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兄弟以太坊

Ⅰ 天津麻花哪裡賣的最好吃

說起天津麻花 不得不說天津三絕之一的桂發祥十八街麻花 他是麻花中最知名的品牌，但如果說好吃，個人認為，由范貴林大師1934年創新的天津什錦麻花，純手工製作的什錦麻花不是現在機械化生產的麻花可以比肩的，機械化的麻花最大的問題出現在艮的問題上，也就是常說的口感硬，不酥。而且近些年來出現了許多純機器製作小麻花，不僅已經失去了天津麻花就精髓，基本不能叫天津麻花了，現如今天津什錦麻花百年傳承下來，真正的意義上的天津麻花已經寥寥無幾了，僅有很少的老師傅還在堅持著傳統的工藝，但因為人們對天津麻花的並不是十分了解，和成本較高，造成銷量並不大，現在只是維持。我知道的只有范桂林大師之子范勇先生監制的「十祥齋」麻花（天津金森調味品有限公司生產），還保持著傳統的製作工藝，也能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天津麻花。

（附范貴林大師簡介，來自網路）

范貴林，河北省大城縣人，1924年與兄弟范貴材來津，先後在李富貴麻花鋪和劉老八麻花鋪學徒。1937年，范氏兄弟各開麻花鋪，分別取名「貴發祥」、「貴發成」，生意較量中，「貴發祥」勝出，後由於貴發祥店鋪地處東樓十八街，人們均以「十八街麻花」相稱，范貴林亦隨之揚名，獲「麻花大王」美譽，1956年公私合營，貴發祥和貴發成並成一店，因范貴林技高望重而啟用「貴發祥」字型大小，1958年，改「貴」為「桂」，寓意麻花投料中有桂花，且桂字典雅，故此也將名字改為「范桂林」。此後「桂發祥」麻花遂飲譽海內外，成為天津名優風味「小吃三絕」之一。
有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2000年以前，「桂發祥」一直認同自己的創始人是范桂林，2000年，「桂發祥」突然宣稱自己的創始人是「劉老八」，這讓范桂林的家人感到「不服」。2002年，范桂林的侄子范勇健一紙訴狀將「桂發祥」告上法庭要求恢復史實。由於這起案件超出法院受理范圍，最終不了了之。

Ⅱ 天津什麼地方麻花最好吃

天津的特產眾多，那麼哪些適合當做禮物送人呢？今天便跟大家討論下。天津的麻花是中國有名的當地特產。所以，好多人都會選擇帶這個給自己的朋友親戚，那在此，我要給你們說，你們的決定沒有錯，這么有名的天津特產怎能錯過呢。

天津麻花在哪裡買

那麼天津的麻花哪裡有賣呢，這個簡單，既然是特產，那麼天津的大街小巷都會有賣天津大麻花，尤其是在旅遊景區，更是多得讓你眼花繚亂的，不好選擇。

賣麻花的地方知道了，那麼哪家的麻花最好吃呢，這里便給大家推薦天津桂發祥十八街麻花，這個牌子的麻花可是天津的老字型大小，而他家的麻花向來都是以香酥脆甜，四大特色而聞名。

天津麻花哪裡最好吃

他家是老字型大小的麻花，味道自然是不用說的，這也不是說別人家的就不好，只不過是他的名聲更大，連鎖店更多，其實天津的麻花，家家味道都是不錯的，畢竟是天津的特產，也不能砸了這招牌不是。

天津特產天津麻花

像這種老字型大小店的麻花好吃，價格也是略貴一點，而且麻花也是分袋裝和散裝的，如果要是送人，那就得買成盒的，好拿，散裝的不適合上時間帶在身上，容易滲油，也就是適合你當買當吃。

