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都拉斯比特幣
『壹』 薩爾瓦多是什麼啊是人還是地方
樓主你要是奇幻文學愛好者基本上找的就是他了
R·A·薩爾瓦多
R.A.薩爾瓦多於公元一九五九年誕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薩爾瓦多和奇幻與文學的愛情故事開始得相當早。
在他還是大學新鮮人的時候，他獲得了J.R.R.托肯恩的《魔戒之主》作為耶誕禮物。於是在靈光一動的啟發之下，他把主修從資訊科學改為新聞。公元一九八一年他從美國麻州費區堡州立學院獲得了傳播學士學位，以及稍後的英文學士學位。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他認真地投身於寫作工作，撰寫將來會成為《第四魔法之迴音》小說的草稿。
他最早出版的小說是TSR 在一九八八年所推出的《碎魔晶》。
從那之後，他撰寫了許多的小說，其中的《半身人之寶石》、《歸鄉》、《血脈》，也是薩爾瓦多替TSR 所撰寫的第一本精裝版小說。薩爾瓦多在寫作的第一年中還更換了許多的工作，最後（對我們來說十分幸運的）在一九九O 年決意成為專職的作家。
薩爾瓦多筆下最著名和最受崇拜的就是由他所創造的黑暗精靈崔斯特。他的作品在全球賣出超過三百萬冊，並且翻譯成許多種的語言和有聲書。
薩爾瓦多替TSR 撰寫過《黑暗精靈三部曲》及《冰風谷三部曲》以及《牧師五部曲》，以及《血脈》、《無星之夜》《暗軍突襲》、《破曉之路》。《黑暗精靈三部曲》目前在美國已經推出了精裝典藏版。《無聲之刀》則是他替TSR 所撰寫的第十六本小說。在一九九七年秋，他的信件、劇本和其他的作品都收藏入母校的薩爾瓦多圖書館中。
在薩爾瓦多戮力寫作的空檔中，他會參與三個孩子的冰球比賽、馬術表演和擊劍比賽。他和一群十八年來固定在周日聚會的朋友們依舊會每周見面，每次玩的東西從N64的「黃金眼」到「專家級龍與地下城」的游戲。他們最近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七劍客」，一九九九年TSR 也推出了他們替冰風谷這個地區所撰寫的冒險模組「詛咒之塔」。
薩爾瓦多的興趣包括了壘球、冰上曲棍球和音樂；特別是在高速公路上塞車時大聲播放莫扎特的音樂是他的最愛。他和妻子戴安居住在麻塞諸塞州，他的三名孩子分別是布萊思、季諾、該特林。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小狗普多、以及一隻暹羅貓關海法。
『貳』 幫忙寫下論文
多哈發展議程談判的前景
2001年11月9日至14日WTO在多哈召開了第四次部長級會議，正式啟動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因此本輪多邊貿易談判被稱為「多哈回合」。多哈回合的談判計劃涉及農業、非農產品、知識產權和公共健康、烏拉圭回合承諾實施等多個領域，其規模和難度都堪稱迄今之最。遺憾的是，多哈回合自啟動以來一直進展緩慢，比如原定於2002年底結束的公共健康問題、特殊和差別待遇(S&D)問題以及實施問題均未如期完成，農業談判模式和非農產品談判模式也未能在原定日期以前達成一致。2003年9月10日至14日WTO第五次部長級會議在墨西哥的坎昆舉行，這次會議本來被各國寄予厚望，但卻無果而終，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成為繼西雅圖會議之後第二次失敗的WTO部長級會議。坎昆會議的失敗反映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WTO體系中的利益沖突，也引起人們對貿易和發展之間的關系的反思。今後，多哈回合談判能否順利進展、多邊貿易體系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取決於WTO體制是否能夠進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具有民主性。
多哈回合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的利益沖突
盡管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支持自由貿易，但是自由貿易在帶來交易雙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時，也會製造出贏家和輸家。對於一國政府而言，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的基本立場乃是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盡可能地減少國內居民和企業因為外部競爭所帶來的損失。由於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規模各不相同，大國和小國在進行雙邊貿易談判的時候處於明顯的不利地位。多邊貿易體系通過創造出一個相互平等、重復博弈的平台，有助於減少小國和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大國進行談判中所遇到的不利局面。然而，由於WTO遠非一個民主的國際組織，發展中國家很難利用多邊貿易談判的這一便利，發展中國家仍然在WTO中處於不利地位。
在具體議題上，各國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發達國家之間在很多問題上也有激烈的利益沖突，比如歐盟和美國之間關於農業補貼、轉基因產品、鋼鐵等問題一直存在著矛盾，發展中國家陣營之中既有中國、印度和巴西這樣的大國，也有像馬來西亞、泰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還有很多最不發達國家，其利益也經常互相沖突，但是，在多哈回合的進展過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逐漸演化為主要的矛盾。
WTO的發展中成員根據烏拉圭回合的談判結果，進行了廣泛的市場開放和國內體制改革，為世界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發展中成員做出的貢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由於發達國家的苛刻要價，發展中成員普遍反映，在履行烏拉圭回合協議時遇到了許多困難，承擔了超出其經濟發展水平的義務。發展中成員要求在多哈回合中，發達國家應該首先兌現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承諾，並且要優先討論發展中成員特殊差別待遇問題、公共健康問題等，在市場准入方面發達國家應充分照顧發展中成員具有出口利益的產品和服務。大多數發展中成員非常反對在老的問題沒有解決之間匆匆忙忙地開辟新的議題，發達成員更注重的恰恰是在多哈回合中加入新的議題，如投資、競爭、政府采購和貿易便利化等，它們希望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市場開放，不希望對烏拉圭回合協議做過多的修改。以下將側重分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分歧最大的兩個問題，即農業談判和新加坡議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這兩個領域的分歧直接導致了坎昆會議的失敗。
