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碎片化

A. 如何理解受眾碎片化與媒體碎片化給廣告業帶來的沖擊廣告業應如何應對

媒介技術的變革與創新把我們帶入了「碎片化」的媒介融合時代，層出不窮的新媒體形式改變著現代社會的信息傳播方式，隨之帶來消費者信息接觸方式與思維方式的轉變，媒介計劃、廣告營銷工作越來越需要創新性。新媒體時代，媒體經營已經逐漸不再僅限於廣告的概念，從「廣告」到「窄告」，從單一廣告到「全面營銷」，真正的媒體營銷時代正悄然到來。
沖擊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信息傳播方式的革新
新媒體所帶來的信息傳播方式的變化，首先表現在傳者和受者身份的模糊和趨同。傳統媒體時代信息流是簡單的傳-受模式，而如今自媒體讓個體受眾擁有了話語權，每個人都可以是信息的發送者，他們可以利用社區、博客、電子雜志、及時通訊工具等編輯發送各種信息。新的網路結構和功能支持以用戶為中心的信息和網路服務，打破了傳受雙方的技術壁壘，受眾的參與范圍、互動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二）廣告營銷對象的變化
新媒體環境下消費者的特徵是選擇性接受信息、主動傳播信息，並且以移動媒體為中介呈現出分眾化、碎片化、移動化、易整合性等生活形態的新特徵。分眾化：消費者被劃分為一個一個群體，他們各自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每個群體可能和另外的群體有不一樣的心理需求或者產品的功能需求；碎片化：傳統的社會關系、市場結構及社會觀念的整一性——從精神家園到信用體系，從話語方式到消費模式一一瓦解了，代之以一個一個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異化訴求及社會成分的碎片化分割； 移動化：移動終端的發展，尤其是伴隨著3G技術的革新和大規模應用，數據承載和傳輸能力大為提高，移動互聯網也將和互聯網一樣，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易整合性：營銷對象的具體和小眾決定了媒體和廣告商更加容易了解受眾、了解市場，所謂分眾，也是容易聚合的。新媒體的受眾，本身就是一些具有相似特質的群體，在一個小范圍中具有極高的凝聚性，在一定的條件下，把這些小的分眾群體、碎片整合起來，消耗的能量反而比傳統媒體要小，運作也更有效，「碎片」不碎，「分眾」易合，正是新媒體廣告營銷的突破點。
廣告業應對：
（一）重視用戶需求，聚焦融合資源
（二）用好營銷工具，技術創意並重
（三）避免形態克隆，明晰盈利模式

B. 請問「碎片化生活」的含義是什麼請舉例說明。

1、碎片化生活指完整的東西破成諸多零塊的生活。

2、舉例：

①如果讓一個普通人描述自己十幾年前的媒體接觸方式，簡單的幾句話就可以描述清楚：白天看報紙，晚上看電視。但是，人們的生活被很多碎片化的內容切分，在信息傳播進入網路時代以後，碎片化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傳播語境的一種形象性描述。

②報紙定位變「泛眾傳播」為「分眾傳播」。平面媒體常常開始圍繞著「讀者關心的是什麼」來做文章，習慣於思考整個報紙定位的問題。然而，在碎片化時代，報紙要「包攬天下」的操作難度很大，而要辦一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的報紙也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看到讀者的反饋信息，編輯記者們常常哀嘆「眾口難調」。傳統報業雖然在自身定位和讀者定位方面有專門的選擇和設定，但相對來說，大部分報紙的受眾群體定位較廣，屬於泛眾傳播的類型。而現今受眾人群不斷呈現出分眾化的趨勢。「多種媒體，一個聲音」的傳播方式，已不能滿足「碎片化時代」不同受眾群體的信息需求。

