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實證

㈠ 研發數字貨幣，多國在行動，數字貨幣有何魔力

根據日本央行的研究實驗進程，2021年，日本將開始對數字貨幣進行試驗。2020年10月，日美歐等7家中央銀行與國際結算銀行發表了數字貨幣可行性報告，這是西方國家央行正式開始電子貨幣實證研究的重要標志，也是日本發展數字貨幣的基本原則。與央行相比，日本民間金融機構、企業界對數字貨幣的興趣更加濃厚。去年6月，日本三菱、三井、瑞穗3大主要商業銀行與日本電信電話公司、東日本鐵道公司、關西電力公司、全日空等30多家企業共同組建了數字貨幣研究會，研討數字貨幣的運行機制、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該研究會按領域分成了10多個小組，開展分別驗證。比如，在實證試驗中，零售企業將用數字貨幣向批發商、運輸公司支付相關費用。按照日本傳統商業模式，月底結算是主流，資金迴流的時間差會給批發商造成較大壓力。使用數字貨幣可以實現貨到付款，有效降低現金管理成本，縮短銀行手續時間。

據當地媒 體報道，民間試驗用數字貨幣是由IT企業開發的，銀行負責發行管理。多種數字貨幣在不同小組分別驗證，統一技術框架將保證不同電子貨幣等值互換。

日本媒 體分析認為，目前發展數字貨幣仍面臨不少難題。一是如何確保消費者個人隱私，因為一些民眾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資金流向和消費履歷，但如果完全匿名化，將不利於防控金融犯罪，甚至會加劇國際洗錢等問題。二是如何保護金融體制穩定性，防範個別銀行經營困難時被儲戶擠兌。三是數字貨幣普及後銀行櫃台、自動存取款機勢必減少，可能影響現金用戶的便利性。有專 家建議，設定數字貨幣的個人持有額度和提取限額，但也有評論擔心，此舉將影響金融便利性。

㈡ 貨幣是什麼

一、貨幣定義主要有以下幾種：

1、人們普遍接受的用於支付商品勞務和清償債務的物品；

2、充當交換媒介，價值、貯藏、價格標准和延期支付標準的物品；

3、超額供給或需求會引起對其它資產超額需求或供給資產；

4、購買力的暫棲處；

5、無需支付利息，作為公眾凈財富的流動資產；

6、與國民收入相關最大的流動性資產等等；

二、貨幣的形式

貨幣從形式上，根據貨幣的商品價值可分為實物貨幣和形式貨幣，實物貨幣本身是一種特殊商品，包含價值量，如羊，貴金屬等；而形式貨幣本身沒有價值量，價值是契約約定的，只有契約價值。

(2)數字貨幣實證擴展閱讀：

貨幣的產生：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是適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因為商品交易最初是用現金支付的。但是，由於各種商品的生產時間是不同的，銷售時間也是不同的。

生產和銷售時間上的差別，使某些商品生產者在自己的商品沒有生產出來或尚未銷售之前，就需要向其他商品生產者賒購一部分商品。商品的讓渡同價格的實現在時間上分離開來，即出現賒購的現象。賒購以後到約定的日期清償債務時，貨幣便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開始是由商品的賒購、預付引起的，後來才慢慢擴展到商品流通領域之外，在商品交換和信用事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就日益成為普遍的交易方式。