1. 農業談判。
農業是多哈發展議程的核心問題，也是最敏感的問題之一。長期以來，農產品貿易是扭曲的。在現有WTO協議下，發達國家一方面勸誘甚至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其農產品的進口，聲稱這將帶來發展中國家資源配置的改善，聲稱農產品進口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問題比如本國農民的失業和收入下降都將只是暫時性的，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卻在保護對國內農業部門的保護。發達國家仍然普遍實施對農業的各種補貼，以及對國外農產品進口的高關稅保護。在發達國家，許多農產品的關稅仍然很高，有的甚至超過200%和300%。1986-88年，OECD國家每年的農業補貼平均為2750億美元，但是到了2001年則增加到3500億美元，而該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僅為540億美元。發達國家的每頭牛享受的補貼竟然是非洲國家窮人收入的三倍。這種不對稱的保護，使得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可以以低廉的價格進口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產生了很大的沖擊。2002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就指出，像未加工食品這樣的初級產品部門，本來應該是發展中國家最具出口優勢，但是，這個行業的出口反而一直由發達國家壟斷。
由於農業人口仍然在發展中國家占很大比重，因此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農業一直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發展中國家應該要求WTO改變這些不公平的農業協議，要求發達國家取消對農產品的補貼，限制發達國家農產品向發展中國家的傾銷。中國加入WTO之後也面臨著這個問題。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2002年的報告，中國在加入WTO之後，糧食的進口關稅要從2001年的91%在10年之內下降到3%；飲料和煙草的進口關稅要從2001年的58%在10年之內下降到10%。由於農產品進口關稅大幅度降低，本國的農業生產可能會大幅度減少，例如中國的油菜籽生產可能會下降53%，飲料和煙草的生產可能會下降39%。
新一輪農業談判必須改變這些不合理的現象。這要求發達國家能夠在削減高關稅和關稅升級、取消出口補貼和削減並最終取消貿易扭曲性國內支持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談判結果還要實質性地提高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戰略性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是很好的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業談判已經成為多哈回合的試金石，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農業談判看到發達國家的誠意和遠見。
2.新加坡議題。
所謂新加坡議題包括投資、競爭政策、貿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購透明度等四個議題。早在1996年新加坡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上，發達國家就曾經建議把這四個議題納入WTO的談判。發展中國家普遍提出了抗議。於是，發達國家建議設立相關的工作組，討論貿易與競爭政策之間的關系、政府采購的透明度等問題。要不要在多哈回合中啟動新加坡議題的討論，是一個非常富有爭議的問題。從本質上說，這些議題都不是貿易問題，WTO來關注這些問題只能分散其注意力。發達國家提出這些議題的真實動機是進一步獲得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入，而且，這些新議題一旦進入WTO的框架之中，發展中國家必將進一步失去制定經濟政策的自主權，陷入更大的困境。
第一個議題是投資議題。發達國家提出投資議題的用意就是要讓外國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權利，無條件地進入各國市場，不受限制條款的約束，可以自由地進行投資，享受國民待遇。發達國家鼓吹國民待遇原則的最終目的是在發展中國家擁有100％的所有權，外國公司只要想進入一個國家，就可以進入，當地政府沒有任何干預外來投資的權利，並且也不能向當地企業和個人提供任何優惠政策和補貼。由於這項議題一面倒向發達國家而備受非議，目前其主要的建議者又提出了修正建議，即第一階段主要注重透明化措施，接著是銜接步驟，展開連續為期兩年的談判，然後自動提升到另一項貿易協約的談判。像這樣一個接一個步驟的修正建議，其最終目的無非是要成員國最終同意把發達國家關於投資條例的概念列入WTO授權的規范內。這必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各個領域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影響發展中國家工商企業發展的各方面條件，削弱政府相對於外國投資者和債權人的談判地位。
