交换时如果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又高于其公允价值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先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再作非货币性交易的处理，如此便把该资产的全部减值损失计入了当期损益，否则，如果在交易发生前未对换出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会使换入资产入账价值虚增，是有悖稳健性原则的。对于上述会计核算方法，或许因为无论资产增值、还是资产减值都必须涉及到“公允价值”概念，而准则制定机构的初衷正是要防止公允价值计价方式的不规范进而缩小其使用范围的缘故，准则和制度正文中均未予以说明（只在相关指南中进行了解释）。但不管是准则还是制度，不能仅仅为了回避公允价值，而对资产发生的增值和减值问题避而不谈。因为企业之所以进行资产置换、发生非货币性交易，正是“公允价值”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新准则规定，当企业发生的非货币性交易涉及多项资产时，需要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总额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但对换入存货时涉及的进项税额如何处理并未说明。笔者认为，在按公允价值比例分配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时，应从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总额中扣除增值税额，然后进行分配。如果企业涉及的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则计入“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如果增值税是不允许抵扣的，则待分配结束后，再将增值税额计入有关存货的价值。
例如：甲公司与乙公司进行非货币性交易。甲公司以生产经营中使用的一辆汽车和一台小型设备换入乙公司库存商品（甲公司也作库存商品用）和计算机。汽车的账面原值50万元，累计折旧30万元，公允价值25万元；小型设备账面原值20万元，累计折旧8万元，公允价值15万元；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30万元，计税价格和公允价值均为35万元，增值税率17%；计算机的账面原值10万元，累计折旧6万元，公允价值5万元。假设双方交易不涉及补价，没有其他费用，也未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金。
甲公司在确认材料和计算机入账价值时，应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材料和计算机入账价值总额=（50-30）+（208）-35×17%=26.05（万元）
库存商品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35/（35+5）=87.5%
计算机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5/（35+5）=12.5%
库存商品的入账价值=26.05×87.5%=22.79（万元）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5×17%=5.95（万元）
计算机的入账价值=26.05×12.5%=3.26（万元）
第二，如果甲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
库存商品的入账价值=26.05×87.5%+35×17%=28.74（万元）
计算机的入账价值=26.05×12.5%=3.26（万元）
七、不断完善与改进是准则今后的发展方向
会计信息真实可靠需要有规范的市场机制、合理的会计准则、公平的中介咨询机构、独立公正的外部监督和执法机构共同予以保障，而规范的市场机制是关键。从90年代以来美国财务会计的发展动向看，公允价值会计极有可能取代沿用了几百年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成为今后最主要的计量模式，并将导致会计计量工作的一场大革命。因此，在会计事业不断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公允价值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动向，而不是人为地去限制或缩小公允价值的使用领域。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的“交换价值理论”也主张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物品应当具有各方公认的相同的价值，从而进一步实现等价交换。虽然各方对不同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公平交易条件下的非货币性交易业务，是以各方所交换资产的公允价值相等为出发点进一步展开下一步资产置换业务的。
随着我国正式成为WTO的一员，逐步实现国际会计惯例与我国具体国情的衔接是会计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改革的关键是要做到使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等深层次问题采用与企业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会计政策。不少理论界的学者提出制定会计准则要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但是这种国情应当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国情，而不是从前计划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会计后遗症。自1997年以来，财政部陆续发布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估计今后还将发布有关企业外币折算、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等方面的具体准则，藉此希望通过完善会计准则来规范上市公司合法、公允、一贯地披露其财务信息。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市公司总是能找出准则的疏漏，打会计准则的“擦边球”。