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時也挖礦嗎

❶ 漢朝時期是什麼制度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❷ 漢朝時期的侯到底是什麼概念

自中國先秦時代開始，已有君主賜封侯爵，是中國古代封建制度五等爵的第二等。《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朝諸侯國中侯爵國有魯國、齊國、陳國等。
漢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內，侯爵作為非宗室人員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兩等，即關內侯、列侯，其中列侯又分數等。

西漢時，二十等爵分為三個階層，高層為徹侯（二十級）、關內侯（十九級），中層為卿（十八級—十級），低層為五大夫（九級）以下。二十等爵之上設有諸侯王。漢武帝時，因避諱改稱「徹侯」為「通侯」，後又稱「列侯」。從西漢開始，皇帝經常對百姓進行賜爵，但爵不得超過公乘。
東漢時，列侯始分為縣侯、鄉侯、亭侯三等。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對二十等爵制進行了改革，將原來的十八級到十五級爵位分別改為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五大夫，以賞軍功。

❸ 二千石，在漢朝時郡守每月俸祿是二千石還是二十石

郡守月俸120石谷，年1440石谷。
1）萬石：三公等（名錄不抄了，下同），月谷350斛（註：1斛＝1石＝10斗），一年4200石；
2）中二千石：九卿等，月谷180斛，一年2160石；
3）真二千石：諸侯相等，月谷150斛，一年1800石；
4）二千石：郡太守等，月谷120斛，一年1440石；
5）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等，月谷100斛，一年1200石；
6）千石：丞相長史等，月谷90斛，一年1080石；
7） 比千石：太中大夫等，月谷80斛，一年960石；
8）八百石：漢成帝時除，就六百石；
9）比八百石：諫大夫，俸祿不詳，後除；
10）六百石：州刺史等，月谷70斛，一年840石；
11） 比六百石：博士等，月谷60斛，一年720石；
12）五百石：縣長，漢成帝時除。
13）四百石：大縣縣丞、縣尉，月谷50斛，一年600石；
14）比四百石：五官侍郎等，月谷45斛，一年540石；
15）三百石：次縣長，月谷40，一年480石；
16）比三百石：五官郎中等，月谷37斛，一年444石；
17）二百石：縣丞、縣尉等，月谷30斛，一年360石；
18）比二百石：月谷27斛，一年324石；
19）百石：御史屬等，月谷16斛，一年192石；
20）比百石：不詳，後除；
21）斗食：月谷11斛，一說每日1斗2升；
22）佐史：月谷8斛，另一說佐史也並入斗食中。

❹ 秦朝創立的多項制度在漢朝時被廢棄嗎

秦朝創立的多項制度在漢朝得以延續。

❺ 漢朝時期史書上說的大量黃金，為什麼到後來都沒有了

西漢晚期以後，史書上關於使用黃金的記載明顯減少，究其原因，至今仍眾說紛紜。
一種說法是，東漢末年佛教傳入，大量黃金被用於塑造佛像金身，書寫金文，鑄造法器，成為佛藏。此說在時間上不相吻合，且高估了寺廟建築的用金量。
另一種說法是，帝王貴族窮奢極欲，竭力聚斂黃金，鑄造飾品、器皿，去世後陪葬入墓，或在東漢末年的戰亂中大量窖藏入土。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漢代墓葬和窖藏出土發現的證實。
還有一種說法，西漢時為了抑商，限制黃金開采，加之淺層黃金挖掘殆盡，開掘深層金礦技術難度加大，且開采成本增加，於是生產急劇下降，導致供給減少。但開采減少並不能說明現實生活中黃金存量減少，且東漢以後各地淘金並沒有完全終止，歷代仍不斷有黃金產出。
目前，較為權威的看法是黃金外流說。西漢時期對外貿易興起，對西域各國香料、珠寶的購入，很多採用黃金作為支付手段。雖然難以對漢代貿易入超或出超的規模作出確切的估計，但黃金、白銀作為國際貨幣在國與國之間流動，應當是沒有疑問。
近年來，也有人從全新的角度來探索這一問題。認為先秦時黃金的稱量單位斤（左金右斤），不同於常衡單位斤。通過計算，認為兩者相差63.6倍。由此得出結論，先秦數以萬計的黃金並無所謂失蹤與否的問題。

❻ 漢朝時期實行鹽鐵官營制度到明清時期為何不實施了

施行啊，只不過都是國家頒發許可，國家和官商分成，國家節省成本了。

❼ 漢朝的黃金是否特別多

漢朝的黃金特別多。漢朝尤其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那還真是千真萬確—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黃金最多的時代。現代學者曾經推算過西漢的黃金總量，僅有明確記載的，漢武帝時全國黃金就達百萬斤(合250噸)以上，實際數量恐怕超過500噸。