C. 向碎片化閱讀要質量的中心論點是什麼

碎片化閱讀是指利用短而不連續的時間片段進行簡短而少量的文本閱讀。「碎片化閱讀」的特點即閱讀模式不完整、斷斷續續。

D.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什麼新挑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事實正在發生深刻變革。與工業時代的傳統政府治理習慣以部門為中心來解決問題、各部門獨立辦事的行政模式不同，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模式必須與大數據、時效性等緊密結合。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
政府治理對象的雙重性
個人既是公民也可能是網民，組織既是實體的也可能是虛擬的，社會形態隨之分化為現實社會和網路社會。
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利用大數據技術，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關聯處理，能夠准確識別個人、組織、社群的行為特性和活動規律。政府作為「權威的一般性履行」的主體，可以制定並實施「量身定製」的公共政策，從而實現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伴隨著互聯網的加速普及，很多人通過互聯網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意識到需要運用視頻訪談、社區論壇、微博、微信等新的網路渠道與民眾直接溝通，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建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互聯網重構了個人、組織、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顛覆了傳統的治理模式和方式，給政府治理帶來了無法迴避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時效性
互聯網擴大了政府治理的邊界，要求政府對公眾需求作出即時或瞬時回應。互聯網不受時間和空間的束縛，按照7×24×365（7個工作日、24小時、一年365天）的時間維度運行，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表達訴求和期待，甚至可以發泄不滿和抗議。他們隨時隨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發布於網路。那些可能讓公眾感同身受的信息，依託互聯網傳播的放大效應引發強烈的社會共鳴，從而要求政府部門及時作出回應。如果政府部門仍然墨守繁文縟節、久拖不決等陳規，或者抱有「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最終就有可能導致事態的演變超出各方當事人的預期。
復雜性
互聯網的普及喚醒了人們的權利意識，相應地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難度。比如在個人信息泄露及其所對應的個人隱私保護方面，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2015年3月發布的《2014年度消費者個人信息網路安全報告》，約三分之二的受訪消費者在過去一年裡曾遭遇過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被竊取。對此，受訪消費者普遍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承擔相關責任。
信息不對稱性
海量數據催生了信息冗餘，信息冗餘並不意味著能夠消除信息不對稱，相反，信息越充裕，信息處理成本就越高，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往往也就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資源去篩選和處理各類數據，以甄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條件變數和約束變數。
隨機因素干擾
政府治理面臨的隨機因素不斷增加，放大了治理機制缺失的弊端，進而嚴重影響了公共政策和政府的權威性。互聯網所構建的開放環境一般是在「匿名」狀態下運行的，其本身無法排除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不良和不實信息，這使得政府治理面臨著很多隨機因素。如果不能及時澄清並清除這些隨機因素，很可能會釀成事端。
身份認同危機
近年來，中國的數字鴻溝一直呈擴大趨勢。中國城鄉間、地區間等的數字鴻溝，正逐步表現為寬頻鴻溝、應用鴻溝、技能鴻溝以及知識鴻溝，以至其所可能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會嚴重影響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從而使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可逆轉的「馬太效應」，影響政府治理的效果。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新思維——三個「必須認識到」
首先，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平等參與的平台。互聯網就如同一個政策對話場和治理論壇，人們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和不滿。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為政府提供了聽取社情民意的直接渠道。中國政府網開設的「我向總理說句話」的常設窗口，從2014年3月到2015年2月27日共收到超過12萬條網民留言，其中很多建議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依據和民意基礎。
其次，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多中心的、具有自組織功能的社會化網路。多中心特性就意味著無論是言論還是權威都帶有「去中心」「碎片化」和「去行政化」的色彩，公信力必須建立在整個社會話語和共識的基礎上，因而政府治理必須與多中心密切互動。同時，行為當事人的話語往往更加能夠引發社會共鳴和共振，因此，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有了自主治理、協商治理和闡釋治理等多元趨向。
最後，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所及之處就是治理所及之處。隨著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等新興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應用，網路幾乎覆蓋了物理世界的各個角落，基於大數據的分析，基本上描繪了經濟社會運行的一幅全息圖。
互聯網的出現，促進了公眾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期望值的提升，不斷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面向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轉型正在逐步展開。人們往往認為，互聯網所帶來的未知因素遠遠多於已知因素，而實際上，互聯網真正帶來的是探索未知因素的無窮可能性。我們既不能將現實社會的治理困境和尷尬歸咎於互聯網，也不能對互聯網所「賦予」的效率抱以幻想，畢竟互聯網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本身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對象。
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永無止境。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E. 俞可平：如何防止改革碎片化

