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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平台去中心化

發布時間: 2021-10-21 21:33:44

❶ 如何選擇網路輿情監控系統

]地方政府如何應對網路輿情

原題:發揮「主場優勢」,成為「意見領袖」——地方政府如何應對網路輿情

[摘 要] 人民網發布的2009年上半年地方應對網路輿情能力排行榜,分析總結了2009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應對網路輿情的情況。網路輿情成為影響政府決策和政府形象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突發危機事件中,如何應對復雜多變的網路輿情,將成為地方政府執政能力的一個體現。成為輿論的「意見領袖」、佔領輿論的制高點,將成為地方政府應對網路輿情的重要措施。本文旨在通過對「網路輿情」概念、形成過程、傳播特點的分析,探討地方政府如何成為「意見領袖」及其意義。

[關鍵詞] 網路輿情;意見領袖;地方政府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傳媒聚光燈」和「大眾麥克風」時代。中國目前有大約3.83億網民,其中包括2.26億網民看網路新聞;1億網民訪問BBS;1.82億網民開博客;1.55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2.4億使用即時通訊工具。網民成為網路輿論的主要推動者,當爆發危機事件或產生敏感話題時,地方政府必須與時俱進、轉變觀念,充分發揮「主場優勢」,解決網路輿情所產生的矛盾。

一、何為網路輿情

1.網路輿情的含義

輿論是民眾對於公共事務公開表達的具有影響力的意見,輿情則是民眾關於現實社會中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政治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的總和;而網路輿論是民眾對於公共事務通過信息網路公開表達的具有影響力的意見,網路輿情就是民眾通過互聯網對政府管理以及現實社會中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政治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的總和。[1]

2.網路輿情的形成

議題的出現:根據2009年上半年,較為著名的網路輿情案件,網路輿情形成的方式有以下幾種:第一種,公共事件發生,隨後公眾在網路論壇、博客或者社交網站等公共平台上對該事件進行描述、議論、揣測、分析。如四川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件」、浙江杭州「飆車案」、湖北巴東「鄧玉嬌案」,湖北石首騷亂,高考狀元造假事件;第二種,針對政府提出的具有爭議性的政策進行討論,如上海市「戶籍新政」、陝西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第三種:由地方政府官員的不當言行引起的,如河南鄭州市副局長「替誰說話」事件,河南靈寶市「王帥案」以及雲南晉寧縣躲貓貓事件。

議題發展為輿情:某個議題發展為輿情,離不開以下幾種因素:首先,事件本身往往具有突發性與公共性的特點。比如成都公交車燃燒事件,在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輛公交車突然燃燒,現場慘不忍睹,該事件已經超出了社會新聞;又如重慶高考狀元造假事件,這一事件已經挑戰了高考公平的底線。其次, 網路傳播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交互性等特點,尤其在Web2.0時代,網路活動的用戶之間的「互動和分享」更加方便和頻繁,這些網路傳播本身的特點造成了熱門話題的高跟帖率、高轉載率,從而導致了議題迅速擴展為網路輿情;第三,政府的處理不當,會激化輿情,最典型的是湖北石首市騷亂,警方對於青年廚師塗遠高的非正常死亡未能給出令家屬和公眾信服的答案,在新聞發布會上語焉不詳,這樣的曖昧態度激怒了網民,從而引爆網路,最後輿情擴大到騷亂這樣的群體性事件。

3.網路輿情的特點

具有傳播范圍廣、速度快、影響大的特點。網路傳播具有無限性,具有強影響力的公共事件一旦發生,網友就會很快將自己所看到的記錄下來,然後通過手機簡訊、手機上網、論壇發帖,網路聊天等形式傳播出去。在網路世界中,傳者與受者的身份比較模糊,這種特點就造成了網路傳播的傳受同時性,這種特點加速了網路傳播。在官方消息不確切、語焉不詳的情況下,更促使網民傳播自己的揣測。

具有易變性和非穩定性的特點。李普曼在《輿論》中指出輿論的形成過程主要經過了「在現實政治世界的基礎上,政治家或煽動家的巧妙的符號操作和宣傳活動下,大眾傳媒通過定型的政治印象製造模擬環境,並形成大眾定型的心理認知,再形成意志」的幾個環節。而輿情作為公共情緒,它既有感情又有思想,具有很大的易變性和非穩定性。面對魚龍混雜的網路社會,地方政府更應該掌握輿論的「制高點」,起到「燈塔」導航作用。

二、地方政府成為意見領袖的意義

1.意見領袖的含義

美國傳播學家拉扎斯菲爾德等在40年代在「人民的選擇」中提出的理論假說。兩級傳播理論認為,大眾傳播的信息和影響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眾的,而是要經過意見領袖的中介,即「大眾傳播—意見領袖—一般受眾」。意見領袖指的是那些對大眾媒介保持較多接觸,在特定領域能夠對他人發揮個人影響的人,如圖1所示。

