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虛擬貨幣論文

② 金融學---《貨幣銀行學》的論文要怎麼寫呢

一、 利率市場化對我國商業銀行帶來的挑戰
（一）利率市場化加大商業銀行利率風險
由於我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商業銀行資金來源和運用渠道少，資產負債結構比較單一，存貸款業務占絕大比重。實行利率管制時，利率相對穩定，銀行的成本、收益主要受資產負債變動影響，波動相對平穩。利率市場化後，存貸利率將由資金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變動頻繁且可預見性差，必將導致商業銀行經營成本和收益的不確定性增加，加大利率風險。
（二）利率市場化導致商業銀行利差收窄
根據國外利率市場化實踐經驗，利率市場化後，商業銀行存款利率水平盡管因期限、種類的不同，可能的變動方向和變動幅度不會完全一致，會有升有降，但總體存款利率水平上升、融資成本增加將在一定時期內成為趨勢。[1]因此利率市場化賦予了商業銀行更大自主定價權，卻使其失去了帶來穩定收益的凈利差保證，傳統的經營模式正日益受到同業競爭加劇、金融脫媒、大企業大客戶議價能力增強等因素的嚴峻挑戰。根據麥肯錫金融機構研究中心的預測，未來的3—5年，中國銀行業平均利差水平將會較目前下降11%—27%。
（三）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提高價格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商業銀行由於流動性過剩，存款規模遠遠大於貸款規模，貸款利率競爭較為激烈，對信用等級較高的優質貸款客戶實行競相讓價。商業銀行盲目授信、貸款和競相壓低利率將降低優質客戶的盈利水平。商業銀行由於定價能力不足，不敢對風險較高的中、小客戶授信和發放貸款。[2]這主要是因為長期處於利率管制下的商業銀行普遍缺乏定價體系，甚至還未引起足夠重視。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擁有一套可操作性的資金定價體系是商業銀行必要的應對之策，如果不盡快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定價體系，商業銀行將無法應對利率市場化所帶來的挑戰。

③ 關於金融方面的論文

1.建立中國區域金融體系的研究
2.現行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3.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與我國金融應對策略研究
4.我國人民幣匯率取向的對策與建議
5.論創建我國的離岸金融市場
6.論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
7.完善我國金融機構及洗錢制度研究
8.匯率制度的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
9.人民幣匯率與全球貨幣體系
10.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作用的影響
11.商業銀行貸款增長過快的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議
12.我國居民儲蓄高增長態勢解析及改進意見
13.貨幣政策高透明度比較分析
14.對我國間接貨幣調控政策的市場缺陷分析
15.直接發行央行票據對我國公開市場操作的啟示
16.中國貨幣政策目標及管理策略
17.淺析熱錢流動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18.監管職能分離後基層央行如何有效實施貨幣政策
19.論穩健貨幣政策的積極作用
20.城區存款業務發展的難點及對策
21.重建經濟欠發達地區金融體系的探討
22.利率市場化條件論證與方法探討
23.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探討
24.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分析
25.國際貨幣體系有關問題探討
26.國家的匯率干預有關問題探討
27.匯率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分析
28.國際金融危機及相關問題研究
29.國際信貸問題探討
30.外匯交易有關問題探討
31.國際金融市場有關問題探討
32.國際收支有關問題探討
33.我國的國際收支現狀及發展趨勢
34.期權理論及其在外匯交易中的運用
35.人民幣匯率問題研究
36.國際儲備題探討
37.國際融資問題探討
二、商業銀行業務與商業銀行發展理論
38.金融創新與我國銀行業的發展
39.我國網路銀行的發展及對策
40.金融全球化及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41.對銀行導入ISO9000國際質量標準的思考
42.我國商業銀行福費廷業務的現狀與思考
43.論我國商業銀行市場營銷
44.對發展我國消費信貸的思考
45.論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
46.如何提升商業銀行國際競爭力
47.商業銀行扁平化管理的探討
48.中國銀行業治理結構問題研究
49.探索現代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機制
50.抵押貸款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51.簡論商業銀行經營過程中利益目標短期化
52.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分析
53.成本管理在商業銀行系統管理中的應用
54.銀保合作發展芻議
55.商業銀行應加強產品定價管理
56.信貸業務重組與流程再造
57.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的價值取向
58.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
59.股份制商業銀行競爭力分析
60.商業銀行金融服務優化的對策與思路
61.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創新
62.新《巴塞爾協議》與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
63.利率市場化改革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64.關於信貸風險控制的深度思考
65.我國商業銀行信息披露制度
66.關於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評級
67.關於新商業銀行法的問題
68.從世界商業銀行發展趨勢談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目標
69.談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目標與途徑
70.國有商業銀行資本結構調整問題研究
71.商業銀行業務創新問題探索
72.商業銀行發展貿易融資業務探討
73.完善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範機制研究
74.化解商業銀行不良資產途徑探討
75.商業銀行分業、混業經營利弊條件問題研究
76.商業銀行外部環境建設問題研究
77.關於我國商業銀行新增不良貸款問題
78.建立和完善我國商業銀行體系
79.商業銀行客戶經理問題的探索
80.建立和完善商業銀行內控機制
81.如何完善商業銀行績效考核機制
82.建立和完善商業銀行經營風險機制
83.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費問題探討
84.中西方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比較分析
85.我國發展民營銀行可行性問題探討
86.民營銀行在我國發展空間探討
87.如何以市場為導向建立商業銀行金融服務體系
88.國有銀行上市對其績效影響的分析
89.我國股份制銀行與國有銀行業績比較：制度因素的探討
90.我國商業銀行經營投資基金的困難所在與對策
91.商業銀行對企業信用評估問題探討
92.商業銀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創新
93.商業銀行崗位績效考核的實證研究
94.現代銀企關系問題研究
95.員工素質與商業銀行現代化
三、金融監管與風險管理
96.論我國金融監管的國際化
求採納為滿意回答。

④ 貨幣銀行經濟學畢業論文好寫嗎關於虛擬貨幣發行或者比特幣的研究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金融產品創新研究
出口保險中融資貨幣經濟權益保障法律問題分析
VaR在商業貨幣經濟信用風險管理中的應用
論貨幣經濟的全面風險管理核心方法RAROC
我國貨幣經濟跨國經營的戰略選擇
基於價值鏈的貨幣經濟商業模式創新
入世後城市商業貨幣經濟的發展問題研究
我國農村商業貨幣經濟競爭力實證分析
關於我國城市商業貨幣經濟競爭力的分析
商業貨幣經濟企業客戶滿意度探討
貨幣經濟人力資本價值測量及其貢獻研究
論商業貨幣經濟私人業務的品牌建設
我國國有商業貨幣經濟不良資產的成因分析及對策研究
中國商業貨幣經濟投資理念研究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跨境並購動機及其戰略實現
貨幣經濟帳戶資金權利狀態研究
我國網路貨幣經濟發展戰略研究
關於我國貨幣經濟並購問題的探討
平衡計分卡在我國商業貨幣經濟績效管理中的應用研究
外資貨幣經濟法律監管制度研究
國有商業貨幣經濟公共性職能探討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中間業務的發展及對策研究
我國貨幣經濟保險業務發展瓶頸及其對策研究
中國商業貨幣經濟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及效應研究
政府對國有商業貨幣經濟管理關系初探
我國民營貨幣經濟發展問題探究
招商貨幣經濟網上貨幣經濟建設的研究
商業貨幣經濟制度變遷研究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客戶經理制再造研究
VAR模型在我國商業貨幣經濟市場風險管理中的應用
我國商業貨幣經濟客戶關系管理理論及信息技術應用
試論強化政府貨幣經濟監管的方法和途徑研究

