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静数字货币

Ⅰ 晋商的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晋商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 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