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虚拟货币论文

②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论文要怎么写呢

一、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
（一）利率市场化加大商业银行利率风险
由于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渠道少，资产负债结构比较单一，存贷款业务占绝大比重。实行利率管制时，利率相对稳定，银行的成本、收益主要受资产负债变动影响，波动相对平稳。利率市场化后，存贷利率将由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变动频繁且可预见性差，必将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加大利率风险。
（二）利率市场化导致商业银行利差收窄
根据国外利率市场化实践经验，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尽管因期限、种类的不同，可能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不会完全一致，会有升有降，但总体存款利率水平上升、融资成本增加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趋势。[1]因此利率市场化赋予了商业银行更大自主定价权，却使其失去了带来稳定收益的净利差保证，传统的经营模式正日益受到同业竞争加剧、金融脱媒、大企业大客户议价能力增强等因素的严峻挑战。根据麦肯锡金融机构研究中心的预测，未来的3—5年，中国银行业平均利差水平将会较目前下降11%—27%。
（三）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提高价格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商业银行由于流动性过剩，存款规模远远大于贷款规模，贷款利率竞争较为激烈，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优质贷款客户实行竞相让价。商业银行盲目授信、贷款和竞相压低利率将降低优质客户的盈利水平。商业银行由于定价能力不足，不敢对风险较高的中、小客户授信和发放贷款。[2]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处于利率管制下的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定价体系，甚至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拥有一套可操作性的资金定价体系是商业银行必要的应对之策，如果不尽快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价体系，商业银行将无法应对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挑战。

③ 关于金融方面的论文

1.建立中国区域金融体系的研究
2.现行汇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与我国金融应对策略研究
4.我国人民币汇率取向的对策与建议
5.论创建我国的离岸金融市场
6.论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
7.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及洗钱制度研究
8.汇率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9.人民币汇率与全球货币体系
10.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影响
11.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过快的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议
12.我国居民储蓄高增长态势解析及改进意见
13.货币政策高透明度比较分析
14.对我国间接货币调控政策的市场缺陷分析
15.直接发行央行票据对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启示
16.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及管理策略
17.浅析热钱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18.监管职能分离后基层央行如何有效实施货币政策
19.论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20.城区存款业务发展的难点及对策
21.重建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体系的探讨
22.利率市场化条件论证与方法探讨
23.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探讨
24.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分析
25.国际货币体系有关问题探讨
26.国家的汇率干预有关问题探讨
27.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分析
28.国际金融危机及相关问题研究
29.国际信贷问题探讨
30.外汇交易有关问题探讨
31.国际金融市场有关问题探讨
32.国际收支有关问题探讨
33.我国的国际收支现状及发展趋势
34.期权理论及其在外汇交易中的运用
35.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
36.国际储备题探讨
37.国际融资问题探讨
二、商业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发展理论
38.金融创新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
39.我国网络银行的发展及对策
40.金融全球化及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41.对银行导入ISO9000国际质量标准的思考
42.我国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的现状与思考
43.论我国商业银行市场营销
44.对发展我国消费信贷的思考
45.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
46.如何提升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
47.商业银行扁平化管理的探讨
48.中国银行业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49.探索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机制
50.抵押贷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1.简论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利益目标短期化
52.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分析
53.成本管理在商业银行系统管理中的应用
54.银保合作发展刍议
55.商业银行应加强产品定价管理
56.信贷业务重组与流程再造
57.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价值取向
58.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59.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
60.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优化的对策与思路
61.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创新
62.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63.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64.关于信贷风险控制的深度思考
65.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66.关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评级
67.关于新商业银行法的问题
68.从世界商业银行发展趋势谈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目标
69.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目标与途径
70.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71.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问题探索
72.商业银行发展贸易融资业务探讨
73.完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74.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途径探讨
75.商业银行分业、混业经营利弊条件问题研究
76.商业银行外部环境建设问题研究
77.关于我国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问题
78.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
79.商业银行客户经理问题的探索
80.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内控机制
81.如何完善商业银行绩效考核机制
82.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机制
83.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费问题探讨
84.中西方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比较分析
85.我国发展民营银行可行性问题探讨
86.民营银行在我国发展空间探讨
87.如何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体系
88.国有银行上市对其绩效影响的分析
89.我国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业绩比较：制度因素的探讨
90.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投资基金的困难所在与对策
91.商业银行对企业信用评估问题探讨
92.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
93.商业银行岗位绩效考核的实证研究
94.现代银企关系问题研究
95.员工素质与商业银行现代化
三、金融监管与风险管理
96.论我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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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货币银行经济学毕业论文好写吗关于虚拟货币发行或者比特币的研究