第二個議題是關於競爭的議題。在發展中國家看起來，競爭政策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反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因為它們作為壟斷的代表，可能會對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在發達國家看來，競爭政策的主要目的卻是允許發達國家的企業能夠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和當地企業「平等」競爭。1996年新加坡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上，各國同意設立一個工作組研究貿易與競爭政策之間的關系。按照當時的說法，這項協議並不是要成員國承諾將來談判關於競爭的議題。但是，目前歐盟仍然不斷催促落實關於競爭議題的談判，並且建議把它列入多哈回合談判。正如美國與歐盟的貿易代表所宣布的，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為了在發展中國家訂立競爭條例，以方便外國企業機構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進行自由競爭。這對發達國家來講是有利的，可對於發展中國家卻是不公平的。一旦這項協議納入WTO的框架之中，必將削弱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本地企業提供優惠的權利，同時發展中國家也不能伸縮性地選擇適合各自國家的競爭模式，以迎合不同時期的經濟環境變遷。
第三個議題是政府采購。1996年新加坡WTO部長級會議上同意的議案是建立一個工作組研究政府采購中的透明化問題。但是，到如今，歐盟等發達國家已經擬定了一份詳細的要求將政府采購納入WTO談判的議案。直到目前為止，政府采購可以豁免貿易自由化。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政府采購的意義並不僅僅是政府購買多少台電腦或多少套軟體。當一國經濟處於衰退的時候，政府采購可以有助於擴大本國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復甦；當國內的幼稚產業處於發展初期的時候，政府采購有助於迅速地培育國內市場，推動本國產業的發展；如果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失業問題或其他經濟社會問題，政府也可以方便地用政府采購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一旦政府采購必須納入WTO管制，則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政策自主性，發展中國家政府不能再給給予本國公司任何提供公共用途商品、參與公共服務和承包政府工程的優先權。
第四個議題是貿易便利化。這個議題相對而言較少爭議，但是發展中國家也提出，為了提高貿易便利化，發達國家應該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
假如這些新議題一旦進入WTO的框架，那麼發達國家的企業機構就可以自由地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展中國家必將失去管制那些外國企業的自主權，也必將喪失制定相關的國內政策的自主權，難以有效運用宏觀經濟、金融、發展政策和政府采購政策滿足國內政策目標。在發展中國家不斷喪失自主權的同時，發達國家卻試圖將勞工標准和環境問題納入WTO體系，以便在妨礙到其國內利益的時候，方便地祭起保護主義的大旗，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相關商品進入他們的市場。
坎昆會議的失敗
2003年9月14日，隨著墨西哥外交部長德韋斯（Derbez）宣布談判破裂，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坎昆部長級會議無果而終。坎昆會議讓WTO遭遇自1999年西雅圖會議以來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坎昆會議上的圍繞有關議題的爭論都表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沖突日益白熾化。
1. 圍繞農業問題的爭議
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農業問題是「多哈回合」中最核心的內容，是解決其他議題的關鍵。早在會議召開之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農業問題的前景很可能最終決定坎昆會議成敗的命運。事實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由於農業問題沒有得到恰當的解決，發展中國家拒絕就新加坡議題進行談判，談判才最終宣告破裂。
農業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異常復雜。在農業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矛盾，發達國家之間也有矛盾。就是發展中國家，由於各國農業生產和進出口情況不同，其利益和要求也各有不同。坎昆會議之前，農業問題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此問題上的立場並非涇渭分明。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中，農業領域的陣營是這樣劃分的：一方是美國、加拿大和凱恩斯集團（其中有不少發展中國家），贊成開放農產品貿易市場；另一方是歐盟、日本和韓國，也包括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實施出口補貼，不願意開放農產品市場。很明顯，發展中國家不夠團結，他們分屬兩大陣營。
而在坎昆會議上，美國和歐盟開始聯手，而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試著用一個聲音說話。美歐在8月中旬為彌和他們之間的差異，以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為代價，提出了一個折衷建議。但在坎昆會議期間，發展中國家結成三大集團來對抗發達國家的強大攻勢，他們是：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在內的21國集團（G21）；擁有77個成員的非加太集團、擁有52個成員的非洲聯盟和以孟加拉為首的30多個最不發達國家結成的聯盟；由多米尼加、宏都拉斯、肯亞、尼加拉瓜、巴拿馬和斯里蘭卡等33個國家組成的「戰略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聯盟」，它們聲稱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資源的小農戶的利益。