圖1

2.網路意見領袖的作用

網路傳播內容魚龍混雜,但是傳播中有一種「權威法則」即社會上許多意見的形成是通過媒體流向「意見領袖」,然後由「意見領袖」通過二級傳播或多次傳播後再流向社會中那些不大活躍的部分。面對互聯網上各種真假難辨的海量信息,「意見領袖」的言論更會受到青睞。

3.面對輿情,成為意見領袖的必要性

輿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意見,輿情是一種社會政治態度,是民眾和國家管理者利益訴求的互動表現方式,帶有傾向性和價值選擇雙重特徵。根據輿情的特點,具有很大的情緒化傾向,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煽動性。在互聯網社會中,充當「意見領袖」的往往是一些「資深網友」,他們具有很強的草根性、流動性和號召力,雖然表達的觀點僅僅是一家之言,但是經過網路上的分享、轉帖、轉載,其言論就會發生較大的影響力和作用。

通過對2009年上半年著名網路輿情事件的分析,輿情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對於事件的處置和態度。如在「鄧玉嬌事件」中,民間輿論一邊倒同情鄧玉嬌,有力的促使司法部門較為公開透明地查案辦案、還原事情真相。而政府態度對於事情的隱瞞與掩蓋的態度會「刺激」民眾,如湖北石首市騷亂事件,官方對於青年廚師塗遠高非正常死亡的解釋只有媒體發的寥寥通稿,網友的爆料、圖片、視頻引爆了網路,最終釀成了騷亂。

對於突發事件,封鎖消息會導致網上謠言四起,掩蓋隱瞞會遭到網民更強烈的反抗情緒。因此,為避免網上魚龍混雜的言論引起不安定因素,就要時官方言論掌握輿論的高地、成為意見領袖。

三、如何成為意見領袖

1.及時召開新聞發布會,確保信息的公開透明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J.艾盧爾在《宣傳:人類態度的形成》一書中談到「輿論的不可捉摸的易變性和不穩定性又決定了政府的決策不可能追隨迎合輿論,那麼只能讓輿論來追隨政府,宣傳則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2]在突發事件、危機事件中,最有效的「宣傳」方法就是即時地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准確消息。在重要敏感事件中,「沉默」未必是「金」。2003年SARS時期,政府向公眾對SARS情況的詳細匯報和建立起的新聞發布制度,有效的平定了謠言、避免了恐慌;2008年汶川地震,政府每天的傷亡人數、救援情況的信息發布和新聞媒體的及時迅速、透明的報道,在抗震救災中打了一場漂亮仗;四川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件中,在人民網發布的「2009年上半年地方應對網路輿情能力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在四川省政府官方網站上可以看到,6月5日當天,地方政府官網就發布了13條消息,從事件發生、傷亡情況到救援情況,政府官員趕赴現場均有消息發布,另外,當地政府在3天內舉辦了5場新聞發布會,即使公布事件處理情況,為媒體報道提供了有力依據。

2.堅持「誠實透明」和「公眾至上」理念

在危機事件中,政府部門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政府形象受到了嚴重挑戰。政府形象的形成具有如下基本模型:

圖2[3]

政府形象的形成既具有政府本身的行為,也具有對政府行為的解釋。在公共危機面前,政府信息發布的態度與效果,本身就構成了政府形象的一部分,二者相互支撐,在對政府形象極為不利的公共危機下,政府做的信息公布工作其實是在進行「矯形傳播」,真誠透明的態度,不僅可以化解危機,而且還有助於扭轉局勢。

「誠實透明」的理念即是,面對公眾,功不誇大、過不掩飾,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做一個取信於民、言必行、行必果的政府。在成都「6.5」公交車案中,當地政府三天五場新聞發布會,很好的體現了「流言止於公開」、「透明贏得人心」。「公眾至上」的理念就是「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至上的理念。在湖北石首市騷亂事件中,在事件初期,地方政府面對網友在網上「實時」的報道,卻缺乏擔當的勇氣,沒有直面群眾、做好溝通工作,而是簡單粗暴的將警力推到了最前線,這樣不負責任的做法就沒有將「公眾」的權利放在心上。

3.藉助大眾媒體「把關人」角色

大眾傳播是一個由媒介組織向受眾傳播信息,由受眾選擇、使用、理解和影響信息的過程。[4]施拉姆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對我們空間、時間的組織有重大影響,而且對我們所知、何時知道及知道何種細節有重大影響。」大眾媒介具有守望、告知、影響、教化和娛樂等功能,前三種功能,正是政府形象傳播所需要的。因此,在大眾傳播時代,地方政府無法逃避,必須妥善處理與大眾媒介的關系。大眾媒介不僅僅是發布消息的主要機構,而且還是聯系政府與受眾的紐帶,大眾媒介的聲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調解」政府與公眾的關系。李普曼認為大眾不是對外界實實在在的事件作出反映,而是對被他稱作「虛幻外界」的「我們頭腦中的圖畫」作出反應。[5]在議程設置理論中,議程設置功能是一個分為三部分的線性過程,首先必須設定媒介中將要被討論的問題的輕重緩急,即媒介議程;其次,媒介議程在某些方面影響公眾觀念,即公眾議程;最後,公眾議程在某些方面政策制定者重視的事物即政策議程。從這三者關系中可以看出,媒介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議程設置過程中,媒介將公眾與政府緊密的聯系在一起。