⑤ 關於金融貨幣的經典文章

貨幣戰爭和人民幣戰略（下）

2006-03-07 13:29:45

用盡量通俗的語言講解匯率的形成機制以及美國的貨幣戰略

首先說明，由於上月整天吵架，希望說的東西沒說多少，有人問本女正經一點的馬甲有沒有，所以就有了這個，至於專門吵架的也有，就是和壞男人有關那個，相信有點智力的都看出來了。所以這個馬甲是不吵架的，那個專門吵架，有事找那個去。

有一些書獃子一說起匯率，就會背一大堆定義，但那沒用。就象在股票市場說市贏率一樣，都是一些無聊的把戲。匯率說白了就是大國間的游戲，和莊家坐莊沒有什麼區別。有人可能說，貨幣每天交易量那麼大，怎麼操縱？你以為坐莊都一定要靠錢去拉抬，那是最笨的方法，操縱最終只是操縱人心，只要有人就能操縱，在金融市場不明白這個，不虧錢就怪了。

美國是匯率操縱的高手，但匯率的操縱還是為了其總體利益服務的。美國經濟目前面對的最大危機就是泡沫化，而美國目前0以下的儲蓄率使得其經濟的危險性達到空前的地步。從某種程度說，美國這只庄股已經玩得高處不勝寒了。和庄股一樣，目前的關鍵是不能讓資本大量逃離，否則就會連續崩盤跳水。由於2000年的下跌速度極快，大多數游資都不能有效離場，所以大規模的資本逃離還沒有出現。而目前的大級別反彈正構成資本逃離的機會，一旦反彈到位，預期中的大規模資本逃離才會真正出現。

為了避免以上情況出現，美國唯一可行的貨幣戰略就是在該大反彈到位前把貨幣貶值到一個相應的地位，這樣才使得美圓資本套現後不能以一個較高的匯率出逃，從某種程度上就是在貨幣層面為美圓資本加了一個套，這樣套現出來的美圓資本逃離的決心和力度將大幅度減少。這是美國阻止美國經濟這個大庄股崩盤的唯一非戰爭的可行辦法。

但是這個辦法唯一的罩門就在，如果有一個容量極大的貨幣緊貼美圓，則美圓貶值的所有如意算盤將打不響，而人民幣正好就是這種貨幣。人民幣與美圓的掛鉤使得美圓資產變現以後有了一個順暢的逃跑渠道。人民幣經濟比美圓經濟最大的優勢在於泡沫化極低，儲蓄率極高，這對於美國經濟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只要人民幣戰略得到堅持，把池子挖好，則美圓的貶值戰略將徹底破滅，一旦該戰略破滅，美國經濟將面臨最巨大的沖擊，這也是以前帖子裡面預測2019年90年大周期世界經濟大危機的現實基礎，正確的人民幣戰略將加快、加深這個進程。

向不學無術的左派用最通俗的語言說說貨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美圓的罪惡背景

對於一般人來說，大概也是很清楚手中的人民幣究竟是怎樣來的，很簡單，就是印出來的，而不是長出來或其他方式出來的。只不過對於人民幣來說，只有一個被法律認可的印的地方，如果誰沒事也去印一下，等待是什麼大家也應該很清楚。當然，印人民幣不同其他，一定有一個標准，如果都象金元券那樣印，大家又要用一個大麻袋裝錢去買米了，所以這里不妨說說印的標准。

粗糙地說，幣值可以看成一個經濟體的總量除貨幣總量，也就是說幣值代表了單位貨幣的經濟量。那麼對於正常的封閉經濟系統來說，為了保持幣值的穩定，貨幣增長必然也必須和經濟增長相當，這樣幣值才能保持穩定，這是小學水平的人從上面定義的比例關系中都能夠知道的。換言之，印鈔票就要以經濟增長為標准，一旦脫離這個標准，一切就亂了套。然而，實際上並沒有封閉的經濟系統，一旦兩個以上的經濟系統出現交流，就必然有不同貨幣間幣值相比的問題，一般人通常說的是後者，例如和人民幣比美圓是多少之類，這種幣值是在兩種不同經濟系統交流中產生的，和前面單系統中產生的幣值有著本質的不同，而往往一般人被常識所迷惑，把這兩者搞混了。

由於有不同的經濟體，所以就有著不同的印錢的中心，而這些經濟體又是聯系的，如果有一個印錢中心犯壞，超過其經濟增長狂印，而由於這種錢大家都認，也就是所謂的世界貨幣，這樣在後一種幣值意義上，就可以被現實化，而這意味著，這種現實化是在剝削其他經濟體的利益基礎上的。美圓就是這樣一種貨幣，由於美圓是准世界貨幣，因此它狂印也沒事，多出來的都有世界各國給承擔了，這是美國經濟繁榮的一個巨大秘密，但目前的問題是，這些多印的美圓已經多得超出了全世界人的承受能力，美圓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泡沫的原形畢露。

現代社會是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貨幣化是其最主要的方面。而通過貨幣的無形掠奪，是以前殖民化有形掠奪的超級版，美圓說白了就是在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抽血機以及物資基礎。但對於不學無術的左派來說，被美國怎麼剝削了都不知道，其實，只要在這個地球上，只要美圓作為准世界貨幣存在，任何一個非美圓體系的人就受著美國的剝削，這是全球性的真正的奴役。

從格林斯潘對人民幣的突然表態以及美國的巨大赤字說起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周二稱，中國央行買進美元以阻止人民幣升值的做法可能在長期內會給中國帶來通貨膨脹問題。還有一條相應的新聞是美國2003財政年度預算顯示，政府赤字將達到4500億美元，比先前估算的高了50%。這兩條看似不相關的新聞，其實是有著密切關系的。

格老當然不是格老子，而是大名鼎鼎，無數搞經濟的人的偶像，但在本女看來，也不過爾爾。拜這位格老從1998年後的連續失誤，美國經濟終於走到今天的地步，希望這位繼續出昏招，則中華有幸。但這位有關人民幣的言論可不是昏招，是全球人民幣升值大合唱的一部分。至於驚動到這位也出面，主要是美國經濟之爛他們自己太清楚了，4500億美元的赤字意味著什麼？而且明年該赤字必然會繼續慣性大增，為美國泡沫的徹底破滅准備多點彈葯。當然，如果其他貨幣一起升值，則這種危機就可以轉嫁出去。但這個時代，誰比誰都不傻，你美國自己搞出來的爛攤子要全世界背，有這種可能嗎？誰背誰傻而已。