2003年2月，WTO農業談判委員會主席、香港貿易代表夏秉純起草了農業談判減讓公式。這個方案提出，在未來9年內全面削減出口補貼，在5年內農業進口關稅削減40-60%，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條件要寬松一些。當時，歐盟、日本、瑞士和韓國反對這個方案，美國和「凱恩斯集團則贊成這個方案。
8月，歐盟、美國就農業問題聯手提出新建議，提出以烏拉圭回合減讓公式和瑞士公式結合的「混合公式」代替原農業談判委員會主席公式的內容，建議在農業市場准入、出口競爭、國內支持等三個領域均不包括具體的數字，只形成一個框架，試圖取代含有具體數字的主席模式草案。「混合公式」一方面要求對部分農產品按照平均公式削減關稅（幅度並不大），另一方面要求對大多數的農產品按照瑞士公式削減關稅，其特點是「高稅多減」，即關稅水平越高，削減程度越高，這使關稅水平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地位。《坎昆部長草案》就建立在歐美的草案文本上，它所討論決定的農業談判模式只是一個非常原則性的框架，大量的實質性內容，包括削減補貼的方式，都有待於今後進一步補充。
G21建議減除發達國家國內支持（包括藍箱和綠箱）和出口補貼。而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資源的小農戶的利益的「戰略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聯盟」則強力要求推進戰略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這樣發展中國家就可以自主選擇不必受關稅削減約束的特殊產品，並且可以用特殊保障機制這樣一種簡單而有效的方式來解決進口激增的問題。但即使在修改過的部長草案中，這些要求也沒有得到切實的體現。但是，在《坎昆部長草案》中，體現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戰略產品只針對少數產品，而且在適用時還有附加條件。特殊保障機制更是附加有眾多條件，這使得該機制的用處有限。坎昆會議上公布的《部長草案（修改版）》有關農業的部分與8月24日的版本並無二致，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批評性的意見完全被忽略了。
在討論新加坡議題時，非洲產棉國以在棉花相關條款上沒有實現預期目標為由，拒絕就任何一項議題再繼續進行談判，阻止了新加坡議題進入多哈議程，這使得發達國家不敢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求。
2.非農產品的市場准入問題（NAMA）。
關於「非農產品市場准入」議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圍繞著9月13日出台的《部長宣言草案（修改版）》展開了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
（1）在關稅削減方面，新草案依然採用歐美及加拿大的方案，提出要採用「非線性公式」法（「non-linear formula」
approach），即關稅越高，削減幅度越大。發展中國家並沒有接觸過「公式法」，「非線性公式」則更是聞所未聞。在此以前，他們一直能自行選擇約束的范圍（比如，需要對哪些產品做出約束性承諾）和自由化的速度，國內政策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因此，發展中國家提出，應當考慮採納一個適用於所有國家的單一削減系數，或者在特殊和差別待遇的基礎上允許發展中國家採納另一個不同的系數，同時允許他們以較低的速度削減關稅。
（2）在取消行業關稅方面，原來的草案文本提出將電子、魚類、鞋類、稀有金屬、紡織成衣等八個行業的關稅削減為零。新草案雖沒有提及削減關稅產品的名單，但是提出「所有成員的參與非常重要」。發展中國家指出，部分行業對他們意義重大，行業性關稅削減應當本著「自願」原則，強制執行新草案中的條款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
（3）為擴大適用「非線性公式」的產品范圍，草案文本提出將不受約束的關稅線按照「應用稅率」（applied
rate）乘以二，從而滿足公式的適用范圍。這樣經過「非線性公式」的計算後，新的關稅稅率將低於現有的應用稅率。這等於是變相地削減一些低關稅產品的關稅，擴大關稅削減的范圍。
很明顯，多哈回合草案基本上就是照搬了美國-歐盟-加拿大在8月提交的立場文件，目標是迅速削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品關稅。發展中國家認為如果接受宣言草案，將使得其國內工業發展的政策空間急劇縮小，甚至導致國內企業的破產和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受到危脅。草案中有關NAMA的內容完全忽略了多哈回合的原則：多哈回合是發展回合，「磋商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在削減承諾方面應以『非互惠原則』為基礎」。在8月份草案最早出台時，發展中國家就表示反對，它們提出要麼去掉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麼就將其變成「自願性的」。但是，這些要求沒有在修改過的草案文本中有任何體現。
3.新加坡議題
自從在1996年新加坡部長級會議上提出所謂的「新加坡議題」之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多哈會議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過斗爭和妥協，終於在《多哈宣言》中規定，關於四項新議題的磋商將在第五次部長級會議後開展，但這一決定的前提條件是，各方必須就磋商的形式達成「一致意見」。
「新加坡議題」在坎昆會議的最後兩天代替農業問題成為談判場上針鋒相對的焦點，關於這一議題的爭執成為導致坎昆會議最終失敗的導火線。
9月14日凌晨，九國部長在坎昆會議主席德韋斯先生的主持下就新加坡議題進行了討論，各國堅持原有立場，互不相讓。九國會議結束後不久，又召開了一場由大約30個國家組成的更大規模的會議，主要討論坎昆會議上所有的重大議題，目標是彌和差異。為了推動談判，德韋斯先生建議先開展關於貿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購透明度的磋商，另外兩個議題先不放在日程上。盡管歐盟接受了這一建議，但是一些國家如韓國不願意放棄任何一個議題，而70國集團和眾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不願對任何議題進行磋商。會議不歡而散，Derbez先生宣布第五次部長級會議結束。