我国商业货币经济金融产品创新研究
出口保险中融资货币经济权益保障法律问题分析
VaR在商业货币经济信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论货币经济的全面风险管理核心方法RAROC
我国货币经济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
基于价值链的货币经济商业模式创新
入世后城市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商业货币经济竞争力实证分析
关于我国城市商业货币经济竞争力的分析
商业货币经济企业客户满意度探讨
货币经济人力资本价值测量及其贡献研究
论商业货币经济私人业务的品牌建设
我国国有商业货币经济不良资产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国商业货币经济投资理念研究
我国商业货币经济跨境并购动机及其战略实现
货币经济帐户资金权利状态研究
我国网络货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关于我国货币经济并购问题的探讨
平衡计分卡在我国商业货币经济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外资货币经济法律监管制度研究
国有商业货币经济公共性职能探讨
我国商业货币经济中间业务的发展及对策研究
我国货币经济保险业务发展瓶颈及其对策研究
中国商业货币经济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
政府对国有商业货币经济管理关系初探
我国民营货币经济发展问题探究
招商货币经济网上货币经济建设的研究
商业货币经济制度变迁研究
我国商业货币经济客户经理制再造研究
VAR模型在我国商业货币经济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我国商业货币经济客户关系管理理论及信息技术应用
试论强化政府货币经济监管的方法和途径研究

⑤ 关于金融货币的经典文章

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下）

2006-03-07 13:29:45

用尽量通俗的语言讲解汇率的形成机制以及美国的货币战略

首先说明，由于上月整天吵架，希望说的东西没说多少，有人问本女正经一点的马甲有没有，所以就有了这个，至于专门吵架的也有，就是和坏男人有关那个，相信有点智力的都看出来了。所以这个马甲是不吵架的，那个专门吵架，有事找那个去。

有一些书呆子一说起汇率，就会背一大堆定义，但那没用。就象在股票市场说市赢率一样，都是一些无聊的把戏。汇率说白了就是大国间的游戏，和庄家坐庄没有什么区别。有人可能说，货币每天交易量那么大，怎么操纵？你以为坐庄都一定要靠钱去拉抬，那是最笨的方法，操纵最终只是操纵人心，只要有人就能操纵，在金融市场不明白这个，不亏钱就怪了。

美国是汇率操纵的高手，但汇率的操纵还是为了其总体利益服务的。美国经济目前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泡沫化，而美国目前0以下的储蓄率使得其经济的危险性达到空前的地步。从某种程度说，美国这只庄股已经玩得高处不胜寒了。和庄股一样，目前的关键是不能让资本大量逃离，否则就会连续崩盘跳水。由于2000年的下跌速度极快，大多数游资都不能有效离场，所以大规模的资本逃离还没有出现。而目前的大级别反弹正构成资本逃离的机会，一旦反弹到位，预期中的大规模资本逃离才会真正出现。

为了避免以上情况出现，美国唯一可行的货币战略就是在该大反弹到位前把货币贬值到一个相应的地位，这样才使得美圆资本套现后不能以一个较高的汇率出逃，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货币层面为美圆资本加了一个套，这样套现出来的美圆资本逃离的决心和力度将大幅度减少。这是美国阻止美国经济这个大庄股崩盘的唯一非战争的可行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唯一的罩门就在，如果有一个容量极大的货币紧贴美圆，则美圆贬值的所有如意算盘将打不响，而人民币正好就是这种货币。人民币与美圆的挂钩使得美圆资产变现以后有了一个顺畅的逃跑渠道。人民币经济比美圆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泡沫化极低，储蓄率极高，这对于美国经济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只要人民币战略得到坚持，把池子挖好，则美圆的贬值战略将彻底破灭，一旦该战略破灭，美国经济将面临最巨大的冲击，这也是以前帖子里面预测2019年90年大周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现实基础，正确的人民币战略将加快、加深这个进程。

