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的反乌托邦

① 如何看待十六到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 以及对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理论形式，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它的浪漫主义性质上。空想社会主义以唯心主义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以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作为唯一的方法；非革命性和非人民性成为其社会历史观的本质，在道德的层面而非科学的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浪漫而抽象地构思未来理想社会。这就注定了它流于遐想的结局。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在方法上实现了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的有机统一，并把社会主义最终落实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革命实践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发展成为科学。现实中有些社会主义学者企图重新拾起被马克思主义克服了的浪漫主义因素来解释社会主义，其性质只能是反动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浪漫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

400多年前，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从城市平民和破产农民中产生了近代无产阶级的始祖。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仅遭受封建力量的剥削和压榨，同时还受到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中的欺凌。因此，他们不仅与封建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且又与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于是他们一方面与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又开始探索求得自己解放的独立道路。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表现。
400多年里，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学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成长而逐渐得到发展。其间，一大批社会主义思想家艰苦地进行着探索。他们通常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批判资本的原始积累，到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而全面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揭露和批判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理论部分。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些社会主义也都程度不同地为人们描绘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提出一个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方案。这些方案处处显露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它们一方面丰富了人类的社会知识宝库，另一方面，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源泉。
然而，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均属于空想的范畴。它们的理论基点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甚至直接借助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它们均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把社会主义浪漫地设想为与资本主义“实然”状况毫无历史关系的“应然”状态。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热衷于在头脑中用理性构想未来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对未来世界的展望，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非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充满浪漫主义的良好愿望和主观臆想构成了它们的基本特点。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马克思正是通过他所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对以往这些浪漫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深入研究和批判，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想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意强调某一种状况的合理性，（因为在他们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切固定的状况都会失去其原有的合理性。）他们的任务是证明这种一往无前的前进运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离开对社会科学认识、离开实践的维度去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意识形态。这是对以前社会主义学说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他在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挥发着亮丽的光芒。
一百多年以来，世界上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和人们的种种动机，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学说。有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的声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超越等等。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重复被马克思主义克服了的浪漫主义特质。所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对形形色色、旧的新的浪漫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分析，既具有理论的意义，又含有现实的意义。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性论是其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
普列汉诺夫指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揭示环境的变动的属性”，“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例如，傅立叶以分析人的热情为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合理的社会体系概论》中，从‘关于人的天性的基本原则’出发，而断言合理的政府应该首先‘决定人的天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声言，他们的哲学建设在关于人的天性的新概念上；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说，他们的导师所设想出来的社会组织乃是从人的天性的不变规律中所得出的许多无可争辩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2页）用人的天性来解释人类的历史，这只能重复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哲学理念，其社会主义的构想因而也难以越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藩篱。
在人类社会学说史上，以人的天性为基础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学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二元分裂成“理念世界”和“形相世界”，认为，我们经验到的那个世界只是形相世界，是非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本质世界。形相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分有”，人的天性是由人的理念决定的。据此，他在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时，以理念世界来批判形相世界，用理念来规范人的现世行为，并把世界的发展看作一个不断地体现理念世界、逼近理念世界的过程，并最终走向“理想国”。从柏拉图的学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理念世界实际上是哲学家自己理性思辨的结果，因而人的天性实际上是他关于人应当如此价值悬置，在此基础上设想的超越现存社会的构想——理想国，就是一个现实应当如此的社会理想。柏拉图的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对现存的社会状况具有巨大的理论批判张力。但是理论的批判是一回事，现存向未来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实际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对现存的实践超越。而这种从人的天性出发，从头脑中建构一个超越现存状况的理想状况，并认定这就是未来是然的想法，从根本上脱离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因而始终不可能找到一条从是到应然过渡的桥梁。理想国终究只能是柏拉图浪漫的社会梦想。然而，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方法却在以后人们批判现存社会、构想社会未来中时常显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将此方法作为建构自己理论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来，这种以人的天性为出发点，对当时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其二即是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时，将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封建专制制度是对人天性的扭曲，是对人的扼杀，所以，为了人本身，必须推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同时，他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向人们描绘一幅人性大解放的美妙图景。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之现实证明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只是一种梦想，资产阶级的现实活动是对他们的最好讽刺。然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于是这些用心良苦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终究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他们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软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与其说是他们理论的现实化，还不如说是他们理论的破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人民性，这些启蒙思想家理论上的出发点也注定他们理论最终只能走向两个结局：或是乌托邦，或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
近代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圭臬，并反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那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反人性的社会，人性在这个社会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扭曲。人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成了非人。他们于是提出了自己设想的理想社会来与之相抗衡。这些理想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所提倡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田园”社会。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打败的没落封建贵族利益和社会势力，这些封建势力的思想代表企图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恢复他们认为合乎人性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他们似乎也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和非人性，但其根本理论目的是论证封建社会的诗情画意及人性的完美。例如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除了现款和账本就毫无共同点为代价的自由，对千百万劳动者来说，归根到底就是饿死的自由，对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懒汉来说就是堕落的自由。”（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640页）然而，卡莱尔批评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恢复封建主的统治。他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描绘成“贵”和“贱”之间最和谐的“黄金时代”，甚至断言，专制制度会“拯救世界”而把社会导向社会主义。（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这些思想家大量发表缅怀旧日的“挽歌”，将旧时代描写成人性的涌现。曼那斯在一首诗中写道：“帝王、农民、贵族和祭司，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最伟大的人也与最低微的人互通声息；侠义的情感遍于各个阶级，”“让财富和商业、法律和学问全部死去，只把我们旧日的贵族统治仍然留给我们。”（J.曼那期：《英格兰的信任》，转引自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针对这种充满反动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言论，恩格斯指出，这些思想家尽管怀着善良的心愿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但是，他们的思想目的是恢复“美好”的旧日以及它的光辉方面。“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3页）这种标榜为了人性的恢复而提出的浪漫主义思想，不仅以资本主义为敌，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因为它们的实质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第二种是带有浪漫情怀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首先表现为近代前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大力鞭挞资本主义违反人性的同时，将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心放在一个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不变的、自然的人的天性的恢复上，托马斯·莫尔认为，上帝规定人们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因此，人必须遵循自己本性的要求，用理性去判断：应当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才不至于因为最小的快乐妨碍最大的快乐。人是生来要享受幸福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使自己幸福同时也使别人得到幸福。可是专制的封建统治和资本暴发户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极尽压迫、剥削他人之能事，把别人打入苦难的深渊。在未来的社会——乌托邦中，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莫尔说，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高尚的人民和如此幸福的生活！（参见维·彼·沃尔金：《〈乌托邦〉的历史意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式，第200页）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用全部的精力从事以人的天性为准绳来设计未来社会的研究。（参见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理论如何可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不是一个自然性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性的范畴，其内涵也不是不变的天性，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人的属性。所以人性本身并不能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原初东西，相反它要通过历史的原初性东西来加以说明。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个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他指出：“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部社会生产的历史。历史的现象（包括历史上恶的现象）只是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必然性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仅仅通过抽象的人性和设置“应然”的理想来进行批判是虚弱的——尽管形式上，这种批判具有强大的力度——同时也是非实践性的。人们对于历史现象，既应当通过人道主义的关照来进行价值的批判，更要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流逝性的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具体统一中实现对这些现象的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只有被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的实践超越，才具有其真正科学的意义。从一个抽象的人性概念出发、设想一个“当然”的、“理想图景”式的社会主义，到头来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梦想”。
最根本的不同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