當你遊走在天津的小巷中，如果看到一家古香古色的麻花店，那你就不要猶豫了，進店去挑挑，買上幾斤，那絕對味道一流，正宗，不枉你來一趟天津。

Ⅲ 概括指出范仲淹義庄所定規則體現出的理念,並說出其建立義庄的目的

唐朝中葉以來的社會經濟關系變遷，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沖擊，就是經濟地位的不穩固。宋代官僚階層要想長保富貴，就不能不適應社會形勢的變化，採取諸多新手段、新舉措，以穩定經濟地位，收合族屬。范仲淹創建的義庄，作為一種前無古人的新舉措，在家族發展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向為研究者們所重視，論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諸如陳榮照《范仲淹的義庄》[ ](pp186-212)、邢鐵《宋代的義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論范仲淹與范氏義庄》[3]等等，多是就義庄本身立論，對范氏家族進行個案剖析則很不夠。作為具有典型意義的家族建設新舉措，如果能將義庄與范氏家族的發展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對說明宋代社會條件下的經濟手段與世家大族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無意是很有幫助的。筆者不惴譾陋，擬從這一角度加以探討，以補前賢研究之缺。不妥之處，肯望教正。
一、義庄之創立與發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於杭州與其家鄉蘇州相去不遠，因而得以與族人有較多的接觸。據范仲淹於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續家譜序》記載：「皇佑中（應為『初』），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一文中，范仲淹又說：「皇佑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范仲溫）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5](P370)購買義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內范仲淹在蘇州為宗族做了兩件事：一是續修家譜，一是創置義庄。 這一年，范仲淹61歲。
關於范仲淹創置義庄的動機，以往學者多認為出於范仲淹的公心和慈愛之心，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具體體現，同時又是宋代「收族」觀念的實踐手段。這種看法固然不錯，但更為重要的因素則沒有被揭示出來。我們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對子弟說過的這樣一段話：
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6]（P863）、[7]（P1174）
對於一個60餘歲、為官數十年的老年高級官僚來說，與祖宗子孫同享富貴自然是一種頗令時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卻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則是如何使子孫後代長保富貴。在為乃兄范仲溫所撰寫的墓誌銘中，范仲淹以「積善不誣，厥後其昌」[5]（371） 作尾語，即已透露出了這樣的信息。而其賢子賢孫們，也是完全能夠領會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純仁曾說：「先文正公置義田，非謂以斗米疋縑使能飽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孫范之柔亦曾明確提出，創置義庄是乃祖「欲為傳遠之計」[9]（P1164） 的結果。南宋劉宰在為希墟張氏義庄作記時，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話，並分析義庄創建的動機說：「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貧且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見，無論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論，還是其後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將創辦義庄與子孫長保富貴綰連在一起的。
由於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義庄對貧乏族人的贍助，所以很容易將其視作慈善機構。但從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條規矩中，我們即可以發現以下這樣幾條內容：
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並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對於家中使喚著女使、奴婢的族人來說，顯然原本就是沒有「寒餒之憂」的。至於「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暫不領取俸祿，也不應有太大的生活問題。范仲淹對他們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圍。何況對其他族眾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達到了衣食無憂的程度。明顯具有慈善性質的條款，僅見一條：
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詒實，即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
可以看出，義庄的慈善性質並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動機是為家族長保富貴提供穩固的物質基礎。這一點，從范仲淹後人的行為中還可以得到明顯的印證。在陸續形成的續定規矩中，增加了對應舉士人的資助及義學方面的內容，以便「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9]（P1168） 牟巘在《義學記》一文中說：「範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庄，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11](P1188) 為了長保富貴，收合族眾，加強宗族勢力，范仲淹可謂殫精竭慮。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范仲淹為宗族建設不吝錢財，但他本人生活卻十分儉朴。據說在他創置義庄的前夕，子弟曾勸他「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12] ，被他斷然拒絕。《宋史》說他「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誤。
義庄創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對維持提高宗族勢力的長久作用。建義宅，設義學，續修家譜，制訂義庄規矩，草創之初便注意各種配套措施，考慮可謂較為周全。但范仲淹在義庄建成後的兩三年內，便去世了。義庄的鞏固和初期發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兒輩們手中完成的。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這一點。
首先，義田規模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義庄的主體經濟勢力是義田，初創規模為1000畝，范純仁將其增加為3000畝。純仁「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庄」[14]（10293） 。其做法頗似乃父，但官位卻過之，因而能夠獲得更多的俸賜，從而也就更有條件為范氏義庄多做貢獻。
其次，義庄規矩在實踐中得到不斷完善，日趨嚴密。范純仁兄弟先後十次續訂規矩，分別為熙寧六年（1073年）、元豐六年（1083年）、紹聖二年（1095年）二月、紹聖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寧五年（1106年）、大觀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續訂一次。由於是「隨事立規」，所以續訂的內容，多是根據實際需要而產生的，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如果說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條「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基本上是賦予族人獲得資助權力的內容；那麼范純仁兄弟續訂的二十八條，則「關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對族人相關責任的規定。權力和義務的相互結合，必然使得義庄在管理上日趨嚴密。