「要加強對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和戰略研究，與其設立新的『改革委』，不如建立和完善中央的決策咨詢協調機制。」 俞可平簡介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理事會制度治理議題組成員。推薦機構為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理事會網路（Global Agenda Councils）。該機構匯集來自世界各領域專業人士，根據不同議題分設88個理事會，就全球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議。 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媒體輿論中關於恢復「體改委」、踐行「頂層設計」的呼聲不絕於耳，相關專家學者或回憶總結「體改委」經驗，或著力探討當前環境下可行的新的「體改委」的框架。《財經國家周刊》為此專訪了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建立超越部門利益的決策機構 俞可平：在利益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各個利益群體必然要通過自己的代言人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另一方面， 政府的政策也必須盡可能地反映社會各個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的利益之爭和政治博弈通常體現為各個智庫間不同的政策倡議。每個利益群體都希望政府政策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傾斜，但既得利益群體由於占據社會的主要資源，他們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通常是最重要的。 黨和國家的決策要不被既得利益群體綁架，決策者僅有「執政為民」的意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發展起一整套科學合理的決策程序和機制，讓不同的利益團體，特別是弱勢群體，都有通暢的利益表達渠道。 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存在著的各種官方的和民間的政策咨詢機制，大多都有明顯的部門利益和群體利益偏好。這種利益偏好有時甚至不是故意的和自覺的，而是無意的和不自覺的。我們可以發現，不少公共政策是在「國家」和「人民」的名義下，尋求部門或群體利益的增長。決策者要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目標，就要建立一個超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群體利益的決策咨詢機制，並且依靠這個決策咨詢機制實現公共政策的「帕累托最優」，即所有相關者的利益均有所增加，避免多數人的利益受損。 至於黨政機關內部數量眾多的各類「研究室」、「研究中心」，嚴格地說，還說不上是政策咨詢機構，它們的主要職能是為各級領導起草文稿，是「寫作班子」。改革各類黨政部門的「研究室」，應當及早提上議事日程。這既是領導幹部轉變文風和作風的需要，更是建立現代政策咨詢機制的需要。 加強對改革的頂層設計研究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這種呼籲，它反映了人們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某種期待和擔憂。改革要深化，在一些重點領域必須有所突破，就需要加強改革戰略的研究。缺乏長遠的和全局性的國家改革發展戰略研究，是我國現行決策體制的致命弱點之一。 同時，從國家層面看，公共決策存在著嚴重的碎片化現象，一些重大政策前後不統一，各個地區各個群體間不一致，一些政策甚至被部門利益和團體利益綁架。例如，最近披露的退休金高低相差50倍，就是公共政策碎片化的典型反映。其實，類似的政策碎片化在醫療、住房、教育、就業、低保等基本民生問題上，都有明顯的體現。 要有效克服這些弊端，設立一個超越部門利益之上的綜合性協調機構，專門負責研究和協調改革發展中的重大政策問題，對國家改革發展戰略進行「頂層設計」，確實有其客觀的需要。 俞可平：當然不能簡單地把是否設立這樣一個「改革委」當作是否真正改革的標志和信號。呼籲恢復原來的「體改委」或成立新的「改革委」，只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種思路。這種思路的優點是，有一個職司改革的專門機構，可以有力地推動改革的深化。但如果它一旦成為一個重要的職能部門，它就難免也會有自己的部門利益，自覺或不自覺地去尋求部門的職權。 其實我們還可以有另一種思路，即設立國家層面的綜合性決策咨詢協調委員會。凡是重大的國家改革發展政策，均須經過該委員會的討論審議。但它本身不是一個職權部門，而是一個政策咨詢議事機構。 與一般政策咨詢機構相比，它應當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它是超越政府各個部門之上、橫跨黨政兩大系統的綜合性決策咨詢機構，可以使國家政策具有整體性、全局性和戰略性，防止公共政策「部門化」和「碎片化」的弊端。