两者对于理想社会模式的描绘基本上相同，总之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没剥削没压迫没罪恶，，，的“大同世界”

如果实现这美好的理想社会，空想者没能提出可行的，合理的方法。

马克思则提出“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个实现美好社会的根本途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前提下，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并有计划生产社会所需物质。
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有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原理作支撑，可以自圆其说。因此马克思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②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事情，首先要去做，至于结果对自己有没有利，或者说有多少利，先不要放在心上。只要按部就班去做，认真对待，即使你不在意结果，但是你会发现往往结果会出奇的好。这里讲的是一种心态，一种格局，不要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

出处：语句出自《老子》。

拓展资料：

《道德经》，又名《老子》，是春秋时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学说。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作者：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

③ 请解释一下这段话

这句话是说，人类再自以为是深思熟虑的思考其实都必有疏漏，必有错误。
这句话提醒人类，别那么自以为是，尤其是别去做那些自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傻事情。

④ 《三傻大闹宝莱坞》你是否像风般自由

笑中带泪，这句成语用来形容喜剧电影的最高境界最恰切不过，从卓别林的年代开始，电影就开始寻找一种戏谑的途径来指涉现实，往往能够在最不经意间打动众人，不敢说《三个白痴》是一部多么经典的喜剧片，但在现今流行恶搞的大趋势下，《三个白痴》还能够独善其身实属难得。
《三个白痴》讲的是三个朋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滋生、发芽于象牙塔，以Rancho为中心的三人组合，在大学中经历了顺从、叛逆再到自我解放和认知的过程，通过这些情节，影片探讨的是印度当代大学教育的失败、以及等级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三个白痴》之所以能够强烈引起观众的共鸣，恐怕就是因为影片中所影射的现实与当下中国太过相似，所以即便影片充满了异域的色彩，但在某些内涵上，观众所能够理解的东西是相通的。
“All is well！”这是电影中Rancho的一句座右铭，出生卑微、天资聪颖的他，在这所印度最好的工程学校里，充当起了反叛者的角色，但这种反叛，并不是Rancho故意使然，相反，他无意去去担当任何的意见领袖，只是简单的跟随心灵的方向。在Rancho看来，一切都是理想的，顺畅的道路最好不过，但艰难困苦亦不在话下，心中只要没有了恐惧，成功便是手到擒来的。
追随心之所向，这是Rancho给Farhan的忠告，喜爱摄影的他慑于父亲和家庭的压力选择了不喜欢的机械工程，学的不快乐似乎成了必然。放下心中的恐惧，则是Rancho给予Raju的建议，家庭的贫苦让Raju背负上了不寻常的压力，最终只能将其转化成为对神灵的敬畏。看吧，这样两个人的状况，这样两句忠告，多么的符合于时下中国大学生们的遭遇。面对理想，我们屈于现实，面对现实，我们又不甘于此，矛盾永远的存在着。有些人勇敢的踏出了向梦想的那一步，而大多数的我们，就日复一日的逐渐泯灭在了现实当中，从此沦为一个又一个电影中的Chatur。

