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閉關鎖國

⑴ 是誰提出在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上通過理性自身來完成對外在對象的真正統一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0-16

⑵ 比特幣8年漲754萬倍，它究竟是騙局還是時代趨勢

2017年，一種全球流行的虛擬貨幣，不停地刷著人們的眼球。

先是肆虐全球的「勒索」病毒爆發，黑客公然宣稱，要想不被「勒索」，就要上交一定數量的比特幣。

然後，中國央行宣布禁止比特幣在中國的交易，比特幣價格暴跌。

什麼是比特幣？

比特幣（BitCoin）是由一個叫「中本聰」的人在2009年提出的虛擬貨幣概念，它不依靠政府貨幣機構發行，而是在公開的互聯網上通過一系列復雜的程序演算法產生，並且，比特幣的總數量被永久限制在2100萬個。

再次，現在比特幣價格已經太高，成本也越來越高。僅開采一枚比特幣的電費就高達上萬元人民幣，有幾個人玩得起這種看不見摸不著，沒有實物抵押的虛擬錢幣？

綜上所述，現在說比特幣是騙局，還為時尚早，說它是時代趨勢，也未免太過牽強。

但對於我等韭菜小民，如此虛擬的貨幣，還是不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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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比特幣是否是一個大騙局玩比特幣的人多嗎

比特幣就是一個騙局，所以投資理財一定要謹慎。

即便是被稱為「硬通貨」的黃金，金價也不會只漲不跌。黃金本身沒有泡沫，但價格過高，就有泡沫了，而泡沫最終都會破滅，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同樣如此。通用虛擬貨幣越多，比特幣的價值越接近於0。

這種純粹運算出來的數字元號的貨幣，沒有任何資產支持，沒有財務收支，沒有現金儲備，沒有使用價值，本身只是一個流通符號而已，一旦失去了信用保證，就是一堆印刷漂亮的廢紙。投資者應該警惕，這個世界沒有所謂安全的投資，所有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發文嚴厲整治上述行為，明確代幣交易不受法律保護，隨著一些虛擬幣交易平台轉向境外，投機炒幣行為也轉為「地下」。面對不斷翻新的行為，政府部門在繼續嚴監管的基礎上，更應不斷升級監管手段和能力，持續加大宣傳科普和打擊力度，避免群眾上當受騙。

(3)數字貨幣閉關鎖國擴展閱讀：

投資虛擬貨幣更多的是一種投機行為，投資者應強化風險防範意識和識別能力，在未確認對方身份的情況下，不要涉及金錢往來，不要輕信低風險、高回報的投資產品，尤其不要隨意加入未經核實的投資理財群，這些往往是電信網路詐騙分子精心設計好的圈套。

投資理財最好在子女的陪同下進行購買，並且要從官方的、權威的渠道去了解，當發現被騙時及時向警方反映。妥善保護好各類賬號密碼、身份信息等，不要輕易告知他人。凡是提到需要轉賬匯款，都應引起高度警惕，多找信得過的熟人商議。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揭秘瘋狂的比特幣：每個800元 新的龐氏騙局？

人民網-三男子設比特幣騙局獲利15萬余元被判刑

人民網-人民網評「解析區塊鏈」之三：如何避免脫實向虛

⑷ 匯率是由什麼決定的，也就是說美元為什麼比人民幣值錢

簡單的說：匯率就是財富的比值
我和你說的通俗一點吧
很久以前，A國和B國相互貿易往來，都是用貴金屬做貨幣，假如都是成色一樣的金幣做貨幣，那麼，就不存在兌換的問題，匯率就是1：1
後來A國想了壞點子，把黃金的成色全都換成了原來的一半，那麼B國的商人也不傻，他們到A國來兌換的時候就一個B幣換2個A幣，這樣匯率就是2：1，於是就產生了匯率的概念。
後來，時代在發展啊，到了紙幣時代了，那一張破紙值什麼錢啊，其實啊，紙幣是國家信用，那國家信用靠什麼來支撐呢?一是靠國家所擁有的財富，二靠政局的穩定與否，簡單的理解所有貨幣價值＝國家財富價值，那麼匯率就是以下公式;
匯率＝A國財富價值/B國財富價值＝A國單位貨幣價值/B單位國貨幣價值

貨單位幣價值＝國家財富/單位貨幣數量
看什麼影響匯率，就看什麼影響國家財富

一、國際收支狀況。國際收支狀況是決定匯率趨勢的主導因素。國際收支是一國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各種收支的總和。AB兩國要相互貿易哦，不可以閉關鎖國嘛，A國從B國年底一盤算，掙了錢，貿易順差。那麼就是A國財富增加，B國財富減少，那麼比如影響到匯率的變動，導致貨幣價值提高，即A幣更值錢，反之變理解

二、國民收入。比如年底一盤算，AB兩國貿易收支相等，大家都沒有賺到，但是A國人們勤勞無比，GDP猛增，而B國能就發展不利，GDP沒有變。那麼就是A國為自己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單位貨幣數量也沒變，導致單位貨幣價值提高，匯率發生變化。A幣走強，更加值錢了。反之便可理解

三、通貨膨脹率的高低。比如年底一盤算，AB兩國貿易收支相等，大家都沒有賺到，AB兩國的國家財富也沒有變化，可是A國人民銀行腦袋一發熱，把市場的貨幣量提高了一倍，就是說單位貨幣數量增加一倍，自然就是通貨膨脹拉，那直接導致單位貨幣價值變成原來的1/2，錢不值錢了，那麼導致匯率發生變動，A幣走低，匯率也走低，反之就理解

四,利率水平的差異。假如AB所有情況都一樣，但是A國利率比B國，較高利率會吸引外國資金的流入，B國人為了獲的高利息，把錢到存到A國去了。以較少的利息獲得較大的財富增加，導致單位貨幣價值提高，匯率發生變動，A幣走強，匯率走高。反之便可理解

五，政治局面和社會是否穩定，這個很容易理解，社會動盪，導致財富消失和外逃，社會財富減少，單位貨幣價值減少，匯率發生變動。

美元為什麼比人民幣值錢？？這與貨幣的購買力，兩國的利率差，現金的流動速率，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有很大的關系。形象的說，國家的錢價值等於經濟除以這個所有貨幣的面額。

⑸ 以前的黃金白銀哪去了

不是沒多少了，而是現在不用貴金屬作為流通的貨幣而已。因此市面上和生活中的黃金白銀基本就看不到了。
黃金是作為國家黃金儲備的戰略資源，用於平衡國際收支，影響匯率，穩定經濟等金融作用，一直屬於國家專營，最近有所放開。
白銀作為重要的工業金屬，在高精尖科技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有著豐富的黃金和白銀生產礦，雖然比不上南非，但是每年的產量依然不菲。
清末賠款流失的貴金屬只是一部分而已，對現在國家黃金儲備影響不大。

⑹ 請問有人知道些有關數學歷史嗎

中國數學［Chinese Mathematics］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地處亞洲東部，瀕太平洋西岸。數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成就輝煌。下面我們依歷史的發展，分段敘述。