向不学无术的左派用最通俗的语言说说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美圆的罪恶背景

对于一般人来说，大概也是很清楚手中的人民币究竟是怎样来的，很简单，就是印出来的，而不是长出来或其他方式出来的。只不过对于人民币来说，只有一个被法律认可的印的地方，如果谁没事也去印一下，等待是什么大家也应该很清楚。当然，印人民币不同其他，一定有一个标准，如果都象金元券那样印，大家又要用一个大麻袋装钱去买米了，所以这里不妨说说印的标准。

粗糙地说，币值可以看成一个经济体的总量除货币总量，也就是说币值代表了单位货币的经济量。那么对于正常的封闭经济系统来说，为了保持币值的稳定，货币增长必然也必须和经济增长相当，这样币值才能保持稳定，这是小学水平的人从上面定义的比例关系中都能够知道的。换言之，印钞票就要以经济增长为标准，一旦脱离这个标准，一切就乱了套。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封闭的经济系统，一旦两个以上的经济系统出现交流，就必然有不同货币间币值相比的问题，一般人通常说的是后者，例如和人民币比美圆是多少之类，这种币值是在两种不同经济系统交流中产生的，和前面单系统中产生的币值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往往一般人被常识所迷惑，把这两者搞混了。

由于有不同的经济体，所以就有着不同的印钱的中心，而这些经济体又是联系的，如果有一个印钱中心犯坏，超过其经济增长狂印，而由于这种钱大家都认，也就是所谓的世界货币，这样在后一种币值意义上，就可以被现实化，而这意味着，这种现实化是在剥削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基础上的。美圆就是这样一种货币，由于美圆是准世界货币，因此它狂印也没事，多出来的都有世界各国给承担了，这是美国经济繁荣的一个巨大秘密，但目前的问题是，这些多印的美圆已经多得超出了全世界人的承受能力，美圆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泡沫的原形毕露。

现代社会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货币化是其最主要的方面。而通过货币的无形掠夺，是以前殖民化有形掠夺的超级版，美圆说白了就是在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抽血机以及物资基础。但对于不学无术的左派来说，被美国怎么剥削了都不知道，其实，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只要美圆作为准世界货币存在，任何一个非美圆体系的人就受着美国的剥削，这是全球性的真正的奴役。

从格林斯潘对人民币的突然表态以及美国的巨大赤字说起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周二称，中国央行买进美元以阻止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可能在长期内会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问题。还有一条相应的新闻是美国2003财政年度预算显示，政府赤字将达到4500亿美元，比先前估算的高了50%。这两条看似不相关的新闻，其实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格老当然不是格老子，而是大名鼎鼎，无数搞经济的人的偶像，但在本女看来，也不过尔尔。拜这位格老从1998年后的连续失误，美国经济终于走到今天的地步，希望这位继续出昏招，则中华有幸。但这位有关人民币的言论可不是昏招，是全球人民币升值大合唱的一部分。至于惊动到这位也出面，主要是美国经济之烂他们自己太清楚了，4500亿美元的赤字意味着什么？而且明年该赤字必然会继续惯性大增，为美国泡沫的彻底破灭准备多点弹药。当然，如果其他货币一起升值，则这种危机就可以转嫁出去。但这个时代，谁比谁都不傻，你美国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要全世界背，有这种可能吗？谁背谁傻而已。

日本泡沫破灭10多年了，现在还奄奄一息，而日本比美国好的地方在于其储蓄率一直很高，而美国是0以下。本女都不想去想一旦这个泡沫破灭时的奇观是怎样，也不用想，一定很壮观。目前为这个破灭积聚能量的除了原来的股市以及虚拟经济部分，更会增加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他相关的就不用多说了。