再次，義庄規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從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純仁上書朝廷，述說在義庄的管理中，「今諸房子弟有不尊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敕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子孫飢寒無依」，並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系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從此，義庄規矩以朝廷指揮作尚方寶劍，獲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孫將其刻石於天平山白雲寺范仲淹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16](P1160) 。
在兩宋之際的宋金戰爭中，范氏義庄受到了戰亂的沖擊。政局穩定以後，義庄已經是「雖田畝僅存，而庄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17](P1165) 。戰亂不僅破壞了義庄的一些基礎設施，而且也使義庄規矩受到了沖擊，制度不能得到較好地執行，從而使義庄日益向著崩潰的方向發展。樓鑰《范氏復義宅記》對這一情況做了如下敘述：
中更兵毀，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圮廢，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來范氏義庄的庄宅不僅受到破壞，而且為他人所佔，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點租金。盡管田畝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種配套設施，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針對這種情況，范氏子孫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職的子孫，力圖加以重建。官至奉議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齎志而歿」。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慶元二年（1196年），他們正式開始了義庄的恢復重建工作。他們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但這一步並不容易，因為有許多「不服者」不願遷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訴於郡、於監司，以至上達台省」。由於提刑何異、太守鄭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才使得范氏能夠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寖復舊觀」[15](P1171) 。這樣一來，義庄的硬體建設便得以重新恢復。接下來便是制度建設問題，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參定約束，加備於前」[17](1165) ，范良器還「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15](1171) 。他們還「經本州鏤給板牘，揭示義宅」。盡管如此，時任左司諫的范之柔還不放心，又學范純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頌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證新規舊約的執行。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慶元二年（1196年）以來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對義庄的重建，在范氏義庄發展史上意義重大。它表明義庄經受住了社會動盪的考驗，也表明範氏家族的核心勢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為范純佑後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時期范氏義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的不斷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獲准，義庄規矩的執行重新獲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還對范氏義庄給予了各種各樣的特殊關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官府對義庄賦役的與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續定規矩》中，曾提到「義庄及白雲功德寺差役並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問題。嘉熙四年（1240年），提領浙西和糴所認為「範文正公義庄乃風化之所關」，理應「與免科糴」，因此免除吳縣、長洲縣范氏義庄勸米共計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見，義庄在經濟上享有賦役與免的特權，逐漸成為宋朝政府統治下的經濟特區。
二是地方官對范氏的優崇。南宋時期，范仲淹作為家鄉的先賢，成為地方官員進行社會教化的楷模。因此，歷任地方官無不對范氏家族和范氏義庄另眼相覷，多加優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潛說友有感於本府未有範文正公專祠，乃「事關風化」的要事，因此不顧財力「窘乏」，於范氏義庄之東建築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後，又「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在范氏義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對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義庄的政治地位，無疑是有極大幫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屬親蒞」[19](pp1087-1088) ，可見，祠堂祭祀的儀式、規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傳。由於范氏義庄的收族作用明顯，逐漸受到了理學家們重視。許多知名人士紛紛撰文，對義庄加以宣傳和褒獎。如劉清之「嘗序范仲淹《義庄規矩》，勸大家族眾者隨力行之」[20](p12957) 。流傳至今的此類文章，北宋時僅有錢公輔《義田記》一文，南宋時則有樓鑰《范氏復義宅記》、孫應時《范氏義庄題名》、劉榘《范氏義庄申嚴規式記》等文。此類文章的逐漸增多，無疑促進了范氏義庄知名度的不斷擴大，許多宗族紛紛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創建義庄，並借鑒范氏義庄的管理經驗。范氏義庄逐漸成為宗族義庄建設的楷模。
通過南宋朝野人士對義庄的各種特殊關照，范氏義庄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得以不斷提高。這既是義庄發展的表現，又反過來對義庄的穩定發展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范氏義庄在兩宋200餘年的發展，盡管曲曲折折，並非一帆風順，但畢竟逐漸穩定下來，在宋代的社會土壤中扎住了根。就這一點而言，已可說是社會奇觀。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會現象已是「田宅無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權轉移之頻繁，時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換家」[ ]（P494）之類的語言來加以形容。范氏義庄的發展，不但表現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聲望的擴大等方面，而且其田產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初創時為1000畝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領浙西和糴所與免科糴時，其規模為吳縣897畝、長洲縣2271畝3角，合計3168畝3角。
二、義庄對范氏家族的作用