1.先秦萌芽時期

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在黃河中下游產生了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其後有商、殷兩代［約1500 B.C -1027 B.C］、及周朝［1027 B.C -221 B.C］。歷史上又稱公元前八世紀至秦王朝的建立［221 B.C］為春秋戰國時期。

據《易．系辭》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中有很多記數的文字。從一到十，及百、千、萬是專用的記數文字，共有13個獨立符號，記數用合文書寫，其中有十進制制的記數法，出現最大的數字為三萬。

算籌是中國古代的計算工具，而這種計算方法稱為籌算。算籌的產生年代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籌算在春秋時代已很普遍。

用算籌記數，有縱、橫兩種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表示一個多位數字時，採用十進制值制，各位值的數目從左到右排列，縱橫相間［法則是：一縱十橫，百立千僵，千、十相望，萬、百相當］，並以空位表示零。算籌為加、減、乘、除等運算建立起良好的條件。

籌算直到十五世紀元朝末年才逐漸為珠算所取代，中國古代數學就是在籌算的基礎上取得其輝煌成就的。

在幾何學方面《史記．夏本記》中說夏禹治水時已使用了規、矩、准、繩等作圖和測量工具，並早已發現「勾三股四弦五」這個勾股定理［西方稱勾股定理］的特例。戰國時期，齊國人著的《考工記》匯總了當時手工業技術的規范，包含了一些測量的內容，並涉及到一些幾何知識，例如角的概念。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促進了數學的發展，一些學派還總結和概括出與數學有關的許多抽象概念。著名的有《墨經》中關於某些幾何名詞的定義和命題，例如：「圓，一中同長也」、「平，同高也」等等。墨家還給出有窮和無窮的定義。《莊子》記載了惠施等人的名家學說和桓團、公孫龍等辯者提出的論題，強調抽象的數學思想，例如「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這些許多幾何概念的定義、極限思想和其它數學命題是相當可貴的數學思想，但這種重視抽象性和邏輯嚴密性的新思想未能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

此外，講述陰陽八卦，預言吉凶的《易經》已有了組合數學的萌芽，並反映出二進制的思想。

2.漢唐初創時期

這一時期包括從秦漢到隋唐1000多年間的數學發展，所經歷的朝代依次為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 秦漢是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時期。為使不斷豐富的數學知識系統化、理論化，數學方面的專書陸續出現。

西漢末年［公元前一世紀］編纂的天文學著作《周髀算經》在數學方面主要有兩項成就：(1)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及普遍形式；(2)測太陽高、遠的陳子測日法，為後來重差術的先驅。此外，還有較復雜的開方問題和分數運算等。

《九章算術》是一部經幾代人整理、刪補和修訂而成的古代數學經典著作，約成書於東漢初年［公元前一世紀］。全書採用問題集的形式編寫，共收集了246個問題及其解法，分屬於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九章。主要內容包括分數四則和比例演算法、各種面積和體積的計算、關於勾股測量的計算等。在代數方面，《方程》章中所引入的負數概念及正負數加減法法則，在世界數學史上都是最早的記載；書中關於線性方程組的解法和現在中學講授的方法基本相同。就《九章算術》的特點來說，它注重應用，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形成了以籌算為中心的數學體系，對中國古算影響深遠。它的一些成就如十進制值制、今有術、盈不足術等還傳到印度和阿拉伯，並通過這些國家傳到歐洲，促進了世界數學的發展。 魏晉時期中國數學在理論上有了較大的發展。其中趙爽和劉徽的工作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數學理論體系的開端。趙爽是中國古代對數學定理和公式進行證明的最早的數學家之一，對《周髀算經》做了詳盡的注釋。劉徽注釋《九章算術》，不僅對原書的方法、公式和定理進行一般的解釋和推導，且在論述過程中多有創新，更撰寫《海島算經》，應用重差術解決有關測量的問題。劉徽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創立割圓術，為圓周率的研究工作奠定理論基礎和提供了科學的演算法。

南北朝時期的社會長期處於戰爭和分裂狀態，但數學的發展依然蓬勃。《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孫子算經》給出「物不知數」問題，導致求解一次同餘組問題；《張丘建算經》的「百雞問題」引出三個未知數的不定方程組問題。

祖沖之、祖日桓父子的工作在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他們在《九章算術》劉徽注的基礎上，將傳統數學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成為重視數學思維和數學推理的典範。他們同時在天文學上也有突出的貢獻。其著作《綴術》已失傳，根據史料記載，他們在數學上主要有三項成就：(1)計算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後第六位，得到3.1415926 <π< 3.1415927，並求得π的約率為22/7，密率為355/113；(2)得到祖 日桓定理［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並得到球體積公式；(3)發展了二次與三次方程的解法。

隋朝大興土木，客觀上促進了數學的發展。唐初王孝通撰《緝古算經》，主要是討論土木工程中計算土方、工程的分工與驗收以及倉庫和地窖的計算問題。

唐朝在數學教育方面有長足的發展。656年國子監設立算學館，設有算學博士和助教，由太史令李淳風等人編纂注釋《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緝古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和《綴術》］，作為算學館學生用的課本。對保存古代數學經典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隋唐時期由於歷法需要，創立出二次內插法，為宋元時期的高次內插法奠定了基礎。而唐朝後期的計算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改進和普及，出現很多種實用算術書，對於乘除演算法力求簡捷。

3.宋元全盛時期

唐朝亡後，五代十國仍是軍閥混戰的繼續，直到北宋王朝統一了中國，農業、手工業、商業迅速繁榮，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從公元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宋、元兩代］，籌算數學達到極盛，是中國古代數學空前繁榮，碩果累累的全盛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列舉如下：賈憲的《黃帝九章演算法細草》［11世紀中葉］，劉益的《議古根源》［12世紀中葉］，秦九韶的《數書九章》［1247］，李冶的《測圓海鏡》［1248］和《益古演段》［1259］，楊輝的《詳解九章演算法》［1261］、《日用演算法》［1262］和《楊輝演算法》［1274-1275］，朱世傑的《算學啟蒙》［1299］和《四元玉鑒》［1303］等等。 宋元數學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中國古代數學，甚至是當時世界數學的巔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

1. 高次方程數值解法；

2. 天元術與四元術，即高次方程的立法與解法，是中國數學史上首次引入符號，並用符號運算來解決建立高次方程的問題；

3. 大衍求一術，即一次同餘式組的解法，現在稱為中國剩餘定理；

4. 招差術和垛積術，即高次內插法和高階等差級數求和。 另外，其它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發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縱橫圖［幻方］的研究、小數［十進分數］具體的應用、珠算的出現等等。 這一時期民間數學教育也有一定的發展，以及中國和伊斯蘭國家之間的數學知識的交流也得到了發展。

4.西學輸入時期

這一時期從十四世紀中葉明王朝建立到二十世紀清代結束共500多年。數學除珠算外出現全面衰弱的局面，當中涉及到中算的局限、十三世紀的考試制度中已刪減數學內容、明代大興八段考試制度等復雜的問題，不少中外數學史家仍探討當中涉及的原因。十六世紀末，西方初等數學開始傳入中國，使中國數學研究出現了一個中西融合貫通的局面。鴉片戰爭後，近代高等數學開始傳入中國，中國數學轉入一個以學習西方數學為主的時期。直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近代數學研究才真正開始。