日本泡沫破滅10多年了，現在還奄奄一息，而日本比美國好的地方在於其儲蓄率一直很高，而美國是0以下。本女都不想去想一旦這個泡沫破滅時的奇觀是怎樣，也不用想，一定很壯觀。目前為這個破滅積聚能量的除了原來的股市以及虛擬經濟部分，更會增加債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其他相關的就不用多說了。

美國經濟破滅的必然和歷史意義，在本女打噴嚏打噴嚏馬甲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2億5千萬經濟級別的最終結束，大破以後大立，然後是是12億5千萬經濟級別的開始，而這才是一個新的時代。

用最通俗的語言解釋：日本人目前最害怕的是什麼？

用最通俗的語言解釋：日本人目前最害怕的是什麼？一句話，就是人民幣和美圓堅決掛鉤。在以前的文章裡面已經多次說過，日圓最終的命運將是消亡，而且給出了一個具體的時間：2025年前後。那個帖子的題目是「2025年，日本必須面對的一個選擇：是美國的一個州還是中國一個省。」而人民幣與美圓的堅決掛鉤，將使得泡沫破滅10幾年後的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這一點，日本人比誰都清楚，所以在人民幣升值的全球大合唱中，日本人是最早開始也是最賣力的。

最終為了使得人民幣能夠和美圓脫鉤，日本人可以有很多辦法。但最簡單的還是用迷魂湯灌中國人，然後中國人自己把人民幣給放開。以前已經多次說過，在目前美圓作為准世界貨幣的客觀情況下，人民幣的放開和美圓的脫鉤是同一回事。但狡猾的日本人肯定不會主動叫囂人民幣的放開，這樣目的太明顯，而是叫囂等價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幣和美圓的脫鉤。這樣就可以暗度陳倉了，日本人對三國研究得可比一般的中國人熟，詭計多著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人可以派他們的代理人到處宣揚，人民幣和美圓掛鉤，將使得國際流動資本象97年一樣大量湧入中國，這樣就會出現97年的危機之類的謊話。但是，全球化就是資本的全球化，資本的流動極為正常。但有一點是日本人、美國人都不肯告訴大家的，就是資本的積聚更是這種資本流動的最終歸宿。這才是日本、美國經濟發展的秘密所在，而這當然是不能和別人共享的。

最簡單的，資本不管怎麼流動，必然有一個沉澱最多的地方，而現在，這個地方就是美國。也就是說，美國經濟的發展，從最根本上就是因為美國是資本積聚、沉澱最多的國家。而中國要最終戰勝美國，只有一條路，就是取代美國成為資本積聚、沉澱最多的國家，這才是世界經濟大格局中最核心的變化動力所在。而積聚、沉澱首先在流動的基礎上，這一點大概不難理解。一旦這種資本的積聚、沉澱最終形成，日本將成為中國首先是經濟上的附屬國，其後的事情就好辦了。而這就是日本人睡不著的最根本原因。

阻止中國最終取代美國成為資本積聚、沉澱的最大國，就是目前有關人民幣升值大合唱的最根本原因，而從日本人、美國人等為這的忙活中，不難看到這個趨勢對他們的巨大壓力。敵人最害怕的，當然也就是我們要堅持做的，我們越堅持，敵人就越害怕，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

穩定匯率，使中國最貧窮一億家庭成為十萬元戶的現實可能以及實質意義

今天本女老馬甲的老帖「長期穩定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使中國最貧窮的一億家庭都成為十萬元戶」被翻了出來，當時沒有把穩定匯率，使中國最貧窮一億家庭成為十萬元戶的現實可能以及實質意義進行詳細的解釋，這里補充一下。

所謂人民幣升值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虛擬的性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由於現實的經濟體並不是全面無壁壘的，因此以具體商品來衡量幣值總是太書獃子了。幣值其實可以看成一個經濟體的總量除貨幣總量，也就是說幣值代表了單位貨幣的經濟量。顯然，這是很粗糙的東西，但實際和這有著很大的正相關。正常的封閉經濟系統，貨幣增長必然和經濟增長相當，這樣比值就是不動的。然而，實際上並沒有封閉的經濟系統，一旦兩個以上的經濟系統出現交流，就必然有幣值的波動出現。

太理論的東西到此為止，就說目前的人民幣問題。所謂人民幣升值，也就是人民幣單位代表的經濟量相對美圓的大了。這里有一種處理的方法，就是人為增加貨幣使得人民幣單位代表的經濟量減少，從而保持和美圓不變，這樣就抵消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人民幣也多了。至於多出來的人民幣，按本女的建議就是分給中國最貧窮一億家庭使他們成為十萬元戶。這種方法的實質就是縮小貧富差距，有點劫富濟貧的意思。

很簡單，當經濟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在沒有多出人民幣之前，一個有1億資產的人所代表的財富和多出人民幣後所代表的顯然不同了，這一點大概不難理解。而對於窮人來說，其財富是增加了。而由於經濟財富總量不變，所以財富是從富人流到窮人那裡去了，而且是越有錢被分得越多。然而，由於個人的財富和經濟總量比極其微小，因此相應被分掉的比例其實很少。而由於人民幣幣值不變，相對美圓，這個財富反而是不變的，而窮人不管相對美圓還是人民幣都變得有錢了。

中國的經濟發展中貧富分化的問題日益嚴重，這次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是可以用最少代價去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旦中國最貧窮一億家庭都成為十萬元戶，對消費以及經濟將給予很大動力，對富人的生意也有好處，最後將是皆大歡喜。

從簡訊經濟的蓬勃看中國特色經濟模式創建的可能和必要性

經濟說白了就是一種游戲，游戲有不同的玩法，不同的游戲在不同地方的受歡迎程度不同，對應的經濟模式也可能不同。而在經濟競爭中，模式的競爭是最重要的，誰是流行模式的制訂者，誰將獲得最大的利益。

經濟並不總是一種美國形式的經濟，各國經濟的贏利模式就更不一定相同。例如，最簡單的，簡訊在美國、歐洲都沒有流行，反而在中國最先取得成功，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無非是因為一種文化、經濟發展水平等的綜合結果。首先，簡訊比較適合中國人的性格，例如：比較虛偽、死要臉活受罪、有點懶惰、能抄就抄、喜歡一種同一化的表達等等；其次，簡訊屬於比較傻瓜型的，只要腦部細胞沒死光、十隻手指還剩一兩個，基本都可以勝任；最後參與的入門價格比較低，干一回一般就1毛錢，而中國人都有湊熱鬧的習慣，從麻將成為國粹就明白這個道理，一般人都不能接受被人看成太OUT，所以就湊在一起瞎鬧了。

有一幫所謂的經濟學家總是把經濟神聖化，其實經濟和打麻將的道理沒什麼不同，也就是一種游戲，神聖化一件事情必然就會有偶像出現，例如在經濟上就會把美國的模式偶像化，這都是腦部缺水的反映。也就象麻將不會成為美國國粹，橄欖球中國人也大多不喜歡，經濟上很多具體模式上國家的特殊也是必然被反映。至於這種特殊性在多大層面上能被擴展，這是一個實踐問題，和理論無關。因此叨嘮什麼神聖法則的人，都是笑話而已。

