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货币监管政策内容

A. 过去一年60多国发展数字货币，我国的水平如何

近年来，我国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数字货币发展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面临不少挑战。我国数字货币发展起步于私人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市场需求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私人数字货币市场的发展。除比特币外，一些虚拟货币的交易规模也逐步增大。由于缺少相应的监管政策举措，私人数字货币在发展中呈现出无序状态，并出现了一些风险性事件，导致部分投资者出现较大损失并一定程度冲击金融系统稳定。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监管部门出台了严厉的治理整顿措施，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市场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主动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等相关工作，政府部门在我国数字货币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B. 数字货币交易合法吗

国内买卖数字货币违法。
根据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出《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公告指出，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公告》指出，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2)中国数字货币监管政策内容扩展阅读：
央行表示，目前市场上所谓“数字货币”均非法定数字货币：
央行货币金银局在其官网上发布《关于冒用人民银行名义发行或推广数字货币的风险提示》称，近日个别企业冒用央行名义，将相关数字产品冠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发行”，或是谎称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推广团队，企图欺骗公众，借机牟取暴利。
央行表示，央行尚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未授权任何机构和企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无推广团队。目前市场上所谓“数字货币”均非法定数字货币。央行还提示，某些机构和企业推出的所谓“数字货币”以及所谓推广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行为可能涉及传销和诈骗。
实际上，比特币、莱特币等虚拟货币就是所谓数字货币的代表。而央行在2016年曾表示，正在研究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此前对媒体表示，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方案已完成两轮修订，未来有望在票据市场等相对封闭的应用场景先行先试，但推出暂无明确时间表。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有人冒用央行名义发行数字货币？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C. 央行行长易纲专访释放六大信号！提到了数字人民币、货币政策