義庄的創立作為范氏家族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一座里程碑，對宋代范氏家族的發展無疑起過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義庄贍養、團聚了大批家族成員。蘇州的范氏族人，均為范隋後裔，至北宋中期已經過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數量規模，貧富分化也已非常嚴重。范仲淹雖出身於仕宦支系，但由於家世衰替，甚至「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而不得不聲稱「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6]（863） 。義庄初建時登記在冊的族人數量為90口。當時的千畝義田「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霈然有餘而無窮」[23]（P1169） 。此後，范氏家族人口不斷增多，義田雖經過一些波折，但規模也在擴大，且逐漸穩定下來。至南宋時期，3000餘畝的義田已贍養了數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義庄「巋然復興」之時，養活族人約四百五十口，與初創時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義庄的庇護下，的確有大批貧窮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離失所、遷徙他鄉的命運，因為有著穩定的生活來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時，由於義田對「仕而家居」者同樣予以支助，所以又對許多仕宦者回歸故鄉產生了吸引力，從而團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員。而兩宋時期仕宦不歸故鄉是較為普遍的情況。就範仲淹一系來說，出於仕宦的需要，子孫曾落戶於京師附近的許昌，盡管仍與蘇州的范氏族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受到兩宋之際的戰亂沖擊之後，不得不南遷。但與其他世家大族南遷後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遷的范氏族人受義庄團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於蘇州地區。南宋家鉉翁以十分羨慕的口氣說：「（范仲淹）立義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餘年，范氏裔孫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見，義庄對范氏家族成員具有穩定而長久的團聚作用。
其次，義庄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范仲淹是以科舉起家的士大夫，他在為政過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興學倡教，不遺餘力。義庄創置的動機，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內。雖然在其初創時手定的規矩中尚無有關教育的條目，但在范純仁首次續定的三條規矩中，便已有了詳細的有關義學教師選拔和待遇的規定：
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以上即每石即支錢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眾所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房量助出錢以助束修者聽）。
牟巘在《義學記》一文中說：「範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庄，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據的。在家族內部，有教師，又有學校，自然使家族成員受教育有了方便條件。更重要的是，穩定的經濟來源，足以使族眾衣食無憂，這就為他們安心讀書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況家族內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費的。
再次，義庄對范氏家族成員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員在教育中的有利條件，即已為他們從事科舉考試奠定了基礎。同時，范氏義庄還為實際赴考的子弟提供經費資助和獎勵，鼓勵子弟赴考。熙寧六年（1073年）的續定規矩中這樣一條：
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十七陌下皆準此），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嘉定三年（1210年）的續定規矩，又根據實際情況做了如下調整：
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庄支裹足錢十千金。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庄支官會一百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值均克。其免舉人及補入大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度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更重要的是，義庄為家族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基礎，家族成員在日益加劇的社會競爭中有了一個避風港。這就使家族的發展不至於驟起驟落，即使有波折，也不會使家族整體上衰敗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總有重新興起的條件和機會。在歷史的短時段內，這種作用可能不甚明顯，處於一種潛在的狀態中。但在長時段內，潛在的作用就會得到充分的體現。透過范氏家族在宋代的發展歷史，時人即已看出了這種作用。南宋劉宰甚至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何近時名門,鮮克永世；而范公之後,獨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澤不斬也?」[10](P580)
不過，就兩宋時期而言，義庄對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維持作用，畢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計過高。北宋時期的范仲淹支系，對義庄的貢獻是主要方面。由於定居於中原地區的許昌，成員從義庄中得到的實際助益並不多。這一時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於其他各種因素，如蔭補、婚姻關系、社交關系以及范仲淹聲望的影響等。經濟上由於有兩代高官仕宦所得的豐厚俸賜為主要來源，再加上范氏儉朴家風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沒有衰敗的跡象。南宋時期義庄的作用的確較為明顯，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維持仍是多種因素促成的。
應當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內部，義庄使范仲淹直系後裔基本上確立了族長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貴，曾「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庄、義學勾當」，據雲「系先賢範文正公嫡孫」[26](P1089) 。方回在其詩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長范邦瑞[27](P994) ，亦被稱為范仲淹之八世孫。這說明，從增廣義庄的范純仁，到恢復義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異代鼎革後的范士貴、范邦瑞，范氏家族的領導人基本上是產生於范仲淹直系後裔之中的。由於在管理規矩中逐漸增加了各種對族人的懲戒內容，這些內容不但與族人的經濟利益相聯系，而且重要處罰還要「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義庄又為范仲淹直系後裔中的領導層實施家法族規提供了基礎。明人方苞曾說：「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俯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見，義庄在教養、團聚族人的同時，也束縛、控制住了族人。
三、結語
兩宋時期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遷，使官僚家族長期維持已有的社會地位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依靠蔭補、科舉競爭、婚姻關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會地位一般可以維持兩三代人的時間，但由於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其衰敗也是較為迅速的。義庄的創置，為家族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經濟保障，對家族地位的維持起著潛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舉而興，又靠蔭補、婚姻關系等手段使家族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創置和經營義庄使這一家族在兩宋時期沒有徹底衰敗，維持了較為長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為宋代世家大族學習的楷模。