明代最大的成就是珠算的普及，出現了許多珠算讀本，及至程大位的《直指演算法統宗》［1592］問世，珠算理論已成系統，標志著從籌算到珠算轉變的完成。但由於珠算流行，籌算幾乎絕跡，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古代數學也逐漸失傳，數學出現長期停滯。

隋及唐初，印度數學和天文學知識曾傳入中國，但影響較細。到了十六世紀末，西方傳教士開始到中國活動，和中國學者合譯了許多西方數學專著。其中第一部且有重大影響的是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前6卷［1607］，其嚴謹的邏輯體系和演譯方法深受徐光啟推崇。徐光啟本人撰寫的《測量異同》和《勾股義》便應用了《幾何原本》的邏輯推理方法論證中國的勾股測望術。此外，《幾何原本》課本中絕大部份的名詞都是首創，且沿用至今。在輸入的西方數學中僅次於幾何的是三角學。在此之前，三角學只有零星的知識，而此後獲得迅速發展。介紹西方三角學的著作有鄧玉函編譯的《大測》［2卷，1631］、《割圓八線表》［6卷］和羅雅谷的《測量全義》［10卷，1631］。在徐光啟主持編譯的《崇禎歷書》［137卷，1629-1633］中，介紹了有關圓椎曲線的數學知識。

入清以後，會通中西數學的傑出代表是梅文鼎，他堅信中國傳統數學「必有精理」，對古代名著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時又能正確對待西方數學，使之在中國紮根，對清代中期數學研究的高潮是有積極影響的。與他同時代的數學家還有王錫闡和年希堯等人。 清康熙帝愛好科學研究，他「御定」的《數理精蘊》［53卷，1723］，是一部比較全面的初等數學書，對當時的數學研究有一定影響。

干嘉年間形成一個以考據學為主的干嘉學派，編成《四庫全書》，其中數學著作有《算經十書》和宋元時期的著作，為保存瀕於湮沒的數學典籍做出重要貢獻。

在研究傳統數學時，許多數學家還有發明創造，例如有「談天三友」之稱的焦循、汪萊及李銳作出不少重要的工作。李善蘭在《垛積比類》［約1859］中得到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現在稱之為「李善蘭恆等式」。這些工作較宋元時期的數學進了一步。阮元、李銳等人編寫了一部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傳記《疇人傳》46卷［1795-1810］，開數學史研究之先河。

1840年鴉戰爭後，閉關鎖國政策被迫中止。同文館內添設「算學」，上海江南製造局內添設翻譯館，由此開始第二次翻譯引進的高潮。主要譯者和著作有：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的《幾何原本》後9卷［1857］，使中國有了完整的《幾何原本》中譯本；《代數學》13卷［1859］；《代微積拾級》18卷［1859］。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艾約瑟合譯《圓錐曲線說》3卷，華蘅芳與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合譯《代數術》25卷［1872］，《微積溯源》8卷［1874］，《決疑數學》10卷［1880］等。在這些譯著中，創造了許多數學名詞和術語，至今仍在應用。 1898年建立京師大學堂，同文館並入。1905年廢除科舉，建立西方式學校教育，使用的課本也與西方其它各國相仿。

5.近現代數學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是從20世紀初至今的一段時間，常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標志劃分為兩個階段。

中國近現代數學開始於清末民初的留學活動。較早出國學習數學的有1903年留日的馮祖荀，1908年留美的鄭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復和趙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魯，1913年留日的陳建功和留比利時的熊慶來［1915年轉留法］，1919年留日的蘇步青等人。他們中的多數回國後成為著名數學家和數學教育家，為中國近現代數學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其中胡明復1917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數學家。隨著留學人員的回國，各地大學的數學教育有了起色。最初只有北京大學1912年成立時建立的數學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開大學創建數學系，1921年和1926年熊慶來分別在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建立數學系，不久武漢大學、齊魯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陸續設立了數學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學設立了數學系或數理系。1930年熊慶來在清華大學首創數學研究部，開始招收研究生，陳省身、吳大任成為國內最早的數學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國學習數學的還有江澤涵［1927］、陳省身［1934］、華羅庚［1936］、許寶騄［1936］等人，他們都成為中國現代數學發展的骨幹力量。同時外國數學家也有來華講學的，例如英國的羅素［1920］，美國的伯克霍夫［1934］、奧斯古德［1934］、維納［1935］，法國的阿達馬［1936］等人。1935年中國數學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共有33名代表出席。1936年〈中國數學會學報〉和《數學雜志》相繼問世，這些標志著中國現代數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解放以前的數學研究集中在純數學領域，在國內外共發表論著600餘種。在分析學方面，陳建功的三角級數論，熊慶來的亞純函數與整函數論研究是代表作，另外還有泛函分析、變分法、微分方程與積分方程的成果；在數論與代數方面，華羅庚等人的解析數論、幾何數論和代數數論以及近世代數研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果;在幾何與拓撲學方面，蘇步青的微分幾何學，江澤涵的代數拓撲學，陳省身的纖維叢理論和示性類理論等研究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方面，許寶騄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許多基本定理及嚴密證明。此外，李儼和錢寶琮開創了中國數學史的研究，他們在古算史料的注釋整理和考證分析方面做了許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國的民族文化遺產重放光彩。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國科學院。1951年3月《中國數學學報》復刊［1952年改為《數學學報》］，1951年10月《中國數學雜志》復刊［1953年改為《數學通報》］。1951年8月中國數學會召開建國後第一次國代表大會，討論了數學發展方向和各類學校數學教學改革問題。

建國後的數學研究取得長足進步。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華羅庚的《堆棧素數論》［1953］、蘇步青的《射影曲線概論》［1954］、陳建功的《直角函數級數的和》［1954］和李儼的《中算史論叢》5集［1954-1955］等專著，到1966年，共發表各種數學論文約2萬余篇。除了在數論、代數、幾何、拓撲、函數論、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數學史等學科繼續取得新成果外，還在微分方程、計算技術、運籌學、數理邏輯與數學基礎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許多論著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同時培養和成長起一大批優秀數學家。

60年代後期，中國的數學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癱瘓、人員喪失、對外交流中斷，後經多方努力狀況略有改變。1970年《數學學報》恢復出版，並創刊《數學的實踐與認識》。1973年陳景潤在《中國科學》上發表《大偶數表示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二個素數的乘積之和》的論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國數學家在函數論、馬爾可夫過程、概率應用、運籌學、優選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創見。

1978年11月中國數學會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標志著中國數學的復甦。1978年恢復全國數學競賽，1985年中國開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數學競賽。1981年陳景潤等數學家獲國家自然科學獎勵。1983年國家首批授於18名中青年學者以博士學位，其中數學工作者佔2/3。1986年中國第一次派代表參加國際數學家大會，加入國際數學聯合會，吳文俊應邀作了關於中國古代數學史的45分鍾演講。近十幾年來數學研究碩果累累，發表論文專著的數量成倍增長，質量不斷上升。1985年慶祝中國數學會成立50周年年會上，已確定中國數學發展的長遠目標。代表們立志要不懈地努力，爭取使中國在世界上早日成為新的數學大國。