中國特色經濟模式創建的可能和必要性其實也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關鍵就是要敢於打破一切神聖化、偶像化，美國的經濟只不過是一種美國的大游戲，沒有什麼神奇的。曾經一度有些海龜拿著些美國、歐洲版的游戲到處晃，這就象有些土鱉拿著些孔版、道版的游戲在晃一樣，游戲和時間、空間有關，脫離了這個，還是先一邊歇去吧。

國家意義上的大型投資絕對不能泛商業化、泛政治化，但一定要泛戰略化

最近有關京滬高速鐵路的爭吵很多，但歸納起來不過就是兩條：泛商業化或者泛政治化，恰好忽視了最重要的泛戰略化。本女認為，國家意義上的大型投資絕對不能泛商業化、泛政治化，但一定要泛戰略化。

站在泛商業化角度，當然就認為類似京滬高速鐵路這種東西只是一個投資，只要商業上有利益，就無所謂，離開商業，一切都沒意義；站在泛政治化角度，關鍵就是政治正確，例如不能便宜了日本人或者只要政治正確，把錢胡亂花了也行。這兩種想法都十分無聊。首先，國家不是商業機構，如果什麼都從贏利角度出發，那國家也無所謂國家了；其次，政治因素往往是最不可靠的，風雲變幻，一個大的投資單純從政治下手，不免太過兒戲。

有一種人可能要說，什麼都不能泛，連泛也不泛來表示其徹底，但這種說法只是一種游戲，不泛正是爾泛之處，這難道不是很清楚？本女對徹底沒興趣，明確主張泛戰略化，但前提是對國家意義上的大型投資，而不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所謂泛戰略化，就是說國家意義上的大型投資必須是建立在一個大的國際戰略總體構想上面，沒有這一點，一切都是瞎掰。本女是站在這個角度反對京滬高速鐵路的建設，而且對目前的國際戰略總體構想表示深深的懷疑。另外，站在國家間游戲的角度，即使要投資這個項目，也應該和目前的人民幣戰略聯系在一起，這就象一個好的話題，在國家間的游戲中絕對可以玩出一場好戲，如果就純粹當成一個商業或政治行為，那是不是有點無聊，太浪費資源了？在國家間游戲上，話題就是最大的資源。

至於有人瞎掰什麼操作，就更無聊了。操作是和視角有關的，什麼的視角就有什麼的操作，操作是次要的，視角才是關鍵，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所謂「是怎樣」和「怎麼做」，這都和視角有關。站在國家的層面，就是和泛戰略化有關，一個大的國際戰略總體構想才是關鍵的關鍵。

⑥ 金融學（貨幣銀行學）的論文

現代金融學的發展
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於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後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後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於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後，Von 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於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並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並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後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於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於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後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後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後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並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於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願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願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於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於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於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後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後，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於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願意支付紅利而不願意將利潤用於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於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願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於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並且在以後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並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麼更願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於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後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並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麼願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願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於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後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後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代理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代理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於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於代理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於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並且Hart認為由於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並、股票的發行以及委託代理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並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後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後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採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並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並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於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於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後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後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於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於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後的短期高回報是由於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後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後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後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於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後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並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於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後，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後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於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於Modigliani 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於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於，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於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後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並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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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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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僭越的動力機制與表現

[摘要] 虛擬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滲透與發展，貫穿著金融虛擬化的自我膨脹和擴張。貨幣虛擬化和信用創造為金融的虛擬化趨勢提供了正向的內在動力，而以金融衍生品為特徵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性不斷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規避動力。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正在國際信用體系架構、信用貨幣發行和信用對象規制等過程中不斷踐履著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關鍵詞] 金融虛擬化 信用制度 動力機制 表現

一、引言

伴隨著貨幣虛擬化的發展，虛擬經濟已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緯度。以貨幣虛擬化為基礎的金融虛擬化以及對金融虛擬化正負功能影響的探討層出不窮，盡管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各執一詞，但不可迴避的是，虛擬經濟作為脫離傳統「實體經濟」范疇的新範式，在整體經濟中的比例膨脹與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張息息相關。金融虛擬性作為當代金融的一個突出特徵，其演變歷程中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態勢，在經濟虛擬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由弱變強、以幾何級數膨脹的趨勢和規律。
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的脈絡看，任何經濟邏輯中都留有人類的烙印，人們不僅參與經濟活動，而且干預甚至掌控經濟的內生過程，這個過程也匹配著人類經濟制度的衍生過程。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諾思，2000，第110頁）經濟是一種復雜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會使經濟偏離正常的軌道。貨幣虛擬化發展趨勢和信用的不斷創設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內在動力本源，而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金融規避行為所引發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外在制度條件。下面我們將從金融虛擬性擴張與廣義信用制度關系角度探討當前金融虛擬化如何從不同層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動力：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

金融活動依託貨幣運動與信用創新實現對實體財富和虛擬財富的優化配置。貨幣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態和萌芽，也是金融產生的內在本原，信用則為二者的過渡創造權利與義務的外在制度保障。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的伴生與互動共同構建了金融虛擬化的正向動力激勵。
金融虛擬性的擴張過程內始於貨幣虛擬性的內在特性外化，貨幣虛擬化的趨勢是在商品的內在矛盾外化為商品與貨幣的矛盾，並使貨幣在表現商品價值的材質上不斷與實物背離的過程中實現的。「用一種象徵性的貨幣來代替另一種象徵性的貨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馬克思，1976，第95頁）貨幣起源於商品之間的聯系，使直接物物交換的自然過程轉向了以貨幣為媒介進行間接交換的社會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也孕育著信用。信用從一開始就具有替代貨幣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沖動。
貴金屬貨幣的出現是價值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它出現之前，商品交易是單純的物物交換，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臨諸多交易「瓶頸」。貨幣虛擬性無論內在特質還是外在表現都受到貨幣形式原始狀態的制約。此時，人與人之間交換的延續更多依賴於一種社會契約。「盡管這些條款也許從來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過，然而它們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樣的，在普天之下都是為人所默認或者公認的。」（盧梭，2002，第39頁）貴金屬貨幣的出現雖然緩解了商品內在矛盾，並使後者外在的表現為商品和貨幣的矛盾，卻只是為貨幣虛擬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實物貨幣自身價值的存在限制了價值虛擬表現外，不成熟的信用關系也從外部環境上制約著貨幣虛擬化的發生。這種可以與之結合並內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貨幣條件下才使貨幣虛擬化外溢成為可能。
信用貨幣（銀行券、法幣等）對貴金屬貨幣的替代從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貨幣虛擬化受貨幣材質的限制。盡管金本位、銀本位或雙本位制度是信用貨幣得以流通的基礎，但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度和信譽性仍存疑問，這種疑問在國家權威性和銀行信用性的雙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時，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已經超脫了實物商品或服務范疇，轉而將前者提升到了國家和銀行的信用層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敘述：「隨著時間的推移，……，發行紙鈔(隨後被稱為通貨)的權利被轉移給政府，……或者可以這么說，通貨僅有名義價值，而且它的供給完全由政府決定。」（考夫曼，1998，第15頁）銀行信用可以創造貨幣，從而使貨幣數量實現多倍增長，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非現金結算制度的建立，為銀行的貨幣創造機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貨幣增長並不是國家貨幣發行量的增長，而是通過銀行信用擴張來實現的，這使得原本看得見、摸得著的紙幣演化為純粹的價值符號，貨幣實現了虛擬化的外溢。
經濟信用化使經濟過程逐步擺脫了經濟主體自身積累的依賴，轉而依託外部資金來源的融資。由此，資本支付手段的職能被部分貨幣所有者創新為價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資本，進而虛擬資本開始登上經濟舞台。客觀地講，虛擬資本的產生是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雙重作用的結果，它亦成為金融虛擬化的開端。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是指以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能夠帶來預期收入的資本。它是由債券（匯票）、國家證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它們所代表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是不以它們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的；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並不是代表資本，那麼，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馬克思，2004，第451頁）對資本增值無限制的追求與自有資本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限制了擴大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從而抑制了虛擬經濟的發展。此時，為虛擬資本發展保駕護航的信用制度應運而生，「還有一種促進集中的力量，這就是信用制度。」（齊威格，1997，第280頁）通過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閑置的貨幣資本就可以由貨幣資本家貸給企業經營，使虛擬資本的積累大大超過了實體資本的積累，從而也就推動了金融虛擬化的蓬勃發展。
無論是貴金屬貨幣還是信用貨幣，他們均是在一國內部以貴金屬作為儲備而介入金融活動的。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往來核算也仍然以國際公認的世界貨幣——黃金作為交易的貨幣匯兌基礎，可以說，此時的貨幣虛擬化仍然提留在一國母體內部，還沒有具備佔領全球金融貿易活動的能力。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維持著黃金的國際貨幣地位，這成為虛擬資本跨越國界進行世界范圍資本配置的障礙。隨著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以及美國黃金儲備的大量流失，布雷頓森林體系受到了嚴重的沖擊。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國際虛擬化能力終於裝備在貨幣身上，金融虛擬性也隨之超越國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圍內來發揮其強大的虛擬化功能。