Ⅳ 站在介休范氏的視角看，重走晉商衰敗之路，晉商衰落的原因是什麼

這新時代下，我國經濟飛速發展，越居世界第二位。在如今一個經濟大發展的時代，商業作為第三產業是我們的重中之重。商業的發展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商業的歷史差不多與中國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為什麼這樣說呢？

中國的商業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商朝時期，當時社會的經濟活動是以物物交換為主的，並沒有產生後世的一般等價物貨幣。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我們的祖先已經有了對物品價值的判斷。所以我們也不難明白為什麼從事經濟活動的工作者被稱做商人，這種活動叫商業，這些和商朝是分不開的。

3.商人社會地位較低。古代自古以來便有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商人是最沒有地位的，這也就造成了晉商處處被壓榨。為政府交納重稅，被官員敲詐勒索等等都加重了晉商的負擔，使其壓力過大，到最後難以維持生計。所以晉商衰落也並不難理解了。

總而言之，以介休范氏為代表的晉商的衰落是歷史的選擇，在當時封建制度為主要思想的古代社會，商業的發展十分困難，磨難重重，這也給現在的我們以深刻的思考。

參考文獻

《萬全縣志》

《范氏家譜》

Ⅳ 張若昀西裝眼鏡造型帥氣登場《贅婿》，為什麼古裝戲會出現他的現代戲份

大家都期待已久的贅婿在播出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張若昀也是有過短暫的戲份，在這個古裝戲中她的現代戲分讓很多人都覺得真的非常的酷帥。而且在這個作品中其實也是由很多類似於穿越之間的元素，所以才會在這個古裝戲中去出現張若昀的現代戲分。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張若昀在娛樂圈中的人氣和知名度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在受到關注的時候也是特別的多，在他的這個戲份出現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霸道總裁的角色，真的是讓人非常的稱贊。

而大家也覺得光憑圖片都已經能夠腦補出張若昀的霸道總裁角色，雖然很多人都表示其實這樣還有一種斯文敗類的感覺，但是卻讓很多人都是非常的稱贊。而且張若昀本來就是顏值非常好的那一種，所以在相互對比之下，他的表演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有一種高級厭世臉的感覺。他的演技也是非常的不錯，在贅婿這個作品中他短暫的出現卻驚艷到了許多人的內心，讓很多人也是紛紛稱贊，現在最開始大家也非常期待他能夠呈現一個更好的場景，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角色，對她來說無疑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Ⅵ 【開心學國學】義庄

唐朝中葉以來的社會經濟關系變遷，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沖擊，就是經濟地位的不穩固。宋代官僚階層要想長保富貴，就不能不適應社會形勢的變化，採取諸多新手段、新舉措，以穩定經濟地位，收合族屬。范仲淹創建的義庄，作為一種前無古人的新舉措，在家族發展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向為研究者們所重視，論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諸如陳榮照《范仲淹的義庄》[ ](pp186-212)、邢鐵《宋代的義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論范仲淹與范氏義庄》[3]等等，多是就義庄本身立論，對范氏家族進行個案剖析則很不夠。作為具有典型意義的家族建設新舉措，如果能將義庄與范氏家族的發展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對說明宋代社會條件下的經濟手段與世家大族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無意是很有幫助的。筆者不惴譾陋，擬從這一角度加以探討，以補前賢研究之缺。不妥之處，肯望教正。

一、義庄之創立與發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於杭州與其家鄉蘇州相去不遠，因而得以與族人有較多的接觸。據范仲淹於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續家譜序》記載：「皇佑中（應為『初』），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一文中，范仲淹又說：「皇佑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范仲溫）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5](P370)購買義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內范仲淹在蘇州為宗族做了兩件事：一是續修家譜，一是創置義庄。 這一年，范仲淹61歲。

關於范仲淹創置義庄的動機，以往學者多認為出於范仲淹的公心和慈愛之心，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具體體現，同時又是宋代「收族」觀念的實踐手段。這種看法固然不錯，但更為重要的因素則沒有被揭示出來。我們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對子弟說過的這樣一段話：

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6]（P863）、[7]（P1174）

對於一個60餘歲、為官數十年的老年高級官僚來說，與祖宗子孫同享富貴自然是一種頗令時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卻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則是如何使子孫後代長保富貴。在為乃兄范仲溫所撰寫的墓誌銘中，范仲淹以「積善不誣，厥後其昌」[5]（371） 作尾語，即已透露出了這樣的信息。而其賢子賢孫們，也是完全能夠領會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純仁曾說：「先文正公置義田，非謂以斗米疋縑使能飽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孫范之柔亦曾明確提出，創置義庄是乃祖「欲為傳遠之計」[9]（P1164） 的結果。南宋劉宰在為希墟張氏義庄作記時，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話，並分析義庄創建的動機說：「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貧且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見，無論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論，還是其後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將創辦義庄與子孫長保富貴綰連在一起的。

由於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義庄對貧乏族人的贍助，所以很容易將其視作慈善機構。但從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條規矩中，我們即可以發現以下這樣幾條內容：

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並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對於家中使喚著女使、奴婢的族人來說，顯然原本就是沒有「寒餒之憂」的。至於「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暫不領取俸祿，也不應有太大的生活問題。范仲淹對他們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圍。何況對其他族眾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達到了衣食無憂的程度。明顯具有慈善性質的條款，僅見一條：

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詒實，即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

可以看出，義庄的慈善性質並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動機是為家族長保富貴提供穩固的物質基礎。這一點，從范仲淹後人的行為中還可以得到明顯的印證。在陸續形成的續定規矩中，增加了對應舉士人的資助及義學方面的內容，以便「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9]（P1168） 牟巘在《義學記》一文中說：「範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庄，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11](P1188) 為了長保富貴，收合族眾，加強宗族勢力，范仲淹可謂殫精竭慮。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范仲淹為宗族建設不吝錢財，但他本人生活卻十分儉朴。據說在他創置義庄的前夕，子弟曾勸他「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12] ，被他斷然拒絕。《宋史》說他「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誤。