古代埃及數學（Ancient Egyptian Mathematics）
非洲東北部的尼羅河流域，孕育了埃及的文化。在公元前3500～3000年間，這里曾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帝國。

目前我們對古埃及數學的認識，主要源於兩份用僧侶文寫成的紙草書，其一是成書於公元前1850年左右的莫斯科紙草書，另一份是約成書於公元前1650年的蘭德（Rhind）紙草書，又稱阿梅斯（Ahmes）紙草書。阿梅斯紙草書的內容相當豐富，講述了埃及的乘法和除法、單位分數的用法、試位法、求圓面積問題的解和數學在許多實際問題中的應用。

古埃及人使用象形文字，其數字以十進製表示，但並非位值制，而分數還有一套專門的記法。由埃及數系建立起來的算術具有加法特徵，其乘、除法的計算也只是利用連續加倍的方法來完成。古埃及人將所有的分數都化成單位分數（分子為 1的分數之和），在阿梅斯紙草書中，有很大一張分數表，把2/(2n+1)狀分數表示成單位分數之和，如：2/5=1/3+1/15，2/7=1/4+1/28，…，2/97=1/56+1/679+
1/776，等等。

古埃及人已經能解決一些屬於一次方程和最簡單的二次方程的問題，還有一些關於等差數列、等比數列的初步知識。

如果說巴比倫人發展了卓越的算術和代數學，那麼在另一方面，人們一般認為埃及人在幾何學方面要勝過巴比倫人。一種觀點認為尼羅河水每年一次的定期泛濫，淹沒河流兩岸的谷地。大水過後，法老要重新分配土地，長期積累起來的土地測量知識逐漸發展為幾何學。

埃及人能夠計算簡單平面圖形的面積，計算出的圓周率為 3.16049；他們還知道如何計算棱椎、圓椎、圓柱體及半球的體積。其中最驚人的成就在於方棱椎平頭截體體積的計算，他們給出的計算過程與現代的公式相符。

至於在建造金字塔和神殿過程中，大量運用數學知識的事實表明，埃及人已積累了許多實用知識，而有待於上升為系統的理論。

印度數學（Hin mathematics）
印度是世界上文化發達最早的地區之一，印度數學的起源和其它古老民族的數學起源一樣，是在生產實際需要的基礎上產生 的。但是，印度數學的發展也有一個特殊的因素，便是它的數學和歷法一樣，是在婆羅門祭禮的影響下得以充分發展的。再加上 佛教的交流和貿易的往來，印度數學和近東，特別是中國的數學便在互相融合，互相促進中前進。另外，印度數學的發展始終與天文學有密切的關系，數學作品大多刊載於天文學著作中的某些篇章。

《繩法經》屬於古代婆羅門教的經典，可能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是在數學史上有意義的宗教作品，其中講到拉繩設計祭壇時所體現到的幾何法則，並廣泛地應用了勾股定理。

此後約1000年之中，由於缺少可靠的史料，數學的發展所知甚少。

公元5-12世紀是印度數學的迅速發展時期，其成就在世界數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些著名的學者，如6世紀的阿利耶波多（第一）（ ryabhata），著有《阿利耶波多歷數書》；7世紀的婆羅摩笈多（Brahmagupta ），著有《婆羅摩笈多修訂體系》（Brahma-sphuta-sidd'h nta ），在這本天文學著作中，包括「算術講義」和「不定方程講義 」等數學章節；9世紀摩訶毗羅（Mah vira ）；12世紀的婆什迦羅（第二）（Bh skara ），著有《天文系統極致》（Siddh nta iromani ），有關數學的重要部份為《麗羅娃提》（Lil vati) ）和《演算法本源》（V jaganita）等等。

在印度，整數的十進制值制記數法產生於6世紀以前，用9個數字和表示零的小圓圈，再藉助於位值制便可寫出任何數字。他們由此建立了算術運算，包括整數和分數的四則運演算法則；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法則等。對於「零」，他們不單是把它看成「一無所有」或空位，還把它當作一個數來參加運算，這是印度算術的一大貢獻。

印度人創造的這套數字和位值記數法在8世紀傳入伊斯蘭世界，被阿拉伯人採用並改進。13世紀初經斐波納契的《算盤書》 流傳到歐洲，逐漸演變成今天廣為利用的1，2，3，4，…，等等，稱為印度－阿拉伯數碼。

印度對代數學做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用符號進行代數運算，並用縮寫文字表示未知數。他們承認負數和無理數，對負數的四 則運演算法則有具體的描述，並意識到具有實解的二次方程有兩種形式的根。印度人在不定分析中顯示出卓越的能力，他們不滿足於對一個不定方程只求任何一個有理解，而致力於求所有可能的整數解。印度人還計算過算術級數和幾何級數的和，解決過單利 與復利、折扣以及合股之類的商業問題。

印度人的幾何學是憑經驗的，他們不追求邏輯上嚴謹的證明，只注重發展實用的方法，一般與測量相聯系，側重於面積、體積的計算。其貢獻遠遠比不上他們在算術和代數方面的貢獻大。在三角學方面，印度人用半弦（即正弦）代替了希臘人的全弦， 製作正弦表，還證明了一些簡單的三角恆等式等等。他們在三角學所做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阿拉伯數學［Arabic mathematics］
從九世紀開始，數學發展的中心轉向阿拉伯和中亞細亞。

自從公元七世紀初伊斯蘭教創立後，很快形成了強大的勢力，迅速擴展到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廣大地區，跨越歐、亞、非三大洲。在這一廣大地區內，阿拉伯文是通用的官方文字，這里所敘述的阿拉伯數學，就是指用阿拉伯語研究的數學。

從八世紀起大約有一個到一個半世紀是阿拉伯數學的翻譯時期，巴格達成為學術中心，建有科學宮、觀象台、圖書館和一個學院。來自各地的學者把希臘、印度和波斯的古典著作大量地譯為阿拉伯文。在翻譯過程中，許多文獻被重新校訂、考證和增補，大量的古代數學遺產獲得了新生。阿拉伯文明和文化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直到15世紀還充滿活力。

花拉子米［Al-khowarizmi］是阿拉伯初期最主要的數學家，他編寫了第一本用阿拉伯語在伊斯蘭世界介紹印度數字和記數法的著作。公元十二世紀後，印度數字、十進制值制記數法開始傳入歐洲，又經過幾百年的改革，這種數字成為我們今天使用的印度—阿拉伯數碼。花拉子米的另一名著《ilm al-jabr wa'lmugabalah》［《代數學》］系統地討論了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該種方程的求根公式便是在此書中第一次出現。現代」algebra」［代數學］一詞亦源於書名中出現的」al jabr」。