危機事件發生時,公眾的目光勢必會集中在「權威主流媒體」上,地方政府有責任為新聞界提供官方對事件處理調查情況的詳細資料,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如果政府不適當封鎖重要的信息,必然是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流言止於公開」如2003年SARS爆發時,政府對於疫情的信息公開,流言最終消失在官方的聲音之下;如H1N1流行的2009年,官方對於H1N1的流行情況及時的發布消息,避免了引起社會恐慌,有效地增加了公眾對於預防甲流的知識,並且贏得了公眾的信任。

因此,當地方政府的負面形象增大時,需要「把關人」有意識地選擇重要信息,維護政府的形象;或者策劃其他重大事件,遷移公眾的視線;或者組織報道正面的新聞內容,擴大正面形象。地方政府積極地利用議程設置理論,有側重點的公布信息內容,並不代表可以瞞報危機的嚴重程度,地方政府需要將事情解決的進展情況及時地公布於眾,在這里,就可以將著眼點放在事後的處理、原因的調查以及責任的追究上。這樣,可以顯示政府「執政為民」的積極態度,公眾對於其信任感也會大大增強。

4.完善政府官方網站,開放討論平台

突發危機事件發生後,網路的反應速度是最為迅速的。親歷者用手機等工具對現場進行拍照、錄像,然後上傳到網上,在一些情況下,網民成為了事件的「第一報道者」。網上論壇,成為網民發表意見的「輿論陣地」,根據群體動力學原理,群體中有一個重要屬性,即凝聚力,而集體思想是群體凝聚力的一種直接產物,凝聚力可在小型群體中發揮功能。在網路論壇上,網民之間所形成的凝聚力往往集中在「意見領袖」周圍。當一個問題出現時,在尚未得到准確可靠的信息時,在一個網路群體中,網民會互相提供資料,試圖解決問題,其流程往往遵照下圖的程序

圖3[6]

在整個流程圖中,「資訊基礎」影響著對於問題「情勢的評估」和「肯定/否定結果的辨認」。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在危機事件發生之後,應該全方位的將「資訊」提供給公眾。除了盡其所能影響大眾媒體之外,還要在網路論壇上,形成自己的凝聚力。

地方政府可以完善其政府官方網站。政府官方網站不僅僅是政府部門面向公眾的「門面」,更是溝通公眾與政府部門的橋梁。傳播互動的溝通過程是輿論產生和存在的前提,如果在網路論壇上沒有政府的參與,那麼在網路民意中,政府部門則扮演著「失語」的角色。

地方政府可以學習「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的模式,在其官方網站上開放與公眾討論的平台,允許網友匿名留言,由地方政府的有關人員進行專門的解答,建立高效暢通的解決機制。在這樣的解決機制下,遇到突發危機事件,地方政府的信息發布部門,可以隨時對公眾的疑問作出回應,同時可以隨時掌握網路民意與網路輿情。秉著坦誠開放的態度辦好辦精地方政府官方網站,開放討論平台,可以有效地將公眾的視線吸引到政府可解決的范圍內,建立起高效溝通機制,形成輿論影響,成為意見領袖。

在「傳媒聚光燈」和「大眾麥克風」時代,面對突發危機事件或者敏感問題時,地方政府的缺席和失語是不能緩和事態和化解矛盾的。網路輿情不是「洪水猛獸」,而是網路民意的表達,地方政府應該本著開明、開放、誠懇的態度,建立起一套預警機制,爭取輿論的高低,形成意見領袖,在危機面前,發出有理有力的聲音,從而化「危機」為「轉機」,達到善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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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如何解決輿情引發的企業品牌傳播「四重效應」