㈢ 實證經濟學是一門客觀性學科嗎

我們知道，科學一詞首先源於自然領域，它強調知識的客觀性，而這種客觀性又由可還原性和可實證性來保障；但顯然，科學並非是自然學科的專有名詞，那些以科學化為目標的學科也並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學為模具。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要認識科學的目的，而傳統上，對科學的目的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是為了發現有用的原則，抑或只是為了尋求解釋和真理？「科學實在論者」認為，科學不但使我們能夠做出准確可信的預測，而且能使我們發現關於這個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對現象作出解釋，只要一個理論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還存在不可觀察的現象）就是科學的；而「工具主義者」則懷疑發現真理和作出理論解釋的可能性，而是認為科學的目標就是要發展一套工具以使人們藉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預測。盡管這兩個流派在對不可觀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論斷的解釋上存在差異，但它們一致認為科學家應當發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觀察事實的理論，使不熟悉的現象變得令人熟悉，通過發現某一現象背後更基礎的規律來解釋現象；正因如此，從廣義上理解，任何一個人們努力加以完善並提高自身認知的知識體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學。也正是由於科學中所潛藏的個人認知、信念以及由此帶來的主觀性的差異，我們可以把科學進一步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由於研究的是內在於人之認知的社會現象而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而自然科學則由於研究的是相對外在於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而被視為具有客觀性的學科。
其實，盡管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者往往認為，科學的知識是一種精確的、非個人的並通過遵循嚴格、明晰的規則來獲取的知識體，它僅僅以觀察數據為基礎，而不涉及觀察數據之外的任何假定實在，認知主體也不對知識作出任何貢獻，研究者僅僅服從證據，這種證據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在同樣程度上認同；相反，如果在科學的探究中滲入個人的想像、信念、判斷或認知，那麼就會因主觀主義而損害知識。然而，既然科學體現為主體對（自然的或社會的）現象的認知，那麼，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體的經驗和信念。例如，波蘭尼就認為，科學的整個目的和價值就在於它是關於實在的，所有的知識都依賴於個人的整合、判斷和承諾行為，正是這些行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們所知東西的正確性；同時，由於知識中滲入了人的認知過程，是被個人所支持和認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確的，科學只能部分地被系統闡述，根據研究者的個人判斷而被運用、修整和補充。在波蘭尼看來，基於數據的經驗主義往往不能證實科學陳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學的有效性往往以人們的感覺經驗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為基礎，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傳統逐漸灌輸給我們並被現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學家作為科學傳統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為個人預感而形成，或者（4）被認為是我們內心意識的指示。因此，現在主義方法論不能、也不應該帶給我們它所承諾的那些東西，因為科學知識和其他個人知識沒有太大的差異；相反，它只不過建立了「一種關於有效意義的堂.吉訶德式的標准，如果嚴格地執行這些標准，相當於我們自願變成了低能兒」。
然而，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式邏輯的長足發展，邏輯學家們開始探究建立形式語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語言中，邏輯關系是精確的，日常語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從而把語言中的「語法性質」和它的意義或者說「語義性質」區分開來。在這種情況下，邏輯實證主義者相信，科學理論必須用邏輯學發展出的某種形式語言加以表述，從理論的公理出發，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純粹形式推導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逐漸從人文性學科向構建純理論的方向發展，並經過邊際革命的沖擊而逐漸朝數理經濟學轉變。特別是，這種實證主義發展到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那裡，又進一步得到了「科學的」和「哲學的」強化；因為按照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他所提出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凡是不能被證實或反過來被證偽的理論判斷，均是非科學的，或言應該被歸結為形而上學問題而被排除在「科學」之外。正是在這鋪天蓋地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的浸染下，當代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起這樣一種「想出一個研究題目→做出幾個假設→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證明→得出結論→再進行理論推測或提出政策建議」的「科學論證邏輯」功夫來了.
顯然，這種數理化傾向在20世紀下半葉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界表現得尤其明顯、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規范性問題的研究——如思辨哲學、倫理學等——都被貼上了「玄學」（形而上學）的標簽而被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所以，韋森就寫道，「在當代經濟學在各個領域大踏步前進和繁盛發展的同時，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現象，那就是在唯科學主義的盛行的當代社會中，經濟學『莫名其妙地』且『自發地』走向了一個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演化發展路徑，以致於不僅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們都致力於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數學語言來表述，用數學模型來構建，而且還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寫作格式，或言幾乎所有經濟學文章都按照一個套路——即先選定一個題目，再想出幾條假設，然後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和證明，最後證畢而達致結論——來演練。沒有這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論證和證明形式，任何經濟學論文都會被蔑視為是『非科學的』，是一種『storyteller』，從而從事這類研究和以這種『storyteller』形式寫文章的學者，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幾乎不能發表出文章，不能出版書籍，進而不能繼續保留大學的教職，更難能爭得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的機會」。
不過，盡管主流經濟學很快就皈依了邏輯實證主義，但科學哲學領域的專家們也很快意識到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關系遠比想像的復雜，如上面所述的波蘭尼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盡管波蘭尼的上述見解就來源於對自然科學理論發展的思索，但這一見解也早已為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如韋伯、凡勃倫、榮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羅森伯格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人所闡述。例如，榮格就指出，「絕大多數自然科學都在企圖純客觀化地表述它們的研究成果，似乎這些成果的得出毫無人的參與和觀察，似乎在這些成果的產生過程中，人的精神——一種為科學研究所須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視而不見」；再如，阿德勒強調，「人類生活在『意義』的領域中，我們經歷的事物，並不時抽象的，而是從人的角度來體驗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於我們人類的看法。……無人能脫離意義。我們是通過我們賦予現實的意義來感受現實的。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闡釋的現實」。事實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看法的當代哲學家可謂廖若晨星。理論並不能以實證哲學家臆想的那種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論首先看作是語法對象的看法，對於理論的創立和應用也並不恰當」。
邏輯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以及經濟學領域之所以存在如此嚴重的局限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任何社會現象的深入探究和人類行為的實質性探討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動機和意圖；進一步地，動機和意圖也不是人類行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社會經濟現象本身就不是獨立的，不但存在事物與認知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還存在著認知主體和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因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現象本身就是一個網路關系，其內在的規律也是內生演化的。例如，根據奈特就認為，動機或目標「不應是自然科學中『因果關系』意義上的『原因』。因為，如果用動機或目標來解釋行為，那麼它也應當被先前的事件或狀態解釋。而這意味著動機成為多餘的了，行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來解釋。動機不應當被視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關系與人類行為的目標和手段之間最本質的不同，來源於待解釋的問題所給予的事實的性質。如果不考慮人類活動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謬誤，就幾乎不可能提出什麼關於人的真實問題」；為此，他強調，「為了解釋人類行為，必須至少引入三個因素。典型的人類行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釋；部分可由意圖或願望解釋，作為行為的絕對依據，它們是『事實』，盡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狀態；部分可由對實現『價值』的渴求來解釋，它不能劃歸實際的慾望，因為這種渴求沒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對象」。
顯然，如果說波蘭尼、榮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認知能夠適合於一般科學的話，那麼，它將更為適合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會否認，在邏輯學、數學和物理學中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僅限於對問題和方法的選擇，即社會學的解釋在過去至少兩三個世紀里沒有挑戰科學發現的『客觀真理性』。這種『客觀真理性』也許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戰，但不能只是根據命題提出者的社會地位來判別它的真偽，而只能從其他方面提出質疑。……即，邏輯性、數學和物理學等學科所研究的問題基本上和觀察者的社會地位無關，實際上也與歷史變化無關……但社會科學則不具有這種優勢。……對社會科學的發現不僅可以用質疑所有媒體的基礎的方法進行質疑，而且可以質疑它們緊緊反映了作者的階級屬性」。另一方面，經濟學正是採用奈特所講的上述第二種解釋原則——實際的慾望——來解釋實際問題，而這「也許是三種之中最為脆弱的。任何慾望的『絕對性』都值得懷疑，我們懷疑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慾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變意義和價值的系統」；實際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對自己的科學任務變化並不滿意，而屈從於公共責任的要求和為國家、為時代服務的慾望，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個人的政見和政策主張——包括直至心靈追求的整個道德人格都帶進了他們的工作」。
當然，盡管流行的觀點往往把意識形態視為偏見的根源，認為它會「導致某些不正當行為，研究者會為了使事實或來自事實的推論符合某種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對它們進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這種不當行為和研究者展開論證的『價值前提』或辯護本身並沒有必然聯系」，而且，「辯護並不意味著欺騙」；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見的意識形態，但這種「意識形態（也）並不就是謊言，它們是以個人對它所見的所有事物的真實陳述」，更不要說，「每個其他的社會群體都（會）發展出一套保護性的意識形態，假如這些意識形態不是真誠的，那就什麼也不是」。事實上，任何經濟學的政策含義都不是像工程學結論的含義那樣是客觀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議都是技術推演的結果與價值判斷或偏好的結合；因此，經濟學本身根本離不開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考慮，經濟學家個人的價值立場和特定的價值信念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盡管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理性行為的，但是，一個具體社會關系的理性行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規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經濟行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會涉及到整個社會倫理的影響；例如，豪斯曼和麥克佛森就指出，「雖然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研究某類社會現象的『實證』科學，經濟學卻是建立在理性的規范理論基礎上的學問，且和政策制定有著特殊的關系」。