美国经济破灭的必然和历史意义，在本女打喷嚏打喷嚏马甲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2亿5千万经济级别的最终结束，大破以后大立，然后是是12亿5千万经济级别的开始，而这才是一个新的时代。

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日本人目前最害怕的是什么？

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日本人目前最害怕的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人民币和美圆坚决挂钩。在以前的文章里面已经多次说过，日圆最终的命运将是消亡，而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2025年前后。那个帖子的题目是“2025年，日本必须面对的一个选择：是美国的一个州还是中国一个省。”而人民币与美圆的坚决挂钩，将使得泡沫破灭10几年后的日本经济更加雪上加霜。这一点，日本人比谁都清楚，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全球大合唱中，日本人是最早开始也是最卖力的。

最终为了使得人民币能够和美圆脱钩，日本人可以有很多办法。但最简单的还是用迷魂汤灌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自己把人民币给放开。以前已经多次说过，在目前美圆作为准世界货币的客观情况下，人民币的放开和美圆的脱钩是同一回事。但狡猾的日本人肯定不会主动叫嚣人民币的放开，这样目的太明显，而是叫嚣等价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币和美圆的脱钩。这样就可以暗度陈仓了，日本人对三国研究得可比一般的中国人熟，诡计多着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人可以派他们的代理人到处宣扬，人民币和美圆挂钩，将使得国际流动资本象97年一样大量涌入中国，这样就会出现97年的危机之类的谎话。但是，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流动极为正常。但有一点是日本人、美国人都不肯告诉大家的，就是资本的积聚更是这种资本流动的最终归宿。这才是日本、美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所在，而这当然是不能和别人共享的。

最简单的，资本不管怎么流动，必然有一个沉淀最多的地方，而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美国。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发展，从最根本上就是因为美国是资本积聚、沉淀最多的国家。而中国要最终战胜美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取代美国成为资本积聚、沉淀最多的国家，这才是世界经济大格局中最核心的变化动力所在。而积聚、沉淀首先在流动的基础上，这一点大概不难理解。一旦这种资本的积聚、沉淀最终形成，日本将成为中国首先是经济上的附属国，其后的事情就好办了。而这就是日本人睡不着的最根本原因。

阻止中国最终取代美国成为资本积聚、沉淀的最大国，就是目前有关人民币升值大合唱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日本人、美国人等为这的忙活中，不难看到这个趋势对他们的巨大压力。敌人最害怕的，当然也就是我们要坚持做的，我们越坚持，敌人就越害怕，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稳定汇率，使中国最贫穷一亿家庭成为十万元户的现实可能以及实质意义

今天本女老马甲的老帖“长期稳定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使中国最贫穷的一亿家庭都成为十万元户”被翻了出来，当时没有把稳定汇率，使中国最贫穷一亿家庭成为十万元户的现实可能以及实质意义进行详细的解释，这里补充一下。

所谓人民币升值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虚拟的性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现实的经济体并不是全面无壁垒的，因此以具体商品来衡量币值总是太书呆子了。币值其实可以看成一个经济体的总量除货币总量，也就是说币值代表了单位货币的经济量。显然，这是很粗糙的东西，但实际和这有着很大的正相关。正常的封闭经济系统，货币增长必然和经济增长相当，这样比值就是不动的。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封闭的经济系统，一旦两个以上的经济系统出现交流，就必然有币值的波动出现。

太理论的东西到此为止，就说目前的人民币问题。所谓人民币升值，也就是人民币单位代表的经济量相对美圆的大了。这里有一种处理的方法，就是人为增加货币使得人民币单位代表的经济量减少，从而保持和美圆不变，这样就抵消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也多了。至于多出来的人民币，按本女的建议就是分给中国最贫穷一亿家庭使他们成为十万元户。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缩小贫富差距，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

