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羿币数字货币研究所
① 希望有好心的人能提供春秋中晚期的一些资料~~
1、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崩溃，封建制度确立。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在以下方面：
（1）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我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 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2）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3）文化上：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2、比较春秋时期争霸战争和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异同
（1）相同点：①都有扩大地盘、掠夺人口的目的。②春秋争霸和战国兼并在影响上，都是大吞小、强凌弱，减少了诸侯国数目，加速了奴隶制瓦解和促进了封建制形成。同时不可避免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2）不同点：①战国兼并具有封建兼并战争性质，而春秋争霸仅是奴隶主大国争霸战争。②春秋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封建因素的成长。而战国兼并战争在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后，导致一个封建大帝国产生。
（3）诸侯间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使诸侯国数目减少，各民族逐步融合，人民都渴望统一，这样就形成统一的趋。
3、比较春秋改革和战国变法的不同，并分析其不同的根本原因
（1）不同：春秋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争霸奠定基础；内容为任用贤才，改革内政、生产、军事；特点是在维护旧制度前提下进行。战国变法的目的是建立、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完成统一；内容为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实现中央集权；特点为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
（2）原因：生产力水平不同。春秋时期，奴隶制仅仅开始瓦解；战国时，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已经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阶级力量增强。
4、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认识
（1）老子政治思想的实质及影响：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面对着变革的社会，他的主张实质上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尽管当时没有统治者会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但他的思想在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动荡之后（特别是在西汉初，其思想一度成为统治思想），社会需要休养生息，老子的无为思想为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无为思想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有消极的一面。
（2）如何认识孔子的阶级实质：
教材有言，孔子主张维护周朝的“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面对着社会的变革，显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君采纳他的主张，最后郁郁回到鲁国，安心教书育人。
（3）如何评价墨家思想：
墨家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有进步的一面，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在阶级社会无法实现。
（4）孟子思想的实质及地位：
孟子主张“仁政”“民贵君轻”，其根本目的不是为百姓考虑，是为统治者长治久安计，他的主张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面对着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如何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孟子的思想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司马迁评价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后世“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
（5）如何认识荀子的唯物思想：
物质决定意识，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反映在荀子思想中便产生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思想。这种思想也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但这也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古代社会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当与此有关。
（6）辩证分析法家的思想及地位：
韩非子的思想：历史向前发展，今必胜古，主张按现实需要变革；治国“以法为本”“法不阿贵”；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思想敢于直面大变革、大动荡的社会现实，顺应了统一的趋势，有利于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所以在各家中只有法家思想在当时是最有用的，各国的改革变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法治”过度易导致暴政，使阶级矛盾激化，应一分为二来评价，以后秦王朝因暴政短命而亡，说明法家思想不能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
（三）、难点知识剖析
1、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从上面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变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税收问题（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变革的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阶级基础——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
2、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1）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合乎秦国国情，这是变法成功的根本所在。
（2）变法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变法措施执行坚决，这也是变法成功的重要原因。
（3）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提醒：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表现，因此，商鞅变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道理。
3、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繁荣的原因
（1）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阶级关系的变革，奴隶制的崩溃，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为思想文化繁荣提供了政治前提。
（3）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思想界异常活跃，这迫使人们去思索，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发表见解，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4）各国统治者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上的需要，纷纷网罗人才优待知识分子，养“士”蔚然成风，这种宽松的环境和优越地位，也有利于文化的繁荣。