由此可見，經濟學本身具有這樣的雙重特徵：一方面，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而不是外在於認知主體的，因而主體對經濟現象的認知也不是脫離自身的經驗和感覺的，即經濟學學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現象進行探究並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是應用不可變更的原理，相反是試圖對不合理的現狀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社會更為良性地發展，從而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具有強烈的規范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之理論探索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和規范性：主觀性體現了個體的私人知識和傳承的社會習慣，規范性體現了個體的社會關懷和立場視角；因此，經濟學不但不能滿足邏輯實證主義所要求的那種科學標准，也根本達不到自然科學的「科學」高度。實際上，盡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客觀和科學，但正如麥克洛斯基指出的，「經濟學家很少遵循他們確立的方法論原則，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論並不是經濟學家科學信念的基礎」；相反，他們往往「是在更寬泛的基礎上討論問題的。他們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辭方法，他們在頭腦里和研討室里論辯的方式，與官方的修辭學大為不同」。
也正是由於具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學科特質，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須考慮人的主觀因素。事實上，盡管主流經濟學模仿物理學和生物學而採用所謂最大化的極值策略，但是，正如羅森伯格指出的，「經濟學家對極值理論的痴情，在經濟學與物理學和進化論的反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只要極值策略研究綱領在經濟學領域內取得哪怕是一丁點兒它在別的領域內取得的巨大成就，經濟學家實際上就大有理由堅持這個研究綱領，但是，200年來在這個方向上的工作，既沒有產生如物理學家發現新行星那樣的新發現，也沒有產生像牛頓力學指導下的控制機械運動的機器那樣的新技術。經濟學家在其領域內也並未取得可以匹敵生物學對『大進化』及其內在的適應和遺傳機制的理解那樣的深刻洞見。經濟理論沒有能夠取得和其他領域內的極值理論的應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樣，愛因斯坦也強調，「天文學同經濟學好象並沒有什麼根本的方法論上的差別：這兩個領域里的科學家都企圖發現對一類范圍有限的現象普遍適用的規律，盡可能地弄清楚這些現象的相互關系。但實際上，這種方法論上的差別還是存在的。在經濟領域里，由於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時常要受到許多很難分別開來估計的因素的影響，使得要發現普遍規律就很困難了。此外，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所積累下來的經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決不是完全由經濟性質的原因所影響和制約的。比如，歷史上多數大國都靠征服別的國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自封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奪取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並且從自己的隊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久的制度，並且創立一套社會倫理准則，從此以後人民在他們的社會行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覺地遵守著這套准則」。
其實，主流的實證經濟學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並從19世紀的物理學中抽象出了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信條：（1）科學的目標在於預測與控制，（2）只有可觀察的推論才能決定一個理論的真偽，（3）可觀察性要求客觀的、可重復的實驗，（4）當且僅當一個理論的經驗內容被證明是虛假時，這一理論才能被認為是假的，（5）應該珍視可觀察性，主觀的「觀察」或內省不是知識，（6）開爾文（Kelvin）的箴言，當你不能用數字表達某事物時，你的知識還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7）把科學推理與非科學推理、實證的與規范的區分開來正是方法論的任務。但顯然，這種「標准觀點」只不過是邏輯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假說-演繹科學模型的大雜燴，因而只有很少的當代哲學家相信這些命題中的半數，而越來越多的主要的少數哲學家則根本不相信這些東西。事實上，盡管啟蒙運動之後，西方自然科學界逐漸採用了笛卡爾和孔德等發展的邏輯實證主義研究路線，它認為「只有無可懷疑者才是真實的」，波普爾、庫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繼承了笛卡爾式的懷疑原則；但是，自杜威、維特根斯坦對笛卡爾的懷疑主義研究綱領提出評判開始，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對這種狹隘綱領的反思已經席捲了整個西方學術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圖爾敏、費耶阿本德、羅蒂、波蘭尼、佩雷爾曼等人。
不過，盡管「作為一種科學或經濟學的方法論，現代主義可以說錯誤百出」，但是，自J.N.凱恩斯在《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一書中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並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實證科學以來，經過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經濟學就逐漸被認為是一門研究「是什麼」客觀科學，而且，迄今為止實證主義的地位在經濟學依然堅如磐石。究其原因在於，「盡管有些經濟學家有哲學傾向，但經濟學家閱讀的專業哲學數量，大概就像哲學家閱讀的專業經濟學作出一樣，深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現代主義衰落的消息並沒有傳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盡管已有由一些經濟學流派如奧地利學派、制度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都對實證主義作為經濟學基礎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屬於主流陣營的奈特也對開爾文的箴言評論說，「是的，而且當你能夠用數字表達他時，你得知識仍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主流經濟學家依舊像有戀屍癖一樣堅持實證主義，充滿了對經濟學科學性和客觀性的臆想。
當然，這種科學主義方法論與芝加哥學派具有密切關系，弗里德曼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以及貝克爾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為芝加哥學派定下了基調，而它的後繼者們則作了更為極端的解釋，並且隨著芝加哥學派地位的提高而成為整個經濟學的主流，這可以從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數中以見一斑；所以，麥克洛斯基感慨地說，「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個在大多數方面讓其他經濟學家頭痛不已的經濟學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論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贊同：弗里德曼方法論的一個弱化版本，居然成為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智力裝備之一——對他們來說，弗里德曼式的論證幾乎可以不經大腦，沖口而出」。芝加哥學派在中國當前學術界尤其受到青睞，因而弗里德曼的邏輯實證主義更是受到幾無任何批判的選播和應用；正因如此，韋森感慨地說，「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很少有時間去回顧並審視一下從近代啟蒙運動的科學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實證論、再到卡爾納普新實證主義的演變歷史和潛在的問題，很少有人去花時間閱讀從20世紀30年代的維也納小組的邏輯實證主義到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到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理論，再到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的方面的哲學文獻，更沒有多少人去啃讀從皮爾斯、詹姆斯、杜威這些早期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到當代美國新實用主義的大哲學家奎因和戴維森的深邃艱深的理論文獻了」。
總之，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理論根本上體現在其強有力的思辨性上，邏輯實證主義希望把科學理論和「無意義的」形而上學分離開來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以實證主義方法處理理論與觀察間的關系問題往往困難重重，而且因為任何理論的發展首先需要經受得起邏輯一致性的檢驗，譬如，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那個被任何客觀差的事實支持嗎？事實上，盡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實證的客觀性，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客觀的」的數據收集和分析，也沒有任何不涉及價值觀的和不以政策建議為目的的「科學」的理論建構；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價值觀，才可以提出相對應的政策主張，因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類的社會關系和價值理念。因此，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一絲不苟地按照它（現代主義方法論）要求的去做，那就會狹隘到荒謬的程度。……如果經濟學家（或物理學家）把它們局限在經濟學（或物理學）的命題范圍內，嚴格地按照現代主義的步驟行事，他們會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可說的東西了……現代主義承諾，知識應當是確定無疑的，獨立於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的；其實，它帶給我們的是一套科學家們的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只不過改了名字叫做『科學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為科學本身就不可是客觀的，因而理論的發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結論被證實的精度上，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學派演變就證明了這一點。麥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科學方法論規定的那套原則，經濟學中就根本不會有凱恩斯革命這回事。直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凱恩斯主義的洞見仍然不能轉化為統計命題來表述，然而這時大批的年輕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盡管在統計檢驗中屢戰屢敗，但流動性陷阱和投資的加速數模型仍然被當作科學的常規事實，進入了經濟系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現在主義的方法論可以在1936年就把這一切結束掉：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客觀的、可檢驗的、可控制的證據在哪兒呢？」同樣，「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的方法論行事，那麼貨幣主義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盡管到了20世紀60年代，現代主義方法論已經有力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特別是貨幣主義者，他們是最激烈地為現代主義辯護的。但是，實際上，貨幣主義的實驗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長，但他們卻因為這些取得了勝利……在這場（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爭論中，貨幣主義真正說服人們的，完全在於他們書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豐富而機智的論證，盡管多數論證都和主要論題無關」。特別是，弗里德曼的「假設不相關」理論認為，理論越精緻就越遠離真實世界，那麼，這種理論有什麼意義嗎？也正因如此，科蘭德強調，在實證經濟學和應用政策經濟學之間應該有個清楚的界限，當我們把經濟學理論應用於具體社會實踐時不能簡單地利用實證分析的結果，而是要把「實證經濟學理論的認識轉化成能夠實現社會目標的真實世界的政策，並考慮到真實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層面」。