很简单，当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没有多出人民币之前，一个有1亿资产的人所代表的财富和多出人民币后所代表的显然不同了，这一点大概不难理解。而对于穷人来说，其财富是增加了。而由于经济财富总量不变，所以财富是从富人流到穷人那里去了，而且是越有钱被分得越多。然而，由于个人的财富和经济总量比极其微小，因此相应被分掉的比例其实很少。而由于人民币币值不变，相对美圆，这个财富反而是不变的，而穷人不管相对美圆还是人民币都变得有钱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贫富分化的问题日益严重，这次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是可以用最少代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旦中国最贫穷一亿家庭都成为十万元户，对消费以及经济将给予很大动力，对富人的生意也有好处，最后将是皆大欢喜。

从短信经济的蓬勃看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创建的可能和必要性

经济说白了就是一种游戏，游戏有不同的玩法，不同的游戏在不同地方的受欢迎程度不同，对应的经济模式也可能不同。而在经济竞争中，模式的竞争是最重要的，谁是流行模式的制订者，谁将获得最大的利益。

经济并不总是一种美国形式的经济，各国经济的赢利模式就更不一定相同。例如，最简单的，短信在美国、欧洲都没有流行，反而在中国最先取得成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因为一种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的综合结果。首先，短信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性格，例如：比较虚伪、死要脸活受罪、有点懒惰、能抄就抄、喜欢一种同一化的表达等等；其次，短信属于比较傻瓜型的，只要脑部细胞没死光、十只手指还剩一两个，基本都可以胜任；最后参与的入门价格比较低，干一回一般就1毛钱，而中国人都有凑热闹的习惯，从麻将成为国粹就明白这个道理，一般人都不能接受被人看成太OUT，所以就凑在一起瞎闹了。

有一帮所谓的经济学家总是把经济神圣化，其实经济和打麻将的道理没什么不同，也就是一种游戏，神圣化一件事情必然就会有偶像出现，例如在经济上就会把美国的模式偶像化，这都是脑部缺水的反映。也就象麻将不会成为美国国粹，橄榄球中国人也大多不喜欢，经济上很多具体模式上国家的特殊也是必然被反映。至于这种特殊性在多大层面上能被扩展，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和理论无关。因此叨唠什么神圣法则的人，都是笑话而已。

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创建的可能和必要性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键就是要敢于打破一切神圣化、偶像化，美国的经济只不过是一种美国的大游戏，没有什么神奇的。曾经一度有些海龟拿着些美国、欧洲版的游戏到处晃，这就象有些土鳖拿着些孔版、道版的游戏在晃一样，游戏和时间、空间有关，脱离了这个，还是先一边歇去吧。

国家意义上的大型投资绝对不能泛商业化、泛政治化，但一定要泛战略化

最近有关京沪高速铁路的争吵很多，但归纳起来不过就是两条：泛商业化或者泛政治化，恰好忽视了最重要的泛战略化。本女认为，国家意义上的大型投资绝对不能泛商业化、泛政治化，但一定要泛战略化。

站在泛商业化角度，当然就认为类似京沪高速铁路这种东西只是一个投资，只要商业上有利益，就无所谓，离开商业，一切都没意义；站在泛政治化角度，关键就是政治正确，例如不能便宜了日本人或者只要政治正确，把钱胡乱花了也行。这两种想法都十分无聊。首先，国家不是商业机构，如果什么都从赢利角度出发，那国家也无所谓国家了；其次，政治因素往往是最不可靠的，风云变幻，一个大的投资单纯从政治下手，不免太过儿戏。

有一种人可能要说，什么都不能泛，连泛也不泛来表示其彻底，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游戏，不泛正是尔泛之处，这难道不是很清楚？本女对彻底没兴趣，明确主张泛战略化，但前提是对国家意义上的大型投资，而不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所谓泛战略化，就是说国家意义上的大型投资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大的国际战略总体构想上面，没有这一点，一切都是瞎掰。本女是站在这个角度反对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而且对目前的国际战略总体构想表示深深的怀疑。另外，站在国家间游戏的角度，即使要投资这个项目，也应该和目前的人民币战略联系在一起，这就象一个好的话题，在国家间的游戏中绝对可以玩出一场好戏，如果就纯粹当成一个商业或政治行为，那是不是有点无聊，太浪费资源了？在国家间游戏上，话题就是最大的资源。

