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談幣圈刑事案件

❶ 火幣網交易數字貨幣如BTC和usdt進行了買賣，收到黑錢20萬被凍結。說這個也是犯罪要拘留我怎麼辦

構成犯罪會拘留，可以申請律師。

在幣圈混的人都知道，比特幣BTC、泰達幣USDT等數字貨幣交易是有一定法律風險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收到黑錢甚至觸犯刑法。要想在幣圈吃口安穩飯，就應該懂得如何化解數字貨幣交易的犯罪風險，否則，可能今天賬戶被凍結，明天甚至被拘留，不得安心。

隨著公安機關對網路黑產犯罪的打擊力度的增加，數字貨幣交易的刑事犯罪風險也是越來越大，這應該引起所有幣圈人的重視，只有重視化解數字貨幣交易的犯罪風險，合法合規，養成良好的操作習慣，才能做到增強匿名性，預防和防範相關的刑事法律風險,才能走得長遠，等在前面的，有可能是牢獄之災。

數字貨幣犯罪是新型網路犯罪，與傳統犯罪不同，很多人對此類犯罪不了解，也不懂得該如何才能爭取到最輕的處罰，數字貨幣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以及如何才能爭取到無罪和罪輕的處罰。

相關信息

虛擬貨幣交易中，如果買家用來購買虛擬貨幣資金是詐騙、毒品、色情、賭博等違法所得，一旦買家被抓，將虛擬貨幣的賣家牽扯進來，如果有證據證明賣家明知買家的資金來源違法，警方就有可能以洗錢罪、非法經營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以及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包括詐騙罪、開設賭場罪）等名義將數字貨幣賣家拘留協助調查。

甚至逮捕、公訴、判刑。對於此類刑事風險的化解所有在幣圈混的人都應該重視，例如我們處理的煙台李某20餘人網路投資詐騙案，詐騙團伙將詐騙來的錢全部在網站上購買了比特幣，警方根據投資平台第三方支付的資金流水將比特幣賣家以詐騙罪抓獲。

❷ 律師辦理刑事案件，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如何對「非法佔有的目的」進行考察

從我國刑法的犯罪構成來看，「非法佔有的目的」是區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最為核心的要素。基於此，司法實踐中，非法集資類的案件往往罪名之間引發的爭議，都聚焦於行為人有無「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筆者認為，目前司法實踐中認定非法集資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直接的根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針對目前的司法實踐，該規定已顯現出一定的滯後性。筆者認為，在認定非法佔有這一主觀目的時，可以考慮借鑒現有的學術成果。如劉憲權所著《金融犯罪刑法理論與實踐》及高憬宏法官在《審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問題——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綜述》中所提出的認定非法佔有目的的標准。歸結起來，法律貓認為目前可供認定非法佔有目的的標准有如下幾種情形：（1）集資後不用於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於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2）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3）攜帶集資款逃匿的；（4）將集資款用於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8）以支付中間人高額回扣、介紹費、提成的方式非法獲取資金，並由此造成大部分資金不能返還的；（9）將資金大部分用於彌補虧空，歸還債務的；（10）沒有償債能力將資金用於高風險營利活動，造成巨額虧損的；（1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12）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13）其他佔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❸ 詐騙份子通過火幣交易洗錢怎麼找證據定罪