三、逆反動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規避動力

金融虛擬化過程隨著對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斷提出而發展，兩者存在著緊密的辯證聯系。虛擬資本產生之前，金融虛擬化相對獨立於信用制度之外，它的運行更多的是一種基於貨幣內生虛擬性突破各種束縛發展壯大的自然發展過程；虛擬資本產生之後，金融虛擬化一方面得到了實現虛擬性外溢的強大信用保證，另一方面自身的獨立性又始終成為突破制度設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圍實施虛擬性擴張的內在沖動。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約束。諾思（North）認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關聯影響的框架，它們確定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講，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盡管金融虛擬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起著制度保障作用，但這種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著將金融創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內，客觀上又為金融虛擬性的擴張套上了一副無形的「鎖鏈」。畢竟金融虛擬化源於貨幣虛擬化所表現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作用與外化，是一個主觀意志無法控制的客觀過程，制度的衍生則是人類尋求自身價值實現得以保證的外在表現形式，它是人類主觀意志對客觀規律遵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辯證地講，信用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落後於金融虛擬擴張的，這就決定了早期金融虛擬化所推動的信用生成在虛擬性膨脹後又反過來成為制約其內在發展的桎梏。由此可見，金融的內在虛擬性僅僅表徵著金融具有虛擬化的傾向與能力，而其虛擬化程度是否顯著則受到不同歷史階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環境的影響與制約，這也為金融機構規避信用約束，實現虛擬創新提供了動力來源。
美國經濟學家凱恩（E.J.kane）於1984年提出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規避創新就是指迴避各種金融規章制度的管制以期達到理論最大化的目標模式。規制型金融創新意味著內在市場自發力量與外在市場機制相結合共同迴避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所尋求的金融創新行為。凱恩的理論實際也為我們詮釋當前金融虛擬化的全球性擴張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借鑒。金融市場的微觀行為主體——金融企業或機構與宏觀規制主體——政府和銀行之間，存在著自由與管制的博弈。金融企業或機構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體，其尋求的是以市場力量的自發運動來維系其價值創作、增值過程，實質上是金融虛擬化得以發展的內生動力在企業或組織制度層面的體現。而以金融穩定為宏觀目標的政府和銀行則必須兼顧雙面責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場的活力和動力，為金融企業或機構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對這種動力實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調節的范圍內，即設定並實施的規章制度框架。金融企業或機構通過創新來規避管制，一旦危機金融穩定，政府又會加以管制，這種管制將導致新一輪的規避行為。管制和規避引起的創新總是不斷交替，形成一個動態的博弈過程。
從當前全球虛擬經濟發展的態勢看，金融虛擬性的規避創新主要通過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創設與泛化表現出來。廣義的金融衍生品不僅僅涉及金融期貨和商品期貨合約，而且應當涵蓋基於實體標的產權證券化或債權證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組合型衍生產品。這種寬口徑金融衍生品的市場交易是對既定製度規范圈設框架的突破，它使國家決策和信用規制的對象「進化」得虛無化，從而為金融虛擬化的膨脹與擴張提供了一種逆反動力。