㈣ 珍寶幣的事件經過

其實，對於國內的「珍寶幣」購買者來說，他們在購買的時候，並不知道姜昆與「珍寶幣」的關系。而現在，他們更關注的是自己曾經投過的人民幣。
「我看到總部被查封的消息挺開心的，終於不用再繼續投錢了。」來自山東的李浩（化名）說。
2014年10月份，李浩的父親在朋友介紹下投資了6000美元。當時，公司的名稱還是美洲礦業。「他們說自己有來自多明尼加的礦產，擁有什麼全世界最大的礦產機構、什麼中美政協，都是騙一些退休老頭老太太的。」李先生說。
李浩回憶稱，去年年底湖南警方在泰國抓了一些給他們開會的首腦後，這家公司改名成了富豪集團，推出了「珍寶幣」。
李浩所提到的這次抓捕行動發生在2014年的6月至11月間，其背景是公安部開展的「獵狐行動」。根據常德警方的通報，其在2014年6月26日，摧毀了一個涉及山東、遼寧、浙江、廣東、廣西、雲南、河南、湖南等10多個省市，打著所謂「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支持項目的特大傳銷團伙，抓獲侯某等骨幹成員22人。又於11月初在曼谷將傳銷頭目陸巍等人抓獲。
根據《常德晚報》當時的報道，這個傳銷團伙以「美洲礦業」的所謂原始股為誘餌，瘋狂收取會費近10億元。
不過，警方的行動沒能讓李浩父親回心轉意。李浩說當時美洲富豪集團向他父親解釋，「珍寶幣」已經成為了可以流通的虛擬貨幣，「於是他們又相信了」。隨後，李浩的父親追加投資了幾萬塊。
今年暑假，李浩的父親再次投資1萬美元。對於父親所期待的公開交易後，珍寶幣的價格會上漲幾千倍的發展前景，李浩完全不相信，「漲一千倍？可能嗎？」
「家裡人勸了好多次，吵架也吵了好多次，但聽不進去。」李浩無可奈何。至今，父親陸續投資的十多萬人民幣幾乎沒有任何回報。
「珍寶幣」銷售在國內還在繼續
雖然美國的珍寶幣「官網」目前處於維護狀態下，但聲稱是「珍寶幣」的中文「官網」還能顯示在網路搜索上，並且依然能夠打開。
與李浩所說的相符合的是，這家叫做「美國珍寶富豪貨幣」的網站在10月3日23時59分發布的《珍寶幣簽署協議實名製程序》一文中寫道，「2014年9月份，原美洲礦業正式更名為美國大富豪集團，由美國富豪貨幣基金發行珍寶幣Gemcoin」。
而該網站同天所發表的《受聯合國邀請的八位AFG代表》一文中又提到「公司為配合SEC的例行調查暫時休假幾天」，SEC即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英文縮寫。
顯然，SEC的檢查也不是「例行調查」。根據美國媒體報道，9月29日下午，對位於亞凱迪亞市「美國富豪集團」辦公樓進行查封的多家聯邦執法機構中，就包括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此外，該網站還對外公布著一張列印文件照片，上面用中英文寫著：茲聘請余成友先生為美洲礦業有限公司中國浙江省紹興地區市場總監。聘其從2013年10月一日到2016年10月一日。（原文如此，記者注）
實際上，銷售者們並沒有真正的「暫時休假」。根據網站公布的微信號，北京青年報記者以購買人的身份通過微信聯繫上了一位名為「紫氣東來」的銷售者。
「紫氣東來」表示，他是余成友團隊的負責人之一。「珍寶幣」的網站並不是富豪集團真正的官方網站，而是他們團隊自己建立的，但其內容都「通過了公司審核，都是真實」的。當北青報記者問及如何購買時，他介紹說珍寶幣套裝從1000美金一套到10000美金一套，共10檔，選擇一種即可。購買者需要提供真實的姓名、身份證、電話、收貨地址、郵箱等。同時他向記者提供了余成友農業銀行浙江紹興支行的銀行卡號，款項匯入此卡即可。
他聲稱自己最近不在國內，而是去迪拜參加美洲富豪集團舉辦的「珍寶幣」大會去了。
賣家稱「談不上合法不合法」
這最高能賣到10000美金一套的「珍寶幣」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據余成友的網站上介紹：「珍寶幣由美國富豪集團於2014年9月1日開始對外發行，發行價為0.05美元，7月臨時停牌價格是0.3137美元，10月2日的最新消息稱，珍寶幣將於10月16日零時升值為0.5美金一個幣成交。」
一位自稱級別比余成友還要高，在迪拜晚宴上坐主席位的賣家蔣女士說，「我們的交易平台是比特幣的技術團隊開發的，但比它們先進，是比特幣的2.0版本，不容易被黑客攻擊。」
隨後，蔣女士向北青報記者發了一份關於「珍寶幣」投資的簡介。這份資料顯示，目前只有珍寶幣、比特幣和萬事達幣是「真正合法的數字加密資產」。至於「珍寶幣」在國內是否合法，蔣女士回應說，「目前國內還沒有法，所以談不上合法不合法，超前的東西才是最掙錢的東西。」
但另外的一個問題是，「珍寶幣」是否是像比特幣這樣的虛擬貨幣呢？
「珍寶幣」背後的琥珀礦
余成友的網站上宣稱，「根據美國加州2014年6月28日通過的129號法案，在美國加州……珍寶幣的流通已經合法化。」與比特幣這些虛擬貨幣不同的是，它的價值有美國投資聯盟集團（AFG）公司投資的寶石礦山作為支撐。購買者購買了「珍寶幣」也就意味著投資了美國投資聯盟集團公司下面的礦山。
余成友所建立的網站上還附帶了「美洲富豪多米尼加琥珀礦擁有證明」。類似的表述也出現在美國富豪集團製作的宣傳片上。
無論是美國華裔投資者還是大陸的投資者，都曾對北青報記者表示，實際上美國富豪集團在還是美洲礦業公司的時候就開始以開發琥珀礦的名義銷售公司原始股了，而銷售「珍寶幣」只是換了一種方式而已。
華裔傑森（化名）對北青報記者說他曾經是美洲礦業公司顧問委員會主要成員之一。據他介紹，2014年7月，公司組織了一次赴南美礦場考察的機會，傑森和部分投資者一行22人前往了礦場所在地——南美洲的多明尼加。
傑森表示，最終美國這邊的投資者就去了包括他在內的3個人，其他的19人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者。
通過考察，傑森發現礦場規模遠遠沒有公司之前描述的那麼大。
「因為資金鏈斷裂，2014年年初，公司負責人陳力提出了一個設想，要發售數字貨幣，也就是現在的珍寶幣。」傑森表示，發行數字貨幣需要一定的市場，但他覺得公司當時並不具備這種條件。2014年9月1日，陳力正式對外發行「珍寶幣」。出於對這項業務的警惕，傑森和他的幾位朋友並沒有投資「珍寶幣」項目。
陝西的王倩（化名）說，去年4月份，她的母親通過朋友介紹投資了2000美金，但「到目前沒有任何收益，也從來沒見過琥珀長什麼樣」。
「最早不是叫珍寶幣，而是投資美洲礦業的琥珀等珠寶，後來這個美洲礦業變成了美國富豪集團，我媽媽投資的琥珀變成了珍寶幣。」王倩說。
參與對富豪集團集體訴訟的劉龍珠律師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珍寶幣」本身並不合法。「美國加州第129號法案只是說同意虛擬貨幣，而珍寶幣不是真正的虛擬貨幣，不是合法的，他們屬於偷換概念。」劉龍珠說。
「珍寶幣」的「獎金制度」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已經對美國富豪集團老闆陳力及其擁有的13家公司進行了民事起訴，其理由是：涉嫌非法傳銷「珍寶幣」。
不過，在美國富豪集團那裡，他們中文用的是「直銷」這個詞。例如余成友的網站上，就發布了一篇名為《珍寶幣直銷運作模式》的文章。文章中提到「珍寶幣的獎金制度」。會員注冊成為「經銷商」後，除了按照銷售業績得到銷售獎，還可以得到互助獎。