其二，它既被充分授權，又被嚴格限權，任何重大政策均須經過該委員會的論證和聽證，但它本身無權制定公共政策。它也不是過去的「體改委」，它本身沒有任何審批權和決策權，其政策咨詢和研究的范圍也不僅限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域。 按照後一種思路，要加強對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和戰略研究，與其設立新的「改革委」，不如建立和完善中央的決策咨詢協調機制。 俞可平：與當年「體改委」面臨的情況極不相同，現在面臨的改革發展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體制的范疇，也遠遠超越了政府的管理許可權。如果社會政治體制不做重大的改革，如果黨政關系不進行重大調整，即使經濟改革也難以深化。 因此，如果要設立一個擁有足夠權威的國家層面的決策咨詢協調機構，就必須直接對中央最高決策者負責。這樣一個機構，不應當設在國務院下面，而應由中共中央來設立，並對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最高決策層負責。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將黨自身的改革與政府的改革統籌考慮，將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統籌考慮的時候了，否則，改革還會進一步碎片化。統籌考慮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恰恰是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建立現代決策咨詢機構的智囊團 俞可平：原來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它不僅是一個咨詢議事機構，也是一個決策機構，曾經是國務院的組成部門。當年的許多重要體制改革條例和規定，都是由體改委發布的。 如果要設立中央層面的政策咨詢機構，它不應當再成為一個新的職權部門，不應擁有原來體改委的那些決策權力。它的主要職能應當是兩項：一是研究設計重大改革的總體方案，二是咨詢協調國家的重大改革發展政策。 這些年來無論在中央層面，還是在地方層面，在黨政系統還是在學術系統，已經建立起了眾多的政策研究咨詢機構。但它們本身也處於嚴重的碎片化狀態，特別是體制外的政策咨詢機構，很難對中央政策產生影響。各官方咨詢機構之間，以及官方咨詢機構與民間咨詢機構之間，都缺乏一個統一的協調機構，中央的政策咨詢協調機構應當承擔起統籌協調的職能。 俞可平：中央層面的政策咨詢協調機構，其工作重點不應當是自己招募人員開展研究和咨詢，而應是擔負起統籌協調業已存在的體制內外各智庫的作用。它可以就中央政府的某個重大政策動議召集全國范圍內的相關專家學者進行研討、聽證和咨詢，也可以向全社會發布政策咨詢招標課題或委託課題。總之，我的想法是，它不應當把著眼點放在新增機構和人員上，而應當放在充分協調和利用已有的各類政策咨詢機構的作用上。 此外，民間智庫的產生和發展，是現代決策咨詢體系的一個顯著特徵。決策咨詢機構不僅僅為官方所有，非官方的民間智庫也開始對公共政策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這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個趨勢。民間智庫應當成為新型的決策咨詢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央和各級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要充分發揮這些民間思想庫的作用，包括委託決策咨詢課題、參與政策聽證和論證等。 俞可平：最聰明的人也是人而不是神，總有其知識、經驗和才能的局限。因此，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不僅自己要有雄才大略，更重要的是要善於吸取他人的智慧。 歷史上，政治家身邊總會有一群謀士，成功的政治家通常伴隨著傑出的謀臣、智囊、師爺。但在傳統政治下，決策者與謀士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一種私人的關系，而且缺乏制度性規定。在現代政治下，傳統意義上的謀士、智囊、師爺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的決策咨詢體制。重大政策應當經過專家的咨詢、論證和聽證，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性規定。從事政策咨詢的專家學者，不再是領袖人物的私人顧問，而是公共政策的專業服務人員。 是否存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公共決策咨詢體系，是判斷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的一個重要指標。合理的決策咨詢制度，對於政府公共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盡管我們習慣上還常常把那些從事決策咨詢的專家學者稱作智囊、文膽、顧問等，但我們必須明白，他們的作用與過去作為政治家私人顧問的謀士有實質性的區別。