摘要 主要有以下兩種風險：

❹ 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

立案，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偵查，偵查機關立案以後，開始進行偵查；審查起訴，對於依法應當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提起公訴；審判，法庭進行審理，作出判決。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按照管轄范圍，立案偵查。公安機關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應當進行偵查，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
現行立法肯定「申訴可以委託律師代為進行」，但對於律師在刑事再審申訴中處於何種訴訟地位、承擔何種訴訟角色未予明確。在此前提下，律師在申訴中享有何種訴訟權利，開展哪些訴訟活動就無從談起。律師法律地位不明確根源於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再審申訴程序定位不清晰。嚴格地講，再審申訴雖然被納入了刑事訴訟的視野，但其卻不具備訴訟程序應有的架構和特徵，如當事人的申訴不能直接啟動再審程序，而僅僅是啟動再審程序的材料來源，只有檢法機關經審查認定申訴符合再審條件才能順利啟動再審程序。這種當事人遞交申訴材料、受理機關予以審查的運行模式帶有濃厚的行政復議色彩，對於再審啟動與否受理機關有幾乎不受制約的決定權，難以保障申訴人的正當權利，不符合正當程序應具備的公開性、參與性等基本特徵。實踐中，當事人的申訴與社會監督如人民群眾的來信，以及其他公民或機關、單位對訴訟工作提出的意見沒什麼區別，甚至不誇張地說，當事人的申訴在效力上還不及新聞媒體對生效裁判反映的意見。
一個刑事案件的流程是什麼？
1.偵查階段(公安階段)
2.審查起訴階段(檢察院階段)
3.審判階段(法院階段)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零九條 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按照管轄范圍，立案偵查。

❺ 律師如何辦理刑事案件，律師辦理刑事案件程序

在裝修過程中，他一直要求為我購買材料，但我了解到他虛報價格，想賺取差價格，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見無利可圖後，捲款而逃，我在他留的地址找不到人，電話也打不通，只能報警，但是派出所說他是利用真實姓名與我簽定合同不能作為詐騙立案，要我到法院起訴合同糾紛，法院回復我都不知道對方的住址等信息也不能受理。我非常無奈，只能自己通過列印騙子以前電話的電話單據查詢到了他的真實信息，並通過公安局的朋友查詢到了他的真實住址，我通知了我受理我這個報案的警察，警察對他進行了傳喚，沒有想到，他居然在接到傳喚去派出所之前到法院將我告上法庭，說我沒有支付工程款，還要求我賠償，我無奈進行了反訴，目前法院在受理中，但是由於我沒有直接的書證收條，所以法院按照程序處理的很慢，我想問的是，我這個情況，當初公安機關不予立案是否合規，我認為他是利用故意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進行合同詐騙，如果能作為刑事訴訟就對我非常有利了，但是民事解決起來非常麻煩，因為我沒有書證明，我只能提供證人，以及他的虛假名片和住址等信息，而且欠他的錢又怎麼可能通過警方尋找他呢？請律師幫我分析一下！

❻ 跟刑事案件的律師談判該注意些什麼 好緊張

律師受《律師法》約束，讓律師知道的越多，就給他提供了漫天要價的籌碼。
除非是你的私人律師，否則律師一般情況下，只拿錢不積極辦事，甚至有可能誤事。

❼ 辯護角度談虛擬貨幣的「價值」

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國一直對虛擬貨幣持高壓態度，且政策層層加碼。2013年五部委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否定比特幣的貨幣屬性，將其定性為特定的虛擬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發布《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叫停虛擬貨幣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下稱《通知》），直接將虛擬貨幣相關業務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並表示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向中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同樣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並將追究相關境內從業人員的法律責任。隨後國內的交易平台或暫停中國境內新用戶的注冊並清退存量用戶，或直接永久關掉了交易服務。

至此，筆者也認為，目前虛擬貨幣在國內已經終結。但與之相關的案件未來一段時間仍將高發。在相關案件的刑事辯護工作中，我們始終無法繞開虛擬貨幣「價值」的認定問題，往往需要對涉案的虛擬貨幣的「價值」進行舉證及對其價格鑒定進行質證等工作。