義庄創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對維持提高宗族勢力的長久作用。建義宅，設義學，續修家譜，制訂義庄規矩，草創之初便注意各種配套措施，考慮可謂較為周全。但范仲淹在義庄建成後的兩三年內，便去世了。義庄的鞏固和初期發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兒輩們手中完成的。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這一點。

首先，義田規模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義庄的主體經濟勢力是義田，初創規模為1000畝，范純仁將其增加為3000畝。純仁「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庄」[14]（10293） 。其做法頗似乃父，但官位卻過之，因而能夠獲得更多的俸賜，從而也就更有條件為范氏義庄多做貢獻。

其次，義庄規矩在實踐中得到不斷完善，日趨嚴密。范純仁兄弟先後十次續訂規矩，分別為熙寧六年（1073年）、元豐六年（1083年）、紹聖二年（1095年）二月、紹聖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寧五年（1106年）、大觀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續訂一次。由於是「隨事立規」，所以續訂的內容，多是根據實際需要而產生的，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如果說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條「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基本上是賦予族人獲得資助權力的內容；那麼范純仁兄弟續訂的二十八條，則「關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對族人相關責任的規定。權力和義務的相互結合，必然使得義庄在管理上日趨嚴密。

再次，義庄規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從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純仁上書朝廷，述說在義庄的管理中，「今諸房子弟有不尊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敕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子孫飢寒無依」，並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系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從此，義庄規矩以朝廷指揮作尚方寶劍，獲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孫將其刻石於天平山白雲寺范仲淹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16](P1160) 。

在兩宋之際的宋金戰爭中，范氏義庄受到了戰亂的沖擊。政局穩定以後，義庄已經是「雖田畝僅存，而庄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17](P1165) 。戰亂不僅破壞了義庄的一些基礎設施，而且也使義庄規矩受到了沖擊，制度不能得到較好地執行，從而使義庄日益向著崩潰的方向發展。樓鑰《范氏復義宅記》對這一情況做了如下敘述：

中更兵毀，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圮廢，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來范氏義庄的庄宅不僅受到破壞，而且為他人所佔，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點租金。盡管田畝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種配套設施，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針對這種情況，范氏子孫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職的子孫，力圖加以重建。官至奉議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齎志而歿」。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慶元二年（1196年），他們正式開始了義庄的恢復重建工作。他們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但這一步並不容易，因為有許多「不服者」不願遷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訴於郡、於監司，以至上達台省」。由於提刑何異、太守鄭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才使得范氏能夠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寖復舊觀」[15](P1171) 。這樣一來，義庄的硬體建設便得以重新恢復。接下來便是制度建設問題，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參定約束，加備於前」[17](1165) ，范良器還「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15](1171) 。他們還「經本州鏤給板牘，揭示義宅」。盡管如此，時任左司諫的范之柔還不放心，又學范純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頌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證新規舊約的執行。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慶元二年（1196年）以來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對義庄的重建，在范氏義庄發展史上意義重大。它表明義庄經受住了社會動盪的考驗，也表明範氏家族的核心勢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為范純佑後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時期范氏義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的不斷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獲准，義庄規矩的執行重新獲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還對范氏義庄給予了各種各樣的特殊關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官府對義庄賦役的與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續定規矩》中，曾提到「義庄及白雲功德寺差役並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問題。嘉熙四年（1240年），提領浙西和糴所認為「範文正公義庄乃風化之所關」，理應「與免科糴」，因此免除吳縣、長洲縣范氏義庄勸米共計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見，義庄在經濟上享有賦役與免的特權，逐漸成為宋朝政府統治下的經濟特區。

二是地方官對范氏的優崇。南宋時期，范仲淹作為家鄉的先賢，成為地方官員進行社會教化的楷模。因此，歷任地方官無不對范氏家族和范氏義庄另眼相覷，多加優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潛說友有感於本府未有範文正公專祠，乃「事關風化」的要事，因此不顧財力「窘乏」，於范氏義庄之東建築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後，又「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在范氏義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對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義庄的政治地位，無疑是有極大幫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屬親蒞」[19](pp1087-1088) ，可見，祠堂祭祀的儀式、規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傳。由於范氏義庄的收族作用明顯，逐漸受到了理學家們重視。許多知名人士紛紛撰文，對義庄加以宣傳和褒獎。如劉清之「嘗序范仲淹《義庄規矩》，勸大家族眾者隨力行之」[20](p12957) 。流傳至今的此類文章，北宋時僅有錢公輔《義田記》一文，南宋時則有樓鑰《范氏復義宅記》、孫應時《范氏義庄題名》、劉榘《范氏義庄申嚴規式記》等文。此類文章的逐漸增多，無疑促進了范氏義庄知名度的不斷擴大，許多宗族紛紛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創建義庄，並借鑒范氏義庄的管理經驗。范氏義庄逐漸成為宗族義庄建設的楷模。