坎昆會議上，各方的觀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發展中國家認為，接受新的義務將給他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因此，他們以還沒作好准備為由，要求進一步「澄清」（clarify）議題，而不是開始「磋商」；以歐盟和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認為，多哈會議上各方已做出要在坎昆會議後開始磋商的不可逆轉的決定（irreversible
decision），因此「磋商」應在坎昆會議後立刻開始。
代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同觀點都在《坎昆部長草案》中有所體現，這一點與草案中有關農業和NAMA的內容相比是一種進步。但這種體現仍然是不對稱的。發達國家對磋商「形式」
（Modalities）的建議被詳盡地列入附錄，而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建議卻沒有列入附錄。
坎昆會議後就「新加坡議題」展開磋商的前提條件是，各方必須就磋商的「形式」達成「明確一致」（explicit consensus on
modalities of
negotiations）。各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對modalities的理解上。歐盟和日本將它界定為程序性問題（比如磋商的最後期限、將要舉行幾次會議等等）和一系列的原則或議題。他們如此界定的目的是希望能比較容易地達成明確一致，從而開始磋商。但發展中國家強烈地譴責了這種觀點，他們認為，modalities指的是每個議題的范圍和定義，將要承擔的義務和每個議題的實質性內容（不能只列一個清單）。發展中國家提出，只有新加坡議題modalities的實質（而不僅僅是程序和清單）為各國所了解和同意，發展中國家才能決定是否要在這四個新領域遵守新的規則。
由於有關「新加坡議題」的磋商久拖不決，歐盟同意做出讓步，只啟動兩項談判，但是發展中國家對此毫不動搖地表示「不買賬」。印度是其中最強硬的反對者，理由是「未達到《多哈宣言》中就發起談判所要求的明確一致」。馬來西亞則表示，無法支持任何意味著發動談判的文本，「這一領域毫無商量的餘地」。再加上非洲產棉國在棉花相關條款上沒有實現預期目標，拒絕就任何一項議題再繼續進行談判，各方相持不下，談判宣告破裂。發展中國家這次如此堅決地拒絕妥協，除了說明發展中國家的力量日益壯大，更加註重運用多邊貿易機制為自己爭取利益以外，也說明坎昆會議上農業問題未能得到很好地解決是發達國家未能如願地引入新加坡議題的重要原因。
WTO的改革前景
坎昆會議的失敗，直接原因是在農業談判和新加坡議題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利益沖突，但是更深遠的原因在於WTO決策機制中的不民主性。從坎昆會議上，暴露尤其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1. 談判文本的起草。
從多哈會議開始，WTO理事會主席就「以自己的名義」起草部長宣言，比如多哈會議上的Harbinson草案和坎昆會議上Castillo草案，草案的內容也大多隻反映發達國家的意見，發展中國家雖然多次表示反對，但草案的修改版也仍舊沒有改觀。作為參加談判的代表，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參與議題的准備和提出，而是只能被迫接受已有的文本，這將直接導致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
2.「協調人」（facilitator）的任命。
坎昆會議上「協調人」的任命是由部長會議主席任命的，這種任命絲毫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意見。比如坎昆會議上「新加坡議題」的協調人是加拿大部長Pierre
Pettigrew，這引起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不滿，因為此人也是多哈會議上新加坡議題的協調人，他極力倡導就新加坡議題進行磋商，由他來主持討論，根本不能保證討論結果的公平性。
3.綠屋會議。
坎昆會議上對新加坡議題的討論是以「綠屋會議」的形式進行的，無論是9月14日凌晨的九國會議還是稍後的三十國會議都是如此。「綠屋會議」（
the Green Room
Meeting）的說法始於烏拉圭回合，因為當時的GATT總理事的辦公室是綠色的，而在那裡舉行的會議多是排外的、不公開的，所以人們就把這種排外的、不透明、不民主的決策方式稱作「綠屋會議」。盡管在新加坡會議上WTO的總理事許諾這種排外性的會議將不會再發生，從而使得新加坡部長級會議不至於無果而終，但事實是，「綠屋會議」自新加坡會議以來就從未停止過。西雅圖會議上，「綠屋會議」的形式貫穿於會議的始終，非加太集團和非洲國家集團對這種「閉門羹」極為憤怒，他們發表聲明說，不會使任何宣言達到「完全一致」，於是談判瓦解。也許是吸取了西雅圖會議的教訓，多哈會議舉行了多次非正式磋商，各國部長有機會參與對議題的討論，但部長宣言的各種文本的起草卻是以一種不透明和排外式的方式進行的，總理事會主席「以自己的名義」提交了一份不受歡迎的草案（Harbinson草案），而在會議的最後一天，由於沒有別的選擇，各國只好接受了這份草案，當然，這也是出於維護WTO合法性的需要，發展中國家做出讓步的結果。
多哈回合談判的順利進行將對世界經濟復甦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世界經濟發展形勢尚不確定，目前還有很多不穩定因素。多哈回合的成功將有助於世界經濟的恢復和長期發展。目前，WTO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多哈回合談判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WTO將何去何從。如果在未來幾年內WTO的成員國能夠吸取坎昆會議的教訓，竭盡全力來糾正WTO規則和體系中的問題和不平等，將有助於推動WTO和全球貿易的順利發展，否則，如果各國之間仍然無法達成妥協和合作，現有多邊貿易體系的扭曲程度將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程度也會進一步惡化。
『叄』 國際快遞的收費標准
國際快遞的收費標准：
1、國際快遞包裹重量分實際重量和體積重量兩種，快遞公司將以兩種重量中大的一項為計費依據。
2、國際快遞包裹體積重量的計算方法：（長 x 寬 x 高）/5000，注意，這里的長寬高單位是厘米。