下面我們以比特幣為例，談談我們此類案件辦理過程中，證明其「價值」來源的一些思路。

1 價值來源——「共識」和「信任」

我們的貨幣 歷史 ，經歷了實物貨幣到紙幣，再到記賬貨幣的變遷。何為記賬貨幣？就是以數字記錄方式確定歸屬和轉移的貨幣，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生活中早已習慣脫離實體錢包，只使用手機掃碼支付，這種便利正是來源於記賬貨幣的充分應用，我們之間的相互轉賬只是在彼此銀行賬戶的數字上做加減法，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雙方記賬過程。而這個記賬的權利掌握在國家手中，由各個銀行、三方支付機構和央行負責，央行擁有整個國家大賬本的記賬權，即「中心化記賬」的方式，而我們之所以認為紙幣及這些「手機中的數字」具備「價值」，是我們基於對國家的「信任」，是國家在這些「數字」背後的信用背書讓我們達成了它們具備「價值」的「共識」。

同樣，黃金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我們已經達成了其作為貨幣交換一般等價物的「信任」；鑽石的價值，也同樣是人們對其稀缺性及其背後的某種象徵意義的達成「共識「」。所以， 價值的本質，其實是人們對特定物價值的「共識」和「信任」， 如果人們不對一個事物達成有「價值」的「共識」，那麼很多我們認為「值錢」的事物，其實根本沒那麼「值錢」（包括鑽石和國家發行的紙幣）。

但紙幣天然存在一個問題，無論是當年密西西比泡沫時期的法國政府，還是次貸危機和新冠期間的美國政府，都會出現無節制超發貨幣的現象，貨幣超發及經濟危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紙幣大幅貶值。紙幣之所以貶值，也正是人們對於政府發行貨幣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對於的黃金等物品「價值」的「共識」提升，進而金價上漲。虛擬貨幣鼻祖比特幣誕生於2008年次貸危機後期的美國，在此背景下，針對主權貨幣的通脹問題，其被設計成「去中心化」和「總量恆定」等特性。

隨著人們基於對這種「去中心化」虛擬貨幣達成「共識」，產生「信任」，虛擬貨幣才產生了「價值」。並隨著達成「共識」、「信任」其「價值」的人越來越多，它們的價格也水漲船高。

以比特幣為例，2009 年1月，中本聰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時，市場對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無法形成對其「價值」的「共識」，所以，此時比特幣的價格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國人拉茲羅首次用10000個比特幣購買了25美元的披薩（首次比特幣交易，拉茲羅也是首次使用顯卡挖礦的人），那麼它的價值變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普勒斯發生經濟危機，當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貶值的塞普勒斯鎊貨幣，而紛紛搶購比特幣，導致比特幣價格飆漲8.8倍。當2013年11月比特幣達到8000人民幣階段高點的時候，中國五部委《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發布，嚴重打擊了人們對其的「信任」，比特幣價格隨之大幅下跌，同樣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MTGox破產，沖擊了人們對比特幣的「信任」，讓其價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證明、共識機制和最長鏈機制保證了比特幣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幣都可以追溯誕生及交易的 歷史 ，具備不可偽造的特徵。這些特徵也增加了人們對其「價值」的」共識」。

所以，虛擬貨幣是基於人們對達成「共識」、形成「信任」的程度，而產生了其價值，並基於「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響其價格。

2 價值來源——「獲取成本」

虛擬貨幣有兩種獲取發生——「挖礦」和「交易」。

先說說「挖礦」，以比特幣為例，其原始產生就是由「礦工」、「挖礦」生成。「礦工」可以由身處全世界任何地點的任何人擔任，「挖礦」是指「礦工」藉助計算機算力，通過復雜的數學運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過程，第一個求得特解的「礦工」能夠獲得新增「賬本」的記賬權，從而得到特定數量的比特幣獎勵。計算這個特定解的過程需要大量的運算，同時比特幣在設計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規則，算力每過一段時間需要調整一次，這意味著挖礦的難度也在上升，也讓成本（主要是顯卡等硬體）大幅提高。