1、當前輿論生態的「四個判斷」
一是國際輿論場和國內輿論場相互打通。這一點從「王立軍逃館」等事件可以看出,國際輿論和國內輿論實時互通,再也沒有時差了。
二是官方話語體系和民間話語體系相互博弈。同一件事情、同一片稿件,新華網和新浪網、新浪微博的標題總是不同,突出的重點是不一樣的,這裡面就有博弈。
三是網上輿情信息和網下現實環境相互交織。一個輿情事件,網上輿情會影響現實決策,現實中新的進展、行為,很快有會反映到網上,相互作用。
四是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相互融合。這是我們每個人都看到的,也是中央和各大媒體正在極力推動的新變化。
2、輿情引發的企業品牌傳播「四重效應」
全民圍觀的全媒體時代,輿情突發是常態,高發是狀態。對企業和政府來說,被誤讀和誤解的機率是非常高的。因為輿情的沉澱和累積,公眾對某些品牌和機構往往會形成一種標簽化的認識,甚至成為一種「語境」。
在當前「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和「四個相互」的輿論新生態下,因為網路輿情而引發企業品牌傳播呈現四重效應:
長尾效應。從輿情屬性來看,企業正面中性報道一般占據主流,但負面輿情絕對數量仍然可觀,而且一直沉澱在網上,累積了巨大負能量,歷史地看,負面輿情的「長尾」的穿透力、破壞力,遠遠大於正面品牌策劃或公關活動的傳播力、影響力。「長尾效應」亟待引起重視。
首因效應。從輿情成因來看,少量媒體成為多數負面輿情源頭、少數問題成為企業負面淵藪,經常報道企業負面消息的首發媒體也就那麼幾個,問題也固定在幾方面:環保、質量、競爭等。「首因效應」嚴重影響品牌形象。
破窗效應。從輿情主體來看,實情決定輿情,企業因為自身問題頻發負面輿情事件,輿論持續關注,「溢出效應」比較明顯。比如有的企業因為發生腐敗案,窗子被打破了,之後它的所有事情都被放大檢視了,最後很小的一個事卻上升為一個國際新聞。
暈輪效應。從傳播渠道來看,一些媒體以偏概全、主觀判斷,存在著標簽化擴大化的普遍現象。標簽化、「標題黨」給企業、行業帶來的傷害相當大,模糊了企業本來的品牌形象,扭曲了企業的臉譜。
3、輿論格局和輿情發生的「五大變化」
目前輿論格局最大的變化,是從用戶生產內容(UGC)向專業生產內容(PGC)、職業生產內容(OGC)演進。近年來,我們企業的公關傳播人員忽然發現,苦哈哈忙活了一年生產的內容,只佔網上內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這就是自媒體的發展結果。現在,更強大的是專業內容的專業生產團隊出現了,需要投入成本和人力、設備的職業團隊出現了,它們具有一定的專業或者職業門檻,但是對輿論的導向具有較強的影響。
一是輿情的主體和客體開始易位。法人(包括政、企、媒、NGO)和個人都是輿情的主體,但是,過去經常涉及輿情的主體是企業和政府,如今越來越多的媒體和個人也會陷入輿論漩渦。過去「3.15」晚會都是監督別人的,後來「大概八點二十發」及其主持人出事,甚至頻道總監更迭,央視財經頻道卻變成被圍觀的對象,成為輿情的主體。其實媒體本身應對輿情事件的能力是相當差的,因為過去總是曝光別人的輿情,還不適應這種易位。
二是去中心化。新媒體的特徵就是去中心化,但是每個主體總是期望成為新的中心。就議題設置的主導來看,前兩年微博最活躍的時候是大V在主導,這兩年則是企業、政府以及官方的媒體和新媒體平台等。大V的黃昏,正好趕上官V的「新婚」。這體現了話語權的轉移、影響力的遷移。
三是去中介化。某企業發言人說去年少開了大概20場發布會,因為他們企業在微博微信等平台有了一千多萬粉絲之後,很多事情都通過新媒體平台發布了。企業的輿論傳播越來越去中介化。企業和企業的產品、渠道等本身也是媒體,再加上運用新媒體,就會省略了媒體這個中介,這可以算得上目前傳統媒體焦慮的原因之一。
四是泛意識形態化。我們會發現,有很多正面報道會引發負面效應。像《遼寧日報》調查報道,最近參評中國新聞獎又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正能量的傳播也會引發質疑。還有加多寶的「感謝」系列公關營銷案例,雖然表面看起來是很新奇的策劃,其實容易引發意識形態方面的關聯。不作死就不會死,這種泛意識形態化的策劃要不得。