F. 利用碎片化時間的名言

如何應對碎片化了的時間

碎片化，我們真的利用好了嗎？

碎片化，顧名思義，就是利用閑雜瑣碎的時間去做事。碎片化的時間，碎片化的閱讀，碎片化的購物，碎片化的社交……碎片化似乎已經成為了現代生活的代名詞之一。可是在碎片化日益普遍的現在，我們真正利用好它了嗎？現在我們所需要做的，其實是利用好碎片化的時間，而不是偷梁換柱。

我們並沒有理解並利用好碎片化的時間。隨著互聯網大快速發展，不少人感慨道「終於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去做想做的事情了。」可是，他們所利用的所謂的碎片化的時間真的是有意義的嗎？再看一條微博，再刷一次朋友圈，看完這條新聞就結束……諸如此類的語言在生活中隨處可聞，本來利用碎片化的時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到了這些人的手裡卻變成了披著「利用碎片化的時間」的「拖延症」了。於是乎，當大部分人認為自己為自己節省了不少時間的時候，拖延症也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等公交時，等飯時，掏出手機，上上淘寶，隨手一劃，幾十幾百的錢就用掉了，等到東西買回來之後才發現是自己用不大到的，於是只能用來積灰。

碎片化會使我們失去很多。由於碎片化的閱讀，我們不再注重於讀書中的內涵，也不再注重於對自己內心的思考。由於碎片化的社交，我們可能一會更這個人聊兩句，一會到另一個群里冒個泡，又去看看某個好友發來的文件。於是乎，我們發現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但是我們卻還什麼都沒有做。再如微信、QQ等推出的搶紅包功能，我們往往會告訴自己，反正搶一個紅包也用不了多久，結果呢？為了在下一個紅包出現的時候就搶到，我們往往會提前好一會就開始等待，心情較早的我們又能做好什麼事情呢？為了幾個只有幾分錢的紅包，這樣真的值得嗎？

我們可以利用好碎片化。真正利用碎片化的時間，是將一件復雜的事情分拆到不同的時間來做，而不是抱著手機說再看一條微博就去睡覺。至於社交，我們也要學會放棄，難道你不覺得在微信里為了一點點錢而虎視眈眈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嗎？這些時間，你做其他的事情的效益可遠遠大於這點錢了。如果一定要說最簡單應該怎麼做的話，那就從放下手機開始吧。只有當你真正需要的時候後再去看它，而不是有事沒事的捧著它。

應該說，我們大部分人還沒有利用好碎片化，為了不讓碎片化進一步的沖擊我們的生活，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困擾，我們最好還是學會如何正確的利用碎片化吧。

G. 「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這是為什麼

俗話說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但在這三到之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心到。很多人對於這句話表示很不理解，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心到眼到口到的意思，所以也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在三到之中，心到最為重要。那麼接下來小編就從這三到的含義開始，帶大家一起來分析一下，為什麼會這么說。相信大家在看了小編的分析之後，一定能夠明白為什麼在三到之中心到最為重要。

說到這里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為什麼心到如此重要了，讀書之時不怕有疑問，就怕不思考，不走心。要做到讀書心到，就要善於藉助外界幫助更好的理解書中每句話的意思。似是而非，一知半解不是讀書時的心到，吃透讀懂才是真正的理解。

H. 男科檢查報告精子DNA碎片化率是什麼意思

您是指精子DNA碎片化指數（DFI）高嗎？臨床上，精子DNA碎片化指數是用來檢測精子DNA損傷的程度，對判斷精子的受精能力、流產概率以及輔助生殖結局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正常參考值根據不同的檢測方法有所區別。根據精子染色質擴散試驗的檢測方法，其結果認為比例<10%屬於正常，在10%-15%之間則屬於輕度異常，在15%-30%之間屬於異常，如果該指標大於30%，則提示重度異常，這種情況表明輔助生殖成功的概率也可以明顯降低。
對於精子DNA碎片化指數高的人而言，醫生一般會建議進行諸如改正不良習慣、治療相關身體疾病，如炎症或精索曲張等。當然，適當補充一些微量元素也是可以幫助降低精子DNA碎片率的。比如愛思唯爾收錄的歐洲著名醫學期刊《e-SPEN Journal》上有過這樣的研究：在奧地利維也納的IMI生育中心，對比兩組男性的精子質量，一組男性補充左旋肉鹼、左旋精氨酸、鋅、維生素E、谷胱甘肽、硒、輔酶Q10和葉酸的活性化合物膠囊（也就是富精多膠囊），另一組不進行補充，做完對照，實驗發現補充這些微量元素的那一組人，中位數射精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進行性和總活力）和正常形態率分別提高33.3%、215.5%、83.1%、36.4%和23.0%，顯著高於對照組。
如果您有這方面的困擾，建議您全面的改善生活習慣、治療相關疾病，並且補充一些營養物。