⑤ 论述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

柏拉图最重要的那篇对话，《国家篇》，大体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到约近第五卷的末尾）包括一个理想国的组织；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 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乃是，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国家篇》的卷六和卷七都是在给“哲学家”下定义。这一讨论构成了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包括对各种实际存在的体制极其优缺点的讨论。 《国家篇》名义上是要给“正义”下定义。但是开场不久他就决定，既然是万物从大的方面来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所以最好还是先着手探讨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非什么是正义的个人。而且既然正义必定是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国家的属性之一，所以他就首先描叙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再来断定它有哪种完美性是可以称之为“正义”的。让我们先来描叙柏拉图乌托邦的大致轮廓，然后再考虑所遇到的各个问题。 柏拉图一开始就认定公民应该分为三个阶级：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只有最后的一种公民才能有政治权力。他们的人数比起另外的两个阶级来要少得多。一开头似乎他们是被立法者所选定的，此后则他们通常便是世袭的了；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低等阶级中提拔上来有希望的孩子，而在卫国者的孩子中遇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孩子或青年时，也可以把他们降级。 在柏拉图看来，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卫国者能够实现立法者的意图。他对于这一目的提出了各种建议，有教育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有生物方面的，也有宗教方面的。但是这些建议对于除了卫国者之外的其他各阶级能适用到什么程度，就往往是不很明确的了；其中有些很明显地是适用于兵士的；但是大体上柏拉图所探讨的仅限于卫国者，而卫国者是自成一个阶级的，就象已往的巴拉圭的耶稣会士，1870年以前罗马教廷国的教士，以及今天苏联的共产党那样。第一桩事要考虑的，就是教育。教育分作两部分，即音乐与体育。它们每一种都具有比今天更广泛得多的意义：“音乐”是指属于文艺女神的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音乐”差不多与我们所称的“文化”同样广泛，而“体育”则比我们所称的“运动”更要广泛。 从事文化是要使人成为绅.士.，成为正是为英国所熟悉的（大部分是由于柏拉图的缘故）那种意义上的绅士。柏拉图当时的雅典，在某一方面很有似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两者都有着一个享有财富和社会声势但并未垄断政治权力的贵族阶级，两者的贵族都必须以他们庄严动人的举止而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不过，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里，贵族的统治是毫无掣肘的。 威严、礼仪和勇敢似乎就是教育所要培养的主要品质。从最早的年岁起，对于青年所接触到的文学和允许他们能听到的音乐，就有着一种严格的检查制度。母亲和保姆只能向孩子们讲说官定的故事。荷马和赫西阿德都因为某些原因而不许讲述。首先是荷马和赫西阿德所说的神有时候行为很不好，这是不能起教育作用的；必须教给青年人知道，邪恶决不会来自神，因为“神”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只是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其次，荷马和赫西阿德的作其中有些东西被认为可以使得读者怕死，然而教育里的一切东西都应该使青年人愿意效死疆场。必须教给我们的孩子们认识到奴役比死还要坏，因此他们决不应该听到好人居然也哭气流泪的故事，哪怕那是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哭气流泪。第三，礼仪要求人们绝不可放声大笑，然而荷马提到过“那些幸福的神大笑不止”。要是孩子们能够引征这段话，那末老师还怎么能够有效地谴责孩子们的嬉戏呢？第四，荷马诗中有些段是赞颂盛大的宴会的，又有些段是描写诸神的欲望的；这些都是有碍于节制的。（印泽教长是一个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反对过一首有名的赞美歌中的这样一句话：“那些凯旋者们的欢呼，那些饮宴者们的歌唱”，这是一段描写天上的欢乐景象的）。最后，也绝对不许有坏人幸福而好人不幸的故事；这对于柔弱的心灵可能有着最不幸的道德影响。根据所有这些理由，诗人就应该是加以贬斥的了。 柏拉图于是就提出一种奇怪的关于戏剧的论证。他说，好人不应该愿意模仿坏人；然而大部分的戏剧里都有坏蛋，所以戏剧家以及扮演坏蛋的演员就必须要模仿犯有各种罪行的坏人。不仅仅是罪犯，而且一般说来，女人、奴隶和下等人也都不应该为高等人所模仿。（在希腊，正如在依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样，女角色是由男人扮演的。）因此，若是可以允许演戏的话，戏里也只能包括着无疵无瑕的、良家出生的男性角色。这种不可能性是太明显了，所以柏拉图就决定把所有的戏剧家都从他的城邦里驱逐出去：当有这样聪明得可以模仿任何事情的表演先生到我们这里来，并且提出要表演他的艺术和他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将要五体投地把他当作是一位可爱的、神圣的而又了不起的人物来崇拜；但是我们也必须告诉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是不容许有他这样的人的；法律是不能容许他们的。于是，我们就给他涂上香料，给他的头上戴上绒花冠之后，把他送到别的城邦去。 其次，我们就来看他们对于音乐（近代意义的音乐）的检查制度。吕底亚的和伊奥尼亚的乐曲是被禁止的，前者是因为它表现了愁苦，后者则因为它是靡靡之音。只有多利亚（因为它勇敢）和弗莱吉亚（因为它有节制）的音乐才可以允许。所能允许的节奏必须是简单的，并且必须是能够表现勇敢而又和谐的生活的。 对于身体的训练是非常严厉的。除了烤鱼烤肉而外，谁都不许吃其他方法烹制的鱼和肉，而且既不许加任何作料，也不许吃任何点心。他说，按照他的食品养生的人绝不会需要医生。 青年人到达一定的年龄以前，是不许看到丑恶与罪恶的。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必须让他们去见识种种“诱惑”了；让他们看看恐怖的形象使他们不致于恐怖，也看看坏的享乐使之不致于诱惑他们的意志。唯有当他们经得住这些考验之后，才能认为他们适宜于作卫国者。男孩子们在长成以前应该看看战争，虽说他们不必亲自作战。 