同時，隨著挖礦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礦難度增大，個人能挖到比特幣的概率越來越小，也就逐漸發展出規模化的礦場，也就是聚合n多台礦機的算力一起挖礦，挖礦從個人挖礦轉變為礦場或礦池，一個礦場的成本有：建設成本、設備成本、維護成本（包括店裡成本和人工成本）、網路成本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那麼虛擬貨幣的挖礦過程，同樣投入了具體的（勞動力）「成本」，並且這個「成本」可以量化為具體的（虛擬貨幣）商品價格。早在比特幣誕生的2009年，一個叫「新自由標准」的用戶，就在比特幣早期論壇上提成通「生產成本」計算比特幣價格的方法。他認為一枚比特幣的價值計算方法應為：計算機運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電量是 1331.5 千瓦/時，乘以上年度美國居民平均用電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個月，除以過去30天里生產的比特幣數量，最後的結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幣的定價結論。

至於「交易」的獲取方式，無論是直接使用法幣交易，還是使用法幣兌換虛擬貨幣後再進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終能夠與法幣達成某種「匯率」的自由兌換，它背後自然存在確定的價值。

如我們在 《談虛擬幣詐騙案件的辯護要點》 文中所述，實務中我們需要區分非主流貨幣中的特殊幣種，通常所稱的類主流幣（山寨幣），他們在技術模式上與主流幣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實項目、基於區塊鏈底層技術、按照其白皮書的規劃執行，常見的山寨幣有EOS、BTM。針對這類涉案虛擬幣。在實際辯護中，我們應當重點證明這些 虛擬幣符合流通性，與主流幣或者法定貨幣能夠自由兌換的特徵 。

我們前年承辦的浙江某虛擬幣詐騙案，工作重點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與比特幣自由兌換的證據材料，即證明該類非主流「山寨幣」可以與比特幣、以太坊等主流虛擬貨幣進行交易，最終能夠變現成法幣的特徵，證明其具有財產屬性。

此外，如無法達到上述標準的虛擬幣，一般屬於空氣幣和傳銷幣。空氣幣，顧名思義，就是在實際發展中，沒有任何產品或業務落地，單純發幣圈錢跑路而已，如已經跑路的英雄鏈、超級明星、太空鏈等等。傳銷幣，則是打著區塊鏈之名，行傳銷之實的貨幣，如此前轟動一時的深圳普洱幣等，我們也在 《談虛擬幣傳銷案件的辯護要點》 一文對傳銷幣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了論述。

由於區塊鏈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虛擬屬性，導致司法機關長期以來對其價值真實性的判斷存在嚴重誤區。我們認為，比特幣為代表的主流虛擬貨幣去中心化，沒有發行政府及權威機構做信用背書，且交易價格波動巨大，並不具備貨幣屬性也不宜作為貨幣使用。但其本質上仍屬於一種特殊商品，應定性為一種無記名的有價證券，這不僅於民法層面擁有充分的物權理論支撐，同時也能被進一步解釋為《刑法》第92條所規定的「財產」，所以，針對該類型的網路詐騙，從魚龍混雜的「幣」中，區分出主流虛擬幣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幣」，是對抗詐騙指控的有力辯點。

3 價值來源——司法認定

1、十部委《通知》將虛擬貨幣相關行為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改變了主動民事判決中「挖礦」合同效力的認定方向，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的認定雖受政策影響大，但尚不明確。

2021年9月十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則徹底直接將虛擬貨幣相關行為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隨後內蒙古、雲南、安徽等省份及相關機構，先後發布了12條打擊虛擬貨幣挖礦和交易的監管政策，這也同時改變了很多民事判決對「挖礦」合同效力的認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鐵亮訴火幣網一案判決中認為，並無法律法規明確禁止當事人進行比特幣的投資和交易，當事人應當自行承擔交易風險，雙方締結的 合同有效 ，虛擬幣交易合同 不屬於合同無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聯網法院在陳國貴與浙江億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網路購物合同糾紛案判決中也認為：我國法律、行政法規 並未禁止 比特幣的生產、持有和合法流轉，也 未禁止 買賣比特幣「挖礦機」。故原告陳某主張買賣比特幣礦機違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買家不屬於消費者，不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不能適用「七日無理由退貨」的規定。