5月26日，央行官网发布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就重点问题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全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采访内容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经济数据转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安排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待加大。
易纲认为，目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4月份制造业PMI为50.8，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易纲称。
易纲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根据央行数据，去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6个百分点；同期社融增速为10.7%。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去年，而M2和GDP增速目标高于去年，宏观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五方面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市场高度关注这一工具的具体内容。
易纲解读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包括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信用债融资方面，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公司信用债净融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PPN）净融资规模2.2万亿，今年增加1万亿的目标意味着净融资规模将达到3.2万亿。今年市场利率下行，债券发行利率也走低，增加信用债融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全年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其发行主体主要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易纲提出的目标相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金融风险关注银行风险，疫情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了时间表：2018年边制订攻坚战行动方案，边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已实现良好开局；2019年承上启下，全面、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易纲认为，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在各类风险中，易纲重点关注银行风险。易纲表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具体来看，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态势，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弱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第一季度，城商行利润同比下降1.2%，农商行利润同比仅增长1.9%，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7%和9.4%。
资本充足率方面，第一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仅上升0.01个百分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更是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分别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同比分别上升0.57个百分点和0.0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下降0.0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下降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分别下降29.37个百分点和6.7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则上升了7.71个百分点。
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9年8月，央行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LPR参考MLF，贷款利率则锚定LPR——央行的政策利率能直接传导至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于2020年3月1日如期启动，并将于今年8月完成。
目前来看，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明显增强。央行数据显示，4月的1年期LPR品种报3.85%，相比改革前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46BP；5年期以上LPR品种报4.65%，相比改革前下降了25BP。企业贷款利率降幅更大，2020年3月，一般贷款利率为5.48%，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了62BP。
易纲认为，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
易纲指出，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数字人民币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易纲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他表示，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
易纲表示，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这一目标增速相比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不过，去年普惠小微贷款任务超额完成。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五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万亿元，相比上年末增长53.1%。
一直以来，大量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结就在于缺乏足够的抵质押物。而信用贷款不需要企业提供完全担保，银行凭着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誉的了解发放贷款，能够帮助诚信经营的企业快速获得融资支持。
2020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占15.4%，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信用贷款业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以下为央行网站披露的专访全文：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您怎么看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
易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40万，并仍在扩散。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失业人数大幅增长。特别是二季度，各国抗疫采取的“大停摆”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集中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认为，二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缩强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并未消除。
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重大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了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在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看效果如何？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易纲：为对冲疫情影响，2月1日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迅速出台了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加大总量逆周期调节，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对冲政策累计达5.9万亿元，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总量上，我们通过3次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超预期投放流动性，坚定支持我国金融市场在春节后2月3日如期开市，坚决稳定金融市场信心。
价格上，我们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并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结构上，我们根据疫情形势，精准施策，积极运用3000亿元专项优惠再贷款、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6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优先支持疫情防控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等。
政策配合上，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对于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期限，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这些综合举措，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在大部分经济指标下滑的情况下，货币信贷逆势增长。1-4月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12%，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体现了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降、面扩”。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1%，增速比上年末高2个百分点。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4%，比上年12月下降0.77个百分点。4月末在金融机构有贷款余额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800万户。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记者：当前，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凸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请问央行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有哪些举措？
易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一是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也就是支持保供。截至5月23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支持银行向7000多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近2800亿元，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5%。专项再贷款是特事特办、特事快办，在抗疫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放之前有严格流程，发放之中有台账制度，发放之后有审计部门的核查，对违规发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了专款专用。
二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截至5月21日，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支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共4720亿元，共支持企业（含农户）57万户。专用额度政策设计是市场化的普惠金融机制，兼顾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中小银行的保本运营，对银企双方都是可持续的。
三是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4月30日，金融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了延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行应延尽延。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督促核心企业账款确权，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
记者：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加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有哪些防范措施？
易纲：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委具体要求，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但是，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同时，若国际疫情形势长期化，全球经济增长受损日益严重，境外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仍会蔓延，对我国市场造成冲击，并给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不确定性。
下一步，我们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人民银行将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处理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突出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相关股东和债权人应依法承担相应损失，严厉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失职渎职等行为。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人民银行已经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LPR与市场资金供求相关性明显增强。比如，2020年5月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自去年8月改革以来分别累计下降0.4个和0.2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市场资金供求变化。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增强。2020年5月中旬，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占比为35.3%，是LPR改革前的近4倍，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已被打破。
三是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
四是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记者：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近年来金融部门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开放举措的落地情况如何？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今年在金融开放领域还有哪些新举措？
易纲：近年来，金融部门集中宣布了40多条对内对外自主开放措施。目前，这些措施落地进展良好，绝大多数措施已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落地。
一是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不断放宽。
二是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三是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近期，万事达卡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筹备申请已获批，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这些开放措施着眼于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部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风险防范，推动金融监管的能力、强度与金融对外开放相互适应、齐头并进。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自主开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
三是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尊重契约，保护产权，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机制，将更多的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强化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记者：中国央行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并且已经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大意义是什么？目前测试工作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正式发行？
易纲：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经批准，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记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央行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做好“三农”方面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易纲：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金融支持与风险防范相结合，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组织、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和发展扶贫产业，推动金融支持与产业扶贫融合发展，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金融支持。
三是促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加强贫困地区信贷资产质量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的监测，及时提示预警，防止出现“因贷致贫”。
四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支付、征信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能力，系统总结宣传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开展2020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D. 关于数字货币政策，央行行长易纲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无论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就易纲而言，对于数字货币政策，站在央行的立场上，其已透露出：
第一，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不大放水，也不猛然收缩。
第二，不会改变比特币得不到合法承认这一点；
第三，强监管，抓安全，保持稳健中性发展；
第四，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考虑到中国政府对数字货币的一贯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应该是当前的导向和趋势。
另外，虽然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时指出，将对数字货币的采取严厉态度，但并不表示将停止对数字货币研究的脚步，目前，央行在研究数字货币怎样能够以更好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以最好的形式安全地发展，规避可能的负面影响，让数字货币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尽管监管趋严，但依然相信未来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发展将会采取疏堵结合的做法。