至于经济方面：柏拉图提出卫国者应该实行一种彻底的共产主义，并且（我想）兵士也应该实行，虽说这一点并不很明确。卫国者要有小房子和简单的食物；他们要象在军营里一样地生活，大家在一片吃饭；除了绝对必需的东西而外，他们不得有任何的私有财产。金和银都是被禁止的。他们虽然并不富有，但并没有任何应该不快乐的理由；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好处，而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幸福。财富和贫穷都是有害的，在柏拉图的城邦里两者都不存在。关于战争，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论点，他说既然这个城邦决不想分享任何的战利品，所以它一定能很容易收买盟邦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带着一种装佯做态的不情愿，把他的共产主义也应用到家庭上来。他说，朋友们的一切东西都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他承认这有困难，但并不认为是不可克服的。首先，女孩子们也严格地受着和男孩子们一样的教育，学习音乐和体育，并且和男孩子们一道学习作战的技术。女人在一切方面都和男人有着完全的平等。“造就一个男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的教育，也同样会造就一个女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因为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男女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那与政治无关。有的女子有哲学的头脑，适于作卫国者；有的女子则好战而可以成为良好的兵士。 立法者选定了一些男女作卫国者之后，就命令他们都住在共同的房屋，吃共同的伙食。象是我们所理解的婚姻，必须彻底地改造过。①在一定的节日，新郎们和新娘们（其数目应该足以使人口数目维持经常不变）就结合在一片，使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由抽签而结合的；但事实上这个城邦的统治者是根据优生原则来加以分配的。他们的安排会使得最好的父亲将有最多的儿女。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从父母那里带走，并且要做得极其小心谨慎，使父母们绝不知道谁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绝不知道谁是他们自己的父母。畸形的孩子和低劣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都要放到一个人所不知的神秘地方去，像是他们所应该的那样”。未经国家批准的结合而出生的孩子，都算是不合法的。母亲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父亲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间。不在这些年龄的限度之内，则性交是自由的；但却要强迫他们流产或杀婴。在国家所安排的“婚姻”中，有关的个人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他们是受着他们对于国家的义务这一思想所驱使，而不是受着任何那些被放逐的诗人们所常常歌咏的那种平庸的感情所驱使的。 既然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所以他就管每一个年龄可以作父亲的人都叫“父亲”，对于“母亲”、“兄弟”、“姊妹”也是一样。（这种情形也出现在某些野蛮人中间，而常常使得传教士们感到惶惑不解）。“父亲”和“女儿”之间，或“母亲”和“儿子”之间是不得有“婚姻”的；一般说来（但不是绝对的），“兄弟”和“姊妹”也是禁止结婚的。（我以为柏拉图如果把这一点仔细想通了的话，他就会发见除了他所视为极端例外的“兄妹”结婚之外，他已经禁绝了一切的婚姻了。） 可以设想：现在和“父亲”、“母亲”、“儿子”与“女儿”这些字样相联系的情操，就在柏拉图的新安排之下也还是和这些字样相联系着的；例如一个青年不能打一个老人，因为他可能是在打他的父亲。 柏拉图所追求的好处当然就是要减少私有的感情，从而消除掉妨碍公共精神占统治地位以及反对取消私有财产的各种障碍。僧侣们之所以要独身，大体上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①。 我最后要谈到这一体系的神学方面。我不想谈它所接受的希腊神祇，我只想谈政府所谆谆教诲的某些神话。柏拉图明确地说过，撒谎是政府的特权，犹如开药方是医生的特权。我们已经谈过，政府之假装用抽签来安排婚姻就是欺骗人民的。但这还不是宗教的事情。 有“一种高贵的谎话”，柏拉图希望这种谎话可能欺骗统治者，而且无论如何是一定会欺骗整个城邦的人民的。这个“谎话”编造得相当详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创造了三种人的这一教条：最好的一种是用金子作成的，次好的是用银子作成的，而普通群众则是用铜和铁作成的。用金子作成的人适于作卫国者；用银子作成的人应该是兵士，而其余的人则从事体力劳动。孩子们通常（但不是永远）都属于他们父母的那一等级；如果他们不属于那一等级的话，那末他们就必须相应地升级或者降级了。他认为使目前这一代人相信这种神话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下一代的人以及以后的一切世代，却都可以教育得使他们并不怀疑这种神话。 柏拉图认为对这种神话的信仰可以在两个世代之内培养起来，这一点是很正确的。日本人被教导说，天皇是由日神诞生的，并且日本的建国要比全世界的一切国家都更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哪怕是在一部学术著作里，如果怀疑了这些教条，就会因反日活动的罪名而被开除的。但柏拉图所似乎未能认识到的则是，强迫别人接受这种神话却是与哲学不相容的，并且它包含着一种足以损害人类理智的教育。 “正义”的定义乃是全部讨论在名义上的目标，在第四卷中便达到了这个定义。他告诉我们说，正义就在于人人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作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助者和卫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 人人都关心自己的业务，这无疑是一条值得称道的教诫，但是它却很难与近代人很自然地所称之为“正义”的那种东西相符合。我们所这样翻译出来的那个希腊字是与希腊思想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相符合的，但是我们却缺乏一个能与之恰好相当的对应字。我们很值得回想一下阿那克西曼德说的话：万物所由之而产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运命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规定的时间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 在哲学开始以前，希腊人早就对于宇宙有了一种理论，或者说感情，这种理论或感情可以称之为宗教的或伦理的。按照这种理论，每个人或每件事物都有着他的或它的规定地位与规定职务。