至于有人瞎掰什么操作，就更无聊了。操作是和视角有关的，什么的视角就有什么的操作，操作是次要的，视角才是关键，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所谓“是怎样”和“怎么做”，这都和视角有关。站在国家的层面，就是和泛战略化有关，一个大的国际战略总体构想才是关键的关键。

⑥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论文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 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 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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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虚拟经济现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盲目的更从就容易形成经济泡沫，只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非常之大，你就现在金融危机的现状做一下分析，而且也非常实时，有新意呀！！呵呵 努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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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

[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1143.9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0.7%。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7.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62.7%。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1043.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3%。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93.5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4%。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11.6%，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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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经济
美国次贷问题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西方金融大厦将倾，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拯救本国岌岌可危的银行、保险、证券业，流动性紧缺成为世界并发症。掌握世界印钞机的美国开足马力超额发行美元，引发的信用危机直接导致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缩水。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分析梳理我国应对美元信用危机一系列动作（从货币互换协议到超主权货币动议再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难发现在对外货币金融领域的政策主线就是：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以调整对外资产结构，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为途径；以拓展SDR职能，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创建超主权货币为手段，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
一、概念的厘清
货币互换、货币国际化、超主权货币这三个货币金融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联系，呈逐级递进关系。通常两国之间为规避汇率风险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货币互换协议的增加又为该国货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各大主权货币博弈的结果必将催生出超主权货币。
1.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来规避中长期汇率风险，控制进出口贸易成本。在双边贸易中，一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得到他国货币并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借到他国货币，用于支付从他国进口的商品，而对方出口企业收到本币计值的货款，可有效规避汇
率风险。
2.货币国际化在信用纸币制度下，超越发行国的国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在国际间发挥一般货币职能的国别货币就是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据此定义，时下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充分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国际货币功能，并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其货币国际化进程是该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3.超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是“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它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更能增强国际社会应变能力，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尽管超主权货币目前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在于在实践中阻力有多大。由于它牵扯到诸多利益纠葛，该主张虽由来以久，至今仍无实质进展），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略
金融危机下，面临世纪大考的中国政府权衡各项举措的利弊得失，果断地出台了系列对外货币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组合拳，这一战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标：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确保美元资产安全。
中国创纪录的23991.s2{Z美元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已是有目共睹。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N／~I]货币互换协议，降低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已经成为共识。目前我们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平稳地完成这种转变，让副作用最小。
1.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配置，分散美元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的蔓延迫使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巨额财政赤字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元泛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大幅“缩水” （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居
多）。分散美元汇率风险，确保对外资产安全成为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SDR（特别提款权头寸）和在IMF中的储备头寸等四大类。其中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存、长短期政府债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随时可用的债权。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现汇和对外证券投资。由于外汇储备承担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们应慎之又慎。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使用情况来看，发达的经济大国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I MF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黄金储备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77.4％，法国为7O.6‰ 德国为69.2‰ 中国大陆仅为1.97o。虽然我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汇储备的I：U~J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鉴于此，我们应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等国际硬通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经验尤可借鉴：一是大量购买黄金，提高黄金在储备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储备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偿还外债；四是用于投资高科技行业。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用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是一个趋势，因此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向外汇管理部门购汇用于海外资产并购，同时提高对外证券投资的效益，建设安全化、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2.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伙伴，建设人民币结算的外部网络。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 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 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 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7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