⒊、國際快遞包裹的貨物不足 0.5公斤的，按0.5公斤計費。
⒋、21KG以下貨物按照小貨計費，按首重、續重計費，計費單位為0.5KG,21KG及21KG以上貨物按大貨計費。
⒌、國際快遞包裹單件貨物的規格必須保證：1長 + 2高 + 2寬 < 330CM（各快遞公司要求的規格不盡相同）。
⒍、國際快遞包裹單件超過或等於68公斤/件的，必須用有腳卡板進行包裝（部分國家拒收原本卡板包裝），否則快遞公司拒收貨物。
7、倘若有以下情況的國際快遞包裹，需預先訂艙：貨物單件維長超過330厘米；貨物單件重量超過68公斤；貨物單件不超過330厘米，重量不超過68公斤，但一票貨超過300公斤。
⒏、國際快遞價格資費變化較大，需發快遞郵包時，請先聯系所託運的國際快遞公司業務員確認價格。
9、EMS國際快遞是鐵定按照貨物重量（實重）來收費的，而DHL、TNT、UPS和FedEx（聯邦）國際四大快遞是按照實重與體積重量（長*寬*高/5000）哪個重就按哪個來收費的。
(3)宏都拉斯比特幣擴展閱讀
不同的國家價格不相同，因為不同的國家的地理位置遠近、通關要求等等都會不同，所以對應的郵費也會不一樣。
敏感貨（液體，粉末，液體，食品，葯品等）物價格會比較高一點，而且不是所有的快遞公司都能承運，只有有實力的公司才有運輸敏感貨物的能力。
舉例：到美國國際快遞費用價格是首重0.5KG 220元，續重0.5KG 50元左右，日本國際快遞費用價格首重0.5KG 190元，續重0.5KG 40元左右，歐洲國際快遞費用價格是首重0.5KG 240元，續重0.5KG 50元左右，東南亞國際快遞費用價格是首重0.5KG 210元，續重0.5KG 40元左右。
『肆』 各個國家錢幣的符號，急急急！！！！！！
人民幣：¥
美元：$
歐元：€
巴西雷亞爾：R$
保加利亞列弗符號:лв
英鎊：￡
新加坡元：S$
日元：J￥
阿根廷比索符號:ARS$
越南盾符號:₫
¤ 國際通貨符號，當沒有合適的貨幣符號時使用。
¤(gly) 李元(大李天朝國際通用貨幣)
฿ 泰銖符號
Bs 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和玻利維亞諾的符號
Br 白俄羅斯盧布，白俄羅斯的貨幣符號
₵ 迦納塞地，迦納的貨幣符號¢ 分，美元和其他一些貨幣輔助單位的符號
₡科郎符號（在哥斯大黎加和薩爾瓦多使用）
₫ 越南盾符號€ 歐元的符號，在歐元區國家，一些小的非歐洲國家，黑山以及科索沃地區使用。
ƒ 阿魯巴弗羅林，阿魯巴的貨幣符號。以前也用作荷蘭盾的符號 – 參見羅林。
Ft 匈牙利福林
Rs. 印度盧比₲ 巴拉圭瓜拉尼，巴拉圭的貨幣符號
₭ 寮國基普，寮國的貨幣符號
kr 可代表丹麥克朗，挪威克朗，瑞典克朗以及冰島克朗
£ 鎊
₤ 里拉 (可能和鎊混淆)
Lm 馬爾他里拉，馬爾他共和國的貨幣符號
₥ 文 （表示千分之一元或十分之一分）
₦ 奈及利亞奈拉，奈及利亞的貨幣符號
₱ 菲律賓比索，菲律賓的貨幣符號
P 波札那普拉，波札那的貨幣符號
Q 瓜地馬拉查爾，瓜地馬拉的貨幣符號
R 南非蘭特，南非的貨幣符號
Sk 斯洛伐克克朗，斯洛伐克的貨幣符號
Rp 印尼盾，印度尼西亞的貨幣符號
৲৳ 盧比符號 (孟加拉地區使用)
R$ 雷亞爾，巴西的貨幣符號
S/. 秘魯新索爾$ 元的符號
〒 哈薩克堅戈，哈薩克的貨幣符號
₮ 圖格里克，蒙古的貨幣符號
₩ 韓元/朝鮮元的貨幣符號
¥ 人民幣的貨幣符號
NT 新台幣的貨幣符號
￥ 日元的貨幣符號
zł 波蘭茲羅提，波蘭的貨幣符號
₴ 赫里夫尼亞，烏克蘭的貨幣符號
₪ 以色列新舍克符號
៛ 柬埔寨瑞爾，柬埔寨的貨幣符號
﷼ 伊朗里亞爾，伊朗貨幣符號
руб 俄羅斯盧布
€ 歐元貨幣符號
＄ 美元貨幣符號
拓展資料
關於貨幣符號
價值符號亦稱「貨幣符號」。代替金屬貨幣發揮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符號。紙幣和不足值的鑄幣都是價值符號。因為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只是交易媒介，轉瞬即逝，得到它是為了放棄它。因此，交易者並不在意媒介物本身有沒有價值，只要它能代替價值，能為別人接受就行，故法律賦於的那些有無限清償能力的紙幣和不足值的鑄幣都能夠作為貨幣使用以代替金屬貨幣流通。在貨幣史上，最早的價值符號是貶了值的金鑄幣。最初，金鑄幣是本來意義上的貨幣，即它的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完全相符。
資料來源：網路：價值符號
『伍』 為什麼區塊鏈將重新定義世界
比特幣背後的技術建立起了一個可依賴的賬薄，從而改變很多人的生活，其意義遠遠超過加密貨幣的范疇。
1，當宏都拉斯警方在2009年某天沖進Mariana Catalina Izaguirre家裡並要驅逐她離開的時候，她已經在這個破舊的房屋住了三十多年。與她的鄰居不同，Mariana Catalina Izaguirre甚至都有政府的房屋證明，但很不幸，來自當地政府房屋委員會的資料顯示，該房屋署與另外一個人，而這個「房主」向法院申請驅逐令，最終 Lzaguirre女士被迫離開。
由於登記不詳或記錄丟失，這類扯皮的事情在全球都很普遍。房屋所有權保障的缺失也是不公正的源頭。也從讓利用房屋或土地作為抵押物進行融資等等變得困難。
比特幣可以讓這類問題消失，比特幣是一種基於加密演算法的「聰明」貨幣，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比特幣背後的技術：區塊鏈。它的意義要遠遠超越貨幣或現金。它創造的一種解決彼此之間不信任的記賬方式。
這正是政客們咨詢Factom公司來清理宏都拉斯財產機構的原因，Factom是一家美國的創業公司，為基於區域鏈的土地登記提供一種原型。希臘也對此產生了興趣，它沒有合適的土地登記政策，只有7%的土地在繪出的地圖上是正確的。
2，區塊鏈與相似的「分布式賬簿」的其他應用可以擴展到阻止鑽石偷竊與超市流水線。NASDAQ交易所很快就會用區塊鏈系統來記錄私有企業的交易。英國銀行以不喜歡科技文明，但看起來也被刺激了：它在去年的研究報告中寫到，分布式賬簿是個了不起的創新，會對金融業有著深遠的影響。
政客則想得更遠：當合作夥伴與左翼聚集在今年的巴黎的OuiShare Fest來討論草根企業是如何撼動了大型數據公司如Facebook的時候,區域鏈出現在了每一場演說中。在世界的自由夢想里，更多的政府規范被個人間的私人合同所取代——加密演算法會自行加強。
區塊鏈由Satoshi Nakamoto所設想，了不起且至今唯一被確認身份的比特幣創始人——「完全對等的電子貨幣」，他在2008年發表的文章里寫道。為了讓它像貨幣一樣，比特幣必須要從爭取的賬戶里轉移，可以被同一個人消費兩次。為了實現Nakamoto這樣去中央化的系統的夢想，比特幣必須避免任何對第三方的依賴，例如隱藏在普通支付系統背後的銀行。