但这并不取决于宙斯的谕令，因为宙斯本人也要服从这种统御着万物的法令。这种理论是和运命或必然的观念联系在一片的。它特别被人强调地应用于天体。但是凡有生平的地方，便有一种趋势要突破正义的界限；因此就产生了斗争。有一种非人世的、超奥林匹克的法则在惩罚着放。 肆.，并且不断在恢复着侵犯者所想要破坏的那种永恒秩序。整个这种观点，（最初或许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便过渡到哲学里面来；这一点也表现在斗争的宇宙论中，例如在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论中，以及表现在一元论的学说之中，例如在巴门尼德的学说中。这便是希腊人对于自然规律与人世规律信仰的根源，这显然也就是柏拉图正义观念的基础。“正义”这个名词在法律上所仍然被人使用着的那种意义，比其它在政治思想上所被人使用的那种意义来，是更有似于柏拉图的观念的。我们受了民主理论的影响，已经习惯于把正义和平等结合在一片了；然而在柏拉图却并没有这种涵义。“正义”——在它差不多是“法律”的同义语的那种意义上（例如我们说的“法院”①），——主要地是指财产权，而那与平等是毫无关系的。《国家篇》一开头第一次提到的“正义”定义就是：正义就在于偿还债务。这个定义立刻就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而加以放弃了，但是其中的某些成份却一直贯穿到这片对话的结尾。 柏拉图的定义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使得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但不是不正义，成为可能。卫国者须有一切的权力，因为他们是全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在柏拉图的定义里，惟有当别的阶级里面有人比某些卫国者更有智慧的时候，才会出现不正义。这就是柏拉图何以要提出公民的升级和降级的原因，尽管他认为出生和教育的双重便利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已经能使卫国者的子孙优越于其他人的子孙了。假如能有一种更为精确的政治学而且人们又能更确切地遵循它的教诫的话，那末关于柏拉图的体系就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了。没有人会认为把最优秀的足球员放到足球队里去是不公道的，尽管他们可以因此获得很大的优越地位。如果足球队管理得也象雅典的政府那么样地民主，那末代表学校去踢球的学生也就要以抽签的方式而当选了。可是，关于政治事务是很难知道谁是最有技术的；并且也很难有把握说，一个政治家一定能把他的技术用之于公共的利益，而不用之于他个人的利益、或他的阶级的或党派的或宗派的利益。 其次是柏拉图关于“正义”的定义预先假设要有一个“国家”，无论它是按照传统的路线而组织起来的，还是按照柏拉图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从而使其全体得以实现某种伦理的理想。他告诉我们说，正义就在于每个人都做他自己的工作。但一个人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在一个象是古代埃及或印加人的王国那样世世代代毫无改变的国家里，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的工作，这样便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在柏拉图的国家里，没有人有法律上的父亲。因此，他的工作要末是由他自己的兴趣所决定的，要末就是由国家来判断他的才能而加以决定的。后者显然就是柏拉图所愿望的。然而，有些工作，尽管有高度的技术性，却可以认为是有害的；柏拉图认为诗歌就是有害的，而我则认为拿破仑的工作是有害的。因此，在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政府的意图就成为最主要的了。虽说所有的统治者都得是哲学家，可是并不会有任何的革新：一个哲学家永远都得是一个理解并同意柏拉图的人。 若是我们问：柏拉图的“国家”能够成就什么呢？答案就颇为无趣了。它在对人口大致相等的国家作战时能取得胜利，它能保证某些少数人的生活。由于它的僵硬，它差不多绝不会产生艺术或科学；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它是象斯巴达一样的。尽管有着一切动听的说法，但其所成就的全部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柏拉图曾经经受过雅典的饥馑和败绩；也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如果认真的话，一个乌托邦显然必须能体现它的创造者的理想。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我们所谓的“理想”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是信仰它的人所愿望的，但是它之被愿望却与一个人之愿望个人的享受（例如，吃和住）并不完全相同。构成一种“理想”与一件日常愿望的对象两者之不同的就在于，前者乃是非个人的；它是某种（至少在表面上）与感到这种愿望的人的个人自身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东西，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被人人所愿望。因而我们就可以把“理想”定义为某种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被愿望着的东西，从而愿望着它的人也希望所有别的人都能愿望它。我可以希望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人人都能对别人友善，等等；并且如果我希望任何这类的事物，我还希望别人也希望它。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建立起一套看来好象是非个人的伦理，尽管事实上它所根据的仍是我自己的以个人为基础的愿望；——因为愿望始终是我的，纵使被愿望的东西和我个人没有关系。例如，一个人可以愿望人人都能理解科学；另一个人愿望人人都能欣赏艺术；但是造成这两个人愿望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异。 只要一牵涉到争论，个人的因素就立刻显而易见了。例如有人说：“你希望人人都幸福是错了，你应该希望德国人幸福而其他一切人都不幸”。这里的“应该”可以认为是指说话的人所希望我能愿望的东西而言的。我可以反驳道，我不是一个德国人，我在心理上不可能愿望一切的非德国人不幸；但是这一答案看来是并不合适的。 此外，也可能有一种纯粹非个人的理想的冲突。尼采的英雄不同于基督教的圣人，然而两者都是以非个人而受人崇拜的，前一种是被尼采的信徒，后一种则是被基督教徒。除非是以我们自己的愿望，否则我们又怎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呢？然而，如果再没有别的东西的话，那末一种伦理上的意见分歧就只好由感情上的好恶或者是由强力——最后是诉之于战争——来加以决定了。对于事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诉之于科学和科学方法；但是对于伦理学上的根本问题却似乎并没有这样的东西。然而，如果情形确乎是如此，那末伦理争论的本身也就还原为力量之争了，包括宣传力量在内。