（5）私学兴起与讲学之风的出现，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才干、敢于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思想家。
（6）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使各民族文化交流扩大，丰富了中原文化。
（7）夏商周时代的成果奠定了后来科技文化繁荣的基础。
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因此，其繁荣的原因离不开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下）
资料和注释
铁的冶炼和铁制工具的推广
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鉴定，证明为经过锻打的铁。这铁不是人工冶炼的，而是来自陨铁(陨星炸裂坠于地面的陨石中，有含铁质较多或是纯铁的叫陨铁)，因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所以陨铁的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实际意义。
近年考古发现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一铜柄铁剑，学者们认为这是西周晚期我国发现最早的铁器真品。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时代的诗《诗·秦风·驷》有“驷孔阜”之句，说驾车的四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使用并为人们所熟悉。那时候的铁是熟铁，通常叫“块炼铁”，是矿石在800～1 000 °C的条件下，由木炭还原得到的，出炉时是含有大量杂质的固体块。这种铁有几个缺点：一是炼完一炉后，不能从炉里流出，取出铁块时，炉膛要受到破坏，不能连续生产，生产率低，产量小。二是需要反复锻打，才能制造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三是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由于上述缺点，这种铁不可能普遍应用。从目前出土的铁器看，至迟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生铁是在1 150～1 300 °C的条件下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含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冶炼和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一次飞跃。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才炼出了生铁，比我国晚了1 900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一件铁块，经科学分析，是白口生铁。这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生铁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铁实物。
铁制工具的推广，从文字记载看，《国语·齐语》有这样的内容：“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chú，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是用来铸造生产工具的。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了铁制农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记载：晋国用铁铸刑鼎，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当时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文字不多，总该有一些条文，这个鼎不会太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就不可能铸成功。可见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qiā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bó，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铁铧、钢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铜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58件铁农具，有犁铧、�、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这就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牛耕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论据不足。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视农业，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古者”，人们用马代劳，行则拉车，“止则就犁”。汉人说的“古者”，当指战国和秦。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耕作技术用当时的话说叫“深耕易耨”，耕田要深，除草要快。灌溉方法，中原地区已普遍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战国时期农民已知施肥，《荀子·富国篇》有“多粪肥田”的话，说明当时深知施肥的重要。不仅知道施用动物粪肥，还懂得使用草木灰和绿肥，把野草割来焚烧成灰或灌水使之腐烂，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10世纪和11世纪，才开始施肥，比我国晚了1 300～1 400年。战国时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长斗石，取上种”，就是说要提高粮食产量，必须选取上等品种。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战国时代农业的显著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用人力来改变土壤的现状。就是耕地要根据土地的干硬或湿软而分先后，干硬的土地必须先耕，湿软的土地可以后耕。高旱的田要注意保墒；低湿的田要注意排水。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优良条件，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纵横排列成行，以利通风；肥地留苗要密，薄地留苗要稀，肥地苗稀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苗密就会因水肥供应不足而夭折。这些做法都是符合农业科学原理的。当时的人还掌握了耕种时节的重要性。“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易受病虫害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故强调耕种必须及时。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通年景可产粟一石半，折今亩产九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折今亩产三石八斗四升，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晚期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都江堰