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從理論上講，當前金融虛擬化的擴張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結果。當貴金屬非貨幣化之後，所有的貨幣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場中流通的數量機制，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面對貨幣的不斷虛擬化顯得力不從心。此時，各國的貨幣發行主體必須依靠國家制定的信用制度來控制各國信用貨幣的供給量，約束金融虛擬化的擴張。然而，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化和虛擬經濟的強勢發展使得任何一個進入世界經濟大家庭的國家和地區都失去了獨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給的能力。金融虛擬性擴張使國別信用制度一方面無法再為金融虛擬性提供強有力的信用保證，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金融虛擬化在全球的擴張。因此，實現對信用制度多方位、全形度的僭越越來越成為金融虛擬化在全球擴張的必然要求。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一國虛擬化貨幣主導國際信用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所設定的是以美國為中心國家，歐洲和日本為邊緣國家的世界經濟格局。在這個框架內，經濟貨幣格局表面上是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的，但實質卻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貨幣體系。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發達國家都在試圖維持兩個固定比率，即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與各國貨幣的固定比率。盡管1973年固定匯率制度的解體使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率「脫鉤」，但各國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關系卻固定下來，並且成為當今全球國際匯兌的主體，「美元金本位」成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現行國際金融秩序。例如，從美元在國際貿易中貨幣計價的比例來看，美國的國際貿易只佔全球國際貿易的13.5%，而以美元計價的國家貿易卻佔全球國際貿易的近半數，政府部門的國際資本流動基本上是以美元計價的，有的國家甚至國內也採用美元計價。在國際匯兌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個國家的貨幣採用釘住美元或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攬子貨幣。
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獨霸地位使這種一國的虛擬化貨幣支配著國際金融體系。各國儲備的不再是黃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資產（以美元計價的外債）。這就使美國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創造出各種金融虛擬工具來實現以前「金本位」下無法平衡的國際收支逆差。從下表所表現的美國從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到2005年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看，2005年的7915.08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逆差與1973年的71.4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相比，32年的經常項目逆差增長了大約112倍。在這些經常項目中，除了美元外還存在著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外債。另外，與1973年44.86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國7854.49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順差較之1973年增長了近176倍，從而實現了美元的巨額「出口」。盡管美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債務人」，但他卻成功的使美元觸角伸入到世界各個角落。這表明一國在擁有國際「鑄幣權」的條件下，可以使一國虛擬化貨幣不再受到任何國別信用制度的約束，彰顯了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國際信用制度的嚴重缺失。
資料來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發各國信用貨幣的膨脹
美元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支配地位決定了各國在外匯儲備中主要以美元儲備為主。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32年裡，經常項目逆差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元大量無節制的外流，貿易順差國獲得美元貨款，除留在各國商業銀行境外金融機構的美元頭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國按照美元與本國貨幣的匯兌比率兌換成本國貨幣。大量美元的湧入必然促使本國貨幣管理當局增加本國貨幣的供給，從而使本國信用貨幣出現膨脹。這一點對於國際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顯得尤為明顯。以中國為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53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新華網）。按照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的比率計算，中國累計發行了近10.4萬億人民幣，即使中央銀行用短期債券對增發的人民幣進行對沖，也會導致銀行間市場的擴張。作為僅次於現金的流動性非常強的資產，短期債券使銀行市場只有通過不斷地對沖才能使這部分現金始終停留在銀行間而不擴散到民間市場上。另外，各國滯留下的大量美元則作為國家的外匯儲備通常以購買美國等貨幣開放國家的政府或大企業債券保存下來。（劉駿民，2007，2）這些債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虛擬資產，這無形中又加大了外匯儲備國的金融風險。比如我國經濟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國次貸款危機的影響就是一個極其明顯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國的信用制度在外來國際貨幣的沖擊下不僅顯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覺中為國外虛擬化貨幣在本國的擴張提供了信用服務。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規制對象虛無化
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主要是各種信用行為和關系，其藉助的工具就是對信用貨幣供求機制的有效管理來保證信用的維系。然而，隨著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展，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逐漸虛擬化、縹緲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則使信用規制的箭頭更加無所適從。在以往貨幣金融工具和普通證券階段，由於金融交易是以實體經濟的存量作為交易基礎的，盡管具有一定虛擬性，但它仍然受到實體經濟的制約。期貨與期權、指數期貨與期權等從出現就是十足的虛擬資產或產品，不僅其質是虛擬的，而且從量上也是交易者想像的結果，具有絕對的虛擬的特點。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越來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帶著眾多投機者對未來虛無縹緲的預期沖擊著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穩定。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已有較長的歷史。1849年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遠期和期貨交易。當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長,據美國《福布斯》雜志1995年載文稱，國際金融市場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種，並且還將不斷增加。2004年有組織金融衍生合約交易總額為1143.9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0.7%。貨幣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7.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62.7%。利率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1043.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1.3%。股票指數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93.5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23.4%。場外衍生市場交易未清償合約名義金額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長11.6%，達220萬億美元（2004年世界統計年鑒）。以上數據說明，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壯大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幾乎可以無限設計，只要符合人們短期牟利的投機心理，人們就可以不斷地實現金融創新的泛化。

五、結語

虛擬經濟的最本質特徵在於其虛擬性，它可以憑空創造、無中生有，基於它脫離實體經濟的特性給予國家經濟表面的繁榮或泡沫，使國家信用在調控國別信用行為和規避風險方面變得軟弱無力。金融虛擬化擴張表現出巨大的投機性，而這種投機性背後卻隱含著無法估量的危機。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虛擬化已經在宏觀領域支配著國家乃至全球的經濟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的被捲入其中，中國股市的暴漲暴跌、中國外匯儲備的巨幅增加都說明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金融虛擬化支配或犧牲的對象，誰也不能逃脫。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對。所以我們應當通過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加速國家金融、信用體系的成熟，完善對金融產品和工具的信用規制等措施，保障我國金融環境的安全和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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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商務印書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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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劉駿民李曙軍:全球流動性膨脹與經濟虛擬化[J].開放導報，200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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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金融學論文