三角學在阿拉伯數學中佔有重要地位，它的產生與發展和天文學有密切關系。阿拉伯人在印度人和希臘人工作的基礎上發展了三角學。他們引進了幾種新的三角量，揭示了它們的性質和關系，建立了一些重要的三角恆等式。給出了球面三角形和平面三角形的全部解法，製造了許多較精密的三角函數表。其中著名的數學家有：阿爾．巴塔尼［Al-Battani］、阿卜爾．維法［Abu'l-Wefa］、阿爾．比魯尼［Al-Beruni］等。系統而完整地論述三角學的著作是由十三世紀的學者納西爾丁［Nasir ed-din］完成的，該著作使三角學脫離天文學而成為數學的獨立分支，對三角學在歐洲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在近似計算方面，十五世紀的阿爾．卡西［Al-kashi］在他的《圓周論》中，敘述了圓周率π的計算方法，並得到精確到小數點後16位的圓周率，從而打破祖沖之保持了一千年的記錄。此外，阿爾．卡西在小數方面做過重要工作，亦是我們所知道的以「帕斯卡三角形」形式處理二項式定理的第一位阿拉伯學者。

阿拉伯幾何學的成就低於代數和三角。希臘幾何學嚴密的邏輯論證沒有被阿拉伯人接受。

總的來看，阿拉伯數學較缺少創造性，但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正處於科學上的貧瘠時期，其成績相對顯得較大，值得贊美的是他們充當了世界上大量精神財富的保存者，在黑暗時代過去後，這些精神財富才傳回歐洲。歐洲人主要就是通過他們的譯著才了解古希臘和印度以及中國數學的成就。

⑺ 如何看待BAT爭相限制虛擬貨幣，與幣圈「劃清界限」

我認為網路加大了對數字貨幣方面的監管。據了解，無論是在微信群還是網路貼吧，充斥不少撮合交易、開發APP、幣種發行等各式各樣虛擬貨幣業務，甚至有民眾承包這些業務，形成一條龍產業鏈。另有商家透露，虛擬貨幣相關合約交易，杠桿率最高可達500倍。而且區塊鏈是最新一次“工業革命”。然而，不可否認，有很多“聰明人”，打著區塊鏈的旗號，瘋狂從事各種“非法吸金”活動。

⑻ 一個國家沒錢了 為什麼不直接印鈔票 幹嘛還要問別國借錢 比如美國借中國錢

我們有時候會經常感嘆，自己這么努力還是這么窮，要是國家能給我印點錢就好了。然而這肯定是不現實的，那國家為什麼不多印點錢發給窮人呢？甚至國家自己沒錢了還要張口問別的國家借，難道不會覺得丟人嗎？

所以，紙幣是不會隨意印發的，這關乎到一個國家的秩序。而我們想要擁有更多錢就要經過自己的努力，不要想著不勞而獲，踏踏實實賺來的錢自己花起來才更加心安理得。現在你明白為什麼國家不會隨便印鈔票了嗎？