I. 保險公司的碎片化管理

作為保險業的新興渠道，電商渠道近幾年發展迅猛。以財險業務為例，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發布的2014年前11個月數據顯示：在62家會員公司中，有33家公司開展互聯網銷售業務，有28家公司開展電話銷售業務。其中，電話銷售財險業務795.33億元，佔比11.74%；互聯網銷售財險業務440.7億元，佔比6.51%，兩項合計佔到財險業務的18.25%。那麼，在2015年，保險電商渠道又面臨著哪些機遇和挑戰？
監管篇
已落地或要落地的「靴子」
俗話說：「亞馬遜蝴蝶翅膀的振動到得克薩斯州就變成了龍卷風。」保險行業作為一個政策性極強的行業，監管機構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在保險市場引起劇烈動盪。近兩年，監管機構先後就保險電商渠道的發展出台了一系列意見、辦法，這些意見、辦法有的已正式實施但細則還未出台，有的正處於徵求意見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這些意見、辦法無疑將深刻地影響著保險電商2015年的發展。
2014年8月份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第一次將保險業的發展提到了國家層面，被譽為保險業的「新國十條」。「新國十條」中明確提出「支持保險公司積極運用網路、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促進保險業銷售渠道和服務模式創新」，可以說是為未來保險互聯網發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具體如何支持？有無細則出台？保險公司在致力互聯網渠道發展的同時，內心不無期盼、希望「新國十條」這支「靴子」落地的聲音更響些、動作更實些。
如果說「新國十條」是保險電商在2015年面臨的第一隻「靴子」，那麼《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則將是落地的第二隻「靴子」。2014年12月10日，保監會公布了該辦法的徵求意見稿，在《徵求意見稿》中險企嚴守屬地銷售的限制將被放開，此外，險企通過社交軟體等開展互聯網保險業務也會被納入監管，這有利於保險業藉助更加豐富的互聯網工具進行創新。但令眾多保險機構忐忑不安的是，在徵求意見稿中第29條規定「保險集團公司依法設立的網路平台,參照第三方網路平台管理」，而「第三方網路平台只能提供純粹的平台服務，不能參與承保、理賠、退保、投訴及客戶服務等環節。」如果這一規定落地，勢必對一些保險機構集團官網的業務經營許可權產生直接約束，不利於實現保險機構系統內網銷資源整合的戰略部署。據悉，一些保險機構已經通過不同渠道向監管機構反饋意見，希望監管機構對第三方網路平台重新定義。
如果說《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的落地將對保險互聯網渠道布局產生影響，那麼在2015年即將落地的《深化商業車險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將沖擊電網銷渠道價格優勢。2014年7月，保監會向各財險公司下發《關於深化商業車險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就車險費改核心要點徵求業內意見。以往保險公司推出電網銷車險，因為拋開中介通常可讓消費者享受額外的15%折扣。但是如果按照新的費率體系，每個渠道原則上都可以按照自主渠道在7折以上的范圍內來進行費率浮動。該指導意見若落地，電網銷渠道價格優勢將不再獨有，很有可能對電網銷渠道產生沖擊。
除上述三個意見、辦法外，在2015年對保險電商渠道還將產生深刻影響的是電話銷售禁撥管理制度。2013年，保監會先後出台了《人身保險電話銷售業務管理辦法》和《規范財產保險公司電話營銷業務市場秩序禁止電話營銷擾民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提出保險公司及保險代理機構應建立健全電話銷售禁撥管理制度。市民只要登錄專門的網站，將自己的手機號碼登記之後，即可屏蔽保險公司的電話銷售，並可同時設定禁撥期限。禁撥管理制度實施以來，一直持續發酵，先後有廈門、北京、上海、大連、浙江、廣東、河北、江蘇、雲南、黑龍江、江西、湖南、天津等地設立禁撥平台。禁撥平台導致網銷撥打范圍進一步減少。其中，北京市禁撥平台一年登記禁播電話號碼4萬多，河北省禁撥號碼登記平台一年登記禁撥號碼61335個。