E. 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现状及趋势

1、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20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增长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70.4%，已建成5G基站71.8万个，5G终端连接数据超过2亿。我国庞大的数字经济规模和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以及电子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快速发展，为研发和推广数字人民币创造了有利条件。
2、重要的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为催生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驱动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全方位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亟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为依托，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失时机地推出数字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人民币的诞生是顺应技术进步和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竞相着手推出数字货币的大趋势中掌握先机。
3、目前，我国数字人民币布局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开始对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进行专项研究。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完成法定数字货币第一代原型系统搭建。2020年5月初，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进入试点阶段，截至2020年8月底，数字人民币在全国共落地试点场景6700多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此外，数字人民币也将在明年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测试。
4、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M0），其具备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基本功能，与实物人民币一样是法定货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法偿性。考虑到我国国情以及居民的支付习惯、年龄结构、安全性需求等因素，实物人民币将不会消失，数字人民币将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而且两者都是央行对公众的负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经济价值。 与一般电子支付工具相比，数字人民币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两者虽都是一种方便公众的支付工具，但数字人民币更加便捷，可以实现双离线支付，即便网络信号不佳的情形下也能完成支付交易。数字人民币的优势还在于它是国家法定货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是安全等级最高的资产。
5、此外，数字人民币具有可控匿名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上述数字人民币的优势是一般电子支付工具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数字人民币和一般电子支付都可应用于日常支付，但两者不是竞争和取代关系，数字人民币是借鉴电子支付技术和经验，为公众提供一种新的通用支付方式，以提升金融普惠水平为宗旨，对现有支付体系形成了有益补充。所以，与和实物人民币之间的关系一样，数字人民币也将和一般电子支付工具长期并存。
6、当前，我国数字人民币的探索走在了世界前列，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尚处在试点测试阶段，距离真正落地还需一定时间。数字人民币相关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体系建设、金融基础设施与运营技术路线的统筹协调、基于数字人民币的金融新业态发展、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等，都是下一阶段数字人民币发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数字人民币是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助推器，在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在中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支撑下，数字人民币的未来大有可期。