以上資料來源於網路，供你參考。

⑼ 李約瑟難題

難題介紹
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 李約瑟其他文明？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李約瑟問題其實是：為何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繁榮的中國。歐洲經歷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時期，希臘、羅馬的古代典籍也被歐洲中世紀的焚書毀滅，歐洲從阿拉伯帝國保存的希臘、羅馬古籍復興了希臘、羅馬文化的同時消化吸收了中華文明的科技與產業、體制與文藝等成就，從而誕生了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 - 全球化地球文明。
從馬可·波羅游記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與研究東方文明。從1643年牛頓誕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機開啟工業革命、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歐美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然而，1840年的中國卻進入了鴉片戰爭時期。1840年前後，英國的機器化生產已基本取代手工業生產，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1847年西門子－哈爾斯克電報機製造公司建立，開啟了電氣化時代。從馬可·波羅的誕生到工業革命電氣化的開始，歐洲經歷了約6百年的努力終於徹底超過了中國。
難題表述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 李約瑟
第一段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中國的政教分離現象、文官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流派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第二段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在於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領先世界一千年，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這是關於兩種科學研究範式（Paradigm）的起源問題。
表徵意義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文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李約瑟與中國
編輯本段個人努力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李約瑟傳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於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李約瑟還特別提出了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
編輯本段解答一
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李約瑟研究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本觀點的辯論：
本觀點的重點在於認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一在於小農經濟導致的社會分工的不足，二在於中國人缺乏冒險精神。但我們知道：首先，西方歷史是從西歐庄園制經濟發展過來的，而西歐庄園制經濟是一個更封閉、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式，一個庄園內各種物品生產幾乎無所不包，自給自足的程度達到極致，這也是西歐中世紀自羅馬帝國後具有商品交換、商品經濟功能的城市極端沒落的根本原因，但這也沒有影響西歐最終走向科學技術的進步。其次，我們知道西方歷史上富於冒險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國家很多，特別是西班牙還發現了新大陸，但西班牙也並沒有因此成為科學技術的強國。
實際上，西歐之所以在近代科學技術能夠領先，首先在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其次在於自英國後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國的建立。重點的重點在於基督教新教對天主教的反權威意識、自主自由的意識培養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識。所以科學技術的進步主要不在物而在於人，在於人的思想意識。
科學技術是在否定之否定中進步的，這就是成人之所以區別於少兒的辯證邏輯思維過程。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要進步，具有反權威的勇氣與思想意識是最重要的。但儒家從思想上就提倡和維護等級制度，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等學霸作風，東亞包括中國知識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級身份，不願意承認學術錯誤，且又盲目崇信權威，缺乏反權威的意識，這就使得中國人在近代乃至現代科學技術上難以進步的根本原因。當然，反權威的勇氣與思想意識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進行維護與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對於民主意識的形成又是一個互相促進的關系。
編輯本段解答二簡介
中國的古代文明燦爛輝煌，有至今仍使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中華民族早在西方科學昌盛之前就有極其卓越的科學成就，15世紀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遙遙領先於當時的西方文明。李約瑟在數十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證明：「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對此，李約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觀點，但李約瑟這些觀點還不足以說明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因為在這些原因在近現代都被解除了以後，中國人仍然沒能在中國土地上某方面獲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度的科學成就。比如說在中國科舉制度廢除已近百年、西方發現發明自然科學文化知識早已大規模普及並為眾人所接受、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可說與西方人已別無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沒發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現的狀況也沒有做到。特別是諾貝爾獎截止如今已經有六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但卻沒有一人為中國本土華人，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國未獲諾貝爾獎的原因也談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差距大的是他所處的科學環境。移居美國的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等獲諾貝爾獎就是證明。由此可見，之所以「境內為枳，過海為橘」，使得這塊大陸迄今與諾貝爾獎無緣，主要原因是國內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
那我們現在不禁要問：現代中國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在那裡？！中國在13－15世紀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中西方歷史的分際
中國13世紀初是處於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時期，中國在北宋和特別是南宋時期已經佔世界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別是南宋時期朝廷偏安一隅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經濟貿易發展來維持國家的稅收收入，這樣也就使得國家工商業空前發展。工商業的發展致使南宋社會分工更加細致，貧富差別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現為民眾為追求工商業發展特別是相關技術的發展，需要一種更加自由開放的、更加寬松倡明的社會環境，要求封建統治者在保護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時也能夠保護工商業者的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社會關系愈來愈向商貿化金錢化方向發展，私慾膨脹、只認利益而輕視道德規范，特別是缺乏對封建道德意識和國家民族意識的認同，從而造成社會混亂，特別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眾、軍隊的愛國熱情嚴重低下。當時的狀況使社會發展走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國家政治通過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專制而使社會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為了鞏固封建專制更進一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政治思想統治。
遺憾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治終究還是走向了反動的一面，自南宋統治朝廷稍微穩固以後，宋高宗就開始大肆迫害功臣，通過秦檜等一幫人殺害了岳飛、去除剝奪了戍邊大將的軍事政治權力，不但使國家統一大業功敗垂成，更使得封建統治專制制度得以進一步加強。封建專權的形成使得民眾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更加低下，社會思想道德意識更加趨於混亂，對社會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壞性。在這種狀況下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根據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讓人們回歸所謂「善的本性」，也就是回歸人們愚昧混沌的幼兒時狀態為目標，以消除人們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的各種企望、願望為理論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論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這一「中庸之道」在集權制度下的實際社會效果卻只是導致了只認「天」不認「人」，道理邏輯歸於權位，只認君父不認平等權益的「三綱五常」制度。自此以後，儒家學說一反前朝歷代只限於道德說教的范疇，在禮儀甚至從法律規范上對上至士紳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為，實施強行的灌輸與限止，從而嚴重地禁錮了人們的思維思想，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動力。
而在與南宋至明朝幾乎同時期，西歐自1215年英國《大憲章》以來，文藝復興運動啟蒙了民眾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別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帶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使得西歐成為近代文明的發源地，造成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一個國家要發展科學技術，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學的基石，沒有說那個國家民主不如別的國家但科學技術卻比別的國家強的。即使是說中國自戰國建立中國式的封建制度以來由漢至唐宋一直執世界科學技術之牛耳，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就當時世界來說還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歐洲當時所謂的希臘民主制度、羅馬共和國其民主也只是對奴隸主階層、對平民階層的民主，對占相當多數人口希臘、羅馬的 古羅馬奴隸破壞生產工具奴隸何嘗有民主可言？
公元476年，中國農業生產早已於公元前就進入了以僱傭方式為主的封建勞動生產關系，大部分農民有基本的人身權力與自由。但此時的羅馬社會仍是在奴隸社會的後期，當時雖然中國已經廣泛採用了牛拉犁耕等先進的生產勞動工具，但此時的羅馬社會仍是將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奴隸只有勞動的義務，不能從較高效率的勞動生產中獲得相應的個人收益。所以面對先進的生產勞動工具，羅馬奴隸缺乏勞動生產熱情與主動性，從而使這些先進的生產勞動工具不但難以普及，有些甚至還遭到奴隸的有意破壞。公元476年後，西羅馬帝國滅亡，標志著古代歐洲奴隸制社會的終結以及封建制度的確立，但此後古歐洲的庄園制經濟模式除了庄園內隸農私田耕種收獲部分可以歸隸農所有以外，與中國西周奴隸井田制下的奴隸一樣仍無人身自由可言。更何況，歐洲中世紀人們的言論、輿論、行為自由遭到天主教會的嚴格限止，其當時的社會民主性與中國宋、明以前的狀況更是無可比之處。
自中國洋務運動提倡「中體西用」到戊戌的變法維新、自中國「土地改革」到鄧小平提倡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無數成敗的歷史早已證明沒有民主開放的思想與制度，科學技術乃至經濟的發展是受到限止的。
得出結論
由上可以知道，「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於中國在13世紀之前社會制度的民主程度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還算是最高的；而中國自13世紀以後經濟技術與科學發展水平越來越落後，是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愈來愈完善，特別是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愈來愈受到集權制度下扭曲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總而言之，宋明以來被集權制度下奴化的儒家違反人性的「三綱五常」等，實際上是變相地提倡懶惰思維和奴化意識，這一社會意識對宋明以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約束，特別是嚴重毒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使中國知識階層留戀於自身歷史上業已形成的社會地位，長期以來不但不能成為推動民主的主力，反倒以傳統捍衛者的身份成為反對「民主、自由、博愛」思想的急先鋒。中國人應該進一步擺脫受集權制度下奴化的思想，進行一場如西方式「文藝復興運動」類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復興運動，提倡政治上的「大道無為」、提倡行為上對人類與世界的「兼愛」與慈愛，從思想上建立起還權於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識，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來作好思想上的基礎與准備。
國家昌盛的根本與道路
就現代中國以擴展工商貿易為主而缺乏科學技術根基的經濟發展模式來說，應當清醒的是：GDP的總量雖然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經濟基礎，但這還不是國家昌盛的根本。國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於民眾的凝聚力、二在於技術的進步。
首先就民眾凝聚力來講，中國北宋南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那麼高，但朝廷專制、腐敗，貧富差別劇大，導致民不聊生，半亡於遼金，最後亡於元。宋朝雖然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盤散沙的狀況下，仍然不免被嚴酷自然環境下鍛煉出來的少數民族的鐵騎所踏破。所以，國民的凝聚力是國家存在的根本。那麼怎麼樣建立國民的凝聚力呢？從政治上來說經濟地位上的平等是國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個國家那個時代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別，那麼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民眾凝聚力肯定是成問題的，因此也就很難有效抵禦內部的抗爭和外來的侵略，就中國來說西漢、東漢、東晉、北宋、南宋、明等等的滅亡，從經濟上來說無不是封建土地兼並造成的就說明了這一點。而中國抗日戰爭前後，中國國民乃至政府的軍隊在戰爭中士氣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怎麼就能在朝鮮戰爭中打敗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強大的美國軍隊呢？這就說明了社會主義所創造的經濟平等確實是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凝聚力。但馬上得天下，可馬上治天下嗎？毛澤東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積極推行平均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國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嚴重低下，造成國民經濟整體的倒退。可見平均主義政策雖然可以提高國民凝聚力，但卻是不能當飯吃的，所以中國社會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須尋求另一條發展的道路。
其次再說說技術進步，鴉片戰爭前後中國清代GDP雖然居於當時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風潮的影響下頑冥不化，拒絕進行社會變革。結果怎麼樣？還不是在被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後，接著又被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甲午之戰中打得一敗塗地。所以，技術進步可說是國家存在的另一個根本或者說是另一條發展的道路。那麼，如何求得國家技術的進步呢？國家技術的進步，最重要是在於國民思想的開放，而國民思想的開放最重要的是在於政治制度的民主開放程度。比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天文學、醫學、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相關的物理等科學技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種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是得益於當時的「百家爭鳴」的政治言論環境，而這種「百家爭鳴」的言論環境又是瓦解打破舊的「井田」等奴隸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時代需求。
我們中國現在人民生活水平較西方發達國家還較低，GDP確實需要進一步地推進發展，但我們知道現代人類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過是來源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頭的一天，所以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確實是一個真理。但要實現科學技術進步這一真理，推進國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進國家的民主程度，靠現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裡的中國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國應從中國人的幼少時期就向他們灌輸民主思想和文化習慣，特別是破除權威意識，但願我們中國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來民族民主的復興昌盛。
本觀點的辯論
反駁方：
1、科學技術的產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關系，但不是由於民主文化而產生了科學技術，恰恰相反，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所謂西方的民主傳統不過是古希臘、古羅馬奴隸制共和國時期的民主，而這種民主在其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已經被拋棄了。因為它不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環境，正像民主不適應中國的的封建皇權社會一樣。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才重新提出來的，而這時也正是新航路開辟，工業革命，資產階級興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時期。
2、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若要產生民主文化只有改變那個社會的環境，即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3、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一種新的文化提前出現，那麼就必然要求經濟基礎的變革，否則這種文化便不能持久。
觀點持有方：
1、您的主要觀點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結論，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而李約瑟用大量的史料證明了中國在南宋以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於西方的，若照您的說法您所說的「民主文化」應該是在中國，而不是在西方，可見您這一結論是很荒謬的，特別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時特別顯得如此。
2、您的第二個觀點是「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認為經濟基礎只是決定文化發展的一項因素，且不是決定性的。那麼我們先來看看中國人的文化是怎麼形成的。什麼是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群體、一個單位乃至一類人的體能、性格、氣質、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等等，那我們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什麼文化？中國人是黃皮膚、性格謙遜、氣質內向、行為方式更重於情感交流、地方方言眾多、各地風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詩、書、棋、畫、戲劇格式等等。實際上，經濟發展是可以推動相應文化的多樣化繁榮發展的，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社會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則經濟對文化帶來的整體效應愈大愈多，否則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時期專權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甚至連孟子所謂「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的言論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從天下廟堂中趕出去，在這種專權制度下經濟雖然還在緩慢發展，但建築、瓷器、傢具格式樣式愈來愈仿皇室化，中國上至衙門下至社會、家庭，對人們思想行為控制的手段愈來愈花樣翻新，社會黑暗，而所謂「女人的小腳」等等封建惡習大都產生於這一時代。所以說，文化雖說是受經濟發展影響的，但更是人類與社會環境斗爭的結果，更是千百年來思想行為教育與統治的結果，不承認這一點就等於不承認孔孟之道對中國人的影響，就等於不承認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差別。
編輯本段解答三
其一、全球化程度
在中國領先時：世界上的各民族主要還是由於自然地理因素的原因，處於相對封閉隔離的階段。
而歐美領先時：世界上各民族的發展越來越具有相互影響性，全球化程度逐步提高！
其二、主觀因素
在中國領先時：中華民族並未有主觀的掠奪其他民族的想法。
而歐美領先時：歐美的初衷就是發財和掠奪，傳授任何新技術都是為了下一步的（不平等）貿易利潤！
其三、實際發生的對比！
在中國領先時：中國基本沒有通過領先的技術對其他民族的野蠻而長期的掠奪（當然那時的科技業不足於這樣），相互的聯系只有通過游牧民族把中華的那點先進技術帶去了歐洲！
而歐美領先時：初期，也就是世界近代史歐洲+後來的美國，對亞非拉的赤裸裸的掠奪！世界現代史就是歐美+小日本瓜分世界資源殘酷戰爭，和亞非拉各地的反抗！（以上的掠奪都是非常驚人的）如今，就是WTO貿易規則下的不平等貿易，歐美利用他們的技術、亞非拉的資源、亞非拉的人力，只給予少量的報酬，製造的產品除了自己享用之外，剩餘部分還高價銷往亞非拉賺取了更多利潤！而歐美對他們領先技術的保護和使用更是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能將利潤超額收回的貿易制度！
總結：
中國領先時：各民族相互獨立，中國的領先不阻礙和掠奪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關鍵的技術傳播！
歐美領先時：各民族相互關聯，歐美利用領先的技術先是赤裸裸的阻礙和掠奪其他民族；之後又規劃了現在有利於歐美領先方的世界貿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詐落後方的各方面資源。
中國的落後在於中國歷史中的內部因素，而無法再次領先或許更多緣於歐美領先方阻礙/控制的外部因素！