李冰约于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做蜀郡守。岷江上游高山深谷，水流湍急，一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减慢，所夹带的泥沙石子随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势骤涨，灌县(在今四川)以下常常泛滥成灾。雨季过后，又会出现干旱。为了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兴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蜀志》)。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节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三百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以前，工商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的，劳动力是奴隶，私营工商业者极少。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离开官家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一般在自己家内从事生产，也有的在城市市场内设立作坊店铺。春秋战国之际，以技巧闻名的公输般(班)就是这样一个独立手工业者。后来他被奉为匠师之祖。与此同时，官商已不能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强大。如郑国大商人弦高，在贩牛途中听说秦国大军已来偷袭郑国，来不及赶回报告，就自称是郑国派来的使者，献12头牛和4张皮革来犒劳秦军。由于他的随机应变，矫君命而犒秦师，使秦军误以为郑国已获悉秦国的军事行动，有了准备，便取消了这次偷袭。另外如越国大夫范蠡、孔子的弟子子贡都是有名的大富商。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子贡在经济上的帮助。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分地位的变化，可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冶铁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多年经验的积累，人们已有了初步的采矿知识。《管子·地数》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作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有明确地点可查的铁矿山有三十几处。《山海经中山经》《管子地数篇》则统计“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个数字不免夸张，但这时发现的铁矿山一定很多了。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逐层开拓平巷，在井下初步分选，将贫矿、碎石和泥土填充废巷，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这些说明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相当进步，初步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运载、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标志春秋时期经济上突破性发展的是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在于改进炼炉和提高炉温，这非扩大和改进鼓风设备不可。《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战国时期炼铁炉用成排的橐来鼓风。规模大的冶炼场有工匠几百人。考古工作者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燕国的燕下都也是个重要的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中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三十万平方米。各国都有冶铁中心，最著名是楚国的宛，所谓“宛钜(钢铁)铁(shī)，惨如蜂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说明宛产的兵器质量是很高的。赵国的邯郸是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富比王侯，就是西汉初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因冶铁致富的。
战国时期广泛使用铸铁工具，但早期的铸铁，是质硬而脆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把铸铁件经高温退火，使它变为既有比较高的硬度，又有比较好的韧性的可锻铸铁。依照热处理的条件不同，以脱碳为主的成为白心可锻铸铁；以石墨化为主的成为黑心可锻铸铁。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得到那样广泛的使用，可锻铸铁的发明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外的白心可锻铸铁是1722年由法国人首先发明的。黑心可锻铸铁是1826年美国人发明的。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白心可锻铸铁叫“欧洲式可锻铸铁”，把黑心可锻铸铁叫“美洲式可锻铸铁”。其实我国发明可锻铸铁比他们要早二千多年。
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河东盐被视为“国之宝”。战国时代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海盐产量多，流通范围广。同时，李冰做蜀郡守时四川的井盐已开始开发。
纺织业。那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农村里普遍养蚕，都生产丝织物。其中以齐鲁等国生产的丝织物比较精美。齐国女红(工)的纺织技术极为著名，生产出来的丝织物行销很广，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赏品，多到一次达5 000匹。麻织物比丝织物更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也是当时的主要商品。长沙出土的麻布残片，比现在一般棉布要紧密(麻布经纱每10厘米280根，纬纱每10厘米240根，现在棉布中的龙头细布，每10厘米经纱254纬纱248)，说明当时麻织技术的高超。
漆器工艺在春秋时还附属于木器业。战国中期以后迅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战国早期漆器木胎还很厚重，往往在精雕的木器上施以彩漆。战国中期以后，木胎变得轻巧，漆的颜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多种，往往在器物上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像和图案。有些日用漆器的边缘还镶有金边或铜边，即所谓金铜扣。这都说明漆器工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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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汉字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漫谈汉字与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
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
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
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
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
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
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
（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
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
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
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
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
3、字谜和隐语
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
拿不出手 （谜底是“合”）
你我各一半 （谜底是“伐”）
主见差一点 （谜底是“现”）
木字多一撇 （谜底是“移”）
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 （谜底是“术”）
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
下楼来，金钱“卜”落。
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
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
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
“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
“千”里相思一撇消。
