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的金融學論文

⑴ 金融學論文

貨幣與經濟
美國次貸問題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如水銀瀉地般蔓延開來，西方金融大廈將傾，各國紛紛出台措施拯救本國岌岌可危的銀行、保險、證券業，流動性緊缺成為世界並發症。掌握世界印鈔機的美國開足馬力超額發行美元，引發的信用危機直接導致中國的美元資產貶值縮水。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成為業界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分析梳理我國應對美元信用危機一系列動作（從貨幣互換協議到超主權貨幣動議再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不難發現在對外貨幣金融領域的政策主線就是：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方向；以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為途徑；以拓展SDR職能，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創建超主權貨幣為手段，分散外匯儲備風險，確保美元資產的安全。
一、概念的釐清
貨幣互換、貨幣國際化、超主權貨幣這三個貨幣金融學領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聯系，呈逐級遞進關系。通常兩國之間為規避匯率風險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隨著一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貨幣互換協議的增加又為該國貨幣走向世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內部，各大主權貨幣博弈的結果必將催生出超主權貨幣。
1.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交易雙方按固定匯率，在期初交換等值的不同貨幣本金，在期末再換回各自本金並支付相應利息的市場交易行為。兩國央行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後，在緊急情況下一方可將約定數量的本國貨幣抵押給對方，以獲得對方借出的其本國貨幣或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從而使本國短期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以增強抵禦金融動盪的實力。貨幣互換是一項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來規避中長期匯率風險，控制進出口貿易成本。在雙邊貿易中，一國央行通過貨幣互換得到他國貨幣並注入本國金融體系，從而使得本國企業可以借到他國貨幣，用於支付從他國進口的商品，而對方出口企業收到本幣計值的貨款，可有效規避匯
率風險。
2.貨幣國際化在信用紙幣制度下，超越發行國的國界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在國際間發揮一般貨幣職能的國別貨幣就是國際貨幣。貨幣國際化就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據此定義，時下熱議的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充分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等國際貨幣功能，並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的過程。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與該國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其貨幣國際化進程是該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必然結果。
3.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是「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它不僅能克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更能增強國際社會應變能力，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盡管超主權貨幣目前仍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爭論的焦點不在於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存在問題，而在於在實踐中阻力有多大。由於它牽扯到諸多利益糾葛，該主張雖由來以久，至今仍無實質進展），但它為我們指明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略
金融危機下，面臨世紀大考的中國政府權衡各項舉措的利弊得失，果斷地出台了系列對外貨幣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組合拳，這一戰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標：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確保美元資產安全。
中國創紀錄的23991.s2{Z美元的外匯儲備所面臨的風險已是有目共睹。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N／~I]貨幣互換協議，降低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已經成為共識。目前我們應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平穩地完成這種轉變，讓副作用最小。
1.優化國際儲備結構配置，分散美元匯率風險。
金融危機的蔓延迫使美國聯邦政府使用巨額財政赤字來拯救美國經濟，美元泛濫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大幅「縮水」 （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居
多）。分散美元匯率風險，確保對外資產安全成為政界、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SDR（特別提款權頭寸）和在IMF中的儲備頭寸等四大類。其中的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存、長短期政府債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國際收支逆差時隨時可用的債權。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現匯和對外證券投資。由於外匯儲備承擔著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維護國際信譽，提高融資能力；增強綜合國力，抵抗金融風險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們應慎之又慎。從發達國家外匯儲備使用情況來看，發達的經濟大國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I MF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黃金儲備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77.4％，法國為7O.6‰ 德國為69.2‰ 中國大陸僅為1.97o。雖然我國黃金儲備已達到1054噸，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匯儲備的I：U~J卻遠遠低於其他國家的水平。鑒於此，我們應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繼續增加黃金儲備等國際硬通貨。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的經驗尤可借鑒：一是大量購買黃金，提高黃金在儲備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儲備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償還外債；四是用於投資高科技行業。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也表明，用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是一個趨勢，因此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向外匯管理部門購匯用於海外資產並購，同時提高對外證券投資的效益，建設安全化、多元化的國際儲備體系。