⑽ 你怎樣認識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你認為應該怎樣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第一，這是一次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

現在有這么一種輿論，認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美國的危機，或者把它叫做「華爾街金融海嘯」。我認為不能這樣看。雖然這次危機源於美國，而且由華爾街觸發，但是這不是一次美國金融體系的危機，而是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危機，我認為有三個層次的原因。

第一，從大的體系背景上說，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以後，世界的金融體系就成為一個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是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但是這個美元是受美國的黃金儲備的約束的；世界各國的貨幣都與美元掛鉤，美元又與黃金掛鉤；各國都可以按1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的比例向美國兌換黃金。但是，1971年由於美國經濟走弱，黃金儲備減少，無力兌現，美元兌黃金的比例開始浮動。到1976年的牙買加協議，正式終止了美元和黃金的聯系。

第二，美國經濟戰後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內部失衡，核心的問題是儲蓄率過低。剛才提姆·賴特（Tim Wright）教授在演講裡面用了很多數字來說明這個問題。近年來，美國的總儲蓄率降低到接近於0 。於是，美國就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特性向全世界借錢，來維持一定的投資水平和高消費。

第三，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國貨幣當局在長時期內的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美國的資本市場。當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經濟學家如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的的批評，在一次講演中提出美國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動」（Irrational Exuberance，現在往往被譯為「非理性繁榮」）後，世界股價應聲而落。紐約股價也下降了2%。從此以後，格林斯潘就不再提「非理性躁動」，而是轉而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持美國資本市場的繁榮，結果形成了巨大的網路泡沫。2000年網路泡沫破滅以後，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而且鼓勵衍生工具的發展，放鬆對它的監管。90年代中期創造的一種衍生工具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S）到今年總規模已經到了60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的4.6倍，衍生產品總規模達到530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的40倍！

從短時期來看，美國經濟顯得很有活力。但實際上它所創造的大量「金融財富」只是紙面上的財富，甚至只是電腦上的一些符號，一有風吹草動，便會煙消雲散。美國的這個深層的結構問題，通過美元的發行，五花八門衍生工具的出台，通過美國金融體系滲透到世界各國，使世界金融體系中充滿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種沖擊的觸發，都會引起世界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次貸正是觸發這一危機的引信。

第二，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近來出現的困難是由「華爾街金融海嘯」，或美國金融危機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認為這種判斷並不準確。由於中國經濟已經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全球經濟體系中積累起的種種問題不可能不在中國經濟體系中有所反應。事實上，近年來人們愈來愈被中國經濟日趨嚴重的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擾。這里所謂的內部失衡，是指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而外部失衡，則是指國際收支的盈餘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雖然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和美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卻是互為補充的。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具有類似的缺陷，因而表現出某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特性。

從中國方面來看，事情的根源還要從中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方式說起。這種從蘇聯學來的增長模式的古典狀態，是靠高額資源投入，特別是高額投資來支持經濟增長。雖然馬克思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指出過，西方國家這種由投資驅動的早期增長模式一定會造成利潤率下降，工農大眾消費不足，並導致資本主義的危機爆發，但是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卻把它確定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工業化道路。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引進了了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它的極端形態，1958年的「大躍進」，使中國人吃盡了苦頭。