互助獎的領取制度包括「在左右組織各直推一位經銷商」；「如在發展過程中，您直接推薦的經銷商退出或不再繳付網管費，不再享有經銷商資格時，您的推薦將視為不合格」；「成為經銷商一年後，按時交納網管費，每年100美元；業績每日結算，獎金每周發放。以太平洋時間周一00： 00 至周日24：00 為結算期」。
除此以外，文章還提到一個永續消費獎，符合條件者可獲得其直系組織內十二代永續消費獎金。各代獎金比例：「第一代20%，第二至六代的10%；第七至十二代的5%」。
實際上，北青報記者所暗訪的銷售者蔣女士也提到了同樣的說法。她對記者說如果拉一個朋友投資10000美金，可獲得7.5%的提成；如果拉人到兩位數，就會再得到一個互助獎。
姜昆律師：姜昆從未參與美國富豪集團活動
10月5日，洛杉磯華人律師劉龍珠向洛杉磯高等法院提出集體訴訟案，同時指控與美國富豪公司相關的「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及個人。劉龍珠表示，由於姜昆是該促進會的聯合發起人，所以也在被告名單之列。在暗訪中，銷售者蔣女士沒有主動跟北青報記者提起姜昆。在余成友建的網站上，記者曾經看到其在「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的介紹圖片里，用了四個人的頭像，其中第四個是 Nelson L Huang。
但是在美國，華裔們所得到的關於「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的宣傳冊上，Nelson L Huang頭像的位置印的是姜昆頭像。
根據富豪集團的介紹，「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是美國富豪集團的發起者和控股方。在該促進會給華裔們的宣傳冊上提到，「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簡稱中美政協，英文縮寫UCCA……是由美國AFG投資集團董事長Steve Chen……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姜昆等十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聯合發起成立。」
「我親眼目睹了陳力在辦公樓的職工餐廳招待姜昆。」肖先生對北青報記者表示，他曾經是美國富豪集團經銷商之一，向「珍寶幣」投資了兩萬多美元，目前沒有取得任何收益。
肖先生回憶稱，2014年2月8日，姜昆來洛杉磯的帕薩迪納市立大劇院演出。演出前一兩天，陳力帶著他的一些朋友給姜昆舉辦了個招待會。「當時招待會一共有5桌，三大桌兩小桌，他們坐最大一個桌，我坐旁邊一個小桌。」肖先生說。
肖先生稱，他「清楚地聽到了姜昆與陳力之間的談話」。陳力許諾如果票賣不出去，他會給姜昆包場支持演出，還問姜昆能不能加演；姜昆誇贊陳老闆有眼光，說要在中國幫陳力找投資商，投資陳力的房地產生意。不過，肖先生並不能提供音視頻資料來證明姜昆和陳力所交談的內容。
據肖先生介紹，演出之後，姜昆又來了一次公司，「他直接去了陳力辦公室，不知道他們談了什麼，具體哪個是姜昆參與的我就不清楚了」。
曾是陳力公司的顧問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的傑森也向北青報記者證實，2014年2月，姜昆曾來到公司考察。「他看起來和陳力挺熟的樣子，還一起吃飯聊天。」傑森說。但具體談話內容他表示並不知情，也不清楚姜昆是否參與了公司的業務。
現在中國相聲演員姜昆和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發起者之一、美國AFG投資集團董事長、美國富豪集團總裁陳力一起吃飯的合影被流傳了出來，同時網上流傳的還有用毛筆寫的「姜昆聲明」：「我本人姜昆與美國usfiaInc公司沒有任何關系。該公司目前在日本進行的以我的形象和名義籌辦的各類集資活動，全是騙局，是非法的。希望善良的朋友不要上當。」聲明落款是「2014.7.15 北京」。落款時間與他和陳力吃飯的時間相距5個月。
根據2014年7月3日《中文導報》發出的報道，2014年7月份USFIA公司在日本進行集資時，也曾打著姜昆的名義。彼時，USFIA的中文名字還是「美洲礦業」。姜昆知道後發去了聲明，表示自己與當時在日本的這場集資活動沒有任何關系，後在7月15日又寫下了毛筆版的「聲明」。
但是即便如此，美國的劉龍珠律師依然把姜昆作為集體訴訟的被告。劉龍珠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表達了他的觀點：首先，姜昆寫的是與「usfiaInc 公司」沒有關系，但「USFIA」與「中美政協」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法人個體，因此並不說明他和「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無關。 其次，姜昆寫的是在「日本的活動是騙局」，沒有說明他是否參與在美國舉辦的活動。
2015年10月9日，姜昆委託洛杉磯律師趙聯發函給原告律師劉龍珠，聲稱劉龍珠公開發表的材料不實，嚴重損害了姜昆個人的名譽，並要求控方澄清。
律師函指出，姜昆從未同意成為「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的成員，他也從未參與任何跟該會或美國富豪集團的活動。趙聯要求劉龍珠停止對姜昆的指控，並稱如果拿不出把姜昆列為被告的實證，姜昆會以誹謗、濫訟和不實指控等罪名提出控訴。
2015年10月9日，劉龍珠向趙聯回函答復，他邀請姜昆和律師在10月22日一起舉行新聞發布會，雙方當面對質，提出證據，澄清事實。劉龍珠表示，如果姜昆的證據和說明圓滿，他才會要求原告停止對姜昆的控訴。
富豪集團的反應
盡管聯邦法院已經將查封的美國富豪集團交予「Thomas Seaman公司」託管，後者在「美國富豪集團官方託管人」網站上發布消息稱富豪集團處於臨時查封狀態，但是「富豪集團」的各路人等已經開始「反擊」了。
2015年9月29日，位於洛杉磯的珍寶幣總部被美國FBI查封後，美國富豪公司第二天便在微信公眾號上發表了「第498次全球顧委會錄音」，稱「律師正在和美國相關部門溝通，一切都按法律程序走」。
2015年10月8日，該公司又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一則被稱為錢總的一位銷售商的錄音，稱「被公司開除的兩個領導人在美國舉行了抗議，無外乎是想干擾公司的進程」。錢總稱，即使「中美政治協商促進會」存在問題，但是「珍寶幣」這個項目沒有絲毫問題。
在錄音中錢總進一步解釋，「我們做的是數字加密資產虛擬貨幣，不是證券，不需要向美國證監會報備。這個新的金融衍生物，美國政府態度也是模稜兩可。實際上今天我們處於一個誰都不會管誰都來管的當口」。
2015年10月10日，該公司的微信公眾號推出《珍寶幣家人的呼聲》一文，來自河南、上海、廣州等地的「珍寶幣」買家舉著「珍寶幣必勝」、「支持陳力」等口號，表達對公司的信任和支持。