今后随着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及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发布的会计准则可能还需不断加以完善与改进（当然，其中也包括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这也是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因此，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应继续致力于完善和改进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为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核算制度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❹ 我需要一个关于虚拟货币的影响和监管的议论文
人肉搜索是利用人工参与来提供纯粹搜索引擎信息的一种网络查询机制。简单地说，所谓“人肉搜索”就是搜索他人隐私信息的一种网络途径。显然，人肉搜索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隐私，有关人肉搜索的纠纷首先也是法律问题。人肉搜索触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法律科学又如何来诊断人肉搜索现象呢？从人肉搜索的涵义框定及运行实践来看，该项引擎技术主要以挖掘他人隐私信息为主要动机，这同时也是人肉搜索的主要功能。于是，人肉搜索先会触及个人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以个人自然信息与行为信息为权利客体。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侵害隐私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窥探、泄露、传播、滥用等。隐私权一旦被侵害，即构成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人肉搜索的活动机制为：一旦发现人肉对象，即广泛发动网民力所能及地搜索其隐私信息，然后为用户提供搜索便利。可见，谁被“人肉”，谁的隐私即有可能被侵犯。
可恶的是，人肉搜索不仅披露他人隐私，而且还有可能捏造事实，对人肉对象侮辱、诽谤，夸张声讨，如此行为又极易触及他人名誉权。名誉权也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其以社会评价降低作为侵权评判标准，而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的手段主要是侮辱、诽谤，人肉搜索过程中，不少网民出于激愤，对人肉搜索的对象低劣描绘，出言不逊，海量的谩骂和侮辱言辞弥漫于网络。这都会给当事人造成名誉受损的不利后果。不论是隐私权受到侵犯，还是名誉权遭遇伤害，都不可避免地给“人肉门”的主角造成人格上的损失。
人肉搜索的危害还不仅限于上述直接侵权。更为严重的是，借助人肉搜索的信息，在现实中实施侵扰行为，如拨打骚扰电话、上门张贴含有不雅词句的大小字报等。显然，人肉搜索的危害已经由网络空间蔓延至现实世界。如此连环侵权接踵而至，最终上演了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受害者终究将造事者及相关网站告上了法庭，并最终胜诉。[1]
不难看出，人肉搜索几乎可以与侵权行为划上了等号，不少人甚至呼吁严惩人肉搜索者，甚至主张禁止人肉搜索。诚然，法律科学可以诊断人肉搜索的具体案例，并且能够给出法技术分析与价值评判，但人肉搜索的产生与发展的沿革及其实践，又似乎在向人们证明人肉搜索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当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之时，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快节奏生活所累积的心理压抑，很容易瞬时爆发，人肉搜索者宁愿头顶法律风险和舆论谴责的压力，也要上演伤害当事人的网络狂欢，亲身体验人肉搜索游戏带来的刺激。
尽管这几年人肉搜索在中国发展地如火如荼，但国外人肉搜索却“润物细无声”地健康成长，不仅商业利润非常可观，而且自觉遵守法律规则，使人肉搜索沿着法治化、商业化道路理性发展，其用户自然也就将人肉搜索看作一种正常的必要的人工互动帮助服务。反观中国，人们一听到人肉搜索，似乎就压根没把它看作好东西，在多数人眼里，人肉搜索可能就是一场糟糕的网络游戏或无聊的网络闹剧。人肉搜索之所以如此让人怀有偏见，主要是因为这种搜索引擎几乎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事实上，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应将其一杆子打倒，要辩证分析人肉搜索的利弊，全面认识其对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人肉搜索作为一种资讯提供途径，无疑在诸多环节为网络用户提供了知情便利。随着社会发展趋向信息化、多元化，获取并占有一定量的信息是人们所应当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也是人作为社会系统一分子的一种内在需求。在事关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人们不仅享有知情权，而且还有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与义务。当侵权乃至犯罪行为或者殃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事件发生时，对当事者的查证和谴责即成为必要。此时，借助人肉搜索，通过吸收知情者参与信息提供的快捷方式，当事者往往容易被准确“人肉”出来。人肉搜索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于对作恶者的监督性搜寻，在诸如寻亲寻好人等查找利害关系者的行动中，人肉搜索同样也可以表现不凡，借助大众力量，将信息资源有效筛选，亮出人们所需要的搜索结果。此外，从人肉搜索的发展实践来看，其功能已不仅局限于对人的搜索，而且已经渗透到对其他信息的搜索领域，聚集网民热情，施展其搜索绝活。