西漢黃金之巨得益於前朝的積累：春秋以前黃金已成為人們寶藏的東西;到戰國時各諸侯都視金為寶，無不盡力搜羅。當時秦楚兩國勢力最大，財富最多。楚國汝漢地區就盛產黃金，有方形的爰金流行於世。秦國盛時，「黃金萬鎰為用」;秦統一天下之後，各國的「子女玉帛」自然也包括黃金，都聚在秦王朝的寶庫……而這些歷代積累的黃金最後又都被轉移到了西漢。

鐵器時代的到來，帶動了西漢采礦業的迅速發展，更多的黃金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也充實著原本就藏金頗多的西漢國庫。西漢人們通過不斷的實踐，除了繼承前代的方法外，又發現了按礦脈分布關系尋找新礦和察看金光尋找黃金礦的方法，這在《史記·貨殖列傳》和《史記·天官書》中都有記載。黃金產地也比過去有所增加，由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擴展到兩大流域的縱深地區。參與採金的人數之多也有個例子可以說明：漢元帝時的大臣貢禹，看到當時農業人口大量減少，曾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其中就有一條為：「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可見至少當時政府設立了開採珠玉金銀的專門機構，而在這個機構下面從事採金的人員也一定不在少數，否則也不至於嚴重到要罷免。

除此之外，羅馬史學家的抱怨也值得一提。他們對西漢時期羅馬與中國的外貿交易耿耿於懷，認為羅馬花費了數量巨大的黃金來購買中國的絲綢及其他貨物。比如一種名為「縑」的雙經雙緯的粗厚織物，可以用來製作衣服、口袋，國內時價是400到600多個銅錢一匹，但在羅馬市場卻與黃金同價，即一兩黃金一兩縑，一匹縑約25兩重，即可換取25兩黃金。據羅馬史學家普林尼統計：西漢時，羅馬帝國每年至少有一萬萬賽斯脫奇的黃金流入中國(還包括印度和阿拉伯)，這個數字是驚人的，摺合成現在的計量單位超過5噸。難怪羅馬的史學家會抱怨，用黃金換取中國的絲綢，是後來羅馬帝國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由中間商安息人經由敦煌、新疆到小亞細亞以及敘利亞、埃及的絲綢之路帶回來的大量黃金，不僅來自有著充實國庫的羅馬，還包括沿途的敘利亞和埃及等國。這些國家很早就使用黃金作為對外支付的貨幣，它們經濟相對落後，對黃金的需求量很有限，因此也願意用黃金來換取中國的貨物。另一方面，由於西漢時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經濟和文化都很發達的國家，商品輸入相對較少，因此黃金幾乎不外流，只有少量的黃金流到西域、南海各國購買奇珍異寶，如漢武帝時常向大宛購買良馬、向海外購買珍珠、琉璃等，僅此而已。