而區塊鏈可以替代第三方。它可以容納每個比特幣的交易歷史，提供任何時間任何人物的證據。分配系統可以在幾千台電腦中復制——比特幣的「節點」——在全世界的每個地方，並可以公開。但即使有如此的公開性，它依然是可信的，安全的。數學演算法的復雜性與建在它的「共識機制」——節點同意根據比特幣流通來升級區塊鏈的處理過程——內的計算暴力破解保證了這一點。
舉個例子，Alice希望給Bob支付租賃服務。他們都有著比特幣錢包——一種直接通往區塊鏈，而不是像瀏覽器通往網頁但沒有識別系統內的用戶的軟體。Alice的錢包開始提出申請的時候交易開始了，區塊鏈開始改變，以顯示Alice的錢包少了一些，而Bob的多了一些。
網路在此過程中需要通過數個階段來完成改變。當申請通過網路內多個節點檢查，檢查賬本，確認Alice是否有她想要花費的比特幣。如果一切看起來沒問題，特定節點會指令miners捆綁Alice的請求連通其他相似的有信譽的交易，在區塊鏈中創造一個新的模塊。
這其中牽涉到需要通過給加密一個散列函數來將模塊分解為一系列指定長度的數據（見圖表）。像許多加密一樣，這種散列是一條單行路。數據分散可以，但反過來由分散聚合為數據是不可能的。但是盡管散列並不容納數據，它依然是獨特的。通過任何一種方法來改變進入模塊——通過簡單的一個數碼來改變交易——散列就會不同。
3，隨著其他的數據一起，散列會被放置在制定模塊的首位（header）。首位繼而變成切實數學謎題的基本，又一次涉及到散列函數。謎題只能被測試與錯誤解開。通過網路，miners要實驗上億種可能來尋找答案。當一個miner終於找出答案時，其他節點會迅速檢查（又一次通過單行路：解決很難，但檢查容易），每個節點會確認解決方法隨之升級到區塊鏈。首位的散列會成為新模塊的確認線，這個模塊現在是賬簿的一部分了。Alice支付給Bob，模塊里容納的其他所有交易都被確認。
解密階段引進了三種大大加強比特幣安全性的東西。一個是偶然性。你無法預測哪個礦工會解決謎題，因此無法預測誰會在指定時間升級區塊鏈，除了它必定是最用功的一個礦工，而不是其他隨機的怠工者。這讓作弊很困難。
第二點是歷史。每一個新的首位容納了之前模塊首位的散列函數，其容納了後者之前的散列函數，如此循環往復直至起點。這種關聯讓模塊成了一個循環鏈。從賬簿里的所有數據開始，重新產生最新模塊的首位是一件小事。盡管在任何地方製造一個改變——甚至返回到最早的幾個模塊之一——改變了的模塊首位會變得不同。這意味著下一個模塊也是如此，以及所有以後的模塊。賬簿將不會通過最新的模塊識別器，並被拒絕。
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呢？想像一下Alice改變了支付Bob的主意，試著重寫歷史，這樣的比特幣就會還在她的錢包里。如果她是一個有能力的礦工，她可以解決亟待處理的謎題，並製作出一個區塊鏈新版本。但是在她這樣做的時間內，網路中的其餘人會已經延長了原始的區塊鏈。節點會一直在區塊鏈最長的版本中工作。這個規定阻止了兩個礦工同時找到了解決辦法的情況並導致了鏈中出現比臨時叉更糟的後果。它還會阻止作弊。為了讓系統接受她的新版本，Alice需要比其他人更快地延長它。無法控制一半以上的電腦——專業術語叫做「51%的攻擊」——那應該是不可能做到的。
4，且不說顛覆上述網路的可能性，另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成為這個網路的一員呢？這個答案就是第三個「解密」步驟，而且還是有獎勵的，每個新區塊有新的比特幣，解開謎題的人會得到25個比特幣獎勵，約合7500美元。
所有上述精巧的設計並非比特幣真正吸引人的原因。其價值在於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如下圖所示，但比特幣的總量卻是一定的。區塊鏈的機制也運行良好。根據一家名叫blockchain.info的網站數據，平均每天有超過12萬的交易記錄被添加到區塊鏈中，這意味著大約有7500萬美元的交易。目前有38萬區塊，這個帳本的大小將近45GB。
大多數位於區塊鏈里的數據都是比特幣，但這也不是必須的。Mr Nakamoto 也創造一種分布式系統，並且撰寫了相關闡釋。科技極客們稱之為：開放式平台。這個平台仿照的就是就是互聯網，也包括諸如Android或Windows這樣的操作系統。開發者可以開發基於區塊鏈上基本功能的應用程序，並不用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投資多家比特幣創業公司的Andreessen Horowitz公司Chris Dixon表示：這種網路最後會變成一個公開的資料庫。據了解，Andreessen Horowitz公司已經投資了比特幣錢包公司Coinbase以及面向大眾的比特幣硬體設備公司21。
目前基於區塊鏈的應用有三大領域。第一種就是將所有建議都通過區塊鏈的方式完成。創業公司Colu押注在這個模式，他們開發了一種演算法去「潤色」一些小額的比特幣交易，從而使得這些交易可以代表諸如證券、貴金屬交易。
保護土地或房屋簽名有效性成為第二類的典型應用。比特幣交易都會將簽名一起加入到區塊鏈的賬本上。一家名叫everledger的創業公司用這種方式保護奢侈品，比如他們在區塊鏈數據中記錄一塊寶石的質地屬性，假如寶石丟失可以提供最直觀的證明。Onename使用類似方式存儲個人信息；注意，由於這種應用並非純粹的比特幣交易，因此你需要首先賦予更多信任，比如你需要將自己的一些准確信息告訴應用開發者。
第三種應用則有著更大的雄心，「智能合同」能夠自動檢測是否具備生效的各種環境。這是因為，比特幣可以被編程，這樣就能保證在特殊情境下的可用或不可用。
由一位知名比特幣工程師Mike Hearn開創的Lighthouse就是一個去中心化眾包的項目。如果足夠多的資金進入這個項目，那麼一切就啟動，如果目標沒有達到，就停止。Heran認為，他的項目能夠比那些以比特幣協議的友商們更便宜也更獨立。
5，在紐約風險資本公司Albert Wenger of USV看來，分布式賬本的出現開啟了一個幾乎是全新象限的可能性，這家公司已經投資了多家去中心化的公司，比如提供P2P交易的OpenBazaar。在對區塊鏈一片歡呼聲之外，也有人質疑其的安全性和擴展性。區塊鏈在比特幣上很適用，但在一些小眾的應用程序上，還無法承載數百萬用戶的使用。
盡管 Nakamoto的對區塊鏈的設計到目前為止證明是攻堅不摧的，學術研究也認為，假如沒有控制整個區塊鏈的51%，想在區塊鏈上做壞事幾乎也是不可能的。過去比特幣的玩家都局限在很小的圈子裡，如今的比特幣挖礦被各種大比特幣池把持，在這里「池」里，小的挖礦者分享他們的努力並獲得獎勵。
另一個對擔心則是對環境。為了獲得更多比特幣，挖礦者對於計算能力的要求很高，也這意味著要不斷增加計算機的功耗。根據blockchain.info的數據顯示，挖礦者每秒要進行45萬次的計算嘗試，這些都會帶來巨大的能量消耗。
由於礦工們對於硬體的情況守口如瓶，外界很難知道這些計算機的具體功耗。一份粗略的計算顯示，如果每個人都採用最具效率的硬體，每比特的電力消耗為2兆瓦，一年的電力消耗約為加州15000居民的用電量。