同業篇
互聯網保險進入「新常態」
與電銷渠道相比，互聯網渠道發展的更晚、更快，前景也更廣闊，可以說是觀察保險電子商務發展的一個「窗口」。
經過2013年互聯網保險元年的探索和2014年的調整，目前互聯網保險正步入一種「新常態」。
首先，具有互聯網思維的保險產品開始嶄露頭角並將成為今後主流。長期以來，保險網銷一直以理財產品和短期意外險為主，從某種意義上講，只不過是將傳統保險產品搬到線上而已。但是2014年，一批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保險產品開始涌現，代表產品有退貨運費險、眾樂寶、快遞延誤險、貨到付款拒簽險、個人賬戶資金安全險等。
這些保險產品具有以下共同特點：一是定製開發基於互聯網場景下碎片化的需求，保障范圍小而明確，比如退運險針對網購退貨環節的運費問題，眾樂寶、參聚險等保證金保險針對電商消保環節的保證金問題；二是產品定價基於客戶信用、經營數據、歷史行為等多方面大數據；三是產品價格因保障范圍小而很低，具有「小金額、大批量、高頻次」的特點。盡管眾安保險的退貨運費險每單平均僅有0.7元左右，但是在「雙十一」當天保單量突破1.5億，保費突破1億元，呈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可以預計，具有互聯網思維的保險產品將成為未來互聯網保險產品的主角。
其次，注重融合、強化傳播將成為互聯網保險今後營銷的基本特點。前些年互聯網保險營銷媒介缺乏、手段單一，近年隨著微博、微信、社區、論壇等社交媒體的興起，傳播媒介日益豐富，並且在手段上除傳統的禮物贈送外，積分、服務、保險等也成為保險公司促銷的「利器」，並且經常融合使用。平安官網2014年12月推出的「買車險、抽紅包」活動，就將贈險（可立減保費）、贈禮（可到平安車主商城兌換各類車主用品）、贈服務（可到平安車主商城兌換各類汽車養護服務）、贈積分（平安萬里通積分）融為一爐，任由客戶選擇。另外，由於當前是信息社會信息繁雜，各家保險公司在營銷方案推廣時更加註重傳播，確保相關信息能及時、准確到達目標客戶。
例如，陽光車險電網銷在2014年「雙十二」推出營銷活動時，事前以《陽光車險互聯網新玩法雙十二車險省錢風潮》、《雙十二戰火四溢陽光車險四大法寶護身》等為題進行新聞預熱，製造熱點話題，覆蓋上億人次。事後以《陽光產險網電銷強勢崛起單日保費破兩億大關》、《陽光產險網電銷「雙十二」再現互聯網速度》進行收官，牢牢掌控宣傳的主戰場，形成完善的閉環。
第三，場景化銷售成為互聯網保險銷售的基本模式並將長期存在。與傳統保險銷售的拉客戶、反復推銷的模式完全不同，互聯網保險消費基本上是場景化消費，將保險服務嵌入購買、支付、服務等環節，契合用戶保險需求。比如退運險，是將保險服務嵌入到退貨流程中；眾樂寶、參聚險等保證金保險，是將產品整個流程完全嵌入消保流程中。因為場景化、嵌入式銷售，使客戶常常在購買流程中意識到保險的重要性、必要性，進而使互聯網保險產品的購買轉化率得到提高。例如，中國人壽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與「快的打車」合作推出的「一號專車」道路承運責任保險，就具有場景化銷售的特點，保險業務能夠根據場景服務的高速增長而隨動增長。上線之初，該保險日單均量為2000-3000，一個月後接近5000，目前日均單量將近4萬單。
第四，互聯網保險銷售載體從PC端向移動端轉移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移動互聯網既保留了固定互聯網的諸多特點，又適應「碎片化」時代人們隨時隨地上網的需求，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並將成為未來「互聯網白金十年的主角」。2014年7月，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網民已達6.32億，其中手機網民達5.27億，手機網民規模首次超越傳統PC網民規模。網路百付寶數據顯示，2014年第三季度，用戶在移動端上網的比例提升83.4%，超過了PC端。