2.增加貨幣互換協議夥伴，建設人民幣結算的外部網路。貨幣互換盡管是雙邊的，但雙邊數量的增加，就會漸漸形成多邊網路。通過貨幣互換，逐步搭建起亞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幣外部網路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 縱觀歷年來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我們不難發現，其經歷了一個謹慎試水，從被動到主動，從小額到大單，由近及遠，從急到緩的過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後，亞洲國家加快了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東盟1 0國和中日韓3國通過了「清邁倡議」，決定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 以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迄今為止，中國央行先後與泰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7國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繼續積極回應其他國家需求，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與其進行磋商。作為向外部輸出流動性的一個方式，
貨幣互換其實有著非常豐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變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種央行間對等的貨幣拆借，但事買上多為外國央行借入人民幣用於與中方的貿易結算、儲備之用，而中國央行持有的外幣更多的是一種質押性質，因而事實上是擴大了人民幣的流通范圍。這對將人民幣打造為全球強勢貨幣，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大力推進雙邊貨幣互換不但是增強地區流動性互助能力的「法寶」 ，更是分散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的「利器」 。這些金額不等，用途不一的貨幣互換協議共同構成中國對外貨幣戰略的「防護網」 。
（二）中期目標： 擴大人民幣境外結算試點業務，培育人民幣國債海外發行市場，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為確保美元資產安全，中國政府除了從內部著手，增強自身經濟實力之外，還需從外部著眼，推動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1.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推動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人民幣要成為強勢貨幣必經過結算貨幣、投資貨幣，最後到儲備貨幣這三個階段，其進程也遵循著先周邊化，後區域化，再國際化的順序。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亦水漲船高，成為搶手的香餑餑。對於周邊國家和地區來說，繁榮穩定的中國是值得信賴的夥伴， 「跟著強者走」
的現實主義傳統讓這些國家傾向人民幣。與美元結算相比，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有利於企業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准確估算預期收益。基於周邊國家普遍缺乏硬通貨的現實和人民幣的良好市場信譽，人民幣在邊境地區已成為事實上的結算貨幣和支付手段。在國際金融危機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於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國務院決定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五城市正式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業務。人民幣境外試點結算表明中國的貿易夥伴逐漸認可了人民幣的地位和穩定性，是人民幣在國際化道路上邁出的又一步。
2.逐步建立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條件下，離岸金融業務是人民幣走向國際的重要通道，離岸金融中心則是人民幣轉換為國際貨幣的重要載體。人民幣要想成為國際強勢貨幣，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十分關鍵，由此先香港再海外的策略應運而生。中國首次在香港面向海外投資者發行人民幣國債，為海外投資機構提供了一個頗具吸引
力的人民幣投資渠道。盡管初始數額不大，但此舉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一個重大進展。作為國際化的眾多舉措之一，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顯示出中國政府准備進一步採取行動，推動建立人民幣海外債券市場，逐步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雖然目前以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的企業屈指可數，在香港發行的國債規模也相當有限，但作為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的兩個車輪一一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的推行和人民幣國債市場的建立必將繼續進行下去。
（三）遠期目標：推動IMF的改革，拓展SDR的作用，創建超主權貨幣。
我們既要腳踏實地，又要著眼未來。國際金融危機，不但促使我們對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深刻反思，更為我們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契機。
1.現實選擇：擴大SDR的作用，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現實條件下國際社會應考慮充分拓展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缺陷暴露之初，IMF就於1969年創設了SDR，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風險。遺憾的是由於分配機制和使用范圍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由於SDR具備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因此它的存在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可能。現階段應著力推動SDR的分配改革，盡快落實1997年I MF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在此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由於IME大失血，急需注資以擴大其「新借款安排」機制，而中國則利用手中流動性充裕的王牌，以購買I MF債券為籌碼成功地贏得SDR第二次增發配股90{L美元。雖然該數額對於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而言是九牛之一毛，但中國顯然不會就此停步。為了能恰當地反映中國在世界財經和經濟領域的地位和實力，中國需要在I ME有足夠發言權和代表權。在其它國家缺少硬通貨的形勢下，中國購買其他國家手中的SDR，進一步提升在I ME的話語權都在情理之中。鐵板一塊的既得利益集團迫於嚴峻的金融形勢，在2o國峰會上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正如I MF總裁卡恩所言：現在正是調整I MF成員國投票權比例的時機。中國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已經准備好承擔更多的責任。
2.因地制宜：加強亞洲貨幣合作，完善亞洲外匯儲備基金庫。當金融危機影響一國幣值穩定之時，區域性的貨幣組織往往比全球性的貨幣機構的反應更迅捷有效。受歐元鼓舞，亞洲國家的專家學者們紛紛借鑒其實踐經驗，不斷探索創建