貨幣與經濟
美國次貸問題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如水銀瀉地般蔓延開來，西方金融大廈將傾，各國紛紛出台措施拯救本國岌岌可危的銀行、保險、證券業，流動性緊缺成為世界並發症。掌握世界印鈔機的美國開足馬力超額發行美元，引發的信用危機直接導致中國的美元資產貶值縮水。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成為業界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分析梳理我國應對美元信用危機一系列動作（從貨幣互換協議到超主權貨幣動議再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不難發現在對外貨幣金融領域的政策主線就是：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方向；以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為途徑；以拓展SDR職能，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創建超主權貨幣為手段，分散外匯儲備風險，確保美元資產的安全。
一、概念的釐清
貨幣互換、貨幣國際化、超主權貨幣這三個貨幣金融學領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聯系，呈逐級遞進關系。通常兩國之間為規避匯率風險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隨著一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貨幣互換協議的增加又為該國貨幣走向世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內部，各大主權貨幣博弈的結果必將催生出超主權貨幣。
1.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交易雙方按固定匯率，在期初交換等值的不同貨幣本金，在期末再換回各自本金並支付相應利息的市場交易行為。兩國央行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後，在緊急情況下一方可將約定數量的本國貨幣抵押給對方，以獲得對方借出的其本國貨幣或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從而使本國短期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以增強抵禦金融動盪的實力。貨幣互換是一項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來規避中長期匯率風險，控制進出口貿易成本。在雙邊貿易中，一國央行通過貨幣互換得到他國貨幣並注入本國金融體系，從而使得本國企業可以借到他國貨幣，用於支付從他國進口的商品，而對方出口企業收到本幣計值的貨款，可有效規避匯
率風險。
2.貨幣國際化在信用紙幣制度下，超越發行國的國界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在國際間發揮一般貨幣職能的國別貨幣就是國際貨幣。貨幣國際化就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據此定義，時下熱議的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充分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等國際貨幣功能，並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的過程。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與該國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其貨幣國際化進程是該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必然結果。
3.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是「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它不僅能克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更能增強國際社會應變能力，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盡管超主權貨幣目前仍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爭論的焦點不在於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存在問題，而在於在實踐中阻力有多大。由於它牽扯到諸多利益糾葛，該主張雖由來以久，至今仍無實質進展），但它為我們指明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略
金融危機下，面臨世紀大考的中國政府權衡各項舉措的利弊得失，果斷地出台了系列對外貨幣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組合拳，這一戰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標：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確保美元資產安全。
中國創紀錄的23991.s2{Z美元的外匯儲備所面臨的風險已是有目共睹。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N／~I]貨幣互換協議，降低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已經成為共識。目前我們應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平穩地完成這種轉變，讓副作用最小。
1.優化國際儲備結構配置，分散美元匯率風險。
金融危機的蔓延迫使美國聯邦政府使用巨額財政赤字來拯救美國經濟，美元泛濫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大幅「縮水」 （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居
多）。分散美元匯率風險，確保對外資產安全成為政界、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SDR（特別提款權頭寸）和在IMF中的儲備頭寸等四大類。其中的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存、長短期政府債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國際收支逆差時隨時可用的債權。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現匯和對外證券投資。由於外匯儲備承擔著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維護國際信譽，提高融資能力；增強綜合國力，抵抗金融風險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們應慎之又慎。從發達國家外匯儲備使用情況來看，發達的經濟大國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I MF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黃金儲備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77.4％，法國為7O.6‰ 德國為69.2‰ 中國大陸僅為1.97o。雖然我國黃金儲備已達到1054噸，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匯儲備的I：U~J卻遠遠低於其他國家的水平。鑒於此，我們應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繼續增加黃金儲備等國際硬通貨。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的經驗尤可借鑒：一是大量購買黃金，提高黃金在儲備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儲備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償還外債；四是用於投資高科技行業。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也表明，用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是一個趨勢，因此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向外匯管理部門購匯用於海外資產並購，同時提高對外證券投資的效益，建設安全化、多元化的國際儲備體系。
2.增加貨幣互換協議夥伴，建設人民幣結算的外部網路。貨幣互換盡管是雙邊的，但雙邊數量的增加，就會漸漸形成多邊網路。通過貨幣互換，逐步搭建起亞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幣外部網路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 縱觀歷年來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我們不難發現，其經歷了一個謹慎試水，從被動到主動，從小額到大單，由近及遠，從急到緩的過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後，亞洲國家加快了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東盟1 0國和中日韓3國通過了「清邁倡議」，決定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 以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迄今為止，中國央行先後與泰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7國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繼續積極回應其他國家需求，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與其進行磋商。作為向外部輸出流動性的一個方式，
貨幣互換其實有著非常豐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變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種央行間對等的貨幣拆借，但事買上多為外國央行借入人民幣用於與中方的貿易結算、儲備之用，而中國央行持有的外幣更多的是一種質押性質，因而事實上是擴大了人民幣的流通范圍。這對將人民幣打造為全球強勢貨幣，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大力推進雙邊貨幣互換不但是增強地區流動性互助能力的「法寶」 ，更是分散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的「利器」 。這些金額不等，用途不一的貨幣互換協議共同構成中國對外貨幣戰略的「防護網」 。
（二）中期目標： 擴大人民幣境外結算試點業務，培育人民幣國債海外發行市場，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為確保美元資產安全，中國政府除了從內部著手，增強自身經濟實力之外，還需從外部著眼，推動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1.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推動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人民幣要成為強勢貨幣必經過結算貨幣、投資貨幣，最後到儲備貨幣這三個階段，其進程也遵循著先周邊化，後區域化，再國際化的順序。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亦水漲船高，成為搶手的香餑餑。對於周邊國家和地區來說，繁榮穩定的中國是值得信賴的夥伴， 「跟著強者走」
的現實主義傳統讓這些國家傾向人民幣。與美元結算相比，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有利於企業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准確估算預期收益。基於周邊國家普遍缺乏硬通貨的現實和人民幣的良好市場信譽，人民幣在邊境地區已成為事實上的結算貨幣和支付手段。在國際金融危機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於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國務院決定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五城市正式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業務。人民幣境外試點結算表明中國的貿易夥伴逐漸認可了人民幣的地位和穩定性，是人民幣在國際化道路上邁出的又一步。
2.逐步建立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條件下，離岸金融業務是人民幣走向國際的重要通道，離岸金融中心則是人民幣轉換為國際貨幣的重要載體。人民幣要想成為國際強勢貨幣，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十分關鍵，由此先香港再海外的策略應運而生。中國首次在香港面向海外投資者發行人民幣國債，為海外投資機構提供了一個頗具吸引
力的人民幣投資渠道。盡管初始數額不大，但此舉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一個重大進展。作為國際化的眾多舉措之一，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顯示出中國政府准備進一步採取行動，推動建立人民幣海外債券市場，逐步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雖然目前以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的企業屈指可數，在香港發行的國債規模也相當有限，但作為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的兩個車輪一一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的推行和人民幣國債市場的建立必將繼續進行下去。
（三）遠期目標：推動IMF的改革，拓展SDR的作用，創建超主權貨幣。
我們既要腳踏實地，又要著眼未來。國際金融危機，不但促使我們對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深刻反思，更為我們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契機。
1.現實選擇：擴大SDR的作用，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現實條件下國際社會應考慮充分拓展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缺陷暴露之初，IMF就於1969年創設了SDR，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風險。遺憾的是由於分配機制和使用范圍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由於SDR具備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因此它的存在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可能。現階段應著力推動SDR的分配改革，盡快落實1997年I MF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在此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由於IME大失血，急需注資以擴大其「新借款安排」機制，而中國則利用手中流動性充裕的王牌，以購買I MF債券為籌碼成功地贏得SDR第二次增發配股90{L美元。雖然該數額對於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而言是九牛之一毛，但中國顯然不會就此停步。為了能恰當地反映中國在世界財經和經濟領域的地位和實力，中國需要在I ME有足夠發言權和代表權。在其它國家缺少硬通貨的形勢下，中國購買其他國家手中的SDR，進一步提升在I ME的話語權都在情理之中。鐵板一塊的既得利益集團迫於嚴峻的金融形勢，在2o國峰會上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正如I MF總裁卡恩所言：現在正是調整I MF成員國投票權比例的時機。中國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已經准備好承擔更多的責任。
2.因地制宜：加強亞洲貨幣合作，完善亞洲外匯儲備基金庫。當金融危機影響一國幣值穩定之時，區域性的貨幣組織往往比全球性的貨幣機構的反應更迅捷有效。受歐元鼓舞，亞洲國家的專家學者們紛紛借鑒其實踐經驗，不斷探索創建
「亞元」的可行性。