五是路徑依賴固化。目前移動互聯網的入口比較多,諸如微博微信客戶端等,公眾喜歡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和路徑獲取信息。在微信去媒體化的情況下,微博的活躍度在降但是影響力並沒有降,很多輿情事件都是通過微博發酵發展的。相比之下,微信製造話題、引發話題的能力還是稍弱。
4、企業危機識別及其演變機制
企業危機基本可以分為四類:政治危機、道德危機、法律危機和事件危機。大部分的危機都屬於事件危機,法律危機比較好處理,最難處理的是道德危機,因為從道德上直接就把企業否定了。
互聯網時代下大多數危機也有一個發生、發展、發酵、傳播、演變的機制。一般通過媒體報道或是網友爆料,危機就發生了;網友討論形成輿論即為危機發展時期;輿論領袖加入形成輿論壓力,輿情繼續發酵;然後多家媒體就會深入去挖,危機升溫,這時有些企業會採用鴕鳥政策不回應,也可能就此沉寂,也可能帶來更大的風波。主動引導,還是必要的。如果應對失當,有可能產生次生輿情。即使處理得當,也會在網上留下痕跡、形成段子,影響仍然長期存在。所以我們強調危機預防為主,從預防到研判、控制、解決再到化危為機,化危為機是理想狀態,一般情況下能夠化危為安就算達成目標了。
5、輿情研判遠比處置更重要
企業輿情的處理一般遵循兩個閉環。內部閉環從輿情監測、輿情研判到輿情處置,外部閉環是從媒體公關到議題設置到主動引導。
就輿情監測來講,它是基礎。目前國內一些監測平台已經從過去的垂直搜索系統到大數據的雲平台,但是還存在著一些盲區,比如微信(朋友圈)、視頻(音像圖文轉換)、海外輿情(語種轉換)、客戶端(封閉平台)。
就輿情研判來講,是實操中最需要考慮的問題,它比處置更重要。一是從定量到定性。定性好說,而定量則需要認真衡量,比如微博轉發多少算熱門,是著名的「500條」么?微信閱讀多少算熱點輿情,是目前的平台的最大顯示「10萬+」么?網路媒體轉載多少篇算熱點輿情?主流媒體多少家報道算熱點輿情?都需要研究。二是從研判到預判。過去我們根據報道和事實進行判斷,現在更傾向於依據情緒、搜索和口碑。比如從搜索平台上看關聯詞,從而發現和關注問題;口碑成為研判的依據,根據自媒體被轉發、被 、被圍觀的情況進行判斷。
就輿情處置來講,主要把握好戰略、戰術、執行三個層面,也就是道、術、勢。在一定程度上,研判比處置重要。只有準確地識別危機種類,准確判斷危機事件處於什麼階段,才會更有利地解決危機。
6、企業輿情處置的「道、術、勢」
就輿情處置的戰略而言,要擁有三個制高點,即輿論制高點、理論制高點、道德制高點。過去我們往往只在輿論的制高點上做文章,而忽略了後兩個更高的需要佔據的高地。那些從理論上否定企業存在的價值、行業發展的趨勢,那些從道德上一棍子打死的問題,對企業的傷害更大。因此,加強理論研究、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也是預防企業危機的戰略布防。
就輿情處置的戰術而言,要要把握三個第一,即第一時間、第一定義、第一態度。首先是「第一時間」。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輿情處置沒有黃金時間,只有第一時間。其次是「第一定義」。即怎樣定義這個事件。大家對某一事件會更加註重它的性質和精神,所以定義權特別重要。定義權掌握在事件當事人、媒體、意見領袖手中,也掌握在政府領導和企業手中,關鍵在於「口徑」,口徑原本是一個軍事術語,20mm以下為槍,20mm以上為炮,槍和炮的威力不可同日而語。危機越是嚴重,企業的口徑越能體現它的戰略。比如近期的劉春寧被拘事件,阿里的聲明先切割、再打感情牌,突出人文關懷,有文藝范兒;而其後騰訊的回應則出於理性、條分縷析。這兩個都獲得不錯的反響,算是應對比較好的公關文案。三是第一態度。比如2013年被剪輯的中石化咸寧「見死不加油」事件,很快就上升為道德危機。中石化湖北公司第一時間發布聲明,表示尊重生命、主動致歉、嚴肅調查、辭退職工。之後全媒體還原真相,原來的報道忽略了很多事實和細節,贏得公眾理解。
就輿情處置的執行而言,要分級分類處理,還要發揮三種力道: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具體操作中,失實報道一定要辟謠;局部出錯要切割;出現問題,就要表態認錯負責任。總之,全媒體時代的輿情處置,一是回應要快,解決什麼時候說的問題,因為你說或者不說,麥克風就在那裡,總會有人搶著去說……;二是回答要准,解決說什麼的問題。你可以什麼都不說,但開口必須講真話……;三是互動要誠,解決怎麼說的問題,把媒體、粉絲當朋友,他們才能接受你的觀點……。