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
4、回文诗和宝塔诗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
正读：
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
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③ 二十叫廿，三十叫卅，四十叫卌，五十呢六十呢七十呢……
二十叫廿、三十叫卅、四十叫卌、五十为圩、 六十为圆、七十为进
一、圩
拼音：[ xū ]
释义：
1、南方一些地区称集市：赶～（赶集）。
2、意为五十，如：圩一（五十一）
拼音：[ wéi ]
1、防水护田的堤岸。
2、有圩围住的地区：～田。盐～。
3、圩子，围绕村落四周的障碍物。
二、圆
拼音：[ yuán]
释义：
1、完备，周全：～满。～全。
2、使之周全：自～其说。～谎。～场。
3、占梦以决吉凶：～梦。
4、宛转，滑利：～滑。～润。
5、数字：六十。
三、进
拼音：[jìn]
释义：
1、向前或向上移动、发展，与“退”相对。
2、 跟“出"相对。
3、吃，喝。如：进食。
4、奉上，呈上。如：进言。
5、量词，旧式房院层次。
6、意为七十。
(3)中羿币数字货币研究所扩展阅读：
类似的数字代表字还有：
1、二百：皕、
拼音：[bì]
释义：皕，二个百组成，顾名思义就是二百的意思。“一皕子”也就是二百年，也可以引申为“多、丰富、超出预期的”。
2、八十：枯
拼音：[kū]
释义：“古”意为“老”。“木”与“古”联合起来表示“古老的树木”。本义：年久的树木。辨析：枯与槁。“枯”指年久的树木。“槁”指树冠光秃)。在古代，枯还表示数字“八十”。
④ 汉字和汉文化的关系
漫谈汉字与汉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
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
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
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
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
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
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
（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
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
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
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
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
3、字谜和隐语
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
拿不出手 （谜底是“合”）
你我各一半 （谜底是“伐”）
主见差一点 （谜底是“现”）
木字多一撇 （谜底是“移”）
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 （谜底是“术”）
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
下楼来，金钱“卜”落。
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
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
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
“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
“千”里相思一撇消。
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
4、回文诗和宝塔诗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
正读：
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
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注：本文中所引材料，主要来自下列文献：
《汉字文化学》，何九盈，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语言与文化》，罗常培，语文出版社，1989年9月版；
《修辞手法与广告语言》，倪宝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广告语创作透视》，邵敬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巧体 ? 怪体 ? 杂体--诗词曲》，白焕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版。
⑤ 中羿理财骗人
几万就EGD网络黄金，你就发了。EGD网络黄金的价值增长与其他数字货币不同，它主要不是源于人际间交易带来的价格增长，而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商家加盟参与的价值叠加。由于网络黄金的增值属性，所以商家和消费者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良性循环是推动网络黄金只涨不跌的主要因素。由于网络黄金的价格是由市场交易决定的，不会象股票一样被操盘手掌控，所以不会出现跌价的.去中心化，开源代码，总量限定，专属所有，即时交易等等，每日升值，这是最大的特点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傻傻的坚持，用一颗简单的心，不带太多期望上路，一路上不断去发现惊喜，不管到来的是好是坏，都去接受和欣赏，并为之感激。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像。有些事情要等到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个错误；有些东西，要等到你真正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写好里面的内容！让它变的与众不同，无可替代！
⑥ 我的未来网在重庆哪个地点能用虚拟货币
这个网站存在巨大的风险，也没有声称接受虚拟货币。数字货币一般是指比特币、瑞泰币、莱特币这些主流的数字加密货币。下面是央广网关于我的未来网的新闻报道：
5月19号
山东潍坊金融风险防控办公室发函，称“我的未来网”采取会员加盟方式经营，会员以高出市场价三倍以上的价格购买该网站商品，36天后网站返还90%到100%购物款，参与人数庞大，存在巨大风险隐患。
潍坊金融办副主任欧永生告诉记者，有群众来反映情况，金融办认为这种模式存在风险。有这样的隐患。
“我的未来网”随后对潍坊金融办的函件给予声明，认为该函群众反映的情况“严重不实”，认为该网站在潍坊落地三年以来，“没有发生一例会员消费不兑现和供应商借款拖欠的情形”。
在网站创始人褚武军的一份公开演讲里，褚武军认为加入“我的未来网”“足以一辈子能过好日子”。他表示，学会赚积分赚币买东西报销结束，就这么简单。将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进来。
互联网金融专家羿飞指出，“我的未来网”的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庞氏骗局，涉嫌非法集资。
羿飞表示，他承诺以一定的收益去回购自己销售的东西，而且这个收益率特别高，说是36天能返还90%到100%的购物款，咱们把它算成月化的话，其实是每个月的收益是30%左右，这个太可怕了。正常的投资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收益的。它就是吸纳新的资金，还老的回报的庞氏骗局。
而对于实体店里价格昂贵的商品，羿飞认为，这只是流转过程中的标的物，商品的买卖环节只是其非法集资的包装，该网站还有传销的一些特征，消费者一定要警惕风险，避免投机心理。
潍坊金融办副主任欧永生表示，金融办不是监管部门，其具体的运作模式和涉及人数以及资金情况需要主管部门去了解，因此只能发函给市商务局。具体的监管部门不在金融办，这个是电子商务方面，属于商务局，谁主管谁负责。
羿飞指出，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跑路的企业很多，金融部门没有执法权角色很尴尬，尤其在金融部门发出风险警示到企业资金断裂之间的这个阶段，监管薄弱，需要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潍坊市商务局下一步的动作引人关注。
羿飞表示，金融部门没有执法权，能出这个风险提示报告其实就做到极致了，下一步就是有人拿不到钱了，去报警，警方才会介入，现在处于中间阶段的尴尬境地。现在属于咱们国家的一个监管缺失，国家已经组织了一些跨部门的会议，以后会越来越好了。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也不能跟着风险在动。金融部门提示您：未来有风险，花钱需谨慎。究竟是天上掉馅饼还是地下有陷阱，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