「亞元」的可行性。
但現實操作中，建立亞洲超主權貨幣面臨著巨大「阻力」 。無論在經濟上如何可行， 「亞元」或「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都無法迴避國內外政治因素的影響。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政府間主義，基於討價還價基礎上的利益交換。且不說亞洲國家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迥異，單就其錯綜復雜的地區政治形勢而言，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曰元雖身為老牌強勢貨幣，但日本政治難以服眾；韓元盡管後來居上，但總體實力太弱；人民幣升勢強勁，卻孤掌難鳴。擁有全球印鈔機的美國顯然不願意亞洲也出現個印鈔機，對創建「亞元」的動議時刻保持高壓態勢。受制於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和參差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多年來亞洲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遲遲不能建立。面對金融危機，為確保成員國央行擁有足夠資金以抵禦其本幣可能遭遇的投機性攻擊，在中日韓的鼎立支持下，亞洲終於成立了外匯儲備基金庫。新成立的基金實際運行之後，動用資金為發生貨幣危機的成員國進行貸款援助將水到渠成。雖然該基金數額並不巨大，但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提供了一個泄洪渠。中國應加強與日韓合作，逐步完善亞洲外匯儲備基金庫。
3.終極目的：為創建全球性超主權貨幣而努力。
國際儲備貨幣持有國的貨幣政策受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影響，而儲備貨幣發行國往往首要考慮的是其國內的經濟需要而非國際經濟形勢，創建超主權貨幣無疑是克服這一難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它既能擺脫國內經濟束縛，又能有效調控國際流動性。盡管如此，創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仍困難重重。首當其沖的就是以英美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與阻撓，不管是SDR拓展方案還是另起爐灶創造，用來替代美元帝國、歐元帝國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拜金融危機所賜，改革呼聲日漸高漲。中國作為重大利益攸關國，責無旁貸地成為變革的旗手。為確保美元資產安全，中國一反低調內斂的傳統，不斷通過政府高層釋放強烈信號，並聯合俄、印、巴三國，高調提出創建超主權貨幣動議。在與美國就美元信用危機問題對話協商效果不盡如人意的時候，超主權貨幣動議是一著「 敲山震虎」的好棋。要想保住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就必須拿出負責任的精神和有效措施阻止美元地位滑落，而這也正是中國的美元資產安全的保證。中國所彰顯的努力和決心必將有力地觸動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平衡和兼顧貨幣政策對
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影響，切實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
中國貨幣攻防戰略之前瞻
盡管戴相龍直言，loK後將形成美元、歐元、人民幣及其他貨幣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歐元之父蒙代爾也大膽建言：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將英鎊從中剔除。但考慮到中國現行金融體系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不夠健全，監管機制也不夠完善，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其國際化進程也將不可避免地面對「特里芬難題」 。我們不會重蹈美元覆轍，人民幣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替代美元。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發展方向，服務於促進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直至超主權化這個總體目標。
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元難以受到國際社會的有效監管，黃金無法為世界提供足夠流動性等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國際社會應致力於健全國際儲備貨幣發行調控機制，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相對穩定，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多元化、合理化方向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的成敗既取決於自身經濟實力的強弱，又取決於與其他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如果說，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危機四伏的此岸，未來的「一超多強」乃至「超主權」的貨幣金融體系是一次偉大變革的「彼岸」 ，那麼中國的對外貨幣政策將是這一制度性變革的橋梁。由「此岸」到「彼岸」的變革，將會改變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改變我們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全部認識。貨幣與經濟
美國次貸問題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如水銀瀉地般蔓延開來，西方金融大廈將傾，各國紛紛出台措施拯救本國岌岌可危的銀行、保險、證券業，流動性緊缺成為世界並發症。掌握世界印鈔機的美國開足馬力超額發行美元，引發的信用危機直接導致中國的美元資產貶值縮水。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成為業界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分析梳理我國應對美元信用危機一系列動作（從貨幣互換協議到超主權貨幣動議再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不難發現在對外貨幣金融領域的政策主線就是：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方向；以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為途徑；以拓展SDR職能，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創建超主權貨幣為手段，分散外匯儲備風險，確保美元資產的安全。
一、概念的釐清
貨幣互換、貨幣國際化、超主權貨幣這三個貨幣金融學領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聯系，呈逐級遞進關系。通常兩國之間為規避匯率風險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隨著一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貨幣互換協議的增加又為該國貨幣走向世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內部，各大主權貨幣博弈的結果必將催生出超主權貨幣。
1.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交易雙方按固定匯率，在期初交換等值的不同貨幣本金，在期末再換回各自本金並支付相應利息的市場交易行為。兩國央行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後，在緊急情況下一方可將約定數量的本國貨幣抵押給對方，以獲得對方借出的其本國貨幣或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從而使本國短期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以增強抵禦金融動盪的實力。貨幣互換是一項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來規避中長期匯率風險，控制進出口貿易成本。在雙邊貿易中，一國央行通過貨幣互換得到他國貨幣並注入本國金融體系，從而使得本國企業可以借到他國貨幣，用於支付從他國進口的商品，而對方出口企業收到本幣計值的貨款，可有效規避匯