❹ 2017年宣傳輿論工作怎麼干如何辦好教育新媒體

你好: 新媒體改變了社會傳播關系,對傳統思想宣傳工作方式提出了嚴峻挑戰。新媒體環境下,加強思想宣傳工作是保證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鞏固黨執政基礎的迫切需要,而「互動」是新媒體環境下做好思想宣傳工作的基本途徑。 新媒體對思想宣傳工作提出的挑戰 新媒體增加了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構建的難度。一方面新媒體使人們的思想交流呈現全球化、中國絡化、社會化趨勢,這極大拓展了意識形態影響的空間,多元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擠佔了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空間;另一方面由於新媒體使個人和非政府組織信息發布、傳播能力大大提升,各種思想和觀點得以進入人們的視野,使人們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選擇呈現多樣性、分散性特徵,選擇性的增加給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構建帶來困難。 新媒體弱化了傳統思想宣傳工作的有效性。新媒體顛覆了傳統媒體自上而下、單向、點對面的傳播方式,形成了一種去中心化、彌漫狀、以互動為重要特徵的傳播方式。這種改變使傳統思想宣傳工作的有效性受到極大影響:一方面,傳統自上而下單向傳播方式構成的官方輿論場與新媒體構成的民間輿論場重疊度降低,使得傳統宣傳思想工作對民眾影響的覆蓋范圍縮小,思想宣傳工作以往的主導地位被削弱,另一方面,「互動」是新媒體時代的重要特徵,人們更願意接受「互動」參與式的思想交流,而單向灌輸方式的傳統思想宣傳工作方式越來越難以被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所接受。 思想宣傳工作面臨的環境特點 新媒體的便捷性、易獲性和黏合性優勢,使思想宣傳工作的環境發生了重要改變,這種改變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媒體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新媒體方便和豐富了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和渠道:一方面智能手機的發展和「微信息」的流行,使人們能夠在快節奏的工作和生活縫隙中利用零散時間獲取信息。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習慣於利用等車、乘車、用餐、甚至步行等時間進行「快餐式」閱讀(或觀看);另一方面,新媒體的易獲性和強有力的搜索功能及鏈接功能,使人們越來越趨向於通過新媒體方式獲得和獲取信息,這使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在民間(尤其年輕人中)越來越被邊緣化。而新媒體信息傳播特有的「推送」方式,更加劇了傳統媒體被邊緣化的程度,因為「推送」是傳播者主動將新聞、信息等推送到受眾手機或電腦上,而不需要受眾自己動手去查找,但傳統媒體(例如紙質報紙、電視新聞等)沒有這種主動「推送」的功能。 新媒體改變了信息傳播方式。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傳播方式最大的不同在於:新媒體在一點擴散之後,會迅速轉變為多點擴散的方式,而傳統媒體則是以一點為中心傳播擴散。由於新媒體能夠滿足人們固有的表達參與慾望,同時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轉播功能,這使得人們在接受到信息後,會迅速成為積極的信息轉播者,通過微信群、微博群、QQ群、博客等多種渠道對信息進行二次或者多次的轉播,而收到這些二次轉播信息的受眾又會以同樣的方式繼續轉播,如此往復。新媒體的這種傳播特點,相當於動員起了所有受眾的力量共同參與到信息的傳播中,使信息傳播呈現核裂變擴散趨勢。而傳統媒體一次傳播後,受眾難以進行二次轉播(如:民眾很難對報紙、廣播、電視等進行二次傳播),所以其傳播力度和廣泛性遠遠低於新媒體。 新媒體重構了人際交流關系。新媒體具有顯著的用戶吸引力和黏合性優勢,能夠將人們聚集黏合在一個個小眾人際交流圈中,而這些小眾人際交流圈是相互交疊、相互影響的,可以瞬間對某一問題構成大眾的討論。圈子在交流中會不斷擴展(也會縮減),並繁衍或者分裂出新的人際交流圈。新媒體的這種吸引力和黏合性優勢,來自於新媒體用戶之間的「互動」。人們之所以忠誠地留在一個人際交流圈中或者加入一個新的人交流際圈,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滿足其表達被關注的需求。例如:人們願意聚集在論壇、微博群、微信群、QQ群中,除了可以發表個人觀點和分享他人觀點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其言論或觀點能夠獲得他人的評論或轉播(「互動」)。由此可見「互動」構成了新媒體傳播功能外的另一個功能,即: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新媒體的這種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重構了現實社會中的人際交流關系,傳統以「單位」和「家庭」為基礎的人際交流關系正在被新媒體重構的人際交流關系弱化。 「互動」是新媒體環境下做好思想宣傳工作的基本途徑 針對思想宣傳工作面臨的新挑戰和新環境,傳統思想宣傳工作必須轉變觀念、調整方式。新媒體環境下做好思想宣傳工作,必須以「互動」為途徑。 「互動」是提高思想宣傳工作有效性的基本途徑。新媒體環境下,信息的傳播、人們的聚集和交流,都是以參與「互動」為基礎的。因此要提高新媒體環境下思想宣傳工作的有效性,必須轉變自上而下單向灌輸的方式,而以廣泛深入到社會人際交流圈中與民眾開展「互動」為途徑。在新媒體環境下,做好思想宣傳工作僅僅依靠宣傳部門和傳統媒體是不夠的。一方面,宣傳部門人員有限,無法全面覆蓋和滲透到彌漫狀分布的社會人際交流圈中與民眾互動;另一方面,傳統媒體即便是採用了新媒體傳播的方式和手段,但如不能廣泛深入地與社會人際交流圈中的民眾形成「互動」,也難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因此,新媒體環境下做好思想宣傳工作,必須動員基層組織和全體黨員幹部都積極參與到思想宣傳工作中來,成為社會人際交流圈中的一員,這樣才能實現與民眾的廣泛「互動」,才能有效地宣傳民眾、動員民眾。 「互動」才能增加官方和民間「輿論場」的重疊度。新媒體環境下影響思想宣傳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媒體構成的民間「輿論場」與傳統媒體構成的官方「輿論場」重疊度低。而官方和民間「輿論場」重疊度低的重要原因,一是民眾政治參與和訴求表達渠道不暢,二是官方和民間參與對方「輿論場」的討論存在制約和障礙。通過新媒體(如政府中國站、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構建「互動」平台可融合官方和民間的「輿論場」,以此提高官方和民間「輿論場」的重疊度,從而增強思想宣傳工作的影響力和有效性。一方面「互動」平台可為民眾政治參與和訴求表達提供渠道,吸收民間意見和建議,泄放民間輿論強度,同時為民眾提供參與官方「輿論場」討論的條件和途徑;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間的「互動」平台,可通過制度設計促進黨政機構和黨員幹部更加密切聯系群眾,通過與民眾交流對話,深入到民間「輿論場」的討論中,從而引導輿論,並將思想宣傳工作融匯於回應和服務於民眾訴求之中。盡管目前政府中國站、政務微博和政務微信發展迅速,但其中很多與民眾的「互動」非常不夠,這一點可從政務微信、微博轉播和評論的數量得到證明。 「互動」的根本性在於了解民眾訴求與滿足民眾訴求之間的「互動」。做好思想宣傳工作,必須把服務民眾同教育引導民眾結合起來。因此,「互動」並不意味著僅僅通過新媒體手段與民眾進行「互動」,也不意味著僅僅與民眾進行信息互動,而是全方位的、系統性的「互動」。「互動」的根本性在於了解民眾訴求與滿足民眾訴求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是「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互動」;是民眾參與決策調整之間的「互動」;是宣傳與服務之間的「互動」。 「互動」是新媒體環境下做好思想工作的基本途徑。只有深入到每個社會交流關系圈中與民眾構成普遍的「互動」,思想宣傳工作才能取得成效。這就需要動員全體黨員幹部都積極地參與到與民眾的「互動」中來,同時建立制度予以支撐和保障