順應這一趨勢，互聯網保險產品銷售載體也應從PC端向移動端轉移。2014年12月，中國人保專門聯合滴滴打車開展了送紅包游戲以慶祝移動端保費銷售破8億元，可以作為這一趨勢的縮影。
技術篇
科技改變世界
2014年歲尾，一篇《比價神器透底：同車同險價差最高近千元》的新聞稿在保險圈及消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響。稿件報道中國首個微信車險比價神器——「最惠保」面世，該比價器對接了市場上提供網路車險的主流保險公司，車主在微信上輸入用戶信息和投保方案後，就可獲得不同保險公司的直銷報價。「最惠保」的出現，使本已火熱的互聯網保險又添「一桶油」，不少保險公司驚呼「真的是科技改變世界」。
除比價神器外，讓各家財險公司還感到科技壓力的還有車聯網的興起。車聯網作為物聯網的一個細分領域，是指由車輛位置、速度和路線等信息構成的巨大交互網路。通過GPS、RFID、感測器、攝像頭圖像處理等裝置，車輛可以完成自身環境和狀態信息的採集;通過互聯網技術，所有的車輛可以將自身的各種信息傳輸匯聚到中央處理器;通過計算機技術，這些大量車輛的信息可以被分析和處理，從而計算出不同車輛的最佳路線、及時匯報路況和安排信號燈周期。隨著車聯網的興起，車聯網保險也應運而生，成為改變車險行業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
首先，車聯網保險能提升車險定價的科學性、公平性，針對不同個體設計差異化的費率，比如駕駛行為和習慣較好的、行駛時間較短的用戶保費更低。其次，車聯網保險有利於保險公司加強理賠的風險管理，降低道德風險；另外，還可提高保險公司的盈利水平，對消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增值服務。人保財險執行副總裁王和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曾表示，「車聯網將從根本上改變車險行業，可能引發一場革命」。
目前，人保財險、國壽財險、平安財險和太平洋財險等多家公司積極試水車聯網。其中，人保財險已完成了前期技術選型，比如選擇產品、保證設備穩定性等，第二階段，通過北京地區200輛車輛安全完成了模型測試，正在全國五個城市開展15000輛車輛的中期實驗，完善技術模型並驗證商業模式，待後續大規模推廣。
車聯網之所以被保險公司高度看重，其根源還在於它能為保險公司提供客戶關於駕車信息的大數據。大數據對保險業影響深刻，首先是有可能改變保險業商業模式。依託於大數據背後素材的挖掘，剖析出客戶要什麼，再實施以客戶需要為主導的產品和服務策略，進而轉化成為保險企業的商業模式和價值。其次，有助於提升保險企業發展戰略。隨著大數據的挖掘和使用，有助於保險公司真正實現由以保費保單為中心到以客戶為中心的轉型升級和戰略提升。另外，大數據對保險技術和經營層面也產生深刻影響，不僅體現在保險產品定價、市場營銷等方面，它還有助於企業防範理賠環節的欺詐行為，優化服務流程，構建風險管理模型，以及對財務性指標進行監控和預測。具體到保險電銷，建立大數據下的精準營銷已成為未來保險電銷發展的共識。
但大數據從哪裡來？如何整合、存儲、清洗、應用？這成為各家保險公司探索的重點。
以獲取客戶數據為例，自2007年以來「平安直通」已直接採集近5億的白名單客戶數據，2014年的清洗翻打幾乎呼遍了全國的手機客戶，贈送出3億份意外險，獲客2.7億。為加強後期海量數據的處理，2014年6月份，泰康人壽宣布正式啟用雲計算中心，標志著泰康的「金融雲」概念正式落地到保險業務實踐。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也在2015年的第一個工作日晨會上闡述了其關於「健康雲」、「資產雲」的理念。
毋庸置疑，在2015年保險電商的發展歷程中，以大數據、雲計算為代表的新興科技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擴展閱讀：【保險】怎麼買，哪個好，手把手教你避開保險的這些"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