F. 副行长范一飞：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考

一、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应采用双层投放体系
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在设计和投放(发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需要考虑网络覆盖不足的偏远地区的使用问题。如果采用单层(one-tier)投放，将面临上述因素所带来的极大考验。为提升央行数字货币的便捷性和服务可得性，增强公众使用意愿，可考虑采用双层(two-tier)投放，来应对上述困难。
“双层投放”有利于充分利用商业机构现有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通过市场驱动、促进创新、竞争选优。商业银行等机构的IT基础设施应用和服务体系已比较成熟，系统的处理能力较强，在金融科技应用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储备较为充分。因此，在商业银行现有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及成熟的应用和服务体系之外，另起炉灶、重复建设，对社会资源是巨大的浪费。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等机构可以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来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共同运行。这既有利于整合资源、发挥合力，也有利于促进创新。而且，大众已习惯通过银行等商业机构处理金融业务，双层投放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接受度。
“双层投放”有助于分散化解风险。在以往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央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银行间清算支付系统是直接服务金融机构，央行数字货币是直接服务公众，涉及千家万户。如果仅靠央行自身力量进行研发，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既要满足安全、高效、稳定的目标，还要满足用户体验需求，很不容易。同时，央行还受制于预算、资源、人员和技术等客观约束，通过两级投放的设计，可避免将风险过度集中。
“双层投放”可以避免“金融脱媒”。“单层投放”下，央行直接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将形成竞争关系。显然，由央行背书的央行数字货币的信用等级高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可能出现“存款搬家”，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此外，商业银行吸纳存款能力降低会增加其对同业市场的依赖，抬高资金价格，增加社会融资成本，损害实体经济，引发“金融脱媒”。为保持其放贷能力和金融稳定，央行将不得不对商业银行进行补贴。极端情况下，还会颠覆现有金融体系，出现央行包打天下的“大一统”局面。
综上，“中央银行-代理投放的商业机构”的双层投放模式是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的选择。首先，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为保证货币不超发，代理投放机构需要向央行按100%全额缴纳准备金。所以，公众所持有的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其次，不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构成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竞争，不会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也就不会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再次，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因此也不会对现行实体经济运行方式产生负面影响。最后，该模式更有利于发挥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节约成本、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提升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此外，由于具有央行背书的信用优势，有利于抑制公众对私有加密数字货币的需求，巩固我货币主权。
二、在双层投放体系安排下，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应以账户松耦合的方式投放，并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为保持央行数字货币的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双层投放体系应不同于各种代币的去中心化发行模式。第一，因为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其债权债务关系并未随着货币形态而改变，因而仍必须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需要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调控职能。第三，不改变二元账户体系，保持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方式。第四，为避免代理投放机构超发货币，需要有相应安排实现央行对数字货币投放的追踪和监管。
因此，央行数字货币应坚持中心化投放模式。不过，这里所说的中心化投放模式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也有所不同。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账户完成，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方式。央行数字货币则应基于账户松耦合形式，使交易环节对账户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这样，既可和现金一样易于流通，又能实现可控匿名。央行数字货币持有人可直接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有利于人民币流通和国际化。另外，如果没有交易第三方匿名，会泄露个人信息和隐私;但如果允许实现完全的第三方匿名，会助长犯罪，如逃税、恐怖融资和洗钱等犯罪行为。所以为取得平衡，必须实现可控匿名，只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在松耦合账户体系下，可要求代理投放机构每日将交易数据异步传输至央行，既便于央行掌握必要的数据以确保审慎管理和反洗钱等监管目标得以实现，也能减轻商业机构的系统负担。
三、中国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应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
现阶段，M1和M2基于商业银行账户，已实现电子化或数字化，没有用数字货币再次数字化的必要。支持M1和M2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如大小额支付系统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等)、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各类网络支付手段等运转正常，且在不断完善升级、日益高效，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用央行数字货币替代M1和M2，既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还会造成对现有系统和资源的巨大浪费。相比之下，现有纸钞和硬币的发行、印制、回笼和贮藏等环节成本较高，流通体系层级多，且携带不便、易被伪造、匿名不可控，存在被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实现数字化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另外，非现金支付工具，如传统的银行卡和互联网支付等，都基于账户紧耦合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公众对易用和匿名支付服务的需求，不可能完全取代M0，特别是在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民众对现钞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央行数字货币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将是替代现钞的最好工具。
正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不应对其计付利息。这样既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由此引致通胀预期。相应地，也不会对现有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大的冲击。
同理，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M0替代，所以也应遵守现行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的规定。为配合反洗钱等相关工作，可要求相关机构就央行数字货币的大额及可疑交易向央行报告。同时，为引导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小额零售业务场景、不对存款产生挤出效应，避免套利和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可对其设置每日及每年累计交易限额，并规定大额预约兑换。必要时，也可考虑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兑换实现分级收费，对于小额、低频的兑换可不收费，对于大额、高频兑换和交易收取较高费用以增加兑换成本和制度摩擦。在利率零下界的情况下，这种安排还可为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创造条件。
四、对央行数字货币加载智能合约应保持审慎态度
根据尼克·萨博(Nick Szabo)给出的定义，智能合约是一套以数字形式定义的承诺，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智能合约被写入计算机可读的代码中。一旦达到触发条件，由计算机自动执行。可以加载时间、信用等前置条件，也可以被应用于缴税、反恐融资等多种场景中。
然而，如前所述，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具有无限法偿性，即承担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等职能。原有现钞并未承载任何其他的社会与行政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禁止故意损毁人民币。所以，在现钞上添加额外社会或行政功能实际上有损毁人民币之嫌。
为保持无限法偿性的法律地位，央行数字货币也不应承担除货币应有的四个职能之外的其他社会与行政职能。加载除法定货币本身功能外的智能合约，将影响其法偿功能，甚至使其褪化为有价票证，降低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也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还会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和央行履行宏观审慎职能。同时，还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不利于个人权益保护。

G. 数字货币在中国合法吗该怎么使用数字货币

中国目前有不少民众都在投资数字货币，有的小伙伴就有疑问了，数字货币在中国合法吗？今天就跟大家谈谈目前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

数字货币是一把双刃刀，一方面，其所借助的区块链应用完成了区块链技术，能够用于数字货币之外的别的行业，这也是BTC遭受热捧的缘故之一；另一方面，假如数字货币被做为一种贷币遭受群众的普遍应用，则会对财政政策实效性、金融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系、金融业平稳等层面造成极大危害。

H. 央行数字货币政策

这些在央务官网上都有你可以去官网上了解一下

I. 中国2015年有什么政策关于虚拟货币的吗

2015年中国政府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虚拟货币的相关政策。唯一的政策是央行在2013年把比特币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互联网商品，否定其货币属性。在2015年央行召开了一次数字货币研讨会，央行计划发行数字货币。其它的没什么政策了，不过一般情况下不管出什么政策，比特币、瑞泰币、微盟币这些正常的数字货币影响一般不是太大。