㈤ 實證分析中gdp能用指數么還是用總量

GDP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英文GrossDomesticProcts的縮寫，是指以貨幣形式表現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常住單位是指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領土范圍內擁有一定的活動場所（廠房或住宅），從事一定規模的經濟活動，並持續經營一年以上的單位（包括住戶），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香港、澳門以及中國領土台灣省內的單位。GDP核算與GDP不同。GDP表示的僅僅是一個總量指標，而GDP核算則是指在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下圍繞GDP這個總量指標而進行的一系列核算活動。GDP核算從核算時間上可以分為年度核算和季度核算。從核算使用的價格上可以分為現價核算和不變價核算。GDP可以通過三種方法計算得到：分別為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產法是從生產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單位在核算期內新創造的價值，是國民經濟各行業在核算期內新創造的價值和固定資產的轉移價值的總和，也即國民經濟各行業增加值的總和。用公式表示如下：增加值=總產出-中間消耗。GDP=收入法也稱分配法，是從生產過程創造收入的角度，根據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應得的收入份額以及因從事生產活動向政府支付的份額的角度來反映最終成果的一種計算方法。按照這種計算方法，GDP由全國各行業匯總的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生產稅－生產補貼）、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餘四部分組成。計算公式為：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餘支出法也稱使用法，顧名思義是從最終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內生產的所有貨物和服務的去向。按照支出法計算，GDP由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存貨增加以及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出口減進口後的差額）五項組成。計算公式為：GDP=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存貨增加+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從理論上講，上述三種方法計算得到的GDP應該是一致的，因為它們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對同一事物進行核算。但在實際操作中並不如此，因為資料來源的不同以及基礎數據質量上的差異，三種方法計算的GDP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計算誤差。我國目前以生產法GDP為准。由於GDP涵蓋了國民經濟活動的各個部門，所以其計算是建立在專業統計及部門統計與會計核算的基礎之上的。在統計局內部，GDP核算的資料來源於統計局內部各專業司常規統計報表，全國普查資料，各種抽樣調查資料。在統計局外部，則需要財政、稅務、金融、保險等各相關部門的統計及財務資料。除此以外，對於未能納入常規統計報表和不易取得的資料，還要到相關的系統、行業處搜集替代指標進行補算和估算。由此可見，GDP核算是一個各方面數據全方位相互印證、相互平衡的系統工程，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技術性。是一個國家在核算期內總活動成果的綜合反映。我國的官方統計機構負責GDP核算，實行分級核算，國家和地區各自核算本轄區范圍內的數據。即，全國的GDP由國家統計局負責核算，地區GDP則由各省、市統計局負責核算。在這種體制下，各地區的GDP匯總之和與國家的GDP數據並不相等，這主要是資料來源方面的差異造成的。這種情況並不是中國特有的，所有存在地區核算的國家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有的國家通過特定的核算程序和技術處理人為地使國家和地區數據匯總之和保持一致，而我國則未做進一步的要求，只是由國家對地區數據進行定期的評估。我國的GDP核算始於1985年，是統計改革開放的產物。在此之前，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我國國民經濟核算使用的一直是MPS體系，即源於前蘇聯計劃經濟的物質平衡表體系。1985-1992年間逐步向SNA過渡，即向聯合國推薦的源於西方市場經濟的核算體系過渡。隨著我國經濟體制中市場化成分的不斷增強，計劃成分的不斷削弱，SNA核算體系越來越適合中國國民核算工作的需要。因此，自1993年起，國家統計局不再並列提供MPS核算資料，而是徹底轉向SNA體系。國民經濟主要總量指標的核算由MPS轉向SNA的過渡期至此宣告結束。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已經完成了一整套包括GDP核算在內的立足於中國國情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構建工作，並配套出版了《中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編制與計算方法系列叢書》，全面概括了我國核算領域在理論層面和操作層面上的有關問題。目前GDP核算工作正在此基礎上對服務業，不變價，不可觀測經濟等較薄弱環節做進一步地完善。有關GDP核算的其他信息可通過中國統計信息網國民經濟核算司主頁進行查閱。GDP的作用根據用戶對象的不同而不同。根據需求的近似性，我們可以將用戶大致分為三大類。政府用戶、專家用戶和其他一般公眾用戶。對於政府用戶來講，GDP核算的作用主要是用於了解宏觀經濟運行的總體規模和健康性，為政府宏觀決策提供依據。比如，宏觀決策者將根據GDP運行的總量、態勢和軌跡來預計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並制訂相應的控制目標，採取必要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干預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對於專家用戶和研究團體來講，GDP將為他們提供實證分析和模型預測的基礎數據，使他們可以根據理論對經濟運轉的合理性作出邏輯上的判斷，對未來的經濟活動進行預見或對現存的經濟理論進行修正，從而向決策者提出合理化建議，幫助決策者共同實現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與合理增長。具體地講他們可以利用GDP或人均GDP數據來研究諸如貧困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生產率問題等。對於一般公眾用戶來講，了解了GDP以及政府是如何使用GDP的，便是了解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大環境。比如：當一個企業知道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是根據GDP等有關信息做出的，那麼他就能在宏觀政策出台前，對可能出現的宏觀政策做一個預測，如果貨幣緊縮的可能性很大的話，那麼他就能知道：下期生產獲得資金不容易，生產成本會增高，就要及早地想法、調整計劃。當一個人了解了GDP的相關知識後，他就能根據GDP的走向判斷出自己就業難度，工資增長可能性的大小等。經濟增長率高（即按不變價計算的GDP增長速度），就業的難度就小，工資增長的可能性就大，但同時可能要面對的是物價增高的情況，這樣他就可以調整個人生活規劃，降低生活成本，提高生活效用。可見GDP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就連十六大制定的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也不可能不以人均GDP作為其指標體系中的一個關鍵指標，因為人均GDP是目前全世界通用的衡量貧富一個首要尺度。值得注意的是，GDP雖然是衡量國民經濟發展情況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是最受關注的宏觀經濟數字之一，但它不是萬能的，它只是衡量生產的尺度，而無法全面反映效益、福利等其他與發展相關的指標。另外，GDP總量也不是越大越好，因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綜合實力如何，不僅與GDP總量有關還與GDP結構有關，包括GDP的生產結構、支出結構和使用結構。只有合理的結構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第三，GDP核算本身在核算技術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是指在理論框架、指標體系、口徑范圍、計算方法、數據來源等方面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這種不完善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核算體系和核算實務都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目前我國GDP核算人員正在立足中國的具體情況努力地對包括GDP核算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進行改進。對於一般公眾用戶所質疑的GDP數據不準確問題，如，被調查對象的不實填報，某些領導的人為干預等，屬於非技術因素，要消除它們則有賴於統計立法和執法的強化、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以及部門間的相互配合。盡管GDP與GDP核算仍舊存在著上述問題和不足，但我們必須看到GDP作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活動總量的測度指標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已被廣泛地應用於政治、經濟、外交、研究等各個領域，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GDP核算也將隨著其不斷完善和細化的過程在宏觀生產數據的生產和專業數據質量檢測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參考資料：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