这种观点在《国家篇》的第一卷中，已经由特拉西马库斯粗略地提了出来；特拉西马库斯，正如差不多柏拉图对话录中所有的人物一样，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一个来自查尔西顿的智者，是一个有名的修辞学教师；他曾在公元前427年亚里斯多芬尼的喜剧里出现过。当苏格拉底很和蔼地和一个叫作西法鲁斯的老人，以及和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和阿戴芒土斯讨论过一阵正义之后，特拉西马库斯已经听得越来越不耐烦，就插进了一番热烈的抗议，反对这种幼稚的胡扯。他强调说“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 苏格拉底用诡辩反驳了这种观点；它始终没有很好地得到正视。但它却提出了伦理学与政治学上的根本问题，那就是，除了人们使用“好”“坏”的字样时所愿望的东西而外，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好”“坏”的标准呢？假如没有的话，那末特拉西马库斯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我们又怎么可能说有这种标准呢？ 在这一点上，乍看起来宗教是有着一种简捷的答案的。上帝决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人的意志若与上帝的意志相和谐，那末他就是一个好人。然而这种答案并不是很正统的。神学家们说上帝是好的，但这蕴涵着要有一种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而存在的好坏标准。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下列的问题：即，象在“快乐是好的”这样一种陈述里，有没有象在“雪是白的”这样一种陈述里那种意义上的客观的真或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进行很长的探讨。有人可以想象，我们在实践方面尽可以躲开这个根本论点，并且说：“我不知道'客观的真理'意味着什么。但是假如所有的（或者实际上等于所有的）考察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一致拥护某一陈述，那末我就要认为这一陈述是&lsquo；真的&rsquo；。”在这种意义上，雪是白的，凯撒是被刺死的，水是由氢和氧构成的，等等，就都是“真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事实问题：即，在伦理学里面有没有任何与此类似的意见一致的陈述呢？如果有，它们就既可以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基础，又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末无论哲学的真理可能是怎样，但只要有势力的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伦理分平时，我们在实践上就不得不诉之于武力的较量，或者宣传的较量，或者是两者同时较量了。 对于柏拉图说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他的戏剧感引得他强有力地叙述了特拉西马库斯的立场，但他却全然没有察觉到它的力量，并且他自己还对它进行了异常粗暴而又不公允的反驳。柏拉图确信“善”的存在，而且它的性质是可以确定的；当人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末至少有一个是犯了知识上的错误，就正象这些意见不同是涉及某种事实的科学问题一样。 柏拉图和特拉西马库斯之间的分歧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哲学史家来说，它却是一个只需要加以注意而不需要加以解决的分歧。柏拉图以为他能够证.明.他的国家是好的；而一个承认伦理学有其客观性的民主主义者可以认为自己能够证.明。 这个国家是坏的；但是任何一个同意特拉西马库斯的人却要说：“这里并不存在证明或反证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喜.欢.柏拉图所愿望的这种国家。如果你喜欢，它对你就是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它对你就是坏的。如果有许多人喜欢，又有许多人不喜欢；那就不可能由理性，而只好由真实的或者隐蔽的暴力来加以决定了。”这是一个迄今一直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每一方面都拥有许多可敬的人物。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柏拉图所宣扬的见解却始终几乎是无人非议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意见的一致来代替客观标准的那种观点里包含着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却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的。象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新者宣扬着一种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的见解，但终于差不多获得了举世的拥护——对于这种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这些人用的是说理的方法，而不是用鼓动情绪、国家宣传或采取强力的方法。这就蕴涵着，在一般的意见而外还另有一种标准。在伦理方面，伟大的宗教导师也有某些相类似的情形。耶稣基督教导说，在安息日掐起麦穗来吃并不是错误的，但是恨你的敌人则是错误的。这样的伦理见解显然蕴涵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相同的某种标准，但无论这种标准是什么，它却绝不象科学问题里的客观事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并不宣称我能解决它。目前让我们满足于仅只注意到这个问题。 柏拉图的国家和近代的许多乌托邦不同，它或许是想要付诸实行的。这并不象我们自然而然地会以为的那么幻想而又不可能。它的许多规定，包括一些我们会认为是完全不可能实行的规定，实际上是在斯巴达已经实现过了的。毕达哥拉斯曾经试行过哲学家的统治；在柏拉图的时代，当柏拉图访问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派的阿尔奇塔斯在塔拉斯（即现代的塔兰多）的政治上是非常有势力的。请一位贤人来拟订法律，这在当时的城邦乃是一种通行的办法；梭伦就曾为雅典这样做过，而毕达哥拉斯也曾为图里这样做过。在当时，殖民地是完全不受它们的母邦控制的；某一帮柏拉图主义者要在西班牙或者高卢的沿岸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来，那是完全可能的事。不幸的是机缘把柏拉图带到了叙拉古，而这个伟大的商业城邦又正在和迦太基进行着决死的战争；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任何哲学家都不能有什么成就的。到了下一个时代，马其顿的兴起遂使得一切的小国都成了过时的陈迹，并使一切雏形的政治试验都成了徒劳无功的事情。