但現實操作中，建立亞洲超主權貨幣面臨著巨大「阻力」 。無論在經濟上如何可行， 「亞元」或「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都無法迴避國內外政治因素的影響。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政府間主義，基於討價還價基礎上的利益交換。且不說亞洲國家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迥異，單就其錯綜復雜的地區政治形勢而言，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曰元雖身為老牌強勢貨幣，但日本政治難以服眾；韓元盡管後來居上，但總體實力太弱；人民幣升勢強勁，卻孤掌難鳴。擁有全球印鈔機的美國顯然不願意亞洲也出現個印鈔機，對創建「亞元」的動議時刻保持高壓態勢。受制於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和參差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多年來亞洲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遲遲不能建立。面對金融危機，為確保成員國央行擁有足夠資金以抵禦其本幣可能遭遇的投機性攻擊，在中日韓的鼎立支持下，亞洲終於成立了外匯儲備基金庫。新成立的基金實際運行之後，動用資金為發生貨幣危機的成員國進行貸款援助將水到渠成。雖然該基金數額並不巨大，但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提供了一個泄洪渠。中國應加強與日韓合作，逐步完善亞洲外匯儲備基金庫。
3.終極目的：為創建全球性超主權貨幣而努力。
國際儲備貨幣持有國的貨幣政策受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影響，而儲備貨幣發行國往往首要考慮的是其國內的經濟需要而非國際經濟形勢，創建超主權貨幣無疑是克服這一難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它既能擺脫國內經濟束縛，又能有效調控國際流動性。盡管如此，創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仍困難重重。首當其沖的就是以英美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與阻撓，不管是SDR拓展方案還是另起爐灶創造，用來替代美元帝國、歐元帝國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拜金融危機所賜，改革呼聲日漸高漲。中國作為重大利益攸關國，責無旁貸地成為變革的旗手。為確保美元資產安全，中國一反低調內斂的傳統，不斷通過政府高層釋放強烈信號，並聯合俄、印、巴三國，高調提出創建超主權貨幣動議。在與美國就美元信用危機問題對話協商效果不盡如人意的時候，超主權貨幣動議是一著「 敲山震虎」的好棋。要想保住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就必須拿出負責任的精神和有效措施阻止美元地位滑落，而這也正是中國的美元資產安全的保證。中國所彰顯的努力和決心必將有力地觸動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平衡和兼顧貨幣政策對
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影響，切實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
中國貨幣攻防戰略之前瞻
盡管戴相龍直言，loK後將形成美元、歐元、人民幣及其他貨幣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歐元之父蒙代爾也大膽建言：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將英鎊從中剔除。但考慮到中國現行金融體系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不夠健全，監管機制也不夠完善，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其國際化進程也將不可避免地面對「特里芬難題」 。我們不會重蹈美元覆轍，人民幣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替代美元。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發展方向，服務於促進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直至超主權化這個總體目標。
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元難以受到國際社會的有效監管，黃金無法為世界提供足夠流動性等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國際社會應致力於健全國際儲備貨幣發行調控機制，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相對穩定，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多元化、合理化方向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的成敗既取決於自身經濟實力的強弱，又取決於與其他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如果說，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危機四伏的此岸，未來的「一超多強」乃至「超主權」的貨幣金融體系是一次偉大變革的「彼岸」 ，那麼中國的對外貨幣政策將是這一制度性變革的橋梁。由「此岸」到「彼岸」的變革，將會改變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改變我們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全部認識。貨幣與經濟
美國次貸問題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如水銀瀉地般蔓延開來，西方金融大廈將傾，各國紛紛出台措施拯救本國岌岌可危的銀行、保險、證券業，流動性緊缺成為世界並發症。掌握世界印鈔機的美國開足馬力超額發行美元，引發的信用危機直接導致中國的美元資產貶值縮水。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成為業界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分析梳理我國應對美元信用危機一系列動作（從貨幣互換協議到超主權貨幣動議再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不難發現在對外貨幣金融領域的政策主線就是：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方向；以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為途徑；以拓展SDR職能，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創建超主權貨幣為手段，分散外匯儲備風險，確保美元資產的安全。
一、概念的釐清
貨幣互換、貨幣國際化、超主權貨幣這三個貨幣金融學領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聯系，呈逐級遞進關系。通常兩國之間為規避匯率風險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隨著一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貨幣互換協議的增加又為該國貨幣走向世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內部，各大主權貨幣博弈的結果必將催生出超主權貨幣。
1.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交易雙方按固定匯率，在期初交換等值的不同貨幣本金，在期末再換回各自本金並支付相應利息的市場交易行為。兩國央行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後，在緊急情況下一方可將約定數量的本國貨幣抵押給對方，以獲得對方借出的其本國貨幣或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從而使本國短期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以增強抵禦金融動盪的實力。貨幣互換是一項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來規避中長期匯率風險，控制進出口貿易成本。在雙邊貿易中，一國央行通過貨幣互換得到他國貨幣並注入本國金融體系，從而使得本國企業可以借到他國貨幣，用於支付從他國進口的商品，而對方出口企業收到本幣計值的貨款，可有效規避匯
率風險。
2.貨幣國際化在信用紙幣制度下，超越發行國的國界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在國際間發揮一般貨幣職能的國別貨幣就是國際貨幣。貨幣國際化就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據此定義，時下熱議的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充分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等國際貨幣功能，並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的過程。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與該國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其貨幣國際化進程是該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必然結果。
3.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是「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它不僅能克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更能增強國際社會應變能力，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盡管超主權貨幣目前仍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爭論的焦點不在於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存在問題，而在於在實踐中阻力有多大。由於它牽扯到諸多利益糾葛，該主張雖由來以久，至今仍無實質進展），但它為我們指明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略
金融危機下，面臨世紀大考的中國政府權衡各項舉措的利弊得失，果斷地出台了系列對外貨幣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組合拳，這一戰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標：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確保美元資產安全。
中國創紀錄的23991.s2{Z美元的外匯儲備所面臨的風險已是有目共睹。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N／~I]貨幣互換協議，降低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已經成為共識。目前我們應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平穩地完成這種轉變，讓副作用最小。
1.優化國際儲備結構配置，分散美元匯率風險。
金融危機的蔓延迫使美國聯邦政府使用巨額財政赤字來拯救美國經濟，美元泛濫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大幅「縮水」 （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居
多）。分散美元匯率風險，確保對外資產安全成為政界、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SDR（特別提款權頭寸）和在IMF中的儲備頭寸等四大類。其中的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存、長短期政府債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國際收支逆差時隨時可用的債權。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現匯和對外證券投資。由於外匯儲備承擔著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維護國際信譽，提高融資能力；增強綜合國力，抵抗金融風險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們應慎之又慎。從發達國家外匯儲備使用情況來看，發達的經濟大國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I MF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黃金儲備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77.4％，法國為7O.6‰ 德國為69.2‰ 中國大陸僅為1.97o。雖然我國黃金儲備已達到1054噸，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匯儲備的I：U~J卻遠遠低於其他國家的水平。鑒於此，我們應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繼續增加黃金儲備等國際硬通貨。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的經驗尤可借鑒：一是大量購買黃金，提高黃金在儲備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儲備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償還外債；四是用於投資高科技行業。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也表明，用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是一個趨勢，因此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向外匯管理部門購匯用於海外資產並購，同時提高對外證券投資的效益，建設安全化、多元化的國際儲備體系。
2.增加貨幣互換協議夥伴，建設人民幣結算的外部網路。貨幣互換盡管是雙邊的，但雙邊數量的增加，就會漸漸形成多邊網路。通過貨幣互換，逐步搭建起亞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幣外部網路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 縱觀歷年來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我們不難發現，其經歷了一個謹慎試水，從被動到主動，從小額到大單，由近及遠，從急到緩的過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後，亞洲國家加快了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東盟1 0國和中日韓3國通過了「清邁倡議」，決定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 以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迄今為止，中國央行先後與泰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7國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繼續積極回應其他國家需求，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與其進行磋商。作為向外部輸出流動性的一個方式，
貨幣互換其實有著非常豐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變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種央行間對等的貨幣拆借，但事買上多為外國央行借入人民幣用於與中方的貿易結算、儲備之用，而中國央行持有的外幣更多的是一種質押性質，因而事實上是擴大了人民幣的流通范圍。這對將人民幣打造為全球強勢貨幣，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大力推進雙邊貨幣互換不但是增強地區流動性互助能力的「法寶」 ，更是分散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的「利器」 。這些金額不等，用途不一的貨幣互換協議共同構成中國對外貨幣戰略的「防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