通過南宋朝野人士對義庄的各種特殊關照，范氏義庄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得以不斷提高。這既是義庄發展的表現，又反過來對義庄的穩定發展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范氏義庄在兩宋200餘年的發展，盡管曲曲折折，並非一帆風順，但畢竟逐漸穩定下來，在宋代的社會土壤中扎住了根。就這一點而言，已可說是社會奇觀。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會現象已是「田宅無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權轉移之頻繁，時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換家」[ ]（P494）之類的語言來加以形容。范氏義庄的發展，不但表現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聲望的擴大等方面，而且其田產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初創時為1000畝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領浙西和糴所與免科糴時，其規模為吳縣897畝、長洲縣2271畝3角，合計3168畝3角。

二、義庄對范氏家族的作用

義庄的創立作為范氏家族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一座里程碑，對宋代范氏家族的發展無疑起過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義庄贍養、團聚了大批家族成員。蘇州的范氏族人，均為范隋後裔，至北宋中期已經過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數量規模，貧富分化也已非常嚴重。范仲淹雖出身於仕宦支系，但由於家世衰替，甚至「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而不得不聲稱「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6]（863） 。義庄初建時登記在冊的族人數量為90口。當時的千畝義田「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霈然有餘而無窮」[23]（P1169） 。此後，范氏家族人口不斷增多，義田雖經過一些波折，但規模也在擴大，且逐漸穩定下來。至南宋時期，3000餘畝的義田已贍養了數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義庄「巋然復興」之時，養活族人約四百五十口，與初創時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義庄的庇護下，的確有大批貧窮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離失所、遷徙他鄉的命運，因為有著穩定的生活來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時，由於義田對「仕而家居」者同樣予以支助，所以又對許多仕宦者回歸故鄉產生了吸引力，從而團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員。而兩宋時期仕宦不歸故鄉是較為普遍的情況。就範仲淹一系來說，出於仕宦的需要，子孫曾落戶於京師附近的許昌，盡管仍與蘇州的范氏族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受到兩宋之際的戰亂沖擊之後，不得不南遷。但與其他世家大族南遷後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遷的范氏族人受義庄團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於蘇州地區。南宋家鉉翁以十分羨慕的口氣說：「（范仲淹）立義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餘年，范氏裔孫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見，義庄對范氏家族成員具有穩定而長久的團聚作用。

其次，義庄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范仲淹是以科舉起家的士大夫，他在為政過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興學倡教，不遺餘力。義庄創置的動機，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內。雖然在其初創時手定的規矩中尚無有關教育的條目，但在范純仁首次續定的三條規矩中，便已有了詳細的有關義學教師選拔和待遇的規定：

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以上即每石即支錢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眾所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房量助出錢以助束修者聽）。

牟巘在《義學記》一文中說：「範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庄，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據的。在家族內部，有教師，又有學校，自然使家族成員受教育有了方便條件。更重要的是，穩定的經濟來源，足以使族眾衣食無憂，這就為他們安心讀書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況家族內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費的。

再次，義庄對范氏家族成員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員在教育中的有利條件，即已為他們從事科舉考試奠定了基礎。同時，范氏義庄還為實際赴考的子弟提供經費資助和獎勵，鼓勵子弟赴考。熙寧六年（1073年）的續定規矩中這樣一條：

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十七陌下皆準此），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嘉定三年（1210年）的續定規矩，又根據實際情況做了如下調整：

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庄支裹足錢十千金。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庄支官會一百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值均克。其免舉人及補入大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度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更重要的是，義庄為家族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基礎，家族成員在日益加劇的社會競爭中有了一個避風港。這就使家族的發展不至於驟起驟落，即使有波折，也不會使家族整體上衰敗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總有重新興起的條件和機會。在歷史的短時段內，這種作用可能不甚明顯，處於一種潛在的狀態中。但在長時段內，潛在的作用就會得到充分的體現。透過范氏家族在宋代的發展歷史，時人即已看出了這種作用。南宋劉宰甚至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何近時名門,鮮克永世；而范公之後,獨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澤不斬也?」[10](P580)

不過，就兩宋時期而言，義庄對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維持作用，畢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計過高。北宋時期的范仲淹支系，對義庄的貢獻是主要方面。由於定居於中原地區的許昌，成員從義庄中得到的實際助益並不多。這一時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於其他各種因素，如蔭補、婚姻關系、社交關系以及范仲淹聲望的影響等。經濟上由於有兩代高官仕宦所得的豐厚俸賜為主要來源，再加上范氏儉朴家風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沒有衰敗的跡象。南宋時期義庄的作用的確較為明顯，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維持仍是多種因素促成的。