⑥ 请问这是出自哪部电影 看图

不羁夜 Boogie Nights (1997)

导演: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
编剧: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
主演: 马克·沃尔伯格 / 伯特·雷诺兹 / 朱丽安·摩尔 / 海瑟·格拉汉姆 / 约翰·C·赖利 / 唐·钱德尔 / 威廉姆·H·梅西 / 菲利普·塞默·霍夫曼 / 菲利浦·贝克·霍尔 / 阿尔弗雷德·莫里纳 / 托马斯·简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1997-10-10
片长: 155 分钟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2965/

⑦ 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三部曲移动迷宫结局

《移动迷宫：死亡解药》是《移动迷宫》三部曲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
一、内容简介：太阳闪焰病毒摧残地球，政府机关安全体系随之瓦解。一种为生化战争研发的人造病毒从军方疾病管制中心渗漏出来，侵袭所有人口密集区，疫情迅速延烧…
二、小说结局：
纽特被托马斯杀死。
纽特知道自己不能免疫，他的愿望就是让托马斯杀死自己。
特蕾莎最后逃跑时死去。
托马斯带着一群免疫人去了艾娃佩琦处长给他们准备的新世界，开始了新的生活。

⑧ 所有人都在说“去中心化”，但你真的懂吗

在科技领域的文本词库里，“去中心化”是个高频词汇，大佬喜欢说，媒体喜欢用，似乎多少有些老生常谈，也难窥其深层奥义。前段时间，去参加一场发布会，突然看到罗辑思维CEO脱不花PPT上的一句话，觉得这也许是在互联网这个维度下对“去中心化”的最佳诠释，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宫廷正在拔地而起。”

事实上，“宫廷”这个词无疑抓到了某种本质，今天来谈谈“去中心化”，以及在更为宏观的维度上，它究竟是个啥。

直观上看，互联网诞生至今就是一个不断将权力沉淀至个人的过程，一切只为“我”服务，移动时代更是如此，将每一个人搁置在世界中心，其最佳视觉案例无疑是手机地图，就像作家尼克·比尔顿在《翻转世界》中所言，“你朝街上任何一个方向前进，无论哪个方向，整个画面都会随你位置移动，这是个重大转变，在纸张世界，地图和位置是以地方或地标为根据，而不是你的所在地。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起点，数字世界跟着你走，而不是你跟在它后面。”

这种反转岂止于此，如你所知，资本与技术的福祉正在惠及每一个人，用脱不花的话说：“当人成为世界中心，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位‘君王’。我们这代创业者就是要为君王打造一座宏伟的宫廷。”当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普通人可以随时调遣上百名司机，厨师，甚至说书人，委实用极低成本搭建了私人的马厩，御膳房和翰林院——甚至有时连窘境都与君王颇为相似，譬如在资讯获取上，当大数据编纂的私人阅读代替了传统编辑认为“合适的内容”，每个人都会多少掉入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所言的信息茧房之中，从而少了几分“逆耳”之言。

嗯，不难理解的是“所有行业都是服务业”，真正令人惊喜的是，资源配置和聚合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权威，国家意志，乃至资本等确定性方式上转向每个具体的人。忘了谁说过，19世纪属于帝国，20世纪属于大公司，那么21世纪无疑属于个人——就像手机地图上那个随你而动的小蓝点，你不必再以某个特定地标为中心，无论是被服务的诸位“君王”，还是气宇轩扬的创业者，只需站在原地，喊一声“我要”，若有人响应，那么必将迎来资源的围拢。

事实上，资源的反转是人与人之间充分合作的一个必然结果。常识是，现代社会经济繁荣和人类不断推动协作细化息息相关，细化的结果自然是编织出一张日趋互为依存的网络，而这张网络也注定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放大单点价值，从而诞生脱不花所言的“君王”。

于是“去中心化”的意涵也就浮现开来：由于“中心”的分散化（最近一个好例子就是比特币的回归），任何领域都可以自下而上编织起一张巨网，其最终目的是——由近及远地还原全貌。

就像比特币将对权力的信任转化成数学问题；在我看来，从任意节点的视角出发，以它为中心，由近及远地拼接和还原成一个网状世界，这是个迷人的结构，因为它发生在任何领域。看过TED上一个演讲，大意是，很长一段时间，人类习惯以自上而下的树状结构描述不同认知系统：物种图谱，知识体系，法律体系，组织结构等，作为一种强调对称的视觉象征，也许是自然地位所致，树状图非常直观地显露出人类对秩序和可归纳性的迷恋。当然，这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幻觉，不同中心还原成一张网状结构也许更接近真相。

TED上这位讲者就举了几个不同领域的例子：譬如，物种之间的密集细菌网络将看似无关的物种连接起来，交织成一张生物网络；现代神经学认为，大脑内部没有那么严格的分区，不过是一张互相关联的神经网络；互联网时代企业转型也正在向恐怖组织学习，权力分散，个体独立，编织成一张价值之网。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例子是宇宙。