如果说，单纯作为一项网络搜索方式或技术，人肉搜索因其自身所蕴涵的积极功能而彰显了其问世价值，那么，人们对人肉搜索的运用行为则可能会使其自有功能偏离轨道，滑向容易招致谴责和怨恨的消极领域。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人肉搜索案例来看，人肉搜索之所以遭遇不少非议，并非因为人肉搜索本身带有与生俱来的侵权毒素，而是因为这项游戏的操作者无视人肉搜索对象的合法权益，在事件本身之应受谴责度与搜索对象权益正当性的价值考量上，网民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将利益的天平偏向了事件本身的应受谴责度，不假思索地认为对人肉搜索对象的谴责和揭批价值远远重于对其正当权益的保护。此时，道德审判逾越了法律底线。当以道德审判官自居的人越来越多之时，法律赋予人的权利和义务则被完全抛在脑后而置之度外。于是，一旦遇到人肉搜索事件，往往会瞬间聚集大量人气，如火如荼地暴露人肉搜索的可憎面目。
此刻，被集体侦察和审判的搜索对象，无疑正在经受着隐私被披露、权益被蚕食的痛苦。造成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并非人肉搜索，而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种种侵权行为。换句话说，不是人肉搜索本身酿成了侵权行为，而是人肉搜索者的行为惹怒了受害人。平心而论，人肉搜索者并非天生就有侵权动机，许多情况下未必是人肉搜索者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对其行为的指导规范缺失，而纵容了人肉搜索者的疯狂。现实恰恰正是如此，直接有关人肉搜索行为的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状态，遇到人肉搜索引发的侵权案件，只好适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范。完全可以说，人肉搜索正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游离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究竟是一纸禁令将其宰割于摇篮，还是通过填补立法空白让其走上正道？[2]根据前文对人肉搜索积极功能的阐释，结合国外人肉搜索的健康运行实践，从人肉搜索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及实际需要出发，与其通过取缔人肉搜索来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倒不如通过科学立法来合理规范人肉搜索的行为。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3]而且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侵权行为构成的认定，也并非缺少法律依据，从法的一般调整功能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在规范人肉搜索侵权行为上并非无能为力，已经作出判决并得到部分执行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也正是援引了现行侵权法律规范。然而，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侵权类型，因其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而不能不促使立法者在其责任分配方面格外关注。
对此，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合理界定人肉搜索侵权的责任空间。单纯就人肉搜索侵权行为所涉及的责任来看，网站和人肉搜索的具体行为人均有可能成为责任承担者。但确定责任主体的要害在于责任构成之要件，因此，设计何种审查制度和归责原则将对责任主体的最终锁定至关重要。人肉搜索具体操作者的责任追究依据已有侵权法律规范即可实现调整的任务，对符合侵权责任构成的组织者和隐私信息提供者及其他形式侵权行为者，课以侵权法律责任，自无疑问。对于网站的责任确定应采取何种态度呢？鉴于对互联网络整体发展以及人肉搜索自身积极功能的考虑，对人肉搜索行为发生的当事网站课以事后审查义务更为妥当。所谓“事后审查”，主要是在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该网站人肉搜索行为的侵害而向其发出救济请求之后，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网站能够采取制止措施而未予制止。[4]可见，事后审查规则所蕴涵的是“过错归责原则”，即只有在网站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5]
当然，从对人肉搜索的法律规范来看，立法显然不应只局限于侵权责任，还应对人肉搜索的适用范围、搜索内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人肉搜索的监督管理等事项作出相应的合理规范。顺便提及，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曾建议用刑法来规范人肉搜索，追究人肉搜索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肉搜索最近几年才在我国起步，尚算新生事物，对待这项网络搜索手段，既不能通过严厉禁止的手段让人肉搜索彻底消灭，又不应放任人肉搜索无限膨胀。但作为一项立法行为，对人肉搜索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应走循序渐进之路，根据人肉搜索行为的具体运行实践适时出台相应立法，而不是自始就重磅出击，先入为主地将人肉搜索视为犯罪工具，将人肉搜索行为人贬为“罪犯”。我国刑事立法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完全依据具体案件事实和刑事法制谨慎定夺，而不应以工具论罪，动辄启用刑法规制人肉搜索行为。[6]
纵观现代法治国家立法史，对有着积极导向可能的新生事物的立法思路向来是也应该是，规范引导先于严厉制裁。因此，尽管说人肉搜索尚游离于法律边缘，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几起影响较大的人肉搜索事件，有的甚至也搬上了法庭，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采取重拳遏制不可。至少就目前来说，人肉搜索还没有走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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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谁给我一篇有关虚拟货币的英文文献呀写毕业论文用的~~，谢谢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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