應當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內部，義庄使范仲淹直系後裔基本上確立了族長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貴，曾「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庄、義學勾當」，據雲「系先賢範文正公嫡孫」[26](P1089) 。方回在其詩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長范邦瑞[27](P994) ，亦被稱為范仲淹之八世孫。這說明，從增廣義庄的范純仁，到恢復義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異代鼎革後的范士貴、范邦瑞，范氏家族的領導人基本上是產生於范仲淹直系後裔之中的。由於在管理規矩中逐漸增加了各種對族人的懲戒內容，這些內容不但與族人的經濟利益相聯系，而且重要處罰還要「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義庄又為范仲淹直系後裔中的領導層實施家法族規提供了基礎。明人方苞曾說：「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俯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見，義庄在教養、團聚族人的同時，也束縛、控制住了族人。

三、結語

兩宋時期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遷，使官僚家族長期維持已有的社會地位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依靠蔭補、科舉競爭、婚姻關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會地位一般可以維持兩三代人的時間，但由於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其衰敗也是較為迅速的。義庄的創置，為家族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經濟保障，對家族地位的維持起著潛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舉而興，又靠蔭補、婚姻關系等手段使家族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創置和經營義庄使這一家族在兩宋時期沒有徹底衰敗，維持了較為長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為宋代世家大族學習的楷模。

Ⅶ 我是廣東英德市沙口鎮蓮塘村人，全村共有三千餘人，祠堂號文正，為仲淹公後人，字輩為：繁應春衛，邦國...

曾覽族譜，同族之人也。聞佛崗縣亦有宗親，卻未謀面。今於網路偶遇，拜文正先祖之福，實幸事也！網路紛繁，不宜過多顯露個人信息，君可私信予吾。待閑日歸家重閱族譜，再敘。

Ⅷ 國產打黑電影

是〈人鬼之戰〉。
電影名：人鬼之戰
外文名稱：Four Ruffians
導 演：郝冰
編 劇：李宏林
主 演：申軍誼 王寧生 辛欣 李永田 高愛軍
故事梗概：
90年代初東北福寧鎮。范老大范大寶被釋放了，迎接的車隊從集市呼嘯而過。人們感到不解。鎮派出所副所長黃志強很氣憤，對妻子說要調離福寧鎮，原因是對范大寶的重罪輕判十分不滿。妻子勸住了他。范老大一回來，就夥同老二范二財、老三范三喜到歌舞廳尋歡作樂，尋釁滋事。高三鳳原來受盡凌辱，高父見范老大又回來，讓女兒到外地躲一躲，但還是遲了一步，又被范老大劫去。范老大居然弄了一張「結婚證」，堂而皇之地結婚。鎮上群眾被迫送禮，多則800，少則500，而「新娘」此時還被綁在倉房裡。三鳳不屈服於范老大的淫威，後被范老大的女兒小妮放走。三風不見了，二鳳夫妻成了范氏兄弟迫害的對象。二風不堪忍受，走上絕路，被救起送往醫院。鄭富夫妻也被迫害死亡。就在范氏兄弟一夥大肆作惡的同時，市檢察院的金莉和邢亮接手重新審查范大寶一案，他們發現許多疑點和缺漏，意識到案件背後問題復雜。於是他們重新開展調查取證。經過艱苦的工作，案情逐漸明朗。他們在黃志強的配合下，找到三風，拿到了范老大殘害婦女的錄相帶，於是決定再次抓捕范氏兄弟。范氏兄弟雖有一龐大關系網保護，但范氏兄弟及其打手15人全被抓獲。經查證：以范氏兄弟為首的流氓犯罪團伙糾集一起，姦淫婦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使數十戶群眾家破人亡，搜刮民財百餘萬元。此案涉及各級幹部70餘人。一場人鬼之戰終以人民的勝利告終，范氏兄弟被送上了斷頭台。但回顧全案，其中有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勝利得來又是何其艱難。

Ⅸ 郭麒麟和張若昀因一部戲就去當伴郎，這反映了什麼

拜託了冰箱，來賓陣容很強，並且出現了慶余年中的范氏兄弟。看來點擊率是可以預期的。這兩個Cp是由您引起的化學反應，很難不笑。何炅確實是何炅。知道魏大勛不能舉行舞台，我邀請了郭麒麟和張若昀這兩個有趣的塑料兄弟開始演出。問候和坐下後，何炅要求郭麒麟和張若昀互相評估。我只知道郭麒麟具有很高的情商和幽默感。沒想到張若昀的EQ這么高，而且很幽默。何炅：張若昀的魅力是什麼。

他們都故意在一起。這個充滿各種利益沖突的奇異娛樂世界中，已經很難結交朋友，更不用說好兄弟了。盡管張若昀和郭麒麟沒有純粹的同學關系，但他們在遇到麻煩時並沒有經歷友情。但是有些人同樣有趣，它們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有價值。這兩個兄弟從來沒有因為彼此的風頭被掩蓋而嫉妒對方，並且他們從未誤解了對方團隊的運作，也沒有在互聯網上出現不和諧聲音時罵自己。這種理解是另一邊站在另一邊，思考問題是真正兄弟之間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