㈥ 貨幣與債務的關系

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影響關系的分析及對我國金融風險防範的啟示 項目信息 對應的項目名稱： 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共生關系的理論分析與經驗證據 學科： 經濟學 項目類別：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 項目負責人： 劉莉亞 項目依託高校： 上海財經大學 成果信息 成果名稱： 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影響關系的分析及對我國金融風險防範的啟示 作者(含主要成員): 劉莉亞、鄧雲勝、胡乃紅、何韌、汪冰 最終成果摘要報告 1、最終研究成果的框架與基本內容 本課題的最終研究成果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相互影響關系的理論分析；第二部分是以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在1975-2006期間上述三類危機的發生情況為研究樣本，採用描述性統計方法與多種計量分析方法對三類危機的共生性關系與可能的因果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與穩定性檢驗；第三部分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從外匯儲備的積極有效管理與銀行體系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兩個方面探討了我國防範金融風險的途徑與措施。具體來說： 在理論部分，本課題以解釋三類危機發生原因的理論模型（例如，針對銀行危機，主要的理論基礎有道德風險模型、資產價格「泡沫」模型等；針對貨幣危機主要有以Krugman為代表的第一代投機攻擊模型與以Obstfeld為代表的第二代投機攻擊模型等；針對債務危機主要有主權違約模型等）為基礎，逐步引出了對銀行危機、貨幣危機以及債務危機具有一定預警作用的理論誘發因素，繼而歸納出了從理論上對這三類危機同時具有預警作用的共同經濟要素。 在實證部分，本課題主要針對新興市場國家在1975-2006年期間的危機發生情況為研究樣本，特別注意的是我們的樣本中不僅僅包括經歷過三類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而且還包括了可能並未發生過危機的國家，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便於分析對比，更好地揭示出危機的誘發因素。具體來說，本課題在這一部分的研究內容又可細分為：(一)對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以及債務危機的界定。對貨幣危機的界定，我們通過比較現行幾種界定貨幣危機的方法，認為採用Kaminsky和Reinhart的定義來作為計算外匯市場壓力的基準點是合理的；對銀行危機的界定較之貨幣危機更為困難，本課題在借鑒相關研究經驗的基礎上，採用了Caprio和Klingebiel與Demirgüc-Kunt和Detragiache的標准來識別並明確銀行危機的發生；針對債務危機，本研究參照了Amadou的做法，將主權債務陷入困境視為債務危機的發生，從而大大拓寬了債務危機的樣本規模。(二)針對危機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在本課題的研究中，我們詳細統計了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以及共生性危機的情況。在此基礎上來分析這些危機發生頻率的時間分布、國家分布、以及三類危機之間的聯系與相對爆發的時機。接下來，我們運用噪音-信號比方法來估計銀行危機對未來發生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預測貢獻、貨幣危機對未來發生銀行危機與債務危機的預測貢獻、以及債務危機對未來發生貨幣危機與銀行危機的預測貢獻。同時，從這些統計結果來初步揭示出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以及債務危機之間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三)針對危機樣本數據的模型估計。為進一步揭示三類危機之間的因果關系，本課題繼續採用了銀行危機、貨幣危機、以及債務危機的概率回歸模型來探析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以及債務危機之間的同步或滯後關系，而概率回歸模型的形式採用了雙變數、三變數以及多變數的方程形式。其中，在多變數的概率回歸模型中，本課題除考慮上述三類危機，同時還以危機的理論模型為基礎考慮並收集了對三類危機具有預警作用的基本面經濟要素，這樣以來通過對多變數模型的估計可進一步剖析出三類危機之間可能的傳導機理。 在針對我國防範三類危機的實踐方面，本課題認為防範外部金融沖擊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外匯儲備的有效管理。鑒於此，本課題首先根據其他國家政府部門所披露的相關信息，採用規范且嚴謹的量化分析方法來估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實際收益率與幣種結構；其次，在此前提下，通過借鑒國際上其它國家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經驗與思路，並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流動性需求、安全性需求、收益性需求三個層次來構建一套完整的外匯儲備管理新模式；最後，根據這一新模式，具體從各層次所需要的儲備規模、各層次儲備的幣種結構分布、及各層次儲備的資產配置和管理三個方面來研究新模式的具體實施細節。與此同時，本課題針對銀行部門，分對公業務與對私業務兩種業務類型構建了相應的信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並對所構建的指標體系進行了部分的有效性驗證工作。 2、研究內容的前沿性和創新性 本課題的前沿性和創新性主要體現在對幾個關鍵問題的解決上：第一，如何來解決債務危機發生樣本過少的問題？本課題認為：債務危機的本質應視為信用風險的突然加劇，而這種加劇並不一定就必然導致主權違約，因此債務危機不僅應包括真正的主權違約事件，還應包括一些瀕臨違約但由於受到了外界資助而成功規避的情況；第二，如何將公開的主權信用等級轉化為代表發生主權違約可能性的IPD（隱含違約概率）值？本課題參照Duffie and Singleton(2003)的方法，通過採集樣本期間JP-摩根銀行發布的EMBI指數以及樣本國相對美國國庫券的收益率利差數據，在假定利率期限結構不變且回收率為30%的情況下，運用一個基於強度(intensity-based)的非參數模型計算出風險中性的IPD值；第三，如何將不同經濟要素所揭示出的三類危機間的傳導渠道與機理進行統一？當數據檢驗的結果與理論分析結論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本課題認為不同的經濟要素反映或強調了三類危機之間傳導渠道的不同環節，它們所揭示出的危機間相互影響的動態機理應是一致的，這可以通過理論模型嚴謹且規范的構建與推導來加以保障；而對於理論分析與實證結果不一致的問題，我們將主要從數據樣本量的廣度與深度，實證模型構建與數據處理方法的合理性、規范性及科學性等多個角度來加以規避；第四，我國現行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收益率如何？為應對可能的外部金融沖擊，外匯儲備的管理模式應如何進行調整？本課題在假設持有美元、歐元、日元三種幣種結構的前提下，構建了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率的分解方程，利用Recursive Resial和虛擬變數法來處理異常點，同時藉助CUSUM Test確認了2003年8月為結構性斷點，繼而分為兩個子樣本分別估計，並得出2003年8月前，我國外匯儲備平均收益率約為3.66%，歐元資產比例大約為11.78%；2003年8月後歐元資產比例上升至21.79%，收益率微升至4.03%。在此基礎上，利用估計出的幣種結構進一步對收益率進行調整，並將調整後的收益率與我國同期的GDP增長率和FDI投資回報率進行對比，並通過深入分析影響各國選擇不同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因素，找出這些因素間的內在聯系，在將這些因素進行組合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處於特定因素和條件下的國家所採取的外匯儲備管理措施，據此將各國的外匯儲備管理模式進行了分類比較，並從中探索對中國有借鑒意義的管理方針和策略，從而分流動性、安全性、收益性三個層次系統地提出了一套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新模式；第五，針對預防外部金融危機的安全性層次對應的儲備規模應為多少？相對應的幣種結構應如何配置？本課題將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海勒-奈特模型以及杜利模型結合在一起，在考慮外匯儲備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同時，綜合考慮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結構、外債結構以及匯率制度後，對我國外匯儲備進行最優幣種配置的理論分析和實證計算。同時本課題認為盡管對「熱錢」做精確估計是很難達到的，但考慮到近年來特別是2002年以來，由於預期人民幣的持續升值與中國國內資產價格的上升，大量的境外投機資金湧入中國，盡管這些投機資金流入國內的方式和途徑千差萬別，但其流入必然會留有「痕跡」，即必然會在國際收支中相關項目的數據中反映出來，而本課題就試圖根據這些明顯的變化來估計「熱錢」。據此，本課題利用企業「熱錢」的流入渠道—貿易順差、個人「熱錢」的流入渠道—經常轉移，以及地下「熱錢」的代替指標—錯誤與遺漏項來估計流入我國的「熱錢」規模及變化趨勢；同時用所估計的「熱錢」來計量分析其對中國股市和房市的實際推動作用，目的是希望在盡可能定量估計中國房市與股市對「熱錢」依賴程度的基礎上，能夠有助於決策層從被動變主動，提前採取有效的措施來預防「熱錢」逆流對我國金融市場所造成的可能危害。 3、研究方法 針對理論部分，本課題首先以有關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以及債務危機的理論模型為指導，歸納出對上述三類危機具有一定預警作用的三套理論指標體系，並從中提煉出三類危機的共同誘發因素；其次，針對所精練出的每一個經濟指標，通過嚴謹規范的推理過程導出共同經濟因素誘發三類危機的動態路徑與機理。最後，通過對這些動態路徑與機理的歸納總結來分析出三類危機之間可能的聯系渠道與傳導機制。 針對經驗分析部分，本課題主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本課題對1975-2006年期間，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以及共生性危機的情況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具體包括：這些危機發生頻率的時間分布、國家分布、以及三類危機之間的聯系與相對爆發的時機，以及這三類危機之間的噪音-信號比。另一方面，針對貨幣危機與銀行危機之間的共生關系，本課題繼續採用銀行危機與貨幣危機的Probit概率回歸模型來探析貨幣危機與銀行危機之間的同步或滯後關系，而概率回歸模型的形式採用了雙變數以及多變數的方程形式。而針對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之間的共生關系，本課題重點回答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主權信用評級是否有助於預測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對此，本課題首先將採用Logit概率回歸模型來估計主權信用等級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能力。其次，本課題將採用有序probit概率估計方法，對貨幣危機對主權信用等級的下降是否具有預測力進行了估計；第二個問題：「主權債務的違約概率與貨幣危機的發生概率是否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對此，本課題將分別採用簡單的線性相關性檢驗、非線性有序Probit概率回歸模型，以及兩變數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三種方法來進行估計和檢驗。 針對我國的金融風險防範實踐，本課題主要採用了外匯儲備增長率的理論模型、風險－收益分析的馬柯維茨資產組合模型、各國不同外匯儲備管理實踐的比較分析、計量分析中的VAR模型、Granger因果檢驗等數據分析方法。 4、學術價值、應用價值或社會影響 本課題的研究不僅對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以及債務危機的誘發因素與相互間的傳導機制給出了清晰的理論闡述，同時本課題的實證結果為政府部門構建或完全獨立或存在著一定聯系的危機預警系統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 與此同時，作為外部金融沖擊最重要的防範手段，盡管外匯儲備令人矚目的持續增長強有力證明了我國的貿易競爭優勢與經濟增長潛力，但表面的數字增長背後所蘊含的「有偏」的貿易政策、偏離的匯率制度、短期的投機資本，以及不利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都意味著繁榮景象背後所隱藏的隱患。與此同時，與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相背離的是，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模式在過去十年卻基本保持不變：「穩定的幣種結構、單一的政府債券投向、偏低的投資收益率、缺乏市場化的政府管理行為」幾乎成為了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定式，在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如何通過優化幣種結構與資產配置來提高收益率，如何通過借鑒其他同樣擁有較多外匯儲備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來轉變現有的管理模式，對於應對上述諸多隱患，真正發揮外匯儲備在抵禦、防範金融風險、保障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維持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等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與政策指導意義