❺ 對網路輿情反轉怎麼看

網路輿情反轉,如果引導得當,引領有力,反轉是可能的。
反轉網路輿情的三個重要環節
(一)網路意見領袖聲援正面輿論
拉扎斯菲爾德在「伊里調查」的研究報告《人民的選擇》中,提出了「意見領袖」和「兩級傳播」概念。「意見領袖」指活躍在人際傳播網路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觀點或建議並對他人施加個人影響的人物,是媒介信息的影響的中繼和過濾環節。「兩級傳播」即信息傳播過程中表現出的「大眾傳播」→「意見領袖」→「一般受眾」過程[1]。
在網路傳播語境下,意見領袖不僅僅是對大眾傳媒信息的中繼和過濾,其本身也是向廣大受眾傳遞信息的信源,能夠起到「大眾傳播」的效果。此外,網民對網路意見領袖存在顯著的主動需求:1.網民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習慣於接受意見領袖的信息指導,致使如微博大V、樓主、版主等作為網路意見領袖常態化存在;2.網民在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突發事件面前有消除信息不確定性的需求,需要在某一專業領域具有知識優勢的意見領袖來完善信息、給出意見。因此,在網路傳播去中心化思維泛濫的情況下,要牢牢把握網路意見領袖這一輿情導控環節,提高正面輿論的聲量、強化理性網友立場、使搖擺不定者的態度結晶,與主流媒體一起凝聚成使正面輿論中心化的向心力。
(二)主流媒體擔當權威信源
流言是「在人們之間私下流傳的對公眾感興趣的事物、事件或問題的未經證實的闡述或論釋」[3]。「當維美不再唯美」未經證實的言論在網友「有圖有真相」的信息處理框架下掩蓋了其流言實質。
(三)深度評論調解網民心理
對網路輿情的導控不能僅僅流於輿論熱點的現象表層,還應該對輿情背後的心理動因加以引導,以此轉變大眾的思維定勢,減少情緒化、標簽化的網路傳播行為。社會心理學認為,任何信息的報道,對某些事實的描述,如果不加專門的闡釋和評論,對人們的思維定勢是幾乎不產生任何影響力的[4]。因此,深度評論是對網民心理進行深度的引導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網路媒體、新媒體採用文字、圖片、視頻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超文本報道、評論,能夠更加立體地、形象地傳遞媒體立場,傳播主流價值觀。
熱度退卻之後的深度評論帶來的冷思考能夠超越對輿情本身的引導價值,上升到平和網民憤怒心理、緩和社會矛盾、凈化輿論形成環境的高度。