❽ 為什麼說漢朝巔峰時期有2560萬平方千米的領土，不是只有600多萬嗎

這是故意混淆領土概念的說法，把向漢朝稱臣或進貢的國家、部落曾抵達過的土地都算在漢朝的版圖中。實際上，漢朝的擁有主權的領土最大時不超過300萬平方公里。

❾ 漢朝時期對哪些商品實行專賣

西漢立國之初，社會經濟凋敝，「百業蕭條」。為恢復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漢高祖劉邦曾採取過「重農抑商」政策。但至惠帝、高後時，以「天下初定」為由，「弛商賈之律」①。這一政策，不僅改變了商賈的某些社會地位，而且也為商賈經濟力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無為而治」思想的指導下，對工商主的限制大大放寬。文帝之時，又「弛山澤之禁」②，對山林川澤實行開放經營，「縱民冶鐵、煮鹽」，放任私人對鹽鐵自由產、銷。此後進而「通關去塞」，開關梁，「任民周流」①。開放關塞，免徵關稅，對關市實行開放政策，允許邊關自由貿易，採取各種措施便利商旅，以利各地物資交流。由於西漢前期，對工商業採取了寬松、優惠的政策，故當時的商品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首先，出現了眾多從事商品生產的專業戶。漢初，允許民間煮鹽、挖礦、開采銀、鉛、金等，只要向官府交納一定的稅收即可。如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載：「諸私為鹵鹽，煮濟、漢，及有私鹽井煮者，稅之，縣官取一，主取五。采銀租之，縣官給橐，口十三斗為一石，口石縣官稅口口三斤。其口也，牢橐，石三錢。租其出金，稅二錢。租賣穴者，十錢稅一。采鐵者五稅一；其鼓銷以為成器，有(又)五稅一。采鉛者十稅一。釆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銖二。民私采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兩，女子四斤六兩」②。當時在手工業部門，有大冶鐵家，有煮鹽家，有大礦冶主。他們煮鹽、冶鐵，開采銀與鉛、金、硃砂等專業生產。專事其他行業的還有制漿、作胃脯、販脂以及從事釀造業、漆器業、銅器業、車船業、紡織業、屠宰業等，也都有相當的生產規模，其贏利可比「千乘之家」。在農業領域中，出現了一批專事田畜、從事商品生產的大戶。如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者數世」。橋姚有「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③。同時在安邑、燕、秦、常山、陳、夏、齊、魯、渭川、蜀、江陵各地，還有許多種植桑麻、漆、卮茜等的專業戶；有種植糧食、蔬菜、棗、栗、橘等的專業戶，也有經營漁業、林業生產的專業戶。所有這些，都為城鄉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商品。其二，商品市場興旺，商品種類增多。西漢前期，城市蓬勃發展，其中京師長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國的商業貿易中心。其規模之大，超過羅馬三倍以上。城內除宮殿區外，有商業區、手工業作坊等。長安九市，每個市有各種肆店，按商品種類排列，稱為「列肆」或「市列」。班固《兩都賦》稱：長安：「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市場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當時還有許多地區性商業城市。不僅形成了許多商業大市場，而且市場上的商品種類很多。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各式各樣的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生產資料，各地方物、特產和奢侈品等，許多商品在市場上幾乎皆可買到，市場交易頻繁。 再者，涌現出了許多富商大賈。當時不少人工商兼營，靠經營冶鐵、煮鹽等，「財累萬金」。他們或「大鼓鑄」，又「通商賈之利」，富至巨萬。或役使奴僕，「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起數千萬」①。此外，還有一批囤積商、販運商和高利貸商人。例如：宣曲任氏，不僅「力田」從事農業商品生產，而且趁戰亂之機，「獨窖倉粟」，囤積糧食高價出賣，成為巨萬富商。洛陽師史是個販運商人，他「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財富積累到七千萬。無鹽氏是一個 「其息十倍」，「富埒關中」②的高利貸商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重點介紹的巨富中，有產業家、商業家，也有子錢家。這些富商大賈，儼然是商業資本的化身。西漢前期百萬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當時商業資本的大量存在。由於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使當時的經濟結構、生產形式和某些傳統觀念等，隨之發生變化，而沖擊最大的為廣大農村，這就是商人兼並農民問題嚴重，「背本趨末」者多。晁錯說：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民，兩個勞動力，耕田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夏秋冬，四時之間，五日休息。除去國家的賦斂開支，還要受商人的中間剝削等，使得他們只好「賣田宅，鬻於孫」，到處流亡①。又由於「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他們或為了生存，或為了求利，紛紛以末補農，甚至棄農經商，離開農業生產第一線。小農的分化破產，直接影響著國家的賦役來源和社會秩序，故賈誼提出要 「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但這並未收到應有的效果。可見，西漢前期社會經濟富庶的背後也掩蓋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三)西漢中後期商品經濟曲折發展階段漢武帝即位後，由於「外事四夷」，長期戰爭，國家財政陷於窘困。但在這個非常時期，富商大賈趁機大發國難之財。他們或「積貯倍息」，「以利相傾」；或「財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因此，漢武帝為了從財政上支持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鞏固和發展，對私營工商業，尤其是富商大賈採取了限制、打擊的政策。首先是收歸貨幣鑄造權，「悉禁郡國無鑄錢」，由中央統一更鑄「五銖錢」通行全國，以控制金融市場，穩定財政收入。接著，實行鹽鐵官營，在大司農下設鹽鐵官，由國家直接經辦鹽、鐵的產銷。又「初榷酒酤」，由政府釀造、專賣。還置均輸、平準，將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從社會流通過程中劃分出來掌握在官府手中，使官府既可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物資和運輸，又可隨時調節和平抑市場物價，將工商業納入國家經濟的發展軌道。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堵塞他們從商品流通過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此外，漢武帝還相繼推行算緡、告緡令。所謂「算緡」，實際上是對工商主所征課的一種特殊性稅收。它規定：「諸賈人末作貰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還對商賈的軺車、船隻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絹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①。這道「算緡令」下達後，大工商主們並未聽令守法，他們「皆爭匿財」，「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又頒布「告緡令」，由楊可主持其事。史稱：「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也如之」②，使得中家以上的商賈大都破產，而政府卻充實了財政、「用益饒矣」。