率風險。
2.貨幣國際化在信用紙幣制度下，超越發行國的國界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在國際間發揮一般貨幣職能的國別貨幣就是國際貨幣。貨幣國際化就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據此定義，時下熱議的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充分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等國際貨幣功能，並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的過程。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與該國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其貨幣國際化進程是該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必然結果。
3.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是「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它不僅能克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更能增強國際社會應變能力，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盡管超主權貨幣目前仍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爭論的焦點不在於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存在問題，而在於在實踐中阻力有多大。由於它牽扯到諸多利益糾葛，該主張雖由來以久，至今仍無實質進展），但它為我們指明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略
金融危機下，面臨世紀大考的中國政府權衡各項舉措的利弊得失，果斷地出台了系列對外貨幣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組合拳，這一戰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標：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確保美元資產安全。
中國創紀錄的23991.s2{Z美元的外匯儲備所面臨的風險已是有目共睹。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N／~I]貨幣互換協議，降低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已經成為共識。目前我們應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平穩地完成這種轉變，讓副作用最小。
1.優化國際儲備結構配置，分散美元匯率風險。
金融危機的蔓延迫使美國聯邦政府使用巨額財政赤字來拯救美國經濟，美元泛濫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大幅「縮水」 （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居
多）。分散美元匯率風險，確保對外資產安全成為政界、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SDR（特別提款權頭寸）和在IMF中的儲備頭寸等四大類。其中的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存、長短期政府債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國際收支逆差時隨時可用的債權。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現匯和對外證券投資。由於外匯儲備承擔著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維護國際信譽，提高融資能力；增強綜合國力，抵抗金融風險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們應慎之又慎。從發達國家外匯儲備使用情況來看，發達的經濟大國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I MF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黃金儲備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77.4％，法國為7O.6‰ 德國為69.2‰ 中國大陸僅為1.97o。雖然我國黃金儲備已達到1054噸，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匯儲備的I：U~J卻遠遠低於其他國家的水平。鑒於此，我們應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繼續增加黃金儲備等國際硬通貨。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的經驗尤可借鑒：一是大量購買黃金，提高黃金在儲備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儲備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償還外債；四是用於投資高科技行業。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也表明，用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是一個趨勢，因此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向外匯管理部門購匯用於海外資產並購，同時提高對外證券投資的效益，建設安全化、多元化的國際儲備體系。
2.增加貨幣互換協議夥伴，建設人民幣結算的外部網路。貨幣互換盡管是雙邊的，但雙邊數量的增加，就會漸漸形成多邊網路。通過貨幣互換，逐步搭建起亞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幣外部網路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 縱觀歷年來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我們不難發現，其經歷了一個謹慎試水，從被動到主動，從小額到大單，由近及遠，從急到緩的過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後，亞洲國家加快了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東盟1 0國和中日韓3國通過了「清邁倡議」，決定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 以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迄今為止，中國央行先後與泰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7國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繼續積極回應其他國家需求，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與其進行磋商。作為向外部輸出流動性的一個方式，
貨幣互換其實有著非常豐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變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種央行間對等的貨幣拆借，但事買上多為外國央行借入人民幣用於與中方的貿易結算、儲備之用，而中國央行持有的外幣更多的是一種質押性質，因而事實上是擴大了人民幣的流通范圍。這對將人民幣打造為全球強勢貨幣，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大力推進雙邊貨幣互換不但是增強地區流動性互助能力的「法寶」 ，更是分散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的「利器」 。這些金額不等，用途不一的貨幣互換協議共同構成中國對外貨幣戰略的「防護網」 。