區塊鏈行業輿情研究報告

區塊鏈技術被認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發顛覆性革命的核心技術,在經歷了階段性的混亂以及泡沫期後,隨著國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關監管的落實,會逐漸+B39步入正軌,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2017年區塊鏈赫然火遍全球,成為焦點。如果說最開始區塊鏈的出現使得業界人士激動不已,普通群眾持事不關己的態度,僅是吃瓜路過的話,那麼現在就可以說區塊鏈已經快速並深入地走進了公眾的視野。
區塊鏈這一概念由中本聰於2008年提出,它所具有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特點,吸引不少投資者投身於此。區塊鏈逐漸走進各個行業領域,既帶來了可觀的變化,也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影響。
分析師通過對中國區塊鏈行業相關數據的收集整理,分析討論中國區塊鏈行業發展趨勢,區塊鏈熱度上升趨勢明顯由近半年內區塊鏈和數字貨幣的網路指數走勢圖可以明顯看出,區塊鏈熱度只增不減,到2017年末,甚至還出現爆發式上漲的情況。根據走勢圖可以預測,區塊鏈網路指數增長將在近期呈現出平緩趨勢。
與區塊鏈緊密相關的數字貨幣網路指數,在2018年之前和區塊鏈的網路指數相差不大,那是因為區塊鏈的火熱引爆比特幣的身價,很多人趁機跟風,使得市場一度混亂。從2018年初開始,區塊鏈的網路指數便遠遠超過數字貨幣,此般變化表明更多的人將目光投放在區塊鏈身上,這樣也將更有利於區塊鏈技術的健康發展。
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身價倍漲,ICO便順勢而生。ICO這樣的融資籌款模式,既類似於又區別於傳統的IPO融資方式,它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打開市場,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但是由於很多人居心叵測,再加上ICO目前完全不經任何嚴格的審查流程,使得ICO市場亂象頻發。ICO帶來的積極和消極影響,也使得各國在面對這一魚龍混雜的市場時,持有不同的態度。
根據部分國家對待ICO的態度信息表可以看出,態度最為分明的是中國和日本,中國全面禁止ICO項目,並定義其為非法融資行為;日本則允許ICO項目,並帶頭成立區塊鏈聯盟;菲律賓、俄羅斯、加拿大等國家則是採取監管+發展的模式,不禁止ICO項目,並且積極構建監管體系,美國由於是聯邦制國家,各州的態度不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香港和澳門對待ICO的態度和大陸是不謀而合的,而台灣則顯得大相徑庭,「台灣金融監管機構」的負責人承諾,將採取更友好的姿態,支持眾企業在台灣發展和採用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技術。
全國區塊鏈平台TOP10,主要集中在北上廣。
全國區塊鏈平台TOP10顯示,比特大陸、巴比特/區塊元和火幣網網羅了前三的位置,TOP10的區塊鏈平台主要集中在北京,大部分上線時間比較早,多集在2016年前。總得來說,區塊鏈的發展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還掀起了一股創業浪潮。
區塊鏈的相關企業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東三地,這是受區塊鏈技術的高壁壘所影響的。北京人才資源豐富,具有良好的創業環境,上海有著獨有的金融地位,在孵化區塊鏈應用最成功的企業上有著最大的可能性,而廣東有著濃厚的創業氛圍,這些都能夠吸引相關創業者,並促進相關企業落地。此外,杭州也得益於其優渥的互聯網金融行業,區塊鏈產業表現良好。隨著區塊鏈的發展,會有更多城市出現相關企業。
區塊鏈的熱度不減,也催生了大批相關的公眾號。由微信公眾號影響力TOP10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數字貨幣趨勢狂人」在近七天內的預估活躍粉絲達到80多萬,第二名的「王團長區塊鏈日記」預估活躍粉絲也接近50萬人,預估活躍粉絲接近40萬人的「幣姥爺」緊隨其後,排名第三,公眾號的增多也表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區塊鏈行業。
區塊鏈的風頭越來越盛,其相關崗位的薪資待遇在2017年11月之前平均薪資為2.38萬元,到2018年平均薪資已經達到2.58萬元。根據區塊鏈職位對技能的需求圖表可以看出,最重要的還是常用的開發語言(Go,C++,Java),此外還需要對密碼學、公式演算法以及智能合約等有足夠的了解,此外,也有運營等門檻相對較低的崗位。總的來說,現在區塊鏈行業的人才缺口是比較大的。
區塊鏈技術被認為是第五大最有可能引發顛覆性革命的核心技術,在經歷了階段性的混亂以及泡沫期後,隨著國家政策的介入以及相關監管的落實,會逐漸步入正軌,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區塊鏈在發展的時候難免會產生泡沫,但是這些泡沫會隨著區塊鏈的健康發展而逐漸變得可控,區塊鏈的發展前景以及能夠帶來的革新是不可預估的。今後,就將這個舞台交給它,靜觀其表演吧。

❼ 輿論的輿論危機

相對於傳統傳播環境,網路時代更易爆發政府輿論危機。網路空間的自由言論機制為非理性言論流行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信息爆炸的網路世界裡,人們不僅可以便捷地獲取各種信息,而且可以自主過濾與自己見解相反、興趣不一致的信息。後者增加了「群體極化」的可能性。偏頗的情感容易被無限制地宣洩,與極端意見相左的觀點卻因為畏懼粗暴攻擊不得已選擇沉默。有關政府的負面輿論一旦在網路中傳播,回應者要麼選擇順應,要麼選擇沉默,在政府公信力低的社會里更是如此。網路時代容易爆發輿論危機與網路信息傳播結構有很大關系,扁平的非線性的網路傳播關系是滋生謠言的「溫床」。網路中海量的信息使得信息消費者核實信息的真偽成本太大,這就使得網路媒介相比傳統媒介信息「著燃點」更低。有關政府的負面輿論更是如此,一旦出現馬上就能吸引網民的注意力,並通過微博、跟帖、網路聊天等形式迅速傳播。傳播的面越廣,信息的真實性就越沒有人去質疑;最後哪怕是謠言,在網路中也被認為是真實的。不僅如此,非中心化的網路結構解構了傳統的層級制,傳統的政府話語權被稀釋並受到空前的挑戰。網路新意見群體隨著網路技術的運用逐漸生成,並獲得了極大的話語權。貧富不均、個別政府部門行為不公、信息不公開透明等公共問題極易引起網民情感共鳴,在權威話語之外建構起強大的輿論壓力。現實生活中法律、行政、道德約束在「馬甲」的掩護之下而失去了應有的約束力,網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極易被放大,借具體事件而無限制發泄出來,從而形成譴責,由此引發輿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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