改革開放以後，用投資拉動增長的方式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但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高增長而沒有出現50年代出現過的嚴重問題，這主要是得益於中國在對外開放中採用了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後實行的出口導向政策，用出口需求來彌補的內需的不足。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中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餘勞動力需要在非農產業中找到工作崗位的情況下，利用發達國家儲蓄不足、消費旺盛的格局，採取出口導向政策向它們出口，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無可置疑的積極影響。

但是，正如所有採用出口導向的國家和地區在成功地執行了這種政策十多二十年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外匯存底大量積累，貿易摩擦和本幣升值壓力增加等問題那樣，中國在本世紀初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按照經濟學的原理來說，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形成機制的改革，實現它的市場化。東亞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或多或少的認識到了這種必要性。但哪怕是認識到了，由於調整原來利益格局的困難，使這種改革很難進行。就中國而言，2003年以後，以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經濟學家就不斷呼籲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和升值，但這種意見很難得到政府領導和大眾的認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幣才開始緩慢升值。由於存在進一步升值的預期，促成了熱錢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在升值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採取入市干預的辦法，大量收購外匯來抑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中國人民銀行收購的外匯越來越多，收購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購約3億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經到了每天平均收購7、8億美元。今年最高點是4月，每天約收購26億美元。2006年10月國家外匯儲備達到88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目前的國家外匯儲備超過了1.9萬億美元。根據「克魯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 Triangle Theorem），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實行固定匯率，必然使貨幣政策失去了獨立性。為了收購這么多的外匯，中國人民銀行大致發行了15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形成了70萬億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雖然人民銀行採取了一些措施去對沖，但是很難把它沖完。由於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使中國的金融體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虛擬資產泡沫。股市和房市價格雙雙飆升。2007年11月，中國股票市場的靜態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總市值33.62萬億元（現在只剩下9—10萬億元）。

第三，金融海嘯加重了中國的經濟困難。

其實，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暴露出來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會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從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到效率拉動的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一直沒有轉變過來。21世紀最初幾年，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已經完全收緊，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無法再續下去了。2003年以後，出口需求驅動造成的種種問題也日益顯現。等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後，各種矛盾都同時暴露出來，就使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顯得更加復雜和難於處理。

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形成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況下。金融海嘯一爆發，美元資產減值，或美國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迴流，都會使中國金融體系中的虛擬資產突然消失，使流動性過剩轉眼間變成流動性短缺。南方地區有些企業前幾天還經營得好好的，資金鏈突然中斷。

第二，我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高達35％，當其他國家特別是占我國出口20%左右的美國市場出現衰退，出口企業就會受到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做過一個分析，他們認為美國的增長率如果下降1%，中國的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

既然金融海嘯會對我們的金融體系造成這些直接、間接的各種各樣的沖擊，應該把這個困難估計得大一些，及時採取有效的對策。

第四，可以考慮的對策。

我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去分析應當採取的對策。

短期對策

從國內看，可以考慮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努力保持市場不至於崩潰。由於虛擬財富的大量消失，資產市場崩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價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釋放了泡沫中的空氣。現在更值得關心的是房地產市場。怎麼防止突然崩盤，實現安全著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審慎對待。

從宏觀經濟政策來說，我的看法是在貨幣政策方面不宜於大幅度放鬆。當然，在流動性極度短缺的情況下為防止金融系統崩潰適當放鬆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過度放鬆。

在貨幣政策不宜於太松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用松的財政政策來跟它搭配。此外還應該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貨幣和增加市場需求的辦法來活躍經濟和防止中小企業大批歇業、倒閉。1998年面對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中國政府除了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1800億的國債投資以外，還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業：要求經貿委建立中小企業司，統籌扶持小企業的事務；同時，要求各專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決定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可以上浮10個百分點；經貿委和財政部還幫助各地建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錢，但對支持中國經濟抵禦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間國務院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對解除勞動合同各種情形所作的歸納說明、浙江把「地下錢庄」的借貸活動「翻明」、「轉正」等等，我認為都是很正確的措施。

另外，從對外政策上說，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比如說是不是應該趁此機會用人民幣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時間有些國家提出來要與美元脫鉤，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採取這樣的辦法，或者說是不是應該拋售美國國債。我同意一些學者的意見，覆巢之下無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國在穩定世界經濟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贊成中國政府公開表明的態度。這就是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通力協作，同舟共濟，共度時艱。

長期對策

從長期來看，對國內經濟根本的任務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這是造成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中的一些由資源過度耗費造成的問題，對於環境造成的問題，由於投資率過高、消費不足所造成的問題，以至於金融體系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在討論「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以前出過兩版，最近根據金融海嘯以後的情況加寫了一章，把2003年以來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特別是50人經濟論壇在2006年7月的田橫島會議上就這個問題提出的意見作了概括。

對於世界金融體系，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後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有利於各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新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有的人把它叫做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國應當發揮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實現。對於應當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體系的問題，目前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比如說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形成地區的儲備貨幣體系等等。有關國家應當對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進行討論和協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給美元的發行套上籠頭，置於某種國際監管之下，而不能沒有約束。

第五，根本問題在於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夠保證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體制。

前面講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已經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這個目標至今沒有能夠實現轉變。「十一五」在這方面提出的變革方向、要求採取的實際措施是正確的，可是轉變進行得並不是很順利。主要的問題在於實現這一轉變存在體制性的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障礙，就是各級政府仍然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利，使政府官員能夠運用這種配置權力，投入大量土地、資本等資源來營造所謂「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等政績目標。

為了實現產業提升，一方面需要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企業進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應當加快新的、具有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和企業的發展，現在看來它們的發展遠遠跟不上需要。現在對於新增長點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中國技術人才不足，中國人創新能力差，不具備這方面的比較優勢，產業提升還不現實。我不贊成這種消極悲觀的估計。雖然中國技術人員總人口中的比例還不高，但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教育事業有了很大量上的擴張，因而受過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術人員的絕對數早已超過美國，佔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發經費也已經超過日本，佔世界第二位。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國技術人員自主的發明為數不少，其中有些已經走到了前沿。但是這些發明的產業化，創造我們自己有國際競爭力的拳頭產業，卻步履維艱。障礙在目前這種政企不分的體制。在許多重要的領域握有壟斷權的企業壓制創新，阻礙新技術的產業化。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報刊上也有一些報道。不改變這種體制狀況，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就很難破土而出，得到應用和發展，產業提升也很難實現。

按照「十一五」規劃，產業提升有兩條主要的路徑：一個是製造業的服務化，即從簡單加工向研發（ R & D ）、設計、品牌銷售、售後服務等服務業務的方向延伸；另外一個是發展知識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但是為什麼服務業的發展緩慢呢？正如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所說，重要的原因是服務業較之加工製造業對制度環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們的制度環境不夠好，首先是法治沒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國服務業的交易成本過高。

總之，中國要轉變自己的經濟發展方式，有賴於改革的推進。經濟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敗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