但這些圍繞比特幣的揮霍都是有極限的。Nakamoto當時對於比特幣的設計是這樣的：每兆數據中約有1400次交易，這意味著每秒的交易數為7次。相比於目前美國的確每秒1736次的Visa卡交易，比特幣區塊還能更大，不過更大的區塊要通過花費更長時間去生成，也會增加一定的風險。
以前的一些經驗或許可以參考。當上世紀90年代網路瀏覽器發明後，數百萬的人開啟了在線生活，很多預言家都預測互聯網會停滯發展。但事實上互聯網一直在發展中，同樣道理，比特幣的發展也不會停滯。更多可用於挖礦的計算設備會更節能，開發者們也會更熱衷於基於比特幣的平台上開發應用，並使用比特幣交易，更快的網路連接也會加速比特幣區塊的擴大速度。
關於比特幣的很多問題並非是缺乏解決方案，比特幣機制的任何變化都需要得到比特幣社區的許可，而要達成意見並不容易。一方主張盡快擴大比特幣區塊的規模從而能夠成為傳統支付的顛覆者，但另一方卻認為如果不進行調整，現有的系統可能會在明年崩潰。
6，Hearn先生與Gavin Andresen是兩位比特幣大亨，是比特幣大交易的領頭人。他們呼籲挖礦企業來安裝比特幣的新版本，支持更大的交易規格。一些礦工們的確遭受到了網路攻擊，並且在廣泛證明其需求與危險下，這次升級與系統正在被浩如煙海的微小交易逼到極限。
這一切都為比特幣區塊鏈建立一個替代品的提出奠下基礎，可以優化存儲分布式賬簿而不是加密運行。復試鏈（multichain），Coin Science所提供的一個定製區塊鏈的平台證明了可能的方向。它還提供了建立一個像比特幣一樣的區塊鏈的所需資源，並可以用來建立私有鏈，僅對特定用戶開放。如果所有用戶開始相信礦工的需求，工作證據被減少或消除，那麼現有對賬簿的連接就變成了多餘的選擇。
第一個採用這樣的區塊鏈的後代的企業也許正是那些最開始失敗並啟發了Nakamoto的公司之一：金融。在最近的幾個月，私有區塊鏈以防止破壞的銀行融資熱情開始漲高。比諷刺還要諷刺的是，其中一個原因是反政府自由人士的技術誕生可以讓銀行在知曉它們的客戶與反洗錢規則後更好地符合政府需求。但是這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吸引存在。
工業歷史家們指出新能源早在最高效的處理方法產生前就存在。當電動機第一次研發時，它們就像之前出現過的巨大的蒸汽引擎機器一樣。生產商花費了數十年才看到了分散的電動機可以重組他們做事的任何方面。英國銀行在它的數字貨幣報告中寫到，它也在金融行業中看到了相似的東西正在前進中。這要感謝便宜的計算金融公司已經將它們內部的工作數字化，但是它們還沒有將自己的組織改變到足以與之相匹配。支付系統目前仍然是中心化的：貨幣的轉移要通過中央銀行。當金融公司彼此生意往來時，同步內部的賬簿是個耗時幾天的繁重任務，桎梏住了資本並帶來了風險。
分布式賬簿在幾分鍾甚至幾秒鍾就完成交易，對解決這些問題和實現數字化銀行的承諾可能大有幫助。賬簿還可以幫助銀行節省很多錢：Santander銀行，到2022年這些賬簿可以降低行業每年高達200億美元的賬簿。供應商仍然需要證明，他們可以處理過高的比特幣交易價格；但大銀行已經開始推動比特幣這種新興技術標准化。其中瑞銀聯合銀行，已提議建立一個標準的「結算貨幣」。R3 CEV的第一要務是塊環鏈的啟動，瑞士投資銀行與高盛、摩根大通和其它22家銀行聯合投資，為私人帳開發標准化的架構。
7，銀行的問題也並不是唯一的。很多公司和公共機構都難以維護，同時還有經常不兼容的資料庫和相互交流的高成本問題。這就是Ethereum想解決的問題，可以說是最雄心勃勃的分布帳項目。21歲的加拿大編程天才Vitalik Buterin的創作品，Ethereum的分布式分類帳可以比「比特幣」處理更多的數據。它有一個編程語言，允許用戶編寫更復雜的智能合約，當貨物到達自動支付並列印發票，或如果利潤達到一定水平，自動發送給業主股息。Buterin先生希望，如此聰明的「去中心化的自治組織」的形成——基本上，虛擬企業只是給「Ethereum blockchain」設置一些運行的規則。
這樣的想法可能有激進影響的領域之一就是在「物聯網」——數十億之前靜音日常用品，如冰箱、門閂和草坪灑水裝置。從IBM最近的一份題為「設備民主」的報告，認為不可能集中跟蹤和管理這些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設備，這樣的嘗試也不明智；這種嘗試會讓他們容易受到黑客攻擊以及政府的監督。分布式寄存器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Ethereum提供的可編程性，不僅僅是讓人們的財產被跟蹤和注冊。它有一些新的用途。在各種各樣的方法規則下，車鑰匙中嵌入Ethereum blockchain，就可以被出售或出租，產生出租或共享汽車的新P2P。更遠，一些人談論應用該項技術，使自動駕駛的汽車成為社會公共資源。根據預先設置的程序規則，這樣的車輛可以自己存儲一些數字的錢來支付他們從出租燃料，維修和停車位。
8，不出所料，一些人認為這些計劃過於激進。Ethereum1(「創世紀」)，8月才被開發，目前只是一個小的啟動生態系統集群。雖然Buterin先生在最近的博客中承認這有點缺錢，但區塊鏈最終繁榮的特定細節，遠遠少於廣泛分布式帳的激情，而真實這些激情帶領著初創企業和現有的大型企業，檢查他們各自的潛力。盡管社會對會計師的能力總是嘲笑，但帳目確實重要。
當今世界深深依賴著復式記賬法。其記錄著借方和貸方的標准化系統，是理解一個公司核心財務狀況的必然選擇。在20世紀早期，德國社會學家的維爾納?桑巴特聲稱，現代資本主義為了發展，是否絕對需要這樣的簿記，值得更深入地去討論。雖然復式記賬系統始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商人，也剛好是一個時間巧合；那時候，復式記賬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比資本主義的傳播更緩慢，直到在19世紀末才開始廣泛使用。但毫無疑問，技術的根本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記錄一個公司做什麼，而是能夠定義公司的未來。
帳目，不再需要由公司或政府維護，可以及時刺激新公司和政府關於工作方式的變化、對未來的期望以及當下能做的工作。沒有集中記錄的系統，可以一樣值得信賴，因為他們也能帶來徹底的改變。
這些想法雖然仍是一個只適用在幾個領域的新奇事物，和他們傳播能力以及被擴大的可能性。他們還面臨一些未知的阻力。一些比特幣的批評人士一直將其視為最新「加州意識形態」的嘗試。(加州意識形態意指那種以技術拯救世人的使命感）。這只是一個編碼的信任機制，而並非民主政治、合法性和問責制，很難吸引人或者授權。
與此同時，整個世界都會被數字化地記錄，這也將有很多好處。如果區塊鏈有一個基本的矛盾，也就是：即使提供了相同的過去和現在，區塊鏈的未來會很不一樣。
本文選自《經濟學人》，機器之心編譯出品，參與成員：黃志臻、Chen、趙賽坡
瑞泰幣、萊特幣、狗狗幣等數字加密貨幣也都是利用了區塊鏈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