㈦ 有誰知道能解釋一下有向無環圖(DAG)么怎麼用程序做出來，及怎麼應用到經濟學實證上

我們說區塊鏈目前還不成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說處理速度慢、手續費高昂、存在安全隱患等等，這些都是用戶最直觀的體驗，體驗不是太好。區塊鏈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高並發問題。
高並發問題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簡單說一下。高並發是計算機領域的問題，簡單來講，高並發問題就是系統無法順利同時運行多個任務。
很多任務同時運行，一大堆用戶涌進來，系統承受不住這么多的任務，會出現高並發問題，你的系統就卡住了，就好比春運時候，12306系統總是卡住，有可能就是高並發問題造成的。
傳統互聯網尚且存在高並發問題，區塊鏈網路自然也存在這個問題，畢竟區塊鏈的成熟程度比起傳統互聯網，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沒有安全、可靠和高效的公鏈，整個區塊鏈產業的發展都將受到嚴重製約，應用落地也是空談。
在這種背景下，DAG 技術就被提出來了，DAG 的全稱是「Directed Acyclic Graph」，中文翻譯為「有向無環圖」。
DAG有向無環圖是怎麼回事呢，它到底能起到什麼作用呢？我們下面解釋一下。
一、DAG：一個新型的數據結構
DAG，中文名字叫「有向無環圖」，從字面意思看，「有向"就是說它是有方向的，
「無環」就是說它是沒有環路的、不能形成閉環的。所以，DAG其實是一種新型的數據結構，這個數據結構是有方向的，同時又是不能形成閉環的。
傳統區塊來講，我們總是以「區塊」為單位，一個區塊里往往包含了多筆交易信息。而在DAG中，沒有區塊的概念，而是以「單元」為單位，每個單元記錄的是單個用戶的交易，組成的單元不是區塊，而是一筆筆的交易，這樣一來，可以省去打包出塊的時間。
簡單來說，區塊鏈和DAG有向無環圖最大的區別就是：區塊鏈是一個接一個的區塊來存儲和驗證交易的分布式賬本，而DAG則是把每筆交易都看成一個區塊，每一筆交易都可以鏈接到多個先前的交易來進行驗證。
二、DAG 的工作原理
傳統區塊鏈上，就拿比特幣來講，它是單鏈式的結構，區塊與區塊之間按照時間戳的先後順序排列開來（如圖一），數據記錄在一條主鏈上。用不太恰當的比喻來講，這個
「單鏈式」結構是一條一字排列的鏈。
區塊鏈只有一條單鏈，打包出塊就無法並發執行。新的區塊會加入到原先的最長鏈之上，所有節點都以最長鏈為准，繼續按照時間戳的順序無限蔓延下去。而對於DAG來講，每個新加入的單元，不僅只加入到最長鏈的一個單元，還要加入到之前所有的單元（如圖二）。
舉個例子：假設我發布了一個新的交易，此時DAG結構已經有2個有效的交易單元，那麼我的交易單元會主動同時鏈接到前面的2個之中，去驗證並確認，直到鏈接到創世單元，而且，上一個單元的哈希會包含到自己的單元裡面。
換句話說，你要想進行一筆交易，就必須要驗證前面的交易，具體驗證幾個交易，根據不同的規則來進行。這種驗證手段，使得DAG可以非同步並發的寫入很多交易，並最終構成一種拓撲的樹狀結構，極大地提高擴展性。
依據DAG有向無環圖，每一筆交易都直接參與了維護全網。當交易發起後，直接廣播全網，跳過礦工打包區塊階段，這樣就省去了打包交易出塊的時間，提升了區塊鏈處理交易的效率。
隨著時間遞增，所有交易的區塊鏈相互連接，形成圖狀結構，如果要更改數據，那就不僅僅是幾個區塊的問題了，而是整個區塊圖的數據更改。DAG這個模式相比來說，要進行的復雜度更高，更難以被更改。
總結一下，DAG作為一種新型的去中心化數據結構，它屬於廣義區塊鏈的一種，具備去中心化的屬性，但是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
區塊鏈組成單元是Block（區塊），DAG組成單元是TX（交易）。
區塊鏈是單線程，DAG是多線程。
區塊鏈所有交易記錄記在同一個區塊中，DAG每筆交易單獨記錄在每筆交易中。
區塊鏈需要礦工，DAG不需要礦工。
三、 DAG 的代表：IOTA
DAG當前的代表項目，最知名的無疑就是 IOTA。可以說，正是因為IOTA這個幣種在 2017年下半年沖進市值排行第四位，才使人們真正認識到了它的底層技術：DAG有向無環圖。
IOTA在DAG有向無環圖的基礎上提出了「纏結」概念，在IOTA裡面，沒有區塊的概念，共識的最小單位是交易。每一個交易都會引用過去的兩條交易記錄哈希，這樣前一交易會證明過去兩條交易的合法性，間接證明之前所有交易的合法性。這樣一來， 就不再需要傳統區塊鏈中的礦工這樣少量節點來驗證交易、打包區塊，從而提升效率，節省交易費用。
四、 DAG 的現狀
盡管理論上來講，DAG有向無環圖能夠彌補傳統區塊鏈的一些弊端，但是目前並不成熟，應用到數字貨幣領域的時間也比較短，還比較年輕 。
它沒有像比特幣那般經過長達10年的時間來驗證整個系統的安全性，也沒有像以太坊那般實現了廣泛的應用場景。不過，現在有些聲音提出要採用「傳統區塊鏈+DAG」的數據結構，但是還沒有非常突出的案例，這里就不多說了。
總結一下，本節我們介紹了區塊鏈的衍生技術：DAG有向無環圖，這是一種全新的數據結構，可以對區塊鏈處理交易的效率、並發力達到顯著的提升。

㈧ 貨幣型基金有幾種

兩種。

貨幣基金按參與資金的規模限制可分為A類和B類，A類供中小投資者投資，B類供機構和大額投資者投資。A類貨幣基金的最低申購限制一般為1000份，B類為500萬份。它們的銷售服務費率也不同。例如，海富通貨幣A級每年的銷售服務費率為0.25%；而海富通貨幣B級每年的銷售服務費率為0.01%。

(8)數字貨幣實證擴展閱讀：

現實優勢

1）提高活期儲蓄的收益，目前貨幣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為3.9%左右，高於銀行活期儲蓄利率0.5%（稅後收益）。

2）按月結轉收益的做法，提供了目前銀行存款無法提供的復利收益。

3）在利率上升階段，有效地迴避利率風險。利率的上調為貨幣基金提供了收益更高的投資品種，可以說貨幣基金的收益隨利率上升而水漲船高。這一點在2004.10加息前後已得到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