十部委《通知》發布後，多地法院的案例開始基於「公序良俗原則」認定比特幣「挖礦」合同無效。如北京東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訴雲某公司委託合同糾紛案」判決中認為：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幣「挖礦」本質上屬於追求虛擬商品收益的風險投資活動，投資者須自行承擔相關投資風險；從行為效力上看，「挖礦」活動電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礦機」日均耗電量極大，且生產交易環節威脅國家金融安全， 社會 穩定衍生風險突出，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性工具， 與《民法典》「綠色原則」精神相悖，屬於行政法規禁止投資的淘汰類產業，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合同 ；從責任負擔上看，比特幣「挖礦」活動中出現的政策風險、技術風險及由此引發的投資損失風險，應由投資者自行負擔， 因雙方對合同無效均存在過錯，故相關損失後果亦應由各方自擔 。

同時各地法院關於虛擬貨幣的認定也並不明確。

在（2018）浙11民終263號丁建強、陳映光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因本案的虛擬貨幣非我國規定的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當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由於案涉標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該標的物的交易行為亦不受法律保護，因此認定因案涉合同無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頒布後，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對於虛擬貨幣不予保護的態度，基於民法典對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要求，很多法院都採取認定虛擬貨幣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濟南中院在(2021)魯01民終3796號中對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予以認可。在該案中，法院認為所設虛擬貨幣具有價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點，具備了權利客體的特徵，符合虛擬財產的構成要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對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虛擬貨幣財產權益依法給予法律保護。

雖然主流裁判規則如此，但綜合全國近幾年的判決來看，對於虛擬貨幣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標准並不統一。筆者認為，正是近年來國家對於虛擬貨幣投資一直持嚴厲態度，並頻繁升級的監管政策，司法裁判才會短期內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來人民法院對虛擬貨幣糾紛案件也會更多的減少虛擬貨幣財產保護，需要公民自擔風險。

2、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可作為財產類犯罪的對象。

在司法實務中，雖然刑事領域對數字貨幣的財產屬性仍存爭議，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發布前，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終1043號判決中即有認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對價後得到比特幣，不僅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也代表著被害人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享有的財產，應當受刑法保護。因此被告人通過互聯網竊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幣後，再將其售出所得款項計人民幣20餘萬元到了其個人的銀行帳戶，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2020）粵0304刑初2號判決認為，以太幣在中國境內歲不能作為貨幣流通個，但其作為一種虛擬財產，其所有者能夠對持有的貨幣進行管理、通過特定方式進行支付、轉移且能夠使用貨幣公開進行交易，具有一定經濟價值，屬於刑法上的「財物」。

2013 年的《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4 條規定「被盜財物有有效證明的，根據有效價格證明認定」，所以被害人的賬戶信息變動詳情可由代幣交易平台出具證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處理中還存在以當地物價局出具的比特幣《價格鑒定結論書》為其價值依據，如「武宏恩盜竊案」 (2016）浙10刑1043號，及公安局網路安全保衛總隊出具的虛擬貨幣價格證明，如「胡志凱盜竊罪一審刑事判決書」（2015）東刑初字第1252號。

所以在眾多刑事判例中，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具備「價值」，可作為財產類犯罪的對象。

本文作者|鄭夏律師，中南 財經 政法大學碩士，，曾任職檢察院、政府辦等部門。先後獲無錫優秀專業律師（刑辯類）、無錫市名優律師培養對象（優秀骨幹律師）、無錫優秀律師團隊（2016、2018、2020）、無錫律協優秀個人會員（2018、2021）、首屆華東律師辯論賽優秀辯手、無錫優秀專業案例、江蘇產業人才培訓優秀講師等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