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买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 ，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 。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
（二）中期目标： 扩大人民币境外结算试点业务，培育人民币国债海外发行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为确保美元资产安全，中国政府除了从内部着手，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之外，还需从外部着眼，推动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1.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人民币要成为强势货币必经过结算货币、投资货币，最后到储备货币这三个阶段，其进程也遵循着先周边化，后区域化，再国际化的顺序。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亦水涨船高，成为抢手的香饽饽。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繁荣稳定的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跟着强者走”
的现实主义传统让这些国家倾向人民币。与美元结算相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准确估算预期收益。基于周边国家普遍缺乏硬通货的现实和人民币的良好市场信誉，人民币在边境地区已成为事实上的结算货币和支付手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城市正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人民币境外试点结算表明中国的贸易伙伴逐渐认可了人民币的地位和稳定性，是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
2.逐步建立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离岸金融业务是人民币走向国际的重要通道，离岸金融中心则是人民币转换为国际货币的重要载体。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十分关键，由此先香港再海外的策略应运而生。中国首次在香港面向海外投资者发行人民币国债，为海外投资机构提供了一个颇具吸引
力的人民币投资渠道。尽管初始数额不大，但此举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作为国际化的众多举措之一，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显示出中国政府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推动建立人民币海外债券市场，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虽然目前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企业屈指可数，在香港发行的国债规模也相当有限，但作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两个车轮一一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的推行和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建立必将继续进行下去。
（三）远期目标：推动IMF的改革，拓展SDR的作用，创建超主权货币。
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着眼未来。国际金融危机，不但促使我们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刻反思，更为我们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契机。
1.现实选择：扩大SDR的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现实条件下国际社会应考虑充分拓展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暴露之初，IMF就于1969年创设了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由于SDR具备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因此它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可能。现阶段应着力推动SDR的分配改革，尽快落实1997年I MF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由于IME大失血，急需注资以扩大其“新借款安排”机制，而中国则利用手中流动性充裕的王牌，以购买I MF债券为筹码成功地赢得SDR第二次增发配股90{L美元。虽然该数额对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而言是九牛之一毛，但中国显然不会就此停步。为了能恰当地反映中国在世界财经和经济领域的地位和实力，中国需要在I ME有足够发言权和代表权。在其它国家缺少硬通货的形势下，中国购买其他国家手中的SDR，进一步提升在I ME的话语权都在情理之中。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集团迫于严峻的金融形势，在2o国峰会上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正如I MF总裁卡恩所言：现在正是调整I MF成员国投票权比例的时机。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多的责任。
2.因地制宜：加强亚洲货币合作，完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库。当金融危机影响一国币值稳定之时，区域性的货币组织往往比全球性的货币机构的反应更迅捷有效。受欧元鼓舞，亚洲国家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借鉴其实践经验，不断探索创建
“亚元”的可行性。
但现实操作中，建立亚洲超主权货币面临着巨大“阻力” 。无论在经济上如何可行， “亚元”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都无法回避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政府间主义，基于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利益交换。且不说亚洲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单就其错综复杂的地区政治形势而言，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曰元虽身为老牌强势货币，但日本政治难以服众；韩元尽管后来居上，但总体实力太弱；人民币升势强劲，却孤掌难鸣。拥有全球印钞机的美国显然不愿意亚洲也出现个印钞机，对创建“亚元”的动议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受制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参差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多年来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迟迟不能建立。面对金融危机，为确保成员国央行拥有足够资金以抵御其本币可能遭遇的投机性攻击，在中日韩的鼎立支持下，亚洲终于成立了外汇储备基金库。新成立的基金实际运行之后，动用资金为发生货币危机的成员国进行贷款援助将水到渠成。虽然该基金数额并不巨大，但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提供了一个泄洪渠。中国应加强与日韩合作，逐步完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库。
3.终极目的：为创建全球性超主权货币而努力。
国际储备货币持有国的货币政策受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影响，而储备货币发行国往往首要考虑的是其国内的经济需要而非国际经济形势，创建超主权货币无疑是克服这一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它既能摆脱国内经济束缚，又能有效调控国际流动性。尽管如此，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仍困难重重。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英美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与阻挠，不管是SDR拓展方案还是另起炉灶创造，用来替代美元帝国、欧元帝国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拜金融危机所赐，改革呼声日渐高涨。中国作为重大利益攸关国，责无旁贷地成为变革的旗手。为确保美元资产安全，中国一反低调内敛的传统，不断通过政府高层释放强烈信号，并联合俄、印、巴三国，高调提出创建超主权货币动议。在与美国就美元信用危机问题对话协商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超主权货币动议是一着“ 敲山震虎”的好棋。要想保住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就必须拿出负责任的精神和有效措施阻止美元地位滑落，而这也正是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的保证。中国所彰显的努力和决心必将有力地触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平衡和兼顾货币政策对
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影响，切实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中国货币攻防战略之前瞻