漢武帝這種強化官營，打擊、限制私營工商業的政策，使西漢前期騰躍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受到了很大障礙。這時，富商大賈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擊，不僅剝奪了他們大多數人的「為吏』』之權，而且「發天下七科謫」③，將商賈謫發充邊。在經濟上，富商大賈的資本被剝奪。所謂「籠天下鹽鐵之利，以排富商大賈」④。於算緡、告緡運動中，商賈們擁有的貲財、奴婢、田宅等統統被政府沒收而破產，商賈牟利的渠道被堵塞了。當時，將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工商業收歸官營，由政府控制生產和銷售，私營工商業的經濟根基被挖掉，這必然限制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故一度富商大賈明顯衰落，私營商品經濟落人到了一個間歇期。至於官營工商業在當時乃佔了主導地位，官府壟斷了全國最重要的商業活動。從漢武帝開始設立的鹽官、鐵官、均輸官、平準官之類，一直延緩到西漢後期。史稱：「內修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①。「盡籠天下之貨物」，「而天下用饒」⑥。表明官
營工商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另一方面，由於官營商業具有壟斷性、強制性，商品的來源不計成本等，所以它往往給社會生活、生產帶來許多弊端。因此，當漢武帝還在位之時，推行鹽鐵官營政策就遇到了一定的阻力。董仲舒就曾上書要求「鹽鐵皆歸於民」，認為官府不宜「與民爭利」①。斗爭相當激烈。故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現了「鹽鐵會議」的大辯論。 由於商品經濟與地主制經濟有必然的聯系，商品經濟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加之昭、宣二帝以後，打擊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動。故到後來，私營工商業的元氣又逐漸恢復，並隨之出現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賈。如《漢書·貨殖傳》說：「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尤當指出的是，當時的手工業和商業，都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工商主，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逐漸勾結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權勢，牟取暴利。如成都的羅裒，開初坐賈京師，又往來於巴蜀經商，「數年間致千餘萬」。他將錢的一半賄賂曲陽侯王根和定陵侯淳於長，「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又「擅鹽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間，竟然成為「訾至巨萬」②的大富商。這說明羅裒是一個「賒貸郡國」的高利貸者，又是「擅鹽井之利」的大工商主。他的發財致富，顯然是依仗官僚的權勢而獲得的。這與過去的自由商人發生了明顯變化。與此同時，官僚地主兼營工商業的情況逐漸增多。據載：元帝時，「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販賣，與民爭利」③。官僚張安世的「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霍)光」①。這種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時的丞相張禹，也「內殖財貨」，富而「買田至四百頃」②。他們採用「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辦法，通過經商發了財後，又將資本投放土地，進行土地兼並。此外，西漢後期國家對鹽鐵、酒類的專營也有所沖破。當時不僅停止了酒的專營；而且鹽鐵的官營也在動搖之中。元帝時一度罷鹽鐵官，三年後才又恢復，實際上官營開始難以維持。如前面說的羅裒，依仗政治權勢，「擅鹽井之利」。又元、成間，平當「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保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必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漢王朝不得不批准他這樣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評以為「最」③。這種情況和漢武帝之時大不一樣了。

❿ 漢朝時期，銀子是通用貨幣嗎

不是哦 1、漢朝那時候有銀子。但漢朝時期，白銀只是作為貴重物品存在，一些地區會向政府繳納白銀作為貢物，白銀收上來後也是作為工藝品的原材料使用，並不具有貨幣性質。
漢朝時候，貴金屬的流通時用金子。銀子不具備貨幣的性質。
2、漢代的貨幣以銅錢為主，有金銀銅以及合金鑄幣，甚至還有龜幣和貝幣。從公元前119年到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前，五銖錢都是標准貨幣。
3、據史書記載西漢的銅錢有八種，其實有些錢只是使用的時間不同，名稱相同。實際上可歸納為三種錢：半兩、三銖、五銖。
漢半兩的重量是千變萬化的，有些半兩錢，身小肉厚，文字也沒有規則，大家認為這類半兩是漢初半兩。漢初半兩錢是比較大樣的。而且肉薄。文字也扁平。三銖錢只用了幾年，數量不多，五銖錢的種類就多了，普通五銖錢的正面和背面都有外廓，這是和以前的錢幣所不同的。五銖錢中也發現有少量是光背的，這是最早的五銖即元狩五銖。武帝以後的五銖錢只有宣帝五銖可以辨別。它的特別就是五字相交的兩畫向內收，外廓比較寬，而且往往有其它記號，比如內廓上面一劃，或下面有半星等。
五銖錢是歷史上用得最長久的錢幣，因而鑄造量大，錢幣數量眾多，同其他稀有幣相比就很不值錢了。除形制特殊的錢幣外，幾元錢即可買到一枚，而使用了幾年就停止流通的三銖錢就達數百元一枚的。故有人將五銖改為三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