⑵ 金融學（貨幣銀行學）的論文

現代金融學的發展
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於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後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後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於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後，Von 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於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並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並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後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於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於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後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後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後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並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於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願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願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於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於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於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後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後，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於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願意支付紅利而不願意將利潤用於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於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願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於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並且在以後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並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麼更願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於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後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並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麼願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願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於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後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後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代理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代理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於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於代理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於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並且Hart認為由於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並、股票的發行以及委託代理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並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後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後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採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並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並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於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於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後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後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於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於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後的短期高回報是由於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後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後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後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於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後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並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於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後，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後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於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於Modigliani 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於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於，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於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後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並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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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理論與我國金融體系改革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准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製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 「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徵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准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路，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後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庄、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於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後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於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症結在於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鬆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徵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並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後者。由於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盪。2、金融市場發展滯後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後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後。忽視市場落後，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後者，忽視前者對放鬆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後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後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採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於小國或經濟落後國家而言並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 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於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於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後、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並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准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並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並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並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採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並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准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准入政策並不等於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佔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准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於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 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於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並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 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並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鬆，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並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鬆後，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於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鬆金融管制等同於放鬆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於選擇了過於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幹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鬆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後對放鬆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採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並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幹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性功能，避免產生不利於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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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概括《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論文的要點

概括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論文的要提示什麼了？這個論文要提，你要去官方網搜索就得到答案了。

⑸ 比特幣到底是不是貨幣，金融專家是作何解釋

比特幣不是貨幣，首先它不是國家發行的，沒有受到法律的保護。此外，比特幣數量稀少，無法滿足貨幣的流通和交易職能。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比特幣，特別是隨著虛擬貨幣風潮的到來，很多虛擬貨幣都是打著“當初你錯過了比特幣，現在別錯過某某幣”的廣告語迎面而來。因此就算很多不了解比特幣的人也被動的進行了了解。所以比特幣造世界上不說是家喻戶曉，但也可以說是國民級虛擬幣了。

要知道貨幣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國家背書，是國家的法定貨幣，這樣才有可能在世界上進行流通和交易。此外，貨幣的數量必須和人的數量成一定比例，這個就需要國家進行復雜的計算和調查。

反過來看比特幣沒有國家支持，更不是某個國家發行的貨幣。此外，比特幣的數量相比於受眾人群簡直太少了。因此，相比於貨幣，比特幣更像是一種虛擬的收藏品。

⑹ 貨幣銀行經濟學畢業論文好寫嗎關於虛擬貨幣發行或者比特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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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本科論文想寫有關比特幣對金融體系的影響好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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