尽管宇宙有太多未解之谜，但通常认为，宇宙没有空间上的中心概念（五道口除外），星球之间通过引力等作用互相连接成一张网络，任何一点都可宣告自己是宇宙中心（从这个角度，所谓“地心说”和“日心说”更多是数学问题），就像《大爆炸：宇宙通史》中所言：“大爆炸发生在每一个地方，这里没有‘爆心’……每一个星系群看起来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如果有一个观测者在这些遥远的星星上回望我们，他也会看到同样景象，也可能同样地以为自己位于扩张的中心。”

嗯，无论微观尺度上每一个“正在拔地而起的宫廷”，还是宏观尺度上每一个星球，所谓“去中心化”也许只是一种可被嵌套的模型，也许真有可能是万物规律，谁知道呢，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将认知升级到这一层，才能对“去中心化”有更好的理解。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为您提供文字优雅的原创科技文章；微信公号：李北辰）

⑨ 拜托高手进来下

双鱼座（英文名称：Pisces；Unicode代码是2653，HTML代码是9811）是黄道星座之一。组成这个黄道星座的恒星都很暗。但在没有光污染的区域，它的形状还是容易观测出。特别是紧贴飞马座南面的双鱼座小圈，这个星座有一个梅西耶天体：M74。
M74：一般认为它是最暗的梅西耶天体之一，这是一个正面朝向地球的Sc型漩涡星系。使用6英寸（15厘米）或更大望远镜可见，它有一个明亮的核，外层是一团很暗的环状云雾，星等+9.2。 NGC 488：这个天体是这一带天区中比较明亮的NGC天体的代表，从地球看它有一团带有明亮核的南北延伸方向的光，星等+11.2。 NGC 524：这是一个明亮的E1型椭圆星系，有清晰的边界与核，星等+11.5。 NGC 7619和NGC 7626：这对椭圆星系在小型望远镜下很暗，但事实上确实飞马座星系云中最亮的一个。它距离地球1.5亿光年，是使用小型望远镜可见的最远天体之一。两个星系星等都大约为+12。 双鱼座流星雨
南双鱼座流星雨在8月15日到10月14日活动，极盛9月24日，极盛时辐射点赤经8度，赤纬0度，亮度指数3.0 。这个流星雨的ZHR只有3，就是说在最好的观测条件下一小时才能看到3颗流星。对于在城市里的人，一辈子能见到一颗也难说

[2]双鱼座的占星学信息
2月19日～3月20日 主宰行星：海王星 属性：水相星座 阴阳性：阴性 变动星座
诞生石：海蓝宝石
诞生花：水百合黄水仙
诞生树：柳树
适合颜色：淡绿青绿淡粉
幸运金属：铂金
幸运数字：2、6
建议送他的礼物：印象派油书、艺术品、 羊毛帽、手套、围巾
建议送她的礼物：银制烛台、餐具、相框、 小背包、毛线帽、围巾
掌管星宫：第十二宫，主管潜意识、梦想和秘密敌人
性格元素：阴性水象（适应力强）
成功条件：菩萨心肠、敏感无私、有想象力与艺术天分
恶评：意志薄弱、不切实际、优柔寡断、模棱两可
成就动力：有助于升华个人想法经验与感情的投入
相关职业：演艺业、艺术创作、医疗保健、社工人员、文字工作者、航行家、宗教传播、时装服饰业
科学家们最新统计发现，双鱼座在游泳方面比较有天赋，在奥运的游泳项目中夺金率也比其他星座多30%

把我设置最佳吧谢谢~ 其实送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你的心意哦~！

⑩ “第三空间”是由美国的哪位提出的啊

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 又译苏贾）。

异质空间也称为“第三空间”（Third Space），美国学者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 又译苏贾）提出并运用的一个重要跨学科批评概念。“第三空间”就是在真实和想象之外、又融构了真实和想象的“差异空间”，一种“第三化”以及“他者化”的空间。或者说，“第三空间”是一种灵活地呈现空间的策略，一种超越传统二元论认识空间的可能性。

“第一空间”的透视法和认识论模式，关注的主要是空间形式之具体形象的物质性，以及可以根据经验来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是感受和建构的认识模式，它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想出来的，缘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并再现了认识形式之中人类对于空间性的探索与反思。

如果可以把“第一空间”称之为“真实的地方”，把“第二空间”称之为“想象的地方”，那么，“第三空间”就是在真实和想象之外、又融构了真实和想象的“差异空间”，一种“第三化”以及“他者化”的空间。或者说，“第三空间”是一种灵活地呈现空间的策略，一种超越传统二元论认识空间的可能性。

(10)去中心化的反乌托邦扩展阅读:

《绝好的去处》一书作者雷·奥登伯格，论证了成就第三空间的一些必要属性:必须便捷、诱人,供应某种食物或饮品,环境有特色,并且拥有几个不错的常客。第三空间与第一、二空间(家与工作场所)有所不同,我们只在空余时间前去,这其中的“自愿性质”成就了它们的独特性。

作为“他者的空间”，“第三空间”是空间差异结构的呈现和增强。在这一方面，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脉络之中的“空间”概念更深刻地蕴涵着批判意识，其批判的目标是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东方主义”的地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