尽管戴相龙直言，loK后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及其他货币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之父蒙代尔也大胆建言：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英镑从中剔除。但考虑到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不够健全，监管机制也不够完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国际化进程也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特里芬难题” 。我们不会重蹈美元覆辙，人民币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替代美元。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发展方向，服务于促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直至超主权化这个总体目标。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元难以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监管，黄金无法为世界提供足够流动性等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多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的成败既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弱，又取决于与其他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如果说，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危机四伏的此岸，未来的“一超多强”乃至“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一次伟大变革的“彼岸” ，那么中国的对外货币政策将是这一制度性变革的桥梁。由“此岸”到“彼岸”的变革，将会改变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改变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全部认识。货币与经济
美国次贷问题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西方金融大厦将倾，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拯救本国岌岌可危的银行、保险、证券业，流动性紧缺成为世界并发症。掌握世界印钞机的美国开足马力超额发行美元，引发的信用危机直接导致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缩水。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分析梳理我国应对美元信用危机一系列动作（从货币互换协议到超主权货币动议再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难发现在对外货币金融领域的政策主线就是：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债券海外发行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以调整对外资产结构，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为途径；以拓展SDR职能，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创建超主权货币为手段，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
一、概念的厘清
货币互换、货币国际化、超主权货币这三个货币金融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联系，呈逐级递进关系。通常两国之间为规避汇率风险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货币互换协议的增加又为该国货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各大主权货币博弈的结果必将催生出超主权货币。
1.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来规避中长期汇率风险，控制进出口贸易成本。在双边贸易中，一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得到他国货币并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借到他国货币，用于支付从他国进口的商品，而对方出口企业收到本币计值的货款，可有效规避汇
率风险。
2.货币国际化在信用纸币制度下，超越发行国的国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在国际间发挥一般货币职能的国别货币就是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据此定义，时下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充分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国际货币功能，并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其货币国际化进程是该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3.超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是“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它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更能增强国际社会应变能力，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尽管超主权货币目前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在于在实践中阻力有多大。由于它牵扯到诸多利益纠葛，该主张虽由来以久，至今仍无实质进展），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对外货币攻防战略
金融危机下，面临世纪大考的中国政府权衡各项举措的利弊得失，果断地出台了系列对外货币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组合拳，这一战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标：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确保美元资产安全。
中国创纪录的23991.s2{Z美元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已是有目共睹。优化对外资产结构，建设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N／~I]货币互换协议，降低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已经成为共识。目前我们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平稳地完成这种转变，让副作用最小。
1.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配置，分散美元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的蔓延迫使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巨额财政赤字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元泛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大幅“缩水” （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居
多）。分散美元汇率风险，确保对外资产安全成为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SDR（特别提款权头寸）和在IMF中的储备头寸等四大类。其中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存、长短期政府债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随时可用的债权。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现汇和对外证券投资。由于外汇储备承担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们应慎之又慎。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使用情况来看，发达的经济大国一般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黄金存储。I MF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黄金储备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77.4％，法国为7O.6‰ 德国为69.2‰ 中国大陆仅为1.97o。虽然我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汇储备的I：U~J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鉴于此，我们应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等国际硬通货。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经验尤可借鉴：一是大量购买黄金，提高黄金在储备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储备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偿还外债；四是用于投资高科技行业。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用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是一个趋势，因此优化外汇储备配置，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向外汇管理部门购汇用于海外资产并购，同时提高对外证券投资的效益，建设安全化、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2.增加货币互换协议伙伴，建设人民币结算的外部网络。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 